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4月初,上海虹橋機場都會迎來一批大大小小的公務機,因為一年一度的亞洲公務航空會議及展覽會(下稱“ABACE”)會在這里舉行。
這兩天,第七屆ABACE又如期而至, 170多家參展商、30架飛機參展,涵蓋了公務機的全譜系,從活塞式飛機到大型洲際公務飛機,以及6架直升機。
參展商,尤其是一些公務機生產商與運營商,是帶著巨大期待飛至中國的。
過去幾年,一度高速增長的中國公務機市場開始出現回調,不過這兩天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多家公務機運營公司透露,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低迷的公務機市場終於開始回暖了。
回暖明顯
中國的公務機市場是從2008年開始騰飛的,從2008年僅有30架左右的公務機在內地註冊,到2010年突破80架,再到2012年接近160架,中國僅僅用了四年時間,就成為了全球最重要的公務機市場之一。
然而從2014年開始,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銷售增速明顯下滑。據中國民用航空局主管的《中國民用航空》披露,2013年中國公務機的增速為35.8%,2012年更是達到43.2%,而2014年中國的公務機隊規模為263架,增加了47架,相比2013年增長21.8%。
下滑的趨勢在2015年和2016年仍有延續。據通用航空制造商協會(GAMA)數據,2016年全球噴氣公務機交付量降至2004年以來的最低值,僅為661架。
“去年上半年是整個市場的最低點,這從公務機的交付量和飛行時間上都可以看出來,“中國公務航空集團董事局主席廖學鋒對記者介紹,也正因為此,灣流、達索等多家公務機生產商今年都帶來了新機型參加這屆ABACE。
比如達索就帶來了其最新款超長航程公務機獵鷹8X,載有三名機組人員並搭乘八位乘客的情況下,獵鷹8X能夠從北京直飛紐約,從香港直飛倫敦,或從上海直飛洛杉磯,首架在中國運營的獵鷹8X已於2017年年末交付到客戶手中。
霍尼韋爾航空航天集團今日發布的渦輪動力民用直升機采購展望報告也顯示,面對全球經濟前景更為樂觀的發展態勢,未來五年客戶購買新直升機的意向穩定。其中亞太地區總體的采購計劃與2017年相比上升了1個百分點,超過18%的受訪者表示將在未來五年內更新或擴大其機隊。而新直升機采購計劃在中國更是增長了9個百分點,與去年的調查相比增加了21%以上。
回歸理性
變化還來自中國的富豪們對公務機的選擇上。多家來參展的公務機公司銷售負責人對記者透露,以前中國人購買公務機,主要還是以客艙大、航程遠為主,如今市場也在回歸理性,選擇合適的大小和航程,才是最重要的。
這從中國客戶進口二手公務機數量首次超過新機也可見一斑。亞翔航空在ABACE上發布的《2017年亞太地區公務機機隊報告》就顯示,2017年,大中華地區共有512架公務機,較2016年的476架增長達7.6%,機隊增長主要歸因於29架全新交付的飛機和39架已投入運營的二手公務機,這一年中,共有42架二手公務機進入大中華市場。
與此同時,包機需求也在逐年增加。2012年~2014年,大中華區包機市場的小時數每年都有15%的增長,其中高端旅遊定制產品的需求一直在穩步增加。
對此,多位公務機行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對於國內一些企業家來說,如果一年只有不到500小時的公務飛行,自己買飛機並不劃算,因此從2016年第四季度開始,中國內地的包機市場開始活躍了,以前大手筆買新飛機、大飛機的多,現在包機或買二手機的開始增多,也意味著中國的公務機消費,逐漸趨於理性。
“在過去一年,亞洲的公務航空市場,尤其是中國,都表現出強勁的發展態勢和需求,亞聯自2017年8月開通包機服務以來,截至2018年第一季度,已為客戶提供了300多個小時的包機服務。” 亞聯公務機有限公司常務副總裁王衛告訴記者。
亞聯公務機是亞洲最大的公務航空運營商之一,在大中華地區設有多個運行基地,提供公務航空定制化服務和公務機托管業務。
在今天的ABACE展會期間,亞聯公務機還與廣東省機場管理集團翼通商務航空服務有限公司、東方公務航空有限公司,天津宜捷海特通用航空服務有限公司等簽署協議,並計劃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繼續推進南京和廣州基地建設,擴大在大中華區的市場布局。
根據亞聯與翼通公司的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將充分挖掘廣州及周邊地區公務航空市場潛力,推動廣州臨空經濟示範區通用航空集聚發展。未來,亞聯廣州基地將派駐專業團隊,與翼通公司聯合開展航線維修、公務航空包機以及托管服務等一系列業務,深度挖掘廣州及周邊地區潛在客戶群體;同時,雙方將逐步推進全國地面保障服務方面的合作,翼通公司將利用其優勢資源為亞聯機隊提供專業化、標準化、個性化的全方位服務。
亞聯與東方公務航空有限公司也將會為雙方的日常運行,維修保障、公務航空包機運力互換等合作帶來前所未有的提升。與此同時,亞聯還與天津宜捷海特通用航空服務有限公司簽署了服務等級協議,為亞聯機隊提供維修服務,進一步提高亞聯在中國、乃至亞太地區的運營效率和靈活性。
“今天大眾爆款的內容的概率越來越低,絕大部分的爆款意味著某些人群熱議的內容,對另外一個人群來說可能知之甚少,圈層爆款成為新的爆款常態。”4月20日,阿里巴巴文化娛樂集團輪值總裁兼大優酷事業群總裁楊偉東在優酷春集上說。
“圈層文化的興起,把內容和用戶綁定在一起,整個內容鏈路都呈現出開放和開源的趨勢,從策劃、播出到宣發都開始吸收用戶意見,對用戶開放。”
在此基礎上,以互聯網平臺作為主陣地的超級劇集、網絡劇集成為推動劇集創新的驅動力,而網綜在進入大片時代後,從策劃、制作到商業化全面升級,開始了產業化思考和探索。
為什麽大眾爆款的概率越來越低?
楊偉東拿艾瑞咨詢的數據為例,過去一年互聯網視頻用戶平均每人每天會花100分鐘觀看視頻,而這一數字已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但與之相比,內容規模處於幾何級數增長中,這就導致內容消費越來越昂貴,面對海量內容用戶開始更多的根據個人喜好主動選擇觀看,圈層隨之出現。
在他看來,互聯網的主戰場已經從過去工具型平臺的競爭轉向內容型平臺的競爭,市場上承載內容的平臺越來越多,視頻內容的數量和種類也越來越豐富。
“我們發現,主要依托新媒體播出的超級劇集和網絡劇集,因為圍繞集中的受眾人群,越來越明顯地成為驅動劇集創新的主要動力之一,包括人設創新、題材創新和結構創新。”楊偉東解釋。
圈層的興起,讓用戶的需求變得尤其重要,超級劇集和網絡劇集發展的核心即是滿足用戶多元化的需求。在此基礎上,楊偉東提出內容制作、宣推向用戶開放將成為內容鏈路的新常態,用戶的意見將貫穿整個內容生產、發行的鏈條。
阿里巴巴文化娛樂集團大優酷事業群劇集中心總經理馬筱楠也指出,在開放內容鏈條的前提下,健美和多元將是優質內容的兩個關鍵詞。健美,即拒絕註水,劇集的長度短同時保證內容濃度和故事濃度;多元,即探索多種垂直類別題材,滿足圈層用戶的需求。
在大片網綜進入產業化的同時,人工智能也開始參與並在這一領域發揮作用。優酷技術團隊在2017年搭建了泛內容大數據智能預測平臺——魚腦,為內容策劃、制作、營銷、商業化提供數據參考和支持。
而在生產環節,優酷和阿里巴巴達摩院深度合作了一款產品“鯨觀平臺”。該產品利用阿里各類的內容理解AI,實現了對長視頻中各個片段的理解,並通過雲剪輯工具,雲轉碼能力賦能視頻創作者,降低創作門檻、提質提量。消費環節,在移動端除了利用“窄帶高清”技術讓用戶用最少的流量看最高清的視頻,提升用戶的觀看體驗,優酷還在長視頻領域首次落地了個性化推薦技術,實現從人找內容到內容找人,讓用戶觀看時長提升10%。
小型微利企業(下稱小微企業)享受10%的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範圍再度擴圍。
4月25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推出7項減稅舉措,其中之一是2018年1月1日到2020年12月31日期間,將享受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的小微企業年應納稅所得額上限,從50萬元提高到100萬元。
我國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但對符合條件的小微企業減按20%的稅率征稅。上述政策意味著,未來三年內年應納稅所得額低於100萬元的合規小微企業,將享受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簡單理解也就是企業所得稅稅率降至10%。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誌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國家對小微企業減負力度不小,未來這一限額有可能繼續提高。
小微企業減半征稅優惠政策在近5年擴圍5次。2014年起國家將享受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的小微企業年應納稅所得額上限從6萬元提高至10萬元,後再提至20萬元,而2015年8月直接提至30萬元,覆蓋了所有的小微企業。2017年再度將該標準提高至50萬元,首次突破了《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確定的小微企業標準,擴展至部分中型企業,2018年則直接提高至100萬元,力度空前。
這次標準提高,直接受益的是年應納稅所得額在50萬元至100萬元範圍中的企業,2017年底以前這些企業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而2018年至2020年三年內企業所得稅稅率相當於直接降至10%。應納稅所得額50萬元以下的企業同樣間接受益,因為此前這些企業享受這一政策優惠期是2019年12月31日,而現在則延長一年至2020年12月31日。
國家行政學院馮俏彬教授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標準不斷提高的主要目的是讓更多企業享受到這一稅收優惠政策,讓減稅更具獲得感。
這項新政減稅力度有多大?國務院並未單獨說明這項新政的減稅金額,但包括這項政策在內的7項減稅政策將全年為企業減輕稅負600多億元。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數據,2017年稅務部門實施小型微利企業所得稅減半征收政策共減稅454億元,其中小型微利企業所得稅減半征收範圍從年應納稅所得額30萬元擴大到50萬元,減稅128億元。
按照以前慣例,財稅部門將很快公布小微企業享受減半征稅的詳細標註。除了年納稅所得額提高至100萬元以外,還涉及從業人數和資產總額等具體指標。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曾多次強調,從當前來看,小微企業是就業巨大的容納器,事關中國經濟的活力與繁榮;而從長遠看,通過支持小微企業發展,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對推動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具有重要意義。
目前小微企業不僅可以享受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還可以享受企業所得稅法中規定的加計扣除優惠、創業投資企業優惠、加速折舊優惠、減計收入優惠等“稅基式優惠”以及專用設備投資額抵免優惠的“稅額式優惠”。
除了稅收優惠外,國家也致力於激勵金融機構來降低小微企業融資成本。
比如從2017年12月1日到2019年12月31日,將金融機構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稅政策範圍由農戶擴大到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享受免稅的貸款額度上限從單戶授信10萬元擴大到100萬元等。
此次國務院常務會議還部署對銀行普惠金融服務實施監管考核,確保單戶授信1000萬元以下的小微企業貸款增速不低於各項貸款增速、貸款戶數不低於上年同期水平,合理控制小微企業貸款質量和貸款綜合成本,力爭到三季度末小微企業融資成本有較明顯降低。
在科技創新的融合上, 粵港澳大灣區正在加快步伐,尤其是深港。
人流、物流和資金流可以說是融合的三大關鍵點。雖然深港兩地在科技創新領域的合作正在加強,但因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三大要素的融合仍面臨不小障礙。
就在最近,利好政策頻出,比如,國務院宣布取消臺港澳居民在內地就業許可;深圳出臺相關管理辦法允許資助資金跨境使用,以促進科研資金便利流動等。
這些舉措具有突破意義和導向意義,大灣區的科技創新合作將進一步加速。
人流、物流不通暢
在粵港澳大灣區帶來的歷史機遇下,香港的青年人將迎來更大的發展空間。未來,跨境就業可能會是大灣區的常態,就像現在很多人住在東莞,卻在深圳上班。
但目前,在內地就業的香港年輕人並不多。深圳市福田區政協常委金孝賢曾做過一個調研,發現在內地讀書的香港人畢業之後有70%~80%想留在內地工作,但是留下來的不到一半。
這其中就涉及到稅率、政策限制、政策宣傳不到位等諸多因素。
以稅率為例,在粵港澳大灣區工作的港澳及境外科研人員,受限於“183天”的個人所得稅規定,即按目前的規定,境外人士在內地就業超過183天,需要按照內地稅率來交稅。而在香港,個稅起征點比較高,月賺一兩萬港元基本不用交稅。
此外,大灣區在物流上也存在一定障礙。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港澳經濟社會研究中心主任張玉閣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一般的貿易物流沒有問題,主要是對科技創新的障礙,即便是科研設備也要征收關稅,還要辦理申請許可,以及各種各樣的流程,沒有研發物流的綠色通道。”
今年上半年,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就曾在深圳某論壇上以香港一高校為例,稱該高校準備將香港本部的部分二手設備運到廣東的研究院用,卻發現雖然它是非盈利機構,但進出海關仍需要繳納30%的關稅。
方舟還表示,在生物醫藥和基因等領域,很多人體組織和血液樣品也因為檢驗檢疫的原因,不能跨境流動。
資金流動不便利
與此同時,科研經費還不能在深港之間自由流動。
對此,南方醫科大學深圳醫院臨床醫學創新中心副研究員吳丁蘭感受頗深。
吳丁蘭曾是香港中文大學的一位科研人員。近年來,廣東省和深圳市分別與香港科技創新署開展合作成立了科技專項。2016年,她所在的香港團隊與深圳一家單位成功申請到了其中一個聯合項目。雖然合作對於雙方在科技交流合作、人才相互培養以及科研成果的轉化上都有明顯的幫助,但卻在資金的使用上遇到了一些小麻煩。
吳丁蘭對第一財經記者說:“因為資金不能出境,帶來一些細節和實質性的問題,比如,如果深圳團隊送人去香港進行中短期交流學習,或者香港團隊來深圳的實驗室工作,所產生的人員和科研費用如何從合作經費支出?實際上還是各自用各自的,這使聯合項目的實際目的打了折扣。”
她還表示:“香港的科研機構可以通過在深圳設立的分支機構申請內地的科研經費,但是這些經費只能在內地使用,也會遇到一些實際的困難。比如,聘用的科研人員只能在深圳工作,科研試劑只能用內地的發票報銷等。但有些特殊的科研試劑在內地是買不到的,或者購買手續非常麻煩,只能在香港購買,但是又沒法使用內地的科研經費報銷。”
深圳的一位資深科研人士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他經常去香港參加學術會議,與基礎研究能力頗受贊譽的香港高校也有合作。但香港高校與內地合作時顧慮很多,因為很多資金用起來不方便,這就影響到了合作的長久性和深度。
張玉閣表示,此前國家層面也有關於港澳機構可以申請中央財政的科研計劃,但解決的是政府資助資金的跨境問題,沒有解決市場或社會的跨境問題,比如民間機構的研發資金從香港進入深圳,適用的還是一般的外匯管理。
政策頻出
雖然大灣區人流、物流和資金的融合可謂障礙重重,但近兩年來,推動性的聲音和政策也不斷湧現出來。
2017年11月底,在佛山舉辦的2017粵港澳合作論壇上,科技部創新發展司副司長余健表示,國家科研計劃將向港澳高校和科研機構開放,實現科研經費跨境撥付,允許相關資金在大灣區跨境使用。
深圳已先行一步。今年7月,《深圳市“深港創新圈”計劃項目管理辦法(試行)》發布,擴大了“深港創新圈”計劃項目類別,且新增類別允許資助資金跨境使用,以促進科研資金便利流動,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產學研融合。
在人的流動上,日前國務院宣布取消11項行政許可等事項,其中包括取消“臺港澳人員在內地就業許可”。今年3月,深圳前海管理局也率先宣布,在深圳前海就業的港澳居民可免辦《臺港澳人員就業證》。
在此之前,《臺港澳人員就業證》的辦理流程較多,過程也頗為複雜,影響了港澳人士在內地就業的積極性。
張玉閣認為,上述舉措具有突破意義和導向性意義,這意味著深港之間的合作會愈加密切。“相當於發出了一個信號:不管是人還是資金,在兩地之間的流通都將越來越寬松。取消就業許可便利了港澳居民來內地發展,這是非常積極的變化。”
吳丁蘭也感受到了政策出臺前後的變化。她表示,近年來,深圳人才政策的變化吸引了很多從內地到香港深造的人才回到深圳工作。在香港博士畢業後就留在香港工作了近五年的她,也在一兩年前回到了深圳。吳丁蘭希望,在更多政策的推動下,兩地的科研合作能夠更加緊密且具有實質性。
而張玉閣表示,這只是開始。“不是說取消了就業許可,就清除了所有就業的障礙,深層次的障礙仍然有待解決。比如說個人所得稅,香港的個人所得稅較內地要偏低一些。”
在資金的流動上,張玉閣提出:“資金的流動涉及到資金的分類管理。現在未對資金的用途進行區分,只要是出境,都涉及到外匯管理。事實上,在國際匯率變動的背景下,有些資金看起來是研發資金,實際卻是熱錢,這就涉及到分寸和尺度的把握。如何讓研發資金高效便捷地流動是個很複雜的問題,也需要持續改善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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