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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通訊社”：伯南克是不是該拿諾貝爾獎了？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08950

下周一年一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就要揭曉。業內有“美聯儲通訊社”之稱的資深記者Jon Hilsenrath也開始為熟識的“老朋友”、前美聯儲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造勢。

路透預測的大熱人選是對“創造性破壞”理論做出貢獻的兩位經濟學家——哈佛大學的Phillippe Aghion和布朗大學的Peter Howitt。不過Hilsenrath認為，伯南克也算得上一個可以爭議的人選。

之所以提到伯南克也是有競爭力的諾貝爾獎候選人，並非因為他在2006年2月-2014年1月執掌美聯儲，而是因為，在成為政府高官以前，他對金融系統和經濟的關系有專門的研究，而這一研究方向如今極為重要。

Hilsenrath指出，上世紀90年代，伯南克與紐約大學的兩位教授Mark Gertler與Simon Gilchrist合作發表了有關“金融加速器”的論著。文中留意到信貸系統對更大範圍經濟領域產生的傷害，這是有預見性的視角。

上世紀80年代伯南克對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研究也得到證實，是有效研究危機期間金融系統與經濟的聯系怎樣破裂的路線圖。

上述研究被許多學者視為開這一領域風氣之先的先驅。Hilsenrath註意到，在美國聖路易聯儲主辦的研究網站IDEAS，如果按論著被引用次數排名，伯南克排在第25位，僅次於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排名還領先於去年該獎項得主羅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等其他曾經獲得此項殊榮的經濟學家。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時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推出了史無前例的三輪QE，讓央行行長成為竭力扭轉經濟下滑舉足輕重的角色。伯南克的寬松政策及對美國經濟帶來的作用爭議不斷。

支持者認為他使美國經濟避免了災難。稱贊伯南克的媒體有之，比如下圖《大西洋月刊》和《時代》雜誌封他為英雄。批評者認為，美聯儲釀成了危機，產生了超低利率的環境，而且魯莽地趁機漁利。

如下圖所示，後金融危機時代，標普500代表的美股的確不斷走高，體現了美聯儲希望制造“財富效應”、進而拉動消費及帶動經濟複蘇的初衷，可美國的就業人口卻一直沒能真正回升到危機以前水平。

無論外界怎麽看，Hilsenrath認為，伯南克留下了支持如此決策的學術遺產。（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深度剖析諾貝爾醫學獎：大腦GPS 究竟是個什麽東東？

來源: http://news.iheima.com/html/2014/1007/146303.html

本文作者為劉芳德博士，是英國帝國理工學院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腦外科微創手術機器人，以“高斯”筆名長期為國內外科技媒體撰寫專業文章，也曾為i黑馬網寫過有關手術機器人的稿件。本文是我們約請他就諾獎得主寫的特稿。

i黑馬導讀：10月6日，諾貝爾醫學獎揭曉，獲得者是一位英國科學家及兩位挪威科學家，研究方向為大腦定位系統（GPS）。人就是一部計算機，每天的日常思考，如自己在哪兒、A地到B地怎麽走等，大腦都經過了極其複雜的運算。三位獲獎者的理論對這個過程進行了全面揭示。



2014年的諾貝爾醫學獎己經揭曉，第一時間聽到消息與獲獎人，我感到驚喜又意外。在自己的研究過程中，曾經UCL神經學研究團隊有過合作，而且熟知place cell和grid cell的研究成果。UCL在神經感知學上的成績跟實力是不容置疑，但是沒有想到最後會得醫學跟生理學獎。自己根據理解對place cell跟grid cell的研究跟影響談一下自己的看法。
 
之所以說意外，是因為此次獲獎研究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醫學。嚴格的說，應該算是感知學，跟心理學和行為學關系緊密。研究目的也不是治療疾病，而是理解大腦運行的機制。感知學研究中，處於核心地位的常常是數學家跟計算機科學家。從計算機角度說，我們也可以叫做大腦的反向工程，是人工智能研究中的一個方向。這次諾獎主要頒發給理解人腦空間思考能力的研究，除此之處，在這個領域中還有幾個方向非常有意思，如視覺、運動控制、語義記憶、情感。神經感知學最初被視為醫學一個分支，目前很多時候會被視為信息科學，還有一些人把這個學科看成是終級哲學。自達爾文之後，我們知道人不過是一種動物，而神經感知學之後，我們知道人腦不過就是部計算機，思維只是信號處理過程。
 
在神經感知學研究中，跟語義情感相比，空間思維這個方向爭論己經較少，證據充分而且理論完備。在諾獎的介紹中，說成是大腦的GPS，這是個很形像的比喻，但是並沒有充分揭示其複雜性。生物的空間定位問題跟飛機的定位本質是一樣的，這個問題並不簡單。任何一個定位系統必須要有傳感器及信號處理系統，幾何計算器系統。在航空中，我們有GPS和雷達，信號用數字編碼，幾何計算用數字計算機。問題是老鼠怎麽做的呢？傳感器老鼠可以用視覺聽覺觸覺，信號用神經脈沖，如何從這些視覺聽覺信號中提取空間信息一直是計算機科學中的一個難題，更有意思的問題是，老鼠會不會幾何與數學計算，如果老鼠不會，那它怎麽進行空間定位；如果老鼠會，那幾何學究竟是希臘人發明的，還是老鼠發明的呢?其實還有一個更有意思的問題，數學幾何這些邏輯學究竟來源於天才的創造，還是我們一種固有的能力，早己經被硬編碼到了大腦中？今天諾貝獎的研究，最終揭曉就是這些問題。
 
第一個突破是由ucl的John O’Keele做到的。John在海馬體中找到了“位置”細胞。值得註意的是，位置細胞並不是坐標，位置細胞用來標記在空間中不同位置的感知體驗，而海馬體是有持久記憶功能，place cell是實際揭示了記憶按空間組織的方式。我們只知道在不同位置，我們的視聽鹹受不一樣，也知道不同的視聽感受對應不同的位置。place cell並沒有幾何計算的功能。在實驗中，place cell改變管道的形狀，激活狀態沒有顯著變化。place cell之後，又發現了orientation cell、grid cell與boundary cel、orientation cell標識頭部方向的細胞，跟place cell 功能類似，只是處理的傳感器信息不同。boundary cell通常被認為標識空間障礙的，是最後被發現的，grid cell被發現之後，boundary cell的存在幾乎在理論上就確定了。grid cell信息功能非常豐富，回答了空間智能的核心問題，所以發現者May-Britt Moser and Edvard I. Moser分享了諾貝爾獎。在神經學中，grid cell 位於視覺信息跟記憶海馬體的接口位置。如果把記憶海馬體，想像成硬盤，眼睛想當於攝像頭，grid cell大致相當於內存。
 
grid cell的發現表明老鼠在定位的過程中，空間是被分成有等邊三角形。這個由三角形構成的地圖的結構跟形狀是固定不變的，只是在開闊的空間中三角形變大，在陜小的空間中三角形變小。在三角形中間時，用了一種類似於barycentric coordinates（到三角形三個頂點的距離）的原理定位，這跟今天的GPS原理是一樣的。Grid Cell除了有幾何計算的功能，還有數值積分功能。可以在大腦中，把老鼠自己的運動積分畫在地圖上。至此，困擾人類幾千年的問題有了答案。歐氏幾何其實是生物固有的一種能力。老鼠除了歐氏幾何，還會二維的向量代數，跟數值微積分計算，這些寫在了我們的基因中。在諾獎得主的工作之上，目前我們己經可以通過電極信號來計算出老鼠的位置，也有研究人員通過改寫place cell，修改老鼠對空間跟環境的記憶。
 
place cell研究跟grid cell研究對今天的人工智能特別是機器人系統啟發很大。place cell其實是空間索引的數據庫，而grid cell是幾何計算器。在信息組織上，place cell描述的是個拓撲空間，而grid cell描術的是歐氏空間。這種組織跟我們目前計算機科學中的技術完全不同，並有非常強的優勢。舉一個例子，我們現在的計算機系統中，老鼠問計算機我在哪，計算機會說北緯３０度，老鼠又問冰激淩在哪，計算機會說３０度１分。對老鼠而言，這類信息處理起來很困難，因為老鼠身上沒有雷達。如果問place cell冰激淩在哪, place cell會說向前走，看紅燈左轉，再向右走，看見一個紅房子，門進去桌子上的就是。它的信息跟老鼠感知的信息很接近，另一點是冰激淩位置發生一些變化後，也還適用。當老鼠出門之後，就開發在grid cell上畫圖。老鼠的耳朵起到了加速度傳感器的作用，grid cell就對老鼠的運動積分。如果當老鼠返回的時看見貓了，它就在grid cell在將貓標識成障礙，自己繞道回來。
 
我們可以看到，空間思維能力對生物的生存其實是至關重要的。飛機的定位系統簡單，但很難同環境結合起來。而生物學的定位方法是建立在環境感知基礎上的，它擁有很好對環境變化的適應能力，而且跟運動控制跟視覺聽覺系統結合的更好。這些特點在目前的自主駕適汽車跟智能機器人的研發中，是核心的問題。一般來說，飛機的系統只能支持簡單的定位，而生物的定位系統可以支持更為複雜的決策。
 
大腦GPS系統的研究在醫學上可以用來治療部分腦病，而且也提供腦病病人開發植入芯片的空間。可以說matrix跟inception的己經在原理上可以實現了。但它更主要的作用是在人工智能領域。UCL神經學研究團隊的幾個研究員，創立的一個叫DeepMind的公司，主要的目標就是按神經學的原理設計智能機器人，讓機器人像人一樣思考。最近DeepMind的機器人可以不用任何人教，坐在計算機看一會就會玩電腦遊戲，這家公司去年被谷歌收購。而且歐盟啟動的歐洲大腦計劃可以看成是一個放大此次諾獎的研究方法。計算機算法的研究己經退居二線，反向腦工程目前處於智能研究的最前沿。

普通人可能感覺計算機科學的進步只是四核手機從１９９９元變成了八核的１７９９元，但是更深刻的變化己經發生。這次諾獎再一次展示了歐洲學者喜歡問跨學科基本問題的特點：什麽是空間，什麽是時間，什麽是質量，什麽是思想，什麽是生命。在這些問題上，歐洲的天才們又領先了四十多年。四十年之後，我們越來越感受到他們思想的力量。作為造物者的信使，John O´Keefe，May‐Britt Moser 和 Edvard I. Moser值得全人類鼓掌和尊敬。

又一夫婦獲諾貝爾獎：歷史有5對 居里家族占2對

來源: http://news.iheima.com/html/2014/1007/146298.html

今日，《創業家》&i黑馬有兩個感悟：首先是好夫妻新標準確立，如果說夫妻感情好，請去拿諾貝爾獎。另外，人生起跑線真的很重要，比如居里夫婦，自己拿了諾貝爾獎，然後生了個女兒，嫁了個丈夫，倆人又拿了諾貝爾獎... ...

 
至此，歷史上同時獲得諾貝爾獎的夫婦達到了5對，而居里夫婦家族就占了2對。居里夫婦的故事人們早已耳熟能詳，因對放射性物質的研究，皮埃爾·居里、瑪麗·居里夫婦一同獲得了１９０３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因對人工放射性的開創性研究，法國科學家伊雷娜·約里奧—居里和弗雷德里奧·約里奧共同獲得了１９３５年諾貝爾化學獎，他們是居里夫婦的女兒和女婿。
 
美國科學家卡爾·科里、格蒂·科里夫婦因發現糖代謝中的酶促反應而共同獲得了１９４７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第四對就是獲得２０１４年生理學或醫學獎的挪威夫婦梅－布里特·莫澤和愛德華·莫澤了，目前兩人都在挪威科技大學從事腦科學方面的研究。

本文由《 創業家》&i黑馬 根據新華社等綜合而成

理解壟斷：法國經濟學家讓·梯若爾獲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09334

法國經濟學家讓·梯若爾因其對市場力量和監管，以及壟斷的分析獲得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梯若爾在宏觀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博弈論、激勵理論、國際金融，以及經濟學與心理學的交叉研究方面，都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據諾貝爾官方網站消息，2014年“瑞典國家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在當地時間10月13日下午揭曉，讓·梯若爾（Jean Tirole）教授獲獎，讓·梯若爾是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大師（1990－2000年世界經濟學家排名第二。現擔任法國圖盧茲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科研所長，同時在巴黎大學， 麻省理工學院擔任兼職教授，並先後在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擔任客座教授。1984年至今擔任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a）雜誌副主編。 同時還是普納思經濟管理研究院學術委員。

由於Mr. Tirole是本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唯一獲得者，因此他將獨享800萬克朗的獎金。1克朗約等於0.85人民幣。

據了解，梯若爾對經濟學驚人的直覺，也是一般的經濟學家望塵莫及的。這個瘦高身材的法國紳士，目光敏銳，襯衫的顏色永遠高貴並跟外套和諧，臉上洋溢著不瘟不火的微笑，腦子里隨時可以調出各種各樣的經濟學模型。

梯若爾具有非凡的概括與綜合能力，他總是能夠把經濟學的任何一個領域中最為本質的規律和最為重要的成果以最為簡潔的經濟學模型和語言表達出來，並整理成一個系統的理論框架。

梯若爾仿佛專為經濟學而生，被譽為當代“天才經濟學家”。縱觀其20多年學術生涯中所作出的貢獻，足令任何經濟學家瞠目：300多篇高水平論文，11部專著，內容涉及經濟學的任何重要領域———從宏觀經濟學到產業組織理論，從博弈論到激勵理論，到國際金融，再到經濟學與心理學的交叉研究，梯若爾都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智慧的光芒和熱量灑向經濟學每一個研究領域。梯若爾縱橫馳騁，盡情揮灑，激情所至，堪稱天下無敵。

歐洲大陸自上世紀80年代興起經濟學複興運動以來，最成功的當屬法國圖盧茲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 （IDEI）。同許多法國經濟學家一樣，梯若爾深深地熱愛著他的祖國，1988年，梯若爾從美國回到法國，和著名經濟學家讓·雅克·拉豐（已故）教授一起創辦了享譽全球的法國產業經濟研究所（IDEI），擔任科研主任。並最終辭去了麻省理工學院的終身教授職位。他為法國乃至整個歐洲經濟學的振興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如今的IDEI已經成為經濟學界公認的世界第一的產業經濟學研究中心，也是歐洲的經濟學學術中心。

梯若爾主要研究和教學領域： 公司財務、國際金融、企業理論、規制與激勵、博弈論、宏觀經濟學。

梯若爾從當代經濟學三個最前沿的研究領域博弈論、產業組織理論和激勵理論的十幾年融會貫通的研究中獲得了經濟學研究的真諦和“秘笈”，這個真諦就是作為一個經濟學家的直覺——即透過紛繁複雜的經濟學現象把握經濟學本質規律的能力，而這個秘笈則是經濟學研究的方法論。自90年代中期起，梯若爾開始以一個開拓者的姿態征服經濟學的新領域：經濟組織中的串謀問題(1992), 不完全契約理論(1999)，公司治理結構(2001) ， 公司金融理論(2002)， 國際金融理論(2002)，以及最近完成的經濟心理學(2002)。在上述每一個領域，梯若爾或以綜述性論文的方式，或以專著的形式完成該領域的理論框架的建構，並指出進一步研究的方向，然後悄然轉向另一個領域。

梯若爾具有非凡的概括與綜合能力，他總是能夠把經濟學的任何一個領域中最為本質的規律和最為重 要的成果以最為簡潔的經濟學模型和語言表達出來，並整理成一個系統的理論框架。而梯若爾對經濟學驚人的直覺，也是一般的經濟學家望塵莫及的。他敏銳的洞察 力和極快的反應能力使得一般的學者根本無法跟上他的思維，因而許多人都這樣認為：“在梯若爾面前，我們如同白癡！”

諾貝爾經濟學獎由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組成的評委會評定，評委會包括5名到8名成員。每年評委會從世界各地收到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名有200個到300個。在經過資格確認、初選、複選後，評選結果在每年10月的一個星期一公布。

諾貝爾經濟學獎可以頒發給單個人，也可以最多由三人分享，其主要目的是表彰獲獎者在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新的經濟分析方法等領域所作的貢獻。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獎儀式每年12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舉行，瑞典國王親自向經濟學獎獲得者頒發獲獎證書、金質獎章和獎金支票。

諾貝爾經濟學獎由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組成的評委會評定，評委會包括5名到8名成員。每年評委會從世界各地收到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名有200個到300個。在經過資格確認、初選、複選後，評選結果在每年10月的一個星期一公布。

諾貝爾經濟學獎可以頒發給單個人，也可以最多由三人分享，其主要目的是表彰獲獎者在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新的經濟分析方法等領域所作的貢獻。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獎儀式每年12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舉行，瑞典國王親自向經濟學獎獲得者頒發獲獎證書、金質獎章和獎金支票。（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梯若爾為何能獨攬諾貝爾經濟學獎？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09336

201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正式揭曉，獲獎者是法國經濟學家讓·梯若爾，他到底做出過怎樣的學術貢獻可以單獨獲得這一殊榮呢？

《上海證券報》曾在7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形容梯若爾為當代的天才經濟學家。概括起來他在三大領域對學界產生過重大影響：

1.新產業組織理論

1988年，梯若爾的代表作之一《產業組織理論》出版，標誌著一個新理論框架的形成。學術界把這種用博弈論分析方法闡釋的產業組織理論體系，稱為新產業組織理論。新產業組織理論改寫了哈佛學派的SCP範式（結構、行為、績效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幾乎重構了整個產業組織理論。

新產業組織理論的特點可以歸納為三個主要方面：從重視市場結構的研究轉向重視市場行為的研究；突破了傳統產業組織理論單向、靜態的研究框架，建立了雙向的、動態的研究框架；博弈論的引入，意味著對傳統的由市場機制決定的瓦爾拉均衡可行性的懷疑，如現代大公司可通過許多非市場的制度安排，如合謀、內部整合、組織結構調整等來解決問題，而不依靠市場。

2，新規制經濟學：破解壟斷行業競爭與規制密碼

20世紀80年代，世界各地在電信、電力、鐵路、煤氣、自來水等自然壟斷產業中掀起了“管制改革”的浪潮，放松管制、引入競爭、產權私有，由壟斷走向競爭已成為世界各地自然壟斷產業市場化改革的主導趨勢。

傳統的規制方法主要有兩種：基於服務成本定價的服務成本規制方法和基於拉姆齊定價規則的拉姆齊-布瓦德規制方法。由於忽略了規制中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而使得它們無法提供正當的激勵。一般地，被規制的壟斷企業擁有有關運營成本的私人信息，並且總是有積極性隱瞞這種信息，因而規制方很難獲得精確的成本信息。在這種環境下，上述兩種方法會帶來極大的激勵扭曲。

管制改革的實踐，迫切需要新的產業管制理論的出現。梯若爾和拉豐開始探索將信息經濟學與激勵理論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應用於壟斷行業的規制理論的道路。

在批判傳統規制理論的基礎上，他們創建了一個關於激勵性規制的一般框架，結合了公共經濟學與產業組織理論的基本思想以及信息經濟學與機制設計理論的基本方法，成功地解決了不對稱信息下的規制問題。

梯若爾和拉豐於1993年出版的著作《政府采購與規制中的激勵理論》完成了新規制經濟學理論框架的構建，並奠定了他們在這一領域的學術領導者地位。

梯若爾和拉豐將新規制經濟學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應用於壟斷行業的規制問題，分析各種規制政策的激勵效應，並建立了一個規範的評價體系。2000年，作為對十幾年壟斷行業規制理論與政策研究的總結，他和拉豐合著的《電信競爭》一書，為電信及網絡產業的競爭與規制問題的分析和政策的制訂提供了一個最為權威的理論依據。

3，不完全契約之爭：梯若爾成為爭論終結者

經濟學家很早就從契約或者合同的角度思考問題。完全契約是指，這些承諾的集合完全包括了雙方在未來預期的事件發生時所有的權利和義務。但在現實中，由於契約中的部分內容是第三方或權威仲裁機構（如法庭）可觀察但不可證實的，絕大部分契約都是不完全的。

不完全契約理論之爭由來已久，1985年，威廉姆森在其經典名著《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中指出，契約的不完備性所帶來的交易成本，是導致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格羅斯曼和哈特在其經典論文中指出，產權尤其是剩余索取權的合理配置，可以消除不完全契約所帶來的交易成本。

但隨著機制設計理論的迅速發展，許多學者得出，通過設計一些激勵相容的機制，可以消除不完全契約的交易成本。

1999年，著名的《經濟研究評論》雜誌以專輯形式掀起了不完全契約理論之爭的高潮。以哈特和摩爾為代表的產權理論學派認為，當不確定性下的自然狀態足夠複雜時，從本質上不存在一個可行的機制來實現帕累托有效的資源配置，只有通過合理的配置產權等制度安排來恢複資源配置的效率。這就是哈特-摩爾-西格爾所證明的“不可能定理”。

梯若爾和馬斯金在《不可預見的偶然性與不完全契約》論文中，運用機制設計理論的最新成果證明，不可預見的偶然性所造成的契約的不完全性，並不構成資源配置無效率的本質障礙，在當事人的效用函數不是非常限制性的情形下(即當事人沒有很怪的偏好)，可以設計出一個激勵相容的機制，實現帕累托有效的配置。這就是馬斯金-梯若爾提出的“可能定理”。

1999年，梯若爾在Econometrica發表了《不完全契約理論：我們究竟該站在什麽立場上》。這篇論文被認為是對當時轟動整個學術界的不完全契約理論之爭的“終結者之聲”，同時也是關於該理論最經典的綜述。

諾獎遺珠：那些未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無冕之王”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09337

諾貝爾經濟學獎被認為是世界經濟學領域的最高獎項。自1969年以來，已經有70多位經濟學家摘取了諾獎桂冠。

盡管獲獎者都是經過層層嚴格評選最後勝出，但在群星璀璨的經濟學界，難免有些學者與諾貝爾經濟學獎擦肩而過。比如，2012年Lionel McKenzie辭世時，這位一般均衡的創立者竟然還沒有獲得瑞典的獎勵。

最近幾年，瑞典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似乎偏重技術和應用路線，使得一些經濟學領域的基礎性和開拓性貢獻者遲遲不能獲獎。今年，梯若爾（Jean Tirole）作為理論派大師獲此殊榮，也提醒我們關註經濟學世界里其他的“無冕之王”，期待他們不要等得太久：

Dale Jorgenson ，哈佛大學。喬根森(Dale Jorgenson)系統地闡述了以資本服務的租金價格為基礎的新古典投資理論，以及從增加投資中物化的新技術方面解釋了生產率的變動。1971年，他因為投資的計量經濟學模型而獲得美國經濟學會的克拉克獎。他還擔任過美國經濟學會會長和世界計量經濟學會會長。

RobertJ.Barro，哈佛大學。巴羅（RobertJ.Barro）是一位高產並具開拓性的經濟學家，他在宏觀經濟學、增長理論和貨幣理論等諸多領域做出了巨大貢獻。巴羅早年是非均衡宏觀經濟學領域的領頭人，隨後投入到轟轟烈烈的理性預期革命中，成為理性預期學派的奠基者之一。後來，他的興趣轉向增長研究。在公共財政領域，他還提出了著名的巴羅－李嘉圖等價定理。

Paul M.Romer，紐約大學。羅默(Paul Romer)是新增長理論最重要的創建者。在羅默 1983 年的博士論文中，發表在 1986 年的《政治經濟學期刊》（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上，提出了 “內生經濟增長理論” ，探討了糾正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局限性的一些可能途徑的論文，重新激起了經濟學界對經濟增長理論的興趣。

Stephen A.Ross，麻省理工學院。斯蒂芬•羅斯(StephenA.Ross)是當今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金融學家之一，研究過經濟與金融領域的多個重大課題，在套利定價理論、期權定價理論、利率的期限結構、代理理論等方面均作出過突出貢獻，發表了近百篇經濟與金融方面的論文，出版了四部教材。他的關於風險和套利的思想已成為許多投資公司的基本投資理念。

Peter C.B.Phillips，耶魯大學。Peter C. B. Phillips目前擔任美國耶魯大學經濟系和統計系教授、奧克蘭大學傑出校友暨經濟學客座教授、約克大學經濟學客座教授等職務。Phillips教授同時還是國際頂尖學術雜誌《計量經濟學理論》的主編，他的主要研究領域為：理論計量經濟學、金融計量經濟學、時間序列和面板數據計量經濟學，並長年從事應用宏觀經濟學方面的研究。Phillips教授在計量經濟學多個領域都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並在當今世界計量經濟學界享有盛譽。

Jerry A.Hausman，麻省理工學院。Hausman先後畢業於美國布朗大學和英國牛津大學，現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主要的研究領域為計量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Jerry A. Hausman教授是世界上最傑出的計量經濟學家之一，計量經濟學中耳熟能詳的“Hausman Test”就是他首先提出來的；Hausman教授也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通訊和電信產業經濟學家，同時也在消費者行為、公司行為、公共政策等應用經濟學領域發表了大量的論文。Jerry A. Hausman教授所獲的各種學術獎項和榮譽難以計數，其中包括1980年獲得計量經濟學會授予的弗里茨獎章以及1985年的克拉克獎。

ANDREU MAS-COLELL，哈佛大學。1944年生，西班牙人，在西班牙完成大學教育，1972年獲得明尼蘇達大學經濟學博士。1972-1981年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系任教，擔任經濟學和數學助理教授、副教授、正教授，1979年晉升為數學和經濟學正教授。1981年轉入哈佛經濟系做正教授，1988年晉升為講座教授(Louis Berkman Professor of Economics)，1995年他被西班牙Universitat Pompeu Fabra挖走，現為該校經濟學教授。1993年擔任經濟計量學會主席。

Jean Tirole，法國圖盧茲大學，今年剛剛獲得諾貝爾獎。縱觀Tirole 20多年學術生涯中所作出的貢獻，足令任何經濟學家瞠目：300多篇高水平論文，11部專著，內容涉及經濟學的任何重要領域———從宏觀經濟學到產業組織理論，從博弈論到激勵理論，到國際金融，再到經濟學與心理學的交叉研究，梯若爾都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智慧的光芒和熱量灑向經濟學每一個研究領域。梯若爾縱橫馳騁，盡情揮灑，激情所至，堪稱天下無敵。

Whitney Newey，麻省理工學院。Newey教授目前是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主任，他曾經擔任國際頂尖學術雜誌Econometrica聯合主編，研究專註於理論經濟學領域，對計量經濟學理論，特別是一般矩估計（GMM）和廣義經驗似然檢驗（GEL）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值得一提的是，Whitney Newey 的博士生導師是大名鼎鼎的Jerry A. Hausman。

Oliver S. Hart，哈佛大學。Hart教授的研究領域是契約理論、企業理論、公司金融和法律經濟學，他是不完全契約理論和企業的產權理論的開創者之一，並且至今仍是該領域的領軍人物之一。他與Grossman以及與Moore的論文奠定了當代企業理論的基礎，並為企業理論確立了一個基於契約理論的分析框架。他的《企業、契約與金融結構》已是企業理論的經典教科書。（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原文來自微信公眾號“經濟金融網”，作者為經濟金融網記者董金鵬

諾貝爾經濟學獎秘書長解答：為什麽是讓·梯若爾？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09346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公布是今天最重磅的新聞之一（華爾街見聞此前報道《理解壟斷：法國經濟學家讓·梯若爾獲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法國經濟學家讓·梯若爾因對市場力量和監管的研究，獲得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諾獎委員會認為，讓·梯若爾的理論為壟斷管制研究註入了新的生命力，是馴服壟斷寡頭公司的利器。

全世界都想知道，為什麽是法國經濟學家讓•梯若爾呢？

頒獎詞稱，梯若爾是我們時代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他在眾多領域做出了重要的理論研究貢獻。然而，他最傑出的成就是闡明了如何理解並監管由數家寡頭公司壟斷的行業。

《華爾街日報》對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秘書長Torsten Persson進行了采訪：

WSJ：你能講一講讓•梯若爾的研究重要性在哪兒嗎？

Torsten Persson：他的研究主要針對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即由一些非常強大的公司主導的市場。我們都知道這樣的市場比經濟學家通常研究的 “完全競爭市場”更為普遍。

要理解這樣的市場如何運作是很困難的，因為在這樣一個策略環境中，公司之間、公司與監管機構之間存在博弈。

另外，如果我們決定要監管這些公司，但監管者並不知道這些公司運作的具體成本，也就不知道他們能有多少空間來降低成本和提高質量。所以監管者必須在不對稱信息條件下實施監管。（也就是說公司比監管者知道的更多）

如何理解寡頭壟斷的運作原理以及在不對稱信息下進行監管，這兩大問題是讓這類市場運行的最重要問題。

WSJ：在讓•梯若爾的研究之前，這一領域情況如何？

Torsten Persson：在1980年代早期，人們對這一領域，事實上還沒進行過真正意義上的分析。人們過去研究這一領域只是為了找到一個可以適用於各類市場的工具。他們想要找到一種能在不同市場環境中都適用的“螺絲刀”。

而梯若爾和他的合作者讓我們意識到要研究這一類型的市場我們需要一整套工具。

因為每一個市場要求用它自己的方式來監管，所以我們不僅需要螺絲刀、還需要鉗子、需要錘子，需要各種各樣的工具。梯若爾給了我們這些工具的使用說明書，告訴我們什麽時候用螺絲刀，什麽時候用錘子或鉗子。

博弈論和契約理論在1980年代早期已經開始被普遍運用，令去監管化和私有化在1980年代中後期達到一波高潮。所以當時供給滿足了需求，同時，一些偉大的研究也不斷湧現。

WSJ：你能舉一些人們使用這本“工具使用說明書”的例子嗎？

Torsten Persson：以往的經驗之一是，反壟斷機構應該擔憂同一市場上各大公司之間的合謀。而他們不用擔心發生在垂直產品鏈上的合謀，如公司與其經銷商合為一體或簽訂排他性協議。梯若爾證明了這兩個觀點都是存在潛在錯誤的。

更多內容，請參考華爾街見聞此前報道：梯若爾為何能獨攬諾貝爾經濟學獎？

（實習編輯 戴博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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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獎得主提霍勒　用經濟改變世界 他磨劍33年 要治資本主義寡占病(058-060)

2014-12-07  TWM

諾貝爾經濟學獎於十月十三日揭曉，由法國經濟學家提霍勒（Jean Tirole）獲獎，瑞典皇家科學院肯定他對獨占、寡占型企業及政府監管方面的卓越分析與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廣泛獲得政府運用，發揮的影響力，堪稱無出其右。 撰文‧乾隆來 「馴服具有寡占實力的超級企業！」這是瑞典皇家學院對法國經濟學家提霍勒（Jean Tirole）的評語。十月十三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將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提霍勒，即是肯定他針對獨占、寡占企業的運作，以高深的數學模式發展出產業理論，並且幫助政府解決一個抓破頭的問題：「如何規範寡占企業？」在提霍勒的理論基礎之上，歐洲政府發展出規範電信、鐵路、電力公司等寡占產業的政策，從而打造出更有效率、對消費者更為有利的公共服務。他的理論甚至用在Google（谷歌）這種新興的寡占企業，成為歐洲政府對谷歌等公司進行反托辣斯管制的憑藉。 產量驚人！ 完美結合學理與實務 不僅如此，提霍勒的貢獻遠遠超過寡占企業理論。他是神奇的經濟學家，自一九八一年從麻省理工學院（ＭＩＴ）獲得經濟學博士起算，至今三十三年的時間，已經提出超過兩百篇重要的論文，十一本經濟學著作，他的論文被引用的次數超過八萬次，傲視全球經濟學界。而且他的論文領域極為廣泛，幾乎涵蓋當今重要的經濟、金融領域，是一位產量驚人，又篇篇造成重大影響的全能經濟學家。 在經濟學的領域裡，有的學者專精於理論、有的專注實證研究，鮮少跨界，只有提霍勒是自己提出創新的理論，並做完後續實證研究，從上游做到下游，三十三年兩百多篇報告，平均一個多月就有一篇。 更特殊的是，歷屆經濟學獎得主都在理論上做出重大的貢獻，但是，多數得主一生都在學校的象牙塔內，堅持學術的專注；少數例外如克魯曼、羅伯席勒以及史迪格里茲，則是跨出象牙塔，在華盛頓擔任美國總統的經濟顧問，或者在媒體大量發表評論，成為學官兩棲的明星。 相形之下，提霍勒可說是例外中的例外，他堅守在法國土魯斯大學內做研究，專注在學術研究，不汲汲營營於政壇與媒體，不搞學官兩棲的花招，但是他的研究成果卻廣泛獲得政府運用，協助歐洲政府完成國營事業民營化、電信產業自由化、金融市場規範、以及歐元全面整合等重大政策，發揮的影響力，堪稱無出其右。 諾貝爾經濟學獎總是給人高深莫測的感覺，而提霍勒與傳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們最大的不同，就是他總能在最熱門的時點上，將經濟學理論與實務結合，並且提出理論與實務都讓人驚豔的建議。 例如今年讓全世界計程車司機又愛又恨的UBER叫車，使用「尖峰加價」的定價策略，在周末晚上、或者假日的高峰時間，搭乘的費率可能是平日的六、七倍。UBER「尖峰加價」的定價方式，成為各城市計程車司機工會攻擊的標的，他們認為計程車服務不能夠有「歧視性的定價」。 但提霍勒早在他二○○六年的論文中，就以「雙面服務」（two-sides services）理論解釋這種定價行為，因乘客與計程車司機都是UBER的客戶，公司經常會採用一種特別向單邊客戶傾斜的定價或促銷方案，來達成總體業績最大化的目標。 此種「雙面服務」的公司非常普遍，例如夜店必須同時招徠同等數量的男性與女性酒客，但在策略上，夜店往往會「看似賠本」地讓女生免費入場，藉此吸引男客甘願買票進場。簡單說，雙面服務公司對兩邊的客戶必然出現差別待遇，藉著提供單邊客戶的優惠，來創造最大的收益。 面對傳統計程車業者的攻擊，UBER引用提霍勒的理論，主張「雙面服務公司」的定價依循兩個原則：其一是價格敏感度；其二是供給與需求的變動。因此，UBER主張，平日較計程車費低廉的定價，不是削價競爭搶客的惡性手段。在周末或者聖誕節的夜晚，UBER乘客需求遠大於車輛供給時，車資暴漲六、七倍的尖峰價格，也是正常、不涉及歧視消費者的合理模式。 對症下藥！ 不同產業該有不同修理工具但在諸多創新且務實的理論中，提霍勒最大的貢獻，還是在寡占產業的規範理論。 寡占產業對於經濟學者來說，是一個充滿黑箱、難以涉入的領域，也因此經濟學家兩個世紀以來著力在完全競爭市場。但在現實的世界裡，寡占或獨占市場的規模，卻遠遠超過完全競爭市場，從莫斯科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從北京到倫敦，政府的國營企業、或是與官方關係密切的寡占事業，才是人類經濟活動的主力。 提霍勒在一九八一年從麻省理工學院畢業之後，就一頭栽進寡占產業的領域，早年各國政府對於寡占產業的管理只有一招：「價格控制」，白話的說，就是「禁止漲價」。 包括台灣在內的各國政府對於汽油、自來水、電力、交通的管理，使用的都是價格控制，並且在寡占事業的成本大漲、出現虧本問題時，給予大量補貼。提霍勒三十年前的研究就指出，價格管制帶來的負面影響，經常高過正面效益。 問題是政府或是人民沒有能力管理寡占企業，寡占企業的經營者享有「資訊不對稱」的優勢，不論是各種原物料成本、基礎建設的投資，或是營運的專業，政府都缺乏足夠的資訊，也就無法對寡占事業進行有效管理。 台灣其實就是面臨寡占企業的嚴重挑戰，不論是虧損連年的台電、水價亞洲最低的自來水、轉轍器頻頻出包的高鐵、積重難返的台鐵，或是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簡稱通傳會、ＮＣＣ）管理的電信、有線電視產業，幾乎都面臨同樣的問題，如走馬燈般的歷任經濟部長、交通部長、通傳會主委都束手無策，提不出扭轉營運的對策，更無法產生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形同「產業綁架政府」，更造成國民與消費者的重大損失。 提霍勒首先破除「一招闖江湖」的傳統觀念，認為不同的寡占企業、不同的產業，都有不同的特性，政府不能只「靠一支螺絲起子」修理所有的國營企業，而是必須針對不同的產業，備好「存放各種器具的工具箱」。 例如電信自由化之後，少數幾家電信公司表面上相互競爭，實際上卻也因為電話必須互通等技術因素，以及客戶價格維持的考量，電信公司的合作甚至可能大過競爭。如果政府不加以管制，那麼寡占電信公司聯手，對於消費者必然帶來不利的影響。 政府面對電信公司，必須先推動資訊透明，避免寡占電信公司對價格的操控，另外再透過其他的政策工具，例如要求電信公司加大對基礎建設的投資等等，來確保電信公司之間存在強大的競爭壓力。 去年台灣對４Ｇ頻譜的標售，無疑就是提霍勒寡占產業理論的一次實證，透過新的執照、新的投資，政府在三大電信公司之間創造了新競爭架構；但是在有線電視產業，ＮＣＣ要求升級為數位網路的政策，卻遭到部分系統業者的拖延。從提霍勒的理論來看，管理有線電視與管理行動通訊產業，的確是需要依據不同的產業，採用不同的政策工具，才能有效規範寡占業者。 緊隨變遷！ 為歐債危機找出新道路 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的得獎報告中，敘述提霍勒的貢獻總共厚達五十四頁，幾乎是歷年經濟學獎得主中最厚的一本，委員會讚揚他「全方位的科學貢獻」，因為提霍勒的研究領域既廣且深，不只具有堅實的數學模型基礎，能夠提出創新的模型，而且他的研究，一直緊扣著社會變遷的脈動。 今年元月，提霍勒發表新論文《死亡的擁抱：國家主權債務與金融市場的死亡輪迴》，試圖說明歐元國家如西班牙、希臘等國的銀行體系破產，造成國家主權債務危機，迫使歐盟推動歐洲銀行體系整合。提霍勒提出「雙層保釋理論」（double-decker bailout），在各國政府對區域銀行疏困的同時，歐盟也出手救援各國政府的主權債務危機，藉此逆轉歐元區的「死亡輪迴」。提霍勒認同歐元體系整合，再度以他高超的理論實力，在歐債危機中尋找出歐元整合的新道路。 提霍勒在八○年代寡占市場的研究，對歐洲政府推動國營事業民營化帶來重大貢獻；近年持續的金融泡沫、國家主權信用移轉的系列研究，更在歐債危機、歐元體系整合過程中，為歐洲央行與各國政府的金融整合點亮了明燈；提霍勒站在堅實理論基礎之上，堅守在學術殿堂內，對外卻能為政府找出改革的政策工具，這樣的成就與風範，正是台灣與各國經濟學家最佳的導師。（本文作者為紐約大學金融碩士，曾任金控公司副總經理） 提霍勒 (Jean Tirole) 出生：1953年 經歷：法國土魯斯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科研所長學歷：法國巴黎綜合理工學院工程學學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多產質精的經濟大師 著作「超廣角」提霍勒著作的2大特色：第1，書名絕不花俏，極度生硬；第2，涉獵範圍超廣，從單一產業、企業理論到金融危機，他無所不包。 提霍勒的重要著作 出版年 寡占模型 1986 產業組織理論 1988 博弈理論 1991 政府採購規範中的激勵理論 1993 銀行監管 1994 電信競爭 2001 金融危機、流動性與國際貨幣體制 2002 企業金融理論 2005 資料來源：亞馬遜網站

一場官司　日本趕跑一個諾貝爾天才

2014-10-27  TCW

十月初，二○一四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揭曉，三位日本學者赤崎勇、中村修二和天野浩，因發明藍光LED，造就節能光源，共同得獎。不過，得主之一的中村修二，在諾貝爾的桂冠後面，卻有一段與日本大企業的恩怨情仇，《日經商務週刊》記者小笠原啟，從九年多前就一直觀察記錄這段過程，並在本屆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揭曉後，將其寫在網路上，《商業周刊》取得授權，將小笠的文章節錄刊出如下。 「這個國家，已經沒法工作了。」 二○一四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頒給了發明藍光LED的中村修二等三人。聽到這一喜訊，我腦海裡浮現的，卻是中村激烈的口吻，及不滿、憤怒的表情。 和前東家互告法院判決專利報酬剩一％ 我在二○○五年一月上旬，採訪到中村修二，當時他與日亞化學工業公司（以下簡稱「日亞化」）的「藍光LED訴訟案」剛剛達成和解。 「與其說是和解，不如說是敗訴！」中村在受訪時說，因為東京高等法院裁定，中村先前任職的日亞化，只要花六億日圓（加計利息約等於八億四千萬日圓），就可買下他在日亞化工作期間的所有發明專利。 這個金額，與原先東京地方法院裁定的六百億日圓，天差地遠，難怪中村非常氣憤，但只能忍痛和解，並留下「日本的司法制度已經腐爛……這個國家，已經沒法工作了！」這幾句話之後，就完全脫離日本科技圈，至今仍在美國加州大學，進行科學研究。 中村與日本的恩怨情仇，得從一九七九年說起。 當時，中村剛從日本德島大學研究所工學研究專業畢業，進入日亞化工作。一九九○年發明了名為「TwoFlow方式」的氮化鎵晶體生長技術專利，這項技術被認為替高亮度藍光LED量產，開拓了一條難得的道路。果然，一九九三年，日亞化發表藍光LED產品，當時奇貨可居，業績一路長紅。 不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中村因故從日亞化辭職，隔年二月，到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任職，想不到在十二月，日亞化以洩漏企業機密為由，在美國將中村告上法庭；中村也不甘示弱，在二○○一年八月，向東京地方法院反告日亞化。 兩造開始長達四年的藍光LED訴訟，一場「企業vs.頂尖技術人員」的對立，在日本科技圈，受到了高度關注。 中村認為，發明報酬應該以「超額利潤」為標準計算。以日本電子廠商為例，一般平均利潤率（約當台灣的營業利益率）為五％左右，這就是「普通利潤」，總利潤減去普通利潤，就是超額利潤。 就他的例子來看，日亞化的利潤率為六○％，超額利潤計算應該為「60%--5%＝55%」，東京地方法院就採用他的想法，認定超額利潤為一千二百億日圓，以發明人的貢獻度為五○％計算，中村發明的等價報酬為六百億日圓。想不到，到了高等法院，中村專利的等價報酬，卻縮水只剩六億日圓。 高等法院判決之後，中村感嘆：「我曾說過『讓年輕的孩子們有了夢想』，就像夢想成為職業棒球員一樣，肯定也有孩子夢想成為優秀的技術人員。但六億日圓實在太少了。」因為，巨人隊的棒球員一年就能賺六億日圓，五年就賺三十億日圓。他說，面對敗訴，很多技術人員都發信表示：「非常吃驚。」也有人批評不該接受和解的結果，大家都很沮喪。 以美國教授身分領獎批日本司法，害人才外流 令人沮喪的不只是結果，在訴訟過程中，中村親眼看到了日、美兩國司法制度的差異。他說，在美國，證據文件的公開揭露真的很徹底，雙方必須提供對方律師要求的全部文件，「甚至連我（電腦中）已經刪除的垃圾廣告郵件也會檢查。」 而在日本則沒有這樣做，他說：「與此案有關的證據、我的研究筆記以及專利文件，全部掌握在日亞化手中！即便讓日亞化提供這些證據，對方也完全不理不睬，而且法院什麼也不說。所以，日亞化就只提供對自己有利的證據。」 中村認為，日本法院做出的判決，是日本社會以大企業為中心的思維，就某種意義來說，「這次是日本全體技術人員的敗北……，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法院持保守態度的話，日本就不會發生任何改變，後果就是日本技術人員全部流向海外，最終導致日本陷入尷尬境地。」 果然，中村修二一去不復返，將以美國大學教授的身分，領取諾貝爾物理獎。二○一二年諾貝爾生理學與醫學獎得主山中伸彌感嘆說：「現在他正站在美國的講台上執教，做為一名日本人，我感到很失落。如果日本的年輕人能跟隨開發出偉大技術的研究人員學習，讓其後繼有人，那該多好啊！」 不過，回頭來看，對中村本身來說，也許九年前的憤怒或者說怨恨，才是把諾貝爾獎贏過來的真正能量吧！

諾貝爾經濟學家眼中　台灣最大病灶

2014-11-17  TCW

台灣經濟發展為何遲遲無法突破代工模式的瓶頸？這個在台灣內部糾結十幾二十年的難題，看在外國經濟專家的眼中，答案其實很單純。 日前第四度訪台的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教授韓森（Lars Hansen），是和台灣淵源最深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他是一九七○、八○年代台灣經濟學界大老蔣碩傑的女婿，蔣碩傑曾獲諾貝爾獎提名，但未得獎，而國際公認的計量經濟學權威韓森，則因為以統計方法驗證資產定價理論，而在去年與另兩位經濟學者共享諾貝爾經濟學獎。 病灶：出口20年沒創新解方：簡化法規鼓勵冒險 韓森接受《商業周刊》專訪時，提出對台灣經濟的建言。對台灣早年的經濟奇蹟，國際學界多歸因於政府在產業政策的強力指導，不過韓森認為當年台灣很重要的一點，是創造能讓民間部門興起、發揮運作效率的環境。因此，他首先建議台灣政府，任何對企業的限制和規定應該要簡單、透明，不要造成過度負擔。 「我想你們在新的階段必須做的是產生新的企業，因為你們在過去二十年，都出口同樣的東西。」（編按：電子產品）韓森指出，要發展新產業，需要勇於冒險的新企業，台灣必須要有能夠孕育這種企業的彈性環境。 病灶：教育制度缺彈性解方：培養海歸跨界人才 其次，他強調人力資本是經濟持續成長的重要來源。他注意到台灣多年前有許多海外受教育的人才歸國，在經濟發展上扮演重要角色，但如今越來越少人出國留學，「我想這（對台灣經濟發展）會有些損害，至少就科學人才而言，到海外訓練是有幫助的，」韓森說。 他另外以自己的教育過程為例，建議台灣應該要有一個具彈性的教育系統，以啟發不同的人才。因為韓森在中學時期的課業表現不佳，大學念的是普通地方性大學，但遇到了三位好老師，鼓勵他不必跟別人一樣，啟發他跨領域同時修習數學、政治學、經濟學，並協助他在短期內就申請到明尼蘇達大學的博士課程。 病灶：過分壓寶中、美解方：開放貿易拓銷他國 韓森建議台灣從前期的教育系統開始就要保持彈性，讓每個發展階段不同的學生能夠找到自己的方向，不必被逼得跟大家走一樣的路。 他對台灣經濟的第三個建議，是「盡可能的讓貿易開放，繼續支持出口部門。」但他也了解台灣的國際政治處境，在拓展國際貿易協定時總會受到中國政府的掣肘。他認為台灣只能設法發展多元的貿易關係，「要有機會與其他國家發展強大的貿易關係，而不要只是狹窄的限於中國，或美國。」 病灶：金融監管不透明解方：讓金融機構自負成敗 此外，韓森的研究重心之一是如何降低市場不確定性，他主張央行政策、政府對金融的監管都應盡量透明、單純。他批評美國政府在金融危機時「大到不能倒」的挽救銀行做法，當得知台灣政府對瀕臨破產的金融機構更是「小到不能倒」，例如今年八月政府就接管了國寶人壽，及前身為黨營事業的幸福人壽，讓全民為他們的經營不善埋單，韓森訝異的笑了笑，「我想這會傳達出壞的訊息，讓金融機構去從事過度冒險的行為而獲得政府保障。」 他認為政府在金融危機時的角色是降低市場恐懼，因此應設計出快速而暫時性的方案，讓恐懼早點結束，而不是為金融機構提供保險，「必須讓他們知道可能會倒，而不是政府遲早會救他們，長期而言（金融機構）才會有良好的表現」。 韓森和岳父蔣碩傑，都是自由經濟的倡導者。當年台灣政府在蔣碩傑等自由派經濟學者的建議下，放寬外匯、貿易、利率的部分管制，被稱為「第一次經濟自由化運動」，帶來一九六○年代的高度經濟成長。如今，台灣面臨產業升級轉型的瓶頸，以及參與區域貿易團體的困境，韓森建議的突圍之道，正與半個世紀前他岳父的主張遙相呼應。 【延伸閱讀】你不知道的韓森》找到學習興趣，口吃C咖變經濟大師 「我是一朵晚開的花（late bloomer），」韓森如此形容自己。他不諱言在中學時期適應不良，成績被打為C+，而且有口吃的毛病，曾長達數年不敢在眾人面前開口說話。 從一個言語遲鈍的「C咖」，變成國際計量經濟學大師，且必須經常在課堂、國際會議中發表演說，他是怎麼做到的？「就是不斷的練習，」韓森說，他後來意識到要走學術生涯，必須要能演說，因此曾經上過說話課，但是最重要的還是自己的持續努力練習。 問他對無法找到學習樂趣的年輕學生有何建議，他卻說「我更想對為人父母者提出忠告，」要給小孩空間去尋找自我。韓森的父親是生化博士，兩位哥哥也都順利念到博士，在注重教育的家庭裡，韓森卻未因課業表現較遲鈍而受到父母的壓力。為了排遣他上中學的不快，父母還幫他安排課餘時到實驗室打工。他直到上了大學後才找到學習興趣，還一口氣修了許多跨文理學科的課程，像在把過去的學習空窗期補回來。 如今，韓森的兒子也在申請大學，他並不期待小孩進入頂尖學府，而是跟兒子說「我希望你給自己保留彈性，不要有太多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