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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睛丨航天民企獲國際訂單 商業航天市場可觀

事件：北京藍箭空間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北京藍箭”)日前與丹麥Gomspace公司簽訂火箭發射服務協議，成為我國民營商業航天企業承接的首筆國際市場商業發射訂單。

CBN點評：在中國，由國家主導的航天發射活動仍居於主導地位，但商業航天產業也正越來越多地受到重視。此次北京藍箭成功斬獲國際商業發射訂單，則標誌著我國民營商業航天企業發展已實現重大突破，有望在未來國內外商業航天市場中扮演一定角色。

據了解，北京藍箭於2015年成立，是我國第一家民營商用運載火箭提供商。該公司目前已具備了運載火箭總體系統研制能力，包括火箭的箭體結構系統、控制系統、分離系統及其系統單機設備的設計等核心能力。此次與丹麥Gomspace公司簽訂發射協議，約定於2018年使用藍箭-1號運載火箭發射GomSpace的立方體衛星群。目前，北京藍箭已經完成項目履約團隊的組建，開始按照發射時間倒排整個發射計劃。

根據公開資料顯示，此次發射擬使用的藍箭-1號火箭直徑2米，起飛重量57.4噸，載荷400千克，太陽同步軌道載荷500千克。火箭采用4級固體燃料發動機，相較於目前國際上許多民營企業所開發的液體燃料運載火箭更加先進，同時價格也更為低廉。據報道，藍箭1號火箭的單次發射成本僅約為800萬美元，從而使其成為國際市場上有力的競爭者。

與此同時，在政策支持方面，國務院新聞辦於近日發表《2016中國的航天》白皮書中也明確表示，要鼓勵引導民間資本和社會力量有序參與航天科研生產、空間基礎設施建設、空間信息產品服務、衛星運營等航天活動;支持中國企業參與國際商業航天活動，推動宇航產品“走出去”。

根據市場預測，到2020年全球航天產業市場總額將達到4850億美元，而同期中國市場，包括運載火箭、衛星應用、空間寬帶互聯網等就將達到8000億人民幣。基於此，未來五年我國商業航天產業有望迎來重大發展機遇。A股市場上，振芯科技(300101.SZ)、航天機電(600151.SH)、海格通信(002465.SZ)等航天領域上市公司均有望從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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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丨全國政協委員徐冠巨：守住底線、光明正大是民企持續發展的根本

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傳化集團董事長徐冠巨周四在北京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去年以來，由於政策發力、原材料價格回升等因素，民營企業投資信心明顯增強，生產經營形勢明顯改觀。

徐冠巨說：“2014年、2015年民營企業感到比較茫然，不敢投資，但2016年有明顯好轉。一方面，國家“三去一降一補”等一系列舉措開始發力，政府服務改善，低效汙染企業被擠出市場;另一方面，去年上半年以來原材料價格回升，企業生產經營形勢明顯改觀。”

他還表示，由於政府服務改善，企業感到只要保持健康的經營方式和理念，守住底線、光明正大，幹幹凈凈搞經營，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麽不做什麽，就是得以持續發展的根本。

今年，徐冠巨的兩會提案是，建議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改變企業協同弱、庫存高、成本高、效率低的局面。

徐冠巨表示，相對於主要發達國家，我國生產性服務業總體發展還比較滯後，無論是專業化水平還是體系化保障，都不足以為制造業提供有力支撐，制造業企業所需的生產性服務，大多是靠內部供給，形成了“大而全”、“小而全”的局面，影響了實體經濟整體的競爭力。

我國的生產性服務業只占到GDP的15%-20%，而發達國家生產性服務業占GDP的比例大約為40%-50%，如德國生產性服務業占GDP的比例為45%-50%。生產性服務業是指面向制造商的服務行業，涵蓋面較廣，包括研發設計等技術服務、物流與供應鏈服務、信息服務、金融服務、商務服務等。

如在信息服務方面，我國中小企業互聯網使用率和雲服務滲透率與美國的差距達3-4倍;在物流服務方面，我國企業物流成本占生產成本的比重達到30%-40%，而美國只有10%-15%;在金融服務方面，我國制造業企業綜合融資成本是美國的3倍以上。

2014年7月，國務院發布《關於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意見指出，我國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後、水平不高、結構不合理等問題突出，亟待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是全球產業競爭的戰略制高點。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有利於引領產業向價值鏈高端提升。

徐冠巨建議，出臺專項規劃和政策措施，推動更多資源要素投入到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中來。大力度探索政企協力新機制，共建具有公共服務屬性的平臺型的項目，同時引導支持民間資本加大投入，投身生產性服務業的創業創新中。

他還認為，生產性服務業包含產業門類眾多，要打破各自孤立發展的局面，應用好互聯網的時代元素，以“搭平臺、建生態”的思維，建設“開放、共享、共生、連接”的生產性服務業公共服務平臺，整合物流、信息流、資金流，推動生產性服務業協同發展，系統服務制造業轉型升級。

徐冠巨認為，“生產性服務業是一塊很大的蛋糕，如果保守預計到2020年，我國生產性服務業占GDP的比重提升到25%，就可以帶來12萬億元產值的增長空間，5年可以新增就業2500萬人以上。”

能納稅說明企業活得好 馬雲、李傳福、劉強東等談稅收助力民企發展

3月31日，在國家稅務總局和全國工商聯聯合召開的民企發展座談會上，稅務總局局長王軍表示，我國經濟發展能夠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民營企業的貢獻功不可沒。目前，民營企業創造了60%以上的GDP、50%以上的稅收、80%以上的就業，已經成為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稅收增長的重要力量。

當天會上，9家民營企業家代表參與座談會，介紹公司發展情況並提出相關建議。

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在會上說，納稅對企業來說是一種福分，它說明你活得好。2005年阿里巴巴實現了一個工作日納稅100萬目標，去年這一數字是1個億，這讓我驕傲，說明阿里巴巴成功了。

馬雲表示，阿里巴巴將納稅作為業績考核指標。2016年阿里巴巴集團全年納稅達到238億元。此外，平臺上企業納稅超過2000億元。“這也說明我們平臺上的企業賺錢了。”

 上圖為馬雲、李書福等企業家在座談會現場發言

吉利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書福在會上表示，去年公司納稅66億元，同比增長78.5%。

“營改增政策、研發費加計扣除和高新技術企業等稅收優惠政策直接減少企業稅收，極大地支持了我們企業可持續發展。”李書福說。

京東集團首席執行官劉強東也在會上表示，京東集團在充分享受國家稅收紅利的同時，積極履行納稅義務。2016年繳納超過27億元。

參與座談的企業家多數表示，營改增給企業減稅效果明顯，研發費加計扣除和高新技術企業等稅收優惠政策直接減少企業稅收，極大地支持了我們企業可持續發展。

李書福表示，2016年，全集團各項稅收優惠政策共計減稅金額49296萬元，其中研發費加計扣除減免企業所得稅3891萬元，高新技術企業減免企業所得稅39522 萬元，西部大開發減免企業所得稅3534萬元，技術進口減免增值稅2349萬元。

“研發費加計扣除和高新技術企業稅收優惠直接減少了企業需要繳納的所得稅，鼓勵我們企業加大研發力度，2015年和2016年研發費分別達到42億和61億元，更好地促進企業的技術轉型升級，極大地支持了企業可持續發展。”李書福稱。

劉強東也表示，2016年營改增給企業減稅過億元，此外享受研發費加計扣除政策,僅當年實現節稅逾7000萬以上。

上圖為劉強東在座談會現場發言

稅務總局在此次座談會上首次披露民營企業納稅相關情況。

數據顯示，2016年民營經濟稅收增長5.5%，增速快於全國稅收增長0.7個百分點。從稅務總局服務管理的年納稅額3億元以上的1062戶大企業集團情況看，其中的312家民營企業2016年稅收收入、營業收入分別同比增長9.1%、12.5%，均大幅高於其他類型企業;凈利潤增長15.1%，其中超過三分之一的企業凈利潤增幅超過30%。

“在座的劉強東先生創立的京東集團也在千戶企業集團之列，去年的發展勢頭也非常好，資產和營業收入分別增長了143%和29%。從全國納稅500強企業看，其中有42戶民營企業，2016年其繳納稅款、營業收入、凈利潤分別增長24.4%、38.7%、44.4%，均遠高於其他納稅500強企業。”王軍說。

王軍表示，從稅收等數據來看，民企產業結構也更加優化，創新活力競相迸發，轉型升級不斷加快。

稅務總局數據顯示，以2016年納稅500強企業為例，其中的金融租賃、新能源、通信設備制造等新興經濟領域的民營企業市場競爭力不斷增強，利潤率分別同比提升5.7個、2.2個和13.6個百分點，已經成為最有活力的經濟類型。上述行業2016年新入圍納稅500強的18家民營企業，合計繳納稅收同比增長140%，顯示出強勁的增長勢頭。

另外，以2016年3.4萬戶年納稅1000萬元以上的重點稅源制造業企業為例，其中的民營制造企業研發費用占制造業研發費用總額的比重達43.5%，同比提高5.8個百分點，為民營制造業持續快速發展提供了強勁動力。

王軍說，“互聯網+”已成為我國經濟社會創新發展的重要驅動力量，一批“互聯網+”新經濟業態加快形成，其中絕大多數是民營企業。比如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通過打造網絡約車平臺，深刻改變了市民出行和城市交通治理的傳統模式，2016年該公司營業收入大幅增長，首次闖入全國納稅500強，顯示出迅猛的發展態勢和“互聯網+”的巨大魅力。

“可以說，民營企業已成為經濟活力的重要源泉、創業就業的重要承載、技術創新的重要驅動者、國家稅收的重要貢獻者，值得點一個大大的贊!”王軍說。

馬雲等民企“大佬”參加稅總座談：營改增是“放水養魚”、利國利民

“營改增(營業稅改增值稅)實際上是把麻煩留給政府，把利益留給企業。”

3月31日，在北京全國工商聯辦公樓三樓大廳，面對聽取企業家發言的全國工商聯主席王欽敏、國家稅務總局局長王軍，身著藍色毛衣的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談到營改增的影響。在他旁邊的吉利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書福、京東集團首席執行官劉強東等民營企業家，也在馬雲之前介紹了企業稅收相關情況和建議。

                  上圖為馬雲等企業家在座談會現場發言

當天全國工商聯和稅務總局正式簽署了合作協議，目的是將聽取民營企業對稅收工作的意見建議機制化、常態化，幫助民企健康發展。而全國工商聯、稅務總局領導班子和馬雲等9名企業家齊聚一堂座談，正是落實上述合作協議第一步，而在座的企業家均談到營改增對企業的影響。

去年5月1日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最後四大行業納入營改增試點，本屆政府最大減稅舉措營改增試點全面推開。

馬雲表示，阿里巴巴非常歡迎營改增，不僅僅因為營改增給企業減稅了，而是因為營改增這種稅收征收思想方法，是實事求是，放水養魚，利企利國利民的做法，更加科學、更加精準、更加立足於國家經濟發展的大局和企業的實際。

營改增消除重複征稅，給企業減稅是在座民企普遍感受。

“根據營改增新政策，建築服務、不動產進項稅可進行抵扣，我們按基建投入20億測算，同時按建築業一般納稅人11%的稅率計算，吉利可新增1.98億元進項抵扣，這給我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降稅效應，極大地增強了企業的經營能力。”李書福在座談會上稱。

劉強東也在會上表示，營改增後，企業外購的設備、燃料、過路過橋費、修理費等支出的進項稅可以抵扣，2016年減稅過億元。營改增給包括京東在內的電商企業都帶來實實在在的減稅效果。

主營工業切削刀具的大連遠東工具有限公司董事長齊樹民在會上表示，公司去年開始建設二期廠房，總投資額近5億元，營改增新政對於新購進的不動產可以抵扣進項稅額，去年因此取得進項稅額700萬元，減負效果明顯。

營改增不僅給企業減稅，還有助於加大企業投資，助力企業轉型升級。

“我以為營改增只是與商業服務業有關，似乎與自己的企業關系不大，但兩件事讓我改變了看法，營改增確實對企業好處很多。”大橋纜索的研發及制造商奧盛集團總裁湯亮在會上稱。

湯亮介紹，去年集團從戰略角度出發，計劃收購了一家生產左心耳封堵器以及先天性心臟缺損封堵器的醫療器械公司。這家企業的產品前景非常好，但目前正處臨床試驗的最後階段，只有投入沒有產出，而且投入非常大。面對這種情況，公司領導層對一項耗資5億元的生產運營基地投資項目權衡再三，頗有些舉棋不定。

“這時正好上海稅務部門對企業進行營改增政策的輔導，我們才意識到，在5億元的投資中，按照營改增的新政策，企業能多增加4千多萬元的增值稅抵扣。這一算賬後，我們一下子吃了定心丸，很快啟動這個項目。”湯亮稱。

另外，奧盛集團下屬的浦江公司今年準備上市，由於幾乎所有的中介費用都能開具增值稅發票，企業可抵扣6%的增值稅，為企業節省了至少數百萬元的融資成本。

聽完上述民企負責人介紹完企業稅收情況和建議後，王軍表示，營改增極大激發了市場活力，對民營企業發展也發揮了重要支持作用。

上圖為稅務總局局長王軍聽取民營企業家發言

“我註意到，在座的李書福先生談到，吉利集團按基建投入20億元測算，可新增1.98億元進項抵扣，給企業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大紅包，將有力促進吉利全面轉型升級並全面進入3.0時代。”王軍說。

不僅民企巨頭享受到了營改增減稅紅包，中小微企業也切實受惠。

王軍介紹說，截至2月底，納入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的1100萬戶納稅人中，小規模納稅人有970萬戶，占全部試點納稅人的87.31%，這些企業基本上是民營企業。

對於這些他們本小利薄，經營狀況不好的民企，營改增新政在制度設計上給予照顧。

王軍說，營改增政策規定，對小企業按3%的征收率實行簡易征收。如果他們原來繳納5%的營業稅，營改增以後征收率降為3%，負擔水平直接降低40%;如果他們原來繳納3%的營業稅，表面上是稅負平移，但實際上計稅依據發生了變化，原來營業稅的計稅依據是含稅價，增值稅的計稅依據則是不含稅價，這樣換算以後稅負也是下降的。

“營改增執行效果統計，去年5月至今年2月底，970萬戶小規模納稅人稅負平均下降了25.97%，所有小微企業均實現減負。”王軍說。

他表示，為切實幫助包括廣大民營企業在內的試點企業進一步了解政策、用好政策、享受紅利，我們正在深入開展營改增政策大輔導。下一步，我們將按照黨中央、國務院部署，進一步落實和完善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政策，簡並增值稅稅率結構，實現由四檔稅率簡並至三檔，營造簡潔透明、更加公平的稅收環境。

民企參與“一帶一路”：是個能賺錢的好機遇

廣州泛亞聚酯有限公司董事長關淩翔這幾天正忙著跟沙特阿拉伯的合作方簽訂PX原料長期供應協議，這讓其投資的石油化工化纖一體化項目離投產又近了一步。關淩翔計劃，待三期項目全部投產後，7年就可回收全部投資。

關淩翔對第一財經記者坦言，如果沒有“一帶一路”倡議，不會想到要去沙特阿拉伯投資。“作為民營企業，我們首先考慮的是要能夠盈利，在綜合考慮了市場、政策、風險之後，我們認為這是個機遇。”

成本低廉市場廣闊

廣州泛亞聚酯有限公司主要生產PET聚酯切片，這種切片被用於生產碳酸及其他飲料用瓶，泛亞公司所屬的翔峰集團是可口可樂、康師傅、娃哈哈、百歲山、達能等企業的長期供應商。

泛亞公司去沙特投資最初看中的是那里的能源十分便宜。沙特吉贊煉油廠有充足的芳烴原料供應，吉贊地區還有廉價優質的天然氣、完善的公用工程設施及碼頭運輸。

公司副總裁林文才給記者算了一筆帳：如果項目建成後利用管道直接和當地煉油廠的PX對接輸送，按照沙特阿美公司在PX運費及相關物流成本的讓利(100美元/噸)計算，僅物流這一項每年就可以節省成本約1.8億美元;天然氣在沙特當地單價約0.1美元/標方，與國內相比，每年可節省成本約4.4億美元;原油價格比國內要低2/3;除了20%的企業所得稅，沒有其他稅負。

“我們項目總投資40多億美元，沙特政府還能提供75%的投資項目貸款，以及不到2%的利息。總的算下來，我們的生產成本比國內大幅降低。”林文才說。

除了看中生產成本上的優勢，泛亞公司更希望以此覆蓋周邊中東、北非、歐洲、中亞等地區市場。

而對於沙特阿拉伯來說，由於項目從上遊的PTA、PET，到下遊的纖維、紡絲、薄膜及塑料等產品，覆蓋整個石油化工產業鏈，因而能夠幫助沙特降低當地化纖產品的對外依存度，帶動包裝、紡織、印染、環保、裝備制造、運輸、物流等相關下遊產業的發展，填補行業空白。

“此外，不包括乙炔及下遊產品項目，整個項目預計實現年產值48億美元，不僅為沙特工業GDP增長作貢獻，還將為當地至少創造3000個就業機會。” 林文才說。

增加業務轉型的契機

同樣位於廣州開發區的京信通信系統控股有限公司最近則在忙著全面接管老撾電信企業ETL，該公司原來是老撾國內唯一全資國有運營商，資產隸屬老撾財政部。去年3月，老撾政府同意按1.8億美元的股份總價出售ETL公司51%的股份給京信通信旗下的迦福控股有限公司。

京信通信副總裁李宇雯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現在的老撾通信市場就像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還停留在2G時代，但老撾同時也是東南亞擁有最高用戶增長率和最低電話密度率的國家之一，通信業市場空間巨大。

同時，京信收購老撾ETL公司，是中國電信企業在老撾電信產業創建的一個產業平臺，未來ETL公司將會利用這個平臺布局東南亞電信產業，通過資本投資、收購、兼並等一系列措施，實現在老撾及柬埔寨、泰國、緬甸、馬來西亞等東南亞電信產業的發展。

“我們不僅看中這個市場，也希望通過此項目獲得從電信設備制造商向電信運營商業務發展的機會，增加業務轉型的契機，並為公司的新產品提供研發微波、衛星和Small cell等產品的試驗基地。”李宇雯說。

京信通信計劃先投入3000萬美元優化現有網絡，並於近兩年內再投入1.7億美元建設開通4G移動網絡，未來還將投入超過10億美元在老撾建設從中國－柬埔寨－泰國的過境光纜，打造面向東南亞的信息通道，預計至少5年之後開始盈利。

今年3月，全國工商聯召開民營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工作視頻會議。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席王欽敏在會上指出，民營企業已經成為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力量，湧現出一大批著眼全球、實施國際化戰略和資本運作的優秀民營企業。

廣州開發區經濟發展局相關負責人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企業“走出去”表面上是資本的流出，實質上卻是企業在全球範圍內進行資源的有效配置和整合，有利於企業實力的壯大、經營管理體制的完善和競爭力的增強。而境外投資一旦取得成效，反過來又可以對國內進行再投資，從而形成資本的雙向流動和雙贏。

關淩翔希望，未來能出臺更多對民企參與“一帶一路”的支持政策，在法律層面建立國與國之間的通道，以便在後續運營出現問題時加強協調，並給予適當的資金支持。

油氣改革方案落地，民企勘采準入打破上遊壟斷

據新華社21日消息，中共中央、國務院近日印發的《關於深化石油天然氣體制改革的若幹意見》(下稱《意見》)提出，完善國有油氣企業法人治理結構，鼓勵具備條件的油氣企業發展股權多元化和多種形式的混合所有制，並允許符合準入要求並獲得資質的市場主體參與常規油氣勘查開采。

《意見》部署了八個方面的重點改革任務，其中，第一項任務是完善並有序放開油氣勘查開采體制，提升資源接續保障能力。在保護性開發的前提下，允許符合準入要求並獲得資質的市場主體參與常規油氣勘查開采，逐步形成以大型國有油氣公司為主導、多種經濟成分共同參與的勘查開采體系。

廈門大學中國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長林伯強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上述任務體現了油氣體系歡迎民營進入上遊勘探開發，有利於促進有效競爭。民營企業可以借此契機布局上遊產業。

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李錦告訴第一財經，勘查開采體系是油氣的上遊領域，著力推進上遊主體多元化，鼓勵有效競爭，完善市場準入，是從壟斷到放開的巨大進步，能夠提高市場競爭的積極性。上遊領域的改革是此次油氣改革的核心內容之一，是改革的龍頭，將帶動中遊和下遊的開放。

《意見》同時要求，改革油氣管網運營機制，提升集約輸送和公平服務能力。分步推進國有大型油氣企業幹線管道獨立，實現管輸和銷售分開。完善油氣管網公平接入機制，油氣幹線管道、省內和省際管網均向第三方市場主體公平開放。

李錦表示，文件充分考慮了企業利益，分步實施管網分離是現階段阻力最小、最容易成功的方式。

“‘管住中間、放開兩頭’是總體思路，管網獨立肯定是未來的發展趨勢。從前75%的管網在三桶油的管理之下，未來要以管網第三方公平準入改革為突破口，按財務獨立—業務獨立—產權獨立三步走的戰略，逐步推進廠網、網銷、輸配、儲運的分離，最終實現管網獨立。”李錦說。

在深化國有油氣企業改革方面，文件也作出了明確要求：充分釋放骨幹油氣企業活力。完善國有油氣企業法人治理結構，鼓勵具備條件的油氣企業發展股權多元化和多種形式的混合所有制。推進國有油氣企業專業化重組整合，支持工程技術、工程建設和裝備制造等業務進行專業化重組，作為獨立的市場主體參與競爭。推動國有油氣企業“瘦身健體”，支持國有油氣企業采取多種方式剝離辦社會職能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

李錦表示，瘦身健體、主輔分離，能夠使人員大幅度減少，使主業更強、效益更優，可以提高資本運行效率。輔業將形成新的油田服務市場，走專業化發展的道路，從而降低三大油氣企業主業經營成本。而且，剝離後的輔業形成新的企業還可以股份制改革，擴大投資和經營規模。這些，中石油、中石化也已經做了，而且創造了不錯的經驗。

關於完善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文件也已於近期出臺。近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進一步完善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指導意見》提出，2017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國有企業公司制改革。

李錦認為，油氣改革主要有體制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兩條主線，而此次體制改革方向明確，為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條件和基礎。

新一輪油氣改革背景下，“三桶油”積極備戰。

中國石化集團近日印發的《2017年改革管理工作要點》提出，抓緊形成集團公司深化改革“1+N”政策體系並推進實施，推進三項制度改革試點，抓好科技體制機制改革試點，積極穩妥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等。

中石油市場化探索也在推進。繼去年12月集團審議通過《集團公司市場化改革指導意見》和《集團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指導意見》後，中石油在2月底公布了《大慶油田電力集團深化改革升級發展框架方案》、《昆侖能源有限公司擴大經營自主權改革實施方案》和《中心醫院社會化改革試點方案》。中國石油天然氣銷售公司西部分公司日前在上海石油天然氣交易中心完成首筆線上交易，使交易中心實現全國七大區域交易全覆蓋。

與此同時，中海油正在積極推進煉化板塊整合和海油發展上市。

“德企之鄉”的民企有了新機會：太倉支持德企購買本地民企產品

推動本地民企與德企的融合發展，在融合發展中實現民企的高質量發展，成為被譽為“中國德企之鄉”的太倉目前發展的重中之重。

4月13日，中德智能制造解決方案大會在太倉舉行。根據計劃，大會永久會址將花落太倉。太倉市委常委、太倉高新區黨工委書記王紅星對包括第一財經記者在內的媒體表示，太倉發展經歷了階段性特點，第一階段更註重招商引資，把德國企業引進來，但現在越來越感覺到要推動本地民企與德企的融合發展，在融合發展中實現民企的高質量發展。

從1993年第一家德資企業克恩-里伯斯公司落戶蘇州太倉開始，25年來憑借獨特的區位優勢和良好的營商環境，太倉逐步成為中國德企集聚度最高的地區。目前，太倉市德資企業已達300家，項目總投資達45億美元，年工業產值超500億元。

瞄準智能制造

在2017中國工業百強縣（市）排名中，太倉位列第七。

如今太倉處於經濟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面對全球制造格局的重大調整以及生產模式的革命性變革，近年來，憑借對德合作優勢，瞄準智能制造，加快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已成為太倉制造業發展和變革的主攻方向。

《中國制造2025蘇州實施綱要》提出，蘇州要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業深度融合為主線，持續優化產業結構，大力推進技術進步。要推動“蘇州制造”向更高層次發展跨越，努力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產業科技創新中心和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先進制造業基地。

大批制造業隱形冠軍藏身於太倉，數據顯示，2017年太倉以智能改造為重點的技改投資完成164億元，入選《太倉市2017年智能制造計劃項目庫》的企業項目共計124個，計劃總投資59.26億元。

去年9月底，工信部公布了中德智能制造合作試點示範項目名單，中德（太倉）智能制造合作創新園名列其中。在中德（太倉）智能制造合作創新園，工業企業關鍵工序數控率達75%，規模企業智能制造普及率超50%，工業機器人密度達116臺/萬人，入圍省市縣各級智能車間示範項目130余個。

一批德企率先開始了智能化改造升級。

今年3月16日，舍弗勒全球首個P2混動模塊在太倉投產。這種高度集成的P2模塊，即插即用，為汽車廠商提供最快速的解決方案。實現它的，正是該企業建立的工業4.0智能化生產線。

通快集團在太倉建立了工業4.0工廠，智能、敏捷的自動化工業操作管理平臺，使生產過程更加柔性、智能、可靠，不僅可以實現個性化定制生產，也可向有需求的中小企業提供智能化改造方案。

推動民企發展

德企在加大本土化創新和智能化改造升級的同時，越來越多的本土企業在與德企的互動融合中實現高質量發展。目前，太倉全市400多家本土企業與德資企業在產業分工、研發創新等方面展開廣泛深入的對接合作。這些企業著力突破智能裝備、智能工廠、智能服務、工業軟件和大數據、工業互聯網等五大關鍵技術，努力實現設計數字化、設備自控化、管理網絡化和商務電子化。

然而，相比德企的體量，目前太倉本地民企發展總體上實力還不強。

去年中德（太倉）智能制造合作創新園工業產值總量1000億元，德企與以民企為主的其它企業的產值各占50%。但從數量上講，這里德企不到300家，但民企數量達到三四千家。

王紅星也指出太倉本地民企發展存在的問題，“我們根本的問題是基礎創新能力不足。首先企業家要轉變觀念意識，要增強對研發的投入，要持續不斷地招引人才，在這個過程中還要保持一種發展的定律，久久為功，德國優秀的中小企業都是百年老店，這方面我們需要不斷強化。”

在德企的研發投入上，王紅星以通快為例談道，“去年通快拿出10%做研發投入，它的研發分為三大塊：第一塊是應用型研究，即德國制造到了中國本土化的研發；第二塊是考慮五年至十年後的基礎性研發；第三塊是應對顛覆性技術做的研發。”太倉本地民企在研發上還需要不斷強化。

在幫助本地民企提升發展上，王紅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從去年開始，本地政府就組織太倉的民營企業組團參加“德國太倉日”，讓他們真切感受和學習借鑒德國制造。同時，政府還有意識地搭建中德企業溝通合作的平臺，總的來講，已從原來比較粗放、低端的合作發展到現在比較深度和融合的合作。

目前，當地一些民企走出了一條從外向配套到科技項目合作再到自主創新的可持續發展之路。比如，科耐邁克聯合德國研發團隊，填補了國內低溫泵用機械密封部件核心技術空白；東南佳與德企開展技術合作，其生產的碳滑板用在了中國高鐵上；凱通集團以德國分公司為平臺，整合尖端技術和高端制造裝備填補國內市場空白等。

“政府在做好規劃的前提下，也出臺一些政策支持民企與德企合作，也支持德企購買本地民企的一些產品。“王紅星對記者說。

人才是發展的第一資源。為本地發展智能裝備產業和推進企業智能化改造提供人才支撐方面，太倉也已有布局。

今年4月9日，江蘇省政府與西北工業大學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共建西北工業大學長三角研究院和太倉校區。此前的3月26日，太倉市政府與西交利物浦大學簽署了合作辦學框架協議。太倉將與這些高校聯手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機械工程、產業+網絡、大數據等領域全面深化合作，通過集聚各類創新要素、人才資源，為未來的發展增添新動能。

此外，太倉還將依托中科院計算所、技物所等科研單位在太倉分支機構的優勢，集聚、培養一批智能裝備、電氣自動化、工業控制、軟件和集成電路等領域的高層次人才。

盾安流動性問題背後：民企信用風險凸顯

在金融嚴監管和資金緊平衡的大背景下，即便是民營大企業，也不免出現流動性問題，債券發行擱淺，債券兌付存在不確定性。

此前業界流傳國內500強民企盾安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下稱“盾安集團”）出現流動性困難，各項有息負債超過450億元，其5月9日到期的“17盾安SCP008”超短期融資債券可能出現兌付危機。

分析人士指出，2015年以來，盾安集團每年通過借款和發行債券所取得的現金流都高達200億元甚至更多。一旦出現金融環境收緊，其債務滾動就可能遇到問題。

“2017年以來民營企業的融資環境明顯收緊，債券發行量縮減，融資成本擡升。”某信用債分析人士指出。

“不過我們也註意到，當某只債券利空消息出來後，真正超出預期、從AA+評級的價格下跌到AA-的價格的情形其實不多。這一定程度上說明市場對信用債的定價偏高。”北京某公募基金固收副總經理告訴第一財經。

民營500強出現流動性問題

日前，一份網傳名為《關於盾安集團債務危機情況的緊急報告》的文件顯示，2017年下半年以來，由於防風險去杠桿導致市場資金迅速抽緊，致使較大規模利用債券融資的盾安集團出現了融資難和融資成本提高的流動性危機，牽涉資金缺口百億元。盾安集團請求政府出面，緊急協調融資機構幫助渡過難關。

5月4日，深交所向盾安集團控股的兩家上市公司盾安環境（002011.SZ）和江南化工（002226.SZ）下發問詢函，了解盾安集團網傳的450億負債情況及對上市公司的影響等。

此前的5月2日，盾安環境、江南化工宣告臨時停牌，停牌原因均為盾安集團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事項，且該事項對公司有重大影響。“由於受宏觀金融環境影響，盾安集團債券未如期發行，造成一定的短期流動性問題。”兩家上市公司如是稱。

5月3日，盾安環境公告，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資者公開發行公司債券（第二期）取消發行；此後盾安集團也取消發行2018年度第三期6億元超短期融資券。

Wind統計顯示，截至目前盾安集團存續的債券有“13盾安集MTN1”、“16盾安MTN001”、“17盾安SCP008”等11只，債務規模共113億元。類別均為超短期融資券、短期融資券和一般中期債券，其中將於2018年到期的債券總額為73億元，債券到期期限較為集中。

大公國際資信評估認為，盾安集團自有資金緊張，同時融資渠道趨緊，再融資難度較高，短期償付壓力加大。“因此大公決定將盾安集團主體信用等級調整為AA-，評級展望調整為負面。”

Wind統計顯示，2017年和2018年第一季度盾安集團的有息債務分別為326億和343億元，其中短期部分分別為226億和241億元。2017年、2018年第一季度，由於融資環境收緊，籌資現金流出現流出，分別流出3.9億和2.4億元。這就是其所稱短期流動性問題。

“事實上其資本結構中債務融資過多，而債務融資中短期債務過多，這是問題之所在。”天風證券相關分析人士指出，由於盾安集團長期債務規模已經很大，所以一直以來依賴短期債務的滾動來維持現金流。

事實上，多位信用債基金經理之前便向第一財經表示，今年尤其要重視債券的信用風險。

“2018年金融監管仍然會以金融去杠桿、脫虛向實、強監管為主線，部分發債主體的融資可能會受到比較大的負面沖擊，目前我們很難看到金融監管政策以及貨幣政策的放松，銀行資產負債表擴張要放緩，整個信用債市場也將繼續收縮，市場流動性處於一種比較緊平衡的狀態。”上述信用債分析人士表示。

再融資壓力加大

近期的風險事件主體主要以民營企業為主，顯示出民企再融資的壓力相對較大。

相較民企，銀行信貸資金更偏好國企。目前，債券市場對於低等級民營債的規避情緒比較重，融資環境惡化會導致流動性風險進一步上升，特別是景氣度回落，前期投資過度、資金鏈緊張的民營發行人可能會受到更大的負面影響。

“一系列的監管措施對非標大加限制，而非標的融資成本更高，一些企業特別是民企借新還舊發生困難，流動性便很容易出現問題。”上述公募基金固收副總經理認為。

2018年4月27日晚，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國家外匯局四部委聯合發布《關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下稱“資管新規”），深刻影響資產管理行業格局和未來發展。

資管新規對非標融資進一步作出要求。按照規定，凡是開放式或使用公允價值法進行計量的資管產品，均難以采購非標資產；而封閉式私募產品雖然起售門檻有所下調，但200人的人數限制依然制約著非標資產的資金來源，未來非標資產仍會出現“價增量縮”的局面。

前述公募基金固收副總經理介紹，此前部分企業負債擴張，短借長用，將資金投入到周期比較長的項目當中，但資產沒有辦法及時地轉化為有效的產出以及現金流。在這一策略之下，企業需要不斷地進行債務滾動發行，可能會給企業帶來比較大的財務壓力。

另外一個風險則來自商譽減值。外延式並購承諾期滿後潛在的財務“洗澡”問題，始終是投資圈的一個隱憂。

統計顯示，從2013年一季報的1323億元到2018年一季報的1.23萬億元，A股整體商譽在過去六年內實現了超過8倍的規模增長，年增速高達56%。

同時，從“商譽/凈資產”相對規模的角度來看，A股整體同樣從2013年初的1.22%不斷上升至2018年一季度的5.49%，中小板和創業板更是分別達到了10.97%和18.63%的高位，同期滬深主板僅為3.52%。中小創並購帶來商譽的快速增長，由此帶來的商譽風險可見一斑。

由於2015年是並購重組的大年，並購的業績承諾期一般是3年左右，直到2018年和2019年，A股都將面臨很大的商譽減值風險。

“A股最早通過外延並購，都是二級市場股票估值比一級市場估值高，到了2015年、2016年再做其實都是後知後覺，高估值並購、低估值增厚業績，估值再修複到之前的水平，就可以實現股價持續上漲。而好的標的在2013年、2014年基本被篩選幹凈，因此2015年的外延式並購就出現很多問題。”某公募基金股票基金經理告訴第一財經，對2015年、2016年做過外延並購的公司，研究要付出更多的精力。“盡量回避，除非主營業務的質地特別好。”

孫浩：應當明確肯定民企不等於資本主義私企

中國改革開放40年最大的成就是告別了計劃經濟，發展了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從而使國家力量和人民生活水平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變化。與此同時，國民經濟形成了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大好局面。黨的文件也明確肯定民企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在意識形態領域始終存在一種觀點，認為民企就是資本主義私營企業，發展民企就是發展資本主義。而隨著民企數量、規模、產值、就業人口的逐步提高，中國的改革開放到底是否堅持了社會主義的方向，就成了長期被質疑的問題。我們雖然從來沒有認可這種認識，但在理論上似乎也缺乏足夠的回應。這就使得堅持這種認識的人甚至主張積極創造條件，以便在今後某個時刻開展社會主義改造。似乎豬養肥了就當宰。而這也成為了富人跑路的重要原因。現在應當是時候從理論上清楚地對此做出回答了。

社會屬性必然體現在企業行為之中

資本主義的私營企業這個概念雖然張口就來，但如要做一個符合歷史與現實的經濟學定義，其實並不容易。我們只能沿用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來完成這個定義。

首先，資本屬於私人所有（包括家族或極少的幾個個人）。

其次，企業生產的根本目的是利潤，即剩余價值。

因此，工人們從事雇傭勞動，資本家千方百計壓低工人工資，提高勞動強度，延長勞動時間。其要害就是剝削他人勞動。

如果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私營企業，那麽社會的發展不可能讓這樣的企業長期存在。因為資本家盤剝工人必定會激起工人的反抗，工人從破壞機器、消極怠工到要求增加工資、縮短勞動時間、改善生產環境、提高各種待遇等，勞資矛盾會越來越尖銳。甚至發展到罷工、上街遊行，並引起城市斷水、斷電，公交、鐵路停運，商店、醫院關門等嚴重幹擾社會生活秩序的現象。矛盾再尖銳就會爆發革命。這是社會所不能承受的，而且這使本來想賺大錢的資本家不但賺不到錢，反而會因工廠停工而倒賠。現實使資本家成為了懂得妥協的經濟動物，其社會也必然會拿出各種辦法對企業的行為進行限制或引導。

上述現象在十八、十九世紀的英國、法國、德國及其他歐美國家確確實實地發生過。馬克思、恩格斯就處在那樣一個時代。

青年恩格斯撰寫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不朽著作，詳細揭示了當時英國工人階級的悲慘狀況，引起馬克思的關註。更多的社會人士也早就看到了這些現象，這甚至成為了更早時期空想社會主義思潮蓬勃發展的土壤。而資產階級國家的言論自由使得對當時資本主義私營經濟的批評沒多大障礙就可以發表出來。很多社會主義流派的報紙、雜誌、書籍紛紛出版，而工人階級也成立了自己的工會，甚至舉辦學校、各種培訓班來揭露資本主義的罪惡，宣傳社會主義的思想。這些都致使整個社會的道義、同情在工人這邊。

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源泉，工人對勞動產品享有權利成為社會共識。這打碎了資本家企圖獨占剩余價值的美夢。所以資本主義企業從一誕生起，批評反對的聲音就不絕於耳，社會主義運動也隨之而起。

在這種情況下，資產階級國家的政府也不得不（馬克思語）采取一系列措施來遏止資本主義企業對工人的種種盤剝。英國政府先後建立了工廠視察員制度、衛生官檢查制度，頒布了礦山視察法，建立了童工調查委員會，專職人員輪番對工廠的有關情況進行實地考察，並公開發布視察報告。其中有涉及勞工工資的、勞動時間的、勞工食品的、車間衛生狀況的、雇用婦女童工的、工傷事故的、工人居住條件的、職工教育的、業余生活的、健康狀況的方方面面。

雖然政府的投入並不充足，但仍對工廠主構成了強大的社會壓力，迫使他們要從各個方面改善勞工的境遇和待遇。在這個基礎上，英國政府又推出了工廠法，對工人的工資標準、工作日長度、勞動保護、教育等方方面面都做出了規定，並不斷嚴格執行，違者受罰。從而使勞資矛盾大為緩解，也使得企業對剩余價值的追逐必須服從其他人群以及社會的利益。這些變化甚至使得馬克思認為英國最有可能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

這簡單的回顧說明企業的社會屬性必然體現在企業行為之中，而企業的行為由於具有巨大的社會影響而必須以能得到社會的包容為前提，不是可以由自己任性的。所以，是社會意識形態——包括一個國家的歷史傳統、文化、道德因素，以及作為這一切體現的具體的社會經濟制度，其中特別重要的還有勞動者自身的態度和選擇，規制了企業行為，決定了企業的社會屬性。處在同一社會經濟制度中，企業行為不會由於所有制不同而展現根本不同的社會屬性。

經濟領域的“出身論”一開始就是錯的

把改革開放後誕生的民企視為資本主義私人企業，這種認識把當今中國看得比200年前的西方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都不如。中國早就是社會主義國家了，勞動者是社會的主人，社會制度包括法律保護勞動者不會陷入受剝削被奴役的地位等。這並不是一句空話而是有具體的保證的。

首先，資本主義私人企業是在社會兩極分化，極少數人壟斷了社會財富，而廣大勞動者一無所有只能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社會條件下產生的。這樣一種社會狀況不可能存在於改革開放的中國。

雖然仍有貧富不均，但當今社會真正一無所有的無產者不說沒有，也確實已經不多了。黨號召全民創業就說明少數寡頭壟斷社會資本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工人中很多人的理想就是賺到錢後去開店辦廠或做生意。也就是說，人人都有當老板的機會。

第二，現在企業職工的主體其實是農民工，他們不是一無所有，也不是除了出賣勞動力外別無生路。他們在農村擁有可以進行農業生產的全套生產資料，進廠務工只是出於比較利益，自己有選擇的自由。城市職工也是一樣。

第三，由於勞動法和其他法規的作用，民企中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能得到保護，隨著法制的健全，企業主的違法成本將越來越高。

由於這樣一些條件的變化，民企老板已不可能任意剝削工人了。民企職工的收入及經濟地位總體上與公有制企業的職工沒有本質的區別。

不僅如此，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再加上市場競爭的作用，還使得越來越多的民企老板懂得職工和自己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因而尊重並善待工人。很多民企老板會把提高職工的收入和福利視為自己的責任和事業成功的標誌。像華為、慧聰這樣的企業，還推行員工持股。在深圳這樣的地方，如果企業違背了勞動法，工商局、社保局、稅務局等都會進行嚴密監控，違規的企業寸步難行。這就保障了民企職工能充分享有利益保障。

堅持民企就是資本主義私企，其實就是斷定私人辦企業肯定剝削。這種認識有兩條自認為很充足但卻站不住腳的依據。

第一，私人辦企業肯定剝削了工人，這個問題企圖靠數量經濟學的嚴密計算是無法得出結論的。有沒有剝削，只需看工資合理不合理，工資合理不合理只需看是不是符合勞動法。我國存在的不同所有制執行同樣一個勞動法，不能說國企職工是主人，而民企職工就成了受剝削的了。

其實還有一個更簡單有效的觀察點。只要看工人自己對工資認可不認可就可以。因為當今的勞動者並不是不進工廠就沒有活路，而是權衡之下才進的廠。馬克思指出，一個國家的工資水平取決於這個國家的文化水平以及歷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在我們國家，比如旅遊已經被認為是人人都可享有的權利，那麽工資的支付就應當使得職工有錢可以利用假期去旅遊。再如工人的工資應當足以支付兒女上學。民企職工如果對工資不滿意，是可以用腳投票的。因此我們認為民企職工工資總體處在正常水平上。而且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工資水平必定越來越高。靠壓低工資賺錢的企業，只能面臨職工用腳投票而被市場淘汰。

第二，另一個依據是認為企業的利潤都被企業主占有了，這不是剝削又是什麽。

這個問題要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只要企業按勞動法的規定支付了工人大體符合市場水平的工資、獎金、加班費、補貼，交夠了稅，那企業主的收入就是合法收入而無關剝削，無可厚非。更重要的另一方面，企業利潤雖歸企業主了，但真正拿去消費的只占不大的部分，利潤的主要部分其實還留在企業，用於創新、設備更新、產品升級換代以及擴大規模、應付生產成本的上升。不這樣做的企業會垮掉。按西方經濟學的說法，這不是利潤而是企業主為未來支付的成本。而且工人也會從企業主支付的這未來成本中得益。

利潤留成在公有制企業里我們叫積累，而到了民企我們就說是剝削？買了股票享受分紅是正當收入，而辦廠獲得利潤就是剝削？這樣的理論無法自洽。

企業的社會屬性是從其經濟行為體現的，而企業的經濟行為又受到社會的規制。所以企業的社會屬性是一個實踐的問題，而不是先驗的問題。經濟領域的“出身論”一開始就是錯的，早該壽終正寢了。所以在討論民企是不是資本主義私企之前，應該明確的是時代已經變了，條件也變了。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規制下，民企成為資本主義私企的道路總體上已經被堵死。這樣來認識並這樣來做，才是制度自信。非公即資是階級鬥爭時代的思維，這種思維大大束縛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使人民長期陷於貧困。

改革開放之初是為了加快生產力發展才允許民營企業發展的，但這種允許並不意味著支付億萬勞動者重新受壓迫被剝削的代價。那些主張在今後適當時候對民企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言論，恰恰沒有認識到，民企在誕生之前就已經被改造了，而在誕生之後也依然被規制著，否則中央何以論斷民企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呢？我們必須堅決維護中央的這一判斷，保護社會成員依法創業的積極性，促使國民經濟更加健康地發展。

當然，民企不是天使。我們的經濟生活中充斥著假冒偽劣、賄賂、尋租，民企也參與其中。但這反映的是叢林規則，要靠加強以社會的公共精神為前提的信用與法治來加以解決。把汙泥濁水都歸於資本主義，並不是科學的態度。

半數PPP項目退庫或整改涉資4.9萬億，央企民企均有“踩雷”

在嚴防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下，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項目清理整頓風暴在擴大。

5月8日，財政部PPP中心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4月23日，各地累計清理退庫項目1695個、涉及投資額1.8萬億元；上報整改項目2005個、涉及投資額3.1萬億元。

這是財政部首次完整地公布歷時4個多月的PPP清理整頓結果。這意味著全國被退庫或整改的PPP項目達到3700個，占目前管理庫項目總數約51%。清減或整改涉及投資資金4.9萬億元，占入庫項目投資總額比重約36%。

第一財經記者發現，受此次PPP清理整頓風暴影響，不少央企、上市公司PPP項目涉入其中。這既包括中國建築、中國電建等央企巨頭，也包括大華股份（002236.SZ）、龍元建設（600491.SH）、鐵漢生態（300197.SZ）等上市民營企業。

多位接受本報采訪的PPP專家表示，這次PPP項目清理整頓力度較大，目的是為了讓PPP規範發展，防止PPP異化為新的地方融資平臺，遏制隱性債務風險增量，防範地方政府債務風險。

退庫整改項目全掃描

PPP模式經過四年多的推廣後，在去年迎來最嚴監管。去年11月，財政部發文要求各地通過負面清單嚴控新項目入庫，並對總投資十余萬億元的萬余個PPP入庫存量項目進行集中清理，清退不合規項目，在2018年3月底前完成。

經過4個多月清理整頓後，財政部首次詳盡地公布了4.9萬億元的被清理整改的3700個項目。

根據財政部PPP中心數據，從1,695個被勒令退庫的PPP項目分布地域來看，內蒙古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山東省退庫數量居全國前三，內蒙古、湖南省、山東省退庫項目投資額居全國前三。

從行業來看，退庫項目中市政工程、交通運輸、城鎮綜合開發項目數居前三位，合計占退庫項目總數的51.9%、占退庫項目總投資額的63.8%。交通運輸的退庫項目單位體量最大，單個項目平均投資額達23億元。

從項目回報機制來看，退庫項目中政府付費類、使用者付費類和可行性缺口補助類三大類退庫項目相近。從項目階段來看，退庫項目真正進入執行階段項目數占比僅17%，大部分項目處於準備階段。

第一財經記者發現，被要求退庫的PPP項目涉及原因眾多。有的項目是因為實施方案調整，不再采用PPP模式，比如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立體交通綜合樞紐及綜合旅遊公路PPP項目。有的是項目無法落地，而不再繼續采用PPP模式，比如寧夏固原市社會民生事業PPP項目。有的是項目融資未落實，不再繼續采用PPP模式，比如山東省泰安市岱嶽區天頤湖水生態環境綜合治理項目。還有些項目因為選址拆遷難，涉及環境、信息安全等問題而退庫。

2005個被要求整改的PPP項目中，來自湖南省、山東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整改項目數量居全國前三，涉及金額居前三的分別是湖南省、雲南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從回報機制來看，整改項目多數涉及財政補貼。其中近一半項目是可行性缺口補助類項目，這類項目需要政府財政補貼才能維持項目盈利。另外36%的項目是政府付費類項目。

從項目執行階段來看，進入執行階段項目1074個（53.6%）、投資額1.6萬億元，其中社會資本為民營企業的項目502個。

被要求整改的PPP項目原因也眾多。比如PPP項目主體不合規，如北京市軌道交通14和16號線PPP項目。PPP項目未按規定開展財政承受能力論證，比如雲南省保山市地下綜合管廊工程PPP項目。更多的項目是因為運作不規範，比如蘇州市軌道交通1號線工程項目。

除了上述被清理整改的PPP項目庫外，各地還退出儲備清單項目430個，涉及投資額6,551億元。

財政部PPP中心對所有清理項目分析後發現，在管理庫退庫與整改、儲備清單退出的項目中，不宜采用PPP模式的397個；前期準備不到位的506個；未按規定開展“兩個論證”的217個；不再繼續采用PPP模式實施的1,120個；不符合規範運作要求的277個；涉嫌違法違規舉債擔保的14個；未按規定進行信息公開的488個；由於其他原因被清退或整改的1,354個。上述項目中有部分項目涉及多個原因。

央企、上市民企“踩雷”

此次PPP項目大規模的清理整頓涉及不少上市公司的PPP項目，近期多家上市公司發布公告稱PPP項目被叫停。

4月10日晚間，蘇交科（300284.SZ）發布公告稱，公司近日收到有關方面下發的通知，將暫停與新疆北新路橋（002307.SZ）作為聯合體中標的G576石河子-149團公路PPP項目，該項目因為當地貫徹落實打贏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而被叫停。

4月10日，鐵漢生態（300197.SZ）發布公告稱，新疆自治區政府有關部門要求轄區內部分PPP項目暫時停工，並開展對PPP項目的合規性進行整理和篩查。目前該公司4個PPP項目采取了暫時停工措施。

其中鐵漢生態中標的烏魯木齊高新區2017年美麗鄉村建設PPP項目總投資額進行縮減調整，從原來約13億元調整為約3億元，公司項目收益隨之減少。另外三個PPP項目存在不再繼續推進而導致公司未來可確認收入減少的風險。

4月16日，大華股份（002236.SZ）發布公告稱，旗下控股孫公司和全資子公司去年7月中標新疆莎車縣平安城市PPP項目，項目合作期限為10年，中標金額為特許經營期內政府付費約43億元，8月開始以項目公司名義對該PPP項目進行投資、建設和運營管理。近日中標單位收到莎車縣公安局有關函件，為做好化解債務風險，降低政府債務支出成本，要求停止實施該PPP項目。

大華股份稱，該PPP項目停止實施對公司本年度經營業績和生產經營不構成重大影響，但存在項目不再繼續推進導致公司未來可確認收入減少的風險。

除了上述上市公司外，根據財政部披露的89個被要求整改的PPP示範項目中，不少央企亦涉及其中。

中國建築參與的多個PPP項目被要求整改。比如，中國建築參與的投資約277億元雲南省華坪至麗江國家高速公路PPP項目，被財政部指出運作不規範。

中國鐵建也中彈多個PPP項目。比如中國鐵建參與投資的193億元雲南省昆明市軌道交通5號線工程PPP項目，被財政部指出主體不合規，運作不規範，未按規定開展財政承受能力論證；中國鐵建參與投資的約323億元的雲南省玉溪至臨滄國家高速公路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也被指運作不規範。

在這次被財政部指存在瑕疵的PPP項目中，還涉及中國中冶下屬公司、中國中鐵、中國交建下屬公司以及中國光大國際集團等。

此外，一些民企基建巨頭亦未能幸免。比如，龍元建設參與雲南省文山州文山市第一中學城南校區PPP項目被指運作不規範，未按規定開展財政承受能力論證，其參與的福建省泉州市晉江市國際會展中心PPP項目，也被指存在相同問題。

啟迪桑德公司投資的河南省開封市尉氏縣生活垃圾焚燒發電PPP項目，被指運作不規範，未按規定開展財政承受能力論證。北控水務集團投資的河南省洛陽市城市汙水處理及汙泥處理PPP項目，被指運作不規範，未按規定開展財政承受能力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