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草長馬正肥 金山西望煙塵飛
說史150416
柳永引發的「多事之秋」
朝日執筆：歷史小品系列11
上集我們講了全能文人蘇東坡，其作品在當代已廣為流傳。不過，要論文人在宋代的知名度和受觀迎程度，似乎還有人在蘇東坡之上。這個人就是「奉旨填詞柳三變」的柳永。
不過鑒於篇幅有限，有關柳永的種種傳奇經歷以後有空再談。這裏只想介紹柳永一首著名的詞作《望海潮》，據說這首詞引發了一場「世界大戰」。
「江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華。
重湖疊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
根據南宋 羅大經《鶴林玉露》的說法，金主 海陵王完顏亮讀罷柳永這首《望海潮》，擊節讚賞，對「三秋桂子」等景色尤為神往，遂即賦詩：
「萬里車書一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側，立馬吳山第一峰。」
正隆六年（1611）中秋節，完顏亮與群臣興高采烈地準備歡慶賞月，月亮卻始終藏身於在厚雲之中，完顏亮遂即賦《鵲橋仙．待月》一首：
「停杯不舉，停歌不發，等候銀蟾出海。不知何處片雲來，做許大、通天障礙。
虯髯撚斷，星眸睜裂，唯恨劍鋒不快。一揮截斷紫雲腰，仔細看、嫦娥體態。」
好氣概！為了證明西湖的月亮是不是特別遠，於是半個月後，完顏亮即起兵二十七萬，號稱百萬，分四路攻宋，誓要到江南「仔細看、嫦娥體態」。
完顏亮在秋天對南宋發動攻勢。諸葛亮《出師表》有謂「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又有成語「多事之秋」。為什麼不是「危急存亡之春」？又沒有「多事之夏」呢？都是秋天，是巧合還是有別的原因嗎？
秋天發動戰爭的傳統，其實由來已久。
早於春秋時代，各諸侯國就已經有在秋天發動軍事行動的習俗了，這是一種「禮」！作為農業文明國度，耕種是維持整個社會經濟的命脈，一切行動都不能違背農業法則。*** 秋天是收割的季節，收割後就是「農閑」的日子，故此秋天是一年中人力和物資最為充足和集中的時候。即使不發動戰爭，也要將年青的勞力抽調作軍事演練，一來令軍隊習於戰陣，二來減低「閒置勞力」對社會治安造成的隱患。不過，這種「季節性」軍事行動為期不能太長，因為這會妨礙下一年的春耕。故此，春秋時代的軍事行動，一般規模都較小，戰爭勝負通常最多也是一兩個月便有分曉，相當有效率。
進入戰國，國家的組織形態改變，開始建立「常備軍」，軍事行動與「農時」的關係基本就脫鈎了，列國間的戰爭從此就不分時節，而且動輒打上幾年了。
不過從秦漢建立統一帝國開始，情況又有所改變了。雖然各朝的中原帝國都有強大的常備軍，但主要對手卻由同樣是「農業文明」的其他諸侯，變成來自遊牧文明的「蠻族」了。 秦漢有匈奴、唐有突厥、宋有遼金夏、明有蒙古。
總體來說，中原帝國以中央名義發動的北向軍事行動頻率低而強度大。*** 這是由於遊牧民族的機動性極強，一如在茫茫大海追剿海盜一樣，非得經過周密部署，配合準確的情報，不可能有成效。 由於「北伐」規模巨大，一般都以「年」為操作單位，故很少考慮到季節因素，反而著重於區域形勢和地緣政治結構的變動時機。 例如衛青、霍去病北伐匈奴，有時在秋季出擊，有時則在春季，但時機則通常選在匈奴內部政治不穩之際。
相反北方遊牧民族「南下」則是「高頻而低強」，具有明顯的季節性特微。況且，即使是「大規模南征」，由於其「高度機動」的特性，也能在極短的時間作出「季節性集結」，發動「閃擊戰」。無論成敗，亦能在單一季度回師北方。因此他們的軍事行動仍具相當的「季節性」考量。
那到底遊牧民族為什麼喜歡在秋天南下呢？這其中又有「推」和「拉」這兩方面的因素。從整體「天時」而言，北冷南熱，秋冬之際遊牧民族乘著冷鋒南下而來，仿如沿江順流，又似從山上居高臨下，盡得「主場之利」。另外，對於遊牧民族而言，馬是他們最主要的戰爭工具和軍事優勢，故採取任何軍事行動，必然以「馬」的狀況為中心考量。
經過春夏的調養，馬在秋天進入「巔峰狀態」，此所為「秋高馬肥」。天氣乾燥，也有利囤積運輸乾糧和飼料。更重要的是，沼澤河川是騎兵發揮機動性的最大障礙。冬天大多數的河川都會乾涸或結冰，至少是水量大幅減少，有利馬匹快速移動。
南方的情況又如何？秋收之後，是農業社會全年中「最富裕」的時候。對遊牧民族而言，這正是待「獵物」最肥美時獵取的好時機，「搶掠」效率特高。農民辛勞了一整年，終於收割作物後，就輪到自己被收割了。從軍事層面看，弓弩是步兵對抗騎兵最有效的手段，但寒冷和乾燥卻是弓弩的最大敵人。在冬天，強弓勁弩難以拉張，也容易折斷，「南軍」因此失去了控制騎兵肆虐最有力的武器。
綜合以上原因，中原帝國的軍事動員又重新「季節化」了。這在宋代特別明顯，原因有二。其一是宋代的北方邊界較以往南移，而與遼國交界之處相對平坦，水域是主要的地理障礙。 因此，當冬天這些地理障礙的阻力減低時，遼軍南下就變得「很方便」，而且其進軍路線極難預測。其二是之前提過，北宋初是一個「小冰期」，「氣溫下降」明顯是一個「利北不利南」的氣候因素。天氣因素、地形因素，加上機動性能較低，弓弩等技術優勢又打了折扣，宋軍縱然想主動出擊，尋求機會進行「克勞塞維茨式會戰」，亦非易事。
因此，「秋防」或「防秋」之語，在宋代文獻中出現的頻率極高。每年秋天，各邊區都會提高「軍事警戒級別」。「多事之秋」一語，最早出於北宋 孫光憲《北夢瑣言》之中，大概不是偶然吧！
後話：
上文提到的那個海陵王完顏亮，原來就是弒君而奪得大位的。他這一次南征其實是押上了所有註碼的豪賭，結果卻被 虞允文在采石磯大敗，並為部下所殺。他死後先被封為「海陵郡王」，後貶為「海陵庶人」。元代 脫脫編的《金史》中，評價他是「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這一句，原來正是司馬遷在《史記》中對商紂王的評語。
說史150415
最寒冷的冬天(五十七) 毛澤東的勝利
蕭律師執筆
韓戰的最大勝利者是毛澤東。
當所有人都猶疑不決，擔心這個剛奪取政權、百廢待舉的新中國會遭到失敗時，他卻毅然決定出兵。他有遠見地預料到，在朝鮮半島為自己贏得一席之地會使新中國在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方面有都收穫。 雖然這場戰爭的酷烈超乎預期，美國強大的武器和戰鬥力使中國軍隊傷亡慘重，但他能容忍以鮮血作為革命的代價，他領導的國家雖則物質匱乏，但龐大的人口基礎允許他用人民生命去贏取國家榮譽。 毛澤東在韓戰中為亞洲地區隨後的幾次戰爭提供了經驗：與西方國家作戰成功的關鍵，在於以人力優勢去抵消技術劣術。
由於中國人把韓戰看成偉大的勝利，毛澤東也就進一步鞏固了他在中國政壇上的領袖地位。 這場戰爭成為新舊中國的分水嶺，打擊了那些與西方世界勾結、支持舊勢力的中國人，把他們變成了全民公敵。在戰爭期間及隨後歷次運動中，這股勢力被徹底摧毀。*** 從那時開始，沒有任何政治勢力可以挑戰毛澤東。 戰爭前，他是中央委員會的決定性人物；戰後他成為中國的新一代領導人、人民的領袖。 個人崇拜是他一度批評過的東西，現在開始讓他心情愉悅。對他的膜拜亦由此迅速膨脹，超過了蘇聯人對史太林的膜拜。
將絕對權力賦予一個早年飽受傷害的人無疑是極度危險之舉。 長久以來，毛澤東被無數敵人千方百計地追捕，遂生成一種深沈、揮之不去的情緒上及政治上的偏執氣質。 現今他在無人牽制的情況下統治著中國，而國內任何人都可能是他的敵人。他的權力沒有限度，他的偏執也沒有限度。他處於帝王般的地位，無須聆聽其他人的意見。 他認為他對所有事的看法都是正確的，所有反對他的朋友、同事和老戰友們都大錯特錯。他說出的話就是法律、就是真理。 那些批評他、持異議者不只是錯，更變成人民的公敵。
他決定中國已經準備好要進行現代化了，就是所謂「大躍進」。將一個貧窮的農業社會轉型成現代工業社會的任務，一夜間便落到農民身上。 大躍進使農民飽遭折磨，生產壓力更甚以往。 大躍進從來只是幻影，官員們竄改農產量，好像計畫相當成功，但政府裡的人都知道這是個天大的失敗。歷史學家 史景遷曾評論這簡直就是「災難性的苦難」，然而當時沒有人敢挑戰毛澤東。
到了1959年，大躍進帶來的悲慘後果已經暴露無遺，中國發生了百年以來僅見的饑荒，但人們看到的農業產值卻高得離譜。幾乎每位高階官員都知道— 毛主席的「大躍進」充塞著謊誕虛假的統計數字，然而無人敢面對現實。最後，時任國防部長的 彭德懷說出了真相。
當時中蘇關係日益緊張，彭德懷認為兩國關係處理不當，這種想法本身就給他帶來麻煩，但尚未和毛澤東決裂。他為人率直，不擅長政治技巧，而長期革命戰爭養成的直言性格，更容易被戴上反對派的帽子。 1959年他回到湖南老家的農村，農民向他反映生活極度窘迫的現實。 彭德懷發現高層領導者想像的情況，以及地方政府向中央彙報的情況並非實情，造假的現象普遍，廣大農民正為此承受巨大壓力。
夏天，即韓戰結束後六年，彭德懷在廬山會議期間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私人信件，指出了問題，並認為自已看到的是現實，還委婉地提出了警告。 他沒有意識到這麼做會給自己做成怎樣的後果。 毛澤東立刻將此信列印成文件，分發給所有與會人員。 這封信因此面目全非，成為把彭德懷劃入人民公敵的鐵證。儘管所有與會者都認同彭德懷的觀點，卻沒人敢公開支持他。
正如史景遷所說：「毛澤東把彭德懷的善意批評和作為朋友的私下提醒當成叛國的罪證。當毛澤東把這封信的影本分發給其他政治局委員時，沒有人敢站出來支持彭德懷。大多數人認為元帥的分析是正確的，但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的。它意味著，當時的中共中央委員只能反映毛澤東的想法，而不考慮中國當前的現實和需求。」史景遷還進一步指出：「今天，歷史學家認為這段時期對中共的核心領導層造成極大的破壞，人們的士氣和勇氣遭受極大的損害。」史景遷還提到，由於連年饑荒，在隨後的七年裡，超過兩千萬人死於飢餓。
為此，毛澤東讓 林彪站出來，公開指責彭德懷，彭的人生因此走向了盡頭：先是被撤銷國防部長的職務，隨即在家中被捕。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彭德懷成為首要目標，在群眾集會上被批鬥，遭到無數次身體和語言上的摧殘，在公開大會上慘遭羞辱，被強迫招認莫須有的罪名。長期的毆打和虐待，最後讓他含冤而死。
最寒冷的冬天：韓戰真相解密 The Coldest War：America and the Korean War
作者： David Halberstam
譯者： 王祖寧、劉演龍
出版者：八旗文化部落
說史150414
東坡肉？Cheap嘢嚟啫！
歷史小品系列10
蘇軾，字子瞻，但今天大多數人都喜歡用他的號「東坡居士」來叫他—「蘇東坡」。 蘇東坡堪稱北宋，乃至中國史上數一數二的「全能型文人」。論文，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與 歐陽修並稱「歐蘇」；論詩，晁說之將他與 黃庭堅並稱「蘇黃」，趙翼則把他和 陸遊並稱「蘇陸」；論詞，他作為北宋「豪放派」的宗師，與 辛棄疾並稱「蘇辛」；論畫，他開創了所謂「湖州畫派」；論書法，他是北宋「四大家」—蘇黃米蔡之首；論扶掖後進，他座下又有 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蘇門四學士」（或加上陳師道、李廌合稱為「蘇門六學士」）；做官從政，大概算是他最不拿手的了，但其實也已經做到「龍圖閣大學士」、禮部尚書。
不過，今天我們要講的是他的另一個身份—「生活達人」！蘇東坡對生活品味的追求絕對是超越時代的。 蘇東坡喜歡結識朋友，愛好遊山玩水，而且還相當熱衷於鑽研茶藝和美食。由於蘇東坡在政壇上既反對新黨，又不支持舊黨，所以無論任何一黨執政，他都沒有什麼好日子過。尤其是每當新黨上場，他都必然會被貶謫到偏遠州縣，這反而令他在失意政壇之餘，有機會遊歷更多山水，享受更多美食。
蘇東坡有關美食的詩文非常多，「日啖茘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就相當有名；他也寫下了很多個人美食心得和食譜，例如有《食豆粥頌》、《桂酒頌》、《東坡羮頌》等，不過最為後人所津津樂道的，大概就是《豬肉頌》吧—「淨洗鐺，少著水，柴頭竈煙燄不起。待他自然莫催他，火候足時他自美。」這道用慢火燉豬肉的做法，一般相信就是我們今天吃的「東坡肉」了！
這首《豬肉頌》是蘇東坡在 黃州（今湖北武漢東面約七十公里）任內寫的，黃州是蘇東坡藝術創作的一個高峰，《念奴嬌．赤壁懷古》、《前赤壁賦》和《後赤壁賦》，還有《定風波》等作品都在這段時期作成。更重要的是，這段時期也是他飲食造詣大幅提升的階段。據他自己說，來到黃州，先是酒量大進：「吾少年望見酒盞而醉，今亦能三蕉葉矣。」（《題子明詩後》）到後來更升呢至「無酒不行」的級別：「暑中既不飲酒，無緣作字。」（《與李叔方》）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都會覺得「肉食」在漫長的歷史上，一直都是相當珍貴，至少是昂貴的食材。蘇東坡被貶做個小官，又不貪汙，頂多也只能算是個「窮L中產」吧！何以竟然也能享受這麼多不同品種的肉類美食呢？其實《豬肉頌》中已有解答：「黃州好豬肉，價錢如泥土，貴者不肯食，貧者不解煮。」原來豬肉的價格並不如想像中般高。這側面反映出宋代畜牧業的發達。***
「畜牧」並不同於「遊牧」，「畜牧」是農業文明的一部分，分別只是「種植」的對象不是「植物」，而是「動物」而已。豬是「農業畜牧」中一種非常理想的「作物」，因為牠的高度雜食性，以致能與其他「植物作物」發揮互補關係，甚至能將「生活廢料」轉化為「飼料」或「肥料」。以目前考古證據來看，豬很有可能是人類第一種「馴化」的牲畜。***
北宋自從與遼簽訂《澶淵之盟》後，兩國間得享一百二十餘年和平，安定繁榮，農業得以穩定發展，宋代的動植物「育種技術」在當時領先世界（今天的「金魚」就是由宋代開始出現的「人擇物種」），作物和牲畜品種的提升，令穀物和肉類等食品價格下跌。另一方面，城市化趨勢明顯，由於「城市」先天就具有「剝削農村」的特性，故城市居民食肉的機會，明顯較前代增加不少。
按照蘇東坡的說法，黃州的「貧者」並非「吃不起」豬肉，只是「不解煮」而已，故此才苦心鑽研，教他們怎樣煮。不過，剛從首都貶謫到外州的蘇軾，不免還有些「離地」，以致他忽略了一個相當重要的環節—豬肉也許間中還是「吃得起」，但「待他自然莫催他，火候足時他自美」所需的燃料成本並不便宜。黃州並不如開封城有「燃料補貼」，因此「慢火燉豬肉」始終是一種奢侈的美食。這註定了這道「東坡肉」只能在消費力強勁的一線大城市才能流行起來。這大概就是何以今天的「東坡肉」成了杭州名菜的原因了。可別忘了，杭州也是蘇東坡的其中一個貶謫地啊！
《豬肉頌》中還有一個小問題，就是提到黃州「貴者不肯食」豬肉，那到底他們吃什麼肉呢？難道是之前提過好漢們很愛吃的「牛肉」？牛肉固然被視為美食，但牛畢竟是「戰略性物資」和重要生產工具，與作為「肉食性牲畜」的豬不能相提並論。因此，牛肉的供應量始終非常有限，很難成為日常肉食的主要來源。
答案可以在宋代的民間諺語中尋找。我們又拿和蘇東坡有關的順口溜來說。話說蘇東坡的詩詞文章，其實在當時就已經受到廣泛追捧，甚至經常成為科舉考題。故當時就有諺語謂：「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吃菜羹。」原來「吃羊肉」就是「富貴好環境」的代名詞。
在唐代以前，羊肉在中國民間並不普及。不過到了宋代，羊肉大量出現在食譜之中。*** 南宋文人 王明清在其筆記《揮麈錄》中，記了一件有關北宋兩位大名人的小事。 話說有一次 富弼（鄭公）設宴，邵雍（邵康節）也是座上客。其中一味是煮羊肉，富弼讓人把爐具設在堂中烹煮，並以內行的口吻向邵雍解釋，「鄭公顧康節雲：『煮羊惟堂中為勝，堯夫所未知也。』 康節雲：『野人豈識堂食之味，但林下蔬筍，則常吃耳。』鄭公赧然曰：『弼失言。』」富弼冷不防被邵雍反唇相譏，相當無癮。
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出三點。 一是宋代的士大夫在名義上還是崇尚簡樸的；二是宋代的（高級）士大夫實質上是經常吃羊肉的，否則富弼不會對煮羊肉有此「獨特心得」。三是「羊肉」被公認為是「奢侈品」、好東西。
宋人崇尚吃羊可能與宮廷品味也有很大關係。民間以羊肉為「奢侈品」，因為北宋羊肉的價格比豬肉還要貴大約三分之一。 但對於宮廷，吃羊肉卻是一種「檢樸」。《續資治通鑒長編》記宮廷中：「飲食不貴異味，禦廚止（只）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相比其他各種「異味」，羊肉也確實是相當「檢樸」了。
北宋宮廷的羊肉消耗量很大，神宗熙寧十年（1077）皇宮和首都政府部門共消耗羊肉超過四十三萬斤、豬肉僅四千斤左右，果然是「貴者不肯食」。羊肉的消費量竟是豬肉的一百倍！況且，羊比豬體型小，出肉率也較低。用今日的豬羊數據，一隻羊當牠八十斤，只能出肉三十斤左右；一隻豬約二百斤，產肉百三四斤。也就是說，首都公共部門每年消耗豬隻僅三十餘隻；但卻要用羊一萬四千隻！
需求的增長必需建基於強大的供應面。宋代的羊肉消費量相比前代大量增加，究竟這些增產的羊肉從何而來？與透過「農業畜牧」方式飼養的豬不同，羊主要是採用「放牧」方式飼養的，養羊必須要放牠們到外面去吃草。雖然宋代北方也開始出現具規模的養羊產業，但始終養羊所需的大面積土地，對農業區域而言實在「過於奢侈」。故此，宋代的羊隻超過一半由遼國的「遊牧區」入口。
在北宋末至南宋初年，宋遼之間的貿易環境驟變，以至首都肉價飛漲接近一千倍。到了南宋高宗年間，宮廷每年用羊竟減至僅一千餘隻，還不及神宗時的十分之一。
吃羊肉原來還會牽扯到宋遼貿易、遼國的產業結構和區域互補等課題。不過篇幅所限，還是待以後有機會再慢慢說吧！
說史150430
修道院啤酒
執筆人：蟬
近年紅酒熱潮席捲香港，除了其多變的風味能夠吸引不同階層的酒友之外，普羅大眾更可藉此感受往昔上流社會獨享的情趣。 一直被視為大排檔必備的啤酒因而相形失色。
筆者對紅酒興趣不大，卻熱愛啤酒，尤其以 比利時出產者為甚。美國著名啤酒同好網站beeradvocate的排行榜上，頭20名只有兩枝非美國啤酒，它們都來自比利時。 排行20的Trappist Westvleteren 12 (XII)來自比利時Sint-Sixtusabdij van Westvleteren修道院，產量極少，其炒賣價格驚人，在ebay上一個空的啤酒樽也叫價60元港幣，其稀有度可想而知。
為何修道院會出產啤酒？ 其實歐洲很多著名的食品和食材是由修道院出產的，如麵粉和奶品。 大家或許以為修道院是為了慈善目的而製造，實則不然。要了解這個背景，得從「七宗罪」說起。
〈七宗罪〉
公元四世紀土耳其基督教神學家Evagre le Pontique為修士制訂 “八大罪孽” 戒律， 分別為：貪饞、色慾、貪婪、憂鬱、憤怒、懶惰、虛榮和驕傲。 「貪饞」是八宗罪之首，「饞gourmandise」的意義在歷史上不斷變化，在4世紀時指的是 暴食gula行為。 暴食與齋戒和禁食反其道而行，違反修士為進天國而實踐的苦行精神。
「八宗罪」由法國修士Cassien傳至西方， 六世紀教宗Gregoire le Grand進行調整，將驕傲排在眾罪之首，而貪饞列為倒數第二，色慾包尾，懶惰則被剔除，成為今日的「七宗罪」。 七宗罪在十三世紀成為基督教修會奉行的綱領，並以此作為告解內容的框架。
最初的 「貪饞」是指正餐以外的額外進食、妄顧生理狀況的過量進食、料理方式過於精緻或豐盛、食材昂貴和稀罕等等。
當貪饞觀念進入世俗生活，由於種種務實和難以界定的原因，令其一直處於非常曖昧的位置。 中世紀神學家對於這宗罪的著眼點並非暴食本身，而是因此引致的失控現象：色慾與貪饞一直被視為邪惡姊妹花：狂飲暴食除了會做出褻瀆神靈的言行，還會因而恣情縱慾。
“Gula” 在中世紀意指邪惡、骯髒，是侮辱性用語，也有墮落和淫蕩的意味， “貪食婦gloute”和妓女更是同義詞。
禁食和齋戒雖然是修士修行的要求，但對於大眾而言卻有其限制。中世紀醫學界雖然認同暴食對身體有害，但也相信身體必須吸收所需的營養，不宜過度節食。十二世紀阿拉伯醫學名著《健康全書》指出進食喜歡的食物能帶來更多養分，該書對西方營養學想思有著深遠的影響。
教會也同期對貪饞的定義作出修正。 神學家 阿奎納d’Aquin強調飲食適量的重要，認為不能讓身體獲得足夠營養的人所犯的罪過不下於飲食過度的人。 他並不譴責吃喝的慾望，也不否定飲食方面的感官享樂，認為這些都是出於神的旨意，本身並不邪惡。但他指責對食物過度需索的慾望與禽獸無異。
十三世紀教會以 “節制”取代 “禁食”，*** 並將管束的對象由飲食本身轉至飲宴行為。 亞拉岡阿方索一世的醫師Pierre Alphonse所著的《教士禮儀》對餐飲舉止提出看法，這書當時在西歐大受歡迎，並從伊比利亞半島流傳至北歐，成為後世餐桌禮儀的原型。
根據德國社會學家Norbert Elias的分析， 十二世紀禮儀文化起源自菁英圈子的餐桌，其後逐漸在西方世界發展並傳播。****
〈宗教改革：英法飲食文化差異的起點〉
中世紀末期西方教會戒律放寬的現象越加明顯，以往註重的定餐定量不再，在齋戒前幾天的所謂「油日」，即四旬齋戒期接近時，飲食消費大幅增加，羅馬教廷更可說是極盡奢華之能事。
很多中世紀文學作品描述了修道院的饗宴如何鋪張， 為了解決齋戒期的進食苦悶，修士們發明了所謂的「美食齋戒」：即除了紅肉，大量食用五花八門的奇珍美饌，尤其是魚類、糕點、甜點和水菓。
中世紀修士的負面形象在教權日益低落的背景下更加鮮明：遊手好閒、腹大便便、好吃善飲，加上好色。 宗教改革家對修士放縱飲食猛烈抨擊，喀爾文 以「腹部是他們的神，美食是他們的宗教」描述舊教教士；馬丁路德 則發明了新詞彙「大腹神學家theologastre」，用來醜化放縱享樂的教士。
教會對於這些批評當然不會默不作聲， 路德和喀爾文都曾承認寧可拋棄美食也不能沒有女人，路德臃腫的體型以及其著作《談餐飲》反映出他好吃善飲的一面。 教會於是出了一幅版畫，畫中路德推著手推車，將肚皮架在車上，修女打扮的妻子則跟在後頭。
文獻顯示教會的確在烹飪方面作出過很多貢獻，針對不同季節和齋戒期編制了不同的食譜，這對後來法國的烹飪術有著深遠的影響，十七世紀著名的烹飪書《法蘭西廚師》收錄了很多教會的食譜。
反觀同期英國的飲食文化卻有著明顯的落差。 十七世紀初Markham著的《英國家庭主婦》勸戒婦女講求節檢，即使宮廷料理文集也主張簡單原則。 英國民間之所以沒有像法國般仿效宮廷料理，是因為英國不曾發展出真正的宮廷料理，令中產和富農階級知所遵循發展。 英國料理表現出來的社會階級觀念不如法國料理那麼顯著。
意大利和法國人認為 “吃得好”包含感官享樂、與人共享以及風土情懷等概念；而英國人則覺得 “吃得好”僅在於食物提供的養分和機能。 兩種迥異的餐飲哲學分別代表了 “宗教改革”撞擊下形成的文化疆域，並且反映出西方對美食的樂趣與 “基督教倫理”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參考：
《饞：貪吃的歷史》
《Gourmandise: histoire d’un peche capital》 (2010) Florent Quellier
說史150424
「士唯我博」I am a Doctor 下
朝日歷史小品系列14
上集講了作為「博士」的Doctor，今集再說另一種Doctor—「醫生」。
「醫生」這個名詞作為Doctor的對應，大概是晚近才有的，因為從前「醫生」指的是「醫科學生」，原則上還不具備「行醫資格」。在以前為人治病的Doctor，一般稱為「醫者」、「醫員」，或單稱一個「醫」字。
至於我們經常在古裝片聽到將醫生稱為「大夫」或者「郎中」，其實是始於「宋代」。唐開始嘗試建立「官僚架構」，以取代「世族政治」。***到了宋代，透過科舉的普及，「官僚社會」大致成形。雖然唐代或以前都會用「官職」作為對某人的稱呼，例如王羲之官至「右軍將軍」，世稱「王右軍」；杜甫做過「檢校工部員外郎」，世稱「杜工部」。不過，這些稱呼都是「世稱」，而不會當面用作「稱謂」的。宋代卻不同，同僚是會當面稱呼嶽飛為「嶽少保」，叫蘇軾做「蘇學士」的。這種以官職相稱的習慣始於宋代，和宋代進入「官僚社會」不無關係。
「銜頭貶值」這種風氣其實也是“古已有之”，由於做官「真係巧威威」，久而久之，人們就會對一些沒有官職的人也加上「官稱」了，我們上集提到的「茶博士」就是一個好例子。
「博士」我們知道到是教書的，那「大夫」和「郎中」又是什麼官？「大夫」和「郎中」這兩個官名由來已久，始於秦漢。自唐宋始正式作為「散官品級」的名稱。所謂「散官」，就是「表示官位等級的稱號」，也稱為「寄祿官」，其中又分為「文官散官」、「武官散官」、「醫官散官」等。情況有點像現在大陸說某某人是「局級」，不代表他就是「局長」，這個「局級」只用來顯示他的官階及所享待遇；勉強可以算是香港的「公務員薪級表」吧！
由於宋代所有的「醫官散階」，都帶有「大夫」或「郎（中）」的稱號，例如：「平和大夫」、「保安大夫」、「成和郎」、「成安郎」等等，因此民間遂喜稱醫者為「大夫」、「郎中」，以示恭維。其中「大夫」較為高級，故稱「大夫」者尤多。
正如上集提到，將「茶樓小二」稱呼做「茶博士」，其實反映了「新時代」對某些從前視為「低三下四」者的一種尊重。同樣道理，把「醫者」尊稱為「大夫」、「郎中」，其實同樣反映醫生社會地位的提升。咦？今天的醫生可威風了，難道以前的醫生地位很低嗎？對！真的很低！
從「生病」到「治病」，向來都是一個非常「神秘」的過程，自古以來，在一般人心目中，都會將「醫生」與「巫師」視為同一類人。（也許今天也是！）在上古的「巫術時代」，「醫生」因為攀上了「巫師」，也許地位還不算低，至少就是一個低級一點的巫師吧！不過，自漢「尊儒」開始，「巫醫」之類「怪力亂神」就不斷被上層社會打壓和歧視。考諸正史，華佗之所以被殺，並不因為他想開曹操的頭顱，而是因為他認為自己是「士」，寧死也不肯「做醫生」—- 研究醫術是業餘興趣，用來濟世救人也可以，但我絕對不是一個低三下四的醫生！唐代知識領袖韓愈（當過「國子祭酒」，即今天「中央研究院院長」），就曾在其名作《師說》中直指「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
這個情況到宋代開始出現變化。從整體社會風氣而言，宋代對各種「專業人士」，諸如畫工、匠人、表演者，以至「高級店小二」的尊重，都是超越前代的。這也許是因為城市化催生大量「有閒階級」，進而發展出各種精緻的「生活品味」。***至於醫生地位的提高，就更加明顯了。隨著醫學的發展，有識之士慢慢明白到真正的「醫學」，與「巫術」有明顯分別。況且，以前連吃飯也成問題，現在生活質素提高了，人命和健康自然就「矜貴」了。整體「市民階級」對健康重視程度的提升，也提高了醫生的社會地位。***
宋人吳曾的《能改齋漫錄》，中有一篇題為《文正公願為良醫》，記述範仲淹尚未顯達時，曾到一間據說很靈驗的廟求簽，並許下「不為賢相，則為良醫」的誌願。可見當時的觀念與唐代已有顯著分別，當「醫生」並不是「失禮」的職業—不過要是可以「做大官」，當然更好！
宋代對醫藥有興趣和有研究的士大夫也不在少數。幾乎什麼都有興趣的沈括，在其《夢溪筆談》中已有不少藥方和療法的記述。他還特別編了《良方》十五卷，其中一條關於提煉「秋石」（童尿提取物）的「秋石方」，更被（中國）醫藥學界認定為世上最早的「激素提取法」，李約瑟亦認為「秋石」是中國科技史上的「重大發明」。另一個同樣興趣廣泛的蘇東坡，也記下了不少藥方。後人遂把沈蘇二人的藥方合編成《蘇沈良方》一書，傳世至今。
在宋史研究範疇，擁有特殊地位的《清明上河圖》也反映了某些宋代醫學的狀況。例如其中有兩處出現「小兒科」，顯示宋代重視兒童健康，這是富庶的表現。又如有掛著「專門接骨」的招牌，這很值得註意，因為唐代以前是沒有「外科」、「傷科」這些科系分類的。另外又有「本堂法制應癥煎劑」的字樣，顯然當時已有像今天的「藥材舖」。順帶一提，按照宋代法律規定，藥店必須保證任何時候都能提供某些「應急藥物」，否則就要負上「刑事責任」。也就是說，當時的藥店，原則上是「24小時營業」的！
《清明上河圖》的左上角（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8/86/Alongtheriver_QingMing.jpg），有一家店寫著「趙太丞家」四個大字，這也是一間診所。所謂的「太丞」，其實是「太醫局丞」的簡稱，這是一個官職。
宋代對「醫學教育」的重視應該也是前代罕見的。又是範仲淹，話說他當上了宰相，自然就不能當「良醫」了，但他卻不忘培養更多的「良醫」。範仲淹的「慶曆新政」其中一項就是在首都設立「太醫局」，這不是一個醫療機構，而是一個教學部門，相當於「首都醫學院」。「太醫局」下分為「方脈」和「針灸」兩大「主修」。到了神宗時期，乘「變法」之便，又擴大了「太醫局」的規模，學生定額三百名，由全國各地招收，及後還多次增額。畢業生視乎成績，會被分別指派到宮中、政府部門，還有中央及地方的「公立醫院」中任職。
「太醫局」的首長是「太醫局令」（熙寧時曾改為「太醫局提舉」），相當於「中央醫學院院長」；而「太醫局丞」（熙寧時曾改為「太醫局判局」）則是「太醫局令」的副手，相當於「中央醫學院副院長」。
很抱歉！正如上集介紹過的「博士」一樣，「真得咁掂就唔使教書啦！」作為「教官」而非「醫官」，「太醫局令」是從七品，「太醫局丞」則只有正九品。而那些稱為「大夫」的「醫官」是從六品或正七品，而「郎中」也有從七品！
既然「太醫局丞」的品級遠不如「郎中」和「大夫」，這位「趙太丞」還用來做「招牌」，顯然他應該真的曾在太醫局任職，可能是退了休，或者公餘「私人掛牌」執業吧。
雖然宋代醫生地位得到提升，但到了明清，「腐儒」當道，醫道始終被視為「末流」，「郎中」還差點沒變成「神棍」的代名詞。這種情況，一直要等要二十世紀西方醫學傳入並普及，方才有所改變了。
說史150423
最寒冷的冬天（五十八）南北韓的反差
蕭律師執筆
進入二十一世紀，任何社會似乎都不像北韓和南韓的反差那麼大。
北韓是最早的勝利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去統治國家。 那時，他們從蘇聯複製了高度集權的結構和嚴格的安全體系。*** 在二戰結束後的幾年裡，蘇聯對北韓的扶助非常有效率；而美國扶植的南韓卻腐敗非常、無能至極。北韓的發展顯示出明確的目的性和強大的國家控制力。
金日成在很多方面繼承了蘇聯的領導和管理體制，他的思想也體現了北韓人某種特定思維。 蘇聯的體制對北韓政治、經濟、社會造成了深造影響。 靈活與機敏讓金日成在共產主義陣營裡遊刃有餘。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到六零年代初，當中國和蘇聯劍拔弩張時，金日成仍能在兩國之間來往自如，既深得他們歡心，又得到他們的援助。中蘇兩國陷入爭鬥，也就無暇顧及對他的限制，於是金日成得以擺脫兩個社會主義大國的控制，獨立追求自己的理想。
美國在後冷戰時期取得了很多成功，其中以南韓的變化最富戲劇性，其成功甚至遠超過「馬歇爾計畫」。 相較之下，南韓既沒有民主傳統，也沒有工業基礎，更談不上中產階級的生活水準。 韓戰後，人們看到的是一個在政治、經濟諸多方面呈現出新面貌的南韓。
美國人心甘情願把子弟送到韓國赴死，是因為他們有共同的反共情結。 美國人到南韓不是來做征服者，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帝國主義者。 隨著冷戰思維日漸淡化，南韓社會一直在順應建立民主制度的衝動。 這種變化大多是由到美國學習並深受美式自由影響的南韓人帶回來的。 這些赴美學習工科的南韓人學到的既有工程技術知識，也有民主思想。
正是美國在冷戰期間的庇護，才讓南韓走上現代化。 首先是軍事現代化，然後是工業現代化，唯獨不涉及政治現代化。*** 這並不是美國人最初設想的結果。但是，如果三十年後回顧那段時期，人們會驚訝地發現，南韓經歷了一段不可思議的社會民主化歷程。
南韓所發生的故事，是激進與漸進的奇妙混合體，一切都發生得非常迅速。 它源自韓戰期間的基本需求，亦即打造一支優秀的南韓軍，而前提就是必須有更出色、更專業的軍官。 1952年，一所新的軍事學院在美國壓力下正式落成。這是一所高度模仿西點軍校的軍事學院，最初很多教員都是美國軍官，教學課程也和西點軍校相若，以工程技術為主。 這個國家眾多的優秀子弟被送到這裡—-它成為南韓人材的搖籃。
這是現代化社會的萌芽，或許是創造南韓新興階層的第一步。 這所軍校的影響，以及它在國家建設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也許遠比創辦人預見的更為深遠：軍事技術與國民經濟的現代化程度越高，人們就越會認識到舊體制的陳腐落後，李承晚及其繼任者對這個國家的控制也就愈弱。 在某種程度上，這些學生和美國教官之間的關係非常重要，因為美國教官代表了新的意識和觀念，他們的言行反映了兩種矛盾的概念：尊重軍中的階級，以及此一階級對個人自由的高度尊重。
南韓在1960-70年代的社會發展是項奇蹟，是壞事變好事的範例。 李承晚在三十年間從未放棄狹隘的獨裁意識，他多次鎮壓學生運動。 但人們追求理想生活的浪潮從未停止過，反而在鎮壓下愈演愈烈。 經濟成功提高了整個社會的樂觀情緒和自信心，民主獨立意誌暗潮洶湧，首先在學生之間迸發出來。 人民迫切需要變革已是整個國家的歷史大勢。1960年四月，當李承晚下臺時，南韓陸軍參謀長說：「我個人尊敬李承晚博士，但歷史拒絕了他而不再信任他。」
這一切的背後都隱藏著美國深刻的影響。冷戰初期，美國高層人士始終支持南韓實行威權體制，但美國也為南韓帶來了反向的影響。 很多到美國學習的南韓青年發現，人既可以是忠於國家的公民，也可以追求自由的個人，二者並不矛盾。忠於國家隱含著一種內在的複雜性；反對政府同時仍可以愛國，兩者同樣不衝突。於是，南韓社會開始以一種很少人理解而又沒有計畫或預期的方式，以緩慢、踉蹌的腳步，走向更自由的社會。七十年代末期，這個循序漸進的民主化進程起步了。 越來越多南韓青年對自己的能力和生活越來越有信心。 同時他們也需要越來越多的自由，享受越來越真實的繁榮。勤奮工作的精神，良好的教育，使他們成為主宰者，這也是一個國家走向繁榮的根本動力。
有一段時間，政府試圖鎮壓這種新興的社會力量，但都在反抗面前敗陣：經濟越成功，南韓公民就越有信心，就越想分享成功帶來的經濟和政治成果。 政治自由化的壓力最初主要來自大學生和工會組織，中產階級隨後加入。八十年代末負責遠東及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 西格德說：「到了1987年，南韓已經發生不可逆轉的變化。中產階級成為權力階層。政府對付的不再是左翼學生力量。左翼學生可能衝在前面，但背後支持者是強大的中產階級。」南韓轉眼間搖身一變，化為一個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極為成功的民主國家。南韓第一位民選總統 盧泰愚曾說：「我很難想到，近代史上還有那一個國家能像南韓一樣，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依靠自身力量，從一個集權國家轉變為民主國家。」
在南韓，經濟成功不僅是政府推動的結果，也是順應中低階層民眾需要和期望的結果。也許政府不大情願這種順應，但它對社會進步的促進作用無法否認。
最寒冷的冬天：韓戰真相解密 The Coldest War：America and the Korean War
作者： David Halberstam
譯者： 王祖寧、劉演龍
出版者：八旗文化部落
說史140522
「士唯我博」I am a Doctor 上
朝日執歷史小品系列13
Doctor是「醫生」之意，這個我們在幼稚園時就已經學過了。Doctor還是一個由學術機構頒授的學位，即「博士」。據說「學士」、「碩士」和「博士」的名稱，分別象徵在學術上的三個階段—- Bachelor是「成人」；Master是「達人」；至於Doctor則表示你已經高級到可以「救人」、「活人」了。當然這只是古典時代的想法，現在的「博士」學位持有人多如天上繁星，也沒什麼稀罕了。
不過，儘管是「貶值」了，但我們對Doctor還是尊敬的— 無論是「醫生」抑或「博士」。 很明顯，分別用「醫生」和「博士」來作為Doctor兩個含意的翻譯，是借用了一些「古已有之」的詞匯，來對應新傳入的概念。本集先跟大家談一談「博士」，下集再說「醫生」。
今天的「博士」，只是一個學位，做了博士並不表示你就會有飯開。（據說可能還是「求職障礙」。）不過，在古代中國，「博士」本身就是一個職位，或者正確一點說，是一個政府職位。原來「博士」還是個官！
「博士」這個官職歷史悠久，徐慎：《五經異義》：「戰國時，齊置博士之官。」齊國是列國中最重視學術研究的，「稷下學宮」非常有名。 至於其他各國有否設立「博士」，朝日就不知道了。
到了秦代，設立了七十個名額的「博士」編制，漢承秦制。 秦漢的「博士」主要負責管理各類史籍典章，以備皇帝及有關部門諮詢，其性質大約相當於今日的檔案館，同時也是皇帝和政府的學術顧問。 秦博士 伏生，到了漢文帝時，仍能以九十高齡口授《尚書》二十八篇；漢代的 賈誼、董仲舒，當然也是非常有名的「博士」。
不過，「博士」的性質在漢代產生了微妙的變化。*** 漢文帝和漢景帝時設立了《書經》、《詩經》、《春秋》的「博士」，到了漢武帝時又加設《易經》和《儀禮》「博士」，合稱為「五經博士」，負責傳授經學。 自此「博士」開始由官職轉變為教職— 雖然仍是在「公務員編制」之內。
管理檔案館大概也用不了多少人，但要「教書」的話，就什麼都可以教，員額人數就「可大可小」了。 魏晉以後「博士」員額和名目更多，例如有教授禮儀的「太常博士」，通曉音律的「太樂博士」，精研天文的「天文博士」等等。 所以請不要嘲笑今天的「博士」是「專而不博」，其實自古以來，「博士」就已經是「專精一項」而已。 況且，他們在自己那狹窄的領域內，其實也是很「博」的。
到了隋唐，除了新增了「醫學」、「律學」、「算學」博士外，更開始在地方上的府學、州學、縣學設立博士教職。 宋代更增設了「武學」、「宗學」等新的「博士」職位。 「博士」越來越多，果是古今一同之理也！
前代的「博士」多數由地方舉薦，或從有學問的平民中考試取錄。不過，到了宋代，「博士」的來源開始有變，改為從現役官員中選拔。 具體的錄取辦法主要有兩種，一是「堂除」，即由宰相直接下達任命文件；另一種則是「部註」，即由吏部考核後予以任命。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變化呢？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科舉」了。「科舉」並不是宋代首創，但宋代對科舉的重視程度遠超歷代，而每屆取士數目也遠超前代。 兩宋共開科118次，取進士39,711人，即平均每次取士336人。 而且，宋代進士還不用像唐代一樣，考完禮部試，還要考吏部的「釋褐試」。相反一旦考中，就可以直接「受聘晉身公務員隊伍」，成為AO。
宋代133名宰輔級官員中，進士出身者123名，比例高達92.4%！不過，這些高層職位始終有限，每屆新聘三百多名AO，試問又哪來這麼多「實質職位」去安置他們，因此投閒置散者自是數不在少。
況且，宋代的科舉雖然也考「詩賦」也考「策論」（時政議論文），但由於坊間早已出現各種「考試天書」、「模擬試題」、「科場秘笈」什麼的，實際上靠著「強大記憶力」而考中者也是大有人在。不過，當官可不能靠「背書」了吧！
可幸能夠通過科舉這一關，至少說明這些人「背書」和「考試」的能力是有保證的，讓忚們去教書就最好不過了。這些人中不少經義詩文也許真的很不錯，但就是沒有sense，因此在重視實務（關係？）的官場中，當然很難往上爬。故此，有點自知之明的，做了幾年就了解到自己不是當官的材料， 倒不如申請調去當「博士」，遠離政壇是非，安安穩穩地教書等「致仕」（退休）。另一種就是雖然本身文氣底子也不差，但不是「進士」正途出身，做官品秩又小，明知在政壇上難有什麼作為，希望轉職提高待遇。
那在當「博士」的待遇如何呢？先看唐代，「國子博士」和「太學博士」，也就分別相當於「中央研究院」和「國立第一大學」的「講座教授」吧，品秩分別為「正五品上」及「正六品上」，名額分別有兩個和三個。聽起來好像不太高，但請不要用我們較為熟知的明清官階去理解唐宋的品秩。須知在唐代，「同中書門下三品」就已經是「宰相」了！所以「正五品上」其實已經是很高的官了，和「親王府諮議參軍」、「開國子爵」同級。
宋代的「博士」品秩降低了很多— 沒辦法，他們其實都是「撈唔掂」才去教書的嘛！「國子博士」及「太學博士」只有「正八品」和「從八品」，但名額增加了，分別有四個和十個，加上其他諸如「律學博士」、「武學博士」，各學門的「錄、正、諭」（大概相當於今天副教授、助理教授和講師吧！），全體正規編制的教學人員大約有四十人。
當然，申請當「博士」的人數眾多，這點兒職位當然不夠。不要緊，宋的地方公立教育也是很發達的，每個州郡都有公立學校，品秩和待遇自然又低一些，但也提供了一大批職位。當然了，這些「地方職位」也要和「地方冗員」競爭了。「州學」的教官稱為「教授」和「助教」— 註意從前的銜頭序列和今天剛好相反，「教授」級別最低，「博士」還不錯，至於「學士」，至少也是三品大員了。
宋代「博士」的品秩雖然比唐代大幅降低，但待遇卻相當豐厚，比同品秩的其他職位明顯優越得多。 一般分為四部分：現金、實物、謙人、特賞，每一項都非常「和味」。
其中單是「現金」收入一項，又可再細分為「正俸」（基本薪水）、「職錢」（一般津貼）、「公用錢」（辦公交際費）、「茶湯錢」（餐飲津貼）、「給卷」（交通津貼）…..名目繁多。 「實物」方面，就有「祿米」、「職田」（送塊地畀你！）、「廚料」、「衣料」等不一而足，再加上冬天還有「薪炭」，夏天有「冰券」，實在照顧周到！此外還有「謙人」，就是政府還為你提供僕役，照顧生活起居和日常公務。 至於「特賞」，這就真是可大可小了，有時皇上一高興，Bonus也許會比「正俸」還要豐厚！
宋代是一個急速城市化的時代，城鄉之間，無論在物質和文化層面上差距都非常巨大。「鄉下佬」也許會對「博士」、「教授」奉若神明，但在資訊流通的城市，情況卻不盡然。 「市民」會相對了解這些「博士」、「教授」背後的「真相」—他們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都是官場的「失敗者」。 因此，宋代市井開始稱呼「精通於某一種技能者」為「博士」，例如「茶博士」、「酒博士」、「磨博士」等。 一方面表示對這些向來被認為是「低下職業」的「茶樓夥計」、「酒家小二」和「搟麵師傅」某種的尊敬，側面透視出社會經濟發展衍生的行業細化分工，以及對「專業技能」的重視；另一方面，也表現出對那些「冇乜料到」卻待遇豐厚的「博士」的戲謔。***
說史150420
胸中自有數萬甲兵
朝日執筆：歷史小品系列12
《水滸傳》中有兩個角色戲份極少，但卻多次出現，至少是「名號出現」，即所謂「被撻朵」。他們就是「老種經略相公」和「小種經略相公」。
話說魯智深阻止了小霸王周通「強搶民女」後，莊上眾人都擔心周通會帶山賊下來報復，憂心不已。魯智深即時「撻朵」：「灑家不是別人，俺是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帳前提轄官。」眾人聽罷立時心安不少。從整部《水滸》看來，「老種」和「小種」的確很有「江湖地位」。當年魯智深殺了人，就是去投靠「小種」，然後再由老種安排出家，以逃避法律責任。王進殺了人，也是去投奔「老種」，「老種」也替他改名換姓，開展「第二人生」。魯智深、王進，還有楊誌等好漢，都曾在「二種」手下當過軍職，並以此為榮。「三線好漢」金錢豹子湯隆，甚至只是曾經為「老種」的部隊打過鐵，就已經與有榮焉，也文也武了。
究竟這「神一般的存在」—「老種經略相公」和「小種經略相公」何許人也？「老種」名「種師道」，「小種」名「種師中」。請註意，他們的姓氏「種」粵音「松」，並不是「種」的簡體字。他們兄弟二人分別是西北「涇原路」和「秦鳳路」的「經略宣撫使」，時稱「路帥」，相當於今天的軍區司令，而且在區內還擁有民政、財政、司法等方面的最高裁斷權，可謂位高權重。「相公」則是百姓對大官的尊稱。「二種」軍功顯赫，在西線和北線戰場多有建樹，後來金兵第一次圍攻汴京，更是全賴二人率西軍入京勤王解圍。二人在北宋百姓心目中的地位相當崇高，無怪乎好漢們經常要用他們來「撻朵」攀關係了。
不過，今天要講的卻並不是他們二人。北宋多有累世為將的「將門」，如「楊家將」、「呼家將」等，種氏亦為累世將門。「二種」是「種氏將門」的第三代，今天要說的就是他們的祖父種世衡，他在名臣範仲淹麾下，於西北立下了不少汗馬功勞，由此開啟了「種氏將門」。
朱熹的《宋名臣言行錄》（分為上集《五朝名臣言行錄》和下集《三朝名臣言行錄》）中，曾經引《名臣傳》，讚許範仲淹在西北軍務方面的表現，是「胸中自有數萬甲兵」，這「數萬甲兵」中，以朝日之見，種世衡一人大概就頂了一半。
早於景祐五年（1038），範仲淹和呂夷簡就被調到延州，與韓琦一起擔任「陝西經略安撫使」夏竦的「招討副使」，應付「妄稱帝號」的李元昊。當時範仲淹認為應採取務實策略，「屯田久守」；韓琦則主張「標舉大義」，集結諸路兵力，主動出擊。夏竦結果接納韓琦的方案，奏請朝廷，發動大規模攻勢。
康定二年（1041），宋軍在「好水川之戰」中伏大敗，損將十六員，亡兵一萬有餘。自此，宋改為採用防禦戰略，範仲淹取得西北事務的話語權。
然而，範仲淹始終並非行伍出身，雖然具有戰略眼光，提出「戰略性防禦」作為整個西線戰場的主要方針，但具體的戰術乃至技術操作，必需有得力肱股落實執行。種世衡就是範仲淹一隻重要的胳膊了。
種世衡是工部侍郎種放的侄子，原出身於書香世代，其書畫在當時還頗負盛名。他少年時由文轉武職，一直在西北任事，卻苦無發揮機會。直到受範仲淹提拔，始嶄露頭角（他的年紀其實比範仲淹還大了幾年）。從現代的眼光看來，種世衡在戰術乃至戰略上都充滿創造性，有很多可說是「超越時代」的舉措。總括而言，大概有以下三項。
其一是提出「進築」的概念。自古以來，「城」或「城牆」均被認為是「防禦工事」，但種世衡卻想到「築城」可以作為一種「戰略進攻」的方式—只要你把城築在敵方的勢力範圍內。種世衡在西北地區生活了相當長的時間，對西北的地理風俗了解很深。他尤其善於尋找可以打井的地下水源，有了水源，城方可守。早於好水川之敗前一年，種世衡其實已因「進築」青澗城，以軍功升為「內殿崇班」，並任該城之主。
宋夏交界本來就是半農半牧，進築有水源的城寨後，無論從內地移民實邊，抑或招撫當地土著，都能夠有效地將該區轉變成穩定的「農業區域」。*** 人類學有所謂「農耕的誘惑」之說— 一旦一個族群開始了農耕，就幾乎不可能走回頭路從事漁獵或遊牧了，否則根本支持不了因農耕而增加的「額外人口」。種世衡以「進築」的方法，配合其與邊民長久建立的情誼，吸納了大量邊疆半牧半農的部落，從此成為「農業文明」大宋帝國的忠實子民。在此消彼長下，一方面削弱西夏，另一方面增強己方的力量。
其二是創造出具有「戰略威懾」意味的「對等軍事報復」策略。宋夏邊界多山，但山勢與邊界卻多成垂直而非平行。與邊界平行的山勢自然是有利防守，但與邊界垂直的山勢，卻等於是在兩國之間劃了若幹條不相通的山路。*** 西夏初時把握了這個地理特點，經常派出小股兵力到宋境寇掠「屠村」。由於山路眾多，宋軍的「截擊部隊」往往很難逮得中夏軍從哪一條路進兵。當宋軍在某條山路上走到一半時，收到夏軍正在屠後方某村的消息，火速回師去救之時，夏軍早已搶得滿載而歸，從另一條山路揚長而去了。
宋方一直苦無良策，直到種世衡提出了一個違反「天理人倫」的「邪惡方案」。種世衡的戰略構想並不複雜，就是當知道夏軍入寇時，宋方照樣派出「截擊部隊」。若能「撞中」，自是可以「痛擊夏寇」；如若不然，則收到夏軍已在「屠村」的消息時，繼續進軍，入夏境內同樣進行「屠村」！由於宋軍軍紀相對較佳，「屠村」後搶掠也沒那麼「大貪」，大體還能保持陣型；而夏軍「屠村」後則往往是滿身財物，還拖著幾隻牲口回去。因此，兩軍在回師時若「有幸」遇上，則結果幾乎必然是宋軍對已經「不成序列」的夏軍進行的又一次「大屠殺」。即使雙方回軍時沒有相遇，這種「對等軍事報復」已經產生了強大的「戰略威懾」效果，令夏方明白「寇掠」是有代價的。自此，西夏的這種小規模寇掠，果然大幅減少。
其三是建立制定「作戰計劃」的工作模式，雖然沒有一個獨立部門，但運作上非常類似現代「參謀部」。***
上古戰爭由於規模較小，故整場戰爭由擬定戰略目標，設定如何實踐目標的計劃，再到執行計劃，往往都由同一個（批）將領包辦。古代西方戰爭由於投入兵員較少，將領一般都會在己方部隊的最前方指揮，身先事卒，武勇為尚。是故西方軍事傳統中，極少出現像中國張良、諸葛亮等在全軍最後方，乃至遠離戰場千里之外運籌帷幄，以智謀見長的統帥形象。
中國很早就有大規模戰爭的經驗，也很早就將戰爭的策劃和執行分開。*** 因為當戰場大至某一規模，最能看清全局的位置，就不在戰場的最前方，而是在最後方。現代戰爭將「策劃」的部分再進行細分，先由最高決策層（通常是文官）擬定整場戰爭的戰略目標，交由參謀部就如何實現此戰略目標，擬定「作戰計劃」，然後再交由前線將領執行。
種世衡可說是文武兼擅，加上熟悉前線環境，因此遂與同僚發展出一種類似現代「參謀部」的「作戰計劃制定會議」。雖然他有時也會自己帶兵出擊，但更多的時候，他的工作就像現代的「參謀部」一樣，主力擬定作戰計劃，並為前線執行將領提供各種風土、地理的情報、數據，並負責確保後勤。
他這種角色雖然令他得到多數同僚的敬重，以及地方百姓的稱譽，但卻很難為他爭取重大的軍功。種世衡在當時本與狄青齊名於範仲淹麾下，無奈年紀實在大了點，得到範仲淹提拔時已經五十五歲。比他小二十三歲的狄青後來屢立奇功，步步高升做到樞密使（全國最高軍事長官，正二品）。論智謀才能，種世衡本來亦毫不遜色，只可惜他年紀大之餘，最重要是還不夠長命。西夏在慶曆四年（1044）終於重新向宋稱臣，但種世衡卻在翌年就病逝了，只追贈「成州團練使」（從五品）。揚名立萬於西北的誌向，就要等他的孫子來完成了。
說史150507
最寒冷的冬天(五十九) 尾聲 1
蕭律師執筆
韓戰讓美國民主黨深受其害。 它留下的大筆債務首先由民主黨，然後由全體美國人承擔。 杜魯門承受著各方壓力，壓力不僅來自韓戰和蔣介石的失敗，更源自於在這個異常艱難、極端痛苦的時代裡的內憂外患，讓民主黨人心力交瘁。 1952年是戰後民主黨執政的第七年， 儘管他們在經濟和政治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不得不接受一種不安多於勝利的新型戰爭。 共產黨國家很可能成為資本主義的永恆敵人，所以美國人需要改變自己、調整自己，這已不足為怪。 但韓戰的教訓卻揮之不去，像病毒一樣滲入民主黨人的血。
一九五○代後，中國一直是最讓民主黨頭痛的問題。二戰之後，民主黨在穩定歐洲政治經濟局勢方面的成功大多被人淡忘，但他們在中國問題上的失敗則彰彰明甚。
而共和黨人卻一如既往，在嘴上絕不姑息共產主義。 他們把共和黨標榜為打擊共產主義的衛士，他們的使命就是堅定不移地對抗 赫魯曉夫和他的繼承人。至於國家安全，共產主義陣營的威脅已近在眉睫，但如何準確衡量這種威脅卻越來越難，它現在和共和黨的政治深深地糾纏在一起。
在1952年大選後幾年裡，儘管海外軍事力量的配置基本上就位，但冷戰氣氛急劇增長，成為美國頭號的政治問題。 鬥爭已不只限於與蘇聯在歐洲主導權之爭。蘇聯已成為名副其實的超級大國，憑藉自身強大的實力，把自己的意願和極權體制強加於他的衛星國。 人們把這些國家區域看成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新戰場。在這裡，對抗西方殖民地或新殖民體系的本土力量不斷強化。為此，他們經常求助於社會主義的援助和武器。在這些國家，衝突與對立在地緣政治上並沒有什麼意義，不至於改變全球力量的對比。
英國和法國已經認識到繼續維持他們的殖民統治已毫無意義，開始逐漸放棄這些殖民地。 然而，美國卻開始打著反共的旗幟來到這裡，頗使他的盟友們感到意外。
為了適應新行政治環境，即使是民主黨，也開始調整自己的戰略。到了一九六○年，當代絕大部分矛盾都在甘迺迪這位當年民主黨最有魅力年輕總統候選人身上集中體觀出來。 古巴的 卡斯特羅在 艾森豪威爾執政期間成為古巴領導人，即是說，卡斯特羅問題始於共和黨執政期間，古巴已成為美國總統是否「夠男人」的試金石。 在一九六○年的大選中，副總統候選人詹森每次演說都不忘表達對卡斯特羅的強硬。
甘迺迪指責共和黨對共產黨手軟，他們使整個國家陷入核子恐懼之中。事實上馬上就驗證了他的指責，雙方在戰略導彈數量中出現明顯落差—美國有兩千枚，而蘇聯只有六十七枚。 但共和黨仍採取防禦姿態，而自恃強大無比的 赫魯曉夫也從來沒有糾正甘迺迪。
甘迺迪在大選中僅以區區十萬張選票險勝尼克遜。 他的執政從一開始就遇到麻煩。中情局制訂的一個讓人無法理解的「豬灣入侵」計畫（幫助古巴反政府力量在古巴海岸線登陸，從卡斯特羅手中奪取政權），因甘迺迪未能提供有效的空中支援而以徹底失敗告終。 兩個月後，他在維也納與赫魯曉夫會晤。赫魯曉夫指出「豬灣入侵」是大錯，並以此來恐嚇甘廼迪。 西方世界與共產主義世界遂在越南一決雌雄。 赫魯曉夫認為這更能顯示他的勇敢，而甘迺迪不僅決定迎戰，還增加賭註，準備在越南豪賭一場。
但關於越南，又不能不牽涉中國問題。 越南會否變成另一個新中國？不可否認的是，越南和中國是同一問題的兩面。 甘迺迪當時最大的願望就是在可預見未來把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排除在聯合國之外。 他給當時任美國聯合國大使 史蒂文生一個任務，就是讓臺灣在聯合國裡繼續代表中國至少一年。 他說：「如果讓紅色中國在我們任期第一年裡就進入聯合國—這既是你的第一年，也是我的第一年，那麼就相當於把我們趕下臺。」
1961年晚秋，甘迺迪再一次將越戰升級。 最初美國向南越派出600名軍事顧問，但到了1963年駐南越的美軍已達17,000人，星條旗遍插在越南的土地上，並被敵人視為交戰者。 但隨著戰事的深入，他們逐漸發現自己對情勢越來越缺乏控制力；事實上他們正重複法國人走過的路。
在甘迺迪涉足越南諸多因素中，主要還是國內政治因素。*** 由於在第一個任期裡未能在中國問題上有所作為，甘迺迪不能再失去越南。 把南越從共產黨手中拯救出來本是可做可不做的事，但民主黨不想被趕出華盛頓— 他們想以越戰來為1964年的大選爭取時間。 由於美國人在這個過程中陷得太深，只有取得更有說服力的結果，才能向國人有一個好的交代。 因此，為了彌補戰場上成果的缺失，甘迺迪政府製造一臺巨大無比的撒謊機器，它的基地在華盛頓，主要的輔助設備在西貢。 這臺機器不僅會系統化地拒絕所有來自戰場上的負面消息，而且還能根據需求，製造出他們幻想的勝利成功。 這臺撒謊機器讓真實的消息整整延遲了三年才傳到美國。 在這三年裡，美國對真正有效的政策喪失了理性判斷力。
甘迺迪本打算在自己的第二個任期內徹底解決南問題，卻在1963年遭暗殺身亡。他的前任把越南這個包袱丟給他，而他則替繼任者 詹森（他的副總統）把這泥淖挖得更深。***
最寒冷的冬天：韓戰真相解密 The Coldest War：America and the Korean War
作者： David Halberstam
譯者： 王祖寕、劉演龍
出版者：八旗文化部落
說史150504
八十萬禁軍教頭
朝日歷史小品系列15
讀過《水滸傳》的，都知道 林沖是「八十萬禁軍教頭」，武藝超凡，印象中在整部小說裏，對陣未嘗一敗。
這「八十萬禁軍教頭」的名號，聽起來真的很威風。 不過，這到底是個多大的官？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知道什麼是「禁軍」，為什麼會有「八十萬」。
在唐代以前，「禁軍」指的就是天子的近衛扈從，即所謂的「禦林軍」。禁軍為數不多，但原則上應該是全國最精銳的部隊。不過自從安史亂後，地方上形成藩鎮割據的局面，各「軍區」已不再受中央節制指揮。 因此，中央唯有將「禁軍」編制擴充，規模最盛時共有十支部隊，各有番號，其中最出名的就是「龍武軍」和「神策軍」。 「禁軍」的涵意也擴大了，變成「受中央直接指揮」軍隊的總稱，除了負責衛戍京師重地外，也要承擔出征作戰的任務。
這種藩鎮割據的情況，在五代仍然繼續。 宋建立後，為了改變這種局面，費了一番氣力，將所有兵權收歸中央。 然而，地方上也不能完全無兵駐守，因此遂建立了一套「二級兵制」，將屬於國家「公務員體制」的士兵分為「禁軍」和「廂軍」兩級。 其中「禁軍」是正規軍，較為精銳。他們除了駐守某些特別關鍵的戰略要地外，主要集中在京師。這種軍事部署方式，亦配合宋初的「彈性防禦」戰略。
由於宋遼邊界以平原為主，缺乏關隘險阻以供防守。 因此宋的防禦戰略，是讓遼軍進入宋境（反正也很難阻止），然後用「戰略縱深」減低其鋒芒，再派出中央「禁軍」與遼軍以「會戰」方式分勝負。***
至於「廂軍」，則分駐各地，名義上負責戍務和治安，但實際上主要負責修築城池、鍛造兵器、造船、鑄錢、染織、修路築橋、興修水利、傳遞公文和運輸官物等後勤或支援工作。
廂軍的薪水只有禁軍的一半，而且還沒有「作戰津貼」之類的額外收入，因此質素較禁軍差很多。 由於北宋實行募兵制，士兵都是職業軍人，為了保持社會穩定，軍職是終身鐵飯碗。也就是說，不勝任禁軍者也不會被「炒魷」，最多只能將其「燉」到廂軍。
然而，地方上的總兵力太多（儘管只是「廂軍」），朝廷又不放心。為了保持禁軍的整體戰鬥力，只能不斷增加禁軍的名額。北宋開國時（960年），太祖只有二十萬禁軍，已能掃平六合，一統天下。六十年後的仁宗朝，禁軍數量竟然增至八十三萬！
原來禁軍真的有八十萬，而且既然仁宗朝（1022-1063）已有八十三萬，根據這個強勁的「增長趨勢」，到了北宋末的徽宗朝，又何止「八十萬禁軍」。 莫非林沖真的有本事教八十萬人？且慢！
首先在 王安石變法（約1069-1076）時，曾經用「肥雞餐」和「體能測驗」令大量兵員「自然流失」。*** 也就是說在「大牛市」中曾經發生過一次「股災」，令「兵員基數」大幅降低。 故此，到了徽宗之時（1100-1126），禁軍總數大約只有六十萬。 況且，林沖人在汴京，分身乏術，真正駐在汴京附近的禁軍，其實不過五至十萬左右。（有趣的是，其中還包括一支約六七千人的「軍樂團」！）所以「八十萬」雲雲，只是用來壯壯聲威，讓職位銜頭聽起來好像「勁」一點而已，就正如今天從銀行走出來的一大堆都是「董事」、「總裁」一樣。 當然，這「八十萬」也可以視作對仁宗朝「禁軍（人數）輝煌時代」的「致敬」。
至於所謂「教頭」，其實就是「武術教練」，負責教授「禁軍」各種武藝— 這似乎也挺威風，是嗎？又且慢！
我們不妨拿「國家隊教練」來作比較。 「國家隊教練」通常都不只一個，負責操練體能的「體能教練」；負責指導戰術的「戰術教練」；負責教授個別技術的「技術教練」….. 通通都可以稱作「國家隊教練」。就算是國家隊的「總教練」，也不是教授「籃球」、「足球」、「排球」等所有的「國家隊」吧。
同樣道理，「禁軍教頭」也是有專業分工的，有教刀劍的、有教斧頭的、有教特種兵器的（「金槍手」徐寧就是「金槍班」教頭），還有像林沖一樣教槍棒的。 「教頭」之下又有「副教頭」，之上還有「都教頭」，其實是一個非常龐大的訓練團隊。各種名目的「八十萬禁軍教頭」，全國有五千七百個，單是汴京城內（不計城外周邊軍寨）就已經有「教頭」二百七十個，「都教頭」三十個。
宋代各級人員編制「人手充裕」（也就是冗員多）是公認的了。你看林沖每天不是陪老婆到廟裏上香，就是找 魯智深喝酒。後來找 陸謙報仇，也可以「伏」他足足三天。 由此可見，「八十萬禁軍教頭」的日常工作應該是挺清閒的。
至於這個官究竟有多大，就很難說了。宋代武官的官階，共有三十一個級別，其中並無「八十萬禁軍教頭」一項。事實上，這只是一個「職位」，嚴格來說還不是一個「武職」，只是一個「教職」；不能算武官，只能算「教官」。讀過之前《I am a doctor》的各位，應該都會記得「掂既就唔使教書啦！」
不過，也有些「教頭」是兼任其他較高職務的。或者應該反過來說，有些武官因為武藝高強，會被委任為「客籍教練」或「兼職教練」。 話說攻打梁山之時，朝廷就派了「左義衛親軍指揮使」丘嶽和「車騎將軍」周昂去支援 高俅的軍隊，他們二人都是「八十萬禁軍教頭」。 到後來 宋江被招安去打遼國時，受阻於「混天陣」，朝廷也派了「八十萬禁軍教頭」王文斌前往助陣，他的職位是「鄭州團練使」。
「八十萬禁軍教頭」有時甚至可能是個外加的「銜頭」，是「武藝高強」的象徵。因此，若像上面的 王文斌是「鄭州團練使」，我們會知道他是「從五品」（已經不小了，和「駙馬都尉」、「州刺史」同級了。）。但若單單只是「八十萬禁軍教頭」，只能說是一個軍吏，連「軍官」也說不上。
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能夠成為「八十萬禁軍教頭」的，武功應該不錯。《水滸傳》中第一個出場的「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只不過教了「九紋龍」史進半年，後者就已經可以輕勝原來的師傅「打虎將」李忠了。 就算上了梁山，說不上超一流，也算是一流高手吧！ 然而，武藝高強跟會不會用兵打仗並無直接關係。 正如我們以前說過，隨著戰爭規模的擴大，中國軍隊的指揮官早就將自己從部隊的最前方，調到全軍的最後方了。 相比於個人的武藝，更重要的是操練、部署、戰術、調度，以至後勤。至於小說中常見的「單挑制勝」，其實也幾乎真的只有在小說中才會出現。這個「單挑」神話，我們以後有機會再談。
也許有人會覺得林沖武藝高強，懷才不遇。其實看他後來到了梁山，立的「戰功」都是「單挑」勝了對方的頭目，但卻絕少看到他以戰術或戰略取勝，甚至作為一個「前教頭」，竟然從來不見他參與軍隊的操練。由此可見，他大概不是一個好軍官，甚至連一個好教官也不是（又，他的徒弟「操刀鬼」曹正，比史進實在差太遠了！）。充其量，也只能說是一個好的「武術家」而已，「上唔到位」，本來也是正常不過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