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河北省經濟藍皮書課題組5月21日發布的最新研究成果稱，京津冀在功能定位、空間布局等方面需要進一步明確和優化，並在此基礎上開展有效的區域合作，並建議設立“京畿特別行政區”。

藍皮書說，“河北省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進程中背負著重大的使命，是實現首都功能疏解，實現產業創新發展的主要承載地區，在交通、產業、市場、投資等方面亟需先行先試”，“河北該在交通、產業、市場與投資方面著手，加快融入京津冀協同發展大格局，不以河北之小私損京津冀之大公”。

不以“小私”損京津冀“大公”，這句話最早出自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之口。

去年4月12日，周本順主持召開河北省委常委會議時說，“北京是13億中國人民的首都，河北環繞首都，為首都服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政治責任，我們應該有為首都服務的政治覺悟。京津冀一體化發展，需要河北扮演什麽角色，我們就演好什麽角色，絕不以河北一地之小私損京津冀三地之大公。”

目前，在京津冀地區，各城市間仍沒有完全擺脫“一畝三分地”式的思維。

河北省經濟藍皮書課題組調查發現，以金融業為例，京津冀間金融業呈現服務水平差距大，擴散能力不足，合作水平低。

課題組介紹，京津冀地區的資金價格存在著較大的差異，進而表明目前京津冀地區之間的資金流動存在著障礙，地區之間的金融合作水平較低，金融市場化水平有待於提高。

京津冀區域中創新人員、創新資金以及創新技術的分布均存在很大差異，北京在這三方面都占有優勢。河北省在研究與試驗發展人員的擁有量是最少的，在創新體系建設中的創新人員投入的基數和增長率都較低，存在著較明顯的劣勢。

此外，京津冀生產要素流動也存在多個方面的障礙。

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內蒙古自治區、山東省)作為我國的重工業基地，結構性汙染突出，產業布局不合理，是我國大氣汙染最嚴重的區域。

截至5月19日，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汙染防治協作機制已經召開了第四次會議。每次會議，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都會強調“加強協作、聯防聯控”，並部署具體措施。但京津冀地區大氣汙染形勢依然十分嚴峻。

今年3月，環保部利用無人機對河北省邯鄲市開展執法檢查。采用航拍及夜間紅外技術空中巡查，發現大氣汙染治理設施不正常運行、夜間治汙設施停運、煙氣排放超標、在建建設項目等諸多問題線索，多家企業被查處，多位企業主管被行政拘留。

藍皮書認為，京津冀一體化被稱為國家一號工程，依然帶有政府主導型特征，這就要求推進一體化的舉措必須符合區域發展規律，最根本的一點就是要培育區域“文化認同”，凝聚人心。

課題組建議，借鑒傳統“京畿區”及日韓等現代國家行政區劃的經驗，逐步推進“京畿特別行政區”的建立。

藍皮書解釋說，行政區劃的不合理割裂，加之行政力量主導形成的行政等級差別及由此帶來的資源分布不公，是目前京津冀區域文化認同主要障礙。

課題組表示，文化認同既然是一種身份認同，那麽由行政區劃所決定的“戶籍”，特別是由戶籍所帶來的身份同一、各種福利同一就成為文化認同形成的重要行政基礎、物質基礎。在中國現行行政機制下，特別是在京津冀這樣一個二市一省行政資源具有顯著差異的區域，行政區域一體化及其背後的社會資源、福利的同一對於居民對區域身份的認同就顯得尤為重要。

京津冀城市群在我國區域發展格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地。攝影/章軻

保險業資金的活水正源源不斷流向實體經濟。

隨著險資運用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化，投資渠道的放開及資金運用方式創新正在打通保險資金直接對接實體經濟的經脈。6月2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設立中國保險投資基金，更是為實體經濟註入了一流“活水”。

昨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設立中國保險投資基金，基金采取有限合夥制，規模為3000億元，按照市場化專業化運作和商業可持續原則設立。基金主要向保險機構募集，並以股權、債權方式開展直接投資或作為母基金投入國內外各類投資基金，主要投向棚戶區改造、城市基礎設施、重大水利工程、中西部交通設施等建設，以及“一帶一路”和國際產能合作重大項目等。用長期穩定的資金支持打造公共產品和服務的經濟新引擎。

保險業“新國十條”(《關於加快發展現代保險服務業的若幹意見》)始落地時，保監會資金運用監管部主任曾於瑾就曾給出“保險資管3.0”的概念，指向險資高效對接實體經濟。在保險業“新國十條”中，險資長期投資定制的投資領域擴大，險資更多地參與到國家重大工程、民生工程和新興產業中。“新國十條”中還明確，要充分發揮保險資金長期投資的獨特優勢。

昨日，國務院會議稱，保險投資基金的設立是為改革商業保險資金運用方式，對接國家重大戰略和市場需求，有利於保險業創新增效，也可以帶動社會有效投資，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有市場分析人士認為：“保險投資基金的設立是為了促進保險資金流向實體經濟，目前險資在投資實體經濟上亦有諸多嘗試。”

截至去年6月的數據顯示，保險資金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已經達到3.6萬億元，最新數據尚未公布。另據保監會最新數據統計顯示，截至今年4月底，保險資金運用余額首次突破10萬億元，較年初增長7.59%。

在支持實體經濟方面，“新國十條”中明確的是通過投資股權、債權、基金以及探索資產證券化等方式，支持科技創新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支持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在服務城鎮化方面要發揮更大的作用。

此前，保監會原副主席王祖繼還曾公開表示：“保監會將研究制定保險資金直接投資實體經濟的便利化政策，把更多的資金投入到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重大基礎設施、民生工程方面，為經濟轉型升級作出貢獻，並將進一步推動市場化改革，支持市場主體創新資金運用方式，在重點投資領域發揮保險資金的作用。”

導語：中國股市目前的暴跌源自群眾運動的非理性，心理和杠桿因素共同主導了下跌，已經形成了惡性循環的連鎖反應。恢複股民的信心是防止危機進一步蔓延的根本。我們建議學習美聯儲和歐央行應對金融危機的經驗，立即宣布成立近乎無限的透明化運作的投資者保護基金，砍斷恐慌情緒蔓延的鏈條，直至市場恢複平穩。

熊鵬

中國股票市場目前已經處於一個標準的金融危機模式中，如果處理不當，有可能蔓延成系統金融風險。筆者的工作是從事全球宏觀交易，交易過全球多個國家的股票、債券、外匯和商品等金融資產，也親身歷經過多次金融市場的崩盤和危機。本文我從一個市場參與者的角度談談目前A股的風險和化解方法。

第一、A股價格運動的定性和特征

從2015年3月開始，A股逐步成為一個群眾大範圍參與的投機活動。根據法國社會學者勒龐在《烏合之眾》的描述，群眾運動具有典型的非理性和易變性等特征。現代行為金融學和複雜科學研究也證明，金融泡沫的形成來自於個體之間的相互模仿行為。這種行為，在群情正面時會形成巨大快速的股票價格上漲，而在群情受到沖擊時，極易引發群體的一致賣出行為，從而導致價格雪崩。目前A股正處於價格雪崩過程中。

第二、價格崩潰的起因和連鎖反應

這次股票價格崩潰直接起因於中國證監會於2015年6月13日的一則規定，禁止證券公司對目前流行的場外配資活動提供便利。公平的說，證監會非常謹慎的發布了這一規定，但明顯對市場反映預估不足。從這則規定發布，上證綜合指數在短短三周跌去了20%多，而創業板則跌去了30%多，無論按照哪個定義，這都已經是一次標準的股災。價格崩盤的另一個間接起因是市場猜測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轉向，從而結束寬松的貨幣條件。之所以有這種猜測，是因為自5月份以來，央行一直沒有公開對市場和貨幣政策做出過表態。央行可能在商業銀行壓力下進行了未公開的正回購，七天正回購利率從低點起來100bp，加深了市場的疑問。期間，市場謠言不斷，謠言是群眾運動的必然產物，但造謠者一直沒有得到適當懲罰，以至於謠言對群眾心理產生了相當影響。

價格初始下跌後很快產生了連鎖反應。這種連鎖反應包括心理和機制上的。從心理上講，股民在股票價格迅速上漲後形成了不安全心理，加上各種謠言傳播，他們的心態非常脆弱，一有不利消息，就會引發賣盤。價格下跌後引發心理暗示，讓人覺得那些看空的謠言是確鑿的，引發了進一步的賣空。從機制上講，本輪A股牛市有大量的融資盤，當股價迅速下跌時，這部分資金會強行賣出股票以保證本金安全，當市場中充滿類似資金時，會從機制上引發股價的連續下跌。心理和機制的雙重作用共同引發了價格雪崩。但我們要清晰的看到，心理因素才是最重要的因素，杠桿效應只是推波助瀾並不是基本驅動力。

有謠言是外資惡意做空中國股市。這是非常不負責任和沒有事實依據的說法。從現實的角度，這種謠言絲毫不能減輕群眾的恐慌情緒，甚至反而加大他們的猜疑心理。要控制類似謠言的傳播。

第三、救市的基本原則

人性中有兩種力量是巨大的，恐懼與貪婪。如果二者要比，那就是恐懼第一，貪婪第二。這可以解釋下跌的速度快於上漲的速度。所以，現在的敵人，就是我們自己。監管層要做的，是解救恐懼心，而不是去蠻幹。大禹治水，要疏導而不是對抗。如何降低市場的恐懼心，我們有如下基本原則。

1、堅持真誠救市。監管層明確向市場發出公告，承認在查驗場外配資工作中有所不足，對市場引發的連鎖反應預估不夠。現在的投機者都非常聰明，他們深刻理解目前行情的本質，也會對救市行為作出評估，當他們認為救市行為不對時，很難重返市場。

2、堅持透明救市。這次公布融資余額的方法就很好，但比如場外融資余額等數據，對市場還是未知的。再比如這兩天市場傳聞的匯金公司購入股票，如果真有類似行為，我建議應該明確的公布出來，甚至提前公布。這是全世界處理金融危機傳染的寶貴經驗，降低不確定性，明確表明監管層的態度。

3、堅持依法救市。7月1日晚證監會發布的三條政策調整意見顯然市場並不領情。原因在於投機者希望看到政策行為的一致性與連貫性。特別是讓券商暫停強制平倉，會讓嚴肅的投機者感到政策本身的不可行。博弈論中有個理論，要求博弈雙方提出的威脅是置信的，這樣對手方才會認真考慮這個威脅。因為券商現在都是上市公司，對股東和股價負責，他們天然會為自己的利益考慮。無條件的接受融資風險，就顯然是一個不可置信的威脅。我們建議後續的救市政策要在現有的法律法規基礎上進行，不要隨意修改以前的規定。

第四、切斷恐懼的源泉—現在必須采取行動

群眾運動的方向取決於價格的漲跌方向。價格越跌，謠言越多，賣盤越大。當務之急是制止價格的螺旋形下跌。歐美的經驗值得借鑒。這里我們考察三個經典案例，然後總結中國目前合適的做法。

1987年美國股票崩盤後第二天早晨，美聯儲在市場上大量購買政府債券，此舉直接的效果就是增加了大約120億美元的銀行儲備。隨之，聯邦基金利率下降了0.75個百分點。同時，信托公司表示在任何情況下都會滿足客戶的需求。美聯儲的承諾也使那些在交易所掛牌的上市公司恢複了信心，開始回購自己公司的股票。到10月20日收盤，道瓊斯股票指數上升了102.27點，10月21日比20日又回升了186.94點。市場的流動性一旦得以恢複，市場的恐慌也就很快結束了。

2008年美國在救助金融危機時，遇到第一個嚴重障礙就是國會政治家不理解緊急救援的必要性和急迫性，無法及時批準美聯儲動用儲備資金進行救市。 在伯蘭克領導下，美聯儲在數十年來第一次動用1913年《聯邦儲備法》(Federal Reserve Act)中含義模糊但具有爆炸性影響的第13 條第3 款的授權。概況地說，第13 條第3 款的含義是授予美聯儲接近於無限制地向任何人借出現金的權力。3 月16 日，美聯儲授權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借出290 億美元，以幫助摩根大通公司實現對貝爾斯登公司的收購，從而將金融危機的第一波化解。當金融危機進一步加深時，美國國會通過了《經濟穩定緊急法案》和《不良資產解困計劃》，明確了總共7000億美元的援助金額。並且，很重要的是，在法案里面規定了透明性，即每次救助行動兩天內，財政部必須對公眾公布行動的描述、介入資產數量、資產購買價格以及其電子文件。實際上，美國後來實際使用的救助資金僅僅為5000億美元。而到了2010年，光是從花旗銀行一家，美國政府就賺取了108億美元(包括80億美元的股票增值和28億美元的貸款利息)，投資收益率約為40%，到2010年4月，不良資產解困計劃已經收回了1810億美元，大大高於之前的預期。因為明確金額的高效率救助方案，防止了“大蕭條”在美國的重演。為後來的經濟恢複爭取了寶貴時間。

2012年的歐元保衛戰。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期間，投機者懷疑南歐國家的債務水平可持續性和歐元是否解體，大量拋售南歐國家的國債和做空歐元，導致這些國家的國債收益率大增，國債利率大增反過來加強了投資者的疑慮，導致他們進一步認為這些國家會違約，形成惡性循環。在關鍵時刻，歐央行行長德拉吉在倫敦突然宣布，“歐洲央行準備在職權範圍內，不惜一切代價保衛歐元，”德拉吉說道，他停頓了一下(以加強效果)繼續說道：“相信我，這足夠了。” 德拉吉的講話事先並沒有被外界知曉，這是在金融交易中殺傷力最大的“未知的未知”，會對投資者情緒產生極大沖擊。歐央行的表態，迅速改變了市場情緒，從而成為三年多以來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一個轉折點，做空南歐國債的投機者知道他們的新對手是擁有無限火力的歐洲央行，而且這個央行決心已下。

簡單總結一下，切斷金融危機傳染的根源與傳統的銀行業的擠兌危機本質上是一樣的，即讓市場相信有一個最後貸款人，或者最後資產購買人，這個購買者幾乎擁有無限的資源。現實中，這個購買者很多時候並不需要實際擁有這個資源，但必須讓市場相信它擁有這個資源，只要市場相信，主動購買的流動性就會回來。

我們建議：由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和中國證監會聯合宣布，通過中央匯金公司或者投資者保護資金，設立一個幾乎無限的平穩基金，這個基金用於購買股票、ETF基金或者其他認為合適的金融資產，該基金每天購買的股票數量和金額收盤後對社會公布，直至該基金認為市場處於平穩狀態後為止。該資金可以來自於央行對財政部的特別貸款，設定相應的還款期限和利率，投資收益用於充實投資者保護基金。

總結一下，目前是股市危機蔓延期，並且已經有蔓延到信托、銀行業的前期征兆，同時，以股權為質押的大量貸款對實體經濟的沖擊效應已經開始顯現。現在必須行動起來，迅速恢複信心，防止危機蔓延。

（作者熊鵬，為全球宏觀對沖基金經理，授權一財網發布）

為進一步貫徹落實“新國十條”，規範保險私募基金設立等行為，支持實體經濟發展，中國保監會今日正式發布《關於設立保險私募基金有關事項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

《通知》立足支持國家戰略和實體經濟發展，對設立保險私募基金進行了規範。具體來看，基金發起人應當由資產管理機構的下屬機構擔任，基金管理人可以由發起人、資產管理機構或資產管理機構的其他下屬機構擔任。其次，明確市場化的運作機制。要求基金管理人具備相應的投資能力，建立股權激勵、收益分成、跟進投資等關鍵機制，充分發揮市場作用;規定資產管理機構及其關聯方持股基金管理人比例，以及基金發起人及其關聯方認繳基金比例不低於30%，落實管理責任。此外，貫徹“放管結合”原則。對保險資金設立私募基金實行註冊制度。

據《第一財經日報》了解，目前已有兩家保險私募基金獲批，分別是合源資本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和陽光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發起設立陽光融匯醫療健康產業成長基金。今年年初，光大永明資管發布公告稱，保監會批準光大永明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聯合安華農業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長安責任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東吳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昆侖健康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和泰山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5家保險公司共同發起設立中小企業私募股權投資基金，並成立專業股權投資基金管理公司擔任發起人和管理人。

2015年上半年波瀾壯闊的大牛市使資產管理行業一度欣欣向榮，而2014年3月剛得到“正名”的陽光私募無疑成為最大的一類受益者。不少陽光私募快速成長，不僅管理規模實現突破，人才和硬件也都具備了一定的實力，在此背景下，不少私募機構開始將公司發展目標投向公募領域。

證監會近日公布的信息顯示，掌管歌斐資產和以諾教育的譚文清和殷哲以自然人持股的方式提交了設立歌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申請，繼上海知名私募凱石益正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下稱“凱石投資”)，以及大型債券型私募北京鵬揚投資管理公司(下稱“鵬揚投資”)之後，私募設立公募基金公司的名單或再添一例。

在業內人士看來，私募機構進軍公募領域，將大資管行業的發展帶來更大的想象空間。得益於激勵更為市場化的特點，大型私募機構開展公募業務優勢明顯;但同時也需要嚴格做好合規風控，杜絕內幕交易和利益輸送。

“私募設立公募”或再添一例

格上理財研究員蘇晴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介紹，目前私募基金開展公募業務有三種申請模式：第一種是私募基金公司直接申請開展公募業務，但這對私募機構的規模、人力、硬件等要求較高;第二種是私募機構作為股東發起設立公募基金公司，審批流程和條件與現有公募基金公司設立基本一致;第三種是私募基金通過股權收購，成為現有公募基金的股東。此種情況下，私募基金公司可以享受公募現成的團隊和渠道資源，節約後臺建設的時間成本。

歌斐資產、凱石投資和鵬楊投資均采用的是第二種模式，即作為股東發起設立公募基金公司。凱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采用自然人持股的方式，由陳繼武持股96%、李琛持股4%;鵬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則由楊愛斌持股55%、上海華石投資有限公司持股45%。

此番擴容的“新兵”，歌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兩位擬任股東也都是自然人，譚文清和殷哲分別持股51%和49%。而第三種模式的典型案例則是在年初，上海景林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出資7000萬元，成為長安基金的股東。

在業內人士看來，私募基金無論以哪種方式開展公募業務，都會給公司業務打開更大的想象空間。“首先可以拓寬發行渠道，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第三方平臺的投資制約;其次由於公募業務可向大眾宣傳推廣，便於提高私募的知名度和認可度。另外由於公募基金投資門檻低，進軍公募有利於公司做大管理規模。”格上理財研究員梁曉丹向記者分析稱。

“公募牌照價值雖然以後會繼續貶值，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在一定時間內依舊會存在價值。”凱石投資的投資總監仇彥英對本報記者表示，公募基金在部分業務上依然具有政策優勢，如基金互認;此外，一些海外基金本身的風控合規要求也首先考慮選擇公募基金開展合作。“我們拿到牌照之後，一方面就是有牌照效應，原本不能做的業務就放開了;另一個就是增加credibility(可信度)，開展海外業務時也更加方便。”仇彥英說。

私募大佬的“公募情結”

實際上，記者了解到，自2013年證監會頒布新《基金法》、《資管機構設立公募基金管理業務暫行規定》以來，私募想要進軍公募已經沒有政策限制。但在此前兩年提起申請者寥寥，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便是陽光私募整體規模偏小，公司人才及硬件方面實力較弱。

“去年3月備案制的實施給陽光私募正名，加上今年上半年的大牛市，行業得到了快速發展，也出現了一些規模比較大的私募，不管是硬件還是軟件方面都具備了相當的實力。在營銷和後臺運營方面都有很強的能力。”上海愛方投資總經理莊正告訴本報記者，這類實力雄厚的私募做公募比較順理成章，甚至會比一些非資管背景出身的公募更有優勢。

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10月底，已在基金業協會登記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已高達21821家，已備案私募基金20853只。其中私募證券管理人總共9632家，規模超過50億元的陽光私募達54家，備案基金12407只，和1月底的數據相比分別增加了281%和183%。

從規模數據來看，備案私募基金認繳規模4.89萬億元，實繳規模4.04萬億元。其中，證券類私募認繳規模1.90萬億，較年初的0.85萬億增加了124%。

值得註意的是，行業整體的快速發展、私募機構自身實力的增強或使“私募拿公募牌照”成為行業趨勢，但顯然並不是所有機構都有能力企及。“公募業務涉及更廣泛的投資者，受到監管等各方面的要求更為嚴苛，開展公募業務的私募機構需要更好的控制風險、配置更多的人員、披露更多的信息，也是需要一定的公募基金經驗做支持的。”梁曉丹表示。

而記者註意到，目前提起公募設立申請的負責人中有相當一部分都是公募出身。如凱石投資董事長陳繼武曾擔任富國基金副總經理、投資總監;而鵬揚投資的掌門人楊愛斌也曾擔任華夏基金固定收益總監一職。“公募情結還是很重要的，我骨子里是做公募出身的，李琛是管公募銷售的，也是公募出身。”陳繼武向記者坦言。

如何嚴防利益輸送

私募拿公募牌照雄心勃勃，但與此同時，大資管行業的另一個現象則是，行業人才不斷流失倒逼著公募改革。以中歐基金為代表的不少公募基金正在進行事業部制改革，那麽兩者相比，私募開展公募業務的優勢何在?

“公募基金最大的問題就是激勵問題，中歐基金業績還不錯，因為激勵放開了。而私募管理人本身的激勵也更加靈活，也能夠直接給到公募基金經理更為市場化的激勵。”莊正告訴記者，相比目前公募的股權激勵模式，自然人直接控股基金公司會更有吸引力。

陳繼武向記者介紹，凱石基金在股權結構上較以往公募有所創新，公司將實行準合夥人制度，把股份給核心投研和經營團隊，實行自然人持股。“這樣的機制其實和事業部制差不多，區別在於其他公募基金核心團隊只有20%的股份，但我們這里整個經營班子是100%的股份，都在我們手里，沒有其他人。” 陳繼武說。

除了激勵機制更加市場化，也有市場人士表示從產品角度出發，私募做公募如果能適當加入絕對收益的理念，將會在風險控制方面更加有優勢。“二級市場投資者更多需要發展的是能夠控制風險的能力，公募基金做相對收益厲害但是做絕對收益很差。”莊正便向記者表示稱，公募近年來也發了一些絕對收益產品，但整體波動性還是很大，在風險控制方面或不如私募優勢明顯。

盡管私募做公募業務有明顯優勢，但另一個不能忽略的事實是：投資理念存在根本差異的兩個團隊存在於同一家公司，內幕交易和利益輸送或更易滋生。“確實可能會存在利益輸送，因為很簡單，私募的業績提成高，用公募的錢去擡私募的轎子。發一個億的私募，如果做得好，10個億的公募都趕不上，確實存在這種問題。”莊正說。

“老鼠倉、內幕交易、利益輸送這三條紅線千萬不能碰。”據莊正介紹，目前的監管規定是借鑒公募基金的專戶業務，把私募產品吸納進來，分開運行，嚴格實施防火墻制度。“人員隔離、物力隔離，辦公場所隔離。監管部門對公募及私募的監管方式存在差異，私募開展公募業務必須要做好合規風控。”莊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