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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亞現“天價打印”一張A4圖50元 稱按標準收費

一張紙寫出300萬年薪 為何主管與客戶都愛「會講重點」的員工

惶惶夜行者 為了一張入城證

北京，西二環複興門橋附近的二環主路上，夜間的車輛川流不息。（南方周末記者 張濤/圖）

“2010年北京增加的機動車大部分是小汽車，有80萬輛。一個小汽車5米，80萬輛就是4000公里，這要從北京到香港一個來回。這些車絕大部分在北京城市中心，且沒有地方停，相當一部分停在路邊。如果還不限制，不要說順暢的通行，人都沒有地方走了。”

眼看著氣氛僵持住，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這時排在他身後的朋友彎下腰，拿起被退回來的證件再次往里遞，一邊小心地說：“不好意思，我朋友身份證消磁了，這個月底就回老家補辦，通融一下，通融一下……”

晚上8時45分，燕參觀出現在京城南三環外的雲彩屋美發店門口。在美發店周邊，水果鋪、小吃店、煙酒行等一應俱全，不遠處還有大紅門京深海鮮批發市場，這些地方統統都被外地來京者包攬了。

在他心里，住在豐臺的人比較窮，譬如自己。

十五分鐘前，他剛剛從夜市收攤，匆匆把桌椅工具塞進停在路邊的小轎車里。通常，白天他在洋橋的永外城文化用品批發市場打工，五點下班以後，他就轉戰到附近的四路通夜市給別人貼手機膜。

這是4月底的一個晚上。華燈初上，洋橋麥當勞前的空地上，廣場舞的音樂此起彼伏。有了點年紀的女人們打著蘭花指，認真地擺動腰肢。路邊的燒烤攤開始釋放出孜然的香味。川流不息的車流里，有人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家，有人興致勃勃地趕赴飯局，也有情侶去逛街約會。

像往常一樣，燕參觀今天又空著肚子出攤了三個多小時，賺了兩百多塊。按照多年的經驗，碰上這樣的大風天，晚上九點多他就回家喝酒去了。

但當晚他更早就收攤了，因為要去40公里外的西集檢查站進行一次“短途旅行”，行車路線他早已爛熟於心：從沙子口走蒲黃榆到方莊路，再從方莊東路左拐進入南三環，華威橋右拐，最後從松榆南路直接上京哈高速。

基本上每隔六天，他都會和不同的“惶惶夜行者”擠在一輛車里，開往同一個地方。

成本

等了十多分鐘，雲彩屋的老板阿華才出來，阿華染著栗色的頭發，時尚整潔的發型配著修身小西服和翻毛皮鞋。

掛著皖SLxxxx的外地車，就停在雲彩屋前面的空地上。燕參觀驚喜地發現，阿華和自己竟然是老鄉——都是安徽人。

每周，燕參觀都要和不同的車主拼車，一起前往六環外的綜合檢查站，為自己的車辦理一張“通行證”。周邊一共有24個辦理地點，全部都在六環以外。其中白廟綜合檢查站距離最近。像西集、琉璃河、長溝辦理地點距離六環交界處還有二十多公里。

“通行證”必須要及時更新，否則一旦被攝像頭或者交警發現，被罰款100元不說，還會被以“機動車違反禁令標誌指示”為由扣3分。“通行證”只有7天的壽命，車主可以去指定地點辦理延期，再續命5天。也就是說，最長12天，必須更換一次。實際上，辦理延期也是去跑一大圈，大多數車主會直接選擇去檢查站更換。

然而即使有了它，每天6點到22點，燕參觀的車也不能在二環、長安街以及部分相鄰車道行駛。工作日的早7點到9點，下午5點到晚8點，也不能行駛進五環。此外，他的車也要遵循北京市的尾號限行政策，計算下來，每天只有8個小時可以不受任何限制，一周的自由時間總共是48個小時。

從汽車產業的發展速度看，對外地車牌管控情有可原，因為北京市的交通確實一年比一年擁堵。2011年，北京不得不走上了限購的道路，嚴格管理小汽車的供求關系。隨之而來的，還有對外地車牌更加嚴格的層層限制。2012年12月，治堵措施再次更新，辦理過證件的車輛在早晚高峰時段不能進入五環路。2013年，懲罰舉措更加嚴格，取消長期證件，只辦理7天臨時證。2014年，對外地牌照車輛限制擴大到六環。

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交通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繼孚對南方周末記者反複強調，治理交通問題，除了要靠發展公共交通，還要堅決對小汽車進行需求管理。用“一推一拉”的方法解決——把人從小汽車里推出來，拉到公共交通上去。

“基於這樣的治理方式，對於外地車量的限制也是必要的，如果不限制外地車輛，就相當於北京限購的政策無法起到作用。”郭繼孚說。

根據規定，只有擁有北京戶籍的人員、擁有北京工作居住證和暫住證及社保、個稅滿5年的人員，才有資格參與北京的汽車搖號。在這座偌大的城市里，不要說社保，大多數像燕參觀這樣的打工仔，雇主是不會為他們上任何保險的。2015年，為了方便同在北京打拼的家人和自己使用，燕參觀用攢了7年的錢終於買下了這輛“現代”牌轎車，他給車掛上了一副安徽車牌。

為了生計，燕參觀在大紅門賣過鞋子、賣過臺灣手抓餅、也賣過女孩兒用的發飾。如果不是為了要辦證，他現在應該坐在夜市的楊樹下給別人貼手機膜，或者和兩邊擺攤的人閑聊。

燕參觀之所以能夠跟人拼車去辦證，還要感謝一些外地車主建的車友群，他們為了節省成本，時不時相約去京郊。河北車主劉陽甚至註冊了微信公號“北京外地車聯盟”。劉陽的初衷是給外地車友們提供分享信息的平臺，比如發布最新的攝像頭分布圖，或者分享關於外地車的最新政策，後來有些人開始在群里發起拼車。

他們每個人心里都算計得清清楚楚，往返將近100公里，加上過路費，如果自己開車去的話，成本要100多塊。然而像燕參觀與阿華兄弟拼車的話，每人分攤只要20元就夠了。

與燕參觀碰上頭之後，阿華開車去接哥哥。他的哥哥也經營了一家美發店。等了半個多小時，阿華的哥哥才忙完手里的活計，其間又來了兩個車主。

21時40分，一行五人終於出發了。

黃牛

五人到西集檢查站的時候，現場並沒有多少人。臨近23點，檢查站三個窗口前，每隊只排了三四個人。

檢查站的門口貼著丟失身份證和駕駛證的尋物啟事。燕參觀開始挨個給朋友們打電話，他突然發現自己沒有帶身份證，好不容易來一趟，他想無論如何也得把證辦了。

他帶了身份證也沒有用。西集檢查站近日貼出新通知：沒帶身份證、臨時身份證、消磁身份證，都無法辦理手續。燕參觀的身份證早就消磁了。並且，他的身份證號和戶口本上的證件號不一致，補辦起來需要開一系列證明，這讓他一直沒有補辦。

為車輛辦理入京的證件，必須提供六種證明材料：本人身份證、駕駛證、行駛證，以及有效的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憑證，有效的機動車安全技術檢驗合格標誌，經本市環境保護主管部門確認車輛符合環保要求的憑證。

為防止部分人員利用代辦等方式非法牟利，官方要求嚴格內部手續流程的監管，要求辦證人身份證、駕駛證統一。

那天晚上，不走運的還有阿華的哥哥。他先幫朋友代辦了證件，才發現同一套身份證和駕駛證只能辦理一次手續，反而他自己的沒辦下來。不甘心無功而返，他還掏出自己另外一張身份證試驗，還是沒通過。

“要不找一個需要辦證的朋友帶自己過來，要不自己開車過來。”燕參觀猶豫不決，不論哪一種選擇都是再耗費一整個晚上。

他又給黃牛打電話，看看能不能幫忙辦一張。對方說，要辦就得包月，一個月200元，出4張。這樣算起來，一個晚上的收入就都賠進去了，不劃算。

雖說官方明令禁止，但這一行當的黃牛還是秘密而且迅速地繁衍滋生起來。

燕參觀忙不過來的時候也找過代辦。對方騎著摩托車過來，馱著幾百張證等著一個個去發放。

河北車主石瑞本來是拒絕代辦的，因為原本辦證就是免費的，但2014年下半年開始，排隊的人越來越多，隊形也呈S形發展。他算好時間趕到周末去辦，必須得早晨六七點出門，那樣也要排一個小時。

“我認了，70塊就70塊。”這是單次的價格，石瑞為了節省時間和精力，還是代辦了大半年。後來查得嚴了，代辦的價格也一路飆升，漲到130元一次的時候，石瑞放棄了。

很多車主抱怨，為何不能在網上辦理手續，而必須每周跑一趟五環外。對此，官方一直沒有明確的解釋。

在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市交通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繼孚看來，這樣的政策雖有待商榷，但限行、限外的行政性措施也是無可奈何之舉，“如果北京僅限購，不限制外地車，就沒有用了。”

曾經在北京交通發展研究中心任職十年、現任清華同衡技術創新中心副總工程師的高永發現，在限購之後，北京五環外有大量的人購買河北車牌。“這種方式其實是一部分折抵了我們限購的效果。如果再不加以控制，就會造成更多的人買外地的車牌。”

根據《北京晚報》2013年7月的報道，三河、霸州、香河、涿州等地已經形成了給北京車主上外地牌照的產業鏈。其中，與天安門直線距離65公里的河北省涿州市成了北京車主辦理外地牌照的首選。

這些開著外地車牌的在京務工者，也時常遭到北京人的吐槽。在微信公號里，經常有北京人給劉陽留言：“北京的擁堵都是外地車造成的，外地車滾出北京去。”

在這時候，劉陽選擇默默把他們加入黑名單，從不回複。

治標

劉陽經常會碰到這樣尷尬的場景。車全停在紅綠燈前面，眼瞅著警察繞了兩輛車沖自己過來了，說，“證件看一下。”兩邊京牌的車都停著沒事，車主們搖下車窗來圍觀自己，讓他覺得很掛不住面兒。

“看見外地車牌，交警會從老遠伸著脖子張望。他看見你有證會失落一下，然後又會想有沒有過期，他就會攔下你。到後來我就在車里指那個日期給他。他的表情一瞬間就很無奈，擺擺手，讓我走了。”劉陽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有時候，石瑞想找一天開著車滿京城跑，哪有交警往哪跑，只是為了證明：“我是良民，合法進到北京的，而不是過街老鼠，偷偷摸摸進來的。”

如今，石瑞改開妻子的京牌車了，妻子乘地鐵，原先的外地牌車被他們丟在樓底下曬太陽。於是，石瑞有了完全不一樣的感覺。不久前，一輛衡水的車剮蹭了他的京牌車，交警半小時出警，跟他和顏悅色地介紹處理辦法。他建議石瑞私了，因為對方是外地牌，很可能不經常在北京。

站在立交橋上，他想起以前開外地牌出的一次事故。同樣是別人剮蹭他的車，或許因為自己是外地牌，對方是京牌，交警過了兩個小時才出現。出現之後，先查他本人和車輛的所有證件，之後才開始處理交通事故。

有人質疑過這項政策。律師王秋實在2014年初買了一輛山西牌照的車，他認為，這項政策作為六部委聯合下發的公告，並沒有支持它的相關法律條文。王秋實申請過政府信息公開，北京交管局的回複是：這項規定是非行政許可的行政審批。之後，王秋實又發起千人聯名倡議信，寄到國務院法制辦。

千人中有幾百位是北京人。很多人搖不到號，只能選擇外地牌照。其中，讓他記憶深刻的是一個自閉癥兒童的家庭。他們住在東四附近，孩子出門沒法坐公交或出租車，因為在陌生的環境會抓人、咬人，甚至踢打。他們必須買一輛車，搖不到號，不得已買了一個河北牌照。政策出臺以後，孩子上學、醫療的需要還是無法滿足。

政府當然有限購的充分理由。作為北京市限購政策的具體推動者之一，郭繼孚記得曾經有香港媒體問過他：為什麽要從2011年開始采取限購這樣一個政策？

郭繼孚給出了一個現實數據：“2010年北京增加的機動車大部分是小汽車，有80萬輛。一個小汽車5米，80萬輛就是4000公里，這要從北京到香港一個來回。這些車絕大部分在北京城市中心，且沒有地方停，相當一部分停在路邊。如果還不限制，不要說順暢的通行，人都沒有地方走了。”

“現在的限購、限行是中國特色，在國外沒有這樣的先例。”郭繼孚說，“我們也很清楚，目前這些限制措施只是治標的手段，但治標是為了給治本贏得時間。”

通融

4月26日晚，北京已逐漸能嗅到夏天的氣息。楊樹下，一對本地夫妻身穿睡衣，推著嬰兒車遛彎兒。燕參觀剛剛給他們留了電話和微信，約好明天再給他們貼膜。

由於前一次沒有辦成證件，今晚他不得不再去一趟。還是差不多21時，燕參觀坐在朋友的車里，再次上路了。今晚他要去榆垡檢查站，靠近河北固安。

相比西集和白廟，榆垡檢查站要破敗得多。沒有辦證大廳，只簡單搭了個棚子，只開放兩個辦事窗口。雖然沒有白廟的人多，等待的時間卻更加漫長。

在隊伍周圍，有賣煎餅、手抓餅、烤冷面和各種飲料的，還有賣盜版光碟的。那天晚上等了1個小時左右，才輪到燕參觀。

擔心自己的身份證辦不了，他還帶了哥哥的一套證件。但在下一個就輪到自己的時候，他還抱有一絲僥幸，突然開口問窗口辦證人員：“消磁的身份證能辦嗎？”

“不能。”回答迅速、明確。

當燕參觀把哥哥的一套證件遞給工作人員之後，對方很警惕地從窗口里側揚起頭看看他，又看看手中的證件，高揚聲調：“這是你嗎？”

“是，怎麽不是啊。”沒辦法，他只能硬著頭皮抗。

“背一下身份證號，生日是什麽時候？”

燕參觀支支吾吾地無法回答，對方白了他一眼，很不客氣地說：“行了，該回哪回哪吧！”

眼看著氣氛僵持住，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這時排在他身後的朋友彎下腰，拿起被退回來的證件再次往里遞，一邊小心地說：“不好意思，我朋友身份證消磁了，這個月底就回老家補辦，通融一下，通融一下……”

好說歹說，辦事員終於再次接下了證件，甩了一句：“就不該給你辦！”

在旁邊又等了三四個人，燕參觀的證才出來，隨後又讓他做了一下登記，才算完。其間他一直低著頭，擁擠的隊伍不斷從他身邊擦身而過，看不清他的表情。當他收起自己的證件，擡起頭的一瞬間，眼圈是紅的。

淩晨時分，他們終於回到洋橋，這時燕參觀才發現，剛剛在辦證時攥欄桿攥得太緊，右手掌心被上面的釘子磨破了皮。為了緩解一下疲勞的神經，他和朋友又在路邊的燒烤攤喝了兩瓶燕京啤酒，才回去睡覺。

第二天晚上，燕參觀擺攤給人貼膜時，那張證還沒來得及放進車里，它就在他上衣貼身的內側口袋里。還有6天，它就又變成廢紙一張了。

（應采訪者要求，阿華、劉陽為化名）

惶惶夜行者 為了一張入城證

北京，西二環複興門橋附近的二環主路上，夜間的車輛川流不息。（南方周末記者 張濤/圖）

“2010年北京增加的機動車大部分是小汽車，有80萬輛。一個小汽車5米，80萬輛就是4000公里，這要從北京到香港一個來回。這些車絕大部分在北京城市中心，且沒有地方停，相當一部分停在路邊。如果還不限制，不要說順暢的通行，人都沒有地方走了。”

眼看著氣氛僵持住，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這時排在他身後的朋友彎下腰，拿起被退回來的證件再次往里遞，一邊小心地說：“不好意思，我朋友身份證消磁了，這個月底就回老家補辦，通融一下，通融一下……”

晚上8時45分，燕參觀出現在京城南三環外的雲彩屋美發店門口。在美發店周邊，水果鋪、小吃店、煙酒行等一應俱全，不遠處還有大紅門京深海鮮批發市場，這些地方統統都被外地來京者包攬了。

在他心里，住在豐臺的人比較窮，譬如自己。

十五分鐘前，他剛剛從夜市收攤，匆匆把桌椅工具塞進停在路邊的小轎車里。通常，白天他在洋橋的永外城文化用品批發市場打工，五點下班以後，他就轉戰到附近的四路通夜市給別人貼手機膜。

這是4月底的一個晚上。華燈初上，洋橋麥當勞前的空地上，廣場舞的音樂此起彼伏。有了點年紀的女人們打著蘭花指，認真地擺動腰肢。路邊的燒烤攤開始釋放出孜然的香味。川流不息的車流里，有人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家，有人興致勃勃地趕赴飯局，也有情侶去逛街約會。

像往常一樣，燕參觀今天又空著肚子出攤了三個多小時，賺了兩百多塊。按照多年的經驗，碰上這樣的大風天，晚上九點多他就回家喝酒去了。

但當晚他更早就收攤了，因為要去40公里外的西集檢查站進行一次“短途旅行”，行車路線他早已爛熟於心：從沙子口走蒲黃榆到方莊路，再從方莊東路左拐進入南三環，華威橋右拐，最後從松榆南路直接上京哈高速。

基本上每隔六天，他都會和不同的“惶惶夜行者”擠在一輛車里，開往同一個地方。

成本

等了十多分鐘，雲彩屋的老板阿華才出來，阿華染著栗色的頭發，時尚整潔的發型配著修身小西服和翻毛皮鞋。

掛著皖SLxxxx的外地車，就停在雲彩屋前面的空地上。燕參觀驚喜地發現，阿華和自己竟然是老鄉——都是安徽人。

每周，燕參觀都要和不同的車主拼車，一起前往六環外的綜合檢查站，為自己的車辦理一張“通行證”。周邊一共有24個辦理地點，全部都在六環以外。其中白廟綜合檢查站距離最近。像西集、琉璃河、長溝辦理地點距離六環交界處還有二十多公里。

“通行證”必須要及時更新，否則一旦被攝像頭或者交警發現，被罰款100元不說，還會被以“機動車違反禁令標誌指示”為由扣3分。“通行證”只有7天的壽命，車主可以去指定地點辦理延期，再續命5天。也就是說，最長12天，必須更換一次。實際上，辦理延期也是去跑一大圈，大多數車主會直接選擇去檢查站更換。

然而即使有了它，每天6點到22點，燕參觀的車也不能在二環、長安街以及部分相鄰車道行駛。工作日的早7點到9點，下午5點到晚8點，也不能行駛進五環。此外，他的車也要遵循北京市的尾號限行政策，計算下來，每天只有8個小時可以不受任何限制，一周的自由時間總共是48個小時。

從汽車產業的發展速度看，對外地車牌管控情有可原，因為北京市的交通確實一年比一年擁堵。2011年，北京不得不走上了限購的道路，嚴格管理小汽車的供求關系。隨之而來的，還有對外地車牌更加嚴格的層層限制。2012年12月，治堵措施再次更新，辦理過證件的車輛在早晚高峰時段不能進入五環路。2013年，懲罰舉措更加嚴格，取消長期證件，只辦理7天臨時證。2014年，對外地牌照車輛限制擴大到六環。

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交通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繼孚對南方周末記者反複強調，治理交通問題，除了要靠發展公共交通，還要堅決對小汽車進行需求管理。用“一推一拉”的方法解決——把人從小汽車里推出來，拉到公共交通上去。

“基於這樣的治理方式，對於外地車量的限制也是必要的，如果不限制外地車輛，就相當於北京限購的政策無法起到作用。”郭繼孚說。

根據規定，只有擁有北京戶籍的人員、擁有北京工作居住證和暫住證及社保、個稅滿5年的人員，才有資格參與北京的汽車搖號。在這座偌大的城市里，不要說社保，大多數像燕參觀這樣的打工仔，雇主是不會為他們上任何保險的。2015年，為了方便同在北京打拼的家人和自己使用，燕參觀用攢了7年的錢終於買下了這輛“現代”牌轎車，他給車掛上了一副安徽車牌。

為了生計，燕參觀在大紅門賣過鞋子、賣過臺灣手抓餅、也賣過女孩兒用的發飾。如果不是為了要辦證，他現在應該坐在夜市的楊樹下給別人貼手機膜，或者和兩邊擺攤的人閑聊。

燕參觀之所以能夠跟人拼車去辦證，還要感謝一些外地車主建的車友群，他們為了節省成本，時不時相約去京郊。河北車主劉陽甚至註冊了微信公號“北京外地車聯盟”。劉陽的初衷是給外地車友們提供分享信息的平臺，比如發布最新的攝像頭分布圖，或者分享關於外地車的最新政策，後來有些人開始在群里發起拼車。

他們每個人心里都算計得清清楚楚，往返將近100公里，加上過路費，如果自己開車去的話，成本要100多塊。然而像燕參觀與阿華兄弟拼車的話，每人分攤只要20元就夠了。

與燕參觀碰上頭之後，阿華開車去接哥哥。他的哥哥也經營了一家美發店。等了半個多小時，阿華的哥哥才忙完手里的活計，其間又來了兩個車主。

21時40分，一行五人終於出發了。

黃牛

五人到西集檢查站的時候，現場並沒有多少人。臨近23點，檢查站三個窗口前，每隊只排了三四個人。

檢查站的門口貼著丟失身份證和駕駛證的尋物啟事。燕參觀開始挨個給朋友們打電話，他突然發現自己沒有帶身份證，好不容易來一趟，他想無論如何也得把證辦了。

他帶了身份證也沒有用。西集檢查站近日貼出新通知：沒帶身份證、臨時身份證、消磁身份證，都無法辦理手續。燕參觀的身份證早就消磁了。並且，他的身份證號和戶口本上的證件號不一致，補辦起來需要開一系列證明，這讓他一直沒有補辦。

為車輛辦理入京的證件，必須提供六種證明材料：本人身份證、駕駛證、行駛證，以及有效的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憑證，有效的機動車安全技術檢驗合格標誌，經本市環境保護主管部門確認車輛符合環保要求的憑證。

為防止部分人員利用代辦等方式非法牟利，官方要求嚴格內部手續流程的監管，要求辦證人身份證、駕駛證統一。

那天晚上，不走運的還有阿華的哥哥。他先幫朋友代辦了證件，才發現同一套身份證和駕駛證只能辦理一次手續，反而他自己的沒辦下來。不甘心無功而返，他還掏出自己另外一張身份證試驗，還是沒通過。

“要不找一個需要辦證的朋友帶自己過來，要不自己開車過來。”燕參觀猶豫不決，不論哪一種選擇都是再耗費一整個晚上。

他又給黃牛打電話，看看能不能幫忙辦一張。對方說，要辦就得包月，一個月200元，出4張。這樣算起來，一個晚上的收入就都賠進去了，不劃算。

雖說官方明令禁止，但這一行當的黃牛還是秘密而且迅速地繁衍滋生起來。

燕參觀忙不過來的時候也找過代辦。對方騎著摩托車過來，馱著幾百張證等著一個個去發放。

河北車主石瑞本來是拒絕代辦的，因為原本辦證就是免費的，但2014年下半年開始，排隊的人越來越多，隊形也呈S形發展。他算好時間趕到周末去辦，必須得早晨六七點出門，那樣也要排一個小時。

“我認了，70塊就70塊。”這是單次的價格，石瑞為了節省時間和精力，還是代辦了大半年。後來查得嚴了，代辦的價格也一路飆升，漲到130元一次的時候，石瑞放棄了。

很多車主抱怨，為何不能在網上辦理手續，而必須每周跑一趟五環外。對此，官方一直沒有明確的解釋。

在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市交通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繼孚看來，這樣的政策雖有待商榷，但限行、限外的行政性措施也是無可奈何之舉，“如果北京僅限購，不限制外地車，就沒有用了。”

曾經在北京交通發展研究中心任職十年、現任清華同衡技術創新中心副總工程師的高永發現，在限購之後，北京五環外有大量的人購買河北車牌。“這種方式其實是一部分折抵了我們限購的效果。如果再不加以控制，就會造成更多的人買外地的車牌。”

根據《北京晚報》2013年7月的報道，三河、霸州、香河、涿州等地已經形成了給北京車主上外地牌照的產業鏈。其中，與天安門直線距離65公里的河北省涿州市成了北京車主辦理外地牌照的首選。

這些開著外地車牌的在京務工者，也時常遭到北京人的吐槽。在微信公號里，經常有北京人給劉陽留言：“北京的擁堵都是外地車造成的，外地車滾出北京去。”

在這時候，劉陽選擇默默把他們加入黑名單，從不回複。

治標

劉陽經常會碰到這樣尷尬的場景。車全停在紅綠燈前面，眼瞅著警察繞了兩輛車沖自己過來了，說，“證件看一下。”兩邊京牌的車都停著沒事，車主們搖下車窗來圍觀自己，讓他覺得很掛不住面兒。

“看見外地車牌，交警會從老遠伸著脖子張望。他看見你有證會失落一下，然後又會想有沒有過期，他就會攔下你。到後來我就在車里指那個日期給他。他的表情一瞬間就很無奈，擺擺手，讓我走了。”劉陽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有時候，石瑞想找一天開著車滿京城跑，哪有交警往哪跑，只是為了證明：“我是良民，合法進到北京的，而不是過街老鼠，偷偷摸摸進來的。”

如今，石瑞改開妻子的京牌車了，妻子乘地鐵，原先的外地牌車被他們丟在樓底下曬太陽。於是，石瑞有了完全不一樣的感覺。不久前，一輛衡水的車剮蹭了他的京牌車，交警半小時出警，跟他和顏悅色地介紹處理辦法。他建議石瑞私了，因為對方是外地牌，很可能不經常在北京。

站在立交橋上，他想起以前開外地牌出的一次事故。同樣是別人剮蹭他的車，或許因為自己是外地牌，對方是京牌，交警過了兩個小時才出現。出現之後，先查他本人和車輛的所有證件，之後才開始處理交通事故。

有人質疑過這項政策。律師王秋實在2014年初買了一輛山西牌照的車，他認為，這項政策作為六部委聯合下發的公告，並沒有支持它的相關法律條文。王秋實申請過政府信息公開，北京交管局的回複是：這項規定是非行政許可的行政審批。之後，王秋實又發起千人聯名倡議信，寄到國務院法制辦。

千人中有幾百位是北京人。很多人搖不到號，只能選擇外地牌照。其中，讓他記憶深刻的是一個自閉癥兒童的家庭。他們住在東四附近，孩子出門沒法坐公交或出租車，因為在陌生的環境會抓人、咬人，甚至踢打。他們必須買一輛車，搖不到號，不得已買了一個河北牌照。政策出臺以後，孩子上學、醫療的需要還是無法滿足。

政府當然有限購的充分理由。作為北京市限購政策的具體推動者之一，郭繼孚記得曾經有香港媒體問過他：為什麽要從2011年開始采取限購這樣一個政策？

郭繼孚給出了一個現實數據：“2010年北京增加的機動車大部分是小汽車，有80萬輛。一個小汽車5米，80萬輛就是4000公里，這要從北京到香港一個來回。這些車絕大部分在北京城市中心，且沒有地方停，相當一部分停在路邊。如果還不限制，不要說順暢的通行，人都沒有地方走了。”

“現在的限購、限行是中國特色，在國外沒有這樣的先例。”郭繼孚說，“我們也很清楚，目前這些限制措施只是治標的手段，但治標是為了給治本贏得時間。”

通融

4月26日晚，北京已逐漸能嗅到夏天的氣息。楊樹下，一對本地夫妻身穿睡衣，推著嬰兒車遛彎兒。燕參觀剛剛給他們留了電話和微信，約好明天再給他們貼膜。

由於前一次沒有辦成證件，今晚他不得不再去一趟。還是差不多21時，燕參觀坐在朋友的車里，再次上路了。今晚他要去榆垡檢查站，靠近河北固安。

相比西集和白廟，榆垡檢查站要破敗得多。沒有辦證大廳，只簡單搭了個棚子，只開放兩個辦事窗口。雖然沒有白廟的人多，等待的時間卻更加漫長。

在隊伍周圍，有賣煎餅、手抓餅、烤冷面和各種飲料的，還有賣盜版光碟的。那天晚上等了1個小時左右，才輪到燕參觀。

擔心自己的身份證辦不了，他還帶了哥哥的一套證件。但在下一個就輪到自己的時候，他還抱有一絲僥幸，突然開口問窗口辦證人員：“消磁的身份證能辦嗎？”

“不能。”回答迅速、明確。

當燕參觀把哥哥的一套證件遞給工作人員之後，對方很警惕地從窗口里側揚起頭看看他，又看看手中的證件，高揚聲調：“這是你嗎？”

“是，怎麽不是啊。”沒辦法，他只能硬著頭皮抗。

“背一下身份證號，生日是什麽時候？”

燕參觀支支吾吾地無法回答，對方白了他一眼，很不客氣地說：“行了，該回哪回哪吧！”

眼看著氣氛僵持住，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這時排在他身後的朋友彎下腰，拿起被退回來的證件再次往里遞，一邊小心地說：“不好意思，我朋友身份證消磁了，這個月底就回老家補辦，通融一下，通融一下……”

好說歹說，辦事員終於再次接下了證件，甩了一句：“就不該給你辦！”

在旁邊又等了三四個人，燕參觀的證才出來，隨後又讓他做了一下登記，才算完。其間他一直低著頭，擁擠的隊伍不斷從他身邊擦身而過，看不清他的表情。當他收起自己的證件，擡起頭的一瞬間，眼圈是紅的。

淩晨時分，他們終於回到洋橋，這時燕參觀才發現，剛剛在辦證時攥欄桿攥得太緊，右手掌心被上面的釘子磨破了皮。為了緩解一下疲勞的神經，他和朋友又在路邊的燒烤攤喝了兩瓶燕京啤酒，才回去睡覺。

第二天晚上，燕參觀擺攤給人貼膜時，那張證還沒來得及放進車里，它就在他上衣貼身的內側口袋里。還有6天，它就又變成廢紙一張了。

（應采訪者要求，阿華、劉陽為化名）

光棍危機襲來 你需要一張“找老婆”路線圖

最近，山東臨沂的張大姐很苦惱，“我真是命不好，為這倆兒子娶媳婦，我是操碎了心。誰想到現在世道變成這樣了?”

51歲的張大姐來北京做家政服務員，目標很簡單，多掙點錢，給倆兒子都娶上媳婦。大兒子26歲，二兒子23歲，在老家算是大齡男青年了，現在結婚的對象都還沒有著落。張大姐著急得不得了，對她來說，最可怕的事就是兒子打光棍。

她一再說看不清現在的世道。原來想再生個閨女，克服千難萬險生了二胎，結果又是個小子。小子就小子吧，在農村兒子多不受氣。沒想到現在兒子們到了結婚的年齡，找媳婦卻變得這麽難。

“沒結婚的小夥子數一數一大把，小姑娘就少得很了，哪個村子都是這樣，人家再進城打工，相中了合適的就不回來了。以前想著咱把彩禮掙足了，找個媳婦不算困難，現在真沒辦法。”張大姐感慨。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4年末，中國大陸男性人口70079萬人，比女性多3376萬。80後非婚人口男女比例為136：100，70後非婚人口男女比則高達206：100，男女比例嚴重失衡。

此前人口學者姚美雄曾經預警，中國光棍危機將於2020年全面爆發。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人口學者易富賢則判斷，從農村青年找媳婦難、彩禮大幅度提高來看，光棍危機已經提前爆發了。

讓人震驚的陡變

在易富賢的《大國空巢》里，有一張2017年的初婚年齡性別比圖。在這張五彩斑斕的圖上，張大姐的家鄉是深紅色。

(2017年中國大陸地區初婚年齡性別比圖。圖片來源：《大國空巢》圖文版)

深紅色意味著，初婚年齡男女的性別比超過140，也就是說，每140個男性，對應只有100個女性，有接近三分之一的男性必然會被擠壓出婚姻市場。

所謂初婚年齡，指的是男性24-28歲，對應女性22-26歲。易富賢根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進行推算並制作成圖的。

而在五年前，初婚年齡人群的性別比是另外一個狀況。從圖中可以看出，全國大部分地區是一片明媚的綠色，初婚年齡性別比絕大部分在105以下。

(2012年中國大陸地區初婚年齡性別比圖。圖片來源：《大國空巢》圖文版)

那麽從2012年到2017年，到底是什麽原因，在初婚年齡性別比上發生這麽巨大的變化呢?

易富賢解釋，這主要是因為1984年到1990年出現的一次出生高峰。由於這次出生高峰，導致在2010年前後，27歲男性的數量小於25歲女性。這就使得初婚年齡性別比並不高。

“這次出生高峰推遲了光棍危機的發生。2013年初婚年齡性別比出現陡升，2014年，光棍危機就開始爆發，此後就越來越嚴重。農村年輕男人找老婆難就是這種危機的直接表現。”易富賢說。

閃閃發光的“找老婆”路線圖

對於未婚男青年來說，易富賢繪就的2017年初婚年齡性別比地圖就是一張價值非凡的寶圖。其上綠色、淺藍、深藍、橙、深紅等五種顏色代表了初婚年齡性別比的不同程度。

從圖上看，山東的大部分、京津滬、蘇南、浙北、湖南湖北東部、青海北部、內蒙古西北部等地區為深紅色，初婚性別比超過140，是找老婆相對最困難的地方。而山西、甘肅、寧夏、貴州、廣東東部、安徽南部等地區則為綠色，初婚性別比低於105，找老婆相對容易。

“今後找工作容易，找老婆難。找老婆要趁早，到顏色比較淺的地方去找老婆容易一些。對女孩來說，也要到顏色淺的地方去，社會治安比較好，安全第一。”易富賢給出了這樣的建議。

大數據：一張圖看懂醫藥電商格局

醫藥經濟報 2016-06-14 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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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牌照生意悄然興起 一張紙數億元

南方周末 2016-06-14 16:12

文|黃金萍

來源|南方周末

截至2016年6月9日，支付牌照五年有效期到期後，支付寶、財付通等27家首批第三方支付機構已經“裸奔”一個多月了。

央行停發支付牌照，從2015年下半年開始，支付牌照轉讓變成了一樁水漲船高的“殼買賣”。零售、金融類企業對支付牌照的需求最大，它們與其一年付幾千萬的手續費，還不如買一個牌照自己做，成本更低。

純粹的第三方支付並不是一門好做的生意，但它是連接系統生態必不可少的一環。作為市場上最大的兩個玩家，騰訊和阿里巴巴已經有成形的商業模式。

薄薄一張打印紙，賣出2.5億元－4.8億元不等的價格，這大概是當今最貴的紙了。

這張紙，是由中國人民銀行（以下簡稱央行）頒發給支付企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支付業務許可證》，又被稱為“支付牌照”。2011年5月－2015年3月間，央行一共發出了8批共計270張支付牌照，減去因違規被撤銷的3張，目前市場上還有267張。

眼下，正是監管層對金融行業展開風險排查、整頓的非常時期。2016年5月2日，支付寶、銀聯等首批27家第三方支付機構的牌照五年有效期已到，但央行至今沒有給它們“續牌”。同時，新牌照也已暫停發放一年多。

結果是，從2015年下半年開始，支付牌照轉讓變成了一樁前所未有的好生意。

“殼王”的新生意

一些企業急著拿牌（照）入場，一些有支付牌照的企業經營得不好，甚至根本就沒怎麽經營，兩者一拍即合。

劉慶還記得他經手的第一張支付牌照成交的情景。他是上海超驗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的創始股東、CEO，2014年開始運營“網融智投”平臺，主要做新三板、主板殼並購交易，外號“殼王”。

那是2015年底，面談約在北京一家五星級酒店大堂。買家開著一輛勞斯萊斯到門口，挺著肚腩走進來，原本氣場十足，進門後卻嚇了一跳。他沒想到在場的有一群人，除了買賣雙方，其余七八個全是中間人（掮客），這些中間人一層接一層，最後通過劉慶的平臺，找到了賣家。

面談一下午後，買賣成交。劉慶說，這一單拿了筆還不錯的居間費，事後利益分配也合理，沒出什麽問題。不過從那以後，他盡量要求買賣雙方都是一手信息，“不能搞太多中間人了”。

有了第一張支付牌照的交易經驗，劉慶提價了。最初居間費是交易價格的3%，接下來則是一口價——3000萬元。同期他開出的主板殼的居間費是5000萬元－6000萬元，三板殼的居間費是200萬元。

自從2015年年底掛出第一張支付牌照轉讓信息之後，劉慶在不到半年的時間里一共賣出了4張支付牌照。

在劉慶看來，一些企業急著拿牌（照）入場，一些有支付牌照的企業經營得不好，甚至根本就沒怎麽經營，兩者一拍即合。“其實支付牌照和殼的概念是一樣的”。

相比三板殼、主板殼，支付牌照更好賣。“一張牌照出來，七八家在搶，多的時候十多家搶，討價還價的很少，因為你談來談去就會被別人買走了。”劉慶介紹，他賣掉的4張支付牌照，信息掛出來之後大多幾天就賣掉了，慢的也就半個月左右。

最近這半年，劉慶明顯感覺到支付牌照價格水漲船高。他介紹說，2015年，業務範圍僅為網絡支付的牌照，一般賣1億-2億元，現在報價為2.5億-3億元；經營範圍為全國，業務範圍又是網絡支付、預付卡的發行與受理、銀行卡收單“全牌照”的，2015年的售價為2億-3億元，現在則是4億-4.8億元。

由於央行停發支付牌照，市場現在一張牌照可以賣出2.5億至4.8億元的價格。

盤活系統的基石

支付已經不僅僅是支付，而是連接整個系統生態的最重要一環。現在企業拿支付牌照，主要是兩個目的：閉環和大數據，支付則是盤活系統生態的基石。

“貴，實在太貴了！”一位上市公司支付業務負責人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一年前他們就已經完成了支付牌照的技術安全檢測認證，但在打聽了一圈支付牌照價格之後，他們堅定了“再等等”的決心。

2005年開始，以支付寶為首的互聯網公司發力網絡支付市場，開啟了中國電商的繁榮。2010年，央行出臺《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要求非金融機構提供支付服務，必須取得《支付業務許可證》成為支付機構，接受央行監管。

根據該辦法，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是指非金融機構在收付款人之間作為中介機構提供貨幣資金轉移服務：網絡支付、預付卡的發行與受理、銀行卡收單、央行規定的其他支付服務。其中，網絡支付又分為貨幣匯兌、互聯網支付、移動電話支付、固定電話支付、數字電視支付等。

原本，企業滿足服務時間2年以上，持續盈利2年以上，近3年未出現支付業務違規受罰等條件，通過支付業務設施的技術安全檢測認證之後，向央行提交申請，審批合格後便可拿到牌照。2014年起，央行先後公開點名8家第三方支付機構挪用客戶資金、超範圍經營等違規事件，其中有3家因嚴重違規被吊銷牌照，分別是浙江易士、廣東益民和上海暢購，它們的業務類型均為預付卡發行與受理，上海暢購的業務類型還有互聯網支付（全國）。

浙江易士的牌照經營業務和範圍，是在浙江省開展預付卡發行和受理業務。一位支付牌照轉讓的中介人士對南方周末記者透露，2015年初浙江易士曾有意轉讓這張支付牌照，報價1.5億元。但還未出手，當年8月24日，央行就取消了浙江易士的支付業務許可證。

從2015年3月26日央行發出第八批支付牌照之後，已經暫停一年多。於是，支付牌照轉讓，變成了一樁前所未有的好生意。

其實支付牌照交易流程很簡單，先是發布出售信息，包括牌照信息、價格和交易安排，中介一般會附上抹去公司名稱、法定代表人、經營場所信息的支付牌照圖片；待找到合適的買家後，和買家簽署居間協議；接著，約上買賣雙方面談；簽署正式協議，付首付款，轉股、工商變更完成之後付余款；資產裝入。

早在2012年，京東就通過收購網銀在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拿到了支付牌照。在此一年前，京東停止與支付寶合作，原因為“支付寶的費率過高”。

劉慶介紹，零售、金融類企業對支付牌照的需求最大，它們大多此前接入過其他第三方支付系統，因為流水量大，一年付幾千萬的手續費，還不如買一個牌照自己做，成本更省，也更便捷。尤其是預付卡業務，用戶資金沈澱還有利息，“就像自己開個銀行一樣”。

現在，支付已經不僅僅是支付，而是連接整個系統生態的最重要一環。前述上市公司支付業務負責人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現在企業拿支付牌照，主要是兩個目的：閉環和大數據，支付則是盤活系統生態的基石。

作為中國第三方支付市場上最大的兩個玩家，騰訊和阿里巴巴已經有成形的商業模式。以支付寶為依托，阿里巴巴不僅發展了電商，還有螞蟻金服這樣一個涵蓋了支付、理財、銀行、信貸、保險等業務的金融王國。騰訊則以財付通為依托，通過微信支付、QQ錢包在移動支付上趕超支付寶，支付、理財、征信、O2O也在迅速開花結果。

從京東開始，平安、海爾、萬達、小米等三十多家公司陸續通過收購拿到了支付牌照。2016年5月12日－27日半個月時間，就有宏磊股份、新大陸、石基信息三家上市公司發布公告，收購持有支付牌照的公司（子公司）股權。

還有更多交易在悄悄進行中。

支付這門生意

隨著分類管理新規的實施，不少人認為支付牌照價格會有所回落。但劉慶相信，隨著互聯網金融政策收縮，支付牌照不會放松，價格只會越來越貴。

盡管牌照供不應求，但第三方支付並不是一門好做的生意。

2016年5月在新三板公示的《北京首惠開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開轉讓說明書》，揭開了小型第三方支付企業的艱難。

北京首惠開桌的主營業務為第三方支付業務相關業務，其全資子公司北京雅酷時空信息交換技術有限公司（簡稱雅酷信息），持有北京市、廣東省、江蘇省和浙江省辦理預付卡發行與受理，在全國範圍內辦理互聯網支付業務和移動電話支付業務的牌照。

該公司的主要業務是發行一種綜合性的折扣儲值消費卡，累計發卡量452萬張，2014、2015年連續虧損5034萬元、5196萬元。

虧損中很大一部分來自雅酷信息。轉讓說明書寫道，雅酷信息成本費用投入較大，且實現的收入規模較小，導致雅酷信息處於虧損狀態，截至2015年12月31日，雅酷信息的凈資產約為-3780萬元，累計虧損已超過其實繳貨幣資本的50%。根據《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第三十八條之規定，累計虧損超過其實繳貨幣資本的50%，存在被責令停止辦理部分或全部支付業務的風險。

要想在第三方支付行業賺錢，只有做大規模這一條路。

以移動支付日均交易筆數超5億的騰訊為例，騰訊支付基礎平臺與金融應用線（FIT）支付平臺產品負責人陳起儒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第三方支付行業的商業模式主要是收商戶的手續費，不同的行業、不同的公司手續費不同，其中的數字差就是它的利潤。不過騰訊的支付行為主要是C2C，騰訊要墊付大額的手續費給銀行。

自2016年3月1日起，微信支付對提現功能開始收取手續費，每位用戶（以身份證維度）終身享受1000元免費提現額度，超出部分按銀行費率收取手續費，費率均為0.1%，每筆最少收0.1元。微信表示，對提現交易收費，不是為了盈利，主要用於支付銀行手續費。

3月17日，騰訊公布的《2015年第四季度及全年業績公告》稱，僅2016年1月單月，通過微信支付進行的C2C支付交易產生的相關銀行手續費（主要為轉賬）超過人民幣3億元，這個數字是扣除從用戶收取的相關收入後的凈額。“互聯網從來就是用免費撬動市場，占據市場主導地位之後再從中提供增值服務或者是通過其它方式盈利。”陳起儒說。

目前，盡管暫停了牌照發放，央行並未停止受理支付業務許可證的申請。可查到的最近一條受理信息是2015年12月22日，央行太原中心支行受理了山西星易通匯網絡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業務為互聯網支付和移動電話支付業務的申請。

前述上市公司支付業務負責人對南方周末記者稱，自己一直在和央行就支付牌照問題保持溝通，他得到的最新回複是，一切在順利進行中。他預計央行不會再新增支付牌照，但同時又相信自己的申請應該會得到一個圓滿的結果。

截至2016年6月9日，支付寶、財付通等27家第三方支付機構“裸奔”一個月又一周了，市場上很多人預計續牌時間應該在2016年7月之前，因為根據去年底發布的《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自2016年7月1日起，所有網絡支付賬戶將分類別管理，並對支付機構實施動態分類管理。

2016年4月中，央行向支付企業下發了《非銀行支付機構分類評級管理辦法》，支付機構將被劃分為5類11級，實行差異化和針對性監管。如果多次出現D、E類評級，將被暫停支付業務，直至註銷牌照。不過，分類辦法並未明確具體實施時間。

隨著分類管理新規的實施，未來第三方支付業務範圍的受限，不少人認為支付牌照價格會有所回落。但劉慶相信，隨著互聯網金融政策收縮，支付牌照不會放松，價格只會越來越貴。

2016年5月30日，他一口氣放出了10張待出售的第三方支付牌照信息，根據業務類型、業務覆蓋範圍不同，售價從2.6億元－4.5億元不等，居間費也分為3000萬元、4000萬元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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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牌照生意悄然興起一張紙數億元

截至2016年6月9日，支付牌照五年有效期到期後，支付寶、財付通等27家首批第三方支付機構已經“裸奔”一個多月了。（視覺中國/圖）

央行停發支付牌照，從2015年下半年開始，支付牌照轉讓變成了一樁水漲船高的“殼買賣”。零售、金融類企業對支付牌照的需求最大，它們與其一年付幾千萬的手續費，還不如買一個牌照自己做，成本更低。

純粹的第三方支付並不是一門好做的生意，但它是連接系統生態必不可少的一環。作為市場上最大的兩個玩家，騰訊和阿里巴巴已經有成形的商業模式。

薄薄一張打印紙，賣出2.5億元－4.8億元不等的價格，這大概是當今最貴的紙了。

這張紙，是由中國人民銀行（以下簡稱央行）頒發給支付企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支付業務許可證》，又被稱為“支付牌照”。2011年5月－2015年3月間，央行一共發出了8批共計270張支付牌照，減去因違規被撤銷的3張，目前市場上還有267張。

眼下，正是監管層對金融行業展開風險排查、整頓的非常時期。2016年5月2日，支付寶、銀聯等首批27家第三方支付機構的牌照五年有效期已到，但央行至今沒有給它們“續牌”。同時，新牌照也已暫停發放一年多。

結果是，從2015年下半年開始，支付牌照轉讓變成了一樁前所未有的好生意。

“殼王”的新生意

一些企業急著拿牌（照）入場，一些有支付牌照的企業經營得不好，甚至根本就沒怎麽經營，兩者一拍即合。

劉慶還記得他經手的第一張支付牌照成交的情景。他是上海超驗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的創始股東、CEO，2014年開始運營“網融智投”平臺，主要做新三板、主板殼並購交易，外號“殼王”。

那是2015年底，面談約在北京一家五星級酒店大堂。買家開著一輛勞斯萊斯到門口，挺著肚腩走進來，原本氣場十足，進門後卻嚇了一跳。他沒想到在場的有一群人，除了買賣雙方，其余七八個全是中間人（掮客），這些中間人一層接一層，最後通過劉慶的平臺，找到了賣家。

面談一下午後，買賣成交。劉慶說，這一單拿了筆還不錯的居間費，事後利益分配也合理，沒出什麽問題。不過從那以後，他盡量要求買賣雙方都是一手信息，“不能搞太多中間人了”。

有了第一張支付牌照的交易經驗，劉慶提價了。最初居間費是交易價格的3%，接下來則是一口價——3000萬元。同期他開出的主板殼的居間費是5000萬元－6000萬元，三板殼的居間費是200萬元。

自從2015年年底掛出第一張支付牌照轉讓信息之後，劉慶在不到半年的時間里一共賣出了4張支付牌照。

在劉慶看來，一些企業急著拿牌（照）入場，一些有支付牌照的企業經營得不好，甚至根本就沒怎麽經營，兩者一拍即合。“其實支付牌照和殼的概念是一樣的”。

相比三板殼、主板殼，支付牌照更好賣。“一張牌照出來，七八家在搶，多的時候十多家搶，討價還價的很少，因為你談來談去就會被別人買走了。”劉慶介紹，他賣掉的4張支付牌照，信息掛出來之後大多幾天就賣掉了，慢的也就半個月左右。

最近這半年，劉慶明顯感覺到支付牌照價格水漲船高。他介紹說，2015年，業務範圍僅為網絡支付的牌照，一般賣1億-2億元，現在報價為2.5億-3億元；經營範圍為全國，業務範圍又是網絡支付、預付卡的發行與受理、銀行卡收單“全牌照”的，2015年的售價為2億-3億元，現在則是4億-4.8億元。

由於央行停發支付牌照，市場上現在一張牌照可以賣出2.5億至4.8億元的價格。（視覺中國/圖）

盤活系統的基石

支付已經不僅僅是支付，而是連接整個系統生態的最重要一環。現在企業拿支付牌照，主要是兩個目的：閉環和大數據，支付則是盤活系統生態的基石。

“貴，實在太貴了！”一位上市公司支付業務負責人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一年前他們就已經完成了支付牌照的技術安全檢測認證，但在打聽了一圈支付牌照價格之後，他們堅定了“再等等”的決心。

2005年開始，以支付寶為首的互聯網公司發力網絡支付市場，開啟了中國電商的繁榮。2010年，央行出臺《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要求非金融機構提供支付服務，必須取得《支付業務許可證》成為支付機構，接受央行監管。

根據該辦法，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是指非金融機構在收付款人之間作為中介機構提供貨幣資金轉移服務：網絡支付、預付卡的發行與受理、銀行卡收單、央行規定的其他支付服務。其中，網絡支付又分為貨幣匯兌、互聯網支付、移動電話支付、固定電話支付、數字電視支付等。

原本，企業滿足服務時間2年以上，持續盈利2年以上，近3年未出現支付業務違規受罰等條件，通過支付業務設施的技術安全檢測認證之後，向央行提交申請，審批合格後便可拿到牌照。2014年起，央行先後公開點名8家第三方支付機構挪用客戶資金、超範圍經營等違規事件，其中有3家因嚴重違規被吊銷牌照，分別是浙江易士、廣東益民和上海暢購，它們的業務類型均為預付卡發行與受理，上海暢購的業務類型還有互聯網支付（全國）。

浙江易士的牌照經營業務和範圍，是在浙江省開展預付卡發行和受理業務。一位支付牌照轉讓的中介人士對南方周末記者透露，2015年初浙江易士曾有意轉讓這張支付牌照，報價1.5億元。但還未出手，當年8月24日，央行就取消了浙江易士的支付業務許可證。

從2015年3月26日央行發出第八批支付牌照之後，已經暫停一年多。於是，支付牌照轉讓，變成了一樁前所未有的好生意。

其實支付牌照交易流程很簡單，先是發布出售信息，包括牌照信息、價格和交易安排，中介一般會附上抹去公司名稱、法定代表人、經營場所信息的支付牌照圖片；待找到合適的買家後，和買家簽署居間協議；接著，約上買賣雙方面談；簽署正式協議，付首付款，轉股、工商變更完成之後付余款；資產裝入。

早在2012年，京東就通過收購網銀在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拿到了支付牌照。在此一年前，京東停止與支付寶合作，原因為“支付寶的費率過高”。

劉慶介紹，零售、金融類企業對支付牌照的需求最大，它們大多此前接入過其他第三方支付系統，因為流水量大，一年付幾千萬的手續費，還不如買一個牌照自己做，成本更省，也更便捷。尤其是預付卡業務，用戶資金沈澱還有利息，“就像自己開個銀行一樣”。

現在，支付已經不僅僅是支付，而是連接整個系統生態的最重要一環。前述上市公司支付業務負責人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現在企業拿支付牌照，主要是兩個目的：閉環和大數據，支付則是盤活系統生態的基石。

作為中國第三方支付市場上最大的兩個玩家，騰訊和阿里巴巴已經有成形的商業模式。以支付寶為依托，阿里巴巴不僅發展了電商，還有螞蟻金服這樣一個涵蓋了支付、理財、銀行、信貸、保險等業務的金融王國。騰訊則以財付通為依托，通過微信支付、QQ錢包在移動支付上趕超支付寶，支付、理財、征信、O2O也在迅速開花結果。

從京東開始，平安、海爾、萬達、小米等三十多家公司陸續通過收購拿到了支付牌照。2016年5月12日－27日半個月時間，就有宏磊股份、新大陸、石基信息三家上市公司發布公告，收購持有支付牌照的公司（子公司）股權。

還有更多交易在悄悄進行中。

支付這門生意

隨著分類管理新規的實施，不少人認為支付牌照價格會有所回落。但劉慶相信，隨著互聯網金融政策收縮，支付牌照不會放松，價格只會越來越貴。

盡管牌照供不應求，但第三方支付並不是一門好做的生意。

2016年5月在新三板公示的《北京首惠開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開轉讓說明書》，揭開了小型第三方支付企業的艱難。

北京首惠開桌的主營業務為第三方支付業務相關業務，其全資子公司北京雅酷時空信息交換技術有限公司（簡稱雅酷信息），持有北京市、廣東省、江蘇省和浙江省辦理預付卡發行與受理，在全國範圍內辦理互聯網支付業務和移動電話支付業務的牌照。

該公司的主要業務是發行一種綜合性的折扣儲值消費卡，累計發卡量452萬張，2014、2015年連續虧損5034萬元、5196萬元。

虧損中很大一部分來自雅酷信息。轉讓說明書寫道，雅酷信息成本費用投入較大，且實現的收入規模較小，導致雅酷信息處於虧損狀態，截至2015年12月31日，雅酷信息的凈資產約為-3780萬元，累計虧損已超過其實繳貨幣資本的50%。根據《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第三十八條之規定，累計虧損超過其實繳貨幣資本的50%，存在被責令停止辦理部分或全部支付業務的風險。

要想在第三方支付行業賺錢，只有做大規模這一條路。

以移動支付日均交易筆數超5億的騰訊為例，騰訊支付基礎平臺與金融應用線（FIT）支付平臺產品負責人陳起儒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第三方支付行業的商業模式主要是收商戶的手續費，不同的行業、不同的公司手續費不同，其中的數字差就是它的利潤。不過騰訊的支付行為主要是C2C，騰訊要墊付大額的手續費給銀行。

自2016年3月1日起，微信支付對提現功能開始收取手續費，每位用戶（以身份證維度）終身享受1000元免費提現額度，超出部分按銀行費率收取手續費，費率均為0.1%，每筆最少收0.1元。微信表示，對提現交易收費，不是為了盈利，主要用於支付銀行手續費。

3月17日，騰訊公布的《2015年第四季度及全年業績公告》稱，僅2016年1月單月，通過微信支付進行的C2C支付交易產生的相關銀行手續費（主要為轉賬）超過人民幣3億元，這個數字是扣除從用戶收取的相關收入後的凈額。“互聯網從來就是用免費撬動市場，占據市場主導地位之後再從中提供增值服務或者是通過其它方式盈利。”陳起儒說。

目前，盡管暫停了牌照發放，央行並未停止受理支付業務許可證的申請。可查到的最近一條受理信息是2015年12月22日，央行太原中心支行受理了山西星易通匯網絡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業務為互聯網支付和移動電話支付業務的申請。

前述上市公司支付業務負責人對南方周末記者稱，自己一直在和央行就支付牌照問題保持溝通，他得到的最新回複是，一切在順利進行中。他預計央行不會再新增支付牌照，但同時又相信自己的申請應該會得到一個圓滿的結果。

截至2016年6月9日，支付寶、財付通等27家第三方支付機構“裸奔”一個月又一周了，市場上很多人預計續牌時間應該在2016年7月之前，因為根據去年底發布的《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自2016年7月1日起，所有網絡支付賬戶將分類別管理，並對支付機構實施動態分類管理。

2016年4月中，央行向支付企業下發了《非銀行支付機構分類評級管理辦法》，支付機構將被劃分為5類11級，實行差異化和針對性監管。如果多次出現D、E類評級，將被暫停支付業務，直至註銷牌照。不過，分類辦法並未明確具體實施時間。

隨著分類管理新規的實施，未來第三方支付業務範圍的受限，不少人認為支付牌照價格會有所回落。但劉慶相信，隨著互聯網金融政策收縮，支付牌照不會放松，價格只會越來越貴。

2016年5月30日，他一口氣放出了10張待出售的第三方支付牌照信息，根據業務類型、業務覆蓋範圍不同，售價從2.6億元－4.5億元不等，居間費也分為3000萬元、4000萬元兩種。

趨勢篇》市場規模年年成長25％ 一張圖 掌握東協電商2.9兆商機

人民日報談南海仲裁：不合法的裁決不過廢紙一張

7月12日，所謂南海仲裁案結果即將出爐。圍繞這毫無合法性可言的一紙裁決，一些人籌謀算計、排兵布陣，企圖用它來強化對中國的輿論攻勢，將莫須有的罪名強加給中國;一些人顛倒黑白、借題發揮，期望以此抹黑中國的形象，把“不守法”的帽子扣向真正的受害者。

種種急不可耐的喧嘩與躁動，無一例外都打出了國際法的旗號，南海問題的真相卻被有意忽略了——中菲南海爭議究竟源於何處?菲律賓南海仲裁案實質為何?仲裁案所激起的種種波瀾，又將給南海的和平穩定帶來何種影響?

對於這些問題，7月5日在華盛頓舉辦的“中美智庫對話會”，提供了一個視角——即使是一些來自美國的專家也認為，“中國在南海的權益是歷史上形成的”“歐洲和其他國家的知名法律專家都表示，南海仲裁案整個過程都是非法的，菲律賓單方提起仲裁，違反了國際法”。

看來，有關南海仲裁案並非難以搞清。撥開一些人以國際法為名蓄意在南海上空制造的迷霧，還原真相，對於中國而言，是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神聖使命;對於世界來說，是主持國際公理正義的必然要求。

(一)

一段時間以來，西方輿論連篇累牘渲染南海問題，然而對於南海問題特別是中菲南海爭議的歷史經緯、事實真相，自詡“主持公道”的西方輿論卻“選擇性回避”了。

南海諸島究竟屬誰?歷史早就給出了明確答案。南海諸島自古以來屬於中國，歷代中國政府通過行政設治、海軍巡航、生產經營、海難救助等方式持續對南海諸島及相關海域進行管轄。二戰期間，日本在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侵占了中國南海諸島。二戰結束後，中國根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所作出的明確規定，收複南海諸島，在島上派兵駐守並建立各類軍事、民事設施，從法律和事實上恢複對南海諸島行使主權。

在二戰結束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美國通過外交詢問、申請測量、通報航行飛越計劃等方式，承認中國對南沙群島的主權。中國還曾在南沙群島有關島礁上接待過美國軍事人員。同期美國出版的地圖和書籍等，如1961年版《哥倫比亞利平科特世界地名辭典》、1963年版《威爾德麥克各國百科全書》、1971年版《世界各國區劃百科全書》，均確認中國對南海諸島的主權。

可以說，中國在南海的主權和相關權益，二戰結束後數十年沒有任何國家提出異議。因為南沙群島回歸中國，是戰後國際秩序和相關領土安排的一部分，受到《聯合國憲章》等國際法保護;否認中國對南沙群島的主權，就是對戰後國際秩序的否定，就是對國際法的公然違背。

對於南海諸島屬於中國這一點，菲律賓同樣心知肚明。菲律賓固有領土範圍是由1898年《美西巴黎和平協議》、1900年《美西關於菲律賓外圍島嶼割讓的條約》、1930年《關於劃定英屬北婆羅洲與美屬菲律賓之間的邊界條約》明確規定的。南沙群島和黃巖島根本不在上述條約規定的菲律賓版圖內。

但自上世紀60年代末南海地區發現豐富的油氣資源後，這片原本安寧的水域頻起波瀾。在巨大資源利益的誘惑下，菲律賓等國開始非法侵占和蠶食屬於中國的南沙島礁，成為南海問題產生的根源。更有甚者，菲律賓等國還以南沙群島位於自其本國海岸起200海里範圍內為由，企圖以海洋管轄權主張來否定中國對南沙群島的主權。

顯而易見，在南海問題上，中國絕不是加害者，而是受害者。如果真的遵從法律，應該譴責的是菲律賓等國公然違背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的行徑，應該禁止的是一切非法侵犯他國領土主權的行為。

作為南海最大沿岸國，中國從維護南海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大局出發，在南海問題產生後的幾十年里始終保持了極大克制，從未主動挑起爭議，也沒有采取任何使爭議複雜化、擴大化的行動。中國最先提出並始終堅持“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堅持通過談判協商和平解決爭議;按照2002年《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所確定的原則，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探討與南海聲索國之間建立信任的途徑;根據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的國際法原則，切實保障在南海的航行及飛越自由。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南海局勢總體保持穩定，有關爭議得到妥善管控，東南亞地區實現高速發展，這一地區成為世界上和平、穩定和繁榮之地。這自然得益於中國與東盟相關國家的共同努力，但不可否認的是，作為綜合國力較強的一方，中國的克制是南海得以保持和平穩定、繁榮發展的最重要原因。中國政府有權利也有能力收複失地，但是中國並沒有這樣做，目的就是為了南海的和平穩定，以及沿岸各國人民的共同福祉。

遺憾的是，樹欲靜而風不止。2012年4月10日，菲律賓蓄意挑起“黃巖島事件”。2013年1月，菲律賓阿基諾三世政府置昔日談判協商解決南海爭議的承諾於不顧，單方面提起有關南海爭議的仲裁案。

縱觀南海問題演進脈絡，2009年以前，雖然相關國家間存在摩擦，但矛盾卻總體保持可控。可是從2009年起，南海問題開始步步升級。

為何2009年成為中菲南海爭議重要分界線?為何菲律賓阿基諾三世政府會在南海問題上選擇一系列政治賭博?

(二)

審視菲律賓在南海問題上逐步走向“活躍”的整個過程，不得不說美國的“戰略轉變”提供了最有解釋力的視角。

2009年1月，奧巴馬政府就職，美國外交政策出現方向性調整，在“重返亞太”的戰略布局下，南海問題迅速成為美國維護地區霸權地位、對中國進行戰略牽制的重要抓手。

2010年7月，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在東盟地區論壇上宣布美國在南海地區“擁有國家利益”。觀察人士指出，此舉標誌著美國對南海問題開始走向事實上的“選邊站”和“引導式”路徑，克林頓本人更是在事後回憶稱，“這是精心選擇的措辭”。此次會議被美方視為“檢視美國在亞洲領導地位以及反擊中國擴張的臨界點”。

正如美國卡托研究所國防外交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卡本特所言，美國想要通過幹預中國與鄰國的南海爭議來達到制衡中國的目的，“最具挑釁的做法是奧巴馬政府支持菲律賓及其對南海爭議島礁的聲索”。

大量新聞報道顯示，菲律賓正式提起南海仲裁案之後，美國的“深度參與”幾乎無處不在。美國律師出任菲方法律顧問，全面幫助菲方向仲裁庭提交總計12冊、長達3000頁的答複書以回答有關菲方訴求和依據之問題，並一手代理了第一輪口頭辯論的文件起草和庭辯。此外，美國多次公開發聲，力挺菲律賓非法主張。2014年3月，美菲在華盛頓發表包括所謂以仲裁解決南海國際爭端等內容的聯合聲明;同年4月，奧巴馬在與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會談時再次對菲律賓訴諸國際仲裁表達了公開支持。

人們看到，美國借南海問題無端抹黑中國國際形象，無所不用其極。近年來，國務卿、國防部長、國會議員等各色美國高官在東盟地區論壇、東亞峰會、香格里拉對話會、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七國集團峰會等各種場合，熱炒南海問題，試圖把“規則破壞者”“現狀打破者”“軍事擴張者”的帽子強加於中國頭上。

人們看到，美國以所謂“航行自由”為借口，以種種手段炫耀武力，實質上推動了南海軍事化。美國航空母艦、戰略轟炸機多次闖入南海，美國導彈驅逐艦不斷抵近中國南海島礁，美國與盟國在南海的軍事演習更是接二連三。美國還敦促東盟國家在南海地區進行聯合海上巡邏，支持日本在南海地區進行海上巡邏。

人們看到，美國拉幫結派，迫切希望把南海問題引向多邊化、國際化，妄圖給中國施加所謂外交壓力。美國極力推動在各種地區及全球性多邊組織框架下討論南海問題，企圖使東盟在南海問題上統一口徑，鼓動日本、澳大利亞、印度、歐盟等與南海問題無關的域外國家和地區關註南海問題。

美國有識之士對於華盛頓在南海問題上制造對抗之舉深表憂慮。知名戰略學家布熱津斯基就曾發出警告，美國在南海必須非常小心，南海問題不應成為美中關系的中心問題。然而，在霸權本性驅使下，美國在南海問題上制造緊張局勢、破壞和平穩定的冒險之舉依然愈演愈烈。

(三)

事實清楚地表明，菲律賓南海仲裁案完全是一個由美國鼓動操縱、菲律賓挑頭、仲裁庭客觀上予以配合的針對中國的一個“局”。

這個“局”其實不難看穿，自仲裁鬧劇開始後，國際社會“不平則鳴”的正義之聲從未停歇。迄今，已有近70個國家和地區組織明確表示支持中方在仲裁案上的立場，其中既有東盟國家，也有域外國家，還有阿拉伯國家聯盟、上海合作組織等區域組織。即使在西方國家，也有很多國際法專家從專業角度發表嚴肅、公正的評論，表達對中方法理主張的認同，表明對該案的批評和質疑立場。

為什麽中國立場的支持者那麽多，越來越多?歸根結底，是因為中方不參與、不接受立場有著充分的法理依據，而菲律賓單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仲裁庭違法擴權、濫權，才是在真正破壞國際法。

首先，禁止反言是國際法治的一條基本原則，但菲律賓阿基諾三世政府卻置自身昔日承諾於不顧，單方面強行提起仲裁，侵犯了中國按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享有的自主選擇爭端解決方式的權利。正如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前主席、聯合國國際法院特別法官布朗利所言：“一般國際法上不存在解決爭端的義務，以正式法律程序尋求解決的程序取決於當事各方的同意。”爭端提交國際仲裁，通常都需經當事國達成合意，尊重當事方意願才是體現“各國主權平等的一種必然結果”。如今，仲裁庭擅自擴大管轄權限、漠視一國之主權，哪里還有“法的精神”?

其次，菲方不顧基本歷史常識，妄稱中國人歷史上在南海沒什麽活動和存在，從未擁有對南海諸島的主權。然而，中國漁民在南沙水域捕魚作業，已成為南沙群島主人的歷史事實，有多個版本的《更路簿》可以證明;19世紀以來的外國文獻，也明確記載了只有中國漁民在島上生產生活的歷史事實。法律的基點本就是“以事實為依據”，如今，昭昭青史仍在，鑿鑿證據如山，菲方卻敢如此顛倒黑白篡改事實，對南海島礁的有關論述缺失最起碼的可信度。這樣一個“並不構成爭端”的無理訴求，竟然被仲裁庭接受，哪里還有“法的權威”?

再有，仲裁庭不顧中方一貫堅持將南沙群島視為整體的立場，玩弄“切割”伎倆，歧視性地把中國駐守的南沙有關島礁從南海諸島的宏觀地理背景中剝離出來。對菲律賓等其他國家非法侵占的島礁，仲裁庭卻只字不提，還將有關領土主權問題包裝為所謂的島礁法律地位問題。如此偷梁換柱、翻雲覆雨，哪里還有“法的公信”?

南海仲裁案是否具有合法性和正當性?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前主席拉奧·佩馬拉朱的判斷一針見血：中菲南海爭端的實質是關於主權和海域劃界，而領土主權問題不屬於《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調整的範圍，劃界問題也可據中國政府聲明而排除強制仲裁程序，此案仲裁庭對主權和海域劃界問題都沒有管轄權。菲律賓訴求的實質是領土問題，因此不屬於《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調整的範圍。

然而，仲裁庭擅自擴大解釋其自身管轄權限。對於領土和海洋劃界問題，仲裁庭罔顧中菲早已選擇談判協商作為解決相關爭議唯一方式這一前提，罔顧中國早已於2006年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將海洋劃界爭議排除適用強制爭端解決程序這一事實，惡意解讀此前中菲對爭端解決方式的共同選擇，輕易否定國與國之間達成的一致意見，嚴重侵犯中國作為主權國家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締約國享有的自主權利。其實質，不過是為個別國家濫用仲裁程序制造國際輿論實現政治目的提供配合。

培根在《論司法》中寫道，“一次不公的判決比多次不平的舉動為禍猶烈。因為這些不平的舉動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決則把水源敗壞了”。菲律賓及仲裁庭濫用強制仲裁程序，讓《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失去嚴肅性，其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破壞性、對國際法治秩序的沖擊，不容低估。

事實上，很多西方專業法律人士都對強制仲裁程序被濫用表示擔憂和關切。如果今後別國都效仿菲律賓的惡劣先例，只要將領土和海洋劃界問題包裝成《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解釋和適用問題即可提交仲裁，不僅會讓30多個締約國所作排除性聲明成為一紙空文，也將傷害《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爭端解決機制的信譽，破壞《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建立的國際海洋秩序，對現行國際秩序構成重大威脅。

正如英國牛津大學國際公法副教授安東尼奧斯·察納科普洛斯、英國外交部前法律顧問克里斯·沃默斯利指出，如果仲裁庭允許菲律賓背棄其在《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中的承諾繼續推進強制仲裁，這種處理方式或造成“惡法”，會對國際關系的整體穩定造成潛在破壞。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中國為捍衛國際法做針鋒相對的鬥爭，不僅是在捍衛自己的領土主權，更是在切實捍衛國際海洋秩序、維護世界長治久安。

(四)

菲律賓南海仲裁案如此公然違背國際法，為何向來以“國際法官”自居的美國卻在裝糊塗?美國著名律師布魯斯·費恩直言，美國的南海政策體現了其“危險的帝國思維”。

這種為所欲為的“帝國思維”，就是霸權主義。美國比任何人都喜歡把國際法掛在嘴邊，但歷史和現實一再表明，美國對待國際法，總是對人不對己，且每每玩弄法律於股掌之上——如果國際法對美國有利，美國就高高祭起這面大旗;如果國際法可能約束美國的行為，美國就會把它踩在腳下置之不理，甚至將“非法”尊為“合法”，將“合法”抹黑為“非法”。

美國如果真的關心國際法治，為何《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推行幾十年了還不願加入?眾所周知，作為規範當代國際海洋關系最重要的法律文件，《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被譽為當今世界的“海洋憲章”，目前大部分國家都已加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國家之一，卻一直沒有加入該公約，是安理會“五常”中唯一沒有加入該公約的國家。根子就在美國霸權主義的國際法觀和傲慢自私的海洋特權思想。

美國口口聲聲以海洋法治的維護者自居，卻為一己之私拒不批準加入公約;口口聲聲要求別國接受第三方爭端解決方式，自己卻又拒不接受國際法院這一聯合國最主要司法機構就尼加拉瓜訴美國案所作出的判決和命令;口口聲聲要求其他國家遵守國際法，卻對自己和所謂盟友大開違法之門，長期以來對菲律賓非法侵占中國島礁的行為視而不見。

這種自相矛盾與雙重標準，集中體現了美國對待國際法“合則取，不合則棄”的虛偽本質，暴露了其根深蒂固的“帝國思維”。美國現實主義國際關系學者米爾斯海默談及南海問題時曾說，“中國的鄰國有動機在現階段就把問題解決掉，而不是等到中國強大了，到時候就來不及了”，一句話道出了對中國防範遏制的陰暗心理。

中國正在成長，但一個多世紀里屢遭外敵入侵、強權欺淩的屈辱經歷，是中國人民不可磨滅的記憶。在這樣的歷史記憶中強起來的中國，最懂得遭受欺淩和屈辱的滋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這樣的歷史記憶中走過來的中國人民，也決不會答應“屈辱的過去”哪怕在局部重演。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指出：“中國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也不怕事，任何外國不要指望我們會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們會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這道出了全體中國人民的心聲。

放眼南海，閃閃發光的航標燈，照亮的應該是和平的方向，驅散的應該是霸權主義的心魔，警醒的應該是被眼前蠅頭小利沖昏的頭腦。不合法的裁決不過是廢紙一張，它否定不了中國在南海的合法權益，改變不了中國人民維護國際法治尊嚴，與相關國家一道維護南海和平穩定的堅定意誌和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