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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案】微信原創者維權太難？國內首起自媒體版權公益訴訟立案

去年10月，黃楊在搜索自己的原創文章時吃了一驚：這篇題為《狗血的2014中國城市分級名單（正版）》的作品被幾百個微信公眾賬號和網站轉載，絕大多數沒有完整地註明作者和來源，其中甚至包括官方媒體賬號。
 

“我的版權意識就是從那時開始覺醒的。”黃楊是人文類自媒體賬號“異見”的擁有者，從2013年7月起開始運營，發布的文章均為個人原創或約稿。這件事之後，異見的每篇文章末尾都註明了“轉載請註明作者和來源”的聲明，黃楊也開始對非法轉載進行舉報，但依然阻止不了前赴後繼的抄襲者們。
 

近日，黃楊和“花邊閱讀”的運營者侯俊謀將兩家侵權微信公眾賬號告上法庭，各自索賠上萬元。值得註意的是，本次維權中兩位原告均通過了一道網來對接專業版權律師，不僅如此，一道網提供的公益協助還包括承擔維權中的所有時間成本和金錢成本。
 

一道網公益維權項目的發起者、資深媒體人連清川表示：“版權權力在任何平臺都應受到尊重。”
 

根據問卷網的調研，65.82%的自媒體人表示自己的原創內容曾被抄襲。對於抄襲，58.97%的人表示毫無沒辦法，另外四成會尋求各種渠道維權。然而，即使在有公益組織幫助維權的情況下，依然有39.27%的人表示“怕麻煩，算了”。
 

一邊是依靠抄襲高質量原創迅速吸粉、賺取高額廣告費的賬號，另一邊卻是疲於維權的原創自媒體人。造成這種狀況的真正原因是較低的侵權代價和較高的維權成本。
 

根據《微信公眾平臺運營規範》的相關規定，微信公眾平臺的處罰措施是，第一次侵權將刪除文章並警告，第二次則封號7天，第三次封號14天，第四次封號30天，第五次將永久封號。那麽，僅靠上述規範能遏制侵權嗎？
 

此次訴訟的代理律師朱斌告訴記者，據其了解，很多公眾號背後都有職業的營銷公司掌控，一家公司掌控了若幹個粉絲數量很大的公眾號，全職運作，相互推薦轉發。“今天封了這個號，明天我再新開一個號，然後通過關聯號猛推，很快就能達到被封掉的那個號的粉絲數量級。對於這些職業運營系列公眾號獲利的人來說，如果侵權的後果最嚴重只是被封號，那麽侵權幾乎不存在任何成本。”
 

“花邊閱讀”的運營者侯俊謀也透露，被告公司運營的多個微信公眾號均抄襲過“花邊閱讀”的文章，防不勝防。
 

而諷刺的是，由於版權維權成本高企，而預期得到的賠償卻很少，大部分著作權受到侵害的原創者對司法維權並不積極。據朱斌介紹，訴訟需要投入時間精力，而按照現在法律規定，這部分成本無法得到賠償。況且大部分微信侵權案件還涉及到管轄地的限制，原先還需要到常住城市以外的地方起訴，差旅費也無法主張由被告支付。
 

此外，網絡版權案件中，法院能支持的律師費並不多，導致律師代理此類案件的積極性不高。“按照2009年上海制定的標準，律師費是3000元，已經很低了，但有些地方連這個標準都不支持。”
 

朱斌認為，目前法律法規對包括微信等自媒體原創作品的著作權保護有不足之處，主要體現在以下兩點。第一，法院酌定的賠償金額過低，現在施行中的著作權法規定，如果權利人的損失和侵權人的獲利都無法確認的話，賠償金額由人民法院根據侵權情節酌定，最高不超過50萬元。第二，對於著作權侵權賠償金額的確定，目前我國司法實踐中普遍遵循的原則還是填平損失，而不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除補償性賠償外再加上以一定的懲罰性賠償。
 

而被告方通過廣告、軟文等獲取的金額無法確認，因此原告的損失也不能確認，只能由法院酌定。依據過去的經驗，此類案件的賠償並不高。如果賠償還不足以支付先期投入的各種成本，自媒體人的維權意願自然會被澆滅。
 

一般來說，大多數人理解的抄襲是指不註明原作者的名字，而事實上，未經許可轉載也是一種侵權。“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個人的原創作品未經許可轉載其實構成了侵犯信息網絡傳播權。”朱斌告訴《創業家》，他受理這起訴訟也是希望借此做一次普法，喚醒大眾的維權意識。
 

微信是商業自媒體發展最蓬勃的平臺，大量自媒體人因為微信公眾號的繁榮而獲利。有些微信公眾賬號，擁有數十萬甚至上百萬的關註者，其平臺的流量已經超過某些地方性媒體或垂直類雜誌。如今，越來越多的自媒體開始獲得了諸如捷豹路虎、華為或香奈爾等知名公司的廣告投放。不但如此，大量的P2P金融公司、電影推廣及醫療產品等亦有強大的營銷需求。
 

正是由於微信的營銷價值凸顯，以至於幾乎所有的公眾號都需要高質量的內容來支撐自己的影響力，好內容稀缺，因此很多人選擇了抄襲這條“捷徑”。這類賬號多屬文摘性質，通過持續抄襲高傳播力的文章，運營並轉化出的粉絲和流量，其粉絲增長速率遠高於原創者的平臺。通過掠奪原創者的智力成果，非法轉載的賬號獲得的流量轉化成了源源不斷的廣告收入，相形之下大部分筆耕不輟的原創者則更顯貧寒。據問卷網關於自媒體人平臺營收的調研顯示，有58.47%的公眾賬號沒有任何收益。
 

基於自媒體人的維權困境，一道網開始摸索一條可持續的公益維權道路。一道網CEO，資深媒體人連清川告訴《創業家》：“此次訴訟中，一道網負責對接專業的版權維權律師，為自媒體人提供免費的版權維權咨詢服務，破除自媒體人對法律維權的抵觸。”
 

連清川表示，“一道網在訴訟中起到協助作用，來解決維權中所遇到的時間成本和金錢成本。維權獲得的賠償，除了扣除掉一道網所墊付的成本之外，賠償金全部返還給自媒體人。”他說，一道網協助發起此次維權活動，一來是喚醒那些深受抄襲危害的自媒體人，采取行動真正改變現狀，二來也是希望通過這種方式，保護自媒體人權益，促使正常版權交易市場的誕生。
 

本次訴訟的代理律師朱斌表示，自媒體人應該聯合起來，委托專人來協助著作權人進行維權，可以大大降低著作權人的維權成本。“當越來越多的作者加入到維權的隊伍中，侵權所要付出的代價遠遠高於取得合法授權所需要支出的成本，選擇侵權的人自然就少了。”
 

難道要下載七八個音樂軟件嗎？數字音樂版權的“戰國時期”

以前大家活在心照不宣的盜版中，誰也不比誰高尚多少。如今一部分音樂先正版了起來，版權卻並未因此更得到尊重。

封殺、版權、高價、“音樂來自第三方”……音樂App處於混戰、燒錢階段，音樂人真的成了強勢甲方？

“微信剛剛封殺我們的時候，我們的用戶活躍度和新增數都創了新高。”網易雲音樂總編輯丁博雲淡風輕地一笑，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當然，從長遠來講，沒有影響是不可能的，但也不至於傷筋動骨。”

“封殺”事件發生在羊年春節前，2015年2月4日前後，蝦米音樂、天天動聽、網易雲音樂三款音樂軟件先後毫無征兆地被微信屏蔽。

最先跳腳的是一批骨灰級用戶，他們固執地用截圖的方式繼續分享來自網易和蝦米的音樂，如堂吉訶德鬥風車般對抗著騰訊。更多的人則默默給手機裝上了QQ音樂。

騰訊方面義正辭嚴，宣稱自己做出這個艱難的決定，是因為對方涉及“盜版”，盡管競爭對手和一些行業觀察者堅持認為，“搶占市場份額”才是他們的第一目的。

騰訊也的確有“捉賊”的底氣。這一兩年，騰訊大手筆地入手了一系列獨家版權，包括《我是歌手3》、《中國好歌曲2》、JVR、相信音樂等。並與華納音樂、索尼音樂——世界三大唱片公司之二——達成獨家版權合作。這意味著，包括周傑倫、五月天、蕭敬騰、韓庚、林俊傑等人在內的一批歌手，都要從其他一切數字音樂平臺下架。

這恐怕是美國的音樂人無法想象的。他們的音樂可以同時擺在iTunes、Google play和Amazon上，IFPI（國際唱片協會）、RIAA（美國唱片業協會）會幫他們關註下載量，並收費。但在國內，誰都知道“音著協”作用微小，形同虛設。

2015年初周傑倫與昆淩大婚時，蝦米網就開始在手機App上“撒嬌”——“傑倫的版權我們暫時買不起，但我們依然祝福傑倫的婚禮。”專題中包括了八首來自蔡依林、徐若瑄、溫嵐、侯佩岑等周傑倫昔日緋聞女友們的歌。

蝦米買不起周傑倫，但有阿里巴巴撐腰，他們買了滾石，並在2014年花天價拿下了《中國好聲音3》，又在2015年初，從騰訊手中搶回了華研（旗下包括SHE、飛輪海、林宥嘉等歌手）。不過，這些在蝦米音樂CEO王皓看來，都只是“迫不得已的自衛”。

進入2015年4月，積累了多年版權的海洋音樂，據傳也即將與用戶量龐大的酷狗、酷我音樂合並。

對於還沒賺到過什麽錢的數字音樂平臺們而言，是繼續在這場版權大戰里砸錢，還是退出戰場另辟蹊徑，這是個問題。

不以賺錢為目的的版權獨家都是耍流氓？

王皓一直引以為豪：蝦米是最早開始探索收費模式的國內音樂網站。雖然往前追溯幾年，這件事顯得有些尷尬：那時蝦米的音樂大多由第三方上傳，用戶卻得付費下載。

獨立音樂人李誌和周雲蓬曾為此憤怒，2010年他們召集了一批音樂人抗議，並出走蝦米。此事給這個小眾且精英化的音樂網站帶來了十分不光彩的影響。

李誌再次回到蝦米已是2014年8月，回歸的前提是雙方重新達成了版權合作。蝦米為此制作專題“李誌來了”，懸掛首頁好幾天，似乎在宣告著自己的“洗白”。那時，有了阿里巴巴做靠山的蝦米，資金力量已不同往日；而來自QQ音樂的版權壓力，也讓蝦米不得不盡快解決掉這個問題。

出於“自衛”，蝦米往版權上扔了數以億計的人民幣，收入卻不足支出的五分之一。按照官方數字，蝦米現有的用戶量達5000萬，其中有多於2%的付費用戶，按照包季付費（40元／3個月）計算，收到的也只有4000萬人民幣而已。

花費最大的《中國好聲音3》，帶來的流量顯然很可觀，“但要說性價比，實在是不好說。”王皓顯然很心疼那筆錢，“真的很貴。”

錢花得很不舒服。蝦米擁有滾石唱片的獨家版權，為了讓其他音樂網站上的周華健（滾石旗下歌手）下架，王皓遍訪競爭對手，最後發現：這個江湖實在沒有什麽道理可講。走法律程序也不現實：一場曠日持久的官司打下來，自己的獨家版權到期了，對方也就罰個十幾萬——按照已有的判例，平均每首歌處罰金額都不到200元。

更不舒服的是，在蝦米不得不用“前女友們”戰略為周傑倫慶婚時，網易雲音樂的用戶卻可以毫無壓力地試聽並下載周傑倫的全部30盤專輯。只不過在播放這些音樂時，會滾過一行字幕：“音樂來自第三方。”蝦米花重金買下了華研國際的版權，但QQ音樂上，林宥嘉的曲目仍被試聽和下載，同樣有一行小字：“音樂來自第三方。”

“第三方渠道到底是不是合法，一直沒有明確的說法。”網易雲音樂主編丁博對南方周末記者承認，這種處理方式有點兒“打擦邊球”。

版權司法管理混亂，激發了“第三方”這種中國式智慧。王皓認為“第三方”只是掩耳盜鈴的障眼法，他寧願下架一切被別人獨家了的音樂。但這並不意味著，蝦米的曲庫里就都是正版。

有人在“知乎”上質疑過蝦米的版權，王皓用自己的知名ID“南瓜”作答：“正版化的進度持續進行中。”言下之意，盜版依然在——這部分音樂處於真空中，還沒有來得及被正版，更別談獨家。但因為不被加以任何標識，也就沒有人知道它們是盜版。

江湖更亂了。以前大家活在心照不宣的盜版中，誰也不比誰高尚多少。如今一部分音樂先正版了起來，版權卻並未因此更得到尊重。“哪怕是再爛的遊戲規則，也好過沒有遊戲規則，但現在就是完全沒有遊戲規則。”王皓對南方周末記者抱怨道。

王皓最感憂慮的是，這一輪版權戰的發起者QQ音樂，恐怕並沒有打算靠著強勢的正版資源把行業引向正軌。

“如果把購買版權看成進貨，總得有一個賣貨的部分。”王皓說，“如果不做出任何收費的努力，說白了只是一個壟斷資源、占領市場份額、忽悠資本市場的動作，那麽未來三年之內，數字音樂創新的可能性就非常小，因為錢都砸到版權上去了，還收不回來。”

丁博的看法相同：“究竟能不能在版權獨家後，建立起一個正常的營收體系，這是關鍵。”

究竟能不能？2015年3月24日，在深圳舉行的QQ音樂媒體分享會上，南方周末記者公開提出了這一問題。QQ音樂品牌負責人公開的解釋是：“現在談賺錢為時過早，這麽多年，從傳統到數字音樂，都沒有解決盜版問題。”

事實上，QQ音樂在收費模式上曾有過成功嘗試。2014年底，周傑倫新專輯《哎呦，不錯哦》發行。QQ音樂在網站上做了數字專輯預售，每張定價接近20元人民幣。盡管兩天後，這批音樂就可以免費試聽和下載，專輯還是賣出了15萬套。

因為與騰訊社交產品的掛鉤，“QQ音樂綠鉆”也成為同行業中的佼佼者。綠鉆服務最受人歡迎的一點是：可以為自己的QQ空間設置好聽的音樂背景。

騰訊並不著急談錢，他們寧願把正版免費，然後嘗試“商業化的創新”。但騰訊越不著急，競爭對手就越著急——如果只是互相消耗資本，最終只會擠死錢少的。

至少音樂人包小松對於與騰訊的版權合作十分滿意：“在這種混亂的情況下，獨家版權的形式是最好的，相當於給我們的音樂人都找到了一個幹爹幹媽。”

唱片公司還有什麽用？

音樂人姚謙把這一輪數字音樂獨家版權的爭奪，理解為“贖回”——“對我們曾經沒有得到的報酬的一部分贖回。”接著他對南方周末記者嘿嘿一笑：“雖然這些錢也沒落到我口袋里。”

姚謙為蕭亞軒創作的《最熟悉的陌生人》、為江美琪創作的《親愛的你怎麽不在我身邊》，以及大量握在索尼、華納手中的作品，都被QQ音樂買走了獨家版權，但姚謙本人並沒有拿到錢。

丁博問過許多詞曲作者，他們都和姚謙一樣，尚未從數字音樂平臺買走的獨家版權里分到一杯羹。在丁博看來，版權大戰最大的受益方，目前是一些老牌唱片公司，他們“靠著遺留的音樂版權換得巨大利益，來維持現狀”。

“當然了，唱片公司可以說，我們拿到了更多的錢，才能做歌手、做音樂，但誰看見了呢？以前我們老會提，XX公司的‘天王宮’、XX公司的‘天後宮’，但這些年來，一些國際唱片公司在中國市場上只是賣版權，並沒有什麽讓人尊敬的進步。”丁博說。

王皓更進一步，把這些大的唱片公司稱為“收割機”：“曲婉婷火了，就來跟曲婉婷簽一下，事實上，沒有互聯網營銷、沒有進一步把她捧紅，唱片公司在這方面是束手無策的。”

對唱片公司失望後，做出最快反應的是藝人自己。周傑倫、王力宏、陶喆、吳克群、孫楠……越來越多的藝人放棄與唱片公司簽約，選擇單幹。歌手胡彥斌甚至在一次演講中宣稱：“這個時代已經不需要唱片公司了。”

胡彥斌做出這個判斷，始於2006年。當時，他與唱片公司尚未合約期滿，可公司已當他是隱身：沒有新聞曝光，沒有預算開演唱會。一怒之下，胡彥斌自己找了贊助商，自己策劃、組建團隊，在全國做了八場演唱會。

王皓捕捉了這樣的市場變化。他找來時下最火的汪峰工作室、小範圍內十分受歡迎的“好妹妹樂隊”，以及長期在蝦米分享作品的一批獨立音樂人，寄望於用“蝦米音樂人”的整合模式，來對抗版權壟斷式的競爭。

這種模式的本質是：蝦米提供平臺，音樂人各顯神通，用戶可以免費試聽下載，但要聽高品質音樂，就要付費；音樂人也可以選擇開放免費，以博取更多的聽眾。蝦米音樂根據用戶喜好和點擊對音樂進行推廣，但不從中抽成，號稱“收入全歸音樂人”。

王皓曾豪情萬丈地為蝦米定下一個“百萬音樂人計劃”：一百個音樂人，每個人能通過蝦米賺一萬塊。百萬的總數很快實現了，可收入能到一萬元的人屈指可數。防止四海皆準的“二八”定律再次起效：排在最前面的幾個人，賺走了絕大多數的收益。

在蝦米上被試聽最多的音樂人，還是汪峰。緊隨其後的，既非上過《我是歌手》的李榮浩，也非人們熟悉的曲婉婷，而是作曲家石進。石進在蝦米上傳的純音樂作品《夜的鋼琴曲》累積有近8000萬點擊量，他因此收入頗豐；但在其他音樂網站，石進鮮人問津。

音樂人程璧在蝦米上獲得的點擊量是800多萬，這個數字不算少，足以長期占據“蝦米音樂人”首頁的重要推薦位。然而，巨大的點擊量為程璧換來的直接收入，卻很少。“現在還是得靠賣實體唱片和商演。”程璧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依照用戶投票，程璧的第二張專輯《我想和你虛度時光》入選了蝦米的“尋光計劃”。尋光計劃旨在幫助獨立音樂人進行專輯制作與宣發，蝦米會扮演半個唱片公司的角色，並占有專輯的部分版權。

“我們賭的就是未來產業方式的變化。只要有才華，通過互聯網你就可以成為明星，不必跟唱片公司簽約。如果這個模式成功，未來所謂獨家版權爭奪這件事，也就不存在了。”王皓對南方周末記者描繪著他眼中美好的未來。

但在音樂人姚謙看來，唱片工業瓦解之後，華語圈音樂人粗糙的成長方式，恰恰是最為讓他擔憂的。

前段時間，姚謙去參加IFPI（國際唱片協會）舉辦的一個國際歌手比賽。他清楚發現，韓國歌手的包裝系統很完整——從外觀、音樂定位，到表演形式都十分到位。相形之下，華人歌手揣著一首歌，上臺便唱唱唱。“用自以為很厲害的方式，使勁地賣力地表演。模仿自己心目中的巨星。”姚謙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其實很糟糕。”

“也有一些獨立音樂人會拒絕系統的經紀。事實上國外的獨立音樂人，都有完整的經紀，這也是為了聽眾更好地享受他們的音樂。”姚謙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顯然，經紀系統尚未進入任何一個試圖顛覆舊傳統的新型音樂平臺眼中，包括蝦米。

每個App都有自己的習性

今日版權混戰的場景，在姚謙看來似曾相識：唱片時代，藝人大紅之後，下一張專輯總要被各家公司搶得頭破血流，以求獨家。

但數字平臺不太一樣：當紅歌手被各家瓜分得七零八落，聽歌的人就得在手機上下載七八個App。

“我們做音樂，還是希望容易被聆聽到。”姚謙語氣謙和。

盡管也為尚未落入他口袋的版權費“贖回”感到高興，但有些事情姚謙並不認同。“我反對數字音樂平臺找來以前唱片公司的老先生、老太太，給他們個‘官’，把舊的關系、曾經紅的音樂版權拿來，就結束了。”姚謙覺得，數字音樂平臺應該努力的方向是：花功夫了解聽眾，合理地分眾、恰當地推薦音樂。

在這方面，蝦米有開發、調試多年的“蝦米猜”：通過分析用戶行為，智能推送歌曲。喜歡聽張國榮的，下一首可能會聽到陳百強；喜歡李榮浩的，蝦米則會推薦獨立音樂人馬頔——不光是推送相似歌曲，還會有適當的引導，以便讓新歌和新人能進入聽眾視野。這也是石進在其他網站鮮人問津，卻在蝦米點擊超8000萬的原因。

姚謙則比較認可網易雲音樂的模式。作為行業的後來者，網易雲音樂2013年才正式上線。那時，包括QQ、蝦米、酷我、酷狗、多米、百度、天天動聽在內，已經有近十種音樂產品霸占著用戶的電腦和手機。網易要想出頭，只能做點“與眾不同的東西”。

歌單，成了網易雲音樂設計之初最重要的概念——這並不新鮮，在豆瓣上，網友早就習慣把自己喜歡的電影和書籍分門別類，做成“豆列”。但在數字音樂市場，沒人覺得歌單會成為一款音樂軟件的核心競爭力。

早期推廣時，網易請一批藝人、歌手、音樂人，制作自己的歌單，再向用戶推送。於是，剛到網易的用戶可以窺探丁磊的音樂喜好，喜歡樸樹的也能驚喜地發現，App首頁為他推送了“樸樹的個人推薦”。一些資深樂迷聽多了歌單推薦，便開始建立自己的歌單，點擊量高了，也就成了新的“大V”。

網友修治在網易雲音樂上有一千多粉絲，不算太多，但比丁磊多。他認為網易歌單十分適合他這樣的“強迫癥患者和整理癖人士”。修治受人關註，是因為曾在宋冬野的作品《關憶北》下發表了一條評論，追溯他被歌聲觸發的一段少年記憶，一個關於人字拖的荒誕故事。

沒有什麽模式不可複制。網易也有蝦米引以為豪的“音樂人”計劃，蝦米則借鑒了網易曾經視為核心的“歌單”模式。百度音樂更進一步，為歌單冠以“智能”之名，要結合用戶所處的情境——時間、地點、周圍環境，乃至家具布置、盤中食物來推薦歌曲，一腳跨進了音樂的“生活化”；QQ音樂又打算把生活化的音樂再硬件化，要推出智能音響、車載設備。而同樣的計劃，蝦米和網易也有。

在姚謙看來，最終，伴隨著各家網站日益穩定而明確的氣質，數字音樂平臺勢必會完成分流。只不過這樣的分流，不會，也不應當是以版權的割據來劃分。

（孟雨蒙對本文亦有貢獻）

喜馬拉雅VS荔枝FM版權爭奪戰：音頻正在成為下一個戰場？

配上繁體中文的高畫質強檔韓劇，竟然是在網路平台獨家首播，而且只和韓國播映時間差一天─LINE TV才上線就有驚人之舉，也一舉打破傳統媒體生態。對消費者來說，這無疑是福音；但面對強敵來襲，台灣影音產業恐怕得繃緊神經了。

撰文•何佩珊

二○一四年以《來自星星的你》劇中都敏俊一角在台灣走紅的韓國明星金秀賢，今年再以新作《製作人的那些事》（以下簡稱《製作人》）強勢登台，只是這次就算轉遍電視台各個頻道，也找不到他的身影，因為《製作人》全台獨家播映權，已被LINE TV拿下。

在台灣有超過一千七百萬名用戶，LINE幾乎成為台灣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但LINE TV這個名字，很多人可能還是第一次聽到。事實上，LINE TV不是傳統的電視頻道，而是可以透過手機、平板或PC播放影音內容的平台，今年四月一日才在台灣上線。

為了打響知名度，這次LINE TV不惜砸重金買下《製作人》在台獨家播映權，也打破過往戲劇節目一定會先在電視頻道播放的慣例；不僅如此，不同於過往韓劇多要在韓國播映後三至六個月後 才會引進台灣，這次LINE TV則是爭取到幾乎同步首播，和韓國的播映時間只差一天。

一集逾一五○萬

出手闊綽程度，嚇壞同業業界人士指出，LINE TV這次是以一集五萬美元的重金拿下《製作人》版權，以全劇十二集估算，總金額上看六十萬美元（約合新台幣一千八百萬元），幾乎是國內影音平台一年採購二 十至三十部好萊塢影片預算的二倍，出手闊綽的程度，讓國內業者既羨慕又忌妒。

但這樣的作法，確實成功為LINE TV打響知名度。LINE台灣區公關部資深經理廖婉寧指出，自《製作人》預告上線至目前為止，LINE TV App的下載數量已大增五倍，而短短三周時間，︽製作人︾累計總點閱數已經超過五百萬次，成長相當顯著。

然而，業界人士評估，即便LINE TV流量快速成長，若只靠廣告收入，恐怕很難回本。因為除了要付高額版權費，隨流量增長，頻寬成本也會跟著提高。

業界人士指出，在台灣要承載一千人同時觀看一小時HD高畫質影片的頻寬成本，約在二至三萬元，同時承載一萬人則是二十至三十萬元，以此推算，「節目要是很 紅，同時有百萬人觀看，那幾千萬元就燒掉了！」「我們不是不知道這是挑戰。」LINE台灣區總經理陶韻智說，「但我們就是要挑戰不可能。」他舉例，當初 LINE做通訊軟體時，同樣的懷疑也出現過，但後來LINE陸續推出貼圖小舖等新商業模式，「我們會證明我們能開發出有意義、有規模的新市場。」事實 上，LINE TV不只讓用戶與LINE的互動增加，還可藉此進攻正在快速成長的數位影音廣告市場。多份研究報告指出，台灣人每天平均約花三個小時在行動上網，且收看影 音內容的情形相當普及。看在陶韻智眼裡，這就是商機。

因此對LINE來說，現在LINE TV在眾多產品中的優先性絕對被排在前五位。而他們的第一階段任務，就是要把內容和系統根本做好。

有LINE的千萬用戶靠山先天條件好，大膽進攻市場陶韻智說：「我們不是去訂一個策略目標，說韓劇、台劇比例要多少，然後就一直照這個策略走。」LINE 對每天、每檔戲、每個時段做什麼行銷活動都進行分析，再用這個分析結果引導下一步策略。「從用戶回饋做相對應改變，就是LINE一貫的方程式。」現在看起 來，LINE TV好像已經交出不錯的成績，「但LINE習慣設定比較高的目標」，陶韻智說。以LINE在台灣活躍用戶數逾一千萬人來看，他設定每天至少要有二百萬人使 用LINE TV的服務，才能算是成功。

相對於LINE TV進攻影音市場的大膽投資與強烈企圖心，台灣雖也不乏有原生影音平台，或者電視台近年紛紛成立新媒體部門，但在台灣卻遲遲不見能吸引消費者目光的指標性新媒體服務。

夢田文創執行長蘇麗媚觀察，這一、兩年台灣對新媒體的焦慮感其實很明顯，但問題就是自信心不夠。「對判斷的自信心不夠，以至於決策失準，當決策失準，團隊 空轉的可能性就很高。」關鍵在於，新媒體變化太快，﹁沒人可以告訴你，今天的答案明天不會錯。﹂然而保守心態的結果就是，﹁現在做的都是別人有，我也要 有，只是尋求不缺席的安全感。﹂事實上，單單是要不要將內容放上YouTube，電視台已經很難下判斷。娛樂重擊創辦人商台玉舉例，民視雖把戲劇放上 YouTube，卻不做任何宣傳；還有三立也將戲劇放上網，卻壓低畫質，不難看出背後心態是，「網路只是觀眾補進度的地方，最終還是希望他們回到電視機 前。」而早在○六年就成立新媒體部門的公視，其實也到近兩年才敢在YouTube放上完整戲劇內容。背後的顧慮很簡單，「如果網路都播完了，那我可能沒辦 法出DVD或賣版權。」這是公視新媒體部門互動媒體組組長賴雅芹過去幾年最常被同事問到的問題。

但當公視真的將內容放上網路平台後發現，網路為他們吸引到原本觸及不到的年輕收視族群。現在公視不只把戲劇放上YouTube，也開始嘗試跟LINE TV這樣的新媒體合作，例如先前在台灣引發高度討論的台劇《麻醉風暴》，就同步在LINE TV首播。這除了幫公視帶進新收視群，也帶來版權收入。商台玉認為，台灣影視音業者應該要走出收視率迷思。

台灣影視產業走向新媒體的改革腳步雖慢，卻也不乏勇往直前的改革者，如內容業者夢田和酷瞧都在嘗試過去沒有人走過的路。

過去幾年，夢田進行大膽實驗，核心概念就是將創作變成IP（智慧財產權），並且讓IP適應各種新媒體的演變，讓每一個創作都成為資料庫裡的素材，隨時可以重新運用。

舉例來說，夢田一四年推出《巷弄裡的那家書店》戲劇，主打的就是「獨立書店」這個IP，除了有戲劇，也推出紀錄片、書店實體場域等，到現在戲早已播畢，但 IP仍持續利用，他們將書店變成攝影棚，並舉辦讀書會、沙龍、劇場等社群活動，甚至還結合直播，讓IP不再限於觀影娛樂。

今年夢田還要和故事工廠的新舞台劇作品《男言之隱》合作，以「兩性的理解」作為新IP，先從舞台劇出發，並且結合大數據，計畫一路衍生出影集、社群沙龍， 甚至是電影。「我們想要超越！」蘇麗媚說，「當全世界都講內容是拍片、影集、電影的時候，我們要做到社交、社群，把生態圈做出來。」酷瞧則是另一種嘗試。 雖然酷瞧本身是影音平台，但內容產製才是它真正的核心。有趣的是，酷瞧不要求觀眾都要來酷瞧看影片，反而積極將內容放上臉書、Yahoo奇摩等平台。

平行合作衍生商機

發展內容，新平台找出路「很多人覺得，你影片給Yahoo奇摩、給臉書放，你們賺什麼？」酷瞧執行長蔡嘉駿的回答是：「賺到廣告費啊！」將內容給 Yahoo奇摩，不須付費就能讓更多人認識酷瞧，「Yahoo奇摩賺到內容，我們賺到我們要的瀏覽數和知名度。」蔡嘉駿解釋，YouTube每分鐘能產生 一三○小時的影片，市場上沒人可跟這樣的海量內容競爭。又或者是和LINE TV相比，雖然彼此都是成立不到半年的新平台，但LINE TV已經有LINE的會員基礎，酷瞧則幾乎是從零開始，所以就算酷瞧願意花錢買下︽製作人︾，恐怕在賺進廣告費前，還得先付廣告費換會員流量，但流量成長 後，又得花錢擴充頻寬。

因此他們不要硬碰硬，而是強打自製內容的優勢，主攻置入性廣告。他相信只有自製內容才可能做出不同發展。舉例來說，如果只是買版權播放，就算戲再紅，也只 有廣告收入。「但今天版權是我的，假設我做出︽Running Man︾，還可以發展成手機遊戲；如果做︽超級星光大道︾紅了，就可以辦演唱會。」這些都要透過自有內容才能做到。

面對跨國網路公司挾帶全球化龐大會員與資源來襲，蔡嘉駿認為，在地業者更要做到精準溝通；而惟有好的內容才有進一步衍生商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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