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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制造業排名上升而優勢收窄：勞動力成本上升是主因

絕對排名上升明顯，但競爭力優勢卻相對下滑——這是在量化分析單位勞動力成本的“顯微鏡”下，看到的中國制造業競爭力現狀。4月9日，第一財經研究院在博鰲論壇期間推出《中國與全球制造業競爭力》報告，以主要經濟體和主要細分行業的勞動力成本變化，揭示全球制造業競爭力的格局。

報告顯示，在2000年至2016年十年間，中國單位勞動力成本競爭優勢排名從第8位上升到了第4位，但其競爭力優勢卻出現了下滑。名義勞動力成本的大幅上升，是導致這一變化的主因。

競爭力是可以被量化的。在《中國與全球制造業競爭力》報告中，競爭力被定義為生產單位價值產品所需要付出的成本；這意味著，其成本越低，競爭力就越強。若將成本分為資本和勞動力來區別來看，相對於全球，資本更為透明、趨同；但勞動力成本更難被度量，且對競爭力的影響更加重要。

數據來源：第一財經研究院、CIP/ChinaKLEMS

《中國與全球制造業競爭力》報告以中國為基準點，追蹤和比較本世紀以來全球19個主要經濟體19個制造業分類基於勞動力成本的競爭力變化。其核心是通過單位勞動力成本（ULC），測算全球主要制造業國家、主要制造業行業生產每個單位實際增加值所需要支付的名義勞動成本，來呈現全球制造業競爭力格局的變化軌跡。

而為了全面反映國際競爭力的變化，報告還考慮了本幣的實際購買力，即對實際增加值做“生產成本法購買力平價（PPP）”的調整。單位勞動力成本越低，代表一個經濟體或一個產業越具競爭力。

經過PPP調整後，從單位勞動力成本變化上看，中國出現了令人關註的變化。中國單位勞動力成本競爭優勢排名從2000年的第8位上升到了2016年的第4位。但與此同時，中國制造業的絕對競爭力優勢卻出現了下滑。這一對比顯示，中國單位勞動力成本值與全球平均水平差距的縮小。

事實上，中國過往的經濟增長模式，與這種變化正相互呼應。在過去的增長模式下，地方政府之間由追求治理政績所激勵的GDP競賽，導致各個地區不遺余力地通過壓低要素成本以及其他各種補貼方式招商引資，環境成本也往往未被計入。在勞動力充分供給的條件下，加上得益於信息技術時代的制造技術條件，使中國制造業在相當短的時期內實現了超高速度增長。

但在金融危機後，大多數經濟體的平均勞動成本上升在大幅度放緩的時候，中國制造業的平均勞動成本增長速度卻從危機前的11%，攀升到了危機後的13.1%，增長速度已經是全球主要制造業國家最高水平。相比之下，印度從10.6%降到了4.7%，巴西和俄羅斯的平均勞動成本則出現了絕對意義上的下降。

名義勞動力成本的大幅上升，正是導致中國制造業相對優勢下降的主要原因。

在報告考察的19個經濟體中，中國和美國是單位勞動力成本變化最穩定的兩個經濟體。但中國的單位勞動力成本上升速度快於美國。2008年金融危機前，中國和美國單位勞動力成本年均增速為1.5%、0.4%；危機後，中美這一指標則分別上升到1.7%、0.5%。值得註意的是，同期的全球平均單位勞動力成本增速，卻從危機前的1.5%下降到了-2.5%。比如全球制造業第三大國日本的單位勞動力成本一直在下降，第四大制造業國家德國在危機後也進入了單位勞動力成本的下降過程。

“危機後，高投資、高杠桿、低估環境成本的經濟增長模式降低效率的弊端暴露無疑，這種增長模式已經不可持續。”報告對此提出，中國正在推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試圖從供給端全面解決過往增長模式的弊端，初見成效，但也任重道遠。未來，環境和要素的成本被更多直至全額計入，勞動力供給短缺等原因還會導致勞動力成本上升；若效率提高不足以彌補這些成本的上升，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將會快速下滑。

《中國與全球制造業競爭力》是全球第一份覆蓋主要經濟體和主要細分行業的勞動力成本競爭力報告，全面評估了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版圖中的實力崛起和變遷趨勢。推出該報告的第一財經研究院/智庫，是第一財經旗下的非營利獨立智庫研究機構，其宗旨為“致力改善經濟政策”。智庫以全球化的國際視野，基於事實和數據的獨立研究和分析，提供創新的可實施政策方案和建議，以提高中國經濟政策的質量和透明度，並推動有效而公平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

照看家屬限制了大量農村勞動力外出

近日，國家統計局發布《2017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其中的數據進一步證明，2010年以來，農民工老齡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農民工趨向老齡化

農民工老齡化的趨勢具體表現在：

第一，平均年齡上升。2010年，農民工平均年齡是35.5歲；2014~2017年，農民工平均年齡分別上升到38.3歲、38.6歲、39歲與39.7歲。

第二，每年新增農民工中，50歲以上農民工的數量所占比例越來越大。2014年，當年50歲以上的農民工（即通常所說的高齡農民工）的增加量（597萬）第一次超過了全部農民工的增加量（501萬）。到2017年，中國農民工數量比2016年增加了481萬人，同年，高齡農民工比上年增加了711萬人。

農民工從事的主要是體力勞動，因而與高齡農民工相比，青年農民工在體力、反應靈敏度、動作準確度等方面具有優勢。正因如此，用工單位總是盡可能使用青年農民工。

近幾年之所以會新增這麽多高齡農民工，是因為用工單位已招不到青年農民工。就拿2017年來說，這一年，全國16~30歲的農民工減少414萬人，31~50歲的農民工僅增加184萬人，這意味著50歲以下農民工的數量是減少的。只是因為51~60歲的農民工增加了489萬人，60歲以上的農民工增加了222萬人，2017年全國農民工才增加了481萬人。

60歲以上農民工年老體衰，屬於農民工中的弱勢群體。如今，連他們都能找到工作，而且2017年其新增數量居然占到當年新增高齡農民工的近1/3。

這些數字給人的印象，似乎是鄉村“勞動力蓄水池”已接近枯竭。

鄉村並非沒有勞動力

鄉村真的沒有更多可成為農民工的勞動力了嗎？讓我們來算一下。

2017年年末，中國鄉村就業人員數量為35178萬；從中直接減去28652萬農民工，剩下鄉村勞動力只有6526萬，似乎確實所剩不多。

但上述估算有一個致命錯誤在於，估算中的農民工是按戶籍口徑統計的，而鄉村從業人員是按照常住口徑統計的。根據2006年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的數據，鄉村戶籍從業人員數量為55511萬，常住從業人員為47852萬，前者比後者要多7659萬。2006年，中國外出農民工數量是13181萬，2017年的外出農民工數量是17185萬。按比例推算，非農民工的鄉村勞動力數量，應該在前面提到的6500萬的基礎上，再增加1個億。

如此算來，鄉村還有超過1.6億的勞動力。扣除其中一部分因種種原因只能從事農業的勞動力（例如，通過生產特色農產品獲得了滿意收入），能夠成為農民工的鄉村勞動力至少在5000萬以上。

照看家屬耗費了大量勞動力

從家庭的角度來看，勞動力需要同時承擔兩種職能：一是通過工作獲得收入來養家；二是照看生活上無法自理或無法完全自理的家屬（如孩子、老人、病人、孕婦等）。

農民工包括本地農民工與外出農民工。本地農民工就在本鄉鎮工作，邊工作邊照看家屬沒有問題。外出農民工中，有一部分是全家進城的，還有一部分名義上在外縣甚至外省工作，實際上離家不遠、天天可以回家，他們同樣能夠一邊打工，一邊照看家屬。但絕大多數外出農民工“工作在城鎮、家屬留鄉村”，無法在掙錢養家的同時照看家屬。

外出農民工走了，他們留在鄉村的家屬誰來照看？現實中，絕大多數家屬是由其他鄉村勞動力——往往是外出農民工的配偶、父母或親戚來照看的。以兒童為例，根據全國婦聯2013年發布的報告，全國鄉村留守兒童數量為6102.55萬。其中，父母僅一方外出的占53.26%；父母都外出、與祖父母一起居住的占32.67%；父母都外出、與其他人一起居住的占10.7%；父母都外出、自己單獨居住的僅占所有留守兒童的3.37%，即205.66萬。不論該報告對留守兒童的定義是否恰當，有四五千萬鄉村勞動力在照顧這些兒童，應該是事實。

如何滿足外出農民工照看家屬的需要

本世紀初之前，由於鄉村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城鎮用工極為挑剔。鄉村四五十歲的勞動力就是進城，也沒有多少人能找到工作。此時，把孩子留給“反正閑著也是閑著”的爺爺奶奶帶，爸爸媽媽進城打工，既是農民工家庭也是用工方的最佳選擇。

但隨著城鄉對農民工需求的擴大，爺爺奶奶們的就業已經容易多了。全部外出農民工中，40歲以上的人所占比例，2001年只有12.7%，到2004年上升到15.5%，2011年達18.2%，2014年達25.1%，2017年更達27.7%。城鎮用工方希望更多的鄉村勞動力能進城打工。與此同時，隨著農民工平均收入的增加和農民工對子女教育的日益重視，一部分農民工父母寧可放棄外出打工的較高收入，也要回家照看子女。面對以上變化，以往外出農民工掙錢養家與照看家屬相分離的舊格局，正遭遇越來越大的挑戰。

那麽應該如何應對這一挑戰呢？

如前所述，外出農民工中，有一部分人是舉家外出的，他們可以做到打工與照看家屬兩不誤。但中國城鄉生活開支差距巨大，僅日常消費支出，城鎮就是鄉村的3倍。因而全家進城只能是一部分收入較高農民工的選擇。據《經濟參考報》援引國家統計局數據，2016年“農民工最高20%收入組的月均工資已經達到8823元”，相當於當年全國農民工人均月收入3275元的2.69倍。而舉家外出農民工在全部外出農民工中的比例，多年來也維持在略高於20%的水平上。這兩個比例大體相當，絕非全屬巧合。

以上分析表明，如果不解決外出農民工要掙錢就無法照看家屬的矛盾，相當一部分鄉村勞動力就只能為了照看家屬而滯留在鄉村，同時城鎮卻面臨用工荒；而要解決這一矛盾，就必須大幅提高外出農民工的工資，使他們能夠負擔全家進城團聚而增加的生活開支，從而把滯留鄉村照看家屬的鄉村勞動力資源釋放出來。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經濟可行性尚缺，亞行專家認為機器人替代勞動力的可能性並不高

越來越多的人擔心機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崛起，會導致大規模的勞動力被替代，造成大規模失業。但亞洲開發銀行的研究表明，有充足的理由對亞洲創造就業的前景保持樂觀。

5月29日，在上海交通大學舉行的安泰•問政——技術革命將如何影響就業的論壇上，亞洲開發銀行副首席經濟學家兼經濟研究與區域合作局副局長莊巨忠指出，不同方法估算機器人替代勞動力的可能性結果會有很大不同，如果用更加充分的數據資料去研究，其實機器人替代勞動力的可能性並不是很高。

莊巨忠對第一財經記者進一步分析道，新技術的發展，開始的時候成本比較高，盡管在技術上可行的機器可以替代勞動力，但是經濟上不一定可行。

世界經濟論壇2016年發布的《未來就業報告》預測，未來5年，由於全球勞動力市場出現顛覆性變革，如機器人和人工智能技術的崛起，全球15個主要國家將有超過710萬個就業崗位因為裁員、自動化發展和中介環節減少而消失，受新增200萬個就業機會的抵消，實際上將有510萬個就業崗位凈減少。

莊巨忠則對亞洲創造就業的前景保持樂觀，並分析了幾個方面的原因。

“新技術通常只替代一個職業的部分工作, 而非全部。”莊巨忠指出，每一個職業可以區分為重複勞動和不重複勞動，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根據現在的研究，重複的體力勞動被機器替代的可能性最高達到70%~80%，重複的腦力勞動被替代的可能性也達到60%~70%。但非重複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被機器替代的可能性都比較低，其中，非重複的體力勞動為20%~30%，而非重複的腦力動力則在20%以下。

“同時，技術可行性並不能保證經濟可行性。”莊巨忠對第一財經記者談道，技術可行性不考慮成本和收益，但經濟可行性就是如何保證在經濟上是最有效的。“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工資水平低，盡管技術上可行，但實際上不一定會去替代。比如他們用機器人成本非常高，而他們的勞動力成本很便宜，如果兩者的產出是一樣的，那麽他們還是會選擇用勞動力。發達國家也存在這個問題，當然發達國家的技術可行性與經濟可行性差距相對小一些，因為他們工資高。”

“再則，收入和需求的增長會創造就業，新技術也會創造新職業和新行業。”莊巨忠舉例道，2005年到2015年期間，亞洲12個國家因收入和需求增長所創造的就業總量超過了技術進步所替代的勞動力總量。技術進步使得總的就業減少了66%，這10年時間，相當於每年1億的勞動力被減少了，但由於收入和需求的增長，每年增加的就業相當於1.30億的人口，抵消之後，亞洲這12個國家每年增加3000萬的就業。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黃少卿也認為，沒必要過多考慮技術進步一定會對就業帶來持續的影響，技術進步並不是脫離人類的需求而獨立發展的。“比如，自動化導致某個產業的數量急劇上升，結果是價格降的很厲害，但需求並沒有大的增加。這樣的話，行業的自動化水平進一步上升的經濟可行性就變得不高，它一定會在某一個時間點或水平線上停下來。”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上海市經濟學會副會長陳憲則提出，技術進步會增加人的閑暇時間和消費需求，這就會催生很多新的行業和就業。“比如，現在在健身、美容、旅遊、學習、培訓等領域，上海不斷地開出很多新店。”

同時，莊巨忠也表示，新技術會給部分勞動力帶來不利影響, 特別是那些從事重複性體力勞動的職業，這需要政府在教育和技術培訓、勞動力市場制度、社會保險制度以及稅收制度等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前三個方面都需要錢，需要政府去支付，所以稅收制度的完善和改革就顯得非常重要。”

“技術進步對收入差距的影響非常大，過去這樣，將來也會這樣。工資大家都增加了，但高技術工人的收入增長會快於低技術工人。因此一方面需要通過稅收增加政府收入，另一方面也能縮小收入差距。”莊巨忠對記者表示，目前，亞洲國家平均來說，政府稅收收入占GDP的比例不是很高，特別是個人所得稅占GDP的比例不高，這一比例在中國為1.5%不到，印尼是1%，孟加拉是1%不到，越南是0.5%，而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中的發達國家，在一占比在8.5%到9%之間，日本也有6%。

莊巨忠還提出，政府在支持新技術發展方面，要加強對電信、通信基礎設施的投資，要反對新技術企業的壟斷，還有有消費者隱私的保護和數據的保護。

黃少卿也表示，技術的發展需要有制度基礎，比如在大數據時代，如果沒有產權的保護，沒有對隱私權的保護，對個人尊嚴的保護，沒有市場機制在起作用，要想在這個社會當中拿到準確數據並且來進行大數據的分析和運用，恐怕很難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