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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億網遊市場成賭場 “銀商”亟待法律監管

網絡遊戲，尤其手持端的網絡遊戲正在成為人類主要的休閑方式之一。

據《2016遊戲產業報告》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遊戲市場實際銷售收入達到1655.7億元，同比增長17.7%，已經連續3年突破千億大關。其中移動遊戲市場用戶規模達到5.28億，收入819.2億，同比增長59.2%。

12月21日，在由北京大學法治與發展研究院主辦的2016中國遊戲創新與合規峰會上，北京大學教授薛軍指出，網絡遊戲產業豐富了人們日常的文化生活，但行業發展中很多特殊的法律和公共政策方面的問題也隨之出現。在如此的產業規模和參與人群面前，網絡遊戲合規性問題應當得到立法者、司法者和行政法機關的高度關註。

這次峰會上，來自遊戲運營公司、行業協會、法律界以及高校等代表就網絡遊戲的發展與合規、“銀商”的法律行為與定性等前沿問題發表了不同看法。

其中最應當引發關註的便是網絡賭博問題。但凡是吸引人的網絡遊戲，都會完美結合人類的賭博天性和好奇心。賭博已成為網絡遊戲最大的痛點之一，“銀商”群體的監管難題，成為與會者關註的最大焦點。

合規是遊戲的先在性規則

網絡賭博、沈迷遊戲、網癮悲劇、遊戲衍生的犯罪等社會問題在網絡遊戲日益發展的背景下不斷出現，遊戲直播競猜、“銀商”非法倒賣遊戲幣等違法現象也日益嚴重。

以棋牌類網絡遊戲為例，騰訊法務部高級法律顧問陳清歆介紹，騰訊棋牌遊戲平臺在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積極進行合規監管，在反向兌換、抽頭盈利、用戶間虛擬資產轉移、未設置遊戲輸贏上限、隨機抽取、遊戲玩法涉賭等六個方面都有嚴格紅線。法務部門主要對網絡遊戲的內容、信息標識、虛擬貨幣發行與交易、市場營銷、用戶（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和遊戲直播合規等方面進行審查。

針對沈迷遊戲現象，騰訊集團副總裁陳宇說，配合遊戲內容合規監管，平臺對單個用戶付費的日上限、月上限、遊戲市場、單局總下註金額等進行嚴格的限制，保證網絡遊戲綠色、健康運作。他表示，平臺希望逐步建立一個框架，使網絡遊戲的研發、運營和線下競技賽事的活動，能夠在一個很好的被保護而且是健康可持續發展的體系下運作。

而騰訊公司法務平臺部總經理謝蘭芳則指出，中國還缺乏遊戲分級制度，這是一個很大的弊端，有些遊戲是針對成年人設計的，未成年人不適宜，需要做分類監管，這方面有些企業已經在做，但國家政策方面有待完善。

“銀商”危害遊戲發展

近年來，隨著網絡遊戲的繁榮，一種叫“銀商”的營生開始出現。

所謂“銀商”，是指以營利為目的，在網絡遊戲對局中為玩家提供虛擬幣（該虛擬幣可能表現為虛擬貨幣、遊戲幣、積分等），以及提供虛擬幣與人民幣兌換和結算等的中間商。

實踐中，遊戲玩家因一時輸贏而沒有現金購買虛擬幣時，有的“銀商”還為遊戲玩家提供類似於賒貸業務以提供支持。“銀商”誘導一些玩家倒賣虛擬幣，為玩家進行賭博提供條件，為虛擬幣進行變現提供渠道，加上遊戲外掛、作弊、過度沈迷等問題，危害極大。由此，也產生了合規的遊戲平臺與“銀商”之間的鬥技和鬥法。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朱巍分析表示，從民事法律行為視角來看，“銀商”交易的標的是虛擬貨幣或道具，虛擬貨幣或虛擬道具的財產權屬是受限制的，虛擬貨幣具有單項流動的特點，其發行和交易都有嚴格的規範，目前有《關於加強網絡遊戲虛擬貨幣管理工作的通知》、《互聯網文化管理暫行規定》等規範性文件。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有關研究者表示，從刑事視角來看，“銀商”的行為與定性與相關法律責任問題一直處於探究階段。是進行非法經營罪認定，還是以開設賭場罪與賭博罪的共犯認定，以及關聯的盜竊虛擬財產、網絡詐騙等行為的認定，目前沒有形成成熟的共識。

另外，對“銀商”的刑事打擊，還有一個難點是證據問題，這方面需要遊戲平臺等積極作為。

這一難點在浙江、江蘇等地的司法實踐中已經顯現。一位曾參與類似案件偵查的基層司法人員表示，雖然“銀商”在網絡賭博中普遍存在，但以法律手段打擊“銀商”的案件並不多見，其重要原因是取證困難。他曾經經辦一起案例，涉賭人員遍布全國各地，多數人知道賭博是違法行為，但他們不願意配合警方調查。由於缺乏證據，“銀商”的違法行為很難被查實並追究。

除了司法機關和行政執法機關的監管之外，網絡遊戲平臺和交易平臺的治理至關重要。

專門研究網絡遊戲合規問題的騰訊高級法律顧問陳清歆表示，“銀商”交易行為一般發生在線下，對於網絡平臺而言，監管難度非常大。她介紹說，網絡遊戲尤其棋牌遊戲的監管立法不是非常全面，標準也不是很清晰。基於此，他們在內部盡最大力度在遊戲後臺系統管理權限及虛擬幣發行後臺系統中完善監管環節。整個虛擬幣的發行是網絡遊戲企業非常重要的內容，一旦虛擬幣的發行過量，可能會變相導致有一些員工擅自跟“銀商”合作，所以他們會定期對虛擬幣（包括虛擬貨幣、遊戲幣等）的發行進行監測，也會對虛擬幣實際流通量和它的發行總量進行定期監測和分析。

“銀商”問題除了直接涉嫌違法犯罪外，還會誘發一些共生犯罪。為了獲取更多籌碼，遊戲者在賠率較大的遊戲房間，會設局騙取局外玩家的籌碼，使用遊戲外掛騙取普通玩家籌碼等。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朱巍表示，虛擬財產也是法定的民事權益之一，采用非法手段騙取籌碼的行為，亦可能構成詐騙罪。此外，玩家為獲取折扣更低的籌碼，被詐騙的事例也不少見。“銀商”群體已經成為網絡遊戲生態的破壞者，不能夠在法律制度設計上予以打擊和壓制，勢必會繼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虛擬和現實社會的不穩定。應當引起立法者的關註。

騰訊天璣智趣工作室總監賀誌強介紹，騰訊遊戲平臺針對“銀商現象”進行嚴厲打擊。在遊戲內部，利用技術和大數據分析反外掛、防作弊，進行“銀商”識別和打擊，斬斷“銀商”外圍鏈；提供用戶舉報的功能，一經系統核實，嚴肅處理；在遊戲里面提供了人工的巡場功能，24小時全天候監控作弊行為；此外還努力掐斷“銀商”的遊戲內廣告的傳播渠道，對收金幣、賣金幣這些關鍵詞進行過濾等。遊戲外部，在傳播比較密集的地方，比如排行榜或者是遊戲論壇，通過人工的核查，進行實時的監控。

但是，賀誌強坦承，目前平臺對於作弊、外掛、銀商的非法行為，打擊手段主要是根據遊戲協議進行封號處理，還缺乏法律上比較有力的手段。國內目前對銀商行為還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相關標準不是很清晰。

新華社：春運付費搶票軟件是否違法亟待明確

1月9日消息，再有十來天就是小年了，春運搶票大戰進入白熱化階段。據新華社報道，打開搶票軟件後記者發現一絲“貓膩”，在選擇好出發日期、車次席別、乘車人後，還有一項選擇加速包的選項，20個到200個不等，每個加速包價值一塊錢，這意味著想獲得雲端加速搶票，提高搶票概率至少要多支付20元。

根據媒體報道，今年春運購票期間，攜程、去哪兒、藝龍、智行、高鐵管家等公司均推出有償搶票服務，按照搶到票的概率收取不同檔次的服務費。20元的VIP搶票通道，30元的VIP極速搶票通道、66元的至尊光速搶票通道，“小費”200元封頂……收費五花八門，付費搶票是否屬於“黃牛”、是否違法也引起社會的廣泛討論。

許多網友表示收費平臺的加入擾亂了正常的秩序，對正常排隊買票的人不公平。但多家平臺的客服人員表示，平臺收取的是服務費，且是為顧客個人購買車票，不屬於倒票，和黃牛具有本質區別。

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學研究會副秘書長陳音江表示，火車票是公共屬性的商品，商家利用“一票難求”的心理謀求利益是不可取的。如果只要付錢就可以插隊，會誘導消費者掏更多的錢，價格存在被炒高的可能，這會制造更多的不公平。我們鼓勵互聯網創新，為消費者提供多樣化的服務，但不能給一部分人提供便利的同時，侵犯了其他消費者的選擇權和公平交易權。

有媒體援引我國對火車票銷售、代售服務價格的相關規定認為付費搶票軟件屬於價格違法。根據相關法規，鐵路客票銷售服務費5元封頂，同時在待售過程中，加價或變相收費屬於價格違法。

也有一些人士提出相反觀點。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碩士生導師朱巍認為，搶票軟件的收費行為不違法，因為法律沒有明文禁止。黃牛黨和搶票軟件的本質區別是：黃牛黨是假冒別人的身份證買了票，然後再高價賣給別人;但搶票軟件實際是委托平臺，消費者花一定的費用委托平臺用更快的渠道、更便捷的手段、以更高的可能性來獲取車票，實際的買票行為還是用戶自己，所以它不是黃牛黨行為。

今年全國春運旅客發送量預計將達到29.78億人次，其中鐵路3.56億人次。仍記得，2013年春運期間，佛山一對夫妻因幫助不會網購車票的人訂票，每張火車票收取10元代購費而被警方刑拘一事。時隔4年，付費搶票軟件來了。如果多付錢就能買到票是否傷害了機會平等?收費搶票究竟屬於無可非議的市場經濟行為，還是應當以“違法”論處，亟需有關部門給出答案。

須要亟待解決與完善退市制度 xuyk的博客

    上午，收到大智慧推送的一則報道：

    “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在2017年瑞士達沃斯論壇上說，‘中國資本市場改革還是很不到位，如果改革夠好的話，IPO排隊不應該這麽長’，言下之意，是要加快市場改革，而不是加速市場擴容。”

    這說到點子上了，也是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

    股市是一個典型的複雜性適應系統，任何事件都只是影響股市走向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所有事件的集合才是充分條件。所以，雖然造成當前中小創股災4.0的原因肯定不只是IPO擴容太快，但也不像主流媒體所說的與IPO並無多大關系。IPO擴容過猛，終於充當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這是明擺著的事情，還用再辯？

    ——中小創為什麽會被壓垮的呢？估值太高。

    ——為什麽估值會太高的呢？投機過度。

    ——為什麽投機會過度的呢？企業上市，只進不出，讓企業毫無風險，有恃無恐，都拼命削尖腦袋往里鉆而圈錢，同時也讓炒股人膽子越來越大，投機性越來越強。

    由此可見，退市制度不全才是根本原因，須要亟待解決與完善。按理說，企業一旦上市就變成了公眾公司，也就時時刻刻處在風險之中了。現在可好，上市風險幾乎為零，百利無一害，到頭來吃虧的還不是廣大投資者？這講理嗎？

    股市首要功能是優化資源配置，這是股市的核心意義之所在。如果把IPO當成頭等大事，不顧市場規律，沒有優勝劣汰，只進不出，這樣顛倒邏輯，最終股災不來才怪呢！所以，為了今後註冊制的順利推出與實施，在繼續IPO擴容的同時，須要盡快健全和完善退市制度與機制。參見本人小文《健全制度是市場健康發展的保障》（2017-01-16）、《註冊制須要三大前提匹配》（2015-12-07）。

    資源是有限的和稀缺的，壞企業不被及時淘汰，資源何以優化配置？退市制度不全，形成“劣幣驅逐良幣”格局，既不利於引導廣大投資者走正道，也是對好企業的不公平。股市是優化資源配置的場所，不是肆意圈錢（IPO）的天堂。

聯想手機亟待突破口 財報顯示壓力仍大

在已是”血海“競爭的智能手機市場，聯想集團(HKSE：992)的手機業務依然難言起色。

聯想集團公布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的第三季度業績顯示，移動業務集團(MBG，包括Moto品牌和聯想品牌智能手機)的季度營業額約為22億美元，同比下跌了23%。全球智能手機銷量同比下跌26%，同時，其市場份額同比下跌至3.5%。

就在發布財報的約兩周前，聯想剛剛宣布了原三星高管姜震出任聯想副總裁的消息，姜震將全面負責MBG中國業務的產品策略及產品管理，包括產品組合、產品規劃和運營。聯想MBG由喬健和 Aymar de Lencquesaing 二人共同擔任聯席總裁，前者負責中國業務，後者負責國際業務。姜震加盟之後，其匯報對象是喬健。

聯想希望通過換帥來扭轉手機業務的頹勢。不過，至少從這份最新的財報來看，姜震肩上的擔子還是不輕。

財報顯示，在上個季度，MBG的營業額為20億美元，同比減少了12%，稅前虧損為1.56億美元。更早的一季度營收為17億美元，同比減少6%，稅前虧損2.06億美元。

第三季度MBG的稅前虧損依然達到了1.12億美元。聯想CEO楊元慶在接受采訪時曾表示，我們將徹底扭轉這項(指MBG)業務。

為了扭虧，MBG部門采取過非常多的措施，包括收購摩托羅拉、推出高端機型、人事調整，以及最近傳出的整合品牌線等等。

但是從三季度財報來看，仍然是歐洲、中東、非洲和拉美地區的銷量帶動了移動業務銷量的環比增長。對於中國市場的狀況，財報解釋到，由於采取了非低價格而獲得高銷量的市場戰略，因此在中國的收入繼續在下跌。

此前，咨詢公司Gartner發布報告稱，去年第四季度全球智能手機銷量達4.32億部，同比增長7%。其中，蘋果手機占比為17.9%，三星排名第二，占比17.8%。

相比之下，本季度內，聯想全球智能手機銷量同比下跌了26%。這一局面也直接導致了聯想智能手機市場份額的下跌。在中國手機廠商中，華為，OPPO，vivo都是強大的競爭對手。在2016年第四季度，華為和OPPO分別占到了全球智能手機銷量的9.5%，6.2%。

移動業務對於聯想集團整個業績的影響也在繼續。財報顯示，集團第三季度營業額為122億美元，同比下降6%;凈利潤為9800萬美元，同比下滑67%。

除了移動業務之外，聯想個人電腦和智能設備業務的收入同比增加2%至85.98億美元。數據中心業務集團(DCG，包括服務器、存儲、軟件及服務)於第三季度的營業額11億美元，同比下跌了20%。財報稱，這一下跌同樣是因為受供應限制導致行業主要零件的成本增加。

看來，不只是移動業務，數據中心業務也有待找到增長的突破口，因為上述原因可能將長期存在。

財報顯示，三季度數據中心業務收入占到集團總體收入的9%，移動業務占到18%，個人電腦和智能設備業務占到70%。各部門業務占比和中期業績相比基本持平。

銀行業營改增一年：稅負呈下降趨勢，資管細則亟待明確

“營改增以來，稅負水平總體保持穩定，且略有下降，與營業稅相比下降了4%。”農業銀行財務會計部總經理姚明德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姚明德說：“500人的核心團隊，涉及236支系統改造，歷時446天。”從員工政策培訓，到每單合同重新簽訂、每項產品重新梳理，再到營改增缺失要素的補充工作，為了應對去年5月1日全面鋪開的“營改增”，一場聲勢浩大的稅改“大作戰”在農業銀行內部醞釀了一年多。

中國銀行業協會黨委書記、專職副會長潘光偉近日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稱，營改增優化了銀行經營結構，對銀行拓展同業業務、提升國際競爭力等積極影響正在顯現。

補丁出臺，稅負先升後降

“從營改增實施效果看，銀行業稅負整體基本持平。”潘光偉表示，後續補充政策持續利好，明確了稅收優惠政策，營改增稅負政策效應逐步顯現。

截至2016年年末，全國股份制商業銀行中，光大銀行和以北京銀行為代表的城商行稅負與營業稅相比基本持平。

增值稅的原理是可以按照凈增值額來交稅，具體而言分進項稅與銷項稅，這是與此前征營業稅的最大不同。營改增剛在銀行業推行時，很多銀行由於進項稅抵扣率低，銷項稅補丁政策還未打上，初期稅負小幅上升。

“去年5月，社會上對營改增的適應程度比較低。銀行服務的一些企業拒開增值稅發票，或漲價開增值稅發票，導致營改增後銀行進項稅抵扣的成本升高，但這些幹擾因素隨著增值稅的普及逐漸被消除。”姚明德說。

此外，銀行也會因為初期自身系統問題，對接時錯過申報抵扣進項稅。例如某城商行前期由於系統改造不到位，5~6月份該行進項做了0申報，導致增值稅稅負增加超過10%，最後銀行通過完善系統和加強內部管理，四季度增值稅進項端有了較大提升。

反觀銷項，隨著國務院先後出臺四條補丁政策，稅基的減少也從另一個維度減輕了銀行稅負。相當於針對銀行免稅的業務範圍進一步擴大。

截取某一段時期銀行的稅負變化可以看出，隨著銷項稅基減少，進項稅幹擾因素被消滅，原本先升的稅負大幅下降。

以農行為例，該行去年5、6月兩月稅負相比營業稅時期增加了約7%，但到了去年三、四季度，進項稅大面積抵扣後，稅負按照季度算下降了兩位數。總體上看，與同期營業稅相比下降了約4%。

“後續通過幾個補丁，將金融機構往來利息收入免稅範圍進一步明確。此外進項稅方面，隨著整個社會對營改增的適應度加強，取得進項稅發票更加容易。政府部門也做了很多努力，例如建立增值稅發票選擇確認平臺，使得銀行進項稅抵扣比初期更充分。這兩個因素造成銀行稅負先升後降的過程。”光大銀行財務會計部總經理助理盧健說。

政策引導，優化銀行結構

除了稅負在具體量上的增減，營改增對商業銀行的政策導向性效果正在逐步顯現。

例如在營改增之後，如果銀行大面積做同業業務，涉及國債、地方債，由於這些目前屬於免稅的範疇，所以相關業務稅負必然下降。反之，貸款業務加收增值稅，所以稅負自然上升。

由於此前銀行的普遍現實情況是存貸款業務比重較高、中間業務比重偏低，銀行為客戶全渠道服務尚未建立，以投行業務為主的中間業務服務能力偏弱。“營改增”後，對銀行拓展同業業務有很大幫助。

根據營改增細則，除向貸款方支付的與該筆貸款直接相關的投資顧問費、手續費、咨詢費等費用不得抵扣外，大部分中間業務相關的傭金及手續費支出可以抵扣進項稅額。中間業務稅負的降低，有利於銀行積極拓展中間業務，改變單一的收入結構，增強對系統風險的抵禦能力，促進銀行的健康穩定發展。

北京銀行去年便加大了代理、咨詢等中間業務收入發展的力度，2016年底非息凈收入同比增長22.1%，占比較2015年提升2.4個百分點至20.8%。

該行計劃財務部副總經理段銳表示，營改增對中小銀行業務結構轉型有較大影響，拋開營改增的因素，中小銀行近年來自身也正在經歷業務結構轉型，稅制改革後，由於貸款利息不能抵扣，很多客戶和小微客戶從財務成本考慮更傾向於創新業務與中間業務，這是一次機遇。

此外潘光偉認為，營改增還有利於提升中國銀行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營業稅制度下沒有專門針對出口金融業務的稅收優惠政策，不利於銀行出口金融業務的發展，削弱了我國銀行業的國際競爭力，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我國銀行的國際化戰略發展。

實施“營改增”後，銀行業為境外單位間貨幣資金融通及其他金融業務提供的直接收費金融服務免征增值稅，降低了此類金融服務的出口成本，為國內銀行拓展跨境業務、提升國際化發展水平提供了新的支撐點。

細則亟待明確，資管產品成焦點

銀行業營改增改革是一個持續過程。推動後期細則補丁文件的推出，實現對銀行業務的精準減稅是2017年銀行業營改增的重點。

多位商業銀行內部人士對第一財經表示，對資管類產品征管和金融同業往來利息收入免稅政策細則亟待明確是業內關註的焦點。

今年1月初，財政部就《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明確金融、房地產開發、教育輔助服務等增值稅政策的通知》（下稱140號文）進行補充通知，廣受關註的一項調整，即對資管產品管理人進行征稅的時間起點從原2016年5月1日改為2017年7月1日。

“今年7月1日開始執行資管產品交稅問題，對於商業銀行發行的表外理財，作為管理人的身份，從去年5月1日到12月份是不征稅的，但今年7月1日開始交稅，將對行業產生巨大影響。”盧健說。

業內人士指出，目前大約100萬億的中國資管市場，剔除一些免稅的公募基金，以及層層嵌套的資管產品，再將一些例如國債、金融債等免稅的底層資產剔除，應稅規模大概在40萬億~50萬億。假設利率是5%，則應稅收入在2萬億左右，涉及的增值稅規模為1100億左右。

資管行業日益成長，之前征稅細則卻相對模糊，如今140號文規範了資管產品的納稅義務，對資管產品和市場影響巨大，但目前相關細則亟待明確。

“資管產品的管理人到底是納稅義務人還是代扣代繳義務人、保本與非保本收益的界定、保本產品重複征稅問題如何解決、資管產品和管理人自身業務進銷項是否可以合並以及發票如何開具等問題目前銀行業內討論較多，相關細則亟待明確。”盧健說。

林補政策亟待“修補” 中國林學會建議“普惠+特惠”

中央財政林業補貼下發後，規模經營主體獲得補貼多，普通農戶獲得補貼少。而在戶均每公頃營林投入上，大戶補貼戶還低於小戶。另外，中央財政林業補貼實施對象較窄，該補的沒補到。

中國林學會6日給記者提供的林業專家建議匯編認為，中央林補政策改革與優化要按照林業“雙增”和“調整林業結構、促進農民增收”目標的要求展開，要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和林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以需求為導向，改進補貼和管理辦法，提高補貼效能，提高中央林補政策的精準性和實效性。

6日，已有百年歷史的中國林學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成立100周年紀念大會。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科協主席、科技部部長萬鋼在賀信中表示，中國林學會應當為創新驅動發展服務、為提高全民科學素質服務、為黨和政府科學決策服務。國家林業局局長張建龍也表示，林業建設是事關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根本性問題，中國林學會應當為林業改革發展出謀劃策，為林業生產提供科技支撐。

5月6日上午，中國林學會成立100周年紀念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攝影/章軻

中國林業學介紹，上述中央財政林業補貼政策的調查成果是基於對浙江、湖南、四川、遼寧等四省的實施情況發現的。

2010年，我國啟動了中央財政林業補貼政策(簡稱“中央林補政策”)，選擇11個省(自治區)先行開展造林、森林撫育、林木良種和森林保險的補貼試點。截至2013年，已涉及3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級單位，其中全國中央財政造林補貼試點完成造林面積1606.89萬畝，涉及29個省的1587個縣級單位。

國家林業局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等此前對浙江、湖南、四川、遼寧等四省2013-2014年中央林補政策的實施情況進行了跟蹤調查。

調查顯示，四省八個案例縣(市)2014年中央財政造林和撫育補貼項目平均覆蓋面積分別達到811.1公頃和1444.5公頃，其中造林補貼面積和撫育補貼面積最大的是湖南資興縣(1666.7公頃)和湖南平江縣(2066.7公頃)。

實施中央財政林業補貼政策項目六年來，湖南、四川、遼寧和浙江四省森林面積分別凈增115.6萬公頃、244.86萬公頃、60.02萬公頃和3.63萬公頃，森林覆蓋率分別增加3.67%、4.97%、4.11%和0.33%，森林蓄積分別增加11789萬立方米、8900萬立方米、9522.15萬立方米和6434.92萬立方米。森林資源狀況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

與此同時，2014年調查顯示，四省案例點樣本戶戶均營林面積和林業補貼收入分別為3.71公頃和3779.44元/年，其中浙江農戶因享受中央和省兩級補貼，其戶均林業補貼在四省中最高，達到17772.08多元戶，該省2013-2014年樣本戶均林業補貼占林業收入比重持續遞增，分別為9.79%和30.42%。

調查顯示，四個省案例點補貼戶的戶均林業投入是非補貼戶的3倍。同時，項目實施也為林農提供了較多的就業機會，如浙江省2個樣本國有林場調查顯示，2014年林場職工通過雇傭當地林農承包造林或撫育項目任務，總投人用工為422工，比2013年增加70.60%。農戶和林場職工對補貼政策實施和執行效果的滿意度較高，如2014年遼寧、浙江、湖南和四川的補貼戶對林業政策的滿意度分別為86%、72.6%、63.25%和40.45%。

但調查也發現，“規模經營主體獲得補貼多，普通農戶獲得補貼少”。中國林學會介紹，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後，產權細碎化特征突出。為了減少監督、驗收和交易成本，項目實施過程中往往傾向於選擇規模戶(50畝以上)作為補貼對象，導致普通農戶(50畝以下)受益面小。目前享受中央林補政策的普通農戶比例偏低，例如，浙江2014年規模大戶(3.3公頃以上)中補貼戶占42.7%，而普通農戶中補貼戶僅占22.34%，規模戶相對普通農戶獲得補貼比例明顯高，而在戶均每公頃營林投入上，大戶補貼戶(4424.07元/公頃)還低於小戶(5032.36元/公頃)。

此外，“補貼標準偏低，缺乏相應動態調整”。自2010年中央林補政策實施實開始，造林補貼和撫育補貼標準就一直沒有變化，缺少根據地區實際進行動態調整機制，難以彌補不斷攀高的營林成本。根據造林和撫育項目的技術規程要求，2015年浙江重點林區造林和撫育平均成本分別達2300元/畝和450元/畝，政府財政補貼僅占當地造林和撫育成本的13%和22%。過低的補貼標準難以實現有效激勵的政策目標。

調查還發現，補貼類型相對較少，政策覆蓋面過窄。以政策落實較好的浙江為例，樣本戶平均享受補貼也僅有0.62種，補貼戶平均享受補貼1.15種。同時，政策實施對象較窄，如森林撫育政策僅限於生態公益林，在目前木材價格低迷和勞動力成本持續走高的形勢下，難以雕動經營者商品林撫育的積極性。

6日，第一財經記者拿到的一份《關於完善中央財政林業補貼政策的建議》認為，中央林補政策的補貼對象應當由註重規模經營主體的特惠制向既註重規模經營主體又註重千家萬戶的“普惠+特惠”制轉變。針對目前規模經營主體獲得補貼多而普通農戶獲得補貼少的實際，為了保障中央林補政策實施的公平性和普惠性，建議明確用於普通農戶的補貼資金比例。同時，建立小規模農戶專項小額貸款制度，提升其營林積極性。

專家們還建議明確組織實施造林的主體，以地域連片的面積為單位進行申請，可鼓勵普通農戶之間、小戶與大戶或企業之間等聯合進行造林補貼申請，推舉聯合項目負責人，這樣既可以讓大部分普通農戶享受到林業補貼項目的實惠，又可以降低政府的監管成本和政策實施的交易成本。

對於補貼標準和類型的問題，專家們建議，建議盡快改變低標準、“一刀切”的補助方式，在財政資金有限條件下適度提高標準，實行與營林生產成本掛鉤的差異化、動態化林業補貼。補貼標準可以3-5年作為一個調整周期，實現中央財政按不同地區營林成本20%-30%予以補貼的目標。同時，補貼類型由單一化向多元化、由第一產業向全產業鏈轉變。將補貼類型從單純的營林生產過程延伸到林業全產業鏈，以滿足林業功能定位轉型的需求，如林業基礎設施建設(小型林業機械、小型灌溉設施)、林業社會化服務(林產品電子商務、林業科技采用)等方面。

ICO融資向私募“升級” 亟待建立監管機制

數字加密代幣的資產穿梭於網絡世界，數以十萬計的投資者競相參與，ICO（首次代幣發行）融資正在掀起金融投資領域新浪潮。

公開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以來，全球ICO融資近13億美元，是2016年的5倍以上。在中國，今年上半年的ICO融資額超過26億元人民幣。日漸火爆的市場，吸引了大量的投資者參與其中，VC機構也試圖進入這一領域掘金。就在8月初，國內已有ICO私募基金成立。據了解，某地方政府也計劃成立基於區塊鏈的投資基金。

隨著ICO融資不斷走向火爆，其中存在價格波動、欺詐、流動性不足、洗錢等諸多潛在風險也引起了外界高度關註，但目前中國的監管尚處於空白。業內人士認為，ICO應納入監管體系，建立類似國外的“沙盒”監管機制。

ICO投資者從個人向私募“升級”

隨著區塊鏈技術、加密數字貨幣的快速發展，以數字代幣為支付方式的ICO，迅速成為區塊鏈領域企業、個人，籌集創業資金的重要融資方式。

公開統計數據顯示，從2012年到2016年的4年里，ICO融資複合增長率達到547%。其中，2016年區塊鏈領域的傳統投資額為4.96億美元，而ICO達到了2.36億美元，接近傳統VC投資的一半。2017年以來，全球ICO融資近13億美元，是2016全年ICO融資額的5倍多。

而在國內，ICO融資在2017年上半年火爆起來。根據《2017上半年國內ICO發展情況報告》(下稱《報告》)數據，截至2017年7月18日，僅中國國內提供ICO服務的相關平臺43家，上線並完成ICO的項目達65個，累計融資規模折合人民幣超過26億元，參與人數超過10萬。而另一家金融科技分析研究公司的數據則更為龐大，國內參與ICO的人數有200萬。

“可以把ICO和IPO做一個簡單類比，兩者都是融資方式，ICO最大的特點是項目還沒有業績，就能實現快速融資，為項目發展提供資金支持。”國采金控董事長張利說，具體而言，ICO融資主要是以白皮書的形式，展示基於區塊鏈的底層技術的各種場景應用，通過發行代幣向投資者眾籌，項目的情況通過代幣價值反映。

張利稱，ICO第一波投資人以程序員、極客為主，其特點是懂技術，單體、單客投資量也比較大，投資金額動輒30萬元、50萬元的規模。而目前的不少ICO項目，參與者以老年人為主，人數多但投資量少。不過，也有部分參與者希望找到真正好的ICO項目。

數字虛擬貨幣價格的飆漲，也在吸引風險機構進入。傳統VC為了抓住這個增長迅速的投資市場，開始擁抱ICO，成立專門投資ICO的基金。早在2013年，國外就已成立以ICO方式募集的私募基金，投資的區塊鏈、比特幣創業公司超過40個。

與國外相比，中國的ICO私募基金起步較晚。根據公開信息，今年8月初，國內第一家專註ICO的比特幣風險投資基金成立，主要投資市場為國內的ICO項目。此外，萬向集團等也先後投資了ICO私募基金。

“投資方式上，要看基金是以什麽形式募集。”張利稱， 一種是采用幣幣交易，通過以太幣、萊特幣等方式投資，如果募集的是法定貨幣，也可以將法幣轉成數字貨幣再投給對方；如果募集的時候本身就是以太幣、比特幣等，則持有與項目估值等值的法定貨幣對應的數字貨幣。

建立監管機制成共識 

從網絡世界的虛擬貨幣，到進入現實社會，比特幣等數字貨幣開始成為現實生活的支付工具。2017年4月1日，日本承認比特幣的合法性。與此同時，隨著ICO的不斷升溫，參與者日漸眾多，潛在的諸多風險也開始暴露，納入監管已經成為市場共識。

根據媒體報道，近日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發布建議，提醒消費者警惕數字資產(或數字貨幣)投資的信用記錄缺乏、二級市場流動性不足、不透明及投機性質、洗錢和恐怖主義等潛在風險。此外，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也提醒，ICO存在項目失敗或跑路導致的資金損失風險、價格劇烈波動引起的金融風險、借ICO進行的詐騙、非法集資等違法犯罪風險等諸多風險。

而在中國的ICO融資項目中，以老年人較多的參與者結構、匿名投資等形式，也決定了其較高的風險系數。張利亦稱，由於投資額較少，不少參與者是抱著“玩一玩”的心態參與ICO項目投資。

張利稱，在監管尚未介入之前，是否有優秀的創始人團隊，是否有成功的經驗、案例，以及是否有很好的技術發展前景，是判斷一個ICO項目好壞的主要標準。

在國外，包括日本、新加坡、美國等多個國家，針對ICO的火爆，早在2013年就已開始建立監管沙盒機制，但在中國目前尚屬空白。作為區塊鏈的參與者，張利也希望，ICO能納入國家監管體系，建立類似國外的沙盒監管機制。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原所長張承惠此前表示，不少國家都對金融創新推行了監管沙盒，性質相當於搞一個金融科技特區，對金融科技公司進行單獨審查，符合要求就納入監管沙盒。申請的企業很多，但能夠進入沙盒的數量有限。中國如何監管，是需要探討的問題。

針對這種情況，一些地方政府已經開始有所動作。7月25日，貴陽市政府聯合多家組織發布了《區塊鏈ICO貴陽共識》，並設立“區塊鏈ICO沙盒計劃”，提出適當給予ICO項目包容性豁免，包括白名單管理、融資計劃和合格投資人管理等。

2020年中國有望成世界第一數據資源大國 四大難題亟待破解

《經濟參考報》記者從工信部、發改委等部委了解到，兩會前後，大數據系列推進政策將密集推出，國家政策將為今年大數據產業的快速成長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

業內預期，我國大數據產業正在從起步階段步入黃金期，2020年中國有望成世界第一數據資源大國，但數據開放度低、技術薄弱、人才缺失、行業應用不深入等難題亟待解決。

數據成為關鍵生產要素

新年伊始，中央網信辦、國家發改委、工業和信息化部聯合印發《公共信息資源開放試點工作方案》，確定在北京、上海、浙江、福建、貴州5省份開展公共信息資源開放試點。

上述方案要求，試點地區要結合實際抓緊制定具體實施方案，明確試點範圍，細化任務措施，積極認真有序開展相關工作，著力提高開放數據質量、促進社會化利用，探索建立制度規範，於2018年底前完成試點各項任務。

工信部信軟司副司長李冠宇表示，“我國大數據產業頂層設計不斷加強，政策機制日益健全。發改委、工信部、網信辦等46個部委共同建立了促進大數據發展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全國有30多個省市制定實施了大數據相關的政策文件。”

業內預期，2018年，隨著國家大數據戰略推進實施以及配套政策的貫徹落實，大數據產業發展環境將進一步優化，社會經濟各領域對大數據服務的需求將進一步增強，大數據的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將不斷湧現，產業規模將繼續保持30%以上的高速增長態勢。

記者從工信部了解到，今年，隨著八大國家大數據綜合實驗區建設不斷加快，產業發展將推動形成特色領域。圍繞京津冀和珠三角跨區域類綜合試驗區，將更加註重數據要素流通，以數據流引領技術流、物質流、資金流、人才流，支撐跨區域公共服務、社會治理和產業轉移，促進區域一體化發展；圍繞上海、重慶、河南和沈陽四大區域示範類綜合試驗區，將更加註重數據資源統籌，加強大數據產業集聚，發揮輻射帶動作用，促進區域協同發展，實現經濟提質增效；圍繞內蒙古基礎設施統籌發展類綜合試驗區，將在充分發揮區域能源、氣候、地質等條件基礎上，加大資源整合力度，強化綠色集約發展，加強與東、中部產業、人才、應用優勢地區合作，實現跨越發展。此外，結合地方產業發展和應用特色，大數據產業集聚區和大數據新型工業化產業示範基地建設也將持續推進。

權威數據顯示，預計2020年，我國大數據市場規模將超過8000億元，未來中國將成為全球數據中心。IT技術的持續創新促使大數據時代加速到來，在此大背景下，數據成為關鍵的生產要素，預計到2020年，全球的數據總量將達到40ZB，中國的數據量將占全球數據總量的20%，成為世界第一大數據資源大國。

目前，我國大數據產業生態系統日趨完善，大數據技術、交易、開放共享、工業大數據等產業鏈縱向發展逐步延伸；重點區域產業布局有效推進。在行業應用中，預計到2020年，工業大數據的占比將達到6.64%。

中關村大數據產業聯盟副秘書長陳新河表示，中國大數據產業發展呈現出政府與企業聯動的態勢，近幾年國內培育出了一批大數據創新企業，發展勢頭良好。

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的中國第一家大數據公司——國雙公司財報顯示，其凈收入增速是行業平均水平的2倍，預計2018年營收將達10億元。

國雙迄今不僅為包括中國政府網、國家發改委、農業部、北京市等在內的3000多家政府網站提供大數據分析服務，還為國家發改委、國家林業局、稅務總局等眾多單位提供政策大數據互聯網分析服務，同時也為旅遊、政府招商引資、地方產業促進、電子政務等垂直領域提供大數據整體解決方案。

“在新媒體領域，主要針對傳統廣電系統新媒體轉型、三網融合、三屏互動的需求，提供融合媒體大數據解決方案，為新媒體運營與運維、節目創新、全媒體收視考核及領導決策提供即時的全媒體數據支持。”國雙公司有關負責人表示。

中關村大數據產業聯盟有關人士表示，國內另外一家大數據創新公司——百分點集團已率先構築行業領先、涵蓋多個行業的人工智能場景解決方案，尤其是工業和政務大數據解決方案，對國內工業和政務大數據轉型起到了良好的助推作用。

百分點集團副總裁兼EBG事業部總裁高體偉介紹，百分點智能制造全價值鏈一體化平臺已成功應用於汽車制造、3C制造、消費品制造等眾多行業，幫助企業實現設備異常監控與預測、零件生命周期預測、良品保固分析、產品精準營銷、個性化推薦，以及產品購買用戶的情感分析、產品優化設計、品質追溯查詢等，助力制造企業在生產、管理和營銷各環節的轉型。

據了解，百分點通過對用戶數據、日誌數據、家電機器狀態等數據的分析發現，智能電視用戶使用VGA接口的人不到1%，為一家生產制造企業節約幾千萬元成本。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四大難題亟待破解

去年，菜鳥和順豐的“數據斷交”事件，暴露出大數據發展中的數據共享難題。當前，我國大數據產業正在從起步階段步入黃金期，數據開放度低、技術薄弱、人才缺失、行業應用不深入等都成為產業發展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首先，記者通過在貴陽、杭州、北京等地的采訪了解到，我國信息數據資源80％以上掌握在各級政府部門手中。近年來，在《關於推進公共信息資源開放的若幹意見》《政務信息系統整合共享實施方案》等文件的推動下，政府數據加快了共享開放的步伐，惠民成績單亮點不斷。然而，由於我國大數據發展還處在起步階段，不少基礎性、關鍵性數據仍被政府部門束之高閣，共享開放程度低，這已經成為現代化治理進程中的“路障”。

據貴州省大數據發展管理局相關負責人介紹，部分政府部門在數據收集的過程中，由於缺乏統一的標準，收集到的數據雖然量大，但質量不高，可利用價值低。據此前媒體報道，長江上遊地區一些省份的交通管理部門、運輸公司不願與其他省市共享物流信息，造成聯運銜接的信息壁壘，甚至出現了同樣1噸貨，一百公里公路運費比經濟發達地區高60元的現象。

據了解，截至2016年底，廣東省全省87個省直部門有6988類數據資源、62332項信息項，居全國各省（區、市）首位。但各部門提出的共享需求僅3649類，省級編目共享僅477類，數據難以真正發揮利民惠民、支撐政府決策的作用。

此外，盡管部分數據已接入共享開放平臺，但由於不能被機器讀取，成為無法釋放應有活力的“休眠數據”。《2017中國地方政府數據開放平臺報告》顯示，截至去年4月，全國19個地方政府數據開放平臺的8398個開放數據中仍有約25％的機器可讀性較差。

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數據研究院院長鄂維南表示，“理論上我國有很多數據，但實際做數據分析會發現利用起來非常困難。”貴陽大數據交易所有關人士透露，不少企業以保護商業機密或節省數據整理成本等為由，不願意交易自身數據。部分政府部門也缺乏數據公開的動力：有的是因懶政而讓數據沈睡，有的則是已經利用數據開展商業化應用，不願共享。

其二是技術創新滯後。我國大數據產業雖然與國際大數據發展幾近步伐相同，但是仍然存在技術及應用滯後的差距，在新型計算平臺、分布式計算架構、大數據處理、分析和呈現方面與國外仍存在較大差距，對開源技術和相關生態系統影響力弱。市場上，由於國內大數據企業技術上的不足，用戶更加青睞Google、IBM、Oracle、SAP等國外IT企業。

微軟大中華區董事長兼CEO柯睿傑認為，數據智能並非那麽觸手可及。大數據來源眾多、數量巨大、形式各異，要從中獲得一目了然的信息，就需要真正高效、可靠的數據管理和分析平臺。

如何處理巨量數據是中國大數據產業面臨的首要技術問題。鄂維南表示，“中國的數據體量特別大，比如，中國的視頻比任何國家都要多，這些數據儲存困難，需要用的時候往往就沒了”。再以基因測序領域為例，中國每年新增的基因組測序原始數據超過20PB（1PB相當於100萬GB），面臨數據量大、數據處理流程長等技術挑戰。

目前，我國大數據技術創新能力還有待提升。《大數據產業發展規劃（2016-2020年）》指出，我國在新型計算平臺、分布式計算架構、大數據處理、分析和呈現方面與國外仍存在較大差距，對開源技術和相關生態系統影響力弱。同時，大數據應用水平不高。我國發展大數據具有強勁的應用市場優勢，但是目前還存在應用領域不廣泛、應用程度不深、認識不到位等問題。

“我國大數據在底層技術上和國外差距特別大，技術都來源於谷歌等國外大公司。”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研究處處長李廣乾說，很多時候我們的商業模式走在了技術前面，但並沒有通過技術手段來推動創新。

第三是人才不足限制了大數據產業創新發展的成效。清華大學計算機系教授武永衛透露的數據顯示，未來3至5年，中國需要180萬數據人才，但截至目前，中國大數據從業人員只有約30萬人。

同時，大數據行業選才的標準也在不斷變化。初期，大數據人才的需求主要集中在ETL研發、系統架構開發、數據倉庫研究等偏硬件領域，以IT、計算機背景的人才居多。隨著大數據往各垂直領域延伸發展，對統計學、數學專業的人才，數據分析、數據挖掘、人工智能等偏軟件領域的需求加大。

其四，行業應用不深入。賽迪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大數據產業研究中心提供的數據顯示，互聯網、金融和電信三大領域的大數據應用在各行業總規模中所占比重超過70％；健康醫療領域和交通領域近年不斷“上架”新應用，但行業規模占比相對較小；而在其他眾多民生領域，大數據應用仍處於淺層次信息化層面，行業發展水平參差不齊。

“目前，大數據在多個行業尚未與業務實現深度融合，應用場景創新不足，大數據技術人員需要提升行業業務知識和經驗。”百分點首席數據科學家杜曉夢表示，國內很多行業仍僅在局部業務上使用大數據技術，僅掌握數據挖掘和分析技術，如不能將技術與業務全面、深度地融合，則無法完全發掘出數據應用的真正價值。

頂層設計牽引產業發展

對於數據開放和共享，工信部賽迪研究院軟件所所長潘文建議，應建立完善大數據發展協調機制，加快政府數據開放共享，穩步推動公共數據資源開放。同時，統籌規劃大數據基礎設施建設，推動制定公共信息資源保護和開放的制度性文件，並加強大數據標準化頂層設計，逐步完善標準體系。

在數據共享方面，貴陽大數據交易所已經做出成功的嘗試。貴陽市政府有關人士表示，若想打通城市現存的信息壁壘，就要讓城市多方資源聯動起來，搭建城市數據共享的平臺，從而激活大數據價值，充分發揮數據資源整合的優質效應，用信息化手段輔助科學決策。

潘文表示，國家層面應支持大數據共性關鍵技術研究，加強海量數據存儲、數據清洗、數據分析發掘、數據可視化等領域關鍵技術攻關，並支持自然語言理解、機器學習、深度學習等人工智能技術創新。

記者註意到，在高端人才稀缺的現實情況下，目前國內企業多選擇從海外和傳統行業挖掘跨界人才，但仍然無法滿足國內市場的大量需求。針對大數據人才供應不足的現象，各種培訓機構和各大高校也開始強化大數據人才的培養。但培養大數據人才需要時間，短期內大數據領域的高端人才仍然會呈現供不應求的狀態。

對於大數據人才建設，多位業內專家表示，應建立適應大數據發展需求的人才培養和評價機制，並建立健全多層次、多類型的大數據人才培養體系。同時，還要完善配套措施，培養大數據領域創新型領軍人才，吸引海外大數據高層次人才來華就業、創業。

去年，教育部公布了第二批獲準開設“數據科學與大數據技術”的高校名單，加上第一批獲批的北京大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南大學，一共有35所高校獲批開設該專業。今年開始，部分院校將招收第一屆大數據專業本科生。

在行業應用方面，《大數據產業發展規劃（2016—2020）》提出，到2020年，大數據相關產品和服務業務收入突破1萬億元，年均複合增長率保持30％左右，大數據在創新創業、政府管理和民生服務等方面廣泛深入應用。未來如何在搜集、儲存大數據的基礎上更好地整合、分析和應用，將成為優化“數據大腦”的重點課題。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沈陽表示，目前國內的大數據應用側重於數據收集，在基礎統計分析、風險感知和預測方面還有較大提升空間。同時，也不能在尚未明晰具體業務應用場景的情況下盲目追求大數據，而要以應用場景為牽引，只匯集不分析或者片面追求大而全，都不利於大數據發揮其對生產力提升的促進作用。此外，在大數據廣泛運用於創新創業、政府管理和民生服務等方面的同時，也應認識到，大數據對社會的沖擊有多大，社會對於大數據發展的回應、規範和約束就應有多大。

（來源：經濟參考報 記者 方家喜）

鄭新立：城鄉亟待融合發展，農村需改革提高市場化程度

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等多種因素，正在讓農村重新煥發活力。

4月21日，在2018特色小鎮發展高峰論壇上，中國城鎮化促進會常務副主席、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新立稱，城鄉融合發展是解決當前社會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徑。

鄭新立認為，城鄉發展差距不斷拉大的根本原因，在於城鄉兩個市場的行政分割，城市的市場基本上已經實現了全要素的市場化，而農村的生產要素處在半市場化，或者完全沒有市場化的狀態。由於農村的市場化程度低，導致農村的要素源源不斷地流向城市。改革開放四十年，農村的勞動力、資本、土地三大要素源源不斷地流向城市，支持了城市的繁榮。

在他看來，發展特色小鎮將是城鄉實現融合發展的重要途徑。通過特色小鎮可以帶動農村的發展，帶動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帶動農民的就業。比如，臺灣農村搞鄉村旅遊，農業觀光，農民收入有了較大幅度的增加。再比如，韓國通過上世紀70年代搞的新村運動，40多年的城市化過程中，城鄉居民收入始終保持同步增長，差距保持在1：0.9左右。

結余建設用地指標的跨省調劑

值得關註的是，中國農村的土地制度也發生了變化。當前，在農村，承包地、宅基地都實行三權分置的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推行的三塊地的改革，正在成為撬動城鄉融合發展的強有力的杠桿。

他認為，若以這“三塊地”為質押，在“十三五”期間，將撬動20萬億的銀行貸款和社會資金下鄉，可以投入到農業現代化、新農村建設和農民工市民化和特色小鎮建設上來，城鄉發展差距就能夠迅速的縮小。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改進耕地占補平衡管理辦法，建立新增耕地指標、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節余指標跨省域調劑機制，所得收益全部用於脫貧攻堅和支持鄉村振興。這意味著，農村結余的建設用地指標不僅可以在本省本地交換，而且還可以跨省交換。

鄭新立表示，如果將中西部騰退出來的宅基地作為建設用地指標賣給東部省份，在過去，一畝建設用地在縣域賣，根據經驗只能賣到7萬，在地級市可以賣到20萬，但在省域統一市場就能賣到50萬，如果建立全國統一市場的話，就可以賣到100萬左右。

他說，跨省域建設用地的調劑為建設全國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打開了一個缺口，將成為一個撬動特色小鎮建設，撬動城鄉融合發展的強有力杠桿。要利用好這個政策，逐步的發展，從而建立全國統一的調節機制，使土地跨省域調劑所獲得的收入能夠更多的補償給退出宅基地和房產的農民，使他們能夠獲得更高的資產收入，從而在城市里面買房子或者租房子，有利於農民工的市民化。

市民下鄉的模式創新

此外，要想城鄉融合，自然無法離開城市資本和市民的下鄉。

在會議上，國開金融公司副總裁左坤認為，中國的鄉村要想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就不應該就農村論農村，而且依靠農業、依靠農民工返鄉，通過搞鄉村旅遊、農家樂是很難取得大發展的，最終應該跳出農村來發展農村，通過引導市民下鄉，為日益空心化的農村註入新的發展動能。

他表示，市民下鄉有三重重大價值：一是短期的經濟價值。市民的投資消費在短期內有助於快速解決鄉村建設的大額成本問題；二是中期的民生價值，市民下鄉後將會產生巨大的生產和生活服務需求，在中長期內能夠解決農民的持續就業的問題；三是長期的社會價值，從長遠來看，這是最重要的價值因素，因為市民下鄉將為鄉村註入相當部分的市民階層，包括退休的政府公務員，以及企業主、藝術家、高級白領、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等，這些群體的下鄉重構鄉村的人口結構，改變鄉村老幼相守，缺少知識分子的社會架構。

近年來，在官方文件中也逐步出現了鼓勵市民下鄉的內容，涉及到鄉村旅遊、康養領域。對於有些地方發布了鼓勵市民下鄉租賃農村閑置農房的政策，左坤稱，這種讓市民和農民直接交易，分散下鄉的做法，短期內可能有助於部分農民增加收入，但從中長期來看，對鄉村的發展作用有限。

其中原因在於，一是這種做法受益農民的比例不大。根據官方統計數據，在鄉村盡管很多房子是空的，但是完全進城徹底空置的農房比例不超過20%，即便把這20%的房子都租給市民了，剩下80%的農戶也不會有任何的變化。二是市民租房的生活品質不高，很多市民租了以後重新裝修一番，但是時間一長，新鮮勁兒一過，煩惱就會來，比如鄰居和周邊的環境仍然很差，在鄉村很難有想要的生活服務配套功能，而且閑置農房的價值不高，環境和配套品質不高，農民最終獲得的租金收益也不高。農民土地資源價值並沒有得到最大化的挖掘。

左坤認為，這種分散交易的市民下鄉的政策，導致的最終結果是市民和農民都不會太滿意，農民沒有得到普遍的全體村民的最大化的收益提升，市民也沒有得到高品質的鄉村生活的體驗，並將逐步喪失下鄉的熱情。從國開金融的實踐看，鄉村建設必須要有大企業、大資本、大謀劃、大運營，整體謀劃實施，才能讓鄉村的環境和價值得到顯著的提升，從而真正為農民獲利、市民積極下鄉創造條件。

老齡化催生養老服務需求劇增，產業亟待標準化提升

中國老齡化進程推著養老服務業急速前進，養老機構如雨後春筍，數量急劇上升。

但是，“目前養老機構仍處於基礎設施建設階段，老年人所需要的服務能力還需要提升。”國家認監委認證專家組長高輝對第一財經表示。

國際上通行標準是，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0%，或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即意味著這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處於老齡化社會。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底，我國60歲以上人口2.4億，占總人口的17.3%，65周歲以及以上人口1.58億，占到總人口的11.4%。顯然，中國已經進入艱巨的養老階段，如何服務於老齡人口更是一個世紀性的重大命題。

養老機構現狀堪憂

截至2016年底，全國共有各類社區服務機構和設施38.6萬個，但是養老機構的現狀卻不容樂觀。

“整個中國（養老機構）還處在基礎建設，防火安全等層面。目前剛有服務意識，需要通過服務認證來推動服務能力的提升。”高輝表示。

據了解，由於勞動時間長、強度大、報酬低，許多養老服務從業人員長期處於超負荷運轉，工作沒有晉升空間，頻繁跳槽改行，養老服務隊伍極不穩定。其次，雖然國家已經實施養老護理員職業資格證制度，但全國登記在冊的執證上崗養老護理員數量不足1萬人。養老領域規範化培訓尚未廣泛推開，養老機構中獲得相應職業資格證書的人員比例少，很多人甚至沒有參加過正規的崗前培訓，往往是邊幹邊學。

另外，我國部分養老機構尤其是民營養老機構普遍存在設施簡陋、功能單一的問題，服務內容僅限於吃、住等簡單的生活照料，缺少健身、文化娛樂、醫療保健等設施，直接影響著老人入住率。

過度追求房地產化的養老機構，服務質量存在很大的挑戰。普遍不能夠滿足管理標準，缺乏硬件設施，不能夠體現出國家的政策支持，價格與服務質量之間差距較大，無法落實國家的養老事業推動政策。

中國社會福利與養老服務協會會長馮曉麗表示，標準化建設是現代服務業提高服務質量、提升服務水平的重要途徑。2018年全國標準化工作要點中提出，增加民生標準的有效供給，落實國家已經出臺的養老服務標準體系建設指南等要求，要加快養老服務質量、服務評價標準制定及應用推廣。

“面對這樣一個龐大的人口，我們能夠提供的養老服務，尤其是老齡人口的需要，又是遠遠不能滿足的。這種情況之下，標準化是非常重要的技術手段。此外，人才培養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民政部社會福利中心標準化研究中心主任雷洋認為。

認證提升服務

“在2017年年底，《養老機構服務質量基本規範》正式發布。換句話說，這個標準的發布實際上為以後養老機構的服務質量提供了一個入門級的標準。未來可能我們對行業的管理、監管，就以此為準入的基準線。”雷洋表示。

2013年國務院印發了《關於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幹意見》，2015年又相繼出臺了《關於推進醫療衛生與養老服務相結合的指導意見》、《關於加快發展生活性服務業促進消費結構升級指導意見》、《關於開發性金融支持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的實施意見》等多個文件。特別是在2017年國務院又頒布了《十三五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和養老體系建設規劃》。

“我國養老服務業領域也制定了一些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地方標準，很多企業也制定了自己的企業標準，以總結世界經驗的方式，以文本的方式，向整個行業做出了宣誓；也以很多實物標準狀態向各方展現了成效、成果和做法。”中國標準化協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高建忠表示。

高建忠表示，隨著養老服務業中的產品服務逐步擴大，相伴而生的標準話語權和制高點作用將愈加顯現。一方面老齡產業將以滿足日益增長的養老服務需求為重點，完善服務設施，加強服務規劃，提升養老服務體系建設水平。另一方面，從養老服務業自身建設上，需要統一性、規範化、高水平、可複制、可持續，與相關產業的兼容性，與利益相關方、老齡服務對象的協調一致性。

“實現這些管理路徑、服務模式和技術方法，都需要包括標準化工作者在內的相關方準確識別我國養老服務業的供給形態、發展特點，特別關註人文、跨界、個性、可持續等需求要素。積極探索與客戶、科技、產業、市場的協同方法；積極探索與政策、法規、執行的統籌推進方法；積極探索團體標準、企業標準、國家標準、國際標準同步編制這個體系與方式。”高建忠表示。

截至目前，我國從事服務認證工作的認證機構有93家，累計頒發有效證書7893張。累計備案的服務認證規則206項次。

但是，無論從認證機構的數量還是認證證書的數量來看，服務認證還處於發展的初期階段，與服務業整體的體量以及國民經濟當中所占的比重相比，遠沒有得到行業的認可和采信，也缺乏在消費者心目當中有影響和代表性的服務認證制度。

作為新型認證制度的服務認證，在助推服務業供給側改革，助力人民美好生活方面大有可為。我國已進入服務經濟時代，服務業的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對於統籌推進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