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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兩會特別報道】協商民主或成為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一條重要路徑 全國政協重啟“雙周座談”這三年

2016年3月1日，參加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的全國政協委員抵京。當日是政協委員報到的第一天。（視覺中國/圖）

又到兩會時間。今天，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開幕。本組專題帶你透過兩會細節，讀懂中國特色民主制度。

“核電和清潔能源發展”座談會上，分成“挺核派”和“反核派”兩派。爭到激烈處，主持會議的俞正聲笑著維持秩序：“我們是只交鋒，不爭吵。”

為確保協商成效，每次座談會召開時，國家相關部委的負責人要到場與委員對話，直接聽取意見，為相關建議“落地”開辟便捷通道。

“政協的職能是協商，是給你提一些好的建議和意見。”

2016年1月21日，全國政協禮堂，面對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順豐速運董事長王衛直言不諱地道出他對快遞業的擔憂：對快件實行“100%管控”，會讓快遞企業變成“一種類型的病人”，所有企業都要“吃藥”，勢必會影響行業發展。

當天，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了一場“雙周協商座談會”，主題是為快遞條例的制定建言獻策，除了二十多名全國政協委員，王衛作為行業代表，也應邀參加。

雙周協商座談會，是中共十八大首次在黨代會報告中提出“協商民主”後，本屆（十二屆）全國政協推進協商民主的重要舉措。自2013年10月22日起，已舉行46次，每隔一周在周四下午舉行。

“雙周協商座談會”，其傳統可追溯到始於1950年由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發起的“雙周座談會”， “文革”開始後被迫中止，直到2013年重啟。

此番重啟有繼承，也有創新。就發起主體來看，當時由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發起，現在則由中共領導的全國政協發起。

傳承但不照搬“神仙會”

每次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地點都固定在全國政協禮堂，與一般的會議不同，會場不設主席臺，而是擺放了一張橢圓形的桌子，供大家圍坐。

兼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的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潔說，會議一般都是在隔周四的下午三點召開，由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2015年7月2日，第34次座談會的主題是“農村土地確權登記和相關法律問題與對策”，何丕潔以政協委員的身份參加了那次座談會。

“俞正聲主席在開場中說了當天要重點討論哪些問題之後，大家就開始討論了。”何丕潔註意到，主要是委員和應邀出席的專家在說，俞正聲偶有插話，他特別希望有互動。大家發言結束後還進行了深入探討，“不像有的大會發言，與會者把話講一遍就散會了。”他也發現現場氣氛比較活躍，大家著裝也多是便裝，比較隨意。

另一位曾參加過雙周協商座談的委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座談會發言大家都很踴躍，快結束時，還出現了搶話筒的現象。看到委員們爭搶發言，話筒都顧不上用，俞正聲讓大家“再說一個”，他還笑著說，“大家說發言機會難得，是在批評我，因為我與大家見得少。”

關於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定位，俞正聲在2013年10月22日召開的首次座談會上解釋：“通過定期邀請各界別委員主要是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人士座談交流，聽取意見和建議，使雙周協商座談會成為溝通思想、增進共識、協調關系、凝心聚力的協商平臺。”

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到，雙周協商座談會傳統，可追溯至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政協的“雙周座談會”。1950年3月，一批認同中共政治綱領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發起了“時事政治座談會”，舉行頻次是每兩周一次，被稱之為“雙周座談會”，也叫“神仙會”。參加會議的有當時全國政協組織的包括中共在內的各黨派、無黨派推選的代表，以及第一屆全國政協常委。

當時不僅是全國政協，各民主黨派內部也流行“雙周座談”。

但不久，雙周座談參會代表、內容、舉行頻次就發生了變化。1955年，全國政協常委會決定，雙周座談會改為不定期舉行，由秘書長根據情況召集。座談會內容為：聽取政府各部門的工作報告；座談時事政治；協商有關單位提出的問題和由政協全國委員會工作會議提出的問題。

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舉行了114次的“雙周座談會”中斷。“文革”結束後，雖然有些民主黨派的地方組織恢複了“雙周座談”，但全國政協層面一直沒有恢複。

2013年，新一屆全國政協產生後，作為落實中共十八大精神、推進“協商民主”的一項制度建設和創新，中斷了近半個世紀的“雙周座談”得以恢複。

重啟後的“雙周座談會”，在名稱中加了“協商”二字，體現了“延續但不照搬”，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同時，也契合了中共中央強調的“協商民主”。

2016年1月21日,全國政協在北京召開第46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圍繞“快遞條例的制定”建言獻策。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會議並講話。（新華社記者 劉衛兵/圖）

“老虎吃天，無從下口”的問題不談

從已召開的46次雙周協商座談會來看，議題領域較廣，精準扶貧、媒體融合、政府職能轉變、“絲綢之路”經濟帶都有涉及。而且無一例外，俞正聲主席都親自參加，聽取意見建議並和與會者交流探討。

“議題通過圍繞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以服務大局為目的展開，也考慮社會民生和百姓關註的重要問題。”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潔說，另外，議題也會根據政協委員們的調研結果，以及在提案中提到較多的問題來確定。

南方周末記者從全國政協相關人士處獲悉，協商題目的確定程序是，先由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政協各專門委員會推薦，再經過全國政協主席辦公會議討論確定年度的計劃安排，之後報中共中央正式批準。

據何丕潔介紹，每年年底，全國政協的各個專委會、局委辦以及政協領導，就會提出下一年重點調研關註的問題，這時就要確定哪些議題適合雙周座談，哪些適合放到政協常委會討論。

“那種‘老虎吃天，無從下口’的問題我們不討論。”全國政協專職副秘書長劉佳義接受媒體采訪時進一步闡述了對議題的要求。他說，座談會註意選擇現實生活中存在而又解決得不好、切口較小的問題來協商。

2014年11月13日，雙周協商座談會討論的議題是“建築工人工傷維權”這個話題，如果籠統地談農民工問題講幾天也講不完，但從“工傷維權”這個小切口來說，卻能談得比較深入。

確定議題之後，接下去的工作就是選擇參會人員。

由於每次參會的只有20人左右，不僅要涵蓋全國政協相關委員會的委員，還要考慮交過相關提案或在大會發過言的政協委員，以及相關的專家學者。考慮到政協委員的廣泛性，在人員選擇上還要突出統戰色彩和界別色彩，讓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有更多的參加機會。正是從這個角度考慮，將參會的中共政協委員限制在30%左右。

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潔之所以參加了“農村土地確權登記和相關法律問題與對策”的座談會，就在於民革向來比較註重“三農”問題。其實在2014年4月3日，召開落實全民健身條例雙周協商座談會時，也邀請了何丕潔，“但我沒有參加。”何丕潔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沒有這方面的經驗，所以推薦民革黨員中一位在直轄市任副區長的委員參會，該委員在政府工作中主抓教育、體育，談起來就有的放矢。

按照慣例，每次座談會召開前，相關部門還要進行調研。據何丕潔介紹，討論農村土地確權這個議題前，民革中央和全國政協提案委員開展了專題調研，很多政協委員都通過提案等方式提出了建議。

崔永元：“我違反了一點紀律”

座談會每次開會，除了邀請全國政協委員，還會邀請幾位相關的專家學者。2015年6月18日，全國政協就建築工程消防審核驗收召開了座談會，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余淩雲就應邀出席。

“參加座談會還是蠻有意義的。”余淩雲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學者在進行理論研究的同時，總希望能把研究心得和看法向決策機關反饋，影響決策。

會議前，余淩雲按要求寫了份發言稿傳到全國政協，之後又根據政協的反饋意見修改了發言稿。發言不超過8分鐘，他回憶，每個人發言時，俞正聲或是插話，或是提問，或是做個簡短評價。

原央視主持人崔永元是無黨派界別的政協委員，因其對轉基因農產品的關註，被邀請參加了2015年10月8日召開的“轉基因農產品的機遇與風險”座談會。

崔永元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回憶，他大概是半個月前接到通知的，座談會召開當天，他和其他與會者各自前往政協禮堂。會議開始後，先是重點發言，每個重點發言者有8分鐘發言時間，這是事先有準備的。之後是自由發言，實際就是舉手發言，每人有5分鐘發言機會。快到5分鐘時會有工作人員遞去紙條，提醒時間快到了。

崔永元註意到，俞正聲有時也會插話。當時有個研究轉基因的專家在發言時說，飼料用的轉基因玉米已經研究成功了，應該在國內推廣。俞正聲就問了一句：“飼料用的轉基因玉米和人吃的轉基因玉米怎麽區分？”專家沒有回答上來，沈默片刻之後，低頭接著念稿子。

“座談會的會風很好，沒有啰里啰唆。”崔永元說。

崔永元參加過兩次雙周協商座談會，第一次是2014年12月12日，議題是“城市化進程中傳統村落保護”，這個議題比較容易形成共識，都覺得需要保護，只是在保護和發展的關系上有分歧。

第二次就是“轉基因農產品的機遇和風險”，這一次各方有觀點對立。會議前的通知中明確要求每個人說自己的觀點，相互之間不要爭論，因為一爭論起來就沒完沒了。

“但我還是違反了一點紀律。”崔永元說，他聽到某部委一位人士的觀點時，就直接表示了抗議，大概有兩三個回合的爭論。

實際上，在雙周協商座談會上，類似的交鋒經常出現，因為選擇出席者時，就已註意到邀請一些觀點對立、有代表性的委員或專家參加。

2014年1月9日，雙周協商座談會的議題是“核電和清潔能源發展”，會上就分成了兩派，“挺核派”認為，核電是清潔能源，在霧霾日益嚴重、能源結構調整迫在眉睫的情況，中國應該更多使用清潔能源。

但“反核派”認為，核電站在技術上並不成熟，應該實行總量控制。爭到激烈處，主持會議的俞正聲笑著維持秩序：“我們是只交鋒，不爭吵。”

雙周協商從一開始定下的工作原則中，有一條是“堅持廣開言路、求同存異、民主協商、集思廣益”，鼓勵各界別委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充分發表意見和見解。

2014年5月27日，在“化解產能過剩”座談上，全國政協常委李毅中就直言不諱：“化解產能過剩雖然經過了很多努力，坦率地講，成效並不顯著。”“對於產能過剩的行業，再好的項目也不能上了。”

2016年1月21日，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雙周協商座談會。曾經參會的委員註意到，主要是委員和應邀出席的專家在說，俞正聲偶有插話，他特別希望有互動。（新華社記者 劉衛兵/圖）

解決了工傷保險“老大難”

為確保協商成效，每次座談會召開時，國家相關部委的負責人要到場與委員對話，直接聽取意見，為相關建議“落地”開辟便捷通道。

兩年多下來，經濟、民生等相關部委負責人，幾乎都受邀參加過雙周協商，其中財政部、發改委、人社部、教育部受邀的頻次最高，成了常客。

2013年11月21日的座談會主題是“為維護職工群眾切身利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建言獻策”。會上，政協委員顏輝提出建議，應從立法源頭上確保職工“勞有所得、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在場的人社部副部長胡曉義就回應：2020年前，人社部將在全國推行全民參保登記計劃，努力推動95%的養老保險參保率。

當天派員去現場的還有國家發改委、國資委、廣電總局等部委，如果委員的意見與在場某個部門有關，俞正聲都會點相應的部委領導作回應，並強調：“政協的職能是協商，不是給你們作指示，而是給你提一些好的建議和意見。”

社會組織是社會協商的重要載體。2014年7月25日，全國政協對發揮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進行了協商座談，民政部部長李立國到會介紹了相關情況，並與委員們互動交流。次日，他就召集民政部相關司局負責人，對民辦非企業單位的改革問題進行了專題研究。

從結果來看，到目前不少雙周協商的意見已經影響了政府決策。

2013年12月24日，雙周協商座談會討論了汽車尾氣問題後，形成了報告給中央。該報告提出，僅占汽車保有量13.4%的黃標車，卻排放了81.9%的細顆粒物，後來，李克強總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淘汰黃標車和老舊車輛600萬輛。

2013年11月7日，有關建築產業化的雙周協商座談會之後，中央領導同誌在報送的信息上批示：“推進建築產業化勢在必行”，要求住建部會同有關部門深入研究。

據全國政協相關人士介紹，雙周協商座談會推行之初，不是所有中央領導都能看到協商的成果，初期座談會結束後，是將協商成果以信息專報的形式，報送相關的中央領導，一般不會報送有關部委。

2014年3月開始，全國政協將協商成果報送到中央領導和相關部委，推進了協商成果的落實轉化。

建築業工傷保險，在過去視為“老大難”問題，社會上呼籲了十幾年但一直沒有解決。2014年11月13日，全國政協以“建築工人工傷維權”為議題進行了協商座談，這實際也是全國政協社會法制工委從2013年就開始跟蹤調研的專題，並與人社部、住建部、總工會、安監總局等部門進行調研。那次雙周協商座談會上，又圍繞資金來源、體制機制障礙、部門利益等各方面的問題進行討論，然後形成了供國務院決策的參考建議。

2014年12月，國務院四部委終於出臺了《關於進一步做好建築業工傷保險工作的意見》，解決了多部門十多年沒有解決的問題。

改變“年委員”的印象

雙周協商座談會的推行，不僅推動了一些社會問題的解決，也是發揮全國政協委員參政議政主體作用的一個探索，讓更多的政協委員有了“存在感”。

過去全國政協委員一年只開一次會，委員主體作用難以得到充分釋放和發揮，這個現象被稱為“年委員、季常委、月主席”（政協常委每季度開次會，政協主席副主席每月開次會）。但有了雙周協商座談後，每年大約開20次座談會，每次邀請20名左右的政協委員，一年能邀請400人。一屆5年，就有2000人可以通過雙周協商座談會參政議政，改變了“年委員”的印象。

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啟動，也使政協作為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這一定位更加清晰。

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部主任劉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協商民主作為十八大之後的高頻政治詞匯，呈現出越來越被肯定的走勢。盡管在延安時期的“三三制”（延安時期的一種政府組成機制，共產黨員、工農、中間分子各占三分之一）、新中國成立初期提出“政治協商”已經有“協商”的意思，但那時還是一種“民主協商”，而不是“協商民主”。

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鄭萬通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早在1991年中央領導同誌就提出社會主義民主有兩種形式，其中就包括“協商”：“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利和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選舉和投票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性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

2006年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首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論證了“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形式”。但到那時，還只有“協商”，尚未明確提出“協商民主”這一概念。

在“協商民主”從“形式”上升為“制度”的道路上，全國政協做過不少推動工作。2007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提出了一個重要議題，就是加強協商民主工作，成為當年兩會熱點。2007年11月15日，國新辦發表了《中國的政黨制度》白皮書，第一次確認了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的概念。

十八大報告不僅首次在黨代會報告中提出了“協商民主”，並提出了“協商民主制度”概念，從而將協商民主從一種民主形式上升為制度形式。

有媒體報道認為,協商民主或許成為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一條重要路徑。政協作為專門的協商機構，在2013年3月產生新一屆全國委員會之後，便把對加快協商民主的制度建設和制度創新，作為一項重要工作進行部署，並對增加協商的頻度和提高協商層次進行了探索。

2013年5到6月間，全國政協赴全國各地，對協商民主的推進情況進行了一次大規模調研，調研共分八個組，經過多次討論後，全國政協決定重啟“雙周座談”。

現在，全國政協每年有1次全體會議、2次專題議政性常委會和兩次專題協商會，20次左右雙周協商座談會，再加上專題協商、界別協商、對口協商、提案辦理協商等協商形式。可見雙周協商座談會制度的建立，完善了政協的參政議政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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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化騰說騰訊要聚焦這三點，快來get一下他的點

王根旺 2016-06-16 12:11

i黑馬訊 6月16日，騰訊公司主辦的2016中國“互聯網+峰會”在北京舉行。騰訊公司董事會主席兼CEO馬化騰出席並發表主題演講。

馬化騰在演講中表示，互聯網+是一場新的“工業革命”，正給通信、金融、交通、旅遊等各個行業帶來巨大變化，而各個行業也需要積極擁抱互聯網+。

馬化騰稱，騰訊在互聯網+大潮的定位是做連接器：把服務和用戶連接起來。而未來騰訊將聚焦三方面，第一是雲服務，今年騰訊將更加專註雲服務，並使其商業化；第二是LBS信息；第三是安全。

此外，馬化騰還在會上透露了一個有趣的細節，其曾在今年5月“大膽地”向李克強總理提建議，不能讓政策阻礙新生事物發展。

以下為馬化騰演講精選：

去年，我是用“工業革命”來形容“互聯網+”，第一二次工業革命分別是蒸汽機時代以及電氣化，而這次工業革命的組成部分是信息能源。我們把互聯網當作一個各行各業都可以積極擁抱的能源來理解的話，我想我們所有的行業都應該更加清楚的看到互聯網是一個和你息息相關，你必須擁抱，否則你就會落伍。

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看到，過去一年多的時間在好幾個重要領域，比如在通信、金融、零售、O2O、交通領域發生了巨大變化，我也想跟各位簡單的分享我觀察到的一些情況。

就我們所處的“互聯網+通信”的傳統電信領域來說，運營商已經在擁抱像微信等等新生代的數據為主的互聯網通信，而且合作的也非常好，整個傳統電信業從話音和短信為主轉向以數據消費為主，這樣商業模式已經順利過渡。過去的摩擦已不複存在，我們現在是聯手一起展望未來發展。

但是我們一年多來也看到，在這個領域也會產生其他接踵而來的社會問題，包括不良信息傳播。這給我們帶來很大的責任感和壓力。

金融方面，互聯網金融發展的很好。但是也出現很多打著“互聯網+金融”創新旗號進行非法集資，這些都是我們要特別關註的。

更不用說O2O了。我們在座的合作夥伴都是O2O領域的佼佼者。可以說在過去一年半的時間里，整個中國O2O發生了巨大變化。我們看到，不管是在58趕集分類廣告領域，也包括美團和大眾點評等這些領域都發生了很大變化。這個變化在震動中產生了很多契機，旅遊行業的攜程、去哪兒和藝龍等等產業都在發生融合。

而“互聯網+交通”領域目前競爭最激烈。滴滴、快的從激烈競爭到合並，而現在滴滴又在和Uber（優步）開始長達一年多的競爭。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產業還在高速發展，但同時我們也看到，從政策角度也是遇到很大挑戰，比如“互聯網+交通”怎麽面對傳統出租車，以及出行領域的這些政策法規上的問題該怎麽解決？遇到沖突怎麽辦？

在前不久的貴州大數據峰會上，我就大膽向總理提了個建議，我拿自身和阿里巴巴的案例做對比：如果在十年前，淘寶的小店主、店家因為沒有營業執照或者不能開發票而被政策完全清掉，那可能就沒有今天的阿里巴巴了；如果五年前微信誕生的時候，因為簡單地認為沖擊了運營商，而出臺政策把它直接關閉，就沒有今天微信。而總理也非常認同說，我們在看到新生事物的時候可能更多的要看一看，對於暴露出發展中問題，要想辦法解決。所以，在“互聯網+”時代其實挑戰很大，會遇到很多的困難。

過去這一年以來，在城市服務和公共服務方面也有很大進展，各地政府，經信委、發改委都非常支持，我在去年到今年跑了十幾個省，積極地推動“互聯網+”的方案，也講了很多場課，跟很多官員介紹這個概念，它有什麽好處，等等。可以說過去一年多，我們看到有很大進展，在公安和稅務，還有很多領域，包括醫療衛生、教育等等領域都有很多成果出現。

我相信“互聯網+”其實在未來是有很多創新機會的。我們騰訊應該做什麽，不應該做什麽。在這種大環境騰訊的定位很清晰，我們是做連接器。我們希望我們提供一個連接器的基礎功能，基礎的組件能夠把服務和用戶連接起來，以及把政府的龐大數據開放出來，解決“最後一公里”，和用戶對接起來，其實各地政府在過去十幾年做智慧城市已經儲備了很強大數據基礎，就差最後一步的開發，這方面是大有可為。

騰訊應該更關註什麽，做什麽，而不該做什麽，我思考了一下大概有幾方面。

第一是雲服務。騰訊在雲方面一直非常強，但過去，我們只是服務自己內部的產業和內部系統，並沒有把它開放出來，在今年會徹底開放我們在雲方面的能力。同時把它商業化，包裝成好的產品，給社會，給政府，給合作夥伴。

第二是地理位置信息LBS。LBS是在未來移動互聯網時代和下一代的人工智能時代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它是一個基礎設施，它本身不是一個業務或者有很大收入的業務。騰訊在地圖方面的投入，包括我們和合作夥伴滴滴，它每天有上千萬的出行，實時的交通數據，數百萬車輛實時地理位置信息的匯集，以及包括京東每天數百萬單的送貨、物流，還有幹路上的物流都有龐大的地理位置信息。他們既是LBS信息消費者，又是LBS信息的生產者，更不用說像美團、58他們有遍布全國數十萬商家；包括外賣、快遞等等這些服務，深入到小巷里鮮活的地理位置信息他們都可以共建、共享以及共用這個基礎設施，這是一個非常有未來的基礎設施。

第三是安全。五年多來，我們立誌在安全領域不惜代價進行了長期投入。在移動互聯時代，我們手機端的安全服務得到了業界認可。就在兩天前，蘋果在的WWDC大會上，對騰訊手機管家的騷擾攔截模塊進行了官方唯一推薦。這是對中國，以及對騰訊安全團隊的一個極大認同。

今天我們的大會將會推出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就是我們“互聯網+”指數，去年的時候我最後提到我們希望跟各地經信委合作，能夠用更科學的方法編制“互聯網+”指數，能從各行各業、各維度匯集各地的信息，能夠給各省、各市，甚至各個區他們在各行業擁抱“互聯網+”的指數方面能夠有一個更加數字化的表現，這樣在各地推動的時候會有一個抓手。今天我們將會宣布這樣一個“互聯網+”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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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化騰：關於“互聯網+”，騰訊格外關註這三件事

6月16日，在中國“互聯網+”峰會上，騰訊公司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進行了題為“互聯網+時代的連接升級”的演講。

在一年前，他曾把“互聯網+”比作“工業革命”，而今年來看，互聯網+已經成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組成部分，也就是信息能源。“我們把互聯網當作一個各行各業都可以積極擁抱的能源形式來理解的話，我想我們所有的行業都應該更加清楚地看到互聯網不是一個和它無關的新經濟、新領域，而是一個息息相關的你必須擁抱，否則你就會落伍這樣一個新的領域。”馬化騰說。

在演講中，馬化騰分享了他在過去的一年里對於通信、金融、零售、O2O、交通領域變化的觀察。

在通信領域，馬化騰稱過去微信和運營商之間的摩擦已經不複存在，現在是二者聯手一起展望未來的發展。“對於傳統電信領域來說，運營商已經積極擁抱像微信等新生代數據為主的互聯網通信方式，並且完成了很好的合作。整個傳統電信業從語音、短信為主轉向以數據消費為主，這樣的商業模式已經順利過渡。

對於金融領域，馬化騰稱互聯網金融發展的很好，但是也出現很多打著“互聯網+金融”創新旗號，但是非法集資的情況。這些都是需要特別關註和警醒的問題。

尤其是O2O領域，過去一年半的時間里整個中國O2O發生了巨大變化，競爭中也產生了很多推動發展的契機，其中互聯網+交通領域是目前競爭最激烈的一個垂直領域，從過去滴滴快的的激烈競爭，到合並後與優步的競爭，這個行業仍在高速發展。

但馬化騰同時也提到，政策角度還是遇到很大的挑戰，比如“互聯網+交通”怎麽面對傳統出租車，以及出行領域的這些政策法規上的問題怎麽解決?遇到沖突怎麽辦?

除此之外，過去一年的城市服務和公共服務也有很大進展，比如說公安、稅務和包括醫療、衛生、教育等在內的很多領域都有許多成果出現;在騰訊的眾創平臺中，誕生了很多垂直領域的創新公司和合作夥伴。“我相信互聯網+在未來有很多創新機會。”馬化騰說。

在這種背景下，騰訊的定位很清晰。“我們希望提供連接器的基礎功能和組件，把服務和用戶連接起來，把政府擁有的龐大數據開放出來，解決最後一公里，和用戶對接起來。其實各地政府在過去十幾年做智慧城市已經具備了很強大的數據基礎，就差最後一步的開發，這方面是大有可為的。”

馬化騰還同時透露了接下來騰訊格外關註的幾個方面：

第一個是雲服務。騰訊在雲方面的能力是非常強的，但是過去只是服務自己內部的產業和內部的系統，並沒有把它開放出來，今年會徹底地開放騰訊在雲方面的能力，同時把它商業化，能夠包裝成好的產品提供給社會、政府和合作夥伴。

第二個是地理位置信息LBS。LBS是在未來移動互聯網時代和下一代人工智能時代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它是一個基礎設施，它本身不是一個業務或者是有很大收入的業務。

第三個是安全。騰訊五年來立誌在安全領域不惜代價地長期投入，到移動互聯網時代手機端的安全得到了業界的認可，蘋果在WWDC大會上對騰訊手機管家的騷擾攔截模塊進行了官方唯一推薦，這是對中國以及對騰訊安全團隊的一個極大認可。

在演講最後，馬化騰還表示將會推出用更加科學的方法編制的“互聯網+指數”，從各行各業各維度匯集各地的信息，給各省、各市、各個區在各行業擁抱互聯網+的指數方面有一個更加數字化的表現。

以下為馬化騰演講原文：

尊敬的任主任，尊敬的兩位院士李院士、鄔院士，以及陳副市長，以及各位嘉賓，歡迎大家來到“互聯網+”峰會的論壇現場!我的同事告訴我，今天在場的有超過800位的政府官員、專家學者，以及我們的合作夥伴，還有我們的媒體朋友，而且我的同事告訴我說今天上午一票難求，以至於他的微信名字都改成了“沒票”，但是我們下午有四場論壇可以容納更多的朋友來參加。因此，我們特別珍惜現在和大家交流的機會。

我記得，剛才主持人介紹，去年我們辦第一屆“互聯網+”峰會的時候，當時離去年兩會提出“互聯網+”行動綱間隔的時間非常短，經過一年多時間的準備和籌備，我們有更多的、更充足的一些“互聯網+”領域的成果和大家進行匯報。

去年我更多的提“互聯網+”是用“工業革命”這樣的比喻，比如我們一二次工業化蒸汽機時代以及電氣化，我們這次是第三次工業革命之一的組成部分，就是信息能源。我們把互聯網當作一個各行各業都可以積極擁抱的能源的形式來理解的話，我想我們所有的行業都應該更加清楚的看到互聯網不是一個和它無關的新經濟、新領域，而是一個息息相關的你必須擁抱，否則你就會落伍這樣一個新的領域。

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看到，過去一年多的時間在好幾個重要的領域，比如在通信、金融、零售、O2O、交通領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也想跟各位簡單的分享我觀察到的一些情況。

就我們所處的“互聯網+通信”的傳統電信領域來說，運營商已經非常的擁抱像微信等等新生代的數據為主的一種互聯網通信的方式，而且合作得也非常好，整個傳統電信業從話音、短信為主轉向以數據消費為主，這樣的商業模式已經順利的過渡。過去的摩擦已經不複存在，我們現在是聯手一起展望未來的發展。

但是我們一年多來也看到，在這個領域也會產生很多其他的接踵而來的社會問題，包括不良信息的傳播，因為通信平臺流轉得非常大。這給我們帶來一個很大的責任感和壓力，信息的流轉、安全性，包括媒體這麽一報道，我們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還與團隊部署的一個，在這個平臺上滋生出一些涉賭有關的不法行為我們怎麽打擊，這些都是“互聯網+傳統通信方式”帶來的新問題。

金融方面，互聯網金融發展的很好，但是也出現很多打著“互聯網+金融”創新旗號，但是是非法集資的情況也在接連發生。這些都是我們要特別關註，特別警醒的一些問題。

更不用說O2O了。我們在座的合作夥伴都是我們在線上、線下結合，O2O領域的佼佼者。可以說在去年和今年這一年半的時間里，整個中國O2O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看到，不管是在58趕集分類廣告領域，也包括美團、大眾點評等這些領域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個變化在震動中產生了很多推動變化發展的契機，旅遊行業的攜程、去哪兒、藝龍等等產業都在發生融合。

在“互聯網+交通”領域更加是我們目前競爭最激烈的一個垂直領域之一。從過去滴滴、快的激烈的競爭到合並之後又跟Uber(優步)在市場上長達一年多的競爭，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產業還在高速的發展，但同時我們也看到，從政策角度也是遇到很大的挑戰，比如“互聯網+交通”怎麽面對傳統出租車，以及出行領域的這些政策法規上的問題怎麽解決?遇到沖突怎麽辦?

我在前不久貴州大數據的一個會上和總理交流，我就大膽的提了個建議說，當時我們拿自身和阿里巴巴的案例做對比：如果在十年前，淘寶的小店主、店家因為沒有營業執照或者不能開發票而被政策完全清掉，那可能就沒有今天的阿里巴巴了;如果五年前微信誕生的時候，因為簡單地認為這個沖擊了運營商，通信受影響而出臺政策把它直接關閉，就沒有今天微信的市場。所以，總理也非常認同說，我們在看到新生事物的時候可能更多的要看一看，對於暴露出發展中的問題，要想辦法解決。所以，在“互聯網+”時代其實挑戰很大，會遇到很多的困難。

過去這一年以來，在城市服務和公共服務方面也有很大的進展，各地政府，經信委、發改委都非常支持，我在去年到今年跑了十幾個省，積極地推動“互聯網+”的方案，也講了很多場課，跟很多官員介紹這個概念，它有什麽好處，等等。可以說一年過來，我們看到有很大的進展，我們看到在公安、稅務，還有很多領域，包括醫療衛生、教育等等領域都有很多的成果出現。我們在我們眾創平臺里還看到誕生出了很多垂直領域的創新公司，因為互聯網+各行各業，每個行業的知識都非常複雜，都非常深。在這個領域里誕生出了很多垂直領域的合作夥伴，在座很多合作夥伴都是做這方面工作的。

我相信“互聯網+”其實在未來是有很多創新機會的。我們騰訊應該做什麽，不應該做什麽。在這種大環境騰訊的定位很清晰，我們是做連接器。我們希望我們提供一個連接器的基礎功能，基礎的組件能夠把服務和用戶連接起來，以及把政府擁有的龐大的數據開放出來，解決“最後一公里”，和用戶對接起來，其實各地政府在過去十幾年做智慧城市已經儲備了很強大的數據基礎，就差最後一步的開發，這方面是大有可為。

我們也在思考，比如在合作夥伴的大會上我也在分享，騰訊應該更關註什麽，做什麽，而不該做什麽，我思考了一下大概有幾方面。

第一是雲服務。騰訊在雲方面一直非常強，但過去，我們只是服務自己內部的產業和內部的系統，並沒有把它開放出來，在今年會徹底的開放我們在雲方面的能力。同時把它商業化，包裝成好的產品，給社會，給政府，給合作夥伴。

第二是地理位置信息LBS。LBS是在未來移動互聯網時代和下一代的人工智能時代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它是一個基礎設施，它本身不是一個業務或者有很大收入的業務。騰訊在地圖方面的投入，包括我們和合作夥伴滴滴，它每天有上千萬的出行，實時的交通數據，數百萬車輛實時地理位置信息的匯集，以及包括京東每天數百萬單的送貨、物流，還有幹路上的物流都有龐大的地理位置信息，他們既是LBS信息的消費者，又是LBS信息的生產者，更不用說像美團、58他們有遍布全國數十萬商家;包括外賣、快遞等等這些服務，深入到小巷里鮮活的地理位置信息他們都可以共建、共享以及共用這個基礎設施，這是一個非常有未來的基礎設施。

第三我們還關註安全。我們五年多來立誌在安全領域不惜代價的長期投入。在移動互聯時代，我們手機端的安全服務得到了業界的認可。就在兩天前，蘋在的WWDC大會上，對騰訊手機管家的騷擾攔截模塊進行了官方唯一推薦。這是對中國，以及對騰訊安全團隊的一個極大的認同。以後大家在蘋果手機上就可以直接過濾掉一些垃圾短信和推銷的電話營銷，以前是沒法做到的。我們還有很多領域都要關註基礎設施，包括支付等等。

今天我們的大會將會推出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就是我們“互聯網+”指數，去年的時候我最後提到我們希望跟各地經信委合作，能夠用更科學的方法編制“互聯網+”指數，能從各行各業、各維度匯集各地的信息，能夠給各省、各市，甚至各個區他們在各行業擁抱“互聯網+”的指數方面能夠有一個更加數字化的表現，這樣在各地推動的時候會有一個抓手。今天我們將會宣布這樣一個“互聯網+”指數。

騰訊龐大的數據，包括公眾賬號，它其實已經包含了各行各業的資訊，但是我們覺得還是很不足夠。因此，我們跟業界的這些老大們，像老劉、老姚、王興等等，包括滴滴，我們在微信里我單獨跟他們溝通，你看在零售領域、電商領域、交通領域、O2O生活方面，我們沒有最鮮活的數據，能不能把你們的數據一起共享出來;我們去年在不同的城市，在不同的領域，你們的數據怎麽樣，能不能一起融合，通過加權智能分析得出一個能夠最反映中國現狀的一種數字化GDP的全景圖。

我開始覺得不一定做到，因為我怕出來的數據非常不可信，但我們團隊經過幾個月的努力，我覺得今年應該還是有一定成果，但是未來我希望能夠做得更加實時化，甚至以後每一天都會看到各地鮮活的變化，能夠更加快速的推動我們的“互聯網+”的發展。

我就不多說了，因為下午還有四個論壇，以及等下我們團隊還會更多的闡述剛才提到的“互聯網+”指數。

最後，我預祝本次峰會圓滿成功，預祝在場的嘉賓也能夠給我們貢獻更多好的思想。謝謝大家!

問題出在這三點！柯文哲崩壞啟示錄 人氣王落難》搞不定大巨蛋 又趕跑大將

寶萬大戰一周年：除了收購萬科 姚振華還幹了這三件事

2015年的7月11日，萬科披露《簡式權益變動報告書》，前海人壽作為寶能系急先鋒，首次舉牌萬科A，持股達5%，由此拉開了迄今為止整整一年的“寶萬大戰”。

或是戰略投資者、或是財務投資者，無論寶能系最初的舉牌初衷如何，事情演化至此已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而這一年來，寶能系實際控制人姚振華不僅僅是四處舉債拉杠桿與萬科“鬥法”，同時，他還做了非常重要的三件事。

招兵買馬：涉及各個金融板塊

從姚振華調動20多家金融機構，層層加杠桿的金融玩法來看，早已超出業余選手的級別，儼然金融界里的高階玩家，而這背後，人，尤其是專業的人才作為依托至關主要。

一年來，姚振華四處招兵買馬，高薪挖角，包括平安信托原董事長張金順、工商銀行深圳分行原副行長劉宇峰、外貿信托原總經理徐衛暉、中國人壽(海外)股份有限公司原副總裁高安鳳等多員大將加盟寶能系。

張金順原為平安銀行總行副行長兼北京分行行長，有著多年的銀行從業經驗，2014年12月，在上海召開的平安信托內部高層會議上，張金順被正式任命為平安信托董事長。

2015年11月，上任不到一年，業內便傳出其離職消息，當時，平安信托回應稱，董事長張金順因個人身體原因已申請辭職，時隔3個月後，也就是今年的2月份，媒體報道稱張金順將加入寶能。

根據前海人壽6月14日變更的工商資料顯示：張金順任前海人壽副董事長一職，事實上，張金順也是前海人壽的首位副董事長，在前海人壽成立的前4年里並未設立副董事長之職。

姚振華從保險公司挖來的另一位高管是中國人壽(海外)股份有限公司原副總裁高安鳳，高安鳳於2015年9月經核準擔任前海人壽副總經理。

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高安鳳說，吸引她的是前海人壽規範的公司治理結構和給予經營層充分的授權和事業平臺。公司的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營層權責明晰，經營層對公司日常經營全面負責，經營和決策機制既有原則又兼顧靈活，運轉有序高效。

“四年換三任總經理”也是前海人壽的特色所在，從孫偉光到傅傑，任職均不到一年，去年8月，經核準，劉宇峰擔任前海人壽第三任總經理。履歷顯示：劉宇峰自2005年起任工商銀行深圳分行授信審批部總經理，2010年起任工商銀行深圳分行行長助理，2012年升任分行副行長兼前海分行行長。

今年6月份，多家媒體報道稱外貿信托總經理徐衛暉提交辭呈，據傳聞其下一站或為寶能。

事實上，今年6月中旬，鉅盛華在深圳某報紙發布了一整版招聘廣告，多達數十個崗位，其中，8個虛位以待的副總裁職位吸人眼球，分別涉及保險業務方向、基金業務方向、互聯網金融業務方向、戰略規劃方向、證券業務方向、銀行業務方向、能源基金業務方向、並購業務方向。

如此大規模招攬金融各個業務板塊的人才，也透露出寶能系正欲轉戰的“下一城”。

廣積糧草：寶能金控浮出水面

顯然，寶能在布局一個類似於中國平安的綜合金融控股平臺，而鉅盛華正是這個金控平臺的核心。

正如鉅盛華在招聘廣告的“自我介紹”：在綜合金融領域，公司投資人壽、財險、基金、能源基金、小貸、互聯網金融產品交易平臺、第三方支付，積極拓展證券、信托、融資租賃等金融牌照。在戰略投資領域，公司作為負責任的股東參與境內外多家行業領先企業的股權投資，致力於通過資本運作促進產融結合、助力實體經濟。

目前，寶能旗下的金融業務包括前海人壽、新疆前海聯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融泰信用融資擔保有限公司、深圳市粵商小額貸款有限公司、前海世紀保險經紀有限公司、前海保險公估有限公司、新疆前海聯合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融資租賃金融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下稱“廣金所”)。

為舉牌萬科，去年以來，鉅盛華不斷補充糧草，總資產從2014年底的283.13億元飆升到2015年底的2603.40億元，同比增幅超過8倍;歸屬於母公司股東凈利潤從2014年底的2.62億元飆升到2015年底的171.49億元，同比增幅超過64倍。

囤積彈藥：“萬能險+銀保渠道”

去年，前海人壽進行了兩次股權變更，變更後，原股東廣州立白企業集團、深圳市健馬科技開發有限公司相繼退出，鉅盛華持股比例增至51%，註冊資本也從45億增至85億元。

從前海人壽的經營來看，其成立5年來，保費收入可謂呈倍數級增長。根據保監會披露的數據顯示：前海人壽去年全年原保險保費收入173.76億元，今年1-5月份原保險保費收入就已經達到140億元。

另外，根據保監會披露的保戶投資款新增交費情況顯示：前海人壽去年全年保戶投資款新增交費605.53億元，今年前五個月就已經達到415.07億元，同比增加近一倍之多，是同期原保險保費收入的3倍之多。

而所謂“保戶投資款新增交費”，這個指標絕大部分被認為是反映一家公司萬能險的交費規模，從2013年4月開始，保監會在往年的“原保險保費收入”統計口徑之外，新增了“保戶投資款新增交費”、“投連險獨立賬戶新增交費”兩個統計指標，其中，保戶投資款新增交費基本上是將萬能收入統計在內。

在“寶萬之爭”中，前海人壽動用萬能險資金收購萬科 A 的行為也引發了不小的社會爭議，包括萬能險舉牌是否涉嫌違規、萬能險資金所購股份是否有投票權、舉牌萬科 A 會否產生經營風險、是否損害保險消費者( 保單受益人) 的利益等。

盡管萬能險難以為保險公司帶來利潤，但卻可以賺取巨額現金流，結合線下的銀保渠道，可以高效的拓展網點，通常是小保險公司或是新成立的保險用於快速搶占市場的利器。

而根據前海人壽2015年的年報顯示：其銀保渠道保費收入占比逐年遞增，2015年占比達99%，2014年占比為98%。

作為寶能系旗下另一保險公司，新疆前海聯合財產保險已獲得開業批複，7月7日，保監會發布《關於姚振華等人任職資格的批複》，核準姚振華擔任董事長的任職資格，7月8日，保監會再發公告，同意新疆前海聯合財產保險籌建新疆、深圳、廣東分公司。

做到了這三點 成都將食安監管一網到底

為保障“從田間到餐桌”的食品安全，無論是源頭還是過程，各地政府都在努力想辦法，確保舌尖上的安全。

21日至22日，全國食品安全示範城市創建和農產品質量安全縣創建(即“雙安雙創”)工作現場會在四川成都召開。國務院副總理、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副主任汪洋出席會議，他表示，加強農產品質量和食品安全監管，是地方各級政府的重大政治責任。要總結推廣創建試點取得的成功經驗，強化屬地管理責任，加快完善統一權威的監管體制和制度，健全檢驗檢測體系，不斷提高監管能力。要重視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創新監管辦法，提高監管效能。

2014年以來，國家食品藥品監管總局、農業部在全國開展“雙安雙創”工作。此次在四川成都市的雙建過程中，對農產品和食品一網撒到底，更將大數據運用到食安監管中，今年前八個月監督抽查的問題發現率從2.36%升至10.71%，但如何整合不同部門、不同來源的數據等問題仍待解決。

農技保基礎

“我們每個村子都有農業技術推廣員，對農民散戶的種植過程進行指導，如何使用農藥，使用量如何，以及蔬菜瓜果不能用哪些農藥，在收獲前多久不能用農藥等。他們對土地進行測土施肥，這塊土地缺什麽，該用什麽肥料，我們通過農技人員指導農民。對於農場和合作社更是如此。”都江堰市農林局農質科科長胡斌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

食品安全源頭在農產品，基礎在農業。確保農產品質量安全，既是食品安全的重要內容和基礎保障，也是建設現代農業的重要任務。都江堰市天馬農產品質量安全服務站是成都市統一規劃建設的覆蓋全域成都的146個基層標準化農業服務站之一。

“我們主要負責服務區域內12個農業社區以及全鎮生產經營主體的農產品質量安全網格化監管工作，服務站建有檢測室，並在12個農業社區建立7個村級檢測室，確定了7名農產品質量安全協管員，承擔所在區域農產品質量安全的監管和檢測工作，實現了現場實時檢測和檢測數據的實時上傳，提高了農產品抽樣檢測的範圍和效率。同時展開對農事農情的定期培訓、現場指導、預警提示等信息咨詢服務。”胡斌表示。

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生產環境是本底。最近幾年，成都市推進集中連片高標準農田建設，實施土壤有機質提升、測土配方施肥等土壤改良項目，打牢農產品質量安全根基。

“這幾年，化肥用量減少了80%，用了很多生物手段防治病蟲害，化學農藥幾乎不用了。而且可以通過市場信息指導農民種植品種，不再出現產出的東西賣不出去。” 都江堰市蔬菜質量安全聯盟總經理於宏博表示。

都江堰市蔬菜質量安全聯盟是以“公司+合作社+專業大戶”的方式於2014年7月組建的放心蔬菜生產銷售聯合體，現有成員44家，其中專業合作社10家，種植大戶34家，蔬菜占全市種植面積的70%以上，單季蔬菜產量6萬噸，產值達5000萬元以上。

於宏博表示，目前蔬菜聯盟實施從“田間到市場”的“七統一”全程監管運行模式，即統一育苗與生產布局、統一投入品采購和供應、統一技術規程與生產記錄、統一政策性農業保險、統一質量安全檢測、統一質量追溯、統一品牌銷售，有效地促進了都江堰市蔬菜產業標準化、規模化、品牌化和產業化，解決了蔬菜生產分散帶來的質量安全保障和監管難題。

信息保質量

“都江堰市為農服務中心是‘5.12’地震後由上海市援建的項目。為創建國家農產品質量安全縣，都江堰市依托為農服務中心，強化農產品質量安全體系建設，建立都江堰市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指揮平臺，以網格化監管為核心，形成了網格化管理、質量檢測、產品溯源、物聯網應用、標準查詢‘五位一體’的信息化監管體系。”都江堰市農林局副局長何書群表示。

這個指揮平臺，將都江堰市的14個鎮、187個村全部責任落實到65名縣級監管員、143名鎮(鄉)級監管員、112名村級協管員，對轄區內所有生產經營主體的生產過程進行有效監管。

“指揮平臺可以實現對鎮村的智能管控和移動監管，對每個屬地網格和基礎網格的監管員、協管員進行實時調度、指揮、督查。各級監管員、協管員可以通過手機APP接受工作指令，迅速開展巡查，及時發現問題，實時上報結果。”何書群表示。

目前，為農服務中心所設農產品質量安全檢測中心是農業部國家(縣級)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督檢驗檢測站建設單位，配備9名檢測人員，現有氣相色譜-質譜儀、液相色譜儀等各類檢測儀器設備110余臺，下轄14個鎮級檢測室，70個村級檢測點。檢測中心通過了省級計量認證和實驗室資質考核“雙認證”，具備35個種植業產品和養殖業產品、75個參數的檢測能力，年定量檢測900多批次。

追溯零距離

“只要點開這個蔬菜的信息，就可以看到是哪里生產的，也能看到這個產品的檢測報告，是否有農藥殘留，包括配送時間。”成都順電科技負責人劉川江表示。

成都順點科技是一個食品和食用農產品供給側與需求側的撮合平臺。平臺聚集了全市50%的農產品種養殖基地和農業合作社(3120家)，主城區70%的農產品批發市場經營者(2100家)，60%的農貿市場經營者(5204家)，90%的學校食堂(2900家)，20%的餐飲單位(11000家)。

“創建前後，全市食品電子追溯系統向監管部門同步上傳溯源數據增長20多倍。加入平臺的所有生產經營主體都被賦予一個唯一的二維碼，可通過手機掃描二維碼查看食材來源信息、監管部門的日常巡查信息、餐廚垃圾處理信息、消費者的評價及投訴信息。”劉川江表示。

這個“流通千萬里，追溯零距離”的平臺僅僅是成都食品安全監管的一部分，此外還有成都市食品安全檢測預警數據中心。據參與建立成都市食品安全檢測預警數據中心的周濤表示：“未來能通過大數據，在食藥安監工作中，從對食品合格不合格的檢測，到對食品健康程度、藥品療效的檢測，到對食品有多健康、藥品療效多高能夠打個等級。這樣就不會像以前，企業只把質量做到滿足要求的最低線，而是促進企業把質量做得越來越好。”

該中心集食品安全數據整合、挖掘、分析和風險預警為一體。提升食品安全風險的感知、篩查、分級、預警和防控能力。通過大數據的共通，監督抽查靶向性更強。今年1-8月，成都監督抽查的問題發現率從2.36%提升到10.71%。周濤介紹，這意味著，以前1萬元成本完成的工作，現在用2000多元就可以完成。更重要的是，還使更多預防式的行動成為可能。

但是該中心塗子沛表示，成都的實踐證明，大數據在食品安全監督的垂直方向大有作為，但是最大問題就是把不同部門、不同來源的數據匯聚起來，第二個難題是，各個數據的標準不同，需要做大量工作。這些都需要頂層設計。

景林投資 · 陳曉東：走對這三步，可以提高你在產業互聯網創業的成功率

陳曉東 2016-11-05 09:22

本文由微信公號投資人說（ID:touzirenshuo）授權i黑馬發布。

1、產業互聯網的興起

就投資而言，我們一直有一個觀點，要投資於變化，尤其是轉型期結構性變化帶來的投資機會，這是大機會所在。創業亦然，如果你能抓住一些結構性變化，就有機會做成一個大公司，結構性的變化是由多個要素驅動產生的，具體來講，我們認為有以下幾點：

第一，合適的時機。如今國內經濟增速放緩，行業利潤率下降，這其實為創新和效率提升的業務/商業模式帶來了機會。中國經濟經過去幾十年都是超高速發展，現在乃至未來5-10年將進入到5%左右的中高速增長階段。驅動過往高速增長的紅利因素在衰減，新的動力在形成，新舊動力交織的過程意味著很大的機遇。

以前大家跑得快的時候都是粗放式增長、業務優先，不太考慮效益和精細化運作。在經濟下行、增速放緩、利潤下降的情況下，大家會把更多精力放在提升效率的這個層面上。

第二，技術的演化。2015年底中國互聯網用戶6.88億，滲透率超過50%，互聯網/移動互聯網已經成為一種基礎設施和服務，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的普及，打破企業之間的信息孤島，帶來信息流（大規模交易和訂單）、資金流（線上支付）、物流（在線協調調度）的快速實時流通。

在交易型B2B商業模式各關鍵環節的從業人員中，大量的終端老板、物流配送的司機通過手機進行下單、接單、服從調度，他們能夠在這里實現非常迅速的、不受時空限制的信息流通和交互，這是技術層面的。

第三，人才的成熟度。我們觀察到很多B2B平臺的創始人都是70後和80後，這個群體有非常顯著的特征。他們在產業里面有非常深的積累和沈澱，至少有10到20年的經驗。所謂的產業互聯網創業，如果沒有對產業、行業的深刻理解和認識，是幹不好這活的。另外70後和80後對互聯網技術和思維有比較開放的心態和足夠的認知。

其實產業互聯網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資訊和信息的撮合，打通了信息流；

第二階段，隨著技術的普及，涉足線上交易服務，打通了資金流；

第三階段，就是圍繞交易的線下供應鏈的整合。

綜上，產業互聯網發展由淺入深，由輕到重，隨著移動互聯網成為像水電一樣的基礎設施，許多萬億級的傳統領域如快銷品、農產品、鋼鐵、塑料、化工等領域分別跑出了像中商惠民、易酒批，美菜、中農網，找鋼、鋼聯，找塑、快塑，摩貝等B2B平臺。

而且基本上都是在行業供給過剩（至少是供給充分）、行業各環節專業分工較為成熟的大背景下，通過存量資源和供應鏈的整合，降低各個環節的重複建設，通過集合優化對原有供應鏈和流通體系進行重塑重構，從而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創造價值，平臺應運而生。

以上就是我們觀察到的產業互聯網興起的大背景和大邏輯。

2、產業互聯網創業的三個步驟

投資人看很多的行業和模式，總會試圖從中抽象歸納出一些具有規律性的東西。

從創業者的角度來看也是這樣，如果你要取得一個較高的成功率，可以從這三個步驟來思考：首先，你需要選擇一個好的行業，並通過產業鏈價值分析尋找合適的切入點；其次，你需要選對品類，並選擇契合行業特性的打法和路徑，構建合理的模式；第三，基於前述兩點，你能盡早確立和不斷優化單位經濟模型，並通過管理團隊的執行力以及組織能力的複制，使得你的創業走向成功。下面具體分享一下我們對這三個步驟的理解。

第一個步驟，選對行業：通過價值鏈分析尋找合適的切入點；

幾乎所有交易型的B2B平臺都對應著一個「效率次優」的線下批發/交易市場原型，且幾乎每一個品類幾乎都具有重度垂直行業屬性。

當然對於很多服務型的B2B平臺，他們線下並不一定有這樣一個原型在，但是因為他的存量供應是過剩的，作為下遊B端的采購渠道是相對有限的，其尋找和匹配的效率低、成本高，需求沒有得到很好的滿足，在向效率要效益的大背景下也應運而生了一些服務型B2B平臺的機會。

選擇行業需要考量的因素：

1）、市場容量要大，因為它具備重度垂直的行業屬性，B2B是一個挺苦的活，不同於2C的商業模式，它面對的是B端的職業購買者，利潤微薄。所以如果市場容量不足夠大，天花板就非常明顯，交易量起不來，無論是核心品類的基礎服務還是基於大規模交易的衍生服務都賺不到錢。

2）、行業有足夠的利潤空間。現在一些基於流通環節改造的B2B的商業模式，因品類原因，其流通環節本身的利潤就非常微薄，想從蚊子腿上刮肉下來，這個難度是非常大的。

3）、選擇中間層級多的，這類被改造和被替代的可能性會高很多。當然也不是所有的中間環節都是有價值的，或者價值那麽大。

4）、選擇上下遊的集中度相對較低的。如果說在某一端「頭部效應」非常明顯，那麽平臺的議價能力和價值就會比較小。

5）、選擇價值鏈分布相對合理，業務具有可延伸性的。比如在酒這個品類當中，暢銷酒能占整個銷售額的40%到50%，剩下還有50%到60%在長尾商品上，而長尾商品代表著高毛利。

所以暢銷產品能夠支撐起流量和基礎設施建設，長尾產品能夠支撐起未來的規模化盈利。當平臺覆蓋大量的終端，形成一個很粗很短的管道後，就可以向上遊延伸和廠家一起開發高毛利的自有品牌在平臺上進行售賣。

我們觀察到，相當一部分交易型B2B平臺其核心品類或基礎服務是微利或不掙錢的，需要通過向上遊延伸或者通過橫向擴展增值服務盈利。很多人可能想當然以為只要我的平臺交易額足夠大就可以延伸，但現實場景里，相當一部分品類由於其本身的產業結構原因向上遊延伸的場景是不成立的，或者基於交易的增值服務場景是割裂的。

第二個步驟，選對品類：選擇契合行業特性的打法、路徑，構建模式品類，這當中需要考量的因素：

1）、最好是相對標品。如果是非常非標的品類或者非常重決策的購買品類，作為一個大的交易平臺很難定價或很難讓下遊客戶將交易放到平臺上來，會影響線上交易匹配的效率和成功率。

2）、品類的毛利率和貨值。高毛利高貨值的相對標品適用垂直型B2B平臺模式，高毛利非標品適用綜合型開放式B2B平臺模式，低毛利標品和低毛利非標品則不是好的切入品類選擇。

我們看一個行業和品類是否值得進行投資或創業，一定要通過價值鏈的分析和拆解，尋找突破口跟切入點。這背後實際上反映的是創始人和創始團隊對機會的辨識和把握能力，也反映了他對這個行業理解是否足夠深刻。

你必須對產業鏈的關鍵環節進行辨識，對每個環節的效率現狀進行評估，對價值鏈的分布進行拆解。去定義關鍵環節主要玩家以及其所承擔的角色和功能，識別哪些環節是效率低下的，存在重複建設、可被改造的空間，哪些玩家是可被替代的。

哪些環節具有改造的規模效應或網絡效應。如果這個環節具有可被改造的規模效應和網絡效應，覆蓋的體量起來的速度一定相比其它環節要快。基於此，去重塑鏈條，構建一個新的模式，縮短環節、提升效率、創造價值。

另外，產業互聯網並沒有改變商業的本質，而是價值鏈跟交易服務方式的重構、重塑和存量的整合優化，所以我們一定要從內心尊重行業的商業本質，而不是動輒提顛覆。

第三個步驟：確定和優化單位經濟模型，不斷提升運營效率和盈利能力

當選定行業和品類、構建完商業模式，你要確立單位經濟模型（Unit Economics，以下簡稱UE）。所謂單位經濟模型，就是在商業模式中，能體現收入跟成本關系的某個最小的運作單元，可能是一次交易、一個訂單或者一批訂單的履約交付的閉環。

首先需要判斷和選定商業模式中的最小運作單元，識別圍繞這個單元的收入和成本的構成，並在此基礎上思考理想中的單位經濟模型可能是什麽樣子的？在由現狀到達理想單位經濟模型的過程中，存在哪些邊際改善的空間和路徑？改善背後的驅動因素是什麽？

創始人非常重要的一個工作，就是在不停地尋找、確認和優化，最終找到一個理想的單位經濟模型。從最低限度上，改善後的單位經濟收入要能覆蓋單位履約交付的成本和費用。

隨著實際業務的發展和調整，單位經濟模型會逐漸豐滿，出現品類的橫向擴展（品類擴展亦然應遵循前述關於品類選擇的優先次序，並考慮新品類與現有基礎設施服務的複用性），或者衍生增值服務的不斷滲透。

與此同時，我們需要疊加城市或區域的運營成本和費用，構建城市或區域運營模型。最後，疊加總部運營成本和費用，確立公司層面的經濟模型。我們要確保，長遠來看，各個層面的模型存在邊際改善的空間，最終達到掙錢的目的。

3、對產業互聯網創業團隊的四點思考

前面講了這麽多方法、邏輯和模式，當然要把事情做成，最關鍵的還是團隊。衡量創始人或創始團隊的能量等級有一些共通的點，比如是否有正確的價值觀/初心，是否有極強的內在驅動力和追求成功的渴望，以及能否吸引/招募優秀的人才加入等。

但是對於產業互聯網的創始團隊，以下幾點更要著重強調。

第一、對行業的洞察跟深度思考，你在行業里幹了這麽多年，如果對行業沒有深刻的理解，往往走不長遠。另外，改造就要動人奶酪，成長過程中面臨很多舊勢力的阻礙跟抵抗，能否采取非常務實接地氣的方法調整和叠代你的模式是很關鍵的。

第二、有良好的戰略格局跟規劃能力，因為對傳統行業的改造滲透周期長，利益格局複雜，所以需要創始人想得非常明白。我們說高執行力，來自兩個層面：首先得想得透徹，打仗的時候堅決不猶豫；其次，你的組織能力跟得上，完成度高。

但前提是你想得清楚，戰略上非常清晰。創始人對模式切入點、突破點選擇背後的邏輯，很能反映其機會辨識能力、戰略格局和規劃的能力。

第三、重執行，交易型B2B的創業是相當重運營的，大概率情形下會有大量的地推和複雜的考核及組織管理。如何將經驗證的局部區域單位經濟模型體系化、大規模地在組織內部進行複制，其實很考驗創始人的管理能力和團隊的執行力。

第四、因為交易型B2B平臺最終會是大規模的訂單和交易並發的，比較理想的狀態是高管團隊里面要有非常精於系統構建和數據挖掘分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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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三級醫院產科“一床難求” 衛計委提出這三招

國家衛生計生委12日召開新聞發布會，介紹啟動婚育新風進萬家活動等有關情況。國家衛計委婦幼司副司長宋莉表示，今年以來在大城市尤其是三級醫療機構產科床位“一床難求”的問題比較突出。要緩解當前存在的產科“一床難求”、婦幼健康服務資源結構性短缺的矛盾，一是調整擴增服務資源，二是建立分級建檔制度，三是聯合互助。

會上，有記者提問稱，從“全面兩孩”政策實施以來，尤其是大城市出現三級醫院“建檔難”的問題怎麽解釋?高齡、高危孕產婦有一些增加，針對她們有一些什麽具體服務?

宋莉表示，確實今年以來在大城市尤其是三級醫療機構產科床位“一床難求”的問題比較突出。立足當前，要著力緩解當前存在的產科“一床難求”、婦幼健康服務資源結構性短缺的矛盾，一是調整擴增服務資源，充分利用好現有的醫療資源，比如說通過醫療機構內的科室間的床位調整，包括像三級醫療機構很多將特需病房調整擴大為普通病房，盡可能的擴增產科床位。二是分級建檔制度的建立，通過實施分級建檔制度，包括像建立孕產婦建檔服務中心這些措施，合理的分流和引導孕婦根據風險評估的結果來選擇建檔機構，緩解三級醫療機構產科人滿為患“一床難求”的供需矛盾，力爭讓每一位孕產婦都能夠得到及時、安全、高效的服務。三是聯合互助，促進優質婦幼健康服務資源下沈。比如我們鼓勵各地組建婦幼健康服務聯合體，遠程會診，對口支援等多種方式，進一步來提高基層醫療衛生服務機構的服務能力，促進優質婦幼健康服務資源的下沈，來促進區域間的服務能力的均衡發展。

宋莉稱，“從長遠來看，我們在積極落實‘十三五’規劃，將實施婦幼健康和計劃生育服務保障工程，按照‘兩綱’提出的明確要求，到2020年省、市、縣均設置一所政府舉辦標準化的婦幼保健機構。”

宋莉還強調，同時要加強綜合醫院產兒科建設，加強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規範化的產科和兒科門診的建設，健全婦幼健康服務體系，此外還要加快孕產婦和新生兒危急重癥救治能力的建設，加強產科兒科醫師、助產士專業人才的培養使用，提升婦幼健康服務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