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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十年不变的游戏，惟一的变化是赌注越来越大。在招商引资的压力下，地方政府动用所能动用的一切资源来吸引大公司投资落户，而各类公司也冲着免费派送的资源而来，急速扩张。工业地产的开发，变成了一场以社会资源作交易的圈地运动。

2011年8月中旬的一天，张恒专门从东莞来广州。这位80后企业主此行的主要任务是：买保时捷。

为了尽快拿到车，当晚，他将卖保时捷的卖车妹约出来，请对方吃饭。饭桌上，南方周末记者问他为何那么急买车。他说：某工业园有块地，急着去圈。买车是为装门面，县太爷们信这个。

他属于新创业者，做的是制造业。他边吃饭边不停抱怨，上一代制造业主们把广东的地都分光了，这些人光靠出租厂房业，或者是卖地，就发达了。他们这些二代制造主，苦于找不到地，最近资金紧张，之所以急于圈地，就是想以土地去抵押融资。

在珠三角，像他一样四处圈地的企业主越来越多。不过，他们大多倒并非仅仅为了抵押融资，而更多是意识到了工业地产的升值潜力。

2008年，广东提出双转移，广东的一些企业掀起一股内迁潮。在广东时，他们大多是租的地，或者是租的厂房，而这波转移潮中，大多数企业选择的是买地。位于广东南海的联邦家具集团就在那一年决定建一个北方基地，在山东临沂拿了600亩地。

当时正值金融危机，这600亩地，每亩地价不到5万元，而到今年，当地的土地挂牌价已经翻了一倍。仅就这片土地，三年时间，联邦家具资产就已增值一倍不止。

富士康、中兴ZET开发区分布图。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搜集整理。 （明镜/图）

眼下，住宅地产被限购限贷搞得不上不下、商业地产笼罩限购传闻、旅游地产虚火一片之时，工业地产一时间成了众人瞩目的投资洼地，其平均价格约为住宅用地价格的十分之一。一轮新的工业圈地活动也应运而生。而这恰恰是地方政府乐见其成之事。

去年一年，国家级的经济开发区就增加了44家，总数过百；而近年来开始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内陆省份，尤为雄心壮志。内蒙古，2011年计划引进 的项目数是521个，投资总额是1000亿元。2011年上半年，全国一共卖了3.6亿平方米的工业用地，占土地供应总量的52%。

因为建工业园区来招商引资可以实现GDP、财政、税收、就业的全面增加，与政绩直接挂钩。近十年来，地方政府一直绞尽脑汁而又乐此不疲。吸引企业进驻园区的手段，也从最初的免税收零地价，进一步发展为资源赠送——配套的住宅用地、煤矿等等。

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公司也开始以创意园区、动漫园区等各类名号，圈到低价的工业用地，行开发住宅或商业地产之实。

大公司圈地潮

“醉翁之意不在酒。每一个产业园区，中兴都会要求当地政府配备30%的住宅用地。”曾在中兴发展工作过的一名中层员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受益于近四五年来的产业转移，全国最大的代工厂富士康摇身一变，成为拥有工业土地最多的工厂。加上早些年在深圳、昆山等地的工厂，如今富士康已在全国二十多个城市建立工业园区，粗略估计占地2000万平方米。

富士康在短时间内的大规模圈地，是大规模扩产的需要，是难以抗拒的低廉劳动力成本、低税收，还是另有所图？

武汉富士康工业园区5公里外的一个别墅项目“轩盛·湾郡”今年1月的开盘，就暴露了富士康的一点点“企图”。轩盛是富士康旗下专门成立的一个房地产公司，香港注册，注册资本30亿港元。

这个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的楼盘，距离武汉最繁华的商圈之一只有15分钟。除去预留给员工的小高层和高层，每平方米售价在1万元左右。

据武汉当地媒体报道，2006底富士康与武汉东湖高新区签约。次年6月就几乎以底价拍到了两块地，平均楼面成本不到700元/平米，只占该项目售价 的8%，扣除2000元的建安成本，毛利率将达到8亿—9亿元。显然，这种“投资换土地”，成为富士康的一笔额外收益，也是地方政府最丰厚的一笔“陪 嫁”。

不过，在二十几个富士康产业园区里，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例。而这一套玩法，深圳另一家IT企业中兴ZET则早已熟稔，并形成体系。中兴ZET旗下 专门成立了中兴发展，负责当地的住宅项目开发和产业园区收租。中兴发展的住宅项目有一个统一的品牌名称“中兴和园”。哪里有中兴产业园区，哪里就有中兴和 园。

“醉翁之意不在酒。每一个产业园区，中兴都会要求当地政府配备30%的住宅用地。”曾在中兴发展工作过的一名中层员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09年中兴发展的营业收入翻了3倍多，利润翻了20倍，从1167万变成2.4亿元。这一年，占地面积最大的南昌中兴和园一期开始销售，有高层有花园洋房有别墅。

重型制造业企业之中，也有同样的案例。全国行业排名前三的三一重工集团旗下，也有一家地产公司——“上海竹胜园地产”，其运作的项目广泛分布于上海南汇新城、浙江湖州、江苏常熟、湖南娄底、常德等地，与中兴相同，这些项目几乎都在三一集团各个工业园所在地。

2008年时，三一还只有长沙、苏州、北京、上海、沈阳、长沙六大工业产业园；2009年，三大风电项目为三一集团圈到超过1000亩地。今年三一又在新疆乌鲁木齐和湖南怀化新上马了两个项目。

早在三一集团2004年度经营发展报告中，董事长梁稳根就明确提出，三一的三大协同产业为：租赁、金融和房地产。2008“三一节”庆典晚会上，梁稳根畅想道：“2012年，三一集团将突破千亿收入，其中180亿元来自投资与地产。”

正在加大的游戏难度

即便没有配套住宅，没有政策擦边球，土地红利的诱惑仍在。

不过富士康在武汉的这个黄金项目，就在要大赚特赚之时，遭受了“意外”。

2010年7月，有媒体报道了富士康这一“暴利项目”，质疑其以投资之名，行地产开发之实。引发轩然大波。

据一位接近东湖高新区领导的人士介绍，管委会为此专门召开会议，寻求对策；而富士康也意识到，此事对其影响不好。最后的处理办法是：由开发区接手，将这一项目收回。

9月8日，南方周末记者在这个项目地看到，所有的宣传广告都已更名，“轩盛·湾郡”中的“轩盛”两字被去掉，取而代之的是“光谷地产”。光谷地产是东湖高新区下属的一个房产开发国企。

售楼人员特别向记者强调，这个项目已经与富士康没有关系。事实上，项目易主背后，具体是何协议，外界也无从知晓。南方周末记者致电武汉富士康对外宣传负责人董永，其称自己“未参与这个项目，不了解经过”。

而中兴ZET的那一套成熟模式，也正在遭遇政策的收紧和政府的“幡然醒悟”。前中兴发展中层员工当时参与的中兴燕郊产业园区，在操作过程中赶上了政 府换届，新任领导似乎不太认可这种交易，最终没有提供配套住宅用地，中兴和园也变成了员工内部集资房。“从那以后，就很难从地方政府手里换来这么高比例的 配套住宅了。”

除了制造业企业，一些专业产业地产公司同样感受到了游戏难度的加大。

高策地产顾问董事长李国平曾为京津多家产业地产公司、工业园区担任过顾问。其中有公司是在工业用地上盖一千平米以上的“企业独栋”，出售给高科技企业、文化企业等。在他看来，这也是符合京津地区产业发展的一种做法，只是需要政府放宽政策限制——分割工业用地产权证。

不过从2009年开始，京津地区的政策收紧，一些项目已经无法再做分割，给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就是要从一次性获利改为长期持有。

李国平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坏事。“我们可以去做城市综合体这种更先进的产业地产形态，而以往的少数偷梁换柱、背离了产业地产本质、又破坏了住宅地产市场规则的做法，将会越来越少。”

不过，即便没有配套住宅，没有政策擦边球，土地红利的诱惑仍在。今年7月，富士康出售旗下一家子公司富泰宏房产，报价8.79亿。该公司的主要资产 是少量银行存款和原本要作员工宿舍但一直没开发的一块土地，2006年富士康曾花4.3亿元买下这块地，时至今日，价格已经翻番。

住宅地产商仍在观望

在中国，标准的工业地产商跟地方政府谈判的筹码，也显然没有一家大型工业企业多。

尽管房地产调控毫无放松迹象，住宅市场僵持不下，并没有多少传统的住宅地产商盯上工业地产这块肉。中国排名前二十名的地产商中，公开的，唯有万通选择在2008年进入了这一领域。

2008年房地产低迷之时，万通董事长冯仑和他的EMBA同学——TCL董事长李东生联手成立了万通新创工业地产公司。万通新创买下TCL位于无锡27万平方米的工业园区，然后回租给TCL。

冯仑用来说服李东生的，是TCL可以轻资产运行，专注主营业务。而冯仑用来说服自己的，是中国未来的实业地产的前景。

“在发达国家，由于专业化程度较高，分工较细，大部分企业不自建厂房和园区，而采取租赁经营的模式，这种模式应是一种趋势。”万通新创工业地产公司总经理刘昱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而在中国，标准的工业地产商跟地方政府谈判的筹码，也显然没有一家大型工业企业多。万通和TCL的合作，似乎是进入这个领域最合适的方式，经过3年的培育，万通新创刚刚实现了中国会计准则上的盈利。

至于下一步，“我们正在慢慢培育品牌，并让地方政府意识到我们一样可以带来更多的企业投资。”按照刘昱的说法，将来万通并不排除招拍挂的方式获取工业用地，独立操作。

但在高策顾问董事长李国平看来，这种模式可能成功，但并不好走，而且也不会有更多的传统住宅开发商介入。“短平快的赚大笔的钱，绝大多数住宅开发商目前还只会这个模式。”

(文中张恒为化名)

崔元之认为，河南很大一部分中小企业资金周转不灵最重要的原因不在担保公司，而是政府。如果仅仅整顿担保公司，高利贷困境依然无法得到解决。

现在，政府投资项目、房地产投资是最大的两种投资。很多中小企业发展是靠参与政府投资建的项目，比如修公路、建铁路、建飞机场等。

我们跟政府做生意，政府采购，为了体现廉政，都是最低价中标。中标后不给订金，而且验收完不付全部款项。

比如我们公司参与河南农村信用社项目招标，我们最低价中标，签了合同政府不给一分钱。要是你想要订金，就不让你中标。全部验收完，付80%的款。运行3个月，付到95%，再运行半年，全部付清。你算算这周期多长？

合同金额400多万。如果没有政府这个领导那个领导签字这么多复杂程序，我们7天就干完了活。可是，从生产到安装调试，这都6个半月了。400万需要压半年才能给我320万。钱全部到手，要1年。

如果政府违约，既不给你出任何东西，也不给你任何赔偿。我们这个项目，客户违约了。招标的时候设备是放在地下室的，等我们货发过去，政府又说，我们这货改放大楼一层。我们就得重新建，重新设计、重新施工，我们等了一年时间。

作为一个中小企业，几百万资金一压就两年。如果同时做几个项目，就没有资金周转啊。以至于我们现在调整思路，不做超过200万以上生意，只做几十万的小生意。只要一遇到客户不讲诚信，你就死了。

中小企业资金周转困难，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小企业很大一部分产品卖给政府或者政府性质的企业了。他们不讲诚信，导致中小企业付款周期长。

我们也做外贸生意，人家老板来都是拿着美钞现金，签合同付90%订金。

（应受访者要求，崔元之为化名。）

一边是汹涌着寻找出口的巨量民间资金，一边是苦苦盼望着资金的中小企业，两群饥渴的人一起催生了担保公司的突然繁荣

在担保业疯狂的河南，政府正在通过发牌照出手整顿，但是却投鼠忌器

担保牌照“急刹车”

“1640家担保公司最早都是经过工信厅核准的，都有许可证。突然说没有资格了，急刹车，会出现很大问题。”

在全民放贷疯狂之际，河南担保业异军突起。

根据河南省民营经济研究会提供的数据，2010年底，河南的担保公司从2007年的100多家飙升至1640家，约占全国担保公司总数的1／4。

河南省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张立功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小企业资金紧张，催生了担保业的繁荣表象，而当时政府的态度是谨慎，但不堵。

然而，当越来越多的担保公司资金链断裂导致金融和社会危机后，政府再想堵时，已是投鼠忌器。

事实上，河南新一轮担保业整顿启动已达半年之久。

据张立功介绍，政府原计划2011年3月底前完成整顿，结果到5月底仍未果。7月28日河南出台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随后公示第一批两百多家担保公司经营许可证初审合格企业，业内称为“经营牌照”，理论上决定担保企业的生死存亡。

河南省中小企业局融资服务处处长钟雪涛称，“牌照正在下发，发放牌照数量没有统计”。有不愿具名的担保公司向南方周末记者反映，牌照发下来之后又重新被收回。

“1640家担保公司最早都是经过工信厅核准的，都有许可证。突然说没有资格了，急刹车，会出现很大问题。”张立功说，“比如一个公司担保做了4个亿，你突然说他没有这个资格，民间资本所有者会很恐慌，容易大量挤兑。如果刹车过急，对河南担保业是灾难性的。”

但坊间传言，新牌照迟迟难产，是由于一些大型担保公司之间的利益博弈。有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看空新一轮担保业监管，称新牌照为政府提供新的权力寻租空间。

在河南，担保公司已深入百姓生活。 （沙浪/CFP/图）

事实上，两年前，河南省已进行过一次大规模行政干预。政府要求担保企业在工商注册基础上持有经营牌照，当时称为“备案证”。

“当时说得很严重，说是决定你能不能继续在这个行业里做的证照。”该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发放备案证，政府是有很好的意愿。结果雷声大雨点小，不规范的还是不规范。比如，从7家里选了3家发证，但是其余4家照样可以继续经营。”

可供对照的是南方周末记者得知的一家河南投资担保公司的情况，接近总经理的知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曾透露，2010年底公司一直没有正式开业，“因为牌照拿不下来，但她确实在开展业务”。

40岁的陈思其是河南一家投资担保公司总经理，因业绩风生水起而被塑造成豫商中的女企业家典型，却在2011年春节后，从六楼家中跳下，半身瘫痪。

她跳楼的原因，是因为将担保公司2000万资金交给天津一家私募公司投资，不料这家私募的老板却失踪了。

“现在投资担保公司多少都有点地下钱庄的血统，”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几乎所有的民营担保公司都是违规操作，因为拿担保中介费太少了。”

监管“黑洞”

多家担保公司由房地产公司实际控制，房地产公司把担保公司吸收到的民间资金直接用于关联的地产开发项目。

河南省政府开出的许可证申请门槛近乎严苛：申请企业注册资金3000万元以上、资本金充足率不低于80%、去年以来与银行开展有融资性担保业务1亿元以上或银行授信1亿元以上。

但事实上，新一轮监管仍然未能触碰灰色地带，担保行业规避法律监管的手段依然是圈子里公开的秘密。

了解郑州当地担保行业的人士告诉记者，有一些投资担保公司会注册一些看上去没有关联的公司或委托一些并不需要贷款的企业，包装一些财务报表、流水项 目，从银行拿钱。“他们这些做资本生意的，账面上现金流是很好做的，对账单打出来很漂亮。注册资本金1个亿，贷出来5个亿，再次以高利贷的形式贷出去。”

该业内人士还透露，担保行业有资本金要求，此前多家公司通过联合交易蒙混过关。“比如4000万存到银行，好多公司没那么多钱，要验收的时候，好几家公司凑到一块儿。看你的时候凑你的，看我的时候凑我的。”

担保公司规避高利贷监管亦手法娴熟。根据现有法律，民间借贷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事实上，民间出资人大多被高于“四倍”的利息 吸引。为规避监管，不论实际约定利息多高，民间出资人跟担保公司、借款方所签合同显示的月息均为1.5%，剩下的利息会直接在账面上流转。

一位熟悉担保行业的投资人告诉记者，很多担保公司还存在多重担保的违规现象。“当担保公司让你以每年20%-30%的利息把钱存到他那里的时候，告 诉你会用房子做担保，但是这个房子它可以担保给几十个人，也就是说，如果它真的违约了，几十个人分一套房款，你基本分不到什么。”

而最为严重的监管黑洞，则是房地产公司与担保公司的关联交易。

包括河南省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张立功在内的多个消息源均向记者证实，多家担保公司由房地产公司实际控制，但从注册信息上看不出任何关联。记者以理财投资者身份咨询某投资担保公司，该公司业务员透露，担保业内关联交易公司占到两成。

这些担保公司将吸收到的民间资金直接用于关联房地产公司的地产开发项目。

“融了十个亿，贷出去一个亿，剩下九个亿在自己项目上。因为经营过程中出现资不抵债，投出去收不回来，投的一些项目遇到重大问题的时候，理财人要钱的时候周转不动，他一看大势不妙，基本上采取跑路的方式。”一位不愿具名的消息源告诉记者。

“长期高利率借贷，没有产业能做这么高利润。”张立功说。至于具体的关联交易企业，张称，“都是朋友，不方便说。”

“一般每个月都给你结一次利息，显得非常有诚信，但是他们多数是挖东墙，补西墙，一旦资金链断了，他们会马上消失无踪。而且因为他们是有限责任公 司，就算他们跑了，地产公司也不会给你任何补偿。”一位熟悉担保行业的投资人说，“除了关联交易，担保公司多数是给房地产提供资金，目前只有房地产、煤炭 和水电的年收益能够超过30%。但是，你要明白，房子最终还是卖给老百姓的，所以你把钱借给担保公司，等于借给房地产公司来祸害自己。”

两头收紧，中小企业更惨

“民间放贷如果被限制，银行的钱又借不出来，跳楼的人会更多。”

河南担保业整顿当口，行业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没有业内人士愿意公开身份接受采访，主管担保行业的河南省工信厅中小企业局以“上面下了纪律，不能接受记者采访”为由拒绝作出回应。

记者以中小企业主身份致电河南省规模较大的两家民营担保公司——邦成和九鑫，得到的回应均是，“由于政策原因”，暂停民间融资业务，只做银行担保业务。邦成担保银保部业务经理称，“中小企业现在从银行贷不到钱，没有额度，所以这块业务现在也没法做。”

记者又分别以投资者、借款者身份暗访位于郑州财富广场写字楼里的数家投资担保公司，发现这几家公司的“投资理财”年化收益率普遍在20%左右，200万资金3月期贷款年化利率约为36%，若抵押房为按揭，则利率更高。

一位曾在担保业工作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同样条件的贷款利率2010年底还只有30%左右，今年以来贷款利率有所上升。

一边是缺乏投资渠道的大量民间资金，一边是苦于无法从银行借贷的中小企业。汹涌的资本一拍即合，催生了井喷式的担保业市场。即便严厉整肃在即，担保公司也难以抵挡资本逐利的诱惑。

据担保业内人士介绍，来担保公司做理财投资的客户所提供的资金从几万到几百万不等，其中包括不少投资无门的工薪阶层。

“人民币贬值，股票低迷，基金不透明，房地产调控，银行理财产品效益不好。民间资本缺少出口，民间资本和中小企业缺乏对接。”张立功说。

而大量中小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大量资金周转需求直接推高了担保公司的贷款利率。担保公司并不担心，因为再高的利率都会有企业愿意接盘。

郑州银行在河南当地路边广告牌上打出的口号是“小企业融资专家”。不愿具名的该银行管理层人士告诉记者，银行上报给国家的中小企业贷款比例达到50%，“但实际怎么可能那么多？”

他透露，郑州银行今年贷款指标总共六七十个亿。银行上报贷款比例是按贷款额统计而非借贷企业大小。如果大企业贷款额在1000万以下，就都占用中小企业指标，“大家都是这么操作的”。

“国家收紧信贷政策，可贷资金少。比如这个月就给你10个亿指标，账上100个亿，也只给你10个亿，不让你放多。再加上社会金融环境不好，通胀严 重，原材料上涨，企业利润率下降，先死的就是小企业。小企业风险大，银行不愿意放贷给小企业。”该银行管理层人士解释，“还有抵押物加速贬值。银行看房价 会下降，房产贬值，贷出来的款就会打折。另外，贷款额有限制，那部分资金没有收益，这部分有限资金收益就要提高，也会反制于企业利润率。”

崔元之是郑州一家新能源设备公司的总经理，公司注册资本6000万元。崔元之的公司因为难以从银行贷到足够金额的周转货款，他曾经向担保公司短期拆借资金，月利息6分，相当于年利率72%。

崔听说记者要做有关担保公司的报道，非常着急：“你这么一说，政府肯定要严，民间放贷被限制，银行的钱又借不出来，跳楼的人更多。”

（应受访者要求，陈思其、崔元之均为化名。）

李奥今年36岁，是天津市热电公司的一名员工，天津文交所开张后首批游戏参与者之一，至今仍是天津文交所的追随者。南方周末记者在一个天津文交所投资客论坛里约人采访时，他第一个站了出来。“我不想让你看到那些满腹牢骚的投资客，这对文交所的发展没有好处。”李奥说。

他是在一次看报时了解了天津文交所的，遂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渠道”，于是决定入市，甚至发动周围的亲人、朋友投资，曾帮5个人开户。

天津文交所最初开户只需5万元，但李奥手里只有3万，于是他用信用卡套现开户，最终投入天津文交所40万现金。他说自己总觉得钱不够用，所以要博上一博。

从开始交易第一天1.9元入市，李奥最多的时候获利20万。但现在，他严重被套，甚至想割肉都难找人接盘。他把这一现象归咎为天津文交所修改规则“有点矫枉过正”。

而对于艺术品的真实价值、对于交易是否公开，李奥说他不在乎。“在中国你能认同哪个组织？谁的评估报告出来我都可以说高估了。我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判断，我亏了我认栽。”

李奥是目前天津文交所投资客中的活跃分子，现在这批人每天都在收集所谓的“利好消息”。

“我对天津文交所始终抱有信心，只要有积极的政策出来，我都会响应，但也上了几次当。”

采访期间，李奥接到一个电话，圈子里的一位朋友向他询问，“民生银行全面对接天津文交所进入倒计时算不算利好消息”。此时的天津文交所已连续四天跌停，李奥对此未置可否，因为他对天津文交所的规则还心有余悸。

而在天津文交所投资人论坛里，这一消息被解读为“利之所在，大势所趋”。

“一个别针还能换一个别墅呢。”这是李奥对艺术品价值的解读，正是在由买家好恶左右的艺术品市场里，这种说法出现过可以佐证的案例，也正是这种信念支持着李奥们。

和李奥唱反调的也大有人在，天津市河西区一位金姓男士正在对外出售他的天津文交所账号，“把赚钱的机会留给别人吧”，这种说辞充满揶揄味道。

“打个六六折，1.9倍如何？”

“不行！1.3倍，不然回家睡觉算了。”

你可能以为这是在中国内地某个菜市场中买菜大嫂与小贩司空见惯的一幕？错，这是号称国内第六大股份制商业银行光大银行与美国高盛近日的一番讨价还价。

根据原定计划，光大银行早在6月上旬就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放行令”，本该当月27日开始路演，7月8日完成定价，7月15日正式挂牌香港H股。以备 万一的“B计划”则是8月18日——这也是一个董事长唐双宁能接受的吉日，一年前的这一天，趁着农业银行闯关A股成功，酝酿多时的光大银行国内IPO计划 终告落定，217亿落袋为安。

好事当然得成双，一旦发行120亿股H股融资400亿的计划得以实现，光大银行8.06%的核心资本充足率警报就可望解除。

然而，搅局者出现了，且又是那个令国内银行人爱恨交加的高盛。在一斤鸡蛋要卖五六元，一块稍具卖相的五花肉没二十元拎不回家的今天，面对白菜价的光大银行，高盛却显然要把“买一毛钱葱还得饶一根”的精打细算做到极致——

你说你中报表现优异，半年净利润92亿，同比净增34.7%，而2008、2009两年全年的净利才逾70亿，我就说你资产结构以对公业务为主，特 别是作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借款占到20%。从云南、四川乃至上海，一系列以政府信用背书的地方债接连爆仓，以土地出让金为担保甚至借短债还长债的地方发展 模式正备受质疑。

再看看你大哥工行，市值相当于汇丰加花旗，净息差3%，运营成本不足利润三分之一，不良贷款也只有1%，资产和股本回报率年超20%，市盈率只有可 怜的7%。够靓女吧，可股价呢，比起雷曼倒闭时也才涨了10%，花费数月在香港配次股，集资额才相当于当年分红派息的五分之四。

你说你一直在进步，连坏账拨备都猛提3.5倍至2.41%，已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了。我就说你还是裹足不前的老太。且不说济南分行很可能牵连进齐鲁 银行票据案，就说说和普通客户关联最密切的网银吧，竟然还会出现光传输设备卡故障，一段时间内所有业务竟在无备用线路情况下运行。

你还说现在中国银行业处于5至6倍超低市盈率的状况，此时上市可令国际投资者分享抄底的高收益，那为何连内地投资者都对银行股避之不及，再说银行上 市是看PB（市净率，每股股价与每股净资产的比率。市净率较低的股票，投资价值较高，相反，则投资价值较低）的，花旗多少？0.87！刚刚在建行上套现狂 赚了75亿美元的美国银行多少？0.86！你说新兴市场与国际成熟市场估值不同，目前全球银行市净率排前四的均是你兄弟，招行更以4.8的PB排世界冠 军，可你知道三年前他这个数字是多少？7！这叫回归。

8月没戏，9月不行，光大H股IPO只能大约在冬季，等圣诞季吧。内地客为什么此时都爱来香港血拼，不就是从铜锣湾到女人街，到处都是三折起嘛。

光大、光大，不能光想着大，这是来自高盛的告诫，只是不知唐双宁如何回应。四季度我们或许就可能看到答案，在那个处处标着斗大红色字体“打折”的日子里。

一个低调的中年男子，如何鼓捣出天津文交所，并在国内首开艺术品证券化先河，由此掀开艺术品投资的疯狂一页？

在艺术品癫狂之际，他为何离开天津文交所，又如何在山东卷土重来？

操盘手，又是屠春岸。

2011年9月20日，山东泰山文化艺术品交易所（下称泰山文交所）开始接受投资人开户申请，这意味着又一家交易所在艺术品投资狂潮中开业。

很少见诸媒体的屠春岸，在艺术品投资领域是个不容忽视的人物。他是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创始人，创出了“艺术品份额化投资”这一模式，真正开启了中国艺术品大规模证券化之路。艺术品疯狂投资的新一页由此掀开，他也因此而备受争议。

离开一手创立的天津文交所后，山东成了他东山再起之地。

就在公告开户的前一天晚上，屠春岸和他口中的“领导们”喝酒至深夜，南方周末记者约好的采访被推迟到第二天早上，屠春岸说：“我要清醒地和你表达。”

屠春岸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如何创建天津文交所的，又如何在山东卷土重来？他为何百折不挠地痴迷于打通金融与艺术品之间的通道？

在今天的中国，艺术品领域与金融市场领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因为投资者的巨大需求，突然间架起了无数的桥梁，这就是文交所。可惜，大多数的桥梁不是通向艺术品世界的，这是我们这个阶段共同的悲哀。 ——屠春岸在微博中如此写道 （南方周末资料图）

艺术家里的金融专家

四十多岁的屠春岸是浙江人，不修边幅，早上会蓬着头出门。但他谈起自己二十多年的金融行业从业生涯时会两眼放光，他给自己定义的身份是中国第一代证券从业者——“没有人比我们早”。

屠毕业于杭州大学金融系，后进入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工作，1996年从宁波证券高层位置上离职，在北京做投资。

看起来，天蝎座的屠低调而感性，在微博上，除了艺术品投资，他转发得最多的便是星座、旅行与爱情。9月，他敏感地写道，“济南的初秋，居然阴雨绵绵，极像江南的梅雨季节。”

屠春岸创建文交所的设想颇有些“书生报国”的理想主义色彩。2000年5月，保利集团在香港两个拍卖会上高价拍得圆明园兽首，引发了一段救国宝的故 事。正是受此影响，在和圈内朋友的一次饭局上，屠春岸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设计一个金融平台做这件事呢？文交所的设想因此而来，但直到他在天津寻找到机会才 得以实践。

他起初不懂艺术品。2007年，他和天津政界的一位朋友聊起艺术品证券化的想法时，这位朋友表示可以“干起来”，并帮他张罗一下。屠春岸于是硬着头皮，开始接触艺术品。

有次他问一位行家：赵无极的画好在哪里？对方回答说，好在表达出一种你肉眼看不到的情绪。屠春岸一听就懵了。

但尽管如此，并不妨碍他成为天津文交所的创始人。他很好学，善于钻研，更重要的是，他善于扬长避短，这使得他迅速成为了艺术品领域的“金融专家”。直到今天，他都对自己彼时的鹤立鸡群洋洋得意：“在天津我是老师，大家都得听我讲课。”

当天津文交所被纳入“天津市2009年金融创新改革20项重点工程”后，屠春岸的江湖地位得以确立。

事实上，屠春岸构想的文交所一开始并不被认为是一个可以“赚大钱”的项目，在寻找投资方时屡屡碰壁，直到遇见天津的房地产商陈玉。屠春岸说服陈成为大股东，后出任文交所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屠自己则任总经理。

陈玉曾开发和投资过多个天津市区楼盘建设项目，但他同样不懂艺术品，而且没碰过股票，甚至不会用电脑。

班底搭起来之后，屠春岸在2008年7月5日，正式向天津市递交了准许其成立文化艺术品份额交易市场的申请，申请很快得到签字批准。

此后，屠春岸继续为文交所的开业交易奔波，主要是电子交易系统的建立和客户交易资金的三方托管，现在他将其称为“留给天交所最后的遗产”——因为当时天交所内部已经开始有争议，并最终导致屠春岸的设想被完全颠覆，最终出现的天交所并不是他所设想的。

“上市产品的选择是交易所的生命。”屠春岸说。他曾经历过上世纪90年代初“老八股”的炒作，因此极力回避小市值产品上市。但天津文交所首批上市的 是天津美院教授白庚延的作品《黄河咆啸》和《燕塞秋》，分别作价600万元和500万元，以每份额1元的价格，分别发行600万份和500万份。在一些人 看来，天津文交所选择这样的“小品种”，就已经注定了它们被爆炒导致价格狂涨的命运。

有趣的是，屠春岸说这是陈玉的选择，并痛批他“不懂资本市场，不懂艺术品，他觉得白庚延的作品很好，比张大千的还好”。

2010年10月，在天津文交所挂牌交易之际，屠春岸正式办理离职手续。他说是因为与大股东意见不合。他回到北京，开始了每天看股票、写股评的生活。

天津文交所的大起大落是前车之鉴，但后来者对艺术品 证券化的运作前景却不敢乐观。 （东方IC/图）

“我生的孩子我肯定关心”

天津文交所后来的“乱相”在全国引起强烈关注。白庚延的上述两幅画作，在经历了60个交易日后暴涨了近20倍，市场炒作堪称癫狂。

从进入天津文交所几十亿的资金量来看，这是一个饥饿的市场，但在舆论的压力下，文交所不得不修改规则。

问题在于，规则修改似乎并没有章法。譬如2011年3月7日公告称对非上市首日的涨跌幅限制从15％调至10％，但接下来两周的时间里，许多品种依然维持了每天15％的涨幅。所谓的公告形同虚设。

不少中小投资者直陈“这里面水太深了”。

“水倒不深，关键是陈玉什么都不懂，就是手足无措。结果涨得太多，政府害怕了，就想短时间控制这件事情，于是只好频繁修改规则。”屠春岸说。

一位艺术品投资人士也对记者称，防止市场恶意炒作的初衷可以理解，但是文交所规定艺术品份额交易期限届满后实施停牌，以竞价方式交割退市的做法实在“荒唐”，“肯定没人接牌，评估价已经明显高估，市场再炒作一下，明天到期了，卖给谁去？”

当2011年7月重新开张时，市场气氛陡然转变，譬如新推的“生命百合”（杨云飞《生命祭》、《百合花》油画组合）和“翡翠珠链”，挂牌首日就跌破发行价，也就是说，中签者一签就亏损逾8万元。

“冰火两重天”的情景，让已非“局中人”的屠春岸很是懊恼。“我自己生的孩子我肯定关心。”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屠春岸口中的高频词汇是“他们不懂”。

屠春岸尽管是一个商人，但是他说，他在文交所设计伊始，就想方设法避免出现“劫贫济富”的现象，但最后的局面显然是他未曾预料的。

不过，即便有不满，屠春岸同时又为天津文交所喊冤。他说文交所“迄今还没挣钱，还在痛苦的摸索当中”。

显然，屠春岸和他的“第一个孩子”依然还难以割舍。

“我现在不希望有人来”

尽管备受争议，但天津文交所已经给艺术品投资这潭深水里扔下了一颗石头，全国各地一夜之间都开始热衷于建立艺术品交易所。

在北京休整的这段时间，屠春岸被不少跃跃欲试的地方政府给盯上了。他最终答应了山东省的邀请，去那里筹建泰山文交所。

与天津文交所引资艰难不同，这一回，艺术品投资的概念早已火热。他说，尽管初到济南，“有些股份还抢呢”。

为了改进天津文交所不透明而且多为私人控制的股权安排方式，最终泰山文交所的国资占股超过60％，大股东是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

接下来是设计规则，屠春岸说他一直反思天津文交所，因此在泰山文交所“战战兢兢”。首先是艺术品鉴定的问题，天津文交所当年也有这方面的顾虑，因此选了故去不久的画家白庚延的作品，以此杜绝赝品，但因此带来的问题是市值太小。

泰山文交所首批产品选择的是黄永玉的国画《满塘》。“以前我真看不上画。”屠春岸说。最初他考虑的是官窑瓷器，但因为鉴定原因而放弃。

应对文交所普遍存在的估值问题时，屠春岸称绝不会像天津文交所一样“都是拍脑子出来的”。

他说，天津文交所找的评估机构是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在请其评估之前，就知道该机构要撤销，到了8月12日，文化部果然发布了《关于撤销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艺术品评估委员会的公告》。但评估报告一出炉，投资者看到文化部的名头，大都认同这一估价。

南方周末记者在泰山文交所官网上看到《满塘》估价报告，估价方是济南市美术馆。

本土机构进行估价的公信力和透明度如何呢？屠春岸为了打消记者的疑虑，称尽管《满塘》的估价是1900万到3900万，但“持有人要加5000万，而我们在讨价还价后，以2700万元签约”。

“中国本身货币发行泛滥，黄永玉的这幅作品（估价）再加个0我也能卖出去。”屠春岸狡黠一笑，“但是不能忽悠投资者，否则他们就不玩了。”　

泰山文交所要开张的消息发布后，很多人——“包括一些‘首长’、‘领导’”——找到他，希望其所持有的艺术品能在此地上市，“到现在至少有两百多件艺术品拿到我这里了。”

但现在许多文交所都以其他方式掩盖估值过高的问题，如发资产包这一模式，将一位画家的几十张、上百张作品打包，以价格最高的一幅作品作为平均价打包发售，这一手段已逐渐被投资者识破，而屠春岸不想让泰山文交所再做类似资产包。

他把这个交易所称为“国内第一个真正的艺术品交易所”。可是，在饥饿的投资者与饥饿的股东们面前，他的梦想能够坚持多久，还是个未知数——现在全国的文交所都面临上市产品偏少的问题，在资金的追逐下，难免掀起又一轮恶炒，以至于他说“我现在不希望有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