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金融市場呈現蓬勃發展的良好勢頭，但是也可謂是喜憂參半、“事故”頻發。

2013年6月史無前例的“錢荒”爆發，銀行間拆借利率超過10%，峰值接近30%，創造了中國貨幣史上的“吉尼斯”紀錄;時隔不到半年，2013年底發生了失控的“債災”，在經濟基本面變化不大的情況下，十年期國債利率從3.4%飆升至4.7%，債市“大熊”導致眾多金融機構損失慘重;時間不過一年，2014年四季度開始股市迎來了一輪大牛市，但很快大喜之後是大悲，2015年年中前後發生了連續大跌。短短四周內，上證綜指大跌35%，創業板指大跌43%，停牌公司超過上市公司總數一半，股民和投資機構信心喪失殆盡。

經歷如此多事之秋，理應“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錢荒”、股市持續大跌和“債災”看似毫無關聯，但是其背景、觸發、影響、結局都有高度的相似之處。從深層次來講，是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後，“舊常態”金融設計出現了系統性的排異、不兼容反應。也就是，在利率市場化、金融創新和混業經營已成大勢所趨的情況下，本世紀初建立的“分業經營、分割監管”的老房子已經成為危房，監管的滯後、失靈現象成蔓延之勢，借鑒歐美本次金融危機後的經驗，完善監管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推動新常態下的監管升級，顯然迫在眉睫。

歷次危機共性明顯

目前監管體系“蕭規曹隨”難以為繼

相似性一：三次事件背景都發生在利率市場化初期，影子銀行突破監管界線，隱性的混業經營已成事實。

(1)“錢荒”和“債災”的背景是2012年之後，“非標”泛濫。“非標”是銀行通過信托公司、基金子公司、證券子公司等渠道，將資金投向城投平臺等軟約束部門、房地產企業、鋼鐵等產能過剩行業的金融創新形式。“非標”本質是企業和銀行加杠桿，銀行通過期限錯配，將銀行間市場資金流向地方政府城投、房地產等部門。在2012年經濟下滑、銀行惜貸時，發揮了增加投資的作用，有利於基建和房地產回暖，在特定時期符合國家利益，可能因為此原因，政府遲遲沒有對“非標”采取任何有效的監管措施。

(2)股市持續大跌的背景是融資融券、傘形信托和場外配資的興起，銀行、證券公司、P2P平臺通過信托、配資公司、證券公司等渠道，將資金投向股民。本質上講是居民部門加杠桿，在開始階段有利於加速股市的上漲，在特定時期也同樣符合國家利益，政府可能也同樣因此遲遲沒有采取有力措施。本次股市持續大跌與此前的歷次股市暴跌相比，最大的不同點在於，本次股市持續大跌發生在混業經營背景下，資金來源除居民部門外，還有銀行，杠桿使用程度超過以往，因此下跌速度也超過以往。

相似性二：危機促發因子和方式都是前期監管缺位甚至默許，參與者的逐利競賽驅動金融系統風險快速聚集，而後期監管層迫於壓力進行突發性、缺乏整體考慮的強力幹預，市場出現交易需要的流動性“休克枯竭”。

(1)“錢荒”、“債災”的觸發因素是銀行間市場利率自然飆升，並長期維持歷史高位。我們認為，其根本原因是政府對於“非標”的態度轉變，在前期，中央政府受用的是“非標”在保增長中的功能;但在後期，中央政府看到了“非標”存在的巨大金融系統風險。由於存在行業利益糾葛，針對影子銀行的監管政策遲遲無法快速出臺，“同業非標”嚴重地威脅到了央行啟動的利率市場化步伐。因此，央行通過把資金利率維持高位、倒逼銀行去杠桿，“非標”規模開始進入收縮期。高資金利率的直接後果就是“錢荒”，副作用是“債災”，因為債券利率作為長期利率，直接受到銀行間短期利率的影響。

(2)股市持續大跌的觸發因素是證監會嚴查場外配資，導致股市增量資金萎縮、存量資金平盤出局，推倒了第一張多米諾骨牌。

為何證監會在前期對配資持默許態度，而在2015年6月份卻啟動大規模的嚴查行動呢?我們認為，與“非標”是類似的，在前期股市上漲、泡沫較小時，監管者看到的是配資有利於股市上漲;而在後期，看到的則是配資加杠桿存在極其嚴重的金融系統風險。因為杠桿存在正反饋效應，即“股市下跌→去杠桿→股市下跌→去杠桿”，成為加速股市暴跌的重要驅動因子。實際上，股市持續大跌的原因不在於杠桿，根源是A股市場估值太高、泡沫吹得太大，但是證監會嚴查配資是捅破泡沫的那根針，杠桿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相似性三：“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監管的分割並沒有形成防火墻效果，從而獨善其身，無論是“錢荒”、“債災”，還是股市持續大跌，均具有高度傳染性，跨金融市場蔓延擴散。

金融危機傳染的機理主要有兩個：一是恐慌情緒傳導，一旦某一金融市場板塊發生危機，會導致其他板塊的投資者恐慌，對其他板塊資產價格產生影響。二是流動性傳導，由於混業經營，某一板塊發生危機後，金融機構為獲取流動性，只能賣出其他板塊資產，這就對其他板塊產生影響。例如，2013年6月“錢荒”時期，包括債券、股票、大宗商品、離岸匯率在內的金融資產價格均出現大跌。再如，2015年7月8日A股大跌的高峰時，債券、大宗商品、離岸匯率等金融資產價格均出現大跌。由於危機具有傳染性，使得危機的危害超越以往，減少危機發生可能性、降低危機程度的重要性大大增加。

相似性四：危機的化解均超出了監管機構自身的能力極限，最終上升到國務院層面，由央行發揮最後貸款人的角色提供流動性，同時伴有央行向“宏觀審慎”監管權的相應擴大。

(1)“錢荒”、“債災”的結局是影子銀行的監管加強以及央行貨幣大寬松。2014年央行通過定向降準、MLF等方式釋放流動性，但在此之前監管得到極大加強。央行、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外管局五部委成立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前述五部委聯合發布《關於規範金融機構同業業務的通知》(127號文)，大多數類型的“非標”被禁止，同時央行成為名義上的監管牽頭機構，獲得了一定的監管權。

(2)此次股市持續大跌的拐點則是央行為證金公司提供流動性，央行同樣承當了最後貸款人的職責。之後，十部委聯合發布《關於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221號文)，央行在部委排序中同樣居於最前，且明確央行負責建立和完善互聯網金融數據統計監測體系，央行的監管權又一次得以擴大。

“分業經營、分業監管”

無法適應新三角動態平衡關系

參照國外成熟金融市場的發展經驗，經濟增長模式從要素、投資驅動階段升級到創新、財富驅動階段時，利率市場化改革、金融創新、混業經營是金融大市場從割裂邁向統一的動力引擎，傳統分割、依附型監管升級為統一功能型監管。

目前中國利率市場化改革接近尾聲，混業經營已經成為事實，這為金融創新提供了巨大空間和現實條件。“錢荒”、“債災”的背景是銀行、信托、證券、基金等混業經營，貸款受限的企業部門或地方政府曲線獲得銀行資金，導致企業和地方政府部門過度加杠桿。股市持續大跌的背景是銀行、信托、證券、配資公司、P2P公司混業經營，融資受限的居民部門曲線獲得銀行等部門資金，導致居民部門在股市過度加杠桿。在利率市場化的背景下，資金可以通過金融創新在金融市場內自由流動，不同行業之間的監管籬笆已經形同虛設。

金融創新的本質是資金流向投資回報率最高的領域，這些領域往往存在監管真空或者監管失當。資金是逐利的，資金只考慮投資回報率(錢能產生多少錢)，而不會考慮資金使用效率(錢能產生多少效用或者GDP)。投資回報率高並不是對應於資金使用效率高的部門或企業，越是發展中國家等不成熟的市場，兩者之間的偏離度越大。從經驗上來看，中國投資回報率最高的部門，往往就是處於監管真空的、尋租空間大的部門，“資金大量流入+監管真空”，就會導致金融風險系統性暴漲，從而帶來十分嚴重的後果。

金融創新是否“技術中性”?市場很多觀點認為，金融創新是中性的，即“技術無罪”，有罪的是使用者。這一邏輯實際似是而非，因為金融創新的本質是突破監管，這實際增加了金融系統風險。

以場外配資為例，場外配資的低門檻和高杠桿率使得大量散戶在股票現貨市場進行杠桿交易，使得股票現貨市場成為事實上的期貨市場。期貨市場的門檻很高，只向具有一定風險承受能力、一定金融市場投資經驗的投資者開放，從而減少期貨市場的金融系統風險。當現貨市場變為期貨市場且市場參與者為大量散戶時，導致市場風險急劇增加。這正如槍支本身是中性的，但是很多國家禁止公民攜帶槍支。因此，即使金融創新是“技術中性”，但是仍然需要甄別金融創新對於金融市場的影響，確保金融創新與使用者相匹配，降低金融市場系統性風險。

為何金融創新在防範系統性風險方面屢屢出現姑息縱容現象?問題的關鍵在於沒有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往往希望市場為政府目標服務，而結果卻常常是市場扭曲和市場失靈。

我們研究了國內外歷次金融危機，發現歷史總會具有很高的相似度。金融創新在初期階段通常符合政府的某種政策傾向目標，所以容易獲得國家的認可或默許，從而監管機構往往采取有意漠視或滯後措施，國內和國外的情況如出一轍。

以美國次級貸款為例，次貸產生的背景是美國政府希望金融部門通過金融創新實現“居者有其屋”，政府為“兩房”信用背書，並采用低利率政策;回到中國，“同業非標”、股市杠桿配資在特定時期也得到了監管者默許。需要強調的是，在當前我國“一行三會”作為國務院直屬機構、同時“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體制下，監管機構的監管行為扭曲更加嚴重，比如，更加容易刻意迎合國家政策的偏好，更加出於行業利益保護而監管放水競爭。這些都導致金融系統風險急劇增加，成為影響中國金融市場健康發展的最大障礙。

單一監管是否能最終消滅金融危機?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上的情況，都得不出肯定的結論，監管的意義在於使危機爆發可能性盡量低、造成損失盡量小。特別是在金融產品日益複雜、跨境跨市場頻繁的環境下，沒有央行參與的監管顯得被動，往往在釀成系統性金融風險後無力解決。一個重要原因是，金融創新是進攻方，監管是防守方，主動權是掌握在進攻方手中的。但是，作為防守方，理應制定盡可能完善的防守方案，將風險降低到最低。將“反正也防不住”作為放松監管的借口，結果只能是損失的成倍增加。監管的目標應當是在危機之前將金融系統風險降至盡可能低，使得金融危機爆發後的危害降至盡可能小，現有監管體制已經無法實現這一目標。

政策建議

筆者的政策建議是：完善監管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加快推進監管改革升級頂層設計，適度增加央行獨立性，構築與國際接軌的統一監管、功能監管、大數據監管、長期利益監管新體系。

第一，從“監管辦市場”轉型到“管辦分離”，金融基礎設施由央行在金融跨部協調委員會框架下統一規劃建設，形成金融市場一體化基礎上的“分業監管”。在利率市場化改革完成後，分業經營已經不再符合中國經濟發展階段，建設互聯互通的統一大市場是大勢所趨。“監管辦市場”現象普遍，監管部門各自建設獨立市場，導致市場分割和監管分割，不同市場的標準、規則、監管不同，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在混業經營、統一大市場之下，分業監管必然存在監管真空或監管放松競賽，統一監管勢在必行。

需要強調的是，我們所說的“統一監管”並非將“一行三會”簡單粗暴地合並為一個機構，而是從頂層設計出發，建設完善一體化的監管公共基礎設施，實現監管對統一大市場的全覆蓋，構建統一高效的協調聯動機制。

監管公共基礎設施包括交易系統、支付清算、會計準則、信用評價標準、對外數據接口等的統一，避免企業因為面對的規則不一致而產生不當競爭。統一監管應當以央行為核心，央行作為最後貸款人，有事前監管的權力，事前將央行撇開，事後要央行“擦屁股”是不合理的。從國際經驗來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強化宏觀審慎管理成為各國普遍共識，美國、歐盟、英國等央行均被賦予對銀行等金融機構的監管權。建議在立法、修法時，在《證券法》、《商業銀行法》、《信托法》等法律中，通過適當方式為統一監管留下兼容性接口，在依法治國的背景下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以功能監管、牌照監管取代機構監管、行業監管，把“監管者+保護人”關系轉變為“開放式的牌照監管”。

機構監管是指監管的目標是特定法人主體，例如銀監會監管銀行、證監會管券商和基金、保監會管保險公司，不在監管名單內的主體不在監管對象範圍內。功能監管遵循“實質重於形式”的原則，只要從事特定類型業務，不管是否在監管名單之內，都受到相應監管部門的監管。在混業經營背景下，機構監管往往淪為無力、失靈狀態，因為只要成立新型公司，或者通過全業務牌照公司走通道即可避開監管，而功能監管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克服這一問題。因此，必須打破市場金融機構分屬於不同監管部門的依附現象，監管應該跟著牌照走。

第三，加快建設中央金融監管大數據平臺，把“一行三會”金融運行數據集中化處理，作為豐富夯實金融跨部聯系會議制度功能的重要抓手。對於監管機構而言，數據是監管的基礎。市場的行為會表現在各種各樣的數據中，數據包含了豐富的市場行為信息。從數據出發，可以明確當前金融市場中發生的狀況以及存在的風險。在混業經營時期，數據能夠反映混業的真實情況，數據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如果缺乏數據，則監管會缺乏抓手。以本次救市為例，央行、證監會都沒有掌握場外配資的數據，這就導致既不知道潛在風險有多大，也不知道需要多少資金才能救市。投放資金過少，反而會導致市場信心受挫，加重股災程度。

最後，防止央行最後貸款人角色被濫用、監管過分註重短期利益化傾向，應當從長期利益出發進行監管，同時需要增強央行、審計署等部門獨立性，可以考慮預算獨立。

長期利益監管是相對於監管目標短期化而言的。在各類金融創新初期，金融創新往往具有“利國利民”的特征，符合國家在特定階段的利益，因而監管層往往傾向於默許和視而不見。長期利益監管是指，在金融創新起步階段就要系統性考慮對於金融體系的影響，獲取創新業務真實信息和數據，進行壓力測試，特別是假設達到一定規模之後，對於金融體系的影響，在事前采取措施，避免金融系統風險累積過多，甚至出現“大而不能倒”的局面。

當然，這並非禁止金融創新，而是理性評估具體金融創新在一定規模、較長時期內對於金融體系的影響，分類給予鼓勵、限制和禁止。從日本的經驗教訓來看，在經濟高速增長壓力下，1950年後的日本央行淪為了受大藏省(日本明治維新後直到2000年的中央政府財政機關)操控的工具。中國央行與財政部之間長期的國庫經營權之爭，2015年財政部主導大規模地方政府債務置換，事實上形成了對央行貨幣政策寬松的倒逼壓力。為避免監管部門因自身部門預算受到財政或發改委等保增長部門的外在壓力出現扭曲行為，建議適度增加人民銀行、審計署等部門的獨立性，行政上繼續從屬於國務院，但是預算編制等要獨立於財政部。

(作者系中信資管研究總監、海清FICC頻道首席經濟學家)

11月30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巴黎出席氣候變化巴黎大會開幕式，並發表題為《攜手構建合作共贏、公平合理的氣候變化治理機制》的重要講話。

習近平說，《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生效20多年來，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工作取得積極進展，但仍面臨許多困難和挑戰。巴黎大會正是為了加強公約實施，達成一個全面、均衡、有力度、有約束力的氣候變化協議，提出公平、合理、有效的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解決方案，探索人類可持續的發展路徑和治理模式。

習近平引述法國作家雨果的一句話：“最大的決心會產生最高的智慧”，表示只要各方展現誠意、堅定信心、齊心協力，巴黎大會一定能夠取得令人滿意的成果。

習近平再次代表中國政府承諾，將於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並爭取盡早實現，203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20%左右，森林蓄積量比2005年增加45億立方米左右。

習近平同時表示，支持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內陸發展中國家、小島嶼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挑戰。為加大支持力度，中國在今年9月宣布設立200億元人民幣的中國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中國將於明年啟動在發展中國家開展10個低碳示範區、100個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項目及1000個應對氣候變化培訓名額的合作項目，繼續推進清潔能源、防災減災、生態保護、氣候適應型農業、低碳智慧型城市建設等領域的國際合作，並幫助他們提高融資能力。

習主席的講話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註和評價。1日早，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高級經濟學家盛馥來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用了一句簡短的話高度評價了習主席的講話：“實實在在的承諾。”

世界自然基金會(WWF)中國總幹事盧思騁對本報記者表示，“習近平主席的講話表明了中國是帶著誠意、希望和自信來參與國際氣候治理的。他也為中國未來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勾勒出了清晰的政治意願。”

盧思騁說，“近年來，習主席多次就中國的綠色低碳轉型與生態文明建設發表講話，同時他還活躍於國際舞臺，與多個重要國家(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就應對氣候變化簽署聯合聲明，這表明中國期望在巴黎達成協議。WWF對在巴黎達成氣候協議持樂觀態度。”

盧思騁認為，在中國國內，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也取得了重大進展，2020年前的氣候承諾正在全面兌現當中。今年6月，中國提出了2030年氣候目標，建立應對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對於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的要求。中國正在切實推進國際氣候制度向前發展。

對於中國政府將在南南合作推進的各項業務，盧思騁表示，這表明了自去年9月份宣布建立基金以來，中國政府言出必行，眾多切實的準備工作已經在展開。WWF期待更多細節持續推出，也相信中國以自願和雙邊模式推進的南南合作，會成為發展中國家在《公約》下所獲支持的重要補充。

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科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所長王毅在此間表示，雙邊協議促多邊談判，中美、中歐、中英、中法等已就共同推進氣變談判進程達成共識，在大國引領下，全球低碳轉型發展將走向後巴黎時期。在新發展模式下的全球氣候治理，將超越巴黎協議，塑造新的發展方式(生產+消費+貿易)、合作方式和治理模式。

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副主任董戰峰表示，中國是發展中大國，是受全球氣候變化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實施低碳基發展戰略不僅是中國對全球氣候安全的客觀需要，也是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根本要求。中國政府已經將應對氣候變化全面融入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總戰略。

董戰峰介紹，自2009年向國際社會宣布到2020年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目標以來，中國在調整產業結構、優化能源結構、發展清潔能源、增加森林碳匯和推行碳交易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強有力的政策措施和行動。通過艱苦努力，截至2014年底，三次產業結構優化為9.2：42.6：48.2，產業結構調整對碳強度下降目標完成的貢獻度越來越大。

“十二五”前四年，全國單位GDP能耗累計下降13.4%，相當於減排14億噸二氧化碳;2014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累計下降15.8%，“十二五”有望超額完成下降17%的目標;中國自2005年以來，水電、風電、太陽能發電新增裝機占全球增量的42%左右，可再生能源發電累計裝機容量突破4億千瓦，占全球比例已達四分之一，總投資占比世界第一;“十二五”中國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費的比重達到11.2%，比2005年提高了4.4%，中國已成為世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國;中國的碳匯工作也取得積極進展，2014年我國森林蓄積量比2005年增加了21.88億立方米，遠遠超過對外宣布的15億立方米承諾目標。

董戰峰同時表示，中國的消費和生產模式仍處於高碳水平，這對下一步向低碳基的綠色轉型而言是一個巨大挑戰，傳統模式的固有慣性並非一朝一夕可以改變。中國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短期內優化調整的難度較大，需要中國在煤炭的清潔利用，替代能源和新能源方面有更大的投入和努力。

“農行走出了三位‘三會’一把手。”在劉士余將出任中國證監會黨委書記、主席職務消息公布之後，有農行內部人士不無欣喜地說。劉士余這一角色的轉變，使得現任三會主席都遵循了從央行，到農行，再到“三會”一把手的工作軌跡。

的確，此前，農行前董事長項俊波出任保監會主席;農行前黨委書記、行長尚福林先後出任證監會主席、銀監會主席。

有業內人士則指出，“三會”主席擁有更多共性，尚福林、項俊波與劉士余都是央行出身的領導幹部。其中，尚福林在央行工作長達23年，劉士余也任職央行18年，只有項俊波在央行時間稍短，任職央行3年時間。

“三會”主席的“共享履歷”的新局面是否會助力以央行為主導的“大金融監管體系”的推進?今後，“三會”在監管思路和戰略協同上也將有更多認同和默契。

“三會”主席履歷高度相似

興業銀行、華福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三會”主席都來自農行，可能與農行發展史和上市過程有關。

“三會”主席中，與農行淵源最深的當屬現任保監會主席項俊波。他從2007年6月出任農行黨委書記、行長，之後於2009年出任農行董事長。直到2011年10月調任保監會主席。在項俊波掌舵農行四年多時間里，他主導了農行的兩地上市。2010年7月15日，農行在A股上市，7月16日，農行在H股掛牌。

魯政委對本報記者表示，農行的上市一定程度上是作為大型國有銀行市場化改革的收官之戰。過去由於農行主要經營農村領域的貸款，網點多、人員多，在四大國有銀行中，農行的資產質量並不出色。但中央希望農行在上市時能夠打的漂亮， 所以為了推動農行的改制上市，將很多尖兵都集中到農行。

對於目前“三會”主席的工作履歷，顯然，尚福林、劉士余與項俊波均在央行擁有更加豐富的工作經驗。銀監會主席尚福林畢業後便被分配到中國人民銀行總行，1994年出任央行行長助理，1996年任人民銀行副行長，直到2000年調離央行，共在央行工作長達23年。

劉士余也在央行任職長達18年，從1996年進入央行，劉士余歷任銀行司助理巡視員、副司長，銀行監管二司副司長、司長，辦公廳主任，行長助理。2006年6月，劉士余任央行副行長，分管支付司、條法司等部門。只有保監會主席項俊波在央行任職時間稍短，自2004年7月至2007年6月出任央行副行長。

進一步對比“三會”主席的履歷，尚福林與劉士余經歷更加相似，兩位不但都在央行有十多年供職經驗，且都擔任過央行副行長、農行領導，此外還曾履職證監會主席。值得註意的是，尚福林是前7任證監會主席中任職時間最長的一任。

尚福林曾在《求是》雜誌撰文指出，對於不合規的金融創新，金融監管機構必須及時說“不”，他稱，金融創新應建立在合法合規的基礎上，不能超越法律和監管的“紅線”。監管者應當維護良好的市場秩序，防止違規監管套利，嚴厲查處創新中的違法違規行為，督促銀行合規創新。

相似的觀點也多次出現在有著互聯網金融“大家長”稱號的劉士余口中。2014年2月，時任央行副行長的劉士余在《清華金融評論》發表《秉承包容與創新的理念 正確處理互聯網金融發展與監管的關系》一文，劉士余指出，機構法律定位不明，可能 “越界” 觸碰法律 “底線”。互聯網金融應該有兩個法律上的 “底線”：一個是不能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另一個是不能非法集資。

相似履歷助力大金融監管新格局

早在2013年，為進一步加強金融監管協調，保障金融業穩健運行，2013年8月15日國務院發布批複，同意建立由人民銀行牽頭的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制度。但2015年中國股市的劇烈震蕩暴露出“一行三會”溝通和協調上的問題，在新的經濟金融形勢下，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制度或面臨調整。對此，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丁誌傑教授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在2015年資本市場波動中，杠桿交易直接助推了前期股市快速上漲和後期指數暴跌。場外配資來源複雜，包含銀證保和信托的結構化產品，P2P、眾籌等互聯網金融渠道，各管一段的監管機構無一了解場外配資全過程。

金融監管改革已經成為2016年金融改革中的重要一項。據境外媒體報道，中國正就合並證監會、保監會與銀監會成為單一監管委員會進行討論。而在此前公布的“十三五”規劃中，“改革並完善適應現代金融市場發展的金融監管框架，實現金融風險監管全覆蓋”已經成為重要內容。

另據媒體報道，國務院辦公廳已經將其經濟局六處獨立，設立金融事務局，即秘書四局。屬於正廳(司、局)級部門，主要負責涉及“一行三會”的行政事務協調，巧合的是，據市場消息，或將出任主持工作的李振江也為農行原副行長，不過，農行對此並未確認。

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丁誌傑表示，從“一行三會”的監管體制上看，尚存在信息不暢、責任分割不明確等問題，這些問題並不會因為“三會”領導相似的背景、履歷就能迎刃而解。

以互聯網金融P2P行業為例，2015年出現的諸如E租寶、金賽銀、MMM等問題平臺的跑路或倒閉現象來看，都是出現在行業監管真空地帶，“誰批的孩子誰管”似乎也是“一行三會”體制下的又一難題。

魯政委稱，一個綜合化的監管體制要具有統分結合的特征，統是確保沒有遺漏和死角，分是在統一後仍然不喪失專業化的水平。所以一方面不僅需要“每個孩子”都有人管，還要確保創新生出來的“新孩子”也有人管。這就需要監管從業務的實質看，而不是從姓銀行，姓保險，還是姓券商來看。

在近日召開的一場“宏觀審慎政策框架與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內部研討會上，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指出，從國際監管經驗來看，如果要重構新的金融監管框架，無論是微觀審慎政策還是宏觀審慎政策，一種值得考慮的思路是把工作機制落腳到三個委員會上，即：貨幣政策委員會、金融穩定委員會以及公平交易委員會。

黃益平認為，未來無論是維持現在的“一行三會”格局還是建立大一統金融監管框架，或者采用宏觀審慎與行為監管雙峰模式，都可以考慮把以上三個委員會作為內核工作機制，這樣可以既保證其專業性與獨立性，又有利於各個領域之間的信息共享與監管協調。

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6——“新五年規劃時期的中國經濟峰會”3月19日在北京正式舉行。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肯尼斯•羅格夫在論壇上談到中國問題時表示，長期來看，中國需要采取更加靈活的匯率形成機制。他同時表示，中國的挑戰在於轉型比較困難。

他稱，中國的債務問題都是一些潛在的風險，如果是把債轉股是一個非常有創意的想法，但是中國的股市表現不是太好，所以很難把人們的財富投入到股市，主要因為信息不太通暢，而且市場也比較低效。

另外，羅格夫表示他也比較擔心中國的固定匯率制度。“當然現在中國已經轉向盯住一籃子貨幣了。但是在長期來看，中國需要采取一個更加靈活的匯率形成機制。我的學生也經常在辯論，如果中國采取靈活的匯率形成機制的話，在短期會有一些風險，但是我認為，如果是用固定匯率的體制，從長期來看，風險更大。”

最後，羅格夫認為，中國在過去30年經濟發展的非常好，但最根本的中國的挑戰是在轉型比較困難。“要轉型為一個更加多元化、更加依賴服務業和消費的這樣的經濟是比較困難的。”他說。

“與此同時，中國的決策是高度集中化的，我覺得這個高度的集中化和經濟的轉型可能是矛盾的。”羅格夫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