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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集團董事長方洪波：制造業要保持成本競爭力 不盈利無法轉型

▲美的集團董事長方洪波

每經記者 陳鵬麗 佛山攝影報道  每經編輯 宋思艱

佛山制造業轉型是中國制造業轉型的一個縮影，而區域經濟轉型往往需要靠區域企業來推動。作為佛山制造業的代表，美的集團（000333，SZ）的董事長方洪波今日（1月13日）下午也出席了2018中國制造論壇並發表了演講。

方洪波告訴包括《每日經濟新聞》在內的在場記者，他認為2008年之前，中國制造業成功的原因和發展模式都是一樣的：依賴低成本優勢迅速從低端制造業發展起來。“模式的本質是大規模、低成本。”

在論壇上，他提出了對企業轉型的看法：轉型首先要建立新的成本優勢，然後培養建立差異化能力，最後，企業還要做商業模式創新。“傳統制造業的轉型根本還是要抓住本質，沒有盈利的能力，你永遠也轉不了型。”

制造業還是要保持成本競爭力

50年前，美的在廣東佛山北滘小鎮上成立。作為佛山制造的代表，美的集團在“摸打滾爬”中，也在一定程度上見證了佛山乃至中國制造業的發展與轉變。

方洪波1月13日出席2018中國制造論壇，並分享了他的企業轉型路徑。在方洪波看來，上世紀70年代之前中國制造業在全球地位和比重不值一提，中國制造真正發展起來是在改革開放以後。

方洪波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過去40年以來，中國制造業成功的原因和發展的模式本質都是一樣的，是依靠中國的低成本優勢和發達國家之間的成本差異，迅速地從低端制造業發展起來。“珠三角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從珠三角賣到全中國，覆蓋全中國之後又賣到全世界，現在歐洲超市里面有很多珠三角生產的東西。其模式本質就是大規模、低成本。只要規模足夠大，就可以生存下來，珠三角成千上萬的制造業都是這樣發展起來的。”

不過，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過往制造業發展模式的兩個優勢不複存在，一是規模效益優勢，一是低要素成本優勢。“這兩個前提發生了變化，那麽不僅是美的面臨這樣的挑戰，所有的制造業都面臨著這樣的挑戰，這說明傳統模式已經失效。”方洪波說。

對失去人口紅利的中國制造業，方洪波也提出了應對方法，即尋找新模式以及新的持續發展能力。

“首先制造業要保持成本優勢。因為中國制造業過去就是靠成本優勢發展起來的，成本優勢也是制造業非常重要的一個競爭力。你搞制造業，沒有成本競爭力就無法生存。”方洪波如是說。

他還提出，企業建立新成本優勢的兩條可能路徑：一是將生產轉移到中國西部或者東南亞、非洲等低成本地區；二是建立效率驅動基礎上的新成本優勢，不過“效率驅動”不僅僅指機器換人、自動化或無人工廠，而是一種貫穿端到端的全價值鏈的工具和方法。

轉型前提是賺錢、產生現金流

除了保持成本競爭力外，方洪波還提出，企業轉型另兩條路徑是：建立差異化能力、進行商業模式創新。他解釋稱，企業建立差異化主要體現在產品領先的能力，這背後需要大量的積累。如果企業想實現真正的技術化差異，這更是個厚積薄發的過程。至於企業商業模式創新，則是指企業通過實現產業間的轉型升級，從低端向高端制造業轉型。

“制造業轉型不外乎這三個方向。第一個方向最容易做到的，第二個和第三個方向要做到比較艱難，需要漫長的積累，更重要的是需要資本。”方洪波稱，“從我們自身的體會和角度來說，傳統制造業的轉型根本還是要抓住本質，你抓不住本質，你沒有賺錢的能力、沒有盈利的能力、沒有現金流產生的能力，你永遠也轉不了型，這是我概括的一個路徑。”

“美的沒有追逐風口，也沒有緊跟互聯網+，也沒有抓各種時髦的理念，沒有花哨的口號、各種理論。我們所做的就是遵循商業的基本規律和本質，所有的轉型都是圍繞上述三個方向來開展。”方洪波補充道。

（本報實習生王帆對本文亦有貢獻）

上海萬科“首席美好官”： 以1800條崗位標準塑造競爭力

每經記者 吳若凡 每經編輯 曾健輝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響應時代號召，房企也紛紛關註“美好生活”這個大IP。以萬科為例，其在“城市配套服務商”的戰略下進一步提出要做“美好生活場景師”。

那麽，萬科到底如何落實這個美好而宏大的戰略，其背後還有什麽訴求？

切入美好生活“場景師”

“未來萬科將沿著十九大報告指引的方向，堅持城市配套服務商戰略，積極發展長租公寓、商業、物流、度假、養老、教育等業務，滿足居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就在萬科集團董事會主席郁亮公開做出上述表態後不久，萬科隨即提出，“要做美好生活的場景師”，以匹配城市配套服務商戰略。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觀察到，這也是自萬科2013年提出由傳統住宅開發商向“城市配套服務商”轉型後，對這一概念的首次延伸和豐富。萬科多個城市也陸續開展落地推行。

2018年1月21日，上海萬科正式推出美好服務體系——“首席美好官”。據《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了解，“首席美好官”並不是一個人的頭銜，而是囊括了在萬科住宅銷售、物業、商業、產辦、教育、醫養等雨林業務等各端口為客戶提供最佳服務的一群人。這一體系主要由“標準、響應、平臺、信任、定制”五要素構建而成，也是作為萬科上海區域“熱帶雨林”業務全景體系之下，針對雨林業態的服務解決方案。即可理解為萬科上海公司服務端的落地與演化。

據上海萬科介紹，“首席美好官”涉及365個觸點、1800條的崗位標準規範，服務標準涉及住宅、產城、租賃業務、教育和裝修五大業務的每個模塊，包含搭建即時評價系統、400客服電話、在線業務辦理等具體實施細節。

而對於外界關註點，上海萬科方面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主要集中在三個領域：其一是“房住不炒，租購並舉”，主要圍繞發展租賃住宅業務；其二是“美好生活、消費升級”，例如自2013年底開始的“城市配套服務商戰略”下，萬科開始發展的物業服務、長租公寓、商業、物流、教育、養老和滑雪度假等業務；第三個領域，萬科指出是“美麗中國、綠色環保”，即保護環境和綠色方面。萬科一直強調的工業化、綠色建築、垃圾分類等還將繼續，並在綠色戰略上拿出新的解決方案。

房企需夯實軟硬件

對於萬科為何迅速圍繞美好生活，提出了相應的企業戰略，安居客首席分析師張波認為，自1998年房地產全面市場化以來，房地產行業的變化，已經讓很多房企不得不改變，探求從單純的項目開發商轉變為用戶需求服務商的方法。

張波告訴記者，“美好生活”不僅包括物質條件的硬指標提升，還包括其衍生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尊嚴、權利等軟指標提升。也由此，房企要做“美好生活”，就既要滿足用戶對於房屋品質的硬指標需求，更要在項目建設和規劃初期需考慮好軟指標的設計。例如如何創造美好的社區鄰里關系；如何滿足社區內不同年齡層次居民生活需求等。無論是流程管理、制度建設還是開發理念，都應符合人們美好生活的要求。

張波指出，在美好生活的目標下，企業要更多站在用戶角度思考。這就要求房企在自身發展的同時，更多關註用戶對於美好生活的需求變化和消費升級。從建築品質、人居環境、物業服務、鄰里關系、智能管理等多維度不斷努力，真正滿足人們對於美好生活向往。

綜合而言，雖然房企對“美好生活戰略”的詮釋和落實各有不同，但本質都是強調以人為本，房企都應該利用自身多元化整合的能力、運營能力，更好地把用戶的深層次需求，真正轉型為優秀的城市運營商、優質配套服務商。

五大行業是助推中國制造業競爭力“功臣”，貿易戰中也將“受傷”

4月9日，第一財經研究院在博鰲論壇期間推出了《中國與全球制造業競爭力》報告。報告顯示，在2000年至2016年期間，機械、電器、電子通訊設備、汽車和其他交通設備（除汽車）五個制造行業單位勞動力成本競爭力的排名整體上升；但增長趨勢主要集中2008年金融危機前，危機後的部分行業排名甚至出現下降。而根據第一財經研究院的研究，包括上述行業以及化工等在內，可能將在中美貿易戰中受到影響。

中國高新技術的競爭力，在本次發布的報告中得以被量化呈現。作為“高新技術”制造業的代表，機械制造業、電器制造業、電子通訊設備制造業、汽車制造業和其他交通設備（除汽車）制造業的單位勞動力成本（ULC）競爭力排名有明顯提升。但以2000年至2016年為觀察窗口，增長主要集中在2008年危機前；而在2008年至2016年，除了電器制造業排名持平，其他各行業的競爭力排名都出現了下降。

對此，第一財經研究院《中國與全球制造業競爭力》報告認為指出，制造業在低端技術領域的迅速擴張，以超低成本大量加工生產標準零部件，在強化處於技術高端領域發達經濟體競爭力的同時，也提高自身技術升級的成本。這背後，一個較容易忽略的事實是，因中國制造業參與而帶來的全球範圍內制造業標準零部件成本和組裝成本的下降，進而是整機成本的下降；不但鼓勵了最終消費，也大大降低了處於技術高端領域發達經濟體的生產和研發成本，特別是推動了後者所引領的電子信息領域的技術進步。

“低成本條件下，更快的勞動生產率增長提高了經濟體在各個高新技術領域的競爭力——例如，它們在電子信息、汽車、機械和交通運輸設備等制造業部門中的表現。”報告稱。

報告還強調，中國對這一趨勢應高度關註，並從戰略層面推出有效政策組合確保在高新技術領域進一步提高競爭力。而實現“中國制造2025”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抓手。需要深入分析危機前後中國“高新技術”制造業競爭力逆轉的原因，並著手解決這些問題。

在報告發布會現場，中美貿易戰依然是熱議的話題。第一財經研究院副院長林純潔介紹，根據第一財經研究院的測算，在中美均加征25%的情形下，中國對美國出口的機械、電器、電子通訊、汽車、交通設備和化工等行業的競爭力將受到影響；美國對中國出口的食品飲料加工、汽車、化工、橡膠和其他交通設備行業的競爭力會受到影響。

在發布會的研討中，也有嘉賓觀點指出，由於全球貿易環境的惡化和貿易戰的概率上升，中國主導的全球供應鏈可能面臨沖擊、挑戰和重構。中國積極推動的制造業發展模式面臨挑戰。

第一財經研究院在博鰲論壇期間推出的《中國與全球制造業競爭力》報告，以中國為基準點，追蹤和比較本世紀以來全球19個主要經濟體19個制造業分類基於勞動力成本的競爭力變化。這是全球第一份覆蓋主要經濟體和主要細分行業的勞動力成本競爭力報告，全面評估了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版圖中的實力崛起和變遷趨勢。

推出該報告的第一財經研究院/智庫，是第一財經旗下的非營利獨立智庫研究機構，其宗旨為“致力改善經濟政策”。智庫以全球化的國際視野，基於事實和數據的獨立研究和分析，提供創新的可實施政策方案和建議，以提高中國經濟政策的質量和透明度，並推動有效而公平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

中國如何引領全球制造業競爭力變遷

——《中國與全球制造業競爭力報告》執行綱要

對於一個產業和一個經濟體而言，“競爭力”是極其重要且廣被提及的概念。但在大多數情況下，“競爭力”往往被人們籠統以“強”、“弱”或“大”、“小”來形容。第一財經研究院“中國與全球制造業競爭力”項目的目標就是將“競爭力”量化，提供可追蹤的時間序列數據，並在其基礎上展開分析，進而提供決策建議。

我們將“競爭力”定義為生產單位價值產品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其成本越低，競爭力就越強。如果將成本區分為資本和勞動力，相對於全球資本更為透明、趨同，勞動力成本更難被度量且對競爭力的影響更加重要。這就是我們的目標，即測算全球主要制造業國家主要制造業行業生產每個單位實際增加值所需要支付的名義勞動成本，也就是單位勞動力成本（ULC），從而去揭示全球制造業競爭力格局的變化。為了全面反映國際競爭力的變化，我們還考慮了本幣的實際購買力，即對實際增加值做“生產成本法購買力平價（PPP）”的調整。單位勞動力成本越低，代表一個經濟體或一個產業越具競爭力。

第一財經研究院即將推出的《中國與全球制造業競爭力》報告以中國為基準點，追蹤和比較本世紀以來全球19個主要經濟體19個制造業分類的競爭力變化，深入分析勞動力成本、技術和制度等因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全面評估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版圖中的實力崛起和變遷趨勢。報告覆蓋了2000至2016年的時間序列，並以2008年為界，劃分為危機前和危機後兩個階段。

我們的主要結論如下：

1.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制造業強勢崛起

從2000年到2016年，全球制造業格局出現了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美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的市場份額快速下降，中國、印度、土耳其等新興市場國家市場份額快速上升。其中中國同美國、德國、日本的對比，最能說明全球制造業自本世紀以來地區間的轉移趨勢，反映了世界制造業版圖的巨變。

第二個變化來自於制造業內部，與最終消費品密切相關的制造業行業的份額下降，中間材料和投資品（含耐用消費品）制造業部門的份額上升，其中上升最快的是電子和通信設備業，其次是化學工業，其後是汽車、電器以及機械制造業。正是這些制造業部門承載著本世紀以來日新月異的“新技術”和“新經濟”。

競爭力是主導這些變化的主因，既包括競爭力的絕對水平，也包括其變化趨勢。我們給出了全球主要經濟體制造業競爭力排名的數據結果（表1）。

根據我們的計算，截至2016年，主要新興市場國家的競爭力優勢依然存在，2016年全球制造業單位勞動力成本最低（最具競爭力）的五個國家分別是土耳其、馬來西亞、印度、中國和墨西哥，這也是在過去16年間制造業快速發展的國家。但從趨勢看，主要新興市場國家的競爭力優勢正在減弱。美國、德國和日本單位勞動力成本在2000年~2016年年均升幅分別只有0.5%、1.7%和-4.9%，而中國、印度和土耳其升幅為1.6%、4%和5%。在這16年中，單位勞動力成本下降最快的國家和地區分別是日本、中國臺灣和西班牙，上升最快的是俄羅斯、巴西和南非。

2.“技術升級”重塑全球制造業，“人口紅利”推動中國制造業崛起

2016年全球最大的五個制造業行業（化學工業、食品工業、電子和通信設備制造業、機械制造業和汽車制造業）中的四個，都和正在迅速發展中的“新技術”和“新經濟”有關。作為“技術升級”代表的電子和通信設備制造業在2016年已成為全球第三大制造業，而在2000年其還不是主要的制造業部門。高技術行業由於存在明顯的規模優勢，也反映出高行業集中度的特點，電子和通信設備制造業排名前五的國家和地區的產出占據整個市場份額的84.5%，是制造業集中度最高的行業（表2）。

沒有什麽比金融危機前的中國制造業更能說明“人口紅利”對於制造業的貢獻了。從2000年到2008年，全球制造業增加值以每年平均2.7%的速度增長，其中60%來自就業增長的貢獻，中國不僅是全球就業增長的唯一源泉，還補償了其他經濟體就業的凈減少。在2000~2008年，中國大規模就業增長將全球制造業的勞動報酬總額推高了三分之一，但也使全球制造業平均勞動成本降低了四分之一。

到了後危機時代，全球制造業增速從危機前的年平均2.7%提高到了3.3%。中國的貢獻大致維持在危機前的水平，動力來源從就業增長切換到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但由於平均勞動成本的上升速度顯著高於勞動力生產率，全球制造業勞動報酬總額及平均勞動成本因中國的加入分別由危機前年平均下降0.4%和1.4%，轉變成危機後年平均上升2.3%和1.8%（表3）。

3.全球制造業版圖中“中國權重”至關重要

根據我們的測算，中國制造業總產出在2005年超越了德國，隨後在2008年超越日本，2010年超越美國。截至2016年，中國制造業實際增加值達到2000年的7倍，占全球制造業總產出的比重從8.5%提高到了30.9%。巨大的市場份額不僅意味著規模帶來的獨特競爭優勢，即所謂的“中國權重”，同時也意味著中國制造業的任何變化都會對全球產生重大影響。相比之下，美國、日本和德國在全球制造業的比重分別由2000年的28.5%、17.0%和10.1%，下降到19.3%、11.6%和7.0%（圖1）。

“中國權重”一方面使得中國制造商在加工制造領域的國際競爭中勝出，爭得全球範圍內產品市場以及能源和原材料的議價權；另一方面，同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相輔相成，加快了標準零部件成本下降，進而是組裝和整機成本的下降。這不但鼓勵了最終消費，更重要的是降低了處於技術高端領域經濟體的生產和研發成本，因而推動了技術進步。這個過程在不斷通過正反饋推動中國經濟擴張的同時，也深化了全球制造業部門之間及主要生產國/經濟體之間的專業化分工，形成了全球範圍內的生產供應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塑造了全球制造業。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制造業的平均增速一直是全球最快的。引領“中國速度”的是汽車制造業，在整個2000~2016年期間該部門的年平均增速保持在10.5%，緊隨其後的是電子通訊設備制造業。

在6個全球產出規模最大的制造業部門中，中國勞動生產率向世界技術前沿（美國）逼近的速度也是最快的（表4、圖2）。

4.中國制造業競爭力相對優勢下滑，勞動力成本上升是主因

從經過PPP調整的單位勞動力成本變化上看，中國從2000年~2016年出現了令人關註的變化。雖然中國單位勞動力成本競爭優勢排名從2000年的第8位上升到了2016年的第4位，但其絕對競爭力優勢卻出現了下滑，反映為單位勞動力成本值與全球平均水平差距的縮小，其中名義勞動力成本的大幅上升是主要原因。

中國和美國是我們所考察的19個經濟體中兩個單位勞動力成本變化最穩定的經濟體，而中國的單位勞動力成本上升速度比美國更快。2008年金融危機後，中國和美國單位勞動力成本年均增速從危機前的1.5%和0.4%，分別上升到了危機後的1.7%和0.5%。同期全球平均單位勞動力成本增速從危機前的1.5%下降到了-2.5%，全球制造業第三大國日本的單位勞動力成本一直在下降，第四大制造業國家德國在危機後也進入了單位勞動力成本的下降過程（表5）。

這種變化背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勞動力成本的上升。

危機後當大多數經濟體的平均勞動成本上升在大幅度放緩的時候，中國制造業的平均勞動成本增速卻從危機前的11.0%攀升到了危機後的13.1%，為全球主要制造業國家的最高水平。相比之下，印度從10.6%降到了4.7%，巴西和俄羅斯的平均勞動成本則出現了絕對意義上的下降（表6）。

制造業勞動力成本上升背後有著多重因素：從需求方面來看，以高投資維持增長的經濟模式不斷推高經濟的杠桿率，也推高了勞動成本；從供給方面來看，人口政策過早導致了勞動年齡人口下降和年齡結構老化，造成了勞動力短缺；從制度方面來看，危機後全面落實的旨在改善勞動報酬和勞動條件的新《勞動法》也提高了勞動力成本。

5.中國“高新技術”制造業競爭力排名上升，但危機前後表現逆轉

我們將機械制造業、電器制造業、電子通信設備制造業、汽車制造業和其他交通設備（除汽車）制造業這五個行業視為“高新技術”制造業的代表。

從行業單位勞動力成本競爭力的排名來看，雖然從2000年~2016年中國的排名整體上升，但主要的成就都來自於危機前的階段。2000年~2008年，5個行業單位勞動力成本競爭力排名均出現了明顯上升，但在2008年~2016年，除了電器制造業排名持平，其他各行業的競爭力排名都出現了下降（表7、表8）。

6.政策建議

在對危機前後全球和中國制造業的增長、就業和勞動力成本進行全面分析的基礎上，尤其是在“中國權重”影響全球制造業的大背景下，我們探索性地提出以下三點政策建議。

第一，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因“中國權重”而被強化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速度優勢”，正面對日益上升的成本壓力。

在過去的增長模式下，地方政府之間由追求治理政績所激勵的GDP競賽，導致各個地區不遺余力地通過壓低要素成本以及其他各種補貼方式招商引資，環境成本也往往未被計入。在勞動力充分供給的條件下，加上得益於信息技術時代的制造技術條件，“中國權重”將這個效果迅速地不斷放大，使中國制造業在相當短的時期內實現了超高速度增長。危機後，高投資、高杠桿、低估環境成本的經濟增長模式降低效率的弊端暴露無遺，這種增長模式已經不可持續。

中國正在推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試圖從供給端全面解決過往增長模式的弊端，雖然初見成效，但依舊任重道遠。可以預見的是，隨著環境和要素的成本被更多直至全額計入，加之勞動力供給短缺等原因導致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如若效率提高不足以彌補這些成本的上升，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將會快速下滑。

第二，中國制造業在低端技術領域的迅速擴張，以超低成本大量加工生產標準零部件，在強化處於技術高端領域發達經濟體競爭力的同時，也提高自身技術升級的成本。一個較容易忽略的事實是，因中國制造業參與而帶來的全球範圍內制造業標準零部件成本和組裝成本的下降，進而是整機成本的下降，不但鼓勵了最終消費，而且大大降低了處於技術高端領域發達經濟體的生產和研發成本，特別是推動了後者所引領的電子信息領域的技術進步。低成本條件下更快的勞動生產率增長提高了這些經濟體在各個高新技術領域的競爭力——例如它們在電子信息、汽車、機械和交通運輸設備等制造業部門中的表現。

中國應對此高度關註，並從戰略層面推出有效政策組合確保在高新技術領域進一步提高競爭力。從這一點看，實現“中國制造2025”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抓手。中國需要深入分析危機前後中國“高新技術”制造業競爭力逆轉的原因，並著手解決這些問題。

第三，由於全球貿易環境的惡化和貿易戰的概率上升，中國主導的全球供應鏈可能面臨沖擊、挑戰和重構。中國政府積極推動的制造業發展模式在西方經濟體會面臨越來越多的抵制甚至非難。如何定位政府補貼？如何定義市場競爭？全球貿易爭端的上升會迫使中國深度思考市場和政府的關系。

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為核心的新技術正在席卷而來，《中國制造2025》旨在抓住這次技術浪潮實現中國制造業的技術升級。由於人口優勢所對應的數據優勢，中國在人工智能等領域通過需求驅動，已經成為全球範圍內唯一可以和美國競爭的經濟體。智能生產和人工智能將徹底改變全球制造業。而美國對中國貿易戰的核心也是針對《中國制造業2025》。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如何通過資本、勞動、技術和制度的結合來重塑中國制造業，將是中國走向未來的關鍵。

（楊燕青系本報副總編輯、第一財經研究院院長；林純潔系第一財經研究院副院長）

李東生：中國彩電業競爭力全球領先，不會因進一步開放感到威脅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10日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表示，要同舟共濟、合作共贏，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

TCL集團董事長、CEO李東生認為，中國制造在大部分產業領域已經建立起了全球的競爭力，尤其在彩電領域，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在全球是領先的，因此，不會因為中國的進一步開放感到威脅，反而希望通過經濟全球化為中國企業走出去創造更好的環境。

在過去的2017年，TCL集團營業額首次突破400億港元，同比上升22.4%至408.2億港元，創下歷史新高。而經營溢利為10.5億港元，除稅後凈利潤為8.0億港元。母公司擁有者應占溢利較去年同期大幅增長345.7%至8.15億港元，為五年以來最高。

值得一提的是，海外市場表現持續亮眼，北美和巴西市場均翻倍增長。李東生表示，2017年TCL的海外銷售收入已經占到了49%，而且，其中35%以上是在海外工廠生產的，從給國內出口的成品只占不到1/3。美國彩電業務增長了一倍多，其他業務在美國也有很好的表現，

“去年表現最好的是美國的彩電業務，作為主流的電子產品，能夠在美國這個全球第二大消費電子產品的市場，取得前三的地位，我們有信心進一步提升TCL在全球主要市場的品牌地位。中國在大力推動經濟全球化，在WTO的原則基礎上更多的創造經濟上的互利共贏，對這兩年存在的逆全球化是很好反擊，我們相信經濟全球化能夠造福各國人民，這一點除了個別國家大部分都認同。”李東生說。

李東生對中美開打貿易戰持保留態度，即便真的要打，對彩電業務會產生短暫的影響，但從中長期來看影響不是很大。

“美國自己沒有彩電業，去年美國的彩電70%是從中國進口的，一旦加征關稅，首先受影響的是美國消費者，它沒法在其他渠道找到替代的來源。而對TCL來說，我們的工業制造能力已經是全球布局，在很多國家有工廠，如果真的實施，我們就會把生產快速轉移到其他國家。事實上，我們已經開始采取措施提高墨西哥工廠生產彩電的能力，未來將提升在墨西哥生產的產品輸入到美國本地，這從長遠來說對我們也是好的布局。”李東生說。

此外，李東生還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未來幾年，TCL計劃在全球的品牌建設上逐步提高投入，並做相應的資源傾斜，目標是2018海外銷售收入占比超過一半，“品牌不是一蹴而就，品牌力越高意味著議價能力越強，這背後就是要有個更強大的產品技術能力為支撐”。

民航局力推航空物流:形成若幹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企業

隨著我國經濟加快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航空物流的作用也日益凸顯。

日前《民航局關於促進航空物流業發展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出臺。該《意見》是民航搶抓航空物流業發展新機遇的現實任務，也是補齊民航行業貨運發展短板的具體舉措，對加快推進民航強國建設、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實現國家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扭轉“重客輕貨”思想

近年來，我國航空物流業取得了長足發展，但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仍很突出，服務能力不強、運行效率不高、信息化和標準化建設相對滯後，與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消費需求仍有較大差距。隨著電商、快遞、冷鏈等現代物流市場的高速發展，航空貨源結構性變化凸顯，對航空物流服務升級的要求不斷提升。

根據《意見》，到“十三五” 末，航空物流產業轉型升級取得明顯成效，發展環境明顯改善，服務質量和運行效率顯著提升。到 ２０２５ 年，機場地面服務質量和效率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全貨機服務覆蓋範圍和腹艙運力利用率大幅提高，形成若幹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航空物流 企業，航空多式聯運暢順運行，現代航空物流服務體系基本建立。

《意見》圍繞深化對航空物流發展規律的認識、提升航空物流效率、大力推進融合發展、完善行業管理和優化實施路徑等提出了9項主要任務。

其中一個是要不斷深化對航空物流發展規律的研究把握，深入研究發展趨勢、準確把握發展規律。航空物流要努力化解環節多、主體多、流程複雜等影響效率的問題，以更短的時間、更高的效率、更少的搬運次數提供高品質的“門到門”服務。行業發展要始終堅持市場導向，扭轉“重客輕貨”思想，實現航空貨運由傳統運輸方式向現代物流服務體系的躍升。

其次是要著力優化航空資源配置，根據機場發展定位，堅持客貨並舉，放開機場高峰時段對貨運航班的時刻限制，統一協調分配貨運航班時刻，支持航空公司構建貨運航班波，支持航空貨運樞紐建設。

《意見》指出，要促進航空物流企業轉型發展。以市場為導向，鼓勵航空貨運企業與其他物流企業通過運營合作、聯合重組、發展混合所有制等方式實現規模化、網絡化、專業化發展，打造完整的物流產業鏈，創新航空貨運產品體系和業務模式，提升市場競爭力。

完善臨空經濟產業體系

在推進融合發展方面，《意見》指出，要完善臨空經濟產業體系。強化臨空經濟區戰略規劃的頂層設計，正確處理規模與效率的關系，推進航空港與臨空經濟區規劃建設的高水平聯動。充分發揮航空物流業的引擎作用，加快形成航空物流與臨空經濟區之間相互促進、相互提升的共生發展態勢，推動民航業與區域經濟深度融合發展。

為了推動臨空經濟區有序發展，2015年7月，國家發改委、民航局發布關於臨空經濟示範區建設發展的指導意見指出，選擇若幹條件成熟的臨空經濟區開展試點示範，有利於發揮比較優勢、挖掘內需增長潛力、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增強輻射帶動作用，對於促進民航業發展、優化我國經濟發展格局、全方位深化對外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近日，寧波臨空經濟示範區和西安臨空經濟示範區獲國家發改委、民航局正式批複。我國的臨空經濟示範區增至12個。

民航資深專家李曉津教授對第一財經分析，臨空經濟區發展的產業必須是有利於發揮機場優勢的產業，因此，一般選擇重量輕、體積小、價值高以及具有高新技術的產品，通過航空運輸的方式運達銷售地。例如，鄭州空港經濟區剛好抓住了產業梯度轉移的時機，給富士康做配套，富士康主要做手機，手機的時效性很強，飛機運輸很有優勢。

對一些內陸省會城市、直轄市而言，臨空經濟區的建設使得這些城市由內陸變成了對外開放的高地，推動很多相關產業迅速做大做強。

中國民航大學臨空經濟研究所所長曹允春認為，臨空經濟正成為中西部內陸城市跨越式發展的一種全新的動力模式。通過依托機場打造的產業集群，能夠不斷拉近與世界的距離，促使信息、技術、資本、項目等要素加快流動，帶動相關產業鏈條快速發展，推動地方積極地參與到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中去，從內陸城市轉身為對外開放的前沿。

全力打響“上海制造”品牌，這三大產業表現較強國際競爭力

與正在全力打響“上海制造”品牌相呼應，最新的報告顯示，上海在電子通信制造、汽車和高端裝備制造等3個先進制造業上，顯示出了較強的國際競爭力。

5月16日發布的2017年上海重點產業國際競爭力報告顯示，2017年上海這3個先進制造業的優質產品、核心產品出口增長，“上海制造”品牌影響力提升。

結果顯示，2017年上海電子信息制造業、高端裝備制造業和新能源汽車產業上的國際競爭力指數分別為149、122.14和109.77，分別比2016年分別上升了4.2%、0.57%和8.1%，總體上繼續保持較強的國際競爭力。

制造業是地區綜合競爭力的重要體現，也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力軍。近日，上海提出全力打響上海制造品牌，並發布三年行動計劃。按照預期規劃，到2020年上海要初步建成世界級新興產業發展策源地，初步建成若幹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初步建成世界級制造品牌匯聚地。

上述三個產業中，汽車、電子信息是上海將全力打造的兩個世界級產業集群，高端裝備則是上海要積極培育的4個世界級產業集群之一。

對這三個產業的評估，是基於“上海產業國際競爭力指數”，這是由上海市商務委員會主導開發，由上海社會科學院、新經濟與產業國際競爭力研究中心聯合研發的，旨在對上海相關產業進行客觀評估和國際對標，促進維護產業安全、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推動產業進一步融入全球生產鏈分工體系。

國際上現有評價產業國際競爭力的體系主要有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研究院（IMD）的《世界競爭力年鑒》、世界經濟論壇（WEF）每年公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等。

與現有國際評價體系不同，上海的產業國際競爭力評價分析試點是以具體產業為研究單位，註重對具體行業的國際表現予以評價和分析。

而今年率先發布的3個先進制造業行業分析報告，在指標構建上更加突出“國際”因素:從產業的國際表現、行業驅動增長和價值鏈提升三個方面評估上海相關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具體而言，上海電子信息產品制造業在產業國際市場占有份額略有下降，但由於出口產品的價格優勢和品質優勢的上升，使得海外市場對電子信息產品的需求依然保持強勁，進而推動產業國際表現的上升，產業國際表現指數在過去三年間由162提升至175。

在價值鏈提升方面，上海電子信息產品制造業核心產品出口額占全行業產品出口比重等指標呈現趨勢性上升，帶動行業整體貿易競爭力走強，其中以處理器及控制器、存儲器和硬盤驅動器等產品的上升幅度最為明顯，使得價值鏈提升指數在三年間由133上升至149。

不過，在行業驅動增長方面，由於營商成本相對較高，導致上海電子信息產品制造業整體產業資本收益率和產業集中度相對下滑，使得行業驅動增長指數由2015年的117下降至了2017 年的111，影響了行業整體競爭力水平。

對於上海高端裝備制造產業，連續4年的指數測算顯示，該產業國際競爭力在保持較強競爭優勢的同時總體發展穩定，產業國際競爭力指數保持在121～124之間。

在價值鏈提升方面，呈現穩定上升趨勢，核心產品的市場占有率和發展成熟度支撐了價值鏈的提升，使得其指數由2014年的101.29上升至2017年的107.34。而在行業增長驅動方面，行業成長速遞、盈利能力和生產效率則拖累了總體競爭力指數的提升。

對於新能源汽車產業而言，在產業國際表現方面，上海市新能源汽車出口占全球同類產品出口比重達到0.03%，產業的出口競爭力首次由弱轉強，推動產業國際表現指數由2014年的93.62上升至2017年的105.68。

在價值鏈提升方面，核心產品出貨量的增長和技術的提升支撐了價值鏈提升的穩定增長，反映電機和電控等核心產品與國際前沿產品品質差距的核心產品出口競爭力較前一年度大幅度提升，推動價值鏈提升指數在4年間由89.74上升至119.39。

不過，在產業集中度、新能源汽車產比和新能源車型數量占比方面，上海的新能源汽車產業仍處於較低水平。

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張幼文表示，在國際分工背景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核心是要素收益。但是目前對產業國際競爭力測定存在“顯性比較優勢”的誤區，所以發展中國家要克服有出口無產業、有產業無技術、有技術無專利、有產權無收益的尷尬局面。因此，上海要在不斷擴大開放的情況下，堅持培育高級優勢要素，爭奪價值鏈分工的高端。

上海交通大學副教授耿梅娟則認為，我國培育制造業任務艱巨，一方面是制造業工業基礎較低，資金也存在“脫實向虛”的傾向；另一方面是先進制造業領域的國際競爭更趨激烈。國外跨國公司以積極利用全球化的生產網絡和組織模式，以核心技術和專業服務掌控價值鏈高端環節，我國先進制造業發展面臨被“低端鎖定”的風險。

按照規劃，上海將每年發布一次12個重點產業國際競爭力指數報告，年內還將發布航運服務、會展服務業、生物醫藥等行業2017年國際競爭力分析報告。（實習記者唐燕飛對本文亦有貢獻）

全球競爭力新排名：中國再大幅躍升5位

中國的全球競爭力正在不斷躍升，從2016年的第25位升至2017年的第18位，再到2018年升至第13位。

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24日發表的《2018年世界競爭力報告》顯示美國排名第一。中國得分89.02分，排名較去年上升5位，至第13位，上升幅度在眾多經濟體中表現突出。

萬博新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劉哲認為，近幾年來中國競爭力的連續、大幅躍升，得益於三個方面：加大改革開放力度、推動新舊動能轉換、重視軟資源的積累。

劉哲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對外，中國推動全球貿易和投資的互惠互利，不斷放寬外商投資限制，致力於打造開放共贏的合作模式。對內，中國堅持創新驅動，支持人工智能、互聯網、信息技術、共享經濟等新技術、新產業、新商業模式和新管理模式的發展，新的經濟增長點不斷湧現，提升了中國的內生增長動力。

“此外，重視人力資本、傳統文化、民族品牌、知識產權、大數據等軟資源的積累和開發，也不斷增強了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劉哲說。

報告認為，中國競爭力在本次評估中的顯著提升，主要緣於兩大指標改善：一是對硬件及軟件基礎設施投資加大；二是政府規章進一步簡化提升了營商效率。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全球競爭力中心主任布里斯也表示，中國在實體和虛擬基礎建設領域不斷大力投資，並努力改善司法和監管制度，這些都有助於排名的提升。

劉哲說，軟件基礎設施這一指標的改善是我國近年來高度照重視大數據、移動互聯網、物聯網的軟資源積累的成果體現。軟件基礎設施的建設為推動信息化建設、工業互聯網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積極布局後工業時代價值創造的核心軟資源，也有利於提升中國今後在全球產業價值鏈上的分工地位。

劉哲同時建議，今後在繼續改善基礎設施等硬環境的同時，應努力在法律、政策、融資等軟環境上實現新的突破。通過營造創新友好的法律軟環境、提升行政效率的政策軟環境、與新經濟對接的融資軟環境以及更有吸引力的人才軟環境，最大限度地激發企業家的創新精神，提高微觀經濟的活力。

自1989年以來，瑞士洛桑管理學院全球競爭力研究中心每年都會發布全球最具競爭力經濟體排名。排名調查評估基於260個指標，其中約三分之二來自上一年度采集的就業和貿易等統計數據，三分之一來自當年度對6000多位企業高管的調查。目前全球共有63個經濟體被納入評選，得分100表明最具競爭力。

國辦：全面部署加快奶業振興 提高乳品企業競爭力

6月11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推進奶業振興保障乳品質量安全的意見》，全面部署加快奶業振興，保障乳品質量安全工作。 《意見》提出，到2020年，奶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實質性成效，奶業現代化建設取得明顯進展。100頭以上規模養殖比重超過65%，奶源自給率保持在70%以上。嬰幼兒配方乳粉的品質、競爭力和美譽度顯著提升，乳制品供給和消費需求更加契合。乳品質量安全水平大幅提高，消費信心顯著增強。到2025年，奶業實現全面振興，奶源基地、產品加工、乳品質量和產業競爭力整體水平進入世界先進行列。 

《意見》明確，提高乳品企業競爭力，引導乳品企業與奶源基地布局匹配、生產協調。鼓勵企業兼並重組，提高產業集中度，培育具有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的乳品企業。依法淘汰技術、能耗、環保、質量、安全等不達標的產能，做強做優乳制品加工業。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推進奶業振興

保障乳品質量安全的意見

國辦發〔2018〕43號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國務院各部委、各直屬機構：

奶業是健康中國、強壯民族不可或缺的產業，是食品安全的代表性產業，是農業現代化的標誌性產業和一二三產業協調發展的戰略性產業。近年來，我國奶業規模化、標準化、機械化、組織化水平大幅提升，龍頭企業發展壯大，品牌建設持續推進，質量監管不斷加強，產業素質日益提高，為保障乳品供給、促進奶農增收作出了積極貢獻，但也存在產品供需結構不平衡、產業競爭力不強、消費培育不足等突出問題。為推進奶業振興，保障乳品質量安全，提振廣大群眾對國產乳制品信心，進一步提升奶業競爭力，經國務院同意，現提出以下意見。

一、總體要求

（一）指導思想。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二中、三中全會精神，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認真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按照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為引領，以優質安全、綠色發展為目標，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降成本、優結構、提質量、創品牌、增活力為著力點，強化標準規範、科技創新、政策扶持、執法監督和消費培育，加快構建現代奶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和質量安全體系，不斷提高奶業發展質量效益和競爭力，大力推進奶業現代化，做大做強民族奶業，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有力支撐。

（二）基本原則。

創新驅動，綠色發展。強化科技創新，推動管理制度改革，推進節本增效，提高奶業綜合生產能力。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種養結合，草畜配套，促進養殖廢棄物資源化利用，推動奶業生產與生態協同發展。

利益聯結，共享共贏。堅持產業一體化發展方向，延伸產業鏈，建立奶農和乳品企業之間穩定的利益聯結機制，推進形成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產業格局，增強奶農抵禦市場風險的能力，實現一二三產業協調發展。

問題導向，重點攻關。針對當前奶業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以關鍵環節和重點難點為突破口，著力提高奶業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提升乳品質量安全水平，更好適應消費需求總量和結構變化。

市場主導，政府支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強化乳品企業市場主體作用，優化資源配置，增強發展活力。更好發揮政府在宏觀調控、政策引導、支持保護、監督管理等方面的作用，維護公平有序的市場環境。

（三）主要目標。到2020年，奶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實質性成效，奶業現代化建設取得明顯進展。奶業綜合生產能力大幅提升，100頭以上規模養殖比重超過65%，奶源自給率保持在70%以上。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進一步優化，嬰幼兒配方乳粉的品質、競爭力和美譽度顯著提升，乳制品供給和消費需求更加契合。乳品質量安全水平大幅提高，產品監督抽檢合格率達到99%以上，消費信心顯著增強。奶業生產與生態協同發展，養殖廢棄物綜合利用率達到75%以上。到2025年，奶業實現全面振興，基本實現現代化，奶源基地、產品加工、乳品質量和產業競爭力整體水平進入世界先進行列。

二、加強優質奶源基地建設

（四）優化調整奶源布局。突出重點，鞏固發展東北和內蒙古產區、華北和中原產區、西北產區，打造我國黃金奶源帶。積極開辟南方產區，穩定大城市周邊產區。以荷斯坦牛等優質高產奶牛生產為主，積極發展乳肉兼用牛、奶水牛、奶山羊等其他奶畜生產，進一步豐富奶源結構。

（五）發展標準化規模養殖。開展奶牛養殖標準化示範創建，支持奶牛養殖場改擴建、小區牧場化轉型和家庭牧場發展，引導適度規模養殖。支持奶牛養殖大縣整縣推進種養結合，發展生態養殖。推廣應用奶牛場物聯網和智能化設施設備，提升奶牛養殖機械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加強奶牛口蹄疫防控和布病、結核病監測凈化工作，做好奶牛常見病防治。

（六）加強良種繁育及推廣。建立全國奶牛育種大數據和遺傳評估平臺，完善種牛質量評價制度，構建現代奶牛遺傳改良技術體系和組織管理體系。擴大奶牛生產性能測定範圍，加快應用基因組選擇技術。支持奶牛育種聯盟發展，聯合開展青年公牛後裔測定。大力引進和繁育良種奶牛，打造高產奶牛核心育種群，建設一批國家核心育種場。加大良種推廣力度，提升良種化水平，提高奶牛單產量。

（七）促進優質飼草料生產。推進飼草料種植和奶牛養殖配套銜接，就地就近保障飼草料供應，實現農牧循環發展。建設高產優質苜蓿示範基地，提升苜蓿草產品質量，力爭到2020年優質苜蓿自給率達到80%。推廣糧改飼，發展青貯玉米、燕麥草等優質飼草料產業，推進飼草料品種專業化、生產規模化、銷售市場化，全面提升種植收益、奶牛生產效率和養殖效益。

三、完善乳制品加工和流通體系

（八）優化乳制品產品結構。統籌發展液態乳制品和幹乳制品。因地制宜發展滅菌乳、巴氏殺菌乳、發酵乳等液態乳制品，支持發展奶酪、乳清粉、黃油等幹乳制品，增加功能型乳粉、風味型乳粉生產。鼓勵使用生鮮乳生產滅菌乳、發酵乳和調制乳等乳制品。

（九）提高乳品企業競爭力。引導乳品企業與奶源基地布局匹配、生產協調。鼓勵企業兼並重組，提高產業集中度，培育具有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的乳品企業。依法淘汰技術、能耗、環保、質量、安全等不達標的產能，做強做優乳制品加工業。支持企業開展產品創新研發，優化加工工藝，完善質量安全管理體系，增強運營管理能力，降低生產成本，提升產品質量和效益。支持奶業全產業鏈建設，促進產業鏈各環節分工合作、有機銜接，有效控制風險。

（十）建立現代乳制品流通體系。發展智慧物流配送，鼓勵建設乳制品配送信息化平臺，支持整合末端配送網點，降低配送成本。促進乳品企業、流通企業和電商企業對接融合，推動線上線下互動發展，促進乳制品流通便捷化。鼓勵開拓“互聯網+”、體驗消費等新型乳制品營銷模式，減少流通成本，提高企業效益。支持低溫乳制品冷鏈儲運設施建設，制定和實施低溫乳制品儲運規範，確保產品安全與品質。

（十一）密切養殖加工利益聯結。培育壯大奶農專業合作組織，推進奶牛養殖存量整合，支持有條件的養殖場（戶）建設加工廠，提高抵禦市場風險能力。支持乳品企業自建、收購養殖場，提高自有奶源比例，促進養殖加工一體化發展。建立由縣級及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引導，乳品企業、奶農和行業協會參與的生鮮乳價格協商機制，乳品企業與奶農雙方應簽訂長期穩定的購銷合同，形成穩固的購銷關系。開展生鮮乳質量第三方檢測試點，建立公平合理的生鮮乳購銷秩序。規範生鮮乳購銷行為，依法查處和公布不履行生鮮乳購銷合同以及憑借購銷關系強推強賣獸藥、飼料和養殖設備等行為。

四、強化乳品質量安全監管

（十二）健全法規標準體系。研究完善乳品質量安全法規，健全生鮮乳生產、收購、運輸和乳制品加工、銷售等管理制度。修訂提高生鮮乳、滅菌乳、巴氏殺菌乳等乳品國家標準，嚴格安全衛生要求，建立生鮮乳質量分級體系，引導優質優價。制定液態乳加工工藝標準，規範加工行為。制定發布複原乳檢測方法等食品安全國家標準。監督指導企業按標依規生產。

（十三）加強乳品生產全程管控。落實乳品企業質量安全第一責任，建立健全養殖、加工、流通等全過程乳品質量安全追溯體系。加強源頭管理，嚴格奶牛養殖環節飼料、獸藥等投入品使用和監管。引導奶牛養殖散戶將生鮮乳交售到合法的生鮮乳收購站。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擅自加工生鮮乳對外銷售。實施乳品質量安全監測計劃，嚴厲打擊非法收購生鮮乳行為以及各類違法添加行為。對生鮮乳收購站、運輸車、乳品企業實行精準化、全時段管理，依法取締不合格生產經營主體。健全乳品質量安全風險評估制度，及時發現並消除風險隱患。

（十四）加大嬰幼兒配方乳粉監管力度。嚴格執行嬰幼兒配方乳粉相關法律法規和標準，強化嬰幼兒配方乳粉產品配方註冊管理。嬰幼兒配方乳粉生產企業應當實施良好生產規範、危害分析和關鍵控制點體系等食品安全質量管理制度，建立食品安全自查制度和問題報告制度。按照“雙隨機、一公開”要求，持續開展食品安全生產規範體系檢查，對檢查發現的問題要從嚴處理。嚴厲打擊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質、超範圍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劑、塗改標簽標識以及在標簽中標註虛假、誇大的內容等違法行為。嚴禁進口大包裝嬰幼兒配方乳粉到境內分裝。大力提倡和鼓勵使用生鮮乳生產嬰幼兒配方乳粉，支持乳品企業建設自有自控的嬰幼兒配方乳粉奶源基地，進一步提高嬰幼兒配方乳粉品質。

（十五）推進行業誠信體系建設。構建奶業誠信平臺，支持乳品企業開展質量安全承諾活動和誠信文化建設，建立企業誠信檔案。充分運用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臺和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推動稅務、工信和市場監管等部門實現乳品企業信用信息共享。建立乳品企業“黑名單”制度和市場退出機制，加強社會輿論監督，形成市場性、行業性、社會性約束和懲戒。

五、加大乳制品消費引導

（十六）樹立奶業良好形象。積極宣傳奶牛養殖、乳制品加工和質量安全監管等方面的成效，定期發布乳品質量安全抽檢監測信息，展示國產乳制品良好品質，提升廣大群眾對我國奶業的認可度。推介休閑觀光牧場，組織開展乳品企業公眾開放日活動，讓消費者切身感受牛奶安全生產的全過程，激發消費活力。

（十七）著力加強品牌建設。實施奶業品牌戰略，激發企業積極性和創造性，培育優質品牌，引領奶業發展。通過行業協會等第三方組織，推介產品優質、美譽度高的品牌，擴大消費市場。發揮骨幹乳品企業引領作用，促進企業大聯合、大協作，提升中國奶業品牌影響力。

（十八）積極引導乳制品消費。大力推廣國家學生飲用奶計劃，增加產品種類，保障質量安全，擴大覆蓋範圍。開展公益宣傳，加大公益廣告投放力度，強化乳制品消費正面引導。普及滅菌乳、巴氏殺菌乳、奶酪等乳制品營養知識，倡導科學飲奶，培育國民食用乳制品的習慣。加強輿情監測，及時回應社會關切，營造良好輿論氛圍。

六、完善保障措施

（十九）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在養殖環節，重點支持良種繁育體系建設、標準化規模養殖、振興奶業苜蓿發展行動、種養結合、奶牛場疫病凈化、養殖廢棄物資源化利用和生鮮乳收購運輸監管體系建設；在加工環節，重點支持嬰幼兒配方乳粉企業兼並重組、乳品質量安全追溯體系建設。地方人民政府要統籌規劃，合理安排奶畜養殖用地。鼓勵社會資本按照市場化原則設立奶業產業基金，放大資金支持效應。強化金融保險支持，鼓勵金融機構開展奶畜活體抵押貸款和養殖場抵押貸款等信貸產品創新，推進奶業保險擴面、提標，合理厘定保險費率，探索開展生鮮乳目標價格保險試點。

（二十）加強奶業市場調控。完善奶業生產市場信息體系，開展產銷動態監測，及時發布預警信息，引導生產和消費。充分發揮行業協會作用，引導各類經營主體自覺維護和規範市場競爭秩序。順應奶業國際化趨勢，實行“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促進資本、資源和技術等優勢互補，增強自我發展能力。

（二十一）強化科技支撐和服務。開展奶業競爭力提升科技行動，推動奶業科技創新，在奶畜養殖、乳制品加工和質量檢測等方面，提高先進工藝、先進技術和智能裝備應用水平。加強乳制品新產品研發，滿足消費多元化需求。完善奶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加大技術推廣和人才培訓力度，提升從業者素質，提高生產經營管理水平。

（二十二）切實加強組織領導。各地區、各有關部門要根據本意見精神，按照職責分工，加大工作力度，強化協同配合，制定和完善具體政策措施，抓好貫徹落實。農業農村部要會同有關部門對本意見落實情況進行督查，並向國務院報告。

國務院辦公廳

2018年6月3日

聚焦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上海用科創重塑產業競爭力

基於科技創新所形成的產業結構調整，正在重塑上海的產業競爭力。重塑的背後，是科技的更叠，也是創業創新者們的每一點進步。

正在全力打響“四個品牌”的行動和即將於11月舉行的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的契機，為上海在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的科技創新提供了更加開放也更具挑戰的競爭生態。

人工智能商用化提速

作為上海本土人工智能的企業代表，已經創業17個年頭的小i機器人見證了人工智能從純學術的概念到產業化應用的過程，也是國內人工智能產業化的重要推動者。

前不久，參加完第二屆中國（合肥）類腦智能高峰論壇的小i機器人創始人、CEO朱頻頻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如今的人工智能技術，正在從經典的計算機架構向類腦架構轉變。上海擁有發展人工智能的人才優勢和基礎，但要做得好，必須潛下心持續投入。“整個鏈條是很長的，效果也需要經歷周期才能顯現。簡單說，需要持續投入，耐心投入，才能看到後面的效果。要有持續的競爭力，需要有根源的創新，不是一兩個大項目就能完成。要提高創新企業的活力，也需要營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和生態。”他這樣說。

在朱頻頻的印象里，人工智能出現了很多年，但前面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最近幾年因為技術和算法的更叠，才快速升溫了起來。小i機器人從2006年開始探索人工智能在企業服務當中的應用，尤其在客戶服務行業，可以說是主要的推動者。

小i機器人前期的大項目——“上海科技”官網上智能客服機器人“海德先生”的應用，就是國內首次將人工智能技術運用到電子政務領域的成功案例。

專註於以自然語言處理為核心的人機交互技術研發的小i機器人，目前已在智能客服領域占據近90%的市場，助推了人工智能在上海的大規模商用落地。

朱頻頻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雖然市面上的機器人很多，但提供深度交互並有廣泛應用的只有小i機器人一家。信息技術研究與顧問公司Gartner的分析師曾認為，小i機器人在智能機器人的領域可排進全球前三。

除了小i機器人，大量創業團隊也在為人工智能的研發和商業化貢獻智力。

作為一家基於激光雷達和SLAM（同步定位與地圖構建）技術的創業公司，上海思嵐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思嵐科技”）的目標是提供高性能、低成本的機器人自主定位導航解決方案。

思嵐科技CEO陳士凱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激光雷達和自主定位導航系統是實現智能機器人產品實用化和智能化的關鍵性組件，好比是機器人的眼睛。通過自主研發，思嵐科技推出的首個低成本的激光雷達產品RPLIDAR打破了國外的壟斷，大大降低了應用成本。目前該產品已廣泛應用在各類服務機器人當中，同時，這一“上海制造”的品牌產品和技術也已開始出口到北美和歐洲市場。

上海市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上海機器人行業協會的會長戴柳此前告訴第一財經記者，2017年，整個機器人產業的產值同比2016年增長了98%，相當於翻了一番，占到全國40%的比重。在統計上，機器人產業和人工智能的數據會有所重合。

雖然市場關註度大，但就現狀而言，人工智能的商業化尚處於初級階段，並沒有比較誰做得更優的依據和意義。在朱頻頻看來，上海發展人工智能有其優勢，政府較支持，但面臨的挑戰也不小。

“人工智能目前還有一些關鍵技術有待突破。門檻並不像我們想象得那麽高端，也並非依靠高端人才就能做好，需要一個生態系統。”朱頻頻說，“上海正在強調長三角一體化，這是非常好的戰略。光依靠上海本地的產業鏈，優勢相比深圳會弱一些。如果能把長三角連結在一塊，將會非常有優勢。”

戴柳認為，上海市機器人產業的發展在我國中心城市當中，處於比較高的站位，優勢在於視野好，知道下一步要瞄準哪里，同時在芯片制造、大規模集成電路等產業上也能有保障。

從國際上來看，中國還與發達國家存在明顯差距。最近，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和科睿唯安聯合發布的《G20國家科技競爭格局之辯》系列報告顯示，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研發人力資源和基礎研究經費方面，目前呈現“美國一家獨大，英國、印度和加拿大等緊隨其後，中國尚有明顯差距”的競爭局面。

其中，在人工智能的四個分支領域（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理、語音處理和計算機視覺），美國的科技實力均位居G20國家首位，中國在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理和計算機視覺三個領域表現突出，科技實力僅次於美國且增速明顯，部分科研影響力指標已經超過美國，但科研成果的總體質量有待進一步提升。

本土生物醫藥企業填補空白

除了熱門的人工智能，上海在生命健康、量子通信等未來前沿領域也在積極加強戰略布局，同時還在加快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聚焦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醫藥與高端醫療器械、新能源與智能網聯汽車等產業，加快形成產業發展新動能。

越來越多的本土企業正在多個領域填補產業空白。

位於張江高科技園區的上海逸思醫療科技有限公司（下稱“逸思醫療”）研制出了自己的腔鏡吻合器、能量刀和腔鏡系統產品，成為了全球少數能提供完整腫瘤微創外科手術解決方案的醫療器械企業。

吸引了海外高端人才的思路迪精準醫療集團（下稱“思路迪”）也在填補國內診療一體化的空白。“目前在中國，唯一能做診療一體化的就只有我們一家，而在國際上也只有羅氏。”思路迪副總裁李福根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我們現在很小，但十年二十年之後就不好說了。”

按照李福根的說法，思路迪已經建成了全球最大的肝癌PDX（源於患者的腫瘤動物模型）和PDC（腫瘤原代細胞板塊）臨床前研究和藥物開發平臺，開發出了全球首個全新分子PD-L1單域抗體（腫瘤的免疫抑制療法），也是中國唯一一家與美國、日本同步開發新藥的公司。

上海張江生物銀行則是上海市政府構建的集約化第三方存儲中心，是生物樣本庫的新模式，也是國內生物樣本存儲行業標準的制定者。該生物銀行預計將擁有1000萬份生物樣本的儲存能力；到2020年底前，將在全國建立10~15個生物樣本資源分中心，促進生物樣本交流與合作研究。

每一個企業發展的個案，讓上海經濟整體交出了一份不錯的成績單。

更大的亮點在於產業結構的調整：2018年1~6月，上海生產總值同比增長6.9%，經濟對房地產依賴度進一步降低，全市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總產值5063.12億元，同比去年增長8.1%，上半年上海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較快增長，新能源汽車、新一代信息技術和生物分別增長29.6%、14.2%和15.0%。以創新為特色的新興服務業發展勢頭良好，正在成為上海經濟的新支柱。

第三產業增加值10761.97億元，增長7.4%，占全市生產總值的比重為69.2%，這意味著上海基本達到了世界級“服務型城市”的標準。

穩中有進的勢頭中，實體經濟中的汽車產業繼續發揮重要作用，蔚來汽車、威馬汽車等造車新勢力整車工廠落地，開始進入量產階段。最近，奧迪公司也以1%的股比進入上汽大眾，意味著上汽和奧迪的合作正式確定，上汽由此得到了奧迪品牌授權，可生產和銷售奧迪品牌汽車。

早在2018年初，上海市市長應勇就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明確指出，先進制造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是上海經濟的重大支撐，要率先走出制造業高端發展、創新發展、轉型發展之路。上海要集聚更多的“隱形冠軍”和“獨角獸”企業，加快培育新能源與智能網聯汽車、新一代信息技術、智能制造裝備、生物醫藥與高端醫療器械等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與此同時，上海要著力建設智慧城市，搶抓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的重大機遇，實施智能上海行動，在生產經營、健康管理、食品安全等領域推進一批應用示範項目，讓人工智能更廣泛、更深入地走進企業、走入家庭、走向社會。

責編：鄒臻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