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翔药业继承人罗煜竑遵循着中国家族企业接班人培养的标准路径,却依然在获得公司管理权和控制权之后脱出了既定的传承轨道。他的财富观以及令人生疑的经营能力,都给这场提前终止的传承埋下了伏笔。伴随传统产业进一步受到冲击,类似的案例正在增加。不过,尽管“阴谋论”的阴影仍在,因为存在“新任控制人王云富将装入优质资产”的憧憬,海翔药业的中小股东如今已受益于股价上涨。
罗煜竑
2014年,富二代接班的危险征兆开始显现,在李兆会之外,海翔药业(002099)罗煜竑的家族财富体量虽然较低,却也以“商战、阴谋、败家子”的关键词备受关注,更引发了舆论对富二代接班态势的连带思考。
罗邦鹏按照家族接班人的模式培养了罗煜竑十余年才放手,罗煜竑在接班后也顺利掌舵企业两三年时间,但看似平稳的接班却经不起行业的一次大风大浪。海翔药业的出售,是“业绩下滑”后的无奈,还是真陷入了“赌博败家”的命运?
遵循传统路径接班
与李兆会因突发事件仓促接班不同,罗煜竑的上位和目前中国大多数富二代的接班路线一致:大学毕业后进入家族企业,从基层岗位锻炼,逐步提升至管理层,并最终获得董事长及大股东之位。
罗煜竑之父罗邦鹏1966年创办海翔药业前身“黄岩县海门镇日用化工厂”,几经变更后,最终成立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并于2006年12月26日在深交所上市。这一年,罗煜竑30岁,他在20岁时毕业于北京应用技术大学国际贸易专业,并在次年进入海翔,先后在生产、研发、销售和质量管理等部门轮岗,2004年成为海翔董事,海翔上市时担任副总经理。
公司上市后,罗邦鹏很快就淡出了管理,并将权力迅速让渡给已历练了十余年的儿子。2008年9月罗煜竑(时年32岁)担任总经理,2009年4月担任董事长,2010年9月受让其父持有的3480万股(占总股本的21.68%)公司股份,两年时间内全面接班,集公司管理权、控制权于一身(附图)。
这一切看起来都没有问题,几乎是踩着中国家族企业接班的标准步骤,只是后面的节奏有点快。2013年11月2日,罗煜竑辞去海翔药业董事长职务。2014年5月8日,海翔药业发布公告,东港工贸集团实际控制人王云富,以3.8亿元受让公司大股东罗煜竑持有的5940万股公司股份。交易完成后,其实际控制人变为王云富,罗煜竑不再持有公司股份。这家浙江台州的家族企业就此改做他姓,而“富二代少帅4年败掉40年家业”的报道被四处热转,“罗煜竑因豪赌欠债变卖家产”、“接盘者王云富之前故意借赌资给罗煜竑”的坊间传闻也不翼而飞,尽管罗煜竑回应“涉赌”传闻时用词冲动,却没有任何正面解释。
在最终选择出售家族企业前,罗煜竑究竟经历了什么?
转型中遭遇挫折
在罗煜竑接班后不久,其所在的行业就遭遇了雪崩式行情。当稚嫩的二代驾驭亟须转型的公司时,其管理能力的欠缺进一步放大了公司的经营风险。
业绩下滑。海翔药业以制造原料药为主业,处于药物链上游环节。以罗煜竑2009年任董事长后的表现来看,其在2010-2011年间尚能维持营收20%的增长。但随着行业竞争的加剧,海翔的第一大产品培南类中间体4-AA 遭遇新进入者和国内限抗双重打击,2012年价格单边下跌。公司的经营业绩一路下滑,2012年营收出现了11.79%的负增长,毛利率也迅速下滑为0.29%,并在2013年亏损1亿元(表1)。
转型不力。罗煜竑也曾试图推动公司进行转型,其于2012年6月以1.2亿元收购了苏州第四制药厂70%股权,并委派董事形成控股关系。苏州四药当时财务状况稳定,具备良好的盈利能力,并是海翔药业多年的合作伙伴,拥有克林霉素系列原料药及相关制剂等。其中,克林霉素系列原料药通过了FDA认证,是雅培、辉瑞等跨国药企的合格供应商。
客观地说,这次收购对于海翔是个明智之举。长江证券分析师刘元瑞在对应的研究报告中也指出,海翔收购苏州四药后,能拿到制剂文号,可以加快从原料药向制剂转型升级,甚至可能超预期地实现制剂出口,进入国际市场。
但现实并没有如预期中那么美好,在整合了一年半时间之后,海翔药业2013年年报显示,苏州四药仍未对公司形成盈利支撑,而其他几家子公司泉丰医化公司、海阔医药公司和上海海翔公司也分别由于厂房搬迁、土地使用权收储和市场因素等原因导致持续亏损。
评级下调。2013年6月,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海翔药业2012年发行的“12海翔债”进行2013年的跟踪评级,指出海翔药业受化学原料药行业整体低迷、市场竞争加剧、部分产品跌价等影响,2012年公司营收有所下降,盈利额降幅较大,利润额偏小;且公司负债水平亦有所抬升,面临一定偿债压力等。如今,海翔药业的现状仍未见好转:2012第四季度陡亏4816万元,2013年一季度颓势依然,净利润仅316万元,同比下滑92%。有鉴于此,其最终下调海翔药业当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下调海翔药业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2014年2月21日,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将海翔药业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AA-和“12海翔债”信用等级AA-列入信用评级观察名单。
Z值模型预警。我们利用Z值模型来综合衡量海翔药业在罗煜竑主控后的财务风险。Z值分析法是美国学者Altman发明的一种衡量企业破产风险的方法,被人们广泛应用。Altman以33家破产公司和33家运营良好公司为样本,收集了样本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中的有关数据,并通过整理选取了预测破产最有用的5个变量(表中X1-X5),通过回归法得到了一个判别函数,Z值能正确预测这66家公司中63家的命运。具体来说,Z值判别公式为Z=1.2X1+1.4X2+3.3X3+0.6X4+0.999X5(权重系数由实证数据拟合得出),当Z值﹤1.81,表示公司目前财务状况“堪忧”,有破产可能;当1.81≤Z值≤2.675,表示公司目前财务状况“不稳定”;当Z值﹥2.675,表示公司目前财务状况“良好”。
应用到海翔药业上,可以发现,在罗煜竑出售股权前的两年时间中,其Z值不断降低,财务状况也由“良好”变为“不稳定”,并进一步恶化为“堪忧”(表2)。这也说明,即使罗煜竑没有出售股权,海翔药业的经营也已经变得非常糟糕,存在破产的风险。
套现的两套逻辑
海翔药业陷入困境之后,罗煜竑开启了“逃跑”模式。在完全转让控股权之前,罗煜竑就已多次减持,并集中发生于2013年。此时正是海翔药业首度遭遇重大挫折的2012年之后。Wind统计显示,2013年1-9月,罗煜竑共计减持1480万股,持股占比从21.68%下降到18.31%,套现8429.48万元。
所有能套现的都套现了,不能套现的限售股份,罗煜竑拿去做了质押。根据海翔药业2013年报,罗煜竑手中所持5940万股均系有限售条件股份,且该部分股份已全部质押,用于向国泰君安证券融资提供质押担保。该业务交易初始交易日为2013年12月6日,购回交易日为2014年6月6日。
这一系列大手笔套现及质押融资,并未用来创造新的实业,2013年报对实际控制人的情况披露显示,罗煜竑并未控股其他的境内外公司。这让人心生疑惑:罗家究竟出了什么事,以至于一年内套现8000余万元仍不能解决,年底还需质押所有限售股权获取融资?
但另一方面,在罗煜竑完全转让手中股份时,其父亲罗邦鹏、姐夫郑志国所持股份并未受到影响。这说明,并不是家族事务引发全额套现,因为直到目前(2014年中报),罗邦鹏、郑志国仍以2.8%、1.51%的持股比例位列海翔药业第三、五大股东,而没有和罗煜竑同步套现退出。这是否可以反向说明,罗煜竑对资金的极度饥渴,完全是出于自身的原因?
从股权转让价格看,6.4元/股的价格,几乎等于海翔药业在股票停牌前的2013年第四季度的均价6.37元/股,低于停牌前一天(2013年10月15日)的收盘价6.69元/股。而从实际经验看,收购具有控制权的股票相对市值会有20-30%的溢价,也就是说,这次转让过程,罗煜竑处在相对弱势,没能成功提价。王云富此后则表示,收购价格偏低是海翔的债务负担重。
在“罗煜竑为欠赌债被迫卖股”传闻发酵后,海翔药业特地发出公告予以澄清,指出罗煜竑“转让公司股份是出于个人投资规划及产业布局的考虑,不存在为偿还赌债而被迫出售股份的情况”。
而在股权转让公告中也指出,罗煜竑作为上市时的董监高及核心人员,曾经承诺过离职后6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股权转让公告发布在2014年5月5日,而罗煜竑在2013年11月2日辞去董事长职务,这一间隔恰恰半年时间。这说明,罗煜竑在2013年底辞去董事长职务时,已经为下一步股权转移做好了准备。
同时,卷入风暴的另一当事人王云富在2014年5月15日召开投资者说明会。根据他的说法,他与老罗总(罗邦鹏)是30来年的朋友,网上“设局骗取上市公司”的言论纯属天方夜谭。而为了印证这一说法,罗邦鹏本人也出现在会议现场,报道称其“满头白发,还随身携带维持健康的药物“。在被记者问到罗煜竑有没有赌博时,罗邦鹏回应称,没听到他赌博的事情,且平时和儿子交流很少。
罗煜竑究竟是因为实业经营困难而鸣金收兵,还是因为其他原因被迫变卖家族事业?罗煜竑急迫的套现过程,与官方公告表达似是两套逻辑,真相仍只为少数人专享。无论怎样,对于家族企业而言,上市来之不易,利用其带来的品牌提升和融资的便利性,这本应成为家族创富的新起点,但行业低谷袭击之下,罗煜竑就或主动,或被动放弃了这一事业。
如今,不少富二代已逐渐从创一代手中接过掌控企业的重大权力,该如何甄别其中的传承风险?罗煜竑的案例提示出两点:一、有没有正确的财富观?如果对于家族企业的股权套现过于频繁,又没有相应的投资行为,则该名富二代对家族企业的热情要打折扣;二、企业的运营状况如何?Z值模型提供了一个较为契合的观察途径,如果Z值加速下跌,财务状况的恶化程度明显高过同行业,说明富二代的经营能力有限。如果同时出现以上两点,那么该家族企业的传承风险将会大大增加。家族逐步失去控制权,甚至企业易主的命运,可能就在不远的前方。
中小股东的利益过山车
罗煜竑退出了海翔药业的舞台,这对于中小股东来说,是福是祸?2012年海翔药业陷入危机时,全年的收益率为-29.32%。这样的收益,当然无法让中小股东满意。
而新的控制人王云富在台州当地政商两界均有强大影响力。他是台州市人大代表,其兄长王云友则是台州市政协副主席兼工商联主席。公告中显示,王云富主要持有5家公司,注册资本超过3亿元(表3),主要集中在化工、染料行业。在他获得海翔药业控制权后,即紧锣密鼓着手将自己控制的前进化工装进上市公司。根据其2014年6月9日公告的方案,是以定向发行的方式增发股票,以18.9亿元代价收购前进化工。不过,此方案一度因“参与本次重组的有关方面涉嫌违法被稽查立案”被暂停审核,直至9月4日方获得通过。
尽管这一过程波折不断,但受到“大股东将装入优质资产”的前景刺激,海翔药业的股价基本稳步向上。从控制权生变后复牌的2014年5月5日至2014年9月19日来算,其股价已从6.69元/股上涨到9.82元/股,涨幅46.8%。
有趣的是,1962年生的王云富,已经将主要的控股集团东港工贸集团26.8%的股权转让给了自己的儿子王扬超,海翔药业重新进入了又一对父子控制的家族企业时代。下一次传承,结局会是怎样?■
(何籽/圖)
換一顆牙得近6000元,換28顆牙總費用14萬元。為了節省費用,王亮不通過醫院正規就診渠道,用不到6萬元私下找醫生完成換牙。未料留下後患。
“這輩子最好的7年啊,就這麽耽誤了。”
25歲到32歲的7年時光里,王亮的大部分時間用來對付“牙疼”。
自從2007年他接受了全口烤瓷牙治療之後,“牙疼”這件事幾乎從未中斷過。他始終堅信,當初為他實施治療的陳佩強大夫,是他7年來諸多不幸的罪魁禍首。
經過7年的糾纏不清,和最近一個月的激烈爭執,2014年10月21日,王亮終於收到了來自陳佩強賠付的13.5萬元,一次付清。協議書上,王亮在“不再主張任何權利”的條款上方,按下了紅手印。
2014年9月29日,王亮平躺在口腔治療椅上,冷光燈在他頭頂“啪”的一聲打開,閃得他半天睜不開眼。大夫將口鏡伸進王亮用力咧開的口里,王皺緊了眉頭。
這是他最近一次看牙。王亮下排的前6顆牙,每顆只有正常人的三分之一大小,排列稀疏,牙齦裸露,看上去就像是犬牙。因為病情罕見,他每一次看牙都會引起整個科室的圍觀。
2007年2月前後,經一個名叫任國霞的假牙代理商介紹,王亮在位於石家莊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口腔修複科的陳佩強大夫手下,接受了全口烤瓷牙治療。
全口烤瓷牙,是口腔咬合重建治療的方式之一,又稱牙齒修複美容技術。簡單來說,就是戴假牙,但會對牙齒造成不可逆的損傷。
在隨後的近兩個月時間內,王亮的28顆牙被打磨成了小圓柱狀,並戴上了由任國霞經銷的烤瓷牙。外觀看似和正常人牙齒一樣,甚至更加潔白、整齊。
然而,治療後的疼痛,幾乎讓他昏厥:牙齒劇烈疼痛,頭痛,咬合關系紊亂,進食困難。
武漢大學口腔醫院修複科主任王貽寧稱,如果病人只是想改變牙齒顏色,一般只會建議做常露出來的6顆或8顆牙,而不是全口。只有在病人咬合關系嚴重紊亂、缺牙較多的情況下,才會做全口。
“我不過是為了讓牙齒更白、更美,沒想到會有這麽嚴重的後果。”王亮說,陳、任二人曾向他保證,治療完成後,就能“像明星一樣,一笑一口大白牙”,但並未告知他全口烤瓷牙治療可能存在的風險。
2個月後,陳佩強再次為他實施了兩次後續治療,但並未取得效果。王亮的疼痛伴隨著懷疑、悔恨、憤怒,仍在一天天增長。
每當病情好轉,王亮便停止一切治療、維權的行動,可每當病情突然加重,他又會重新想起,任、陳二人還應為他的不幸負擔責任。
王亮對陳佩強大夫抱有強烈的懷疑。他認為,陳佩強刻意縮短了治療時間,操作存在嚴重的不規範。
“對於全口烤瓷牙,一般醫生很難駕馭。”還是中國口腔醫學會口腔修複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的王貽寧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醫生在人為地建立口腔咬合關系時,容易引起病人的不適應,因此醫生在選擇和操作中,都需非常慎重。“最後的美觀效果、使用長期效果,80%的重要性在醫生這里。”
換牙失敗後,王亮幾乎跑遍了石家莊大小醫院的口腔科。有一次,王亮來到河北省第二醫院就診,但大夫拒絕給他治療,和之前許多的大夫一樣,告訴他:“你這牙我們治不了,誰給你做的找誰去。”當時的河北省第二醫院剛剛完成裝修,偌大的診療大廳里人來人往,快滿30歲的王亮站在門口,哭了。
無論是出於不信任,還是出於憤怒,他始終不願再回去。他拒絕了所有退路,但也看不到任何出路,這讓王亮倍感無助。
2013年底,王亮的病情進一步惡化,牙齦出現腫塊。石家莊橋西口腔醫院為他實施了手術。王亮現在的病例上,清晰地寫著“牙髓炎”、“牙根炎”,並伴有顳下頜關節紊亂綜合征。
北京一位大夫的話,曾讓王亮猛然驚醒:“這牙折騰了你六七年,就算我一年給你看好了,可一口證據全沒了,你咽得下這口氣?”
“你無法想象,無時無刻都在牙疼是什麽滋味。”王亮說。
尤其是在剛完成治療的那段時間,無時不在的痛感讓王亮的舉止怪異:情緒低落,拒絕與人溝通,只能少量進流食,快速消瘦。
他經常張不開嘴,張開了又難以合上,只能用手將下巴用力往上一頂,關節“哢”的一響,更無法吃稍微堅硬一點的食物。為了方便進食,王亮家廚房里擺著一臺專門用來絞碎任何稍有硬度食物的攪拌機,已用了近七年。
“除了疼,什麽都沒法兒想。”7年來,王亮理所當然地拒絕工作,經濟完全依賴父母。他生活中最親密的夥伴是一只養了4年的雪納瑞。
面對家人的輪番詢問,他從未透露半字。王亮的母親張紅錦(化名)無可奈何,只能漫無邊際地猜測。
抑郁癥是她做過的無數猜想中,最壞的一個。這個想法讓她緊張極了,她買來了兩瓶治療抑郁癥的藥,美國進口的,一瓶六百多塊。
王亮的奶奶猜孫子肯定是撞邪了。她特意從鄉下請來一位神婆,在家大辦了一場法事。神婆走時留下兩包煙灰,讓她給孫子沖著喝,說是保管用。
家人的舉動讓王亮哭笑不得。他老實地聽從安排,吃了母親買的藥,卻起了滿身的紅疹子。唯獨奶奶的那包煙灰,他沒敢喝。
“誰也沒有想到,竟是牙把他弄成了這樣。”張紅錦無法體會牙痛,只覺得,王亮就像一個頑皮而倔強的孩子,在外面犯了錯,卻嘴硬著不說。
張紅錦時不時地嘆氣,“這輩子最好的7年啊,就這麽耽誤了”。可面對受盡了折磨的兒子,她不忍責怪。無論如何,她還是松了一口氣,“好歹牙疼有得治”。
可王亮如今面臨的,遠不止是“牙疼”;他想要的,也遠不止是“治”。
“我就是想讓他們付出代價。”近一個月,王亮請律師,聯系政府部門和媒體,大張旗鼓地開展維權,為的就是讓陳佩強“賠償加道歉”。
根據王亮的回憶,2007年他私下聯系任國霞,完全是為了節省費用。他通過朋友了解到,直接找代理商在廠家拿貨,可以大幅降低價格。於是,他與任、陳達成協議,不通過醫院正規就診渠道,利用醫院的場地和設施,私下完成治療。
江蘇省衛生法學會副會長胡曉翔介紹,這種醫生與患者的私下操作,在2007年前後確實比較常見,業內稱之為“體外循環”,也就是醫生“接私活”。
按照王亮的說法,當時的治療費用由一顆牙近6000降至2000左右,總費用由14萬余降至近6萬。這筆錢,他一大部分交給了陳佩強,一小部分交給了任國霞。
任國霞向南方周末記者承認,她確實收過一筆幾千元的加工費,但並沒有幫王亮省錢。而在王亮提供的2007年6月24日的一段錄音中,任國霞曾對王亮說:“你就是為了省這個錢才來找我們做的。”
陳佩強否認曾收過任何治療費,也不承認“接私活”:治療完全走的是醫院的正規渠道,“不存在任何問題”,且“醫院有記錄”。至今,陳佩強與和平醫院尚未拿出所謂的“記錄”。
而在2014年9月17日,王亮在和平醫院找到陳佩強,陳表示“我就是給你幫了個忙”,“我一分錢都沒要,錢全給小任了”。
沒有保留付款的收據,病歷也無法找到,證據仍然不充分,這筆治療費究竟去了哪,誰有說不清。可王亮仍然相信,自己的一口爛牙,就是“鐵一樣的證據”,只要他張開嘴,就足以證明一切。
陳佩強還曾聲稱,王亮欠醫院8萬余元治療費。“可能是怕我讓他交錢,一直不來找我們。”2014年9月29日,陳佩強對南方周末記者說,7年來,他一直在催款,卻怎麽也找不到王亮。相反,王亮稱,為了索賠,曾多次主動聯系任、陳二人。
王亮很疑惑,按照陳、任二人的說法,錯似乎全落在了他一個人的頭上:他沒交一分錢就做了治療,成功逃脫了醫院多年來的催款,治療不存在任何問題,牙就這麽爛了。
2011年左右,王亮曾向河北省衛生與計劃生育委員會和石家莊市衛生局反映過情況,對方均以“涉及部隊醫院的醫療糾紛不屬於地方管轄範疇”為由拒絕。南方周末記者於2014年9月30日再次向兩部門求證時,得到了同樣的答案。在南方周末記者向和平醫院詢問調查進展時,院方稱“部隊醫院從不接受地方媒體采訪”。
10月16日,事情突生轉機,之前否認收過任何治療費的陳佩強同意賠償,其賠償數字鎖定在了13.5萬,賠償緣由為“咬合重建全口義齒治療不成功”。
拿著錢,王亮不想再折騰。他希望抓緊治療,盡管整件事還是未能如他所願,分出個對錯。
(文中王亮系化名)
2014年5月,《三湘都市報》報道,長沙市民屈女士花了6000元,換了兩顆假牙,沒想到,不到一年的時間就陸續出現了牙齒松動、牙間縫隙變寬甚至牙齦腫塊等現象,最終引發口腔黏膜組織病變感染。
2014年5月28日,《三湘都市報》記者臥底“長沙超勝義齒”加工廠,發現這家並無工商營業執照或生產許可證等證件的加工廠,工人們用開水“消毒”,用未知來源的洗潔精、潤滑油磨光義齒,用工業石膏制模型,廢棄鋼料重複被使用。最終,一顆二氧化鋯烤瓷冠義齒的加工廠成本為20元至350元,出廠價為80元至500元,醫院、診所標價是900元至5000元。
2012年6月19日,新華網報道海口市民李先生花了21000元在一家名為“娜潔牙科”的診所裝了高檔二氧化鋯烤瓷牙。半個月後,李先生在吃午飯時吐出幾塊乳白色的烤瓷牙碎片,隨後發現口腔右側的一顆假牙碎裂了。李先生要求診所免費為自己換牙並賠償自己6000元,診所最後只是免費為他換牙,但拒絕賠償。
2011年3月23日,《廣州日報》報道廣東居民阿花送六旬母親到佛山市中醫院口腔中心植牙。阿花事先曾找熟人幫助咨詢,種植10顆牙,費用可能在6萬元左右。3月11日,母親被推進手術室,種了10顆牙後,阿花被告知手術費用共10萬元。看到藥品使用清單後,阿花認為自己遭遇了“用貴藥”、“重複用藥”、“用藥不簽字”及醫院擅自換材料等陷阱。但記者向醫院求證時,醫院表示藥品使用合規。
南方周末實習生陳雪根據公開報道整理
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5:30分,萊恩·胡弗(Ryan Hoover)從舊金山家中的床上起來,開始憂思。他的初創企業Product Hunt,現在是矽谷的香餑餑,公司成立還不到一年時間,就已經進行了兩輪風投融資。Product Hunt的網站和iPhone應用每天都會為用戶挖掘出色的新科技產品和應用程序。胡弗每天要在7點半左右將最佳產品的郵件發送出去。
“我睡覺的時候也有很多人在使用Product Hunt,這讓我有點怕,因為我完全不知道這期間會發生什麽。”胡弗說道。他今年27歲,頂著一頭蓬松的棕色頭發,嗓音很輕,12歲那年他創建了自己的第一家企業,一個笑話集群網站,最終盈利約10美元。
去年,胡弗通過電子郵件的方式向朋友們宣布推出Product Hunt。今年5月,Product Hunt公司正式成立,該公司第二輪融資募集資金610萬美元,公司價值或超過2000萬美元,近20名著名科技界名人均是該公司投資人。不過,隨著新投資的到來,問題也隨之產生。
胡弗拿出自己的iPhone,打開應用來檢查網站的流量。“我或許不應該如此頻繁地檢查網站流量,”他表示。他看著手機屏幕說道,“看到沒?這讓我壓力巨大,因為從上周起我們的流量下降了10%。”目前,Product Hunt網站擁有超過1.5萬名訪問用戶。胡弗在想,在即將到來的聖誕假期里,如果網站流量會再次下滑,他應該采取何種措施應對。理論上,他知道,他不應為此擔憂,但就是沒辦法。而現在,隨著資本的流入,“保持網站流量增長變得更加重要了。”
全球科技產業都在不斷蓬勃發展,舊金山和矽谷更是如此。不論是舊金山灣區的各個開放式辦公場所,還是郊區的企業園,工程師和企業高管們正在發明未來。他們中很多人正在鑄造價值數十億美元的財富。但是,還有更多的人最終以入不敷出收場。
“這就是淘金熱。”軟件編程師帕特西·普萊斯(Patsy Price)表示。科技產業正在吸引各界人士投身其中。在哈佛商學院,畢業後投身金融服務業的研究生比例從2006年的42%降至2013年的27%,而在此期間,投身科技產業的畢業生比例卻翻倍,從7%增至18%。
其他頂級名校的畢業生就業領域也出現了類似的趨勢變化,其中最知名的莫過於斯坦福,該校一直被視為矽谷的“直屬學校”。去年,高盛集團鼓勵年輕的銀行家們周末的時候多休息,這在華爾街算是一件新鮮事。高盛希望能夠借此留住年輕的生力軍,因為很多人都準備轉行投向美國西部。
但是矽谷並非一直閃閃發光。舊金山灣區的大多數初創企業最終都可能以失敗告終。很多企業最終的利潤率將遠低於投資者所期望的。哈佛商學院教授史克爾•高施(Shikhar Ghosh)預計,近40%的初創企業將以資產變現宣告終結,近80%的初創企業將無法實現他們的預計投資回報。企業想要像谷歌(微博)和Facebook等成功創業的幾率微乎其微,對於谷歌和Facebook這樣創業成功的科技企業,風險投資人將這種投資稱為“獨角獸”。
著名初創企業投資人保羅·格雷厄姆(Paul Graham)表示,即便是那些創業成功的企業,通常也會經歷“痛苦的低谷期”。在這期間,創業的興奮感被放緩的增長和對風險可行性強烈的懷疑感所取代。軟件分發給客戶的模式也出現變化,現在可以立刻從雲端下載,而不再使用CD,這些變化也意味著,相較於上一次科技熱潮,如今的科技產業發展步伐更快,也更加繁重。
兩年前,多克·科魯茲(Toke Kruse)和他的聯合創始人帶著自己的行李箱,從丹麥來到舊金山,並建立了會計軟件初創企業Billy’s Billing。科魯茲在自己租住的公寓里工作,這座公寓所在大樓就位於初創企業雲集的舊金山SoMa地區。他的公寓裝修簡陋,除了一張玻璃咖啡桌,還有就是沙發上那只巨大的泰迪熊。他沒有薪資,靠著存款和一些其它項目的收益生活。他表示,在舊金山這兩年沒有任何成功保障的生活,“對於一個像我這樣外向的人來說,壓力尤其大。”
Billy’s Billing並不是科魯茲的第一家初創企業。他在丹麥的時候就已經有過幾次經驗,雖然有成功的例子,但大部分還是以失敗告終。比如,2005年,他創立了一架圖片分享企業,他表示,失敗是因為時間不湊巧,因為當時智能手機並不普遍。
科技企業創始人們表示,這就是基準。初創企業孵化器The Monkey Inferno的CEO沙安·普利(Shaan Puri)表示,“事實上,有一個縮寫(寓意創業失敗)。那就是WFIO,我們玩完了,結束了(we’re f***ed, it’s over)。那個時候,團隊里的每個成員才是真正以誠相待,你不能敷衍你自己、你的團隊或者你的投資者,你必須真正認識到發生了什麽。”
普利在大學選修了一門名為“變得富有”的課程之後,便決定投身矽谷。他表示,該課程的教授讓企業家向他們講述了商業領域的真實經驗。普利原本計劃進入醫學院深造,但是這門課卻讓他放棄了之前為了考取醫學院而付出的諸多努力,放棄成為了一名醫生,轉而決心成為一名企業家。The Monkey Inferno由英國企業家家邁克爾·波奇(Michael Birch)和西奧琪·波奇(Xochi Birch)資助。2008年,此二人將社交網站Bebo出售給AOL,並借此獲益數億美元。
在普利的領導下,這家初創企業孵化器企業擁有一個豪華的辦公室,配有廚師、按摩師和酒吧,六周的新產品研發計劃表,在一個半月時間里將想法變為原型機。其中大部分產品失敗,還有一些,用他的話來說是“小勝利”。但是,The Monkey Inferno只想要一次重大勝利,而其他只是讓其分身的東西。他們希望自己下一個產品,即,全新的Bebo趣味性信息應用程序,將能夠讓重大勝利變為現實。
他表示,The Monkey Inferno是圍繞少數幾個能夠開發出熱門產品的想法所建立的。其團隊的所有成員都是雇員而且由波奇全權資助,所以,他們能夠聚在一起,內部學習經驗教訓,而不是讓團隊分不到其他新的產品研發上。
這個不同尋常的安排也表示,相較於其他由風投自主的初創企業人,普利面對的壓力更小,獲得的支持也更大。梅格·赫施博格(Meg Hirshberg)在考夫曼基金會(Kauffman Foundation)教授創業課程,她表示,大多數企業家發現,當錯誤發生時,他們是唯一的“先遣對象”。“企業家們感覺,他們完全無法讓自己從公司抽離。現實情況是,根本就沒有真正的工作和生活平衡。”
赫施博格表示,在一個男性占多的行業里,創業者不願意去探討自己所面臨的那些壓力,這並不是大男子主義。企業家們有理由擔心,員工、投資者及客戶會因為感覺到公司可能出現問題而選擇會離開。
初創企業孵化器Y Combinator總裁薩姆·阿爾特曼(Sam Altman)最近就撰寫了一篇博文,名為“創業者的沮喪(Founder Depression)”。該文被廣泛閱讀,阿爾特曼在文中鼓勵與Y Combinator一起工作的創業者談談他們所遇到的問題,而不是獨自承受。在Y Combinator的相關在線論壇Hacker News上,該文獲得了上千條評論,超過一千次的轉發。阿爾特曼寫道,“不論你怎麽想,你不是一個人。你不應該感到羞愧。”
除了阿爾特曼之外,營銷軟件公司Moz的創始人蘭德·費什金(Rand Fishkin)也發表了一片博文,文中講述了最近一次產品發布到他辭任公司CEO一職期間所經歷的沮喪心情。信用卡欠賬50萬美元,金融危機等這些都不是讓他動搖的原因,相反,“差勁的”新產品研發和公司需要一種他無法帶去的變化,這些責任和想法讓他動搖了。
費什金的博文發表在了Hacker News上,並得到了大量回複。他表示,“我收到的大部分郵件內容都是,‘之前我也有這種感覺,我也很糾結。’”費什金表示,雖然他的投資者和董事會比其他大部分更加“善解人意”,但伴隨著風投同時而來的壓力就是他所面臨挑戰的一部分。
獲得風投通常都被視作成功,但是其還意味著,企業將要背負成功的壓力,而且要是一場漂亮的勝利,還要取得前所未有的增長。“增長不止是期望,而是必須做到,超高增長才是期望。”費什金說道。
Moz出售了17%的股權換得了1800萬美元的風投。標準投資者希望能夠看到最多10倍的投資回報。費什金表示,“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在短短幾年內找出方法,讓公司實現上億美元市值,這些簡直就是天文數字。”
達那·塞維爾森(Dana Severson)因眾酬初創企業Wahooly失敗而以淚洗面整整一周。他從明尼蘇達來到舊金山,想要碰碰運氣,通過一個由前谷歌員工所創立的初創企業孵化器來推出Wahooly,但是,直到產品發布的一個月之前,其才找到一名開發人員,結果導致他的計劃流產。
不過,這些淚也不是白流的。這之後,塞維爾森創立了Startups Anonymous,並取得了不錯反響,他表示,Startups Anonymous現在成為了熱門網站,供創業者們匿名哭訴、發泄和提各種蠢題。從今年1月起,該網站已經收集到了超過700封告解、問題及故事。塞維爾森表示,該網站由他自己的一個盈利項目提供資金運營。
自從Startups Anonymous推出,塞維爾森意識到,並非只有他一人承受了很大壓力卻無人傾訴,也不是只有他自己連一些理應知道的事情都不清楚,比如一家失敗的初創企業所承擔的債務等。“這之上附加著很多負擔癥候群問題。這講得通,現在有很多年輕的創業者,這可能是他們第一次在專業領域一展拳腳。他們沒有招聘經驗、沒有管理經驗,他們要先學會走才能會跑,當然,在你真的做到這些之前,你必須假裝自己全都會。”
印第安納大學商學院教授迪恩·謝菲爾德(Dean Shepherd)表示,當風險出現,工作所帶來的身份協同會加劇創業者們的悲觀思想。大型企業的高管同樣也會壓力過大,不過,他們的壓力並非長期存在,他們可能會被解雇,但是他們沒有用自己的老本去創建公司,而且他們的公司也不會整個完全消失。
謝菲爾德表示,企業家經常將自己逼得太緊。“如果你只去研究那些成功的企業家,你就會經常陷入一種他們過於樂觀,過於自信,然後他們更有可能成功的思想中,你沒有看到的是那些創業失敗丟掉老本的企業家經驗。”
創業者們表示,到目前為止,這個想法不會在矽谷引起共鳴。在矽谷有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詳的格言,“快速失敗”,也就是說,迅速承認自己失敗,然後重新開始。那些扛過了各種挫折的固執的高管們一直都奉信這條格言。失敗,或許是初創企業的默認設置,但是沒人希望這個設置存在於自己的初創企業內。
而當張誌勇穿著一身休閑裝,非常平靜地講述著自己做天使投資的經歷時,長期從事充滿挑戰和風險的天使投資行業,沈澱出厚重。外人揣測天使投資人對投資回報會看得很重,但是在張誌勇身上卻全然看不出一絲的浮躁,他很淡定和坦然地說“做投資必須有好的心態。”
但當天使投資熱度高漲來臨時,嗅覺靈敏的天使投資人就再也坐不住了。再加上很多從傳統產業退出的資本蜂擁而至天使投資行業,使得一個好項目剛被爆出,很快就被潛在投資人搶掉了。
眼看著創業項目估值越來越高,張誌勇們不得不讓自己更加辛苦,而同時伴隨的風險也接踵而至。
在中國做天使被稱為“九死一生”。在做個人天使的時候,張誌勇至今還記憶深刻的投資失敗經歷是在2010年,當時投資的一個天使項目團隊出現了問題。
有些創業者,大家可以共患難,但是企業得到發展之後,都覺得自己的貢獻大,地位重要,慢慢地,團隊戰鬥力受到影響。於是他不得不提前退出了這個項目。
而這樣的經歷幾乎很多天使投資人都碰到過。從實業轉型來的廣東創業谷天使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創始人梁雲鋒也直言,他做天使6年,一直是在試錯中前行,失敗率更是高達95%。
“投資和創業一樣辛苦,創業需要勤奮和堅持,投資也是一樣,需要不斷接觸創業者,接觸各種項目,從中選出符合投資的早期項目。”張誌勇說。作為五嶽資本的掌門人,張誌勇在近三年中累積投資的項目更是多達30多個。
曾做過10年咨詢公司,8年個人天使投資,2012年成立五嶽資本,2013年1月加入中國青年天使會(簡稱“天使會”)。這種從單打獨鬥、到機構天使、再到組織化合投,張誌勇的經歷和苦樂,反映了中國天使投資的走勢和生態一角。
“中國的天使們一直是在用沒有翅膀的身體體驗著天堂的規則。不僅支持晚上做夢,還支持白天做夢,當然天使投資人有做美夢的時候,也有做惡夢的時候,而一個美夢可以消滅或者彌補100個惡夢。”中國青年天使會華東分會會長、合力投資創始合夥人張敏如此解讀中國的天使投資。
天使時刻
今年天使投資熱來得有點突然,但卻很火爆。股權眾籌元年可以說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而這背後卻是創投圈下一種財富效應的體現。
梁雲鋒說,很多從傳統產業退出的投資,看到了天使投資帶來的財富的曙光,並加入了天使投資的行列。傳統行業越來越難做,投資房地產、股市、期貨看不到前景,有部分土豪,還有一些既得利益者,紛紛拿出來一部分資金,作為財產配置的一種方式,加入到天使投資行列。
跟梁雲鋒有同感的還有另外幾位中國青年天使會的核心成員童瑋亮、張誌勇和周麗霞。
更多創業者,從早期投資的企業成功退出後,無論是創業經歷上,還是資源上,都比較成熟,也有了原始財富的積累,也紛紛參與到天使投資隊伍中來。
張誌勇的感覺也很明顯,其所在的五嶽資本今年做的天使投資項目,合計投資就有將近2億,2013年投資額是1億元,2012年五嶽資本剛成立,當年所做的天使投資有幾千萬。近三年中累積投資的項目有30多個。“可能明年一年就是近三年數量的總和。預計明年天使投資可能達到30個以上的項目。”
而這種熱度也被北京技德科技有限公司聯合創始人周哲深深體會著,由於移動互聯網是大家共同看好的項目,最多有過15名天使投資人同時選擇一個項目的情形。而天使投資熱也使得創業項目開始強勢起來,僅占股一項就從最開始動輒40%以上甚至有控股的,到最近天使總體占股一般在10-20%左右。
張敏對此現象的解讀是,時下天使的火爆和當年的不一樣,天使作為特殊行業,越來越受到政策的支持,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也一再強調對初創企業的支持。政策引導下,私募股權基金向前端發展的趨勢就越發明顯。
周麗霞是中國青年天使會早期核心成員中少有的女性,她是北京金慧豐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她認為,天使投資未來幾年會越來越熱。原因就是中國天使投資開始比較晚,而市場的需求遠遠不能被滿足,有項目就會有資金需求,而投資人和項目已經被充分激發出能量來,越是經濟形勢低迷,對天使投資的需求越是迫切。
“在我國,創業項目比較多,但是可投資的優秀的創業項目相對較少。未來3-5年,對於大多數創業者而言,資金供給還是屬於稀缺的。”張誌勇說。
合投模式
2013年1月,國內知名天使投資人徐小平等人發起成立了中國青年天使會。張誌勇是最早加入的成員。他說,天使會成員投資經歷不同,偏好不同,大家在一起可以讓每位投資人各自發揮優勢,共同對創業環境進行推動和對創業者提供更多幫助。大家對於創業項目的投資共同把關,也可以降低很多風險。
而這也是中國天使繼個人單打獨鬥、成立機構天使之後的又一趨勢。“合投模式原來也有,但是今年才成為最主流也是最新型的操作模式。在中國青年天使會已經形成機制。
合投出資總額一般是在200-300萬人民幣之間,領投的出資額多些,跟投的從幾萬到百萬不等。”中國青年天使會成員、梧桐樹資本創始合夥人童緯亮表示。
合投通常通過沙龍的方式進行,而每月一次的項目沙龍都有大約50-60人參加。每個天使會成員都有自己的圈子,他們對於找上門的項目先進行跟蹤了解和篩查,然後把自己看好的項目,拿到沙龍上來討論。如果大家對創業者都不熟悉,就會通過分享形成小數據庫。
這大大減輕了個人天使的工作量和風險。“在投後管理上沒什麽訣竅,合投的天使投資人各展所長,一塊兒獻計獻策,並與創業者多溝通。這是風險化解的有效方法之一。”周哲說。
具體為主要投資人會根據項目不同,按照季度、半年度、年度,就運營情況與創業者溝通。有時每一個季度與創業者見一次面,每月通一次電話。半年和年度還要召開董事會,了解項目進展和階段性目標完成情況。
創業者需要的人才,也可以幫助引進。企業的重大決策也會給出一些建議。當然還是要給創業者以信任,讓他們自主經營和決策,引領企業方向。
而合投的成效也一目了然。以中國青年天使會為例,成立後僅一年半的時間,合投項目已經有15-16期,合計路演項目有100多個,最後投資了至少40-50個項目,累積資金近億。
而真正的考驗還在後頭,目前天使會合投所做的早期投資項目,都還沒有到退出的時間。
苦樂生態
“越是成功和成熟的天使投資人,越是經過投資失敗和錯過好項目的歷練,這是沒有辦法回避的。關鍵問題是不斷總結,吸取經驗教訓,在未來規避風險,這是一筆重要財富。”張誌勇說。
梁雲鋒也對經濟觀察報表示,“作為天使投資人,要有淡然的心態,不能過於看重回報。沒有內心的堅忍和堅韌不拔的個性,沒有良好的心態,沒有對於風險的預估,就會很悲苦,單一追逐利益肯定是做不好天使投資的。”
梁雲鋒做天使投資人之前,在深圳從事過精密制造、連鎖商業等20多個行業,2008年開始做天使投資,迄今已經有了6年天使投資經歷。
梁雲鋒說,做天使投資,最開心的事情就是發現了好的創始人和好的團隊,看到他們做了一個有夢想的產品,真的會歡欣鼓舞。最痛苦的事情是你興奮完畢後期爆發出的一系列問題,包括合夥人、團隊人員的一些糾紛,這時候對於方向性把控也變得越來越擔心,所以做天使投資是很苦的,九死一生。表面看很榮光,做天使投資的人,必須有強大的內心。
“如果看對了一個項目、看重了一個團隊,就像是賽道和選手,如果真成了,就會帶來豐厚的回報,但是它是不確定的,所以我把它定義為,看得到的未來和看不到的未來,這些都是模模糊糊的。”梁雲鋒說。
一位天使投資人表示,通常情況下,早期項目,10-20倍的回報屬於正常。投資對了,也有獲得成百上千倍的回報的情況。但是賬面的回報倍數是沒有意義的。IPO之後,成功套現退出,資金回到手上時,那個回報才是真正有意義的。天使投資人通常也不把賬面回報作為目標的。
梁雲鋒認為自己從前吃虧在行動過於超前,選擇開始做的時機最重要。之前的天使投資項目,因為走得太快,選擇的時間點不好,在行業還沒有發展起來之前,自己就匆匆忙忙往前趕。結果走得太急變成了劣勢。
“不能走得太快,要把握好節奏和時機。對的賽道加對的選手加上對的時機,才有可能成功。”梁雲鋒說。
樂博資本創始合夥人楊寧說,過分關註投資帶來回報,是一種誤區,僅僅是為了回報而做天使投資,那麽目光就是很短淺的,也是本末倒置了,也不會做得很好。中國不缺有理想有夢想的年輕創業者,更缺有理想有夢想的投資人。
上周五日本央行意外擴大QQE規模宣告了日本進一步加強刺激政策的決心。分析人士認為,日本此舉和當年二戰偷襲珍珠港如出一轍。 “先發制人”所帶來的最終結果都會是自取滅亡。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軍長途奔襲美國珍珠港,成功擊沈了在港口內的大量美軍戰艦。日本在亞太地區的擴張使美日矛盾迅速激化,迫使日本率先發難。但是從長期的角度來看,珍珠港對日本來說是一個徹底的災難。
事實上,計劃珍珠港的山本上將本人就曾預言即使對美國海軍的襲擊成功,它不會,也不能贏得一場對美國的戰爭,因為美國的生產力實在太高了。全面對美宣戰的最終結果就是日軍在中途島海戰和萊特灣海戰中的全面潰敗。
如今,日本央行祭出擴大寬松大旗的背景和當年並無二致。從1989年日本信貸泡沫破滅之後,日本政府和央行一直維持零利率並不斷推出量化寬松措施。然而事與願違,日本經濟在25年的時間內並沒有任何的增長。
日本目前真正所需要的是包括政治和金融領域在內的結構性改革,但是政治家和銀行家都未對改革做過討論,甚至想都沒有想過。因為那將意味著那些所謂的精英階層——既得利益者的權利將受到影響。
John Kenneth Galbraith曾經說過,“擁有特權的階層都具有賭徒特質。他們寧可冒風險被迫性失去所有利益,也不願意考慮主動性的放棄特權。”
政治改革所面的巨大阻力不言而喻,那些享受寬松政策的企業一方面在挫傷日本經濟,另一方面又在迫使央行維持現有的貨幣政策。對於此前已經經歷過“寬松無效”的安倍政府而言,如果貨幣政策的結局最終是失敗的話,采取“不破不立”的方式或許是唯一的選擇。
如今,日本央行的決定確認了其正在自我毀滅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這就是日本經濟的現狀。不幸的是,當“審判日”到來的時候,所有人都將成為精英階層的陪葬。身在其中人能做的也就是祈禱這種毀滅不會造成全球金融系統的崩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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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報道稱,以山東如意科技集團為首的投資者已終止了對巴基斯坦上市紡織公司Masood Textile Mills的收購。背後原因:因面臨巨額貸款違約,山東銀行業不願為如意提供6200萬美元用以完成收購的貸款。
如意科技集團該筆收購擱淺,進一步釋放中國銀行業壓力在逐漸攀升的信號,企業能輕易獲得貸款的日子可能正在遠去。
在一份提交給巴基斯坦lahore證券交易所的文件中,雙方表示,由於未能在約定期限內達成股份收購協議(SPA)所規定的條件,雙方已不可能在該SPA協議條款下完成收購。而且雙方還表示,已決定不再尋求完成交易,終止了該筆收購案。
2013年12月,以山東如意科技集團為首的投資者宣布有意收購Masood 52%的股權,隨後該收購還相繼獲得巴基斯坦競爭委員會、中國商務部和中國國家發改委等部門的審批。
Masood Textile Mills首席執行官 Shahid Nazir告訴路透,“山東銀行業面臨的違約問題十分嚴重”,他補充稱如意並不是唯一面臨融資問題的山東企業:
因為山東(銀行業)的整體形勢...許多在山東的企業都感受到了這種(信貸)擠壓。
過去,對於那些有著政治背景或者與中央政府的雄心壯誌相符的企業來說,國有銀行會早早地為其準備好貸款。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曾先後參觀過如意科技,而且該公司正在海外擴張業務。
然而,隨著中國經濟放緩,過去六年中支撐起經濟增長的銀行業如今面臨著日益增加的壞賬。
(左:省級季度凈信貸增量;右:季度不良貸款率變化趨勢)
而且,銀行業面臨的問題已經開始在全國範圍內顯現。華爾街見聞網站上周介紹過,中國房地產市場降溫和經濟下行對國內銀行資產質量的影響越來越明顯,銀行業不良率和不良貸款余額進入“雙升”時代,今年第三季度中國工商銀行(工行)壞賬增長創至少2006年以來新高。
其他已披露季報的銀行不良率和不良貸款余額較年初都有上升:
興業銀行的不良率在9月底升至0.99%,比年初上升0.23個百分點。關註類貸款上升得更快,占比由年初的0.64%上升至三季末的1.67%,余額由年初的86.89億元上升至三季末的249.26億元。招行截至9月底的不良貸款率1.20%,比年初上升0.30個百分點。中信銀行截至9月底的不良貸款余額較年初增長47.39%,達到294.28億,不良貸款率為1.39%,比上年末上升0.36個百分點。
據路透社,山東銀行業面臨的壓力似乎比其他省份更大。中國人民銀行周二公布的報告顯示,三季度,山東信貸出現了萎縮,盡管全國範圍內仍在增長。當季山東省社會總融資規模縮水至406億人民幣,出現類似收縮情況的還有黑龍江和西藏。
今年四月,青島港融資騙貸案發,抵押物存在多次抵押並從不同銀行騙取貸款的情況,成為山東省貸款出現問題的第一個跡象。中國當局隨後介入調查,當地銀行開始收緊此類貿易融資。
山東今年已有兩家銀行先後將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告上法庭。這在中國並不尋常,因為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被認為是有著政府隱性擔保的。
山東省銀監局的數據顯示:
截止今年9月,山東銀行業不良貸款率為1.78%。盡管低於國際水平,但是已大幅高於全國約1.08%的不良率。不良貸款總額931.66億元,較年初大幅增長44%,並且三季度不良貸款增速加快。
Nazir告訴路透,今年7月,如意科技已暗示在融資上出現問題,但是表示能夠在10月之前融到資。這也是lahore證交所給出的最後期限。
他如是說:
隨著截止日期臨近,我們發現(融資)已成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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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一位知名VC合夥人對《中國企業家》這樣解讀,“其實他言不由衷,就在張穎發表公開信的當天,我的同事打電話說,經緯正在搶我們的一個案子。”
發表公開信之後,業內人對張穎非議頗多。投資圈的許多人,都不買張穎泡沫論的賬,在他們看來,張穎與大家無異,都是市場的參與者。既然同為玩家,張穎憑什麽就站出來為市場定了個調子?
外表陽光的張穎行事“兇悍”、“孤冷”
在中國投資圈內,張穎人氣算是旺,可顯得孤獨。多年來,他很少在公開場合說話,大多數人都是通過經緯的投資成績單,來推測張穎的偏好。即使與他接觸過的同行,也會因為張穎陽光外表下極不相稱的“兇悍”、“孤冷”的行事作風,而對他敬而遠之。
張穎倒是一副無所謂的樣子,“我基本不與同行打交道,經緯做的是天使及A輪投資,不需要綁定太多人一起來降低風險。做投資本就應該遠離‘群羊效應’,自己獨立思考。況且,紅杉、光速、賽富、啟明、寬帶資本乃至華平、老虎、DST都單獨投資過好幾家經緯的項目,不管他們情不情願,不管他們把我們當成對頭還是合作者。只要我們手中有好項目,他們還是需要和我們打交道。”
2008年,張穎與邵亦波、徐傳陞創立經緯中國,6年已累計投資了190家公司。張穎的辦公室里有一塊黑板,上面密密麻麻地記錄著經緯投資的每家公司融資、並購行進的階段。他常自己關上辦公室的門,站在黑板前審視河山。
“投資圈是個江湖,本該有門有派,可並不是誰都能被稱為系。我的理解是沒投資過100家,沒有系統的布局,沒有固執的行業關註,一個機構不能被稱之為系。我們是哪一派我不好說,但你得承認,經緯有稱‘系’的資格了。”張穎告訴《中國企業家》。
所謂的“經緯系”,就起步於泡沫破滅的2008年金融危機。且看拋出“泡沫論”的經緯,曾怎樣在冬天兇悍布局,並在所投企業的轉彎時刻扮演關鍵先生。
快意恩仇——“如果有選擇,我就在我的體系里封殺他。”
經緯成立之初,國內的VC圈投資還延續著小而美的打法,與經緯規模相仿的機構大多保持著寥寥數人的團隊規模以及每年投資5-10個項目的節奏。
經緯甫一入場,即組建了一支涵蓋產品經理、技術男、媒體人等背景的大團隊,而經緯的投資速度為年均40個項目以上。時至今日,經緯已經形成了有自己風格的管理決策團隊。除了張穎、邵亦波、徐傳陞三個大佬外,還包括與他們合作近十年的萬浩基、左淩燁——這五人是經緯的最高決策層。此外便是2010年註入的新血,以王華東、叢真、茹海波、肖敏四個年輕合夥人為代表的群體。
即使一個年輕的行業分析師在經緯也擁有為投資項目“扣扳機”的權力,而只要所投的公司認可他們,他們也完全可以在那家公司里占據董事席位。張穎給經緯團隊的底線是“可以判斷失誤、錯過,但我不能接受一家好的公司,我們沒有見過、交流過”。投資圈的同行常說張穎發起了“群狼戰術”,兇悍是圈內貼給經緯的標簽。
2010年,經緯開始將投資的重點轉至移動互聯與交易平臺。2011-2012年的資本小寒冬,業內資深的投資人普遍選擇放慢節奏觀望大勢,經緯仍在加速投資。彼時投資市場圈里人私下議論“經緯這幫傻子,看他們是怎麽死的”。
資本市場波譎雲詭,當年的傻子可能今日風生水起,今日的不可一世也可能幾年後一敗塗地。但至少站在今日的風口上回看,2010年的經緯押對了時局也押準了未來。
10月23日,口袋購物披露了總額3.5億美元的C輪融資,其中騰訊參與投資1.45億美元,占股比例達到10%。早在2011年,經緯與成為基金向口袋布局了1200萬美元的A輪融資。
而眼下市場中風頭無二的陌陌、Nice、找鋼、餓了麽、快的、美柚、寶寶樹、辣媽幫、七牛、尚德、e代駕、粉筆(猿題庫)、青雲、錢方、Camera360、91金融、積木盒子等身後,皆有經緯的身影。
據透露,至目前,經緯投資的190多家企業中,血本無歸的8家,如同行屍走肉的11家,共19家。不成功率僅為10%左右。健康的這170家公司和經緯一起織成了一張無形的大網,在江湖的廝殺中,他們時常精心布局,同進同退。
此前,國內某知名VC與經緯系下一家公司談妥了400萬的A輪融資,可至履約前,投資卻中斷了。投資縮水、交易被取消的closing risk在圈子里不是什麽新鮮事,但張穎不認可。
彼時這家VC在與經緯系下另外兩家公司接洽融資,考慮到這兩家公司亦有其他投資人在競逐,張穎建議另兩家公司“放棄那些有過不良記錄的投資機構”。因為擁有不良紀錄的VC常會在某個時間節點上頻繁地“犯錯”,這可能是因為改變打法,或者把某些手段作為新的競爭力。張穎說自己並不是為了與某家基金對抗而對抗,而是為了保證類似事件不會或少發生在經緯系的其他公司身上。
“其實在這種情況下,創業者很難違拗張穎的意見,畢竟引入新股東需要既有股東經緯的簽字同意。雖然手法上有些霸道,但是圈子里都知道經緯的這個風格,也很少在他們的案子上違約。”一位VC投資人稱。
張穎自稱很“記仇”。曾有同行基金公司想從經緯挖人,事後被張穎知曉,都會在心中記下一筆賬。“如果這家投資基金,日後來投經緯的案子,只要有其他3-5家投資方的選擇余地,我就要斃掉這家基金三次,要在我的體系里封殺他”張穎雙手一攤,“人生苦短,總要有點快意恩仇,這樣生活才好玩。”
兇悍——“當你拿到錢就可以快速砸死對手時,就該啟動融資。”
張穎是VC圈里最好的“軍師”之一,也是狼性十足的資本獵手。“我一般的狀態都是長時間沈默,也不和創業公司的CEO交流,但一旦他們需要融資,我就會突然出現。階段性深度參與,讓他們去廝殺。”張穎把三分之一的時間用來幫經緯系的創業公司做融資,那是他最喜歡的工作內容。
此前一家被投公司CEO與張穎討論融資與燒錢的節奏,張穎回答說“當你拿到錢就可以快速砸死競爭對手時,就該啟動融資”。
2013年11月,網上訂餐平臺餓了麽拿到了紅杉領投的2500萬美元C輪融資,該輪融資中餓了麽估值接近一億美金。此前阿里也是餓了麽C輪融資的潛在投資方,但阿里最終還是選擇推出了自己的訂餐平臺淘點點。
經緯是餓了麽B輪投資方,淘點點上線時,餓了麽CEO張旭豪來找張穎、叢真聊天,張穎直切主題說“恭喜你,如果你業務做不過淘點點,餓了麽就會被巨頭一刀斬首,死的爽快;如果你打過了阿里,下一輪融資時,你就可以在估值後面加一個零”。
備戰,似乎是時刻高懸在張穎頭上的一把利劍。他不僅敏感於一招斃敵的時點、生死攸關的轉折,哪怕是潛在的危機,張穎都要提示創業者提前布局。
2010年,經緯成為了獵聘網的天使輪投資人。獵聘的創始人戴科彬,廣東人,為人溫和。獵聘網本為邵亦波主導的項目,但邵常年在美國,所以戴科彬有時就找張穎溝通。
“我現在不需要錢”。2012年10月,戴堅持對張穎說。
“不,你現在需要啟動B輪融資。”張穎的態度同樣堅決。
如果放在眼下的創業環境中,對融資與燒錢格外審慎的戴科彬像個異類。
戴科彬是經歷過冬天的創業者。2008年3月他從寶潔辭職創業,4個月後,金融危機浩浩蕩蕩襲來。當年10月,紅杉資本曾向其旗下CEO發布了一封公開信,稱“現金甚至比你的母親還重要。”
用戴科彬的話說,那時去找投資人要錢,比登天還難。獵聘網也曾因現金流緊張,幾度走在了生死邊緣。寒冬讓戴科彬格外註重公司的造血能力,也在獵聘的資本運作上留下了烙印。
2010年、2011年經緯兩次向獵聘註入天使輪與A輪融資時,獵聘已進入小額盈利狀態。在戴看來,既然找到了賺錢的模型,就應該穩健地完善產品體系。
張穎並不贊同戴穩健風格的部署,他見過許多互聯網行業的先發公司,由於沒有把握推廣營銷的先機,此後要以高昂的市場投入獲取客戶,或是被後續重金投入營銷的模仿者超越的案例。他建議戴科彬,在獵聘的模型尚未被同行關註、複制時,應重金投入營銷,構建自己和後來者間的護城河。
最終,未能說服對方的兩個人達成了中間線路的和解,戴科彬接受了來自經緯的B輪融資,但不足1000萬美金的融資額只達到了張穎建議的一半。
時至2013年,戴科彬發現市場局面發生了變化。業務量迅速增長的獵聘,在這一年開始頻繁與行業巨頭51job和智聯招聘發生正面交鋒。這是個危險的信號,因為兩家大鱷隨時可能會發起一場針對獵聘的戰爭。
想到張穎此前不斷提示的擴張與備戰節奏,戴科彬決定先儲備糧草,他開始在PE機構中尋找金主。
2014年4月,獵聘宣布了由華平領投、經緯跟投的7000萬美元C輪融資。不同於兩年前B輪融資中,經緯不斷說服戴科彬融資的局面,此前對資本態度格外審慎的戴科彬主導了此輪融資。
但張穎依然對戴科彬的速度不滿意,他曾在一次公開講話中表達過自己對戴科彬的意見——“我們對戴科彬同誌唯一的抱怨是他過於穩健過於保守,如果走的更快,執行的更好,未來的融資永遠不是問題。”
離群索居——“不管你是坐在馬桶上,還是看電視或發呆,都比和同行無目的閑聊更高效。”
創業者中流行著一句調侃投資人的話“VC是群居動物”。其實大多數時候創業者也常是群居動物。
但張穎天生不是個群居動物,國內VC投資人一直有與互聯網大佬密切互動的習慣,以為今後的投資或退出有所鋪墊。可張穎幾乎不與互聯網大佬們親密互動。在閑暇時間,他喜歡騎摩托、徒步或看書看電影,暫時離開那個“廝殺”的圈子。張穎的邏輯在於,他並不認為打交道就一定會大幅提高公司被兼並收購或者獲得資金的可能,即使有一點幫助,也收效甚微。他更願意把時間花在創業公司身上,因為“案子足夠好就比什麽都重要”。
經緯的投資風格在許多人看來,也是以“逆襲”、“劍走偏鋒”為主。
2013年7月,徐傳陞第一次見到快的打車CEO呂傳偉時,已有30余家VC對快的說了NO。
VC們的集體選擇並不奇怪,因為當時大部分人看不懂快的。
2013年4月,行業老大滴滴打車已經拿到了來自騰訊和金沙匯創的1800萬美元融資,並獲得了微信對業務的引流。而快的手中只有阿里和阿米巴基金數百萬元人民幣的天使投資。
“那時候無論誰坐在滴滴CEO的位置上,都會選擇把只融了幾百萬人民幣、產品不錯的快的打死。”徐傳陞稱。
其實經緯亦有投資滴滴的機會,可在徐看來,相對於市場驅動型的滴滴,偏重於產品路線與數據分析的快的,與經緯的風格更契合。
這是一個逆行業慣例的決策,因為對於所有的投資者來說,當能把錢投給行業老大時,沒有人會選擇其他對象。對於單只基金規模在3億-4億美金的經緯來說,投資快的是一個艱難的投資決策,斯時已可以清楚地預見,這家公司將不斷需要大規模融資,但沒有人知道阿里是否會繼續加註。徐傳陞、張穎與邵亦波為了這個投資決策爭論良久。
最終,2013年9月,經緯與阿里啟動了對快的近千萬美元的A輪投資,按照徐的預計,這筆錢會幫助快的度過此後的9個月。但由於滴滴與快的彼時已開始了局部補貼的交戰,這筆融資在3個月內即全部“燒”完。
在經緯和快的合作的最初的9個月,徐傳陞幾乎每天都要和呂傳偉通電話,討論戰略與融資。由於經緯的入場和阿里的加註,彼時又有許多投資人找到呂傳偉表達了投資快的的意願。“創業者們不熟悉投資人的風格,有的投資人說‘對你的公司有興趣’,只是一句客套話。如果創業者去一視同仁地對待,很耗費時間和精力。我會幫呂傳偉分析誰是真正的潛在投資者,也會持續關註滴滴的潛在投資人。”徐傳陞告訴《中國企業家》。
此後,阿里對快的新一輪的加註,讓這場打車軟件間的競爭徹底升級為阿里與騰訊兩大巨頭的對決。時至今日,快的與滴滴所占的市場份額近乎持平。
對於投資人經緯來說,這筆劍走偏鋒的投資幾乎可以稱得上經濟利益最大化。畢竟在2013年,投資快的要比投資滴滴便宜的多。這種不做群居動物的智慧其實也同樣適用於創業者,而對於創業者來說,能否在人潮洶湧中保持冷靜,有時影響的不僅是商業利益、公司估值,更是生死存亡。
性格溫和的徐傳陞與兇悍的張穎形成互補
在手機攝影軟件Camera360的發展史上,有一道岔路口,彼時沿著自己的既定路線前行依舊是崎嶇坎坷,若向左轉彎則有亂花迷人眼的風景。
2012年4月,經緯中國合夥人茹海波把電話打給了Camera360創始人,“徐灝,我覺得Camera360不應該做Instagram”。
這段語氣凝重的對話背景是,2010年9月,經緯對上線僅4個月的Camera360進行了百萬元級別的天使輪融資。時至2012年4月,Camara360籌劃A輪融資時,Facebook宣布了其以10億美元的價格收購照片分享應用Instagram開發團隊的消息,而後者僅有13名成員。Instagram的財富故事刺激了國內的投資人們,那時與徐灝見面的所有潛在投資人,幾乎無一例外地建議他把業務模式轉型至Instagram。
在聽了許多遍“做成Instagram我們就投你”的臺詞後,徐灝對既有業務模式亦開始動搖,畢竟Camera360獲得的天使輪融資有限,彼時如果不調轉船頭,A輪融資幾乎無人買單。
茹海波並不看好Camera360改道Instagram模式,因為兩者的創業環境大相徑庭,Instagram在美國起步圖片分享社區時,Twitter在此後很長時間都未涉足該項業務,可國內的各大微社交平臺,幾乎在上線之初就已嵌入了圖片分享功能,潛在的用戶需求已被壓縮大半。加之彼時國內的互聯網巨頭和一眾創業者都已關註到了Instagram模式,茹海波看不出來沒寫過程序代碼、沒有社區運營經驗、亦沒有強資金儲備的Camera360團隊轉型的優勢。
“我們不應該去做Instagram,現在轉去做這個多半是找死的。”同為技術男出身的茹海波,在那次語氣凝重的通話里,給徐灝撂了句狠話。最終,茹海波說服了徐灝,Camera360沒走Instagram路線,而是在通過植入橋式分享功能(即使用Camera360拍攝的照片可以分享至微博、微信、人人網等),將產品狀態從離線拍照軟件轉成了互聯網運營。
升級後的Camera360很快拿到了戈壁資本的A輪融資,而今日回觀當年複制Instagram模式的公司,幾乎都已經銷聲匿跡於江湖。
不諳人情——“你做得好,我會傾所有資源幫你,反之,你就當我不存在。”
經緯從不為投資的沈沒成本繼續買單,也不會多浪費一秒鐘,高效而“冷血”。
一家創業公司,曾得到張穎的500萬美金投資,由於業務擴展得太廣,現金流斷裂。公司CEO找到張穎尋求過橋貸款。彼時500萬美金是一筆“巨款”,對方因此認定張穎一定會施以援手。雙方為業務模式發生了一些爭執後,這位CEO拍著桌子對張穎說“如果拿不到後面的錢,我們只能綁在一起死。”
時至今日,張穎常把一句“做的越好,我們會傾所有資源幫助你,你做的不好,就當我不存在”丟給創業者。“這個觀點可以寫,我不怕得罪人。”采訪時張穎特意插播了一句,“我投的公司,做得不好,我不會在外面說你一句壞話,血本無歸,我認了。這是公平交易,但是我也不會幫你,我不會折騰創業者,更不會把自己綁在一起折騰。我只是會把對這家公司的時間投入降低至零。把精力更多地用在優質公司上”。
一道涇渭分明的線,站在兩邊的創業者感受到的是經緯的冰火兩重天。
提及找鋼網創始人王東,邵亦波有些眉飛色舞地介紹“王東之前取得過星際爭霸中國區第二名的成績。這樣的成績對於在鋼鐵這樣傳統行業中工作的人很不易,說明他是一個心思靈活的人”。
2012年歲末,邵亦波找到王東表明投資意願時,上線不足4個月的找鋼日成交量已突破5000萬元,幾乎是那個冬天最熱門的融資項目。但在外被資本熱捧的同時,剛剛上線的找鋼網卻由於收入微薄,內部運營正在經歷嚴冬。
找鋼網做的是B2B的鋼鐵電商交易平臺,對於任何一家電商平臺的創業者,創立過易趣網的邵亦波都是難以抗拒的投資人。讓王東記憶頗深的,是雙方短暫接觸後,邵亦波並沒有聊太多的業務,卻告訴正在為錢發愁的王東,無論找鋼最終選擇的投資人是誰,在融資談妥、到賬前,他個人會先為找鋼提供300萬元的過橋貸款,僅作為對創業者的支持。
不同於談吐溫和的邵亦波,言語間不時要爆個粗口的張穎說不出“僅作為對創業者的支持”的話。采訪時被問及是如何幫助被投公司的,張穎把半邊臉藏在領子後面說“你去問他們吧,看公司怎麽說”。
2005年張穎決定投資愛康國賓的前身之一愛康網時,他還在老東家中經合擔任董事總經理。與其說愛康網CEO張黎剛選擇了與中經合合作,不如說他近乎只買張穎的賬。當年的融資協議中,雙方約定了關鍵人條款“中經合在愛康的董事會席位,只由張穎出任”。2008年張穎單立門戶創立經緯中國時,愛康的投後管理從中經合轉至經緯團隊。
張黎剛的創業故事有些曲折,他曾是藝龍網創始人,2004年他再度創業創立愛康網時,曾試圖把藝龍的玩法複制到醫療領域,搭建起一個醫療領域的攜程或阿里巴巴平臺。卻最終發現本就緊缺的醫療資源並不需要“醫療領域的藝龍”這樣一個分銷商的角色。
而故事的另一個主角——何伯權控股的體檢機構國賓醫療,在上海、廣州擁有了四家分店。可單店之間沒有統一系統的國賓,正面臨著不知如何長大的困惑。
2006年,國賓時任副董事長找到了張黎剛,提出了愛康與國賓和並的建議。張穎對這個建議非常支持,在他看來,這樣的組合之於愛康意味著平臺服務可以落地了,國賓則可以借力互聯網公司的高成長性。此後不久,何伯權與張黎剛坐到了談判桌前。
此時,張穎開始著手在市場中接洽可能的融資方,張穎的節奏是“合並後的整合、擴張都需要資金,我得把錢的事為他們考慮在前面”。
張穎不辭辛苦地找錢,而雙方談判卻一度陷入僵局——由於兩家公司最終的合並比例不斷變動,產生了信任危機的張黎剛打算終止此次合並。張穎找來愛康的天使投資人江南春與張黎剛談。江南春把他在分眾上市、私有化的心得分享給張黎剛,告訴他創業者要懂得利用資本才能成功。“這是我作為投資人,不能與創業者達成的共鳴。”張穎回憶稱。在江南春的勸說下,張黎剛重新坐回了談判桌前。最終,完成了合並的愛康國賓很快拿到了張穎此前牽線的,由美林證券領投的2000萬美金註資。獲得資本撬動的愛康國賓在隨後的五年中,通過自建和收購的方式,在全國12個城市布下35個網點。
2014年4月,愛康國賓登陸納斯達克,成為了國內體檢行業首家上市公司。讓張黎剛印象深刻的,不僅是張穎在合並時刻的堅持,亦有此後的退讓。在愛康國賓剛剛完成合並時,新公司的董事會席位不足以在全部既有股東間分配,彼時在愛康擁有一個董事會席位的張穎做出了讓步,選擇與公司的另外一位投資人共享一個董事會席位的投票權,即將自己的投票權壓縮至0.5票。
“很多時候張穎為了把事做成,願意放棄自己的一部分權利。他做到了很多其他投資人做不到的事。”張黎剛稱,“但前提是,你是一個好公司、好獵物。”
i黑馬:國外媒體近日發表文章稱,在創業成功故事層出不窮的矽谷,創業失敗如今也成了一種光榮,而不是難以啟齒、要遮遮掩掩的事情。創業者們紛紛公開說出自己的失敗經歷,從中總結和學習。
創業失敗大會FailCon創辦人菲利普斯
以下是文章主要內容:
5年前,卡桑德拉·菲利普斯(Cassandra Phillipps)創辦FailCon——舊金山的失敗慶祝大會。看到矽谷越來越多的創業者取得成功,她感到很受挫,對於自己的創業前景也感到緊張不安。因此,她渴望從那些創業失敗故事當中獲得一絲慰籍。
該為期一天的大會很成功。在FailCon創立的前四年里,每年10月都會有多達500位創業者跟行業老兵聚集一堂,分享他們的失敗故事,進行諸如“當一切都偏離軌道時該怎麽辦”等主題的圓桌討論會。
然而,今年,FailCon在舊金山的大會取消了。菲利普斯稱,這部分因為創業失敗現在已成了矽谷的熱門討論話題,因而沒有必要再專門舉辦一個失敗談論大會了。“‘你會創業失敗’已然進入了人們的字典。”她說道。
根據哈佛大學商學院創業管理高級講師史克爾·高斯特(Shikhar Ghosh)的一項研究,30%至40%獲風險投資的創業公司燒掉大部分或者全部的融資,70%至80%沒能給投資人帶來預期收益。
失敗成光榮
如今,失敗經歷在一些矽谷創業公司中成為了一種光榮,創業者們紛紛大聲說出自己的失敗故事。
在一篇題為“今天我創業失敗了”的博文中,矽谷創業者克里斯·普爾(Chris Poole)毫無顧忌地描述了他的繪畫遊戲應用DrawQuest的失敗。“沒有軟著陸,沒有美麗的結局——我們就是失敗了。”普爾2月寫道。
在接下來的720個單詞里,他的語氣顯得有些懺悔。“商界中鮮有人能夠明白獲風投支持的CEO失敗的痛楚。”他寫道。他還說,他的前一家科技創業公司Canvas也以失敗告終。
普爾向讀者解釋道,盡管DrawQuest應用下載量達到了140萬次,但這並不能讓它存活下來。“看似成功的產品卻失敗了,這也許會讓人感到意外。但這種情況經常發生。”
他並不是第一個公開剖析自己的創業失敗的人。類似的博文在矽谷創業圈已經變得司空見慣,信息服務公司網站CB Insights博客今年1月還專門匯總了數十篇類似的帖子,題為“51篇創業失敗回顧文章”。6月以來,該網站還進行了更新,新增了50篇帖子。
早期錄入的一篇文章來自喬丹·尼姆羅(Jordan Nemrow),他打造的應用Zillionears.com可讓音樂人通過閃購模式將他們的音樂直接出售給消費者。尼姆羅寫道,Zillionears.com沒能成功,是因為“人們完全不喜歡我們的產品,用過的人也沒有一個覺得它酷。”
在該文章被病毒式傳播後,出現了某種意外。“那篇文章在一個周末獲得了10萬次點擊,給我們的應用帶來了1萬次左右的瀏覽。”尼姆羅說道,“而在此之前,我們的總瀏覽量只有100次。”
但不幸的是,到他公開Zillionears.com的慘淡表現之時,一切都為時已晚了,文章帶來的關註度無法轉化成銷售額了。該公司那時候已經倒閉了。
尼姆羅後來接受Startup Sessions網站采訪詳談其公司的一些失策。他還跟創業合夥人丹·波拉斯科(Dan Polaske)一塊在一個YouTube視頻當中討論他做得不好的地方。
從失敗中學習
在矽谷以外,創業圈對於失敗經歷則沒有那麽坦率——這也給菲利普斯帶來了另一個商機。4年前,她開始在包括巴西、日本、伊朗、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在內的其它國家出售FailCon大會授權許可,每份許可1500美元。在多倫多,致力於幫助企業分析失敗經歷並獲得教訓的公司Fail Forward在7月舉辦了一個類似於FailCon的大會。
Fail Forward創始人兼CEO阿什利·古德(Ashley Good)指出,“沒有人會希望失敗,它很可怕,你不會聽到我說要慶祝失敗。”但她補充道,“聰明地失敗,是一項越來越重要的技能。”
古德的意思是,通過運用不同的語調、更加正面的語調,將自尊與經歷分離開來,設法改變對於失敗經歷的論調。
“你可以跟自己說,‘我創業失敗並不意味著我就是個失敗者。’”古德指出。
她認為矽谷流傳的那些失敗回顧文章是有好處的,但她認為,要是創業者沒有利用那些信息來學習和調整自己,糾結於自己的過失是毫無意義的。
Zillionears.com的尼姆羅表示,看到到處都是這種創業失敗文章,人們會開始覺得他們也可以說出自己的公司是如何走向失敗的,“然後大家都會這麽做”。
看到其它的文章,尼姆羅意識到,失敗是因為創業想法不成熟,還是因為不夠認真,似乎無關緊要。失敗成了個人履歷上的籌碼,網上發表的失敗回顧文章則是名片。
FailCon轉型
菲利普斯說她也註意到了這股趨勢。“很多人在創業僅僅6個月就說,‘那個想法行不通。我要做下一個項目。’”她說,“你真有必要寫一篇長達10頁的文章來講述你從6個月的創業失敗中學到的所有東西嗎?”
菲利普斯這五年是一邊做全職工作一邊運營FailCon這一副業,從中她學到了不少創業知識。她目前在移動遊戲公司Pocket Gems做遊戲設計師。她說,在這份工作中,她總是會假設她的小組打造的新產品會走下坡路。例如,他們會發現有一小組成員沒有做好自己的本份,又或者產品招致部分用戶的差評。
“沒有產品剛推出的時候是一點毛病都沒有的。”她說。菲利普斯和她的團隊會事先就如何解決這樣那樣的問題制定應對方案。他們會共同商討特定的解決方案,設立預警系統。
在某種程度上,FailCon的成功讓菲利普斯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過去的三次大會門票均售罄,各吸引了400到500人參加,門票價格在100美元至350美元不等。FailCon也吸引了不少大牌贊助商,包括亞馬遜網絡服務(AWS)、康卡斯特和微軟。菲利普斯透露,FailCon有盈利。
她說,現在,矽谷對於失敗故事的開放態度,令FailCon這種為期一天的大會變得不合時宜。
因此,她想要重啟FailCon。她可能會轉而舉辦互動性更強的小型研討會,采取邀請制。FailCon 2.0將會在2015年10月亮相。
“失敗急救”
加州大學精神病學臨床教授邁克爾·弗里曼(Michael A. Freeman)指出,創業者還是需要從失敗中學習,因為矽谷科技孵化機構通常都不會教導創業公司如何應對失敗。他供職於加州大學的創業中心,去年FailCon大會在舊金山舉行期間他舉辦了一個名為“失敗急救”的研討會。
他稱,在矽谷和灣區,在文化層面人們對於創業失敗的偏見已經大大減輕,盡管在個人層面,它也仍難以承受。
目前,弗里曼在跟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員一起就創業者的失敗和成功展開研究。作為一家非盈利機構和一家創業公司的聯合創始人,弗里曼表示,“矽谷每個月流入上十億美元的投資。如果你失敗過,有的投資者會覺得你很有膽量,會覺得你不會因為遭受挫折而無法堅持,會覺得你能夠戰鬥到底。”
從失敗中走出來
對於特雷·格里菲斯(Trey Griffith)而言,運營一家失敗的科技創業公司就像是“用頭撞墻,試過各種各樣的辦法,但仍然於事無補”。
他運營的創業公司Endorse.me旨在幫助企業通過利用教師推薦信招聘大學生。他在苦苦維持公司運營期間發出了“SOS”求救信號——一篇詳述其困境和懇求讀者提供建議的博文。
他很高興自己當初公開說出了自己的困難——他因此認識了他現在的老板。
格里菲斯現在是Teleborder技術副總裁。該公司位於舊金山,致力於開發軟件幫助人力資源人員為海外員工辦簽證。他稱,現在,在Teleborder面試求職者的時候,他不會抗拒他們的履歷中的失敗經歷。
失敗關乎實踐問題。格里菲斯對於在創業公司經歷過困境的求職者很有興趣。
他當初跟尼姆羅差不多同一時間寫出各自的失敗經歷。尼姆羅向他表示了支持。兩人曾在一家灣區酒吧把酒共醉,同病相憐。在尼姆羅加入購物網站Shop It to Me,格里菲斯開始供職於Teleborder之後,他們也一直保持聯系。
不久之後,他們有了新的共同點:成功。
談到到Shop It to Me工作的決定時,尼姆羅說,“我想,親身去見證創業公司的成功非常重要,我想要看看它們的內部是如何運作的。”
格里菲斯也不再覺得自己在承受頭部損傷的風險。“當你的公司運行良好,處於成長的時候,感覺真的很不一樣。”他說,“我們的公司目前正是處於運轉良好的階段。當然,它並不是完美無缺,我們肯定也得解決一些問題,但總的來說我們走在了正確的方向上。這讓人覺得非常興奮。”
幾個月前,格里菲斯聘請尼姆羅加入Teleborder,擔任軟件工程師。
“感覺它是最不性感的公司,‘哦,是啊,我們是做簽證的。’”尼姆羅如是談論他的新東家,“但現在,性感但並不成功的公司多不勝數,而Teleborder則會很不一樣。加入該公司是一種很有趣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