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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深圳醫院微創活檢技術，讓80%乳腺癌疑似患者免於手術

深圳女性發病第一的惡性腫瘤是什麽？乳腺癌。

香港大學深圳醫院(下稱“港大深圳醫院”)2017年1月11日舉行新聞發布會稱，該院乳腺中心引入多學科協作會議(MDT)， 為在該中心治療的每一位乳腺癌患者“量身定制”乳腺癌治療方案，同時引入內地最先進的Hologic ® X-線立體定位真空負壓輔助微創活檢儀(SVAB)和中國內地首臺Trident ® 標本攝片系統，采用微創活檢技術，讓80%的乳腺癌疑似患者免於手術。

“量身定制”乳腺癌治療方案

據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通報：2015年全市共報告新發惡性腫瘤病例20399例。其中，乳腺癌1722例。

2013年10月，年逾四十的柳霞(化名)在港大深圳醫院被確診為乳腺癌。

在發布會現場，柳霞說，剛剛得知這一消息，非常震驚，一開始拒絕接受手術，心里總想著“逃跑”。確診後的第一周，乳腺中心的醫生經常給我打電話，勸說盡早治療。

早在2013年5月起，港大深圳醫院乳腺中心主管、香港瑪麗醫院乳腺外科主管鄺靄慧就在港大深圳醫院乳腺中心引入多學科協作會議，在港大深圳醫院乳腺中心推動量身定制的符合國際標準的乳腺癌治療。什麽是多學科協作會議?港大深圳醫院乳腺中心副顧問醫生鄭愛秋介紹，在我們醫院，新診斷的每一位乳腺癌患者，乳腺中心都會收集來自不同專科醫生的觀點，定期召開多學科協作治療會議，保證為每一位乳腺癌病人提供符合國際標準和個體化的治療方案。

從2013年5月起，港大深圳醫院乳腺中心開始每周舉行一次乳腺癌多學科會議, 至今已召開了超過110場會議。

2013年11月，通過多學科協作會議討論，柳霞接受了腫瘤切除和乳房重建手術，術後又接受了化療和放療。如今3年過去了，她身體情況穩定，只需在家口服藥物，每半年到醫院複查一次即可。從2015年4月起，她還成為了港大深圳醫院的一名義工。

微創活檢技術讓80%疑似患者免於手術

“乳腺癌的早診斷、早發現非常重要。”鄺靄慧說。

目前乳腺癌的早期診斷主要依靠鉬靶普查，問題在於，一旦通過鉬靶檢查發現乳腺癌疑似病例，較為傳統的做法是對患者進行全身麻醉下的疑似鈣化病變部位手術切除，然後再對切除組織進行活檢。這意味著，患者“挨一刀”不可避免。

“但是微創活檢設備在中國香港和歐美發達國家已是標準治療，病人不需要開刀，只需在門診通過微創的針刺活檢就可以診斷病變部位是良性還是惡性。如果是良性，病人完全不用接受外科手術。” 鄺靄慧表示。

2016年3月，港大深圳醫院在中國內地引進最先進的X線立體定位真空負壓輔助微創活檢儀，借助這一設備，醫生在門診就可以確定病變部位是良性還是惡性，並能發現早期乳腺癌。

進行微創活檢時，病人只需俯臥在經過特殊設計的俯臥式活檢床上，醫生通過做一系列的鉬靶攝片確定病變的位置，然後用活檢針精確定位目標病變，並取得組織樣本進行組織學診斷。組織樣本收集後立即放在特殊的X線系統Trident ®下進行檢驗，它能讓醫生當場確定活檢取材是否準確和足夠。

香港大學乳腺外科助理教授許長峯初步分析，微創活檢儀引入至今的9個月里，港大深圳醫院乳腺中心已經實施了超過110例的X線立體定位真空負壓輔助微創活檢術，超過80%的病例都是良性,這些病人都避免了不必要的外科手術。

現實版“飛越瘋人院”背後：資本扒開公立醫院城墻

農歷雞年的大年初三，貴陽。除了一名103歲的老年癡呆並肺部感染患者,當地一家醫院精神科的64名病人全部“消失”！涉事醫院連忙向轄區派出所報警。

直到農歷初八（2月4日），貴航貴陽醫院發出一紙“求助”聲明講述事件經過，引發輿論的軒然大波。

這份“關於我院精神科主任私自帶患者集體離院的聲明”表示，該院精神科主任楊紹雷在未告知病人家屬及監護人、未辦理離/出院手續……的情況下，帶領著該院的64名精神病人集體“出逃”至另一家改制後的營利性醫院。一同“消失”而實為“跳槽”的還有該科室的4名醫師以及7名護士。

“懇請各級衛生行政主管部門、行業協會、社會各界、媒體等關註事件……為不同體制醫院良性競爭、衛生事業健康發展營造良好的法制環境。”在這份聲明的最後，該公立醫院如此說道。

醫院改制、醫護人員跳槽、精神專科、上市公司介入——在國家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國有公立醫院改制的浪潮下，這份兩頁紙的聲明幾乎匯集了所有吸引眼球的新聞關鍵詞。

2月4日晚，貴州省衛計委和貴陽市衛計委決定組成聯合調查組，立即展開對此事的核實調查。

對於這場糾紛，一直在呼籲立法改變“被精神病”的公益律師黃雪濤認為，只要患者願意，去哪里就診是患者自己的選擇，重要的是“我們要給精神患者選擇的權利而不被別人來定性‘能力’”。

而業內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春節期間的這場 “飛越瘋人院”鬧劇在社會資本參與公立醫院改制的今天實際並不罕見，不過規模之大還是第一次。

“飛越瘋人院”實為集體轉院

未告知家屬及監護人、未辦理離院及出院手續、未申請調離及辭職的情況下，私自將患者帶離並集體轉至另一家當地醫院，這是貴航貴陽醫院對科室主任楊紹雷定下的“三宗罪”，也是此次最讓圍觀群眾興奮的“飛越瘋人院”看點。

對於這一表述，事件的另一方——貴陽市第六人民醫院(下稱“貴陽六醫”)並不認同。

貴陽六醫相關負責人回應稱，首先，約60名患者家屬已簽署“轉院申明書”後才到貴陽六醫。而該精神科主任也已向原單位遞交過辭職申請，並在去年就以專家顧問身份到貴陽六醫參與指導，只是目前尚未和院方簽署勞動合同。

此前有報道顯示，在這份轉院申明書上有患者身份證號以及監護人的簽字，時間為2017年1月30日。

2月5日，貴陽市衛計委官網公布了事件的最新進展，目前，64名患者中有4名已返回貴航貴陽醫院，其余60名患者在貴陽六醫接受治療。所有患者情況穩定。

同時省衛計委召集貴陽市衛生計生委、貴航貴陽醫院、貴陽市第六人民醫院相關負責人，召開專題會議研究應對處置工作，采取處置措施，首先堅持以病人為中心，全力做好病人的醫療救治和安全保障工作。其次是省第二人民醫院（省精神衛生中心）組成專家組，分別進駐貴航貴陽醫院和貴陽市第六人民醫院，對兩家醫院收治的病人治療護理和安全保障工作提供指導和幫助。同時尊重病人及家屬知情權和選擇權，再次征求患者監護人意見，自願選擇就醫醫院。保障正常的醫療秩序和患者利益。

無論此前雙方的說法如何，這則貴陽市衛計委的公告透露了一則重要信息：在事情已經公開的情況下，仍有60名患者及其家屬選擇留在轉院後的貴陽六醫，家屬不知情被迫轉院的說法很難站得住腳。

“患者在精神狀態可以自行判斷的狀態下，只要他們出於自願，是可以轉院的，不存在‘帶領逃跑’一事，前提是保證患者的權益不受損失。患者轉院也有他們自己的理由，此外，還跟當地的醫保有關。”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的一位精神科專家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拋開精神疾病的影響，在正常的就醫環節中，患者選擇就醫的因素主要為兩個方面：一是醫院的醫療水平，其中醫生占了主要因素;二則是醫療服務的環境。

事實上，醫生待遇、就醫環境的改善被普遍認為是此次事件發生的直接原因。

在央視2月4日晚間前往貴航貴陽醫院精神科拍攝的新聞畫面中，醫院的專家欄上還有精神科主任楊紹雷的照片，但該院的走廊內散布著垃圾，病房內空空蕩蕩。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貴陽六醫不僅環境更為整潔，當晚值班的醫生、護士也顯得更為熱情。他們介紹，該院精神科於2016年12月下旬設立，主要的醫護人員，包括科室負責人楊紹雷，都來自於貴航貴陽醫院。

值班醫生表示，貴陽六醫的工資待遇比原單位要高，而且醫療和住院環境也有大幅改善，如男女患者分層居住、設有獨立廚房等等。這就是醫護人員“跳槽”、患者更換醫院的主要原因。

上市公司或是幕後推手

但醫生帶著60多名病人“集體出逃”，根本原因並非工作待遇、就醫環境改變這麽簡單。在這起“飛越瘋人院”事件背後，一起上市公司參與公立醫院改制的暗線浮出水面。

2015年12月30日，上市公司朗瑪信息(300288.SZ)曾公布一紙重組草案：原本為貴陽市衛計委下屬二級甲等綜合醫院的貴陽六醫將實行公立醫院改制，由貴陽市醫院管理(集團)有限公司(下稱“醫管集團”)下設六醫公司承繼貴陽六醫的原有業務、資產和人員，並引入社會資本，由朗瑪信息以現金方式增資入股。

方案顯示，朗瑪信息以1.4億元現金出資六醫公司，並獲得 66%股權，醫管集團持有34%股權，六醫公司成為朗瑪信息的控股子公司。由此，這家公立醫院也將改制為社會資本控股的民營醫院。

根據公告，貴陽六醫在最近一個會計年度所產生的營收占上市公司同期營收的比例達 50%以上，正因如此，本次交易構成中國證監會規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

對於朗瑪信息而言，貴陽六醫的營收好壞於上市公司主體的盈利情況至關重要。

“上市公司介入醫院改制以後，原本的公立醫院就有了營利訴求，而營利最直接的訴求就是病人的流量。”參與過多次公立醫院改制的奧克斯集團資本管理部總監周峰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周峰透露，在目前從公立醫院中挖醫生、挖病人往往不太容易，尤其是具有半公益性半市場化屬性的精神科，醫生人才更是難求，這才是導致這次事件發生的根源——貴陽六醫想挖貴航貴陽醫院的“墻腳”，不願接受骨幹醫生辭職的貴航貴陽醫院為了不失去核心資源，只能發聲明“求助”。

朗瑪信息在去年12月1日發布的公告也印證了周峰的說法：2016年12月1日，朗瑪信息發布非公開發行股票預案，擬募資不超過6.5億元，用於貴陽六醫的升級擴建，編制床位數由已有的300張提升至800張，同時還將購置國內外先進的醫療儀器設備，達到三級醫院標準。這家上市公司想要大幹一場的宏圖躍然紙上。

2015年，朗瑪信息牽手貴州省衛計委共建醫療健康雲。圖片來源：貴州國家高新區網站

“貴州幾乎所有的醫院都被當地的兩家上市公司益佰制藥(600594.SH)和貴州百靈(002424.SZ)挖了個遍，現在又來了一個朗瑪信息，可見當地的醫院改制已經非常市場化了。”周峰說。

以貴州百靈為例，自2013年斥巨資1億元購得糖尿病苗藥秘方“糖寧通絡膠囊”後，為了推廣該款重磅糖尿病苗藥秘方，貴州百靈便在當年10月斥資2648萬元收購並增資貴州天源醫院，持有其100%股權，並更名為貴州百靈中醫糖尿病(貴州)醫院，借此布局“醫院制劑+專科醫院”的擴張模式。而益佰制藥亦在貴州境內和全國多地並購布局不斷。

基礎醫療何去何從?

目前中國的醫藥上市公司介入醫院方式主要為新建、並購以及托管。在過去的一年時間里，上市公司在專科領域的動作較多，且多家已進入連鎖化階段，包括愛爾眼科(300015.SZ)、通策醫療(600763.SH)、馬應龍(600993.SH)都是典型標的;而綜合性公立醫院近幾年在政策的推動下，開始搶手，三星醫療(601567.SH)、萬達信息(300168.SZ)、益佰制藥、複星醫藥(600196.SH)都是其中的布局激進者。

“從市場經濟的角度來說，盡管這件事情比較極端，但不算壞事，而且可以看出當地政府也是支持朗瑪信息在公立醫院改制過程中介入的。”周峰分析稱，“精神病醫院可能整個貴陽市也沒幾個，可見精神科主任在當地一定是稀缺資源，基本吸引了所有的客流量。一個主任跳槽對於當地的醫院來說打擊一定是致命的，沒有了核心資源的精神科，還需要再開下去嗎?”

一邊是激進的資本，另一邊是基層公立醫院陷入的不斷被挖墻腳的“窘境”。醫生多點執業的放開，以及社會資本進入民營醫療體系後頻繁對公立醫院“挖墻腳”，而失去了核心競爭力的基礎醫療服務在市場經濟的競爭下該怎麽走?

“隨著我國醫改不斷深入，公立醫院發展的外部環境發生了變化，這些變化包括醫師多點執業工作的開展、醫生集團建立、自由執業醫師工作室的創建、民營醫院及外資醫院的興起，以及醫聯體、分級醫療的出現。外部環境的變化造成公立醫院的人才流失，醫療人員的流動性問題一定是公立醫院的一大挑戰。”複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院長樊嘉此前就曾在公開場合表示，在他看來，未來醫療體系內各機構的競爭中，人才一定是關鍵因素。

“優勢學科的科室內會湧現出大量專家和骨幹，在大樹存在的同時也需保障小草的生長。醫院既要發展培育中青年專家，也要留住高資歷專家學者，通過建立亞專科，設立亞專科主任，以吸納優質人才，打造專科特色。”針對這一現狀如何破解，樊嘉如此表示。

貴航貴陽醫院：出走醫護人員屬擅自離崗

貴航貴陽醫院精神科主任楊紹雷攜64位患者、11名醫護人員“集體出逃”一事，有了最新進展。2月6日中午，貴航貴陽醫院院辦副主任廉艷回應媒體稱，此事件中出走的醫護人員均未正常提交離職報告，屬於擅自離崗。

大年初三（1月30日）早晨，七八輛車將貴航貴陽醫院的精神科病患集體載至貴陽市第六人民醫院（以下簡稱市六醫）。

“院方之前毫不知情。”廉艷說。聽到“搬家”的動靜後，當天的行政總值班趙院長跑出來，問楊紹雷要把病人帶去哪，但楊不說話。直到院方報警，楊才在派出所承認要把64名患者帶到市六醫。

按照此前楊紹雷的說法，患者和監護人提前一天便已通知到位。

75歲的患者家屬張勇（化名）予以否認。大年初三（1月30日）下午約3點，他接到貴航貴陽醫院精神科蘇醫生的電話：“精神科要搬家，你們願意過去，我們就派車來。”

張勇有點懵：“搬哪兒去？”

對方回答：市六醫。

“家屬之前怎麽一點都不知道呢？”張勇回憶，電話那頭的蘇醫生並未回應疑問。除夕那天（1月27日），張勇還去了趟精神科病房，將老伴接回家過年。當時沒有任何醫護人員向他透露過風聲。

此前，楊紹雷稱監護人基本都簽署了知情同意書，自願轉院。

“知情同意書並非轉院當天或之前簽署的，我就是在2月2日左右補簽的。”張勇對於具體日期有些模糊，但可以肯定的是，當時人已經被接到了市六醫。

去年10月，院方已得知楊紹雷等人準備集體跳槽，醫院院長、黨委書記等都曾找楊紹雷談話，但其對跳槽矢口否認。

1月24日，貴航貴陽醫院召開年度表彰大會給優秀科室頒獎，楊紹雷所在的精神科是其中之一。廉艷回憶，楊紹雷親自上臺領獎前，院長又問他是不是要離職，“他大聲跟院長說，離職的事是謠言，周圍很多人都聽見了。”

廉艷稱，按照正常的離職手續，醫生必須提前一個月通知院方，首先將辭職報告交給人力資源部。

而11名“集體出逃”的醫護人員中，只有楊紹雷提交了辭職報告，“他的辭職報告是大年初二那天，從門縫里塞給護士長的。”

九州通聯手誠嘉集團發力醫院終端 探索“醫療+養老”模式

九州通(600998.SH)涉足醫院投資再下一城。近日，湖北高通基金、九州通醫療投資公司與武漢誠嘉醫療集團三方簽訂醫療大健康全方位戰略合作協議。據悉，這是九州通首次與民營醫療機構達成戰略合作意向。

九州通醫藥集團投資總監、湖北高通基金副總經理殷濤對第一財經記者透露，九州通一直在探索“醫療+養老”模式，幾年前就開始涉足醫院投資，通過將近一年的調研、溝通和多次考察，才選定誠嘉醫療為優質標的。

誠嘉醫療董事長陳誌松直言，經過20多年發展，民營醫療行業逐漸向大健康產業發展，這一過程中，民營醫院也從遍地開花到優勝劣汰，格局逐年分化。“尤其在經歷了魏則西事件後，民營醫院迎來了發展與洗牌的轉折點。”

陳誌松說，一部分優質並有公信力的民營醫療受到各路資本的青睞，而規模小、缺乏核心競爭力的民營醫院，也逐漸在競爭中被淘汰出局。

據了解，三方合作的第一筆投資將投向誠嘉醫療旗下的真愛婦產醫療集團，投資金額約1億元。下一步，三方還將聯手布局口腔專科連鎖、養老康複、中醫養生與腫瘤等醫養機構。

殷濤指出，醫院投資作為重資產投資，投資周期相對較長，優質標的亦較為稀缺。九州通接下來還將繼續尋找合適的民營醫療機構進行投資，“我們看重民營醫療機構的規範化管理，要求標的的經營模式清晰，有一定盈利能力，並具備快速複制的可操作性，而一些與大專家有深度合作的民營醫療機構將更受青睞”。

廣西今年將全面取消城市公立醫院藥品加成

記者近日從廣西壯族自治區衛計委獲悉，2017年廣西將實現城市公立醫院綜合改革全覆蓋，全面取消藥品加成，實施藥品零差率銷售政策，破除以藥補醫機制。

據了解，目前廣西已有柳州、玉林、桂林、防城港、百色和河池6個城市63家城市公立醫院開展綜合改革試點。其中，柳州市首推53種不鼓勵優先使用靜脈輸液的病種，試行醫院處方外延，推進醫藥分離。

參照桂林等試點城市的經驗，這次改革中各醫院的醫療價格調整後將有升有降，其中降價項目主要是大型醫用設備檢查治療和檢驗，提價項目主要是體現醫務人員勞務技術價值的門診急診診察類、護理類和手術類等。

實施藥品零差率銷售政策以後，城市公立醫院的補償將由原來的服務收費、藥品加成收入、政府補助三個渠道，改為服務收費和政府補助兩個渠道。

此外，為了不增加患者的醫療負擔，調整後的服務項目將按規定納入基本醫保支付範圍，價格提高的部分按基本醫療保險政策規定予以支付(自費項目除外)，城鎮職工醫療保險患者門診診查費及住院自費部分可以從個人賬戶支付，總體上以不增加參保、參合人員個人醫藥費用負擔為原則。

與此同時，廣西衛生部門將繼續嚴格控制醫療費用不合理增長，2017年廣西公立醫院醫療費用平均增長幅度控制在10%以下。

特朗普力挺的新醫改，遭5000家醫院反對

共和黨版醫改方案剛出來不久即遭到多方反對，被媒體稱為“坎坷的24小時”。很快，與醫療保險密切相關的美國醫院協會(AHA)也對這份新法案提出質疑。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在致美國國會的信中，AHA表直言對共和黨提出的這份用以取代奧巴馬醫療法案的《美國醫療保障法案》（American Health Care Act）表示重大關切。

信中提到，在缺乏國會預算辦公室相關分析的情況下，AHA對這份法案的評估是，可能導致美國能夠負擔醫療保險的人數或者受益於聯邦醫療補助（Medicaid）的人數大為減少，因此拒絕支持該法案。此外，AHA還呼籲國會考慮降低窮人醫療保險費用。

AHA成立於1898年，總部設在芝加哥，是美國最大的一個醫院行業性組織。總會之下,該組織在各州、市也設有醫院協會。美國絕大多數醫院都是該協會會員。目前，AHA共覆蓋5000家美國醫院。

美國總統特朗普力推的新醫改方案有三個核心要點：

總而言之，這份新的醫改方案計劃覆蓋面比奧巴馬平價醫療法案小。但是，具體小多少，以及成本多少，白宮將在一周之後才公布。

盡管新版醫改法案遭到各方面攻擊，但特朗普依舊力挺，他還承諾將說服那些持反對意見的議員。

特朗普還沒正式就職總統之前，共和黨已經在國會把“第一槍”瞄準了特朗普從競選階段開始便頻繁攻擊的奧巴馬醫改方案。

目前，雖然共和黨執掌國會兩院，但並不意味著這份新醫改方案就一定能在國會獲得足夠支持而通過。因為，不少保守派議員認為，該方案只不過是奧巴馬平價醫療放案的簡化版，這些人的數量足以對任何醫保方案在國會通關構成威脅。數量上看，在所有民主黨議員都投反對票的情況下，眾議院最多只能承受21個共和黨議員投反對票，參議院則只能承受2張共和黨參議員的反對票。

2014年1月，奧巴馬花大力氣推動的《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生效，這份法案的核心在於把全民納入醫保。作為一項普惠制的措施，該法案已經覆蓋了2200萬美國人口。但也因為此，很多人質疑法案把少部分(約占美國總人口約15%的未參保人群)的利益建立在大部分人之上，法案落地的過程中遭到無數來自共和黨甚至民主黨的非難。

全國政協委員吳明： 分級診療關鍵要激發醫院控制成本的動力

能否構建起科學合理的分級診療體系已經成為關系新醫改成敗的一件大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承諾，2017年，分級診療試點和家庭簽約服務擴大到85%以上地市。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衛生政策與管理系教授、國務院醫改領導小組專家委員會委員吳明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建議，盡快通過建機制激發公立醫院控制成本的動力，將公立醫院的運行模式從“規模和收入最大化”轉為“成本最小化”。

吳明表示，今年初發布的《“十三五”衛生與健康規劃》表明，經過這麽多年探索，醫改面臨的問題和改革路徑已經非常清楚，關鍵是要落實，而落實醫改政策的關鍵就是“三醫聯動”和“上下聯動”，需要各部門相互配合打出“組合拳”。

第一財經：分級診療一直是醫改政策中的一大重點，這些年來政府也出臺很多政策來構建分級診療體系，但大部分患者依然選擇去大醫院就診，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是什麽？

吳明：劉延東副總理在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總結講話中指出，分級診療可以起到“一子落下，滿盤皆活”的作用，事關醫改成敗。現在分級診療面臨的突出問題首先是基層醫生沒有看病的積極性。

過去基層醫療機構實行“收支兩條線”政策有平均主義的傾向，雖然也有績效考核，但考核效果不明顯。基層醫生缺乏看病的積極性，甚至推諉病人。政府出錢培訓基層醫生，大醫院醫生也去基層指導，但醫學需要實踐，光念書是念不出好醫生的。因此，實現分級診療首先要建機制來調動基層醫生看病的積極性，同步地提高基層醫生的服務能力，實現分級診療中基層“願意接”、且“接得住”。

第一財經：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全面啟動多種形式的醫療聯合體建設試點，建立促進優質醫療資源上下貫通的考核和激勵機制。我們也了解到，很多三甲醫院對建立醫聯體也有很大的熱情，醫聯體在構建分級診療體系中能發揮什麽作用？

吳明：醫聯體必須建立在深化公立醫院改革的前提下才能真正發揮作用。現在公立醫院的運行模仍然依靠做大規模來做大收入，很多三甲醫院還在和基層醫療機構競爭病人，如果醫院的這種運行模式不改，上下協作機制就建立不起來，醫聯體的作用難以發揮，甚至變為大醫院去社區占地盤。

防止這種情況出現的關鍵是通過建機制來促使醫院控制成本。比如安徽的縣域醫聯體是新農合資金按人頭付費，結余縣、鄉、村三級醫療機構按比例分配，各級醫療機構必須聯手控制成本才能夠形成結余。

該政策一出改變了既往縣醫院與基層競爭患者的情況，縣醫院主動培訓基層醫生，甚至有的縣醫院還給鄉鎮衛生院買設備，通過提高鄉、村醫生的服務能力使患者留在基層，以達到控制成本、降低醫療費用的目的，同時通過收入分配讓基層有多提供服務的積極性。這樣建立起的醫聯體才能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發展共同體，變無序競爭為有序協同。

第一財經：公立醫院的運行模式應該如何改革？在《“十三五”衛生健康規劃》中也提出，完善不同級別醫療機構的醫保差異化支付和價格政策，分級付費能否起到引導患者就診的作用？

吳明：當前迫切要做的是要通過建立一套機制把公立醫院的運行模式從“規模和收入最大化”轉變為“成本最小化”，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通過成本控制獲利，而非依靠“做大蛋糕”獲利。

僅靠不同級別醫療機構醫保報銷差別化引導患者到基層醫療就診所起到的作用有限，因為看病不像買東西，患者不會僅圖便宜就去基層看病。醫保在分級診療中起到的主要作用是通過醫保支付方式改革激發醫院控制成本的動力。

通過支付方式改革，醫院有動力壓低藥品耗材采購價格、減少過度提供服務，醫院為了降低成本也有動力下轉病人。對於普通病可以采用不同級別醫療機構同病同支付標準，甚至基層支付標準更高，讓大醫院治療普通病感到不劃算，激勵大醫院診治疑難重癥病人。因此，支付方式改革有助於解決藥品耗材價格虛高問題，並成為推動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分級診療的重要措施。

第一財經：您認為現在醫保支付方式改革上的難點什麽？

吳明：按照政策要求，應采用以病種付費為主的混合型醫保支付方式，同步實施臨床路徑。現在的難點之一是政府相關部門在病種付費上沒有完全達成共識，一些地區認為推進“病種付費+臨床路徑”的改革難度大，一直推進不力。難點之二是DRGs（疾病診斷相關分類）可以使病種付費改革一步到位，但卻是病種付費中難度最大的，因為在技術上要求較高，如要求統一疾病編碼、規範病案首頁、按照成本分組等，很多地區一時做不到。

如果不能一步到位，可采用先易後難、先簡單後複雜的方法。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推廣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經驗若幹意見》中給出了相關地區的做法。如河南宜陽縣、息縣采取ABC路徑的方法，涵蓋了該病種臨床中的各種狀態，醫生能夠根據實際情況情況進行診療，解決了臨床路徑的“硬性”規定與醫療服務彈性之間矛盾導致出徑率高的問題，有利於保證醫療質量和醫學技術發展，也有利於規範醫生行為、控制成本。在此基礎上可以逐步細化病種分組，最終實現DRGs。

黃潔夫：今年將增加20家器官移植醫院 五年內增加到300家

2016年，中國完成器官移植1.3萬例，已成為器官移植世界第二大國，而在案登記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3.1萬人。如何挽救終末期的器官?作為原衛生部副部長、全國政協委員黃潔夫一直在傾心推動者生命的延續工作——器官移植。為此，近日《第一財經》專訪了黃潔夫。

《第一財經》：中國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人數與器官移植手術的數量差距為何如此大？

黃潔夫：全國年均約30萬臟器衰竭患者的器官移植需求。理論上，按照醫學指證，器官移植可以挽救生命，減少病痛，但是在官方器官移植網站上登記排隊的人只有3.1萬人。差距之所以這麽大，第一個原因就是老百姓沒有這個錢，經濟實力不夠，其次是很多老百姓不知道還有器官移植，不知道心臟、肺、肝和腎都可以移植。第三個原因就是我們器官移植的服務能力不夠。能做心臟、肺移植的醫院和醫生都很少。致使我們去年浪費了很多的器官。

我們浪費了很多器官。去年一年收到了4080位逝世公民捐獻器官，我們做了1.3萬例器官移植手術，其中，心臟368例， 肺204例，肝3000多例，腎9000多例。這幾個器官都存在浪費。為什麽會說到浪費呢，因為一個人的肺有五葉，肺移植患者要根據自己的情況，可能只移植一片肺葉。就是心肺聯合移植，我們也能做4080例，可是我們現在做肺移植只有204例，其他都浪費掉了。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的服務能力跟不上。肺移植去年做了204例，其中150多例由一位醫生完成，真正技術好的醫生很少，而培養一個醫生需要很多年，一個醫生不能連續做10例15例以上，是很難成為成熟的器官移植醫生的。而中國的器官移植真正開始是從2015年，應該給它5年的時間。

我們的器官移植醫生缺口很大。美國有3億人，可以做器官移植的醫院有近300家，我們有13億人，才有169家醫院。美國去年做了2000例肺移植手術，我們才204例，只有十分之一。如果沒有經濟原因，而我們又有充足的服務能力，去年有4080例器官捐贈，一年做1000例肺移植手術是完全可以的。

今年要增加20家具有器官移植資質的醫院，在未來五年內要增加到300家。過去中國有600多家器官移植醫院，被砍到169家。目前正在審查第一批，有10家醫院。條件就是必須做過成功的腎移植手術、有學科帶頭人，醫院必須做過器官捐獻10例以上，同時做捐獻時，它又依靠有資質的醫院做了肝腎的移植，一年成活率100%，不能有死亡，另外還有一個對心肺移植要求多一些，醫生必須在國外有訓練，醫院曾經做過公民器官捐獻3例以上。目前已經考察了10家，資料正在審核中。

《第一財經》中國器官移植如何走向法制化軌道？

黃潔夫：2007年《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下稱《條例》）的出臺，標誌中中國的器官移植進入法制化軌道，今年已經是第十年。這十年的改革，依據條例，依法推進改革，在這個法律指引下，器官移植條例取得了歷史性的進步，實現了器官捐獻和移植的巨大進步。從此在2015年和2016年器官捐獻達到了歷史性突破，我們已經在倫理上無可爭議的成為了世界上器官移植的第二大國。我們的器官捐獻的數量排在世界第二位，僅次於美國。1萬多臺器官移植成功率大大提高，肝臟移植一年成活率超過95%，過去是達不到的。

目前器官移植事業已經得到國內外的贊譽，因為它已經超越了器官移植服務，它涉及到法制、人權事業，對於精神文明建設都取得了進步。

隨著我國移植事業的發展，特別是公民器官捐獻事業的蓬勃發展，2007年的《條例》已經不適宜移植事業發展的需要，一些條款急需補充完善，以利於依法推進移植事業發展。根據我國移植事業當前發展的階段和實際情況，建議對《條例》進行適當修訂，補充有關捐獻的一些內容。如中國紅十字總會在器官捐獻工作中的作用，國家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的職責與功能，包括中國人體器官分配共享計算機系統(COTRS)、器官獲取組織(OPO)、器官捐獻協調員等職能，讓器官捐獻工作有法可依並為今後進一步完善和制定我國的器官移植法奠定基礎。

《第一財經》一直有專家呼籲為“腦死亡”立法，您怎麽看？

黃潔夫：腦死亡立法和器官捐獻，不是一回事，不能接軌。腦死亡是在1968年哈佛大學提出的。腦死亡不可能納入器官捐獻移植條例中去。腦死亡是對死亡的描述，如果寫到條例里面就是說腦死亡就是為了器官捐獻，其實不是這樣。

我們中國一個最大貢獻，就是建立了三類器官捐獻的標準：腦死亡、心腦雙死亡、心死亡。現在70%的捐獻都是腦死亡，近30%為心腦死亡。按傳統觀念，心死亡才算死亡，這樣也是可以的，只是進行器官的血液灌註，這也是可以做的，等心跳停止後再做捐獻。而腦死亡和心腦死亡的質量是一樣的。

當時器官移植條例出來的時候，有人說器官移植的冬天到了，我說春天到了。腦死亡立法，可能再過20年也不會立法，怎麽可能對腦死亡立法呢?很多人都不知道腦死亡是怎麽回事?真正懂腦死亡標準的人很少，現在很多把植物人啊、腦死亡混在一起。所以，不存在這個問題，也沒有必要性。去年器官捐獻4080例，這跟腦死亡和立法無關。

我們跟西方有差距是受體和供體之間，要永遠保密。但在我們中國，我們要讓受體家屬與供體家屬，有一個溝通，這是生命已另一種方式延續。我們要有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我們一定要對自己的理論和道路有自信。

《第一財經》目前中國器官捐獻情況如何？

黃潔夫：去年我國公民身後捐獻4080例，完成了1.3萬例器官移植手術。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二器官移植的大國，我們的器官捐獻數量也在世界排名第二位，僅次於美國。手術成功率比以前大大提高，其中肝移植的一年成活率超過了95%。

2010年初，我國政府啟動器官捐獻誌願登記，但是幾年來登記誌願者並不多。去年底，支付寶開通“器官捐獻登記”，到現在有超過10萬人參與了誌願登記。我也是誌願者之一，很早之前在紅會做器官捐獻登記的時候我就是了。支付寶上線之後，我還想第一個報名，結果大家速度都太快了，我沒搶到第一。

最開始做器官捐獻登記體系是在紅十字會，但是發展很慢，因為登記要填的表格很複雜，足足有3頁。2014年，施予受器官捐獻誌願者登記網站和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器官捐獻誌願登記平臺先後上線，但還是有登記手續複雜等因素，到去年支付寶上線前，兩個平臺也才有8萬多份誌願登記。所以借助了互聯網平臺，簡化登記流程，縮短登記時間。

其實，做器官捐贈誌願者跟實際器官捐贈是兩碼事，成為誌願者就是個“yes”還是“no”的問題，再把身份證信息留下來，就好了。

我們做誌願登記是為了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而不是讓大家都變成捐獻者。這是一種愛心的表達，不意味著有任何捐獻義務需要履行，更不用誌願者自己去聯系醫院。我們其實希望，器官捐獻誌願者都不要成為器官捐獻者。

真正的器官捐獻還是在ICU里面完成的，是需要家人同意的。每年我們在ICU死亡的人數在600萬左右，只要有千分之一的人進行捐贈，就能夠滿足目前對器官移植的需求。現在通過誌願宣傳，把器官移植事業變成群眾都能享受到的公共衛生服務，這樣我們在ICU遇到可以進行捐贈的情況時，可以正大光明地去跟家屬談，家屬也能接受。

截至2017年3月6日，全國共219365人通過書面和網絡途徑，成為逝後器官捐獻誌願者。

醫美騙貸狂歡：大巴車拉農婦去套現，中介醫院勾結擼出15個億

一本財經 2017-03-15 14:10

本文系一本財經（ID：yibencaijing）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 零和 。

2016年，消費金融變得炙手可熱，而醫美分期，是其中最為火熱的分支。

繁華背後，卻是千瘡百孔。從去年5月份開始，行業深陷“騙貸”漩渦，多位從業者透露，行業中至少有15個億，被這些騙貸群體分食，其瘋狂程度，觸目驚心。

這場鬧劇中，每個角色都如此鮮明：為融資急速做大的平臺；為利益而瘋狂勾結的中介、醫院和內鬼；為蠅頭小利就失去底線的套現用戶。

他們組成了這一首《騙貸狂歡曲》。

行業少有的幾個冷靜者，散發著最後的理性：永遠不要高估了人性，永遠不要低估了欲望…

1  行業崛起

醫美分期平臺“易美健”負責人宋明歌，在2016年6月份，發現了一些異常。

“來貸款的用戶有些奇怪，五六個女性同時申請，都來自同一個村，而要做的項目，申請的金額，也出奇一致，”他們似乎對易美健的規則，“摸得門清”。

這些異常，讓宋明歌高度警覺。

但他完全確認騙貸群體的存在，是在兩個月後。

一些用戶出現逾期，催收部門都上門了，用戶還一臉懵逼：“這些錢是需要還的嗎？”

此時，在北京、上海、山東菏澤、淄博、濟南等多個城市，整個行業的逾期開始集中爆發。

所有人沒料到的是，再過兩個月，行業將陷入全國性的騙貸黑洞之中，至今難以轉圜。

而兩年前，行業的鼎盛繁華，卻是另外一番景象。

2009年到2015年間，中國醫療美容一直保持15%的年複合增長速度，超過2.4萬家醫療美容機構成立。

業內預測，到2018年，醫美市場規模將超過8500億。

這個千億級別市場，成為消費金融掘金之地。

“乘風而上的醫美行業，遇上消費分期，會迸發什麽力量？”在一個消費金融的峰會上，一位醫美分期CEO在臺上激情澎湃，“醫美分期，無疑是時代的創新，是場景+分期的最佳結合！”

行業在前呼後擁的激情中，迅速崛起。

一年時間，出現了麽麽貸、星計劃、快分期、即分期、馬上消費、51人品、美分期、易日升、壹分期、易美健、小牛分期、愛美貸、麥芽分期等30多家知名平臺。

去年年中，百度金融也宣布入場，布局醫美分期。

“場景越獨立、風險越容易識別”，某投資人在重金投資了一家醫美分期後稱，醫美行業的套現，幾乎無可能。

“3C產品可以直接拿去販賣，而打進身體的美容針，你總不能抽出來再去賣吧？”該投資人稱。

此後，行業融資消息不斷——大家對行業，保持爆棚般的信心。

很快，他們將見識，在利益面前，群眾迸發出的傑出智慧和瘋狂姿態。

2  騙貸狂歡

80後小夥楊泉，一直從事貸款行業。

他是各大“網貸口子”群教父級別人物，足跡遍布全國，線上口子和線下貸款，都玩得爐火純青。

2016年3月份，很多中介都盯上一家網貸口子。

“我們在線上研究很久，卻找不到漏洞，他們突然開始做線下醫美分期”，楊泉發現，沒有網上借款經歷的“白戶”，可以輕易貸出錢來。

“我們在群里歡呼，真的是歡呼”，線上久攻不破的平臺，終於在線下被他們抓住了漏洞。

楊泉和龐大貸款中介大軍，就從此時，正式轉戰醫美貸款市場。

據宋明歌估算，目前分期平臺已和上萬家機構達成合作。

操作方式是，前往醫院的用戶，可以選擇分期付款。金融平臺直接將錢，打到醫院賬戶，用戶再分期還款給金融平臺。

而額度，一般從幾千到10萬不等，客單價極高。

去年6月開始，分期平臺開始瘋狂搶客，行業陷入“薄利多銷”的價格戰。

很多平臺打出了“美麗不等待”的口號，推出“三零”產品，“0首付、0利息、0費用”。

“這一下就讓行業變得很難盈利，”宋明歌稱，大家為了沖量，開始急速狂奔。

在醫院的貸款處，常常是放著一排各家平臺的二維碼，用戶只需掃描二維碼填寫資料，申請借款。

而一切的失控，就是從行業瘋狂沖量開始。

為了急速沖量，很多分期平臺的風控形同兒戲。

楊泉研究了30多家平臺的風控規則，大部分很簡單。比如一家平臺只要是沒有信貸記錄的“白戶”，芝麻信用分高出600分，再提供近兩個月的通話記錄，就能下款。

“最開始的時候，一些平臺的下款率高達80%，”楊泉發現，這個生意太好賺，只要拉來人，就坐地收錢。

“我們對部分平臺的規則比較熟，會根據風控規則來包裝用戶資料，”楊泉稱，“現在我們最喜歡申請的平臺，有即分期、易日升、快分期、麥芽分期等”。

中國哪里的“白戶”最多?

答案是農村。

楊泉雇了一輛大巴車，去河北石家莊、邯鄲、保定等偏遠農村“拉人”。

每天清晨，他開著車在村里轉，大喇叭循環喊：“上車給一萬啊，免費北京旅遊啊”。

剛開始，農村大媽們，將信將疑。

楊泉說：“就算最後我耍賴，不給錢，包吃包住，帶大家免費北京旅遊一次，也不虧啊。”

有大膽的，就爬上了車。

那時，他的“行業信譽”還沒建立起來，竄幾個村子，才能撿滿一車人。

一車車的農村大媽，被拉到一些小診所，排著長隊申請貸款。

大媽只需要填寫簡單的資料，就可申請貸款

“先讓她們簽字，醫院領著她們進手術室，拿著沒裝針頭的針比劃一下，或者躺在手術臺上假裝手術，拍個照片，就可以走了，”楊泉稱，整個過程中，醫護人員全體出動，參與其中，偽造做過手術的證據。

醫院幫助大媽們偽造手術文件

走完這個過場後，楊泉第二天去醫院“結款”，和醫院“三七分”，楊泉拿70%。

“我們這行，聲譽很重要，所以我都會給農村大媽們結賬，每個人可拿10-20%，”楊泉服務到位，分完錢，再送大媽們回家。

很快，楊泉的名聲在外。

農村大媽都知道這個帥帥的小夥靠譜，口口相傳，一個村子的人都準備出動了。

楊泉的大巴車駛進村口，一按喇叭，大夥搶著上車——一排兩個人的座位，都擠三四個人。

楊泉的勢力範圍，迅速擴大。河南、內蒙古、東三省、江蘇等地的農村，皆是他的地盤。

如今，楊泉早就不再親自出馬了——他手下的中介，已發展到上千人，每月坐地收錢百萬。

而像楊泉這樣的大中介，全國起碼有幾百人，他們是騙貸的領軍人物，決定了騙貸手法和走向。對上，對接醫院，談好分成；對下，豢養手下幾百人小中介。

他們大多文化水平不高，極具小聰明，出手大膽狠辣。

這個群體，地盤意識很深，“別人的場子，不能輕易碰”，楊泉說，南方市場，他忌憚很深。

他說，北方的騙貸，大多是因為窮。而南方，純靠騙。

那里的水，更深。

3  夜場江湖

程曙澤是一個在上海周圍活動的小中介。

他加入這行時候，是個小白，毫無經驗。

他為了獲客，用的是最傻的辦法，通過搜微信“附近的人”，瘋狂加人，並在朋友圈刷廣告，吸引客戶。

後來他找到一些“竅門”。

“我會冒充美容院的人，騙一些小姑娘，說要搞一個免費整形活動，還給她們返現”，程曙澤說。

到了現場，小姑娘們看到需要申請借款，就會遲疑。

程曙澤就騙她們：“這不會上征信，還不還都沒關系。”

他靠這個辦法，每個月能掙四五萬。

他覺得已玩得“爐火純青”，但他見識了“隊長”們的手法之後，就覺得自己太小兒科了。

在南方，大的中介，叫“隊長”，他們和各大夜場的雞頭們，十分相熟。

通常是，隊長叫上雞頭，用一個大巴車將夜場所有小姐拉上，集體去醫院整形。

“一般小姐們的身份證，都被雞頭扣下，她們必須聽話，很多資料，甚至都不是小姐自己填的，雞頭幫她們填”，程曙澤稱，雞頭對這件事極為熱心，小姐變漂亮，“200元一晚就會變成1000元”。

程曙澤也不止一次看到，隊長拉著幾車的小姐去集體整容。

當然，大部分人並不準備還錢。

“她們已經低至塵埃了，所謂的信用，對她們來說，毫無用處，”程曙澤稱。

“一天能貸款幾百萬，轉手到隊長手里，就是上百萬”，程曙澤稱，通常情況下，這些錢雞頭和隊長分，小姐無法提成。

一天的收入就上百萬，他們已到達如此瘋狂的地步。

從去年9月開始，這場醫美的騙貸狂歡，已從北上廣深這些一線城市，往二三線城市蔓延。

成都、菏澤、淄博、合肥、蕪湖、杭州、西安、長沙、天津等多個城市，都成為重災區。

“春節期間，消停了一些，年後又再次瘋狂來襲，”宋明歌說。

這場騙貸狂歡中，到底擼出來多少錢？

“現在整個醫美市場放出的貸款，大概是60個億，其中15多億，被騙貸者們攫取，”宋明歌稱。

而楊泉覺得，15個億只是保守估計。

全國專做醫美的中介，有數千人，光在上海，一個月騙貸者就能擼出來幾千萬。

一個大中介在朋友圈曬自己的“戰果”

如今，騙貸群體變得“像老鼠一樣油滑”。

很多中介已不再接不做手術、純套現的單子。

“如果不做手術，分期平臺報警，我們就很被動，”程曙澤說。

而楊泉已開始了產業化運營——他將自己的模式，發展成“傳銷”，多級代理。

任何一個曾經來做手術的用戶，又反過來變成他的下線，再去“人拉人”。

楊泉多次召開“傳銷大會”，把所有下線聚過來，大家分享經驗，“現場大家都瘋了一樣，講自己一夜暴富的故事”。

楊泉躲在了幕後，成為金字塔上的頂尖的神秘人物，冷冷地看著幾近癲狂的人群。

這是個危險的信號，意味著中介群體將爆炸式增長，“幾個月，人數就能翻番”。

他們如水蛭一般，狂吸這條產業的血液。各個平臺的漏洞，被他們撕裂成欲望的洞口。

4  幫兇同夥

醫院，在這場騙貸狂歡中，充當一個怎樣的角色？

“他們絕對是幫兇”，楊泉稱，這條暴利產業鏈中，醫院是必不可少的一環。

他曾踏遍多個城市，和幾百家醫院打過交道，他發現，只要給足利益，沒有合作是談不成的。

一般充當幫兇的醫院，分成兩種。

一種是大型機構和集團。

他們正在上市或“被收購”的臨門一腳，急於沖業績。

他們依賴中介，急速獲客，寧願返點70%。“而他們，或多或少都知道中介帶過來的，大多是騙貸者，不會還錢，但他們選擇視而不見，”楊泉稱。

這些醫院，用戶到了之後，需要做些手術。楊泉拿到返點之後，再分20%左右給客戶。

而第二種，大多是一些中小型診所，是楊泉最喜歡的合作夥伴。

宋明歌稱，整形美容機構越來越多，競爭慘烈，百度的競價排名下的醫療廣告，越發“天價”，他們只能開始打“價格戰”，靠用戶口碑傳播。

“醫美行業即將進入良性循環”，宋明歌稱，各家分期平臺的集中爆發和野蠻沖量後，原本的價值鏈條，被打破。

很多死亡邊緣的機構，突然間“僥幸生還”。

“用戶和錢，都送上門來，感覺一切就是天上掉餡餅”，楊泉稱，他最喜歡這些被欲望和貪戀控制的人，只要雙方利益分配得當，他們趨之若鶩。

醫院真的對套現和騙貸，視而不見甚至參與其中嗎？

一本財經以中介的身份，走訪了北京多家醫院，大部分都表示：“不管客戶怎麽來的，還不還錢，提供50%的返點沒問題”。

“一個5萬的手術，我們收3萬，剩下的2萬返給你們，”一本財經假裝自己就是來套現後，北京聖愛醫院的相關負責人依然如此答複。

可見，這早已是行業公開的秘密。

而另一個幫兇，則來自分期平臺的“內鬼”。

楊泉現在的主要任務，除了搞搞醫院關系，就是陪平臺的市場或風控負責人“吃吃喝喝”。

“很多市場負責人為了急速上量，就來找我們合作，”他們居然是來求楊泉，帶人來“擼”自己的平臺。

楊泉很夠意思，事成之後，還會返點給他們。

一位市場負責人，在完成了沖量任務之後，獲利幾十萬，並順利跳到一家更大的公司，成為市場負責人。

很多從業者提到，一家分期平臺的風控負責人，甚至出來開班授課，教中介們怎麽擼平臺，“大家像瘋了一樣，掏錢報名參加”。

實際上，在暴利面前，整個行業都瘋了。

這一出鬧劇，所有的形象，荒誕而滑稽，在狂躁的時代背景音樂中，一張張瘋狂逐利的面孔，醜陋猙獰……

5  誰來買單

在這條產業鏈中，醫院和中介，分食這15個億紅利，賺得盆滿缽滿；而分期平臺和用戶，卻是兩敗俱傷。

誰來為這15個億買單？

無疑是分期平臺和用戶。

一部分用戶，是主動來套現。後期，他們大多選擇消失，逃避催收。

但大部分用戶，是被騙過來的。比如，農村大媽們，她們很難意識到，所謂的“信用”，對她們有何用。

“很多人被催收時，才知道這些錢是需要還的，甚至要上征信記錄，一旦逾期，將影響終身信譽，再也無法貸款，”宋明歌稱。

他見過一些用戶，發現自己被騙後，完全失控。

去年年底，一個用戶被催收逼債，她只能通過去其他平臺，借錢還款——最終利滾利，將她拖進債務深淵。

她沖到醫院去鬧，醫院說，用戶欠平臺的錢，和他們毫無關系。

她試圖從醫院的窗口跳樓自殺，最後被醫護人員攔住。

“我並沒有罪惡感，這一切，不應該怪分期平臺自己嗎？他們的漏洞太多，讓大家有洞可鉆”，楊泉甚至開玩笑，說自己是“互聯網時代的深度參與者”。

“互聯網金融，金融才是核心，風控才是王道，”宋明歌稱，醫美行業盲目湧入太多“心浮氣躁”的互聯網從業者，他們對金融，缺乏基本的敬畏之心，導致行業滑向深淵。

很多平臺，是為了急速沖量，做大市場規模，迎接“下一次融資”。

“這套互聯網流量的玩法，真的不適合金融，”宋明歌稱，行業中很多平臺的通過率，高達80%——這無疑是對風險的藐視和褻玩。

“一些我們平臺審核不通過的單子，一些風控松的平臺直接過，”宋明歌稱，有一些客戶，甚至故意將其他平臺放款的截圖發給他，“寒磣我們”。

宋明歌把這些平臺，稱為“專業打臉的，打得我們臉，pia pia的”。

但市場是一個逆向選擇的過程：如果一個平臺更好騙，騙貸者自然就會湧向這里。

他們又能撐多久？

截至目前，行業十分之三的平臺，黯然消失，再無音訊。一些消費金融平臺，也悄然關閉旗下醫美分期業務。

2016年3月讓楊泉進入這個行業的平臺，只運行了2個月，就默默關閉；某大型消費金融公司，也安靜地關閉了北京區的醫美分期業務……

宋明歌一直在思考，這個行業真的就要如此潰爛下去嗎？

“很多醫美騙貸難以立案，是因為很難取證，除非用戶願意配合，”宋明歌稱，某些醫院，已開始被經偵盯上。

一旦證據確鑿，就可以“殺雞儆猴”。

而這個過程中，用戶是否配合，變得極為關鍵。

易美健正在搭建“醫美分期法律援助平臺”，試圖團結用戶，共同將騙貸產業鏈的一串人揪出來，將利益返還。

而另一方面，監管也需要緊跟其上。

兩周前，上海市社會醫療機構協會表示，嚴禁業內與無資質金融機構合作，開展醫美消費貸款業務。

在上海，一些不正規的玩家，被強制出局。

業內一片叫好。

監管和司法輔助而上，肅清攪亂市場的玩家；各個平臺提高風控，進入良性競爭，這個行業才有可能，慢慢爬出黑洞般的騙貸深淵……

“我們高估了人性，低估了人的欲望，”如今，很多從業者感慨。

但是，不要試圖用商業去考驗人性——壞的規則，才會誘發“人性之惡”，應該用機制去遏制“惡”的溢出。

在環環相扣的瘋狂產業鏈中，一些平臺急速沖量，風控缺失，打開了“惡”溢出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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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科醫生缺口20萬 私立醫院從體制內“搶人”

不足十萬的兒科醫生，撐起了全國一年2億人次的門診量。將這個數據再向下分解，是平均每個兒科醫生一年2000次的問診，在大城市的三甲醫院，這個數字要更高。

人才供應不足、醫生短缺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兒科醫生的工作負荷。教育部1998年在《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的調整中，將兒科專業作為調整專業，1999年起停止招生。數據顯示，目前我國每千人兒科醫生比率為0.43，美國是1.46。照此比例，我國兒科醫生缺口至少20萬。

不過在老一輩的兒科醫生眼中，眼下的中國兒科，除了要背負醫學人才斷層的尷尬，還要面臨現有人才不斷流失的殘酷現狀。

作為滬上最知名兒童醫院曾經的兒科主任，已經退休的袁立(化名)如今身兼數職：她每周有一天的時間以返聘身份在公立醫院的特需中心坐診，還有三天的時間在上海新江灣地區一家規模不大的私立兒童診所出診。除此以外，每天晚上她還會花上一小時左右的時間為微信上自己的“會員”答疑解惑，她有一個40多人的群，群里的會員都是私立兒科診所的客戶。

顯而易見，袁立將自己的時間更多地分配給私立醫院以及自己的會員病人們，在公立醫院，不要說微信，想獲取就診醫生的電話號碼往往也是天方夜譚。

公立醫院的院長並不支持袁立這樣的做法，但因為近兩年“多點執醫”政策已放開，加上袁立自己的堅持，對於這樣一位退休的老專家，公立醫院只能選擇了“放手”。但她透露，在醫院里，沒有退休的醫生們要想真的多點執醫依舊不被鼓勵，尤其對於年輕醫生，“門檻”更多。

比如，袁立在那家私立診所的同事張倩就沒她那麽幸運。同樣來自於知名三甲醫院的兒科，因為還沒有退休，她在這家私立診所“兼職”的時間每周只有兩個半天，其中一天還是在周末，這幾乎是她所在的公立醫院所能“忍受”的最長時間了。

“其實之所以保留公立醫院一天的出診，主要還是出於醫生知名度和信任度的考量，另外一方面保留公立醫院的身份，這里(指私立醫院)有危急的病人也方便綠色通道轉院過去。”袁立對記者坦言，她在私立醫院出診的這些時間里，不少病人就是從公立醫院“追隨”而來。

在今年的正月初三，一則精神科主任率領64名病人集體消失、轉院的消息令公眾嘩然，不過在業內，醫生通過各種App及網絡渠道樹立自己的品牌，建立自己的患者隊伍已經不新鮮，這樣的專家自帶病人流量，對於私立醫院而言，他們也有更多的價值。

已過“知天命”的年齡，袁立說之所以選擇將更多時間精力分給私立診所，並不僅僅是因為我們常談的薪酬、待遇。

“公立醫院，做到主任級別其實待遇不低了，加上福利種種，私立醫院還是比不上的。”她說。這家小小的兒科診所之所以能撬動她，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工作的環境和舒適程度。

《2014中國衛生統計年鑒》顯示，2013年，綜合醫院的兒科門診人次接近2億，占總人次的9.75%，而我國共有93405名兒科職業醫師(含助理醫師)，僅占總數的3.9%。兒童醫院病床使用率103%，每床出院人數47.8，病床周轉次數達49.3，在所有衛生機構中最高。

做了大半輩子的公立醫院醫生，袁立過去面對的是每天超70人的門診量、5分鐘看一個病人的工作壓力，以及不被理解的醫患關系。但是在私人診所，管理者給了她規定，每個病人的看病時間需要達到半個小時，一天下來，她要看的病人不超過20個。由於這家私立醫院采取的是會員制，現在她的病人幾乎都能叫得出名字，關系近了，醫患難題迎刃而解。

不過，為何病人願意“轉診”跟著她來私立醫院?袁立坦言，她所在的三甲醫院，想掛這位老主任的號，一次的收費是700元，她能給患者的時間平均每人一刻鐘。也正因此，病人們才願意追隨她來私立診所，那里500元的掛號費可以獲得袁立半小時的會診時間。

與相當多的專家一樣，袁立現在並不出診普通的專家掛號，病人只能從特需窗口掛到她的號。這幾年網絡掛號的入侵讓各大醫院的特需中心大門進一步打開，在北上廣，想掛知名專家的門診往往費用不低，專家號一號難求，特需中心的號相對放得多一些，這是大城市的三甲醫院踐行分級診療正在走的一步，用價格來將小病、慢病的病人隔離在基層醫院，醫院本身也能獲得更多營收，彌補破除以藥養醫後醫院收入銳減的現狀。

“性價比高”是幾乎所有專家給出的願意跳出公立醫院的理由，私立醫院工作環境好、壓力也小，待遇也不算差。兒科診所在近兩年如雨後春筍，醫患糾紛的案例卻不多，很大的原因是它們並不接收疑難雜癥的病人，也甚少開藥，有點拿不準的問題了，醫生就會幫助病人通過“綠色通道”轉院去醫療資源更強大的公立醫院。在不少民營的兒科診所，藥房只是儲物間一般很小的一間房，有的甚至沒有安置B超設備。

這家私立醫院的老板對第一財經坦言，為了能獲取更多的專家資源，他們必須和多家公立醫院保持合作關系，這樣不僅方便危重的病人能在第一時間安排轉院，也能讓這些公立醫院更願意“放人”。

不過在現階段，完全辭職丟開“鐵飯碗”轉身去民營醫院的醫生還是不多，兼職是主要的方式，或者是退休的醫生，閑不下來，又不想太累，索性就去了環境不錯的民營醫院。袁立坦言，年輕醫生還是需要公立醫院的科研平臺來成長學習，這有點像國內教育體系中的基礎教育，前期基礎打實了，盡可能見更多的病人，未來才能厚積薄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