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油價跌至五年新低影響,能源豐富的阿拉伯海灣國家股價大幅下跌。
該地區的七個交易所股價全線下跌,周日開盤後不久,投資者就陷入了恐慌性拋售。
迪拜的DFM指數跌6.2%,報3373 .51點。地產公司Emaar Properties下跌8.0%,建築業巨頭Arabtec下跌了7.2%。
上周四,該指數下跌了7.2%。
阿布紮比證券交易所盤中略有反彈,下跌3.6%,報4212 .07點。其中能源股下跌5.3%,房地產和銀行業板塊也有所下跌。
阿拉伯世界最大的沙特Tadawul All-Shares指數下跌3.3%,至8113 .22點,為12個月低點。迪拜的股票市場經歷了災難性的3個月。領跌的是石化行業,沙特基礎工業公司下跌5.6%。卡塔爾交易所指數下跌7.2%,至10959點,創下10個月新低。銀行業和工業股票領跌。
科威特股票交易所進一步擴大跌幅,下跌3.2%,至6254.62點,為22個月新低。
在國際能源署下調原油需求預期後,全球油價周五下跌至5年新低。
美國WTI下跌至每桶58.8美元,為2009年5月20日以來最低水平。周四,WTI原油已經跌破每桶60美元的重要心理關口。布倫特原油早盤下跌至每桶62.75美元,創下2009年7月來新低。原油市場自今年6月以來下跌50%。
海灣合作委員會的六個國家——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爾、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都嚴重依賴石油收入。石油收入占其總收入的9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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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援引歐洲央行匿名官員消息稱,歐洲央行正在考慮讓邊緣國家在QE中承擔更多成本和風險,以換取德國對歐版QE的支持。
該官員告訴路透,歐洲央行可能會要求希臘、葡萄牙等國家預留額外的資金或設置專門條款,以彌補歐洲央行購買債券可能出現的損失。
該舉措可能推動德國接受歐洲央行實施QE購買各國國債。
目前,德國央行是OMT計劃(歐版QE)最堅定的反對者。該計劃希望由歐洲央行直接在二級市場上購買各國的主權國債等資產,為市場提供流動性。但由於歐盟成立的基石《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禁止歐洲央行直接在一級市場上購買主權國債,歐洲央行“打擦邊球”的OMT計劃一直受到德國等國家的抵制。
華爾街見聞此前曾提到,周一晚間,魏德曼在法蘭克福表示,就算物價開始走低,他也會反對購債計劃。他還提到,即使不考慮購買主權債務是否違反歐盟協定,也有一連串的理由反對QE。
魏德曼稱未來幾個月通脹可能都會令人失望,但是他認為這一進程在最開始並不需要貨幣政策作出反應,第二輪TLTRO的效果還看不出來。
歐洲央行上周四(12月11日)宣布,在第二輪定向長期再融資操作(TLTRO)中通過四年期貸款向銀行提供了1298億歐元資金,低於此前的市場預期。
雖然和第一輪近830億歐元的結果相比有所改善,但是兩輪結果相加依然和徳拉吉預期的4000億歐元相距甚遠。這意味著歐洲央行可能會不得不推出更加強有力的放水措施——QE。
英國《金融時報》稱,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最快可能會在明年1月22日舉行的議息會議上提出大規模資產購買的選項。盡管這一舉措可能會獲得大多數委員的支持,但歐洲央行希望在這一備受爭議的問題上得到強有力的共識。過去歐洲央行也有過未達成一致同意但通過了某項決定的先例。但如果反對聲音過大,QE項目的規模可能會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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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路透社,沙特和阿聯酋石油部長本周末表示,國際石油價格暴跌,主要應歸咎於歐佩克以外的石油生產國。低油價將減少市場的高成本產能,幫助市場恢複平衡。
沙特石油部長Ali al-Naimi在本周末於阿布紮比舉行的一個能源會議上稱,沙特和其他歐佩克國家已經嘗試恢複原油市場的供求平衡。但非歐佩克國家不予配合, 這導致了原油價格的持續下跌。“現在就讓最有效率的生產者來生產吧。”
阿聯酋能源部長Suhail bin Mohammed al-Mazroui也在該會議上表示,“非歐佩克”國家不負責任的行為導致油價下跌。他還稱,“歐佩克產量並沒有大起大落”,讓歐佩克單獨(減產)來維護市場平衡是不公平的。
阿聯酋能源部長在11月接受英國《財經時報》采訪時表示,非歐佩克國家,尤其是美國的頁巖油等高成本地區,應該為平衡原油市場供需做出貢獻。他提到,低油價會減少高成本地區的過剩產能,維持歐佩克的份額。“市場會解決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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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路透社,沙特和阿聯酋石油部長本周末表示,國際石油價格暴跌,主要應歸咎於歐佩克以外的石油生產國,即便這些國家減產,歐佩克國家也不會減產。
沙特石油部長Ali al-Naimi稱,“如果他們(非歐佩克國家)想要減產,那麽歡迎,不過我們是不會減產的,尤其是沙特阿拉伯不會減產。”
Ali al-Naimi在本周末於阿布紮比舉行的一個能源會議上稱,沙特和其他歐佩克國家已經嘗試恢複原油市場的供求平衡。但非歐佩克國家不予配合, 這導致了原油價格的持續下跌。“現在就讓最有效率的生產者來生產吧。”
這是沙特石油部長在三天內第二次重申該國沒有改變產量的打算,他傾向於讓市場自己穩定下來。
“我覺得我們不需要減產,我們之前給過他們機會,但是他們不願意這麽做。”Ali al-Naimi提起11月OPEC維也納會議之前他接觸非歐佩克國家時的情形。維也納會議上OPEC決定維持3000萬桶/天的原油產量不變。
Ali al-Naimi表示他對油價的表現“百分之一百的不滿意”,OPEC國家將改善油價,只是不知道什麽時候才開始。
阿聯酋能源部長Suhail bin Mohammed al-Mazroui也在該會議上表示,“非歐佩克”國家不負責任的行為導致油價下跌。他還稱,“歐佩克產量並沒有大起大落”,讓歐佩克單獨(減產)來維護市場平衡是不公平的。
阿聯酋能源部長在11月接受英國《財經時報》采訪時表示,非歐佩克國家,尤其是美國的頁巖油等高成本地區,應該為平衡原油市場供需做出貢獻。他提到,低油價會減少高成本地區的過剩產能,維持歐佩克的份額。“市場會解決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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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援引歐洲央行匿名官員消息稱,歐洲央行正在考慮讓邊緣國家在QE中承擔更多成本和風險,以換取德國對歐版QE的支持。
該官員告訴路透,歐洲央行可能會要求希臘、葡萄牙等國家預留額外的資金或設置專門條款,以彌補歐洲央行購買債券可能出現的損失。
該舉措可能推動德國接受歐洲央行實施QE購買各國國債。
目前,德國央行是OMT計劃(歐版QE)最堅定的反對者。該計劃希望由歐洲央行直接在二級市場上購買各國的主權國債等資產,為市場提供流動性。但由於歐盟成立的基石《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禁止歐洲央行直接在一級市場上購買主權國債,歐洲央行“打擦邊球”的OMT計劃一直受到德國等國家的抵制。
華爾街見聞此前曾提到,周一晚間,魏德曼在法蘭克福表示,就算物價開始走低,他也會反對購債計劃。他還提到,即使不考慮購買主權債務是否違反歐盟協定,也有一連串的理由反對QE。
魏德曼稱未來幾個月通脹可能都會令人失望,但是他認為這一進程在最開始並不需要貨幣政策作出反應,第二輪TLTRO的效果還看不出來。
歐洲央行上周四(12月11日)宣布,在第二輪定向長期再融資操作(TLTRO)中通過四年期貸款向銀行提供了1298億歐元資金,低於此前的市場預期。
雖然和第一輪近830億歐元的結果相比有所改善,但是兩輪結果相加依然和徳拉吉預期的4000億歐元相距甚遠。這意味著歐洲央行可能會不得不推出更加強有力的放水措施——QE。
英國《金融時報》稱,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最快可能會在明年1月22日舉行的議息會議上提出大規模資產購買的選項。盡管這一舉措可能會獲得大多數委員的支持,但歐洲央行希望在這一備受爭議的問題上得到強有力的共識。過去歐洲央行也有過未達成一致同意但通過了某項決定的先例。但如果反對聲音過大,QE項目的規模可能會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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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股語者 於 2014-12-21 18:45 編輯 什麽樣的國家將贏得未來 作者:丁力 編者按:這是一篇4年之前的文章。當時歐債危機,全球風聲鶴唳,人人自危,作者這篇文章從一個很高視角探討了變革、主義、平等、民主等國家的定位,震耳發聵。現如今,4年過去了,全球除了美國一枝獨秀,其他國家和地區似乎再次徘徊在經濟衰退、通貨緊縮、爭相印鈔和貨幣貶值的泥潭邊緣。 哪些發生了變化?哪些沒有?我們是否在一次次重複過往的錯誤?什麽是我們值得思考的?我們有多少個4年可以揮霍? 所以格隆匯在4年後分享這篇,期待有所啟發: 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我們不能指望全球經濟在2012年顯著好轉,還要擔心可能爆發新的經濟危機。 目前這場危機已經持續3年多,情勢仍在蔓延中。危機中的國家都在探究病因,尋找出路。由於起因在制度,經濟危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治危機,因此解決方案的一大部分當在經濟之外。歐美民眾的“占領”抗議當然是這場危機的一個結果,而中東的抗爭其實也是經濟原因誘發的,肇始於一個小販的自焚。如今,民主化浪潮已經蔓延到了東亞,東盟的窮國緬甸正在嘗試開放政治領域,而金正日之後的朝鮮或許將不得不做出某些改變,讓百姓多得一點口糧。 政治制度必須符合經濟狀況,在這一點上,馬克思是對的。危機中的國家要改變他們的制度——雖然未必是基本制度。然而,在既得利益集團的極力阻擾下,變革通常會被拖延很久。我們要明白的一個常識是:變革只會被推遲,不會被扼殺;當被阻撓的變革到來時,必將釋放出更強大的爆發力。 幾年之後,當這場危機結束的時候,世界經濟版圖將開始出現大的變化,而國家間新的實力對比能夠改變地緣政治的格局,不過,這會是一個時間較長的過程。由於還存在很多變數,還有很多未知因素尚未發揮作用,現在不能預知未來的世界格局將是怎樣的,或哪個國家(國家集團)將成為贏家。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做出最恰當變革的國家將贏得未來。 歐美危機的形成 當前這場全球經濟危機起源於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那是一種個人債務危機。這些債務人受到地產公司和金融公司的誤導和欺騙,因為個人舉債過多,無力償還,造成房地產泡沫破裂。 次貸危機爆發之後,美國總統奧巴馬一直想對華爾街實施更多的監管。本月17日,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在3年的調查之後,指控房利美、房地美這兩家房地產公司的CEO等多名高管欺詐,對他們提起訴訟。 至於美國聯邦政府可能關張,則是受困於國會對政府預算案的制約,不是美國真正缺少資金。政府與國會爭論的焦點是如何分配預算。民主黨的奧巴馬總統在促成了範圍更廣的醫療保障體系之後,又想為1.2億美國工人每人減稅1500美元,而議會的共和黨人想借此推動他們的管道計劃。雙方最終達成妥協,各得其所。12月17日,參議院通過了一萬億美元的撥款議案,美國政府得以繼續開門。 美國的兩大政黨的選民基礎不同,民主黨更多照顧平民的利益,而共和黨更多維護企業的利益,兩黨之間的權力更叠實際上也是政策在左右之間的搖擺。不過,美國人一般篤信個人奮鬥,對政府一直疑慮重重,歐洲那種“從搖籃到墳墓”的政府包辦模式在美國沒有很多支持者。即使這樣,美國人也享有很好的福利,而且他們的福利還在增加中。 與美國的個人債務危機不同,歐元區的危機主要表現為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是政府欠債,而欠債的主要原因則是過高的福利支出。歐元區國家的發展很不平衡,債務危機多在相對落後的南歐。如果把歐元區看作是一個國家,那麽,這些國家的債務就是地方政府債務。當然,這些債務很少用來支付給政府和官員,不會激起民怨。歐元區最大的經濟體德國對通貨膨脹高度警惕,不願意多印鈔票來償債,稀釋大多數人的財富;也不願意用自己的辛勤勞動,讓南歐人有更多的閑暇曬太陽,這是危機一時沒有解決的主要原因。此外,德國受戰敗的影響,對發揮地區領導作用多有遲疑。但經過多年的深刻反省,德國已經改變了鄰國的態度,不僅與法國合作密切,現在連長期受害國波蘭也在期待德國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德國或將成為贏家,帶領歐元區其他國家走出危機。 比照美國和歐洲的危機成因,可以看出,無論政策是偏左或者偏右,縱容企業或平民,都潛伏著危機。一個國家的健康發展,需要在各種社會力量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兼顧各方利益,而危機拖延的主要原因則是各利益方的博弈。如果歐美政府能夠斷然犧牲某些特定人群,特別是弱勢群體,危機本來是容易解決的。問題是,這些政府根本沒有權力做出這個極不道德的、制造動蕩的選擇。 事實上,這場危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政府的危機,不是民眾的危機。正因為歐美政府的權力很有限,如果歐美政府能夠隨意強拆房屋、操縱股市、控制匯率、濫印鈔票,而民眾無權也無力反抗,甚至無法理解他們自己的貧困狀況,那麽,這場經濟危機就不會發生,但社會動蕩將不可避免。 東亞模式 在歐洲和美國之外,還有其他的經濟模式,比如東亞模式,以日本為先行者。在上個世紀,日本是東亞經濟的領頭雁,後發國家都或多或少模仿了日本的成功經驗。 這個模式就是由政府主導的市場化,政府、銀行、大企業之間建立起錯綜複雜的關系,投資由政府指導和配置,生產以出口為導向,而國內消費不振。日本是註重精英的社會,但同時也很平等,收入差距較小,而且未來的收入可以預期。這算是日本的特色之一。1980年代後期,日本經濟陷入不景氣,又沒有能力解決。此後,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東亞模式的其他國家又受到重挫,東南亞的小龍泰國、馬來西亞等國相繼倒下,至今沒有恢複原來的發展勢頭。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韓國政府極力扶植和指導的一些超大企業(如Chaebol)破產。韓國多位前總統因經濟問題受審,又有盧武鉉跳崖自殺,自證清白,這些也是官商一體的結果。但在危機之後,韓國有壯士斷腕的勇氣,做出了很大的改變,經濟又複興了。 在東亞模式中,中國走得最遠,而且現在好像是一枝獨秀,號稱“中國模式”。如果以發展的結果看,中國還算不上什麽成功。即使與1985年以前的日本、1998年以前的韓國相比,今天的中國在許多方面仍然瞠乎其後。例如,當時日本和韓國的品牌在國外更知名,國民更富裕,國民福利更完備。 當然,像其他所有國家一樣,中國也有自己的“特色”。但特色未必就是優點。在東亞模式中,中國的權力更集中,政府主導經濟的力度也更大,企業的創新能力更差,而它們造假投毒的動力卻不小。目前除了政治行當之外,中國的各行各業都在“山寨”——這個詞不僅指侵權仿制,還有水泊梁山的那種“山寨”——占山為王,攔路搶劫。為了中國的經濟增長,社會與環境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在過去數十年,在已經或將要出現經濟危機的時候,危機被轉移到社會,社會中下階層(農民、工人、中產階級、民營企業家)依次被犧牲,被當作經濟跨越壕溝的填充物。現在,我們可能面臨著社會和經濟的雙重危機,而社會危機已經沒有多少回旋余地了。 前些天,股市一跤跌回十年前。中國的股市是“政策市”,其實就是政府坐莊,股市莊家也如同阿Q的家鄉未莊設賭攤的莊家一樣,一遍又一遍地唱:“天門啦!角回啦!人和穿堂空在那里啦!阿Q的銅錢拿過來!阿Q的錢便在這樣的歌吟之下,漸漸的輸入別個汗流滿面的人物的腰間。”於是,散戶阿Q的銅錢就沒有了。有一次,阿Q贏了錢,但“他不知誰和誰為什麽打起架來了”。人群散去後,他“身上有幾處很似乎有些痛”,好像是挨了打,最關鍵的是,“他的一堆洋錢不見了”。 證監會主席郭樹清提議把養老基金的資產放入股市,央行前行長、現社保基金理事會會長戴相龍做出響應。這兩位金融專家肯定知道,股市是險地,投資股市是一著險棋。但莊家需要贏更多的錢。嚴重畸形的人口結構(年齡結構、性別結構)將阻礙中國的經濟增長,而在貧困中到來的老齡化將會雪上加霜。養老基金本來不多,分配嚴重不均,又被“管理”得千瘡百孔,如果再在股市失去一部分,今後的老人將如何生存? 與股市異曲同工的是通脹。嚴重的貨幣超發的打擊面更大,幾乎傷害到全體國民,偷走他們的錢,而且超發在好多年前就開始了,因輕易得手而一再重複。 社會危機積壓了數十年,本來應該隨時解決,卻被穩定下來。在可能到來的經濟危機中,中國仍然有充足的應對手段。但是,這次需要既得利益者做出讓步,絕不能再由中下層承擔損失了。中國有3.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政府部門僅在年底突擊花錢的數字就達3.5萬億人民幣之巨。這些錢的一部分可以用來幫助窮人,穩定社會,還需要補償過去缺失的正義。 經濟危機或將來臨。但是,在有改革決心的前提下,一場經濟危機對中國不完全是壞事,它將給改革提供契機和動力。據說,歷史的最大教訓是:人們從來沒有很好地汲取歷史教訓。於是“黃宗羲定律”成為定律,王朝一再興衰,制度卻沒有改進。統治者前赴後繼地掉進同一個坑里,樂此不疲。 平等可行嗎 社會主義的一個理想是平等。中國目前的一個迫切需求也是平等。 但是,平等在很多時候只能是一個理想。在寓言小說《動物農場》中,喬治·奧威爾描繪了一個理想國的破滅。這個理想國是由農場的動物們建立的,牛馬羊雞鴨鵝等家畜家禽在偉大領袖豬的英明領導下,推翻了人類的統治。但打下江山之後的豬很快墮落了,用恐怖手段建立起更為專制的統治。豬的新標語是用“有些動物更平等”來替代以前倡導革命時的口號。 在革命後的動物農場中,嚴重的不平等和非正義都是在平等的理想中產生的,否則邪惡不會這麽肆無忌憚。這不是“播下龍種,收獲跳蚤”,因為播下的本來是跳蚤種,人們卻期望收獲巨龍。高遠的社會理想從來不曾懷過龍種。 在中國的歷次農民暴動中,領袖多有以“均貧富”為號召者,這個經濟平等的訴求從來不曾達到。“勝者為王”的遊戲把“江山”作為獎品,繼續維持(即使沒有加大)原來的不平等。 正統的儒家不願意參與商業活動,也堅決反對官府“與民爭利”。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他們的主張近似經濟自由主義,但他們又非常同情底層人民。儒家有強烈的精英意識,他們“以天下為己任”,把自己的責任放在道德和政治領域內,把贏利的事情留給商人。 在《精英的興衰》中,帕累托說:“精英是指最強有力、最生氣勃勃和最精明能幹的人,而無論好人還是壞人。”這樣的精英是對社會有利的,即使其中有些壞人。在得到嚴格執行的好的法律體系中,生產商不敢往食品里添加毒物,這時的他們就是好人,且不論他們的本性如何。 在集權國家,因為缺少平等機會,“致富”不是合理競爭的結果,所以才會有“仇富”。對於比爾·蓋茨、斯蒂夫·喬布斯,“仇富”者卻贊賞有加,毫無微言,甚至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在他們那里的名聲也不壞。他們仇的只是機會的不平等、財富得來的不正當。 帕累托強調精英的流動性。流動性在有序競爭中產生。政治和經濟一樣,都需要競爭才可以保持活力。競爭推動社會的發展,壟斷只能導致僵化。如果沒有流動性,那將如張木生先生所說的:“黃鼠狼下耗子,一窩不如一窩。”狼下黃鼠狼,黃鼠狼下耗子,而耗子下出來的第四代只能是跳蚤,不可能是龍。 任何社會都必有精英。缺乏流動性和競爭將制造偽“精英”,而不是帕累托定義的那種。在17年前的克拉瑪依大火中,領導一聲“讓領導先走”,離火源最近、離大門最遠的官員們安全撤離,288名中小學生死亡。此後,在汶川地震中,學生大批死傷在學校;在今年的甘肅校車事故、江蘇校車事故中,學生死在10倍超載的校車里,甚至連死難者的數字都有異議,而領導坐著高檔轎車“先走”了。雖然官本位制度使得官員睥睨一切,唯有官員才被當作精英,但“脫離群眾”的官員無論如何都不是真精英。 中國古代文明昌盛的原因之一是科舉制,它保證了精英階層的流動性,也提供了一定的機會平等,雖然考試制度的一大弊端是制約創新。科舉已亡,在現代社會能夠提供機會平等的唯有民主制。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 回到前面的左與右的話題。左右之爭也是主義之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 類似的爭論在西方也存在。雖說是“西方那一套”,其實同屬西方的歐美大不相同,歐洲內部各國也很不一樣。大致說來,歐美對這兩個主義的不同傾向是它們的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這場全球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性質決定的。歐洲國家多一些社會主義,註重提供更多的國民福利,終於不堪重負,因此造成了主權債務危機。美國多一些資本主義,鼓勵創新和冒險,但金融業者的私利在“創新”中失去約束,由此,新的金融衍生品促成了個人債務危機。按照約瑟夫·熊彼特的說法,資本主義的最大動力在於創新。資本家在創新中承擔風險,享有由此帶來的收益。他認為,失去創新能力的資本主義終將被社會主義取代。 按照熊彼特的理論,只有在資本主義社會,蓋茨、喬布斯的稀世才華才有用武之地,他們為市場提供了新技術,而不只是經營商業。自19世紀以來,美國的商業天才就層出不窮。當今的中國更有雄心,不久前,幾位中級官員表示,他(她)們要培育、領導數十名、數千名喬布斯。喬布斯不屬於他(她)們領導。社會主義的優勢在於廣泛而平等的國民福利。但是,如果缺少創新帶動的經濟發展,慷慨大方的國民福利是不可持續的,而且還會遏止創新——優越的生活條件鼓勵懶漢,而創新是艱苦和高風險的。 兩個主義之爭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卡爾·馬克思曾經預言資本主義必將滅亡。但是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也承認資本主義的創造力、對人類文明的巨大貢獻。事實上,我們今天享用的物質條件幾乎都是資本主義的產物,思想財富也有一大部分是資本主義創造的,其中包括那兩個主義及其爭端。 社會主義思想起源於歐洲,在歐洲的勢力一直比在美國強大。歐洲長期受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在19世紀後期開始向工人提供社會福利。在1929年的危機之後,羅斯福總統實行“新政”,美國也出現了政府幹預經濟的變化。凱恩斯及其信徒的成功、蘇聯的一度成功,也在為這個趨勢推波助瀾,全球向左轉。在冷戰中前期,熊彼特、約翰·加爾布雷斯等學者都對馬克思表示敬意,而他們被中國貼上的標簽卻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在這個時期,倡導自由市場的奧地利學派受到排斥。在1980年代初,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推行自由經濟,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向蘇聯發起直接挑戰,在國內壓縮政府規模,減少對商業的監管。這時,奧地利學派才又逐漸受到重視,而中國也開始了改革開放。 二戰之後,歐洲的民選政府都是在中左和中右之間搖擺,極左和極右都沒有市場。前些年,在奧地利和法國,極右(其民族主義等立場更接近中國的左)曾略有擡頭,立刻遭到抗議和抵制。其實,對照中國的極左政治觀點,歐洲的極右卻相當溫和,一點也不“極端”。 在建立他們的理論模型的時候,經濟學家往往首先假設市場上有充分競爭。但事實並非如此。從來不曾有過完全的市場經濟,影響市場的最強大的力量是政治。在各個國家,政治對市場的幹預有多有少,政治對民眾的開放程度也有多有少,這樣就形成了不同的政治-經濟模式。因此,不存在完全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所有國家都處在這兩者之間的某一點上,既有資本主義,也有社會主義。國家政策的變化,不過是“姓社姓資”哪邊多一些,而且是可以全民爭論的。 鄧小平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貧窮無力支撐社會主義。但徹底的社會主義卻必然導致貧窮,而且還是“通向奴役之路”,這個判斷是哈耶克得出的,他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論證,還有20世紀集權國家的現實證明。如果權力集中,公有財產必然和權力一起成為少數人的私有物,成為控制大多數人的工具。但是,在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場的前提下,有限的社會主義會可以帶來更多的國民福利、更多的收入平等。在公開透明中的有限再分配不會太多遏止資本主義的創新。兩全其美的保證是民主制度。熊彼特認為,社會主義可以是民主的。 剝削制度不僅是資本家的特權,況且他們中的許多人發現了市場機遇,提供了資本、管理,並為此承擔風險,特別是在創新之中。因此,他們的利潤是合理的;在一定範圍內,他們的“剝削有理”。介入市場的官員則不同,他們的利潤以社會為代價,而他們創造的風險則由社會承擔。更有甚者,在財富分配的半途中攔路打劫,甚至連救災濟貧的善款也不放過。 更多的平等不可得。過多強制的經濟平等也是一種剝削——對勤勞者、傑出者的剝削,並導致嚴重低效率。這在20世紀後期的中國得到證明。在1980年代中後期,對於收入的流行評論是“造導彈的不如賣茶雞蛋的”。前者屬於“計劃經濟”,珍貴的導彈設計師的勞動得不到尊重;後者屬於“市場經濟”,即使從事卑微的工作也能有不錯的收入。但是到了1990年代中期之後,權力迅速擴張,貧富差距急劇加大,而且是缺乏合法性的差距,於是有人對文革式的“平等”的懷念多了起來,盡管那時也不過是如奧威爾筆下的“有些動物更平等”。 在中國對經濟控制最嚴密的時候,官員們也要“割資本主義的尾巴”,嚴厲打擊農民用雞蛋換食鹽等不法行為,反證了市場的頑強存在。而在鼓勵競爭的資本主義的美國,窮人也享有福利,他們中的一些人還在要求政府給予更多的照料,註重爭取中下層選民的民主黨在和他們呼應著,如“占領華爾街”的那些人。 所以,主義不太重要,最重要的是民主 |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隨著俄羅斯經濟停滯、盧布暴跌,前蘇聯國家都感受到了一絲寒意。
上周,盧布最高跌幅達到36%,僅僅幾天內,俄羅斯經濟危機的警報蔓延到白俄羅斯、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英國《金融時報》引述莫斯科Renaissance Capital的經濟學家Oleg Kouzmin稱,盧布暴跌給前蘇聯地區其他國家的貨幣都帶來了壓力。當俄羅斯表現不佳的時候,就會拖累整個地區的經濟。
目前前蘇聯國家仍與俄羅斯有著緊密的經濟聯系,但與俄羅斯不同,這些國家缺乏豐富的自然資源,外匯儲備也很有限。在面對危機時,通常更容易受到沖擊。
最“受傷”的要數白俄羅斯。華爾街見聞最近曾提到,上周五白俄羅斯政府已經開始采取管制措施,其宣布購入外匯需要繳納30%的稅金,出口商還要將一半的外匯收入轉成本國貨幣。
該國總理在周日晚間公開表示,“我們沒有那麽多美元可以滿足外匯需求。”
除了外匯管制,白俄羅斯還封鎖了新聞網站以及提價或者以美元標價的網上商店。
今年來,白俄羅斯盧布的貨幣價值幾近腰斬。
除了白俄羅斯,包括哈薩克斯坦在內的國家公開表示,盧布貶值是由俄羅斯因素驅動的,因此盧布與哈薩克堅戈的關聯度不應該像以前那麽強。
但硬幣都有兩面。《金融時報》提到,盡管一國貨幣保持穩定能讓市場保有信心,但這也減少了本國公司相較於他國的競爭力。
以哈薩克堅戈為例,近年來堅戈相對盧布已經升值了31%,這種相對升值的局面刺激不少哈薩克人越過國境來到俄羅斯搶購各種日用商品。
俄羅斯與前蘇聯國家的聯系還體現在,俄羅斯企業是這些國家最大的投資者之一,俄羅斯銀行也為他們提供大量貸款。
此外,還有不少前蘇聯國家嚴重依賴勞務輸出,例如塔吉克斯坦,世界銀行預計今年在俄羅斯工作的塔吉克斯坦人向國內匯回的收入占到了該國GDP的39%,吉爾吉斯斯坦則是31%,亞美尼亞為24%。
“匯款購買力的下滑可能導致這些國家消費需求和經濟活動的下降。”塔吉克斯坦央行在周一的聲明中要求民眾保持“冷靜和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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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央行前行長Jean-Claude Trichet稱,現在發達國家有一個“機會窗口”去達成協議,避免貨幣競爭性貶值。
Trichet在巴黎接受彭博社采訪時表示:
現在似乎每個人都在說,如果把所有事情考慮在內,本國貨幣貶值將是好事兒,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希望它升值。也許我們現在有一個機會窗口,在穩定主要可兌換貨幣(匯率)上走的更遠一點。
Trichet 的講話時逢年末,今年以來日元和歐元的下跌顯示一場新的貨幣戰爭正在醞釀之中,因為決策者們似乎在以貨幣貶值的方式刺激通脹複蘇。與此同時,美元的上漲正在打壓新興市場,因為它們借入了過多的美元,或采用了固定匯率以避免通脹飆升。
Trichet 還稱:
自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以來,我還沒見過這樣的局面。所有人都前所未有地關註本國貨幣對外的價值,日本人、英國人、美國人和歐洲人也是如此。
彭博社稱,現在主要取決於美國對於美元上漲的態度。美國財政部長Jacob J. Lew 10月29日在約翰內斯堡時表示,美元走強是經濟強勁的征兆,不會構成風險。對於美元上漲帶來的挑戰,美聯儲官員看法比較分化。
華爾街見聞網站周二晚介紹過,美國三季度GDP終值增長5.0%,為十一年來最快增速。美元指數迅速走高,並突破90關口,創八年半來最高:
歐元跌破1.22關口,刷新28個月低位。英鎊刷新16個月低點。
而美元/日元半個月前已刷新七年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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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加坡海峽時報報道,印尼國家搜救中心負責人表示,搭載著162人的亞航航班很可能沈入海底。
印尼國家搜救機構負責人Bambang Soelistyo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根據我們收到的坐標以及墜落地點位於海上的評估,目前的假設是飛機已經沈入海底。這是我們初步的判斷,根據我們搜索的結果,這種判斷可能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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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華爾街見聞文章提到,今年中印股市平均上漲40%,俄羅斯和巴西股市平均下跌4.2%,“金磚國家”一詞誕生以來,四國的差距從未這麽大。事實上,近兩年中國經濟放緩已經驗證,中國是“金磚國家”高增長神話的主要動力,沒有中國大力推動,這個新興“潛力股”就玩不轉。
2001年,時任高盛經濟學家奧尼爾(Jim O'Neill)首次將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並稱為“金磚國家”(BRIC)。此後十年,“金磚國家”高增長的表現也的確讓投資者和企業獲利不菲。但去年中國GDP同比增長7.7%,為14年來最低水平,今年可能只有7.5%左右,將再創新低,明年官方增長目標還可能調降至7%左右。
全球大宗商品主要消費國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投資增長也進入瓶頸期,原材料、重型機械設備和能源的需求相應回落。今年全球大宗商品除咖啡外幾乎全線價格下跌。巴西和俄羅斯這類依賴出口大宗商品的國家深受影響。
巴西經濟增長從2011年起就開始持續下跌,年均增長率不足2%。華爾街見聞此前文章提到,巴西股市聖保羅指數本月進入熊市,跌至五年來低谷。而俄羅斯在今年西方施加嚴厲經濟制裁後融資受限、資本外逃、貨幣貶值,今年11月GDP增長同比下降0.5%,五年來首次經濟增長萎縮,面臨經濟衰退的危機。
《華爾街日報》報道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持續下行最明顯的影響體現在能源領域。由於需求增長速度不及預期,已開發的項目無法終止供應,以沙特為首的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又決定不減產,國際油價連續承壓,今年下半年跌幅將近50%。委內瑞拉、俄羅斯、伊朗這類石油出口國還將繼續蒙受損失。
其他大宗商品同樣因需求減少、供過於求而跌價。澳大利亞、加拿大這類側重發展能源產業的發達國家都未能幸免。本月華爾街見聞文章提到,從年初到12月初,今年鐵礦石價格大跌將近50%,主要礦石出口國澳大利亞的出口貿易收入明顯下滑。彭博調查經濟學家的預測中值顯示,截至明年6月的12個月里,澳大利亞的財政預算赤字將擴大到370億澳元,遠超今年5月政府預計的298億澳元赤字。
除了能源生產國,過去得益於中國大搞基建和過度投資的國際企業也面臨挑戰。今年年中華爾街見聞文章提及,因中國房地產市場降溫,今年3月-5月,全球工程機械巨頭卡特彼勒亞太地區的經銷商銷售同比暴跌30%。《華爾街日報》報道則是指出,截至去年底,卡特彼勒亞洲區的員工已由2007年的7499人增至2.567萬人。這類公司要改變以中國為驅動力的增長模式談何容易。
眼下誰都無法確定中國要多久能完成經濟轉型,也不能肯定“金磚國家”這個主題有多久會壽終正寢,唯一有把握的是,以後會有一盤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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