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依舊是留美學生的最大輸出國。根據美國商務部的統計,僅學費而言,過去一年,來自中國的留學生給美國經濟貢獻了114.3億美元(約合人民幣784億元)。
近日,美國大使館發布《2016年門戶開放報告》。
報告顯示,2015/16學年在美國高等教育機構註冊的中國學生人數繼續上升,從30.4萬人增加到32.9萬人左右,同比增長8.1%,在全部留美學生輸出國當中連續7年保持第一,占到國際學生總數的31.5%。
雖然赴美留學的中國人數在持續增長,但增速是過去10年最低。從2006/07學年開始,中國赴美留學的增長就維持在高速,一度是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長,在2009/10學年甚至達到了29.9%。
“目前需求還在增長,沒有看到中國赴美留學出現天花板。” 美國駐上海總領館新聞文化處處長歐陽天稱。
《門戶開放報告》顯示,留美中國本科生的人數連續第二年超過了研究生人數,留學低齡化趨勢繼續。就2015/16學年看,本科生占41.3%,研究生占37.5%。
另一方面,美國學生對於留學中國的熱情似乎在減退。2014/15學年,約12790名美國學生來中國學習,同比上一年降低7.1%。美國來華留學人數在2011/12學年達到峰值(約14887人)之後的3年里,均出現了縮減。
目前,中國在美國學生的留學目的地排行榜上排名第五。最受美國學生青睞的是英國,其次是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國。但留學英國的美國留學生2014/15學年也同比略降0.2%,留學印度下降3.2%,赴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國的美國學生人數分別上升了8.3%、5.1%和3.4%。
2014/15學年赴美國際留學生選擇的熱門專業里,工程學排名第一,占20.8%;第二名是工商管理學,占19.2%。
經歷了酒業寒冬,雖然市場逐漸回暖,但依舊不少酒企布局“跳出白酒賣白酒”了。
11月20日,福建金豐釀酒有限公司宣布該公司明年啟動上市計劃,欲打造成為福建省第一家工業旅遊一體化的酒類上市公司。
該公司董事總經理文光會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說:“公司在工業旅遊板塊投資了6億元打造客家酒文化創意產業園,以4A景區打造,依托福建土樓,以‘金豐客家酒村’深挖客家酒文化,用旅遊配套的功能,讓遊客了解白酒的釀造工藝,同時金豐在旅遊板塊將會引入專業團隊負責經營。”
據了解,目前國內酒企跨界以酒文化為核心開發的旅遊資源並不少見,包括茅臺、五糧液、洋河股份、水井坊、張裕等名酒廠都有相關的項目。
根據茅臺9月在貴州國際酒類博覽會上提供的數據顯示,今年1-8月,茅臺集團工業旅遊收入3000萬元,同比增加78%。呈現出“爆發式”的增長態勢。
此外,茅臺甚至投入巨資改造當地交通、城鎮面貌等基礎設施。茅臺的積極探索,給其他的一些酒企也開拓了一條新的試驗路徑。
為何酒企都如此熱衷於跨界旅遊營銷呢?白酒專家肖竹青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尋求多元化發展主要是酒廠為了賬上閑置資金尋找出路的辦法,開展多元化也是有關聯度的多元化。從方向來看是好事,證明企業已經從渠道驅動轉變成為消費者生活方式提供解決方案的渠道,市場觀念出現了變化。
記者在采訪中獲悉,旅遊是典型的人氣型產業,而白酒的特性是要有好的原料、好的水源、好的生態環境才能釀造出好酒。這就使得酒廠通常都毗鄰原生態的水源地。像是茅臺臨近赤水河、五糧液坐落在被金沙江、岷江、長江分割的小城宜賓等等,兩者的結合有效地互補了各自領域中的缺陷。
福建省酒業協會秘書長朱榕光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白酒+旅遊,不僅在消費者教育和潛在消費者培育上具有獨特優勢,突破了原有的受眾市場,通過衍生旅遊產品開發,吸引具有特殊愛好的非產業型人群聚集,反過來,也為產業市場升級打開了一個新的增量市場。”
同時,他也進一步補充說:“但從國內目前的情況來看,酒廠利用自身資源發展工業旅遊,只能是個整個產業鏈中的一個補充,而不能成為企業效益的主流。”這其中有怎樣的原因呢?
記者在采訪中留意到,這些風景宜人、自然生態環境優越的酒廠通常交通並不發達。這就使得“白酒+旅遊”的結合雖然潛力巨大,也能共贏,卻還局限在投入多遊客少的尷尬境地。這也是為什麽茅臺要花費巨資去改造當地交通原因之一。
與此同時,生產流程難以全面向遊客開放和旅遊人才上的缺失,都成為國內酒廠旅遊發展的掣肘。
朱榕光還告訴記者,酒水企業發展工業旅遊時,具有相對匹配的戰略資源也是重要的條件之一。尤其是獨立於他人的特色,例如生產工藝、獨特酒體、自然生態環境、廠容廠貌、歷史古跡和文化遺產等等。
此外,與當地政府協作,獲得政府的支持以及企業本身具有雄厚的資金背景也是必要因素。
文光會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福建金豐釀酒在開發其工業旅遊資源時,一方面是看中了本就門庭若市土樓遊。另一方面,當地政府對於該企業在布局工業旅遊項目時,也給予極大的肯定和支持。
根據福建旅遊局提供的數據顯示,2015年赴永定土樓景區旅遊人次達409.31萬人次,南靖土樓景區旅遊人次達278.26萬人次,同比增長分別為11.8%和25.1%。
“白酒+旅遊”模式,對於酒企而言,無疑是一個新的機遇。這種跨界模式對於企業來說,可能會形成一個新的利潤增長點,但挑戰也是巨大的。這需要酒企從自身的企業現實和企業文化角度出發,做好規劃、深度挖掘、不斷探索,找到真正適合自己的“白酒+旅遊”之路。
或是由於國內本土服飾品牌的日漸缺乏吸引力,不少企業將註意力集中到國際洋品牌身上。這些本土公司正試圖通過國際收購交易攀升到價值鏈上遊。
彭博社日前援引匿名信源消息稱,山東如意集團計劃以1.2億美元的價格從香港YGM貿易收購英國經典風衣品牌Aquascutum。目前如意集團正在進行盡職調查,希望能夠在接下來的數周之內達成最終協議。2012年,YGM以1500萬英鎊的價格接盤Aquascutum。
轉型時尚集團
山東如意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如意集團)的前身是始建於1972年的山東濟寧毛紡織廠,目前是中國最大的紡織品制造商之一。2014至2015年度,如意集團位居中國紡織服裝行業500強第一位。
本專註服飾前端制造的如意集團在於今年早些時候斥資13億收購了法國輕奢服飾集團SMCP。後者旗下有時裝品牌Sandro、Maje和Claudie Pierlot,全球有1118家銷售網點,其中906家為直營,212家為合作經營。其品牌服裝屬於輕奢。
不出半年時間,就傳出如意集團收購 Aquascutum品牌。相對於上述法國時裝品牌, Aquascutum的歷史更加悠久,由發明了防水羊毛面料的英國裁縫John Emary在 1852年創立了。和同樣出自英國但更知名的Burberry一樣,Aquascutum的風衣最早屬於軍用品,但是很快便成為了時裝品牌。
第一財經記者翻查香港YGM貿易公司的公告發現,早在今年10月,該就曾發布信息稱已簽訂了一份關於出售 Aquascutum 的諒解備忘錄,建議價格為1.2億美元,最後成交價的上下浮動空間不超過500萬美元,並已經向“建議買家”收取了不可退回的500萬美元定金,但文件並沒有透露買家的具體信息。YGM 旗下的成衣業務包括五個品牌:除了最大的品牌 Aquascutum外,還有Ashworth、J.Lindeberg、Michel René 和 Guy Laroche。其中,Aquascutum 全球共有 146個零售網點,中國大陸最多,有96個。
雖然雙方目前尚未正面證實消息,記者致電如意方面也沒有回複。不過一位了解情況的服飾行業資深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透露買家確實是如意集團。他向記者透露,此次交易的雙方其實緣源頗深。在YGM在正式成為Aquascutum東家時, Renown為該品牌日本地區的特許經營商。 2010年,山東如意收購 Renown 。
“創立一個時尚高端的成衣品牌,目前短期還很難實現。”如意集團董事長邱亞夫曾表示,眼下中國服裝業無論是在創新還是設計能力上與海外發達國家存在差距。換而言之,收購海外品牌成為一個“捷徑”。按照計劃,該公司計劃成為一家紡織、時尚綜合性企業。
本土企業熱衷海外“尋寶”
雖然此次收購的Aquascutum已經並不能算作一個海外品牌,但不知情的消費者依舊會認為其源自英國,從營銷講故事的角度來說是個不錯的切口。正如此前邱亞夫所說,大家的消費心理目前對於來自中國的高端品牌還尚未接受,“如果說是法國、意大利的品牌,人們就會認為是高端的。”
而歌力思董事、副總經理兼董事會秘書藍地則一語道破其中奧妙稱,國際品牌在進入商場時,阻礙要少得多,位置也好。而國內品牌去和渠道談條件的時候是比較艱難的。
這也解釋了為什麽國內不少企業會跑去海外“尋寶”,而這樣的情況在2016年尤甚。來自彭博社的數據,2016 年至今,中國公司在海外的收購總金額已經達到了 502億美元,相比去年同期的243億美元增加了一倍以上。
就服飾及相關配件品牌而言,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的也在不少數。除了上述如意集團的並購,此前維格娜絲也宣布擬57 億元收購韓國時裝品牌 Teenie Weenie在中國的業務;歌力思則出資數億元一口氣收購了德國品牌Laurèl、美國Ed Hardy及法國品牌IRO。
對於不同的企業來說,收購顯然是對自身業務的一種補充,比如如意集團就是在將業務領域從紡織制造領域延伸至高端品牌服裝領域。而歌力思顯然是對於自身產品線的一個衍生, Laurél定位都是職業女性、Ed Hardy則是美國街頭風和IRO充滿了法蘭西情調,通過收購歌力思也從一個單一品牌的服飾公司變身為多品牌集團。
國內企業的優勢是,在收購以服裝為核心的國際品牌時能將生產轉移到更靠近本土、成本更低的工廠,由此提高利潤率,同時還可以用品牌魅力和他們現成的美歐分銷渠道來增加銷售。
這些本土服飾大鱷顯然是看好國內的消費力。
在複星創富時尚團隊聯合負責人黎娟看來,當前國內服裝行業雖然增長不如過去的黃金十年,增速放緩,但整體增長的趨勢不變。從市場空間來看,中產階層的崛起、電商的便捷,使得消費群體逐步細分和精準化,平價快時尚多檔次布局依然是主流,但來自歐美的輕奢品牌將會因其潮流設計、精致選料、可接受的價格、良好的品位,逐漸收獲人心。
但並不是所有的海外品牌都是“寶藏”。縱觀那些被收來的公司,目前的名氣、業績高低不同,有些處於上升期,有些則是明日黃花,幾經易手依舊是無法再放光芒。此外,如何繼續維持品牌的“榮譽”,是國內公司需要攻克的一個難題:同日本遇到的問題一樣,20世紀70年代“日本制造”還帶有一種負面形象,今天的“中國制造”也有這個問題。
“今年年初,我們對合作社社員進行了年度分紅,分紅(紅息)的比例是12.8%。也就是一分多一點(月息)。”日前,山東省金鄉縣京信種植專業合作社理事長楊建強帶著第一財經記者,邊參觀他的冷庫邊介紹去年合作社的“業績”。
冷庫很重要。在金鄉這個全球性的大蒜之鄉,衡量一個人的經濟實力,不是看你有多少銀行存款,而是看你有多少“洞”。“洞”是當地人對冷庫的稱呼,一“洞”的存儲量大概在700~1000噸。
楊建強現在有6個“洞”,他未來的計劃是擴展到12個“洞”。
對楊建強來說,“洞”已經不是衡量他財富的坐標,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他發展農村合作金融的平臺。
這是因為,他的“洞”可以提供給京信合作社的社員存儲農產品,比如大蒜、冬桃等。這就像一條紐帶,將他的合作社和作為社員的農民聯系在了一起。
“入社滿一年而沒有給合作社帶來實體業務的,下一步我們將逐步勸退。”楊建強告訴記者,“如果入社僅是為了分紅,那我們不歡迎。”
在楊建強看來,沒有實體做支撐的農村合作金融是沒有前途的。按照他的話說,農村合作社如果將錢借給人去建房子,那它必“死”無疑。
合作社的“議價權”
“在金鄉縣,你看到的10個鴨棚,其中7個到8個是‘我的’。”楊建強說。他利用合作社這個平臺,在金鄉縣發展了500多個養鴨戶。
最多的時候,楊建強合作社下面的養鴨戶每月可以出棚100多萬只鴨子。後來因為環保原因,很多不達標的養鴨棚關掉了。但即使如此,每月仍可以出棚50多萬只鴨子。
說這個話的時候,楊建強顯得頗為興奮。因為冬天即將過去,很快春暖花開,而此時正是養殖肉鴨收益最高的時候。
一般情況下,一只肉鴨的養殖期在39天,有的更低,只需要29天。養殖期29天的,基本是拿去做烤鴨了。冬天和夏天,因鴨舍增溫或降溫需要用電,加上鴨子這段時期不大長肉,每只鴨子養殖戶的收益是2元左右。而到了溫度適宜時,一只鴨子的收益最高可以到3.7元。
春天要來了,楊建強的“鴨事業”群體又可以增加不少。
一個鴨棚的養殖量大概是6000只,一個農戶至少有2個鴨棚——因為一個鴨棚同樣需要兩個人照看,達不到規模效益。即使鴨棚不能“滿負荷”生產,對農民帶來的收益也是可觀的。
“每年每棚可出肉鴨7~10茬,每個棚利潤在8萬~10萬元。”楊建強介紹說。
養殖戶想養鴨卻沒有本錢,楊建強的合作社會提供資金,月息是6厘,算起來年息是7%左右。
“大銀行對這些業務看不上眼。即使是一些小的金融機構,對此類貸款的月息也會到一分以上。算起來,年息大致在12%。”楊建強介紹說。
借助農村合作社這個平臺“綁定”一個群體,比如養鴨群體,通過群體的規模效應,黏牢這個群體,進而通過增值服務取得收益。這是楊建強合作社的運作模式。
500多個鴨子養殖戶,都集中在合作社這個平臺上,合作社除了提供技術服務之外,還統一提供飼料和防疫藥品。就是因為這一點,楊建強取得了“議價權”。
“我的規模大、用量多,在一定程度上供應商在價格上就需要和我商量了。比如藥品,我不是貨到付款,而是你先給我交押金。現在有5個藥廠給我供貨,我要求每個藥廠先拿20萬元放在我這里,藥品出了問題,先拿這筆錢補償給養殖戶。藥品我是一個月給廠家結一次賬。這樣,藥廠的資金反而沈澱到我的合作社來了。”楊建強告訴記者。
“開始時,老百姓養鴨子用藥是我墊付的,占了不少成本。後來量上來了,我就可以跟藥廠談價格了。”
同樣的模式楊建強複制到桃的種植和辣椒的種植上。
楊建強利用合作社這個平臺,在全縣推廣栽培“京信紅”富硒晚秋桃和“京信紅”朝天椒。現在已在全縣推廣桃樹5000多畝、辣椒30000多畝。
對桃樹和辣椒等的農資供應同樣集中在楊建強的合作社。根據金鄉縣政府提供的資料,去年,楊建強的合作社平均每袋化肥比市場價便宜15~20元,累計供應6000噸,社員節約生產成本210余萬元;按承諾高於市場價0.2元/斤回收社員農戶辣椒1800余噸,社員增收72余萬元;高於市場價0.1元/斤回收成員農戶大蒜3500噸,社員增收70余萬元。合作社通過開展農資供應、農產品收購、肉鴨養殖,全年盈利760余萬元。
楊建強供應的農資為什麽便宜呢?他告訴記者,合作社有30多輛車,負責農資的配送。合作社有一個系統,統計農戶的農資需要量,一個村,或者加上附近村的合作社社員,如果農資需求量到了一車,他就從農資生產廠家直接拉貨送到農戶手中了。這中間少了很多中間環節,農資的價格自然便宜不少。
“有了平臺,才有規模;有了規模,才有議價權。”楊建強認為他的合作社模式對改變農民的弱勢地位有所幫助。
合作社的收益渠道
去年,楊建強的合作社實現利潤1180萬元,今年他的計劃是實現利潤2000萬元。
這個利潤,當然不全是合作社本金創造的利潤。楊建強介紹說,農民入社每戶的資金在200~2000元之間。從合作社成立開始,共計吸收了2000萬元的資金。
這個利潤,是楊建強運用合作社這個紐帶創造的利潤。倉儲物流260萬,大蒜配資500萬,生資植保600萬,生態養殖100萬,電子商務30萬,信用互助10萬,桃果、蒲公英回收200萬,政策扶持300萬:2017年合計2000萬元。
其中可以看出,信用互助的收益是最低的,只有10萬元,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符合農村合作金融微利運行的政策要求。
“信用互助微利定位,不以盈利為目的,作為擴大產業項目規模經營的有效資金供給渠道,解決部分社員項目的融資難問題。計劃2017年為300戶困難社員解決創業資金難題。每戶3萬~5萬元,合作社只收取服務費300~500元。”楊建強說。
這是京信合作社今年在解決困難社員方面的計劃。這與從合作社借款、月息6厘的群體還是有所不同。
主要的收入來自合作社這個平臺之上的“增值服務”。具體來看,最大的一筆利潤收入是生資植保。楊建強又細算了賬目:“我社現有社員2.6萬多戶,金鄉總計耕地面積80萬畝。我社現在總計半托管社員農戶土地12.6萬多畝。對成員農戶施行五統一的管理辦法:統一種子、統一技術、統一使用化肥農藥、統一管理、統一銷售。種植的各個環節我社均高度參與。春季追肥收益10元/畝×12萬畝=120萬元;夏季飛防植保收益20元/畝×6萬畝=120萬元;秋種底肥收益30元/畝×12萬=360萬元。”
排在第二位的是大蒜配資。這一點與金鄉縣是全國最大的大蒜集散地密切相關。這也是楊建強首先帶領記者參觀他的“洞”的原因。
楊建強介紹說,金鄉為全國大蒜交易市場,客戶眾多。合作社在金鄉縣各鄉鎮共有冷藏庫16余座,共計12000噸儲存量。通過為信譽較好的客戶提供50%~70%的大蒜收儲資金,配資規模達到4800萬元,收取一定的服務費。
“客戶的大蒜儲存在我社自有冷庫中,倉儲費用和服務費用為共同收益。而且沒有風險,如果價格較低時候,我社可自行出售貨物以確保資金安全。倉儲費300元/噸×12000噸=360萬元;大蒜配資服務費:貨幣差額收益60元/萬-月×4800萬×6個月=172.8萬元。”
這里有一個類似“強行平倉”機制。在金鄉縣的大蒜收儲環節上,金融機構也有類似的機制。你要存儲大蒜,金融機構可以給你五成的配資,但大蒜是作為抵押物的。大蒜價格漲了,皆大歡喜;如果跌到一定價位,金融機構會出賣大蒜,斬倉止損。
另外的一塊大頭是政府補助資金。這一塊是300萬元。“根據中央文件精神和縣里的發展規劃,爭取政策扶持資金,建設一、二、三產業融合的現代農業示範園區。”
給一個億也不能要
雞年春節剛過,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發布,共提出6個方面33條舉措。其中一大舉措便是推進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積極探索新型農村合作金融發展的有效途徑,穩妥開展農民合作社內部資金互助試點,落實地方政府監管責任。
新型農村合作金融改革,山東是全國範圍內唯一的試點省份。
農村合作金融的實質是農民專業合作社內部信用合作。2015年年初國務院批複山東省的“試點方案”規定得很明確,其原則包括:堅持服務“三農”本質要求,著力解決農民生產經營活動中“小額、分散”的資金需求,促進農業農村經濟發展;堅持社員制、封閉性原則,不吸儲放貸,不支付固定回報,不對外投資,不以盈利為目的;堅持社員自願,互助合作,風險自擔;堅持立足農村社區,社員管理,民主決策,公開透明。
但農村合作金融也蘊藏著很大風險。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王曙光曾在《第一財經日報》撰文,提示農村信用合作的7大風險:第一,社會資本的逐利動機強烈,扭曲其合作金融的初衷和宗旨,使得資金互助不是為農民服務,而是為投機資本服務;第二,有些合作社治理結構不規範,影響到信用合作的效率和決策的穩健性;第三,有些合作社基本以信用合作為唯一業務,其信用合作的產業基礎不牢固;第四,風險防範機制和內部流程不完善不規範,隱含著大量操作風險;第五,農民對金融業務不熟悉,導致操作風險;第六,農民信用合作經營者的道德風險隨著合作金融規模擴大而增大;第七,某些地區地方政府存在過度介入行為,極大地影響了農民信用合作的信貸質量。
楊建強是一個心里“很有數”的人,他也不貪心。他說,如果放開社員的入社資格,現在籌集的資金就不是2000萬元,而是一個億以上了。但這些資金如果真的都入了社,也是很燙手的。
楊建強在合作社內部成立了“保險公司”。養殖業的風險很大,一場動植物病害下來,養殖戶可能血本無歸。楊建強曾以合作社名義到保險公司申請入保,但保險公司拒之門外。於是,楊建強想了一個辦法:養殖戶每只鴨子提2分錢,合作社負擔3分錢,收購鴨子的公司承擔5分錢。這樣,每只鴨子就有1毛錢的保險基金了。現在,已經歸集到40多萬元的基金,萬一養殖戶發生重大損失,符合條件的養殖戶是可以通過這筆基金渡過難關的。
采訪中,楊建強告訴記者,合作社對社員發放借款,是有嚴格程序的。其中,有不良嗜好的沒有借款資格。
楊建強的合作社嚴格規定了互助金的“5個不借”:借款人及擔保人的信用償還能力有問題的、有不良嗜好的、家庭不完整的、年齡超過55歲的、在銀行有不良信用記錄等情況,都不予以借款。
楊建強說,這些規矩都是他自己琢磨出來的。他深知基層農村的人員構成,有的人就是“二流子”,有了錢就去喝酒、賭博。這樣人具有很大風險,所以他特別強調了有不良嗜好的人不能入社,更不能從合作社借款。
來看一下楊建強合作社的風控機制:嚴格執行信用互助業務“借前調查、借中審查、借後跟蹤”的流程環節。在互助金發放前、中、後皆制定了嚴格的流程和書面材料,即事前申請、調查,事中錄音錄像、面談、面簽、會審,事後跟蹤服務。借款的錄音、視頻、照片等影像資料齊全。
此外,請法律專家完善、規範信用互助金發放合同,完善手續;每筆信用互助金采取一戶兩保制,即一戶社員需要資金,需要另外兩戶社員提供擔保,確保互助金的安全性。
所有投放的信用互助金按每筆70元保費,最高保額5萬元,都繳納了商業保險,確保互助金的安全;成立風險基金,保障社員利益,通過主營的養殖業務中間產生的服務費,提取了一部分資金作為風險金。
在采訪中,第一財經記者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農村合作金融是農民“聯合自治”的一個平臺,而不是利用合作金融這個渠道去圈錢、去賺錢。
“我看中的是合作社這個平臺。說實話,我現在並不缺少資金,我有好幾個‘洞’呢。但我覺得合作社這個事兒有意義。最簡單的例子,農民之間的借貸,有兩種情況:一是高利貸,二是礙於面子不收利息。通過合作社這種方式,該收的利息就收啊。”楊建強總結道:“這對民間借貸其實是一種規範。”
“我現在最大的收獲是,通過信用合作的開展,拉近了合作社與社員之間的關系,帶動了合作社其他業務的蓬勃開展。通過合作社的規範,也帶動了我們自身的規範,從業務到管理都上了一個層次。這對企業自身來說是很受益的。”楊建強最後說,“一年一兩千萬元的利潤,對大企業是九牛一毛,但對我們這麽一個農村合作社來說,大家都很興奮,都很有滿足感。”
在金融風險調控的大背景下,上市公司作為經濟的“微觀端”,必然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金融風險嚴控針對的是整個經濟,影響面會很廣,也會慢慢傳導到股市。總的來說,債務方面會受到影響,包括上市公司本身的負債和上市公司股東的股權質押可能都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一位資深市場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記者了解到,目前一共有309家公司的資產負債率超過了70%的警戒線,此外,有86家公司的擔保額超過了凈資產,“高負債+高資產”的模式在A股公司中相當盛行。此外,不少上市公司股東還進行了大手筆的股權質押,在股市承壓的背景下,被強制平倉的風險閃現。
上市公司“自身難保”仍舊高擔保
“金融風險嚴控本質上是為了防止‘脫實就虛’,資本市場作為受影響的一部分,股市已經受到了影響。借來的錢總歸是有風險的,很多上市公司都有著很高的負債,一些公司還在做擔保,如果一個環節出了問題,就會形成惡性循環。”上述市場人士表示。
申萬宏源首席宏觀分析師李慧勇認為,一方面,供給側改革的過程中,企業出現兩極分化,一部分大企業收到了改革的成效,經營效益好轉,一部分小企業更多地感到了生存的壓力,激化了原來的債務矛盾。
另一方面,過去流動性環境比較寬松,一些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還比較不錯,現在國際上美聯儲加息和縮表,我國的市場利率也出現顯著上升,再加上監管的因素,導致一些民營企業無法通過非正規金融獲得其所需要的資金,使得其前期靠“借新還舊”來維系的局面面臨較大的風險。
今年以來,無論是A股還是港股都不斷有上市公司出現債務問題,債務風險事件不斷,無法兌現的情況時有發生。事實上,負債經營對於上市公司而言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是如果負債過高,對公司而言就會帶來壓力,而如果疊加高擔保,那麽風險系數不言自明。
第一財經記者統計了解到,目前來看,一些上市公司正在進行“高負債+高擔保”模式,使得這些公司積聚了很大的風險。
到目前為止,一共有2882家公司發布了年報,而按照去年的年報數據來看,已經有309家公司的資產負債率超過了70%的警戒線,其中更是有4家公司的資產負債率超過了100%,分別為*ST雲網、*ST河化、*ST滬科和*ST重鋼,這幾家公司的資產負債率分別高達128.19%、111.35%、100.96%和100.3%。
如果說資產負債率是“顯性負債”的話,還有一個“隱形負債”的指標——擔保總額占凈資產比例也同樣值得關註。
企業在經營的過程中,為子公司或其他企業的融資、負債行為進行擔保,是一種常見的商業行為,但是,在實際經營的過程中,多家上市公司擔保帶來的潛在風險已十分緊迫。
擔保一般是指債權債務擔保,它在企業投融資過程中起到了保障作用。如果債務人不能及時清償債務,就應當由擔保人代替清償。分析人士認為,對於上市公司來說,擔保實質上是隱性債務的一種形式,過高的擔保意味著企業的隱性債務較高。一般認為在該指標30%以內較為合理。
目前來看,一共有369家上市公司的擔保額占凈資產比例超過了30%,更是有86家公司的擔保額超過了凈資產。其中,亞星化學的情況最為誇張,公司的資產負債率已經高達99.57%,而與此同時,公司目前的擔保總額居然是凈資產的26.18倍。
年報顯示,亞星化學2016年度公司實現歸屬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 2678.17 萬元,實現了扭虧為盈。非經常性損益合計為10065.73 萬元,主要項目是收到濰坊市財政局財政補貼1億元。
此外,還有多家公司存在“高負債+高擔保”的情況,如龍江股份的負債率是91.17%,而公司的擔保總額占凈資產的比例為509.69%,雲南城投的這兩項指標則分別高達89.22%和454.56%。
強行平倉風險難消
“嚴控金融監管的背景下,進入市場的資金很可能會減少,我不認為接下來會有指數行情,如果股市一再走低,那麽上市公司的股權質押可能會受到影響。”上述市場人士認為。
今年以來,上市公司股東股權質押不斷,到目前為止已經3000筆股權質押,涉及了1087家上市公司,在3205家公司中,占比達到了33.92%。其中,未解押股數最多的幾家公司為包鋼股份、新湖中寶和供銷大集,涉及的股份數量分別為732670萬股、267075萬股和222308萬股。
茂業商業以79.49%的質押比例,成為滬深兩市股權質押程度最高的上市公司。根據茂業商業今年一季報,其第一大股東為深圳茂業商廈有限公司,持股14.81億股,占總股本比例85.53%,這部分持股中,共計有11.06億股被質押。
“總體來說,股權質押成本相對較低,而且操作起來比較方便,所以是上市公司股東日常融資的常用手段。一般能融到的資金是在市值基礎上打4~5折,還是比較安全的,但如果遭遇股市較大波動,則可能出現強行平倉風險,這樣對股價的打壓就會很大。”某私募人士表示。
事實上,隨著市場的下跌,這樣的例子在A股上已經逐漸顯現。4月25日,勤上股份發布公告稱,因控股股東東莞勤上集團有限公司、實際控制人李旭亮及其關聯人李淑賢部分質押的公司股票已接近平倉線,公司已向深交所申請,自4月26日開市起停牌。
招商證券有觀點認為,根據股權質押業務部門的政策,相關股票價格即使跌破警戒線和平倉線,絕大部分情況下也不會被強制平倉,而是由股權質押部門通知大股東完成補倉,若由於特殊原因,大股東無法完成補倉,往往會采取停牌、組織資金拉升股價等措施,因此在整體風險可控的情況下,強行平倉非常少見。
渤海證券分析師宋亦威認為,盡管一季度經濟數據良好,但由於金融風險監管力度的加強,市場依舊難抵下行風險。當前經濟數據的強勁,正為加強金融市場的去杠桿化提供最佳時間窗口,因此去杠桿對市場流動性的壓制在短期內仍難緩解。
在“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實中,到處活躍著中國企業的身影。不僅有看得見的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密集落地,也有基於數字化的互聯網技術和思想文化的傳播。
中國科技公司正在把成功的互聯網經驗輸出海外。搭上“一帶一路”的快車,東南亞國家將率先分享到中國互聯網經濟發展的好處。
受邀參加“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以色列在華投資人、Infinity集團總裁阿米爾·蓋勒(Amir Galor)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中國企業已經在基礎設施方面進行大規模海外建設,未來‘一帶一路’不僅將在資金上支持中國和國際的科技創新交流,讓一大批中國企業走出去,而且在文化和人才上將更加包容,會看到更多中國商業模式的輸出,中國企業會找到更多全球合作夥伴。”
數字化服務貿易潛力巨大
埃森哲向第一財經出具的數據顯示,基於CB Insights數據的分析,2017年第一季度,亞太地區金融科技企業獲得了11億美元投資,占全球金融科技投資總額51億美元的21%。
雖然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巨大的市場足以讓中國的互聯網公司不必考慮海外擴張,但是現在的情形發生了變化,這些互聯網企業的客戶正在走出去,這讓科技公司不得不追隨客戶的腳步。羅蘭貝格亞太區總裁戴璞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一帶一路’能為工業和物流創造一個現代化的網絡。這同時也有助於全球化由依靠資本分配和勞動力分布的傳統模式轉向更具包容性的新模式。”
數字化在貿易中起著越來越核心的作用,將加速貿易生產周期。隨著海港、空港、鐵路、航運、工業園區和城市之間的聯系變得更加緊密,大規模的數據源源不斷地產生,需要分析提煉。中國生產制造工業網絡的數字化將在“一帶一路”上發揮更大的競爭力。資源將在更大的空間得以重新分配,從而實現成本最低化。在數字化的“一帶一路”上,生產制造都將變得更加靈活,縮短生產周期,實現按需分配。
戴璞說:“普京在‘一帶一路’高峰論壇開幕式上說,‘一帶一路’倡議將創造全新的經濟空間,與太平洋、大西洋緊密聯系。”基礎設施建設、自貿談判、金融投資、旅遊貿易都離不開技術和數字化的支撐,而中國的互聯網巨頭擁有必要的資源和客戶來支撐這種趨勢的發展。
埃森哲全球副總裁、大中華區副主席吳琪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數字經濟的興起和快速發展為中小企業深度參與全球價值鏈提供了良好契機。未來,更多的中小企業將憑借創新的數字產品和服務直接進入國際市場。”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分析,全球貨物貿易增長放緩,數字化服務貿易正逐漸成為貿易增長的關鍵。2015年,全球將近一半的服務貿易是由數字技術驅動的。中國的數字化服務貿易占總服務貿易的份額達31%。未來15年間,中國的數字化服務貿易將從100多億美元增長到880多億美元,增長潛力巨大。
埃森哲預計,到2020年,中國跨境B2B電商交易額將達到1.24萬億美元,全球占比超過一半;亞太區跨境B2C電商交易額占到全球的48%。
內容出海
印尼擁有2.6億人口,移動互聯網用戶1.32億,人口紅利僅次於中國和印度。印尼基礎建設較好,人民相對富足,經濟發展速度快也帶動了整個通信和互聯網產業的高速增長。
中國互聯網公司APUS一年多前投資了印尼互聯網媒體公司ZOOMY,這被認為是APUS在印尼市場下出的一步好棋。ZOOMY去年Wi-Fi入口流量相比2015年增加10倍,一躍成為印尼最大的Wi-Fi入口運營商。
APUS目前已經擁有全球超過10億的用戶體量。APUS創始人李濤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公司瞄準了新興市場用戶的移動互聯網體驗,試圖將中國用戶使用互聯網的理念與習慣帶給東南亞市場的本土用戶。東南亞市場是APUS海外布局的重中之重。”
APUS也被當地政府視作是依靠中國資本、推動印尼市場發展、深耕亞洲的經典投資案例。今年3月,印尼駐華大使蘇更·拉哈爾佐到訪該公司,並表示廣泛歡迎各國投資,外國投資者在印尼創辦高新技術企業機會巨大。
自2016年起,印尼政府就放寬外商投資限制,以進一步吸引外國投資,將外商投資作為未來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改善投資環境、開放投資管理體制成為印尼政府的重要工作。
出海投什麽?李濤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未來3~5年,看好內容運營類。”2016年被稱為“內容創業”元年,直播、短視頻、音頻、新媒體、知識付費等一大批內容創業項目獲得投資。內容出海也被提到很多次。
“中國互聯網公司出海,馬上就要進入內容運營時代。”李濤稱,在2016~2018年,內容運營時代開啟,APUS會更多地選擇打造產業鏈,或者通過資本合作的模式,或者輸出產品、技術、用戶、流量的模式,在當地找到合作夥伴,獲得高速增長。這一行業的國內參與者,包括新浪、搜狐、網易、今日頭條、優酷土豆等。
李濤表示:“中國企業將把新聞聚合、視頻、直播,以及小遊戲的運營帶到海外去。”他還預測,到2020年,傳統的商業經營窗口將會打開:電商、O2O、互聯網消費金融等,將成為主流。
在內容方面APUS是獵豹最大的競爭對手。獵豹移動CEO傅盛認為,內容和工具一樣,海外文化壁壘也沒有想象中那麽高,只是國內產品還對海外市場缺少了解,對於國內國外的互聯網公司,都還有巨大成長機會。獵豹去年斥資5700萬美元收購新聞聚合平臺News Republic,同時也推出了自己的社交直播應用Live.me,這標誌著獵豹移動正在從工具出海轉向內容出海。
自2012年成立以來,今日頭條一直深耕國內市場,在國際化上少有突破,直到2016年下半年才重點布局國際化。去年10月,今日頭條領投了印度最大的新聞聚合平臺Dailyhunt的D輪融資,創始人張一鳴加入後者的董事會,並於今年2月3日以1920萬美元收購Dailyhunt部分股份。
盡管起步較晚,但今日頭條突然加速投資反映出其海外戰略的決心和野心。而中國出海的創業者,也都紛紛將今日頭條的這種聚合模式,搬到印度、印尼、馬來西亞和中東等地,瓜分海外市場。
在印尼市場,目前新聞聚合類平臺排名第一的是阿里巴巴旗下優視科技的UCNews,該部門被劃分在阿里的移動事業群內。由於UC和阿里在出海方面有著一定的經驗積累,因此其後發優勢非常明顯。
年輕的市場
在印度孟買街頭的一家星巴克,陽陸育欣喜地發現有兩個青少年正在全神貫註地玩著Musical.ly,絲毫沒有發現有人已經盯著他們看了很久。陽陸育稱這些玩Musical.ly的年輕人為muser。
約三年前,陽陸育和他的合夥人朱駿一起創立了這款短視頻+音樂的社交應用軟件Musical.ly,類似Snapchat,但更加聚焦在音樂上。用戶能通過自己拍攝的視頻,配上樂庫的音樂,從而快速地創建時長15秒的音樂視頻;或者選擇自己喜歡的音樂背景,通過對口型以及肢體語言來制作音樂視頻,深受年輕人喜歡。
盡管是一家中國公司,Musical.ly卻是在北美市場發家的,它曾攀上過全美iOS總榜第一。Musical.ly為年輕人提供了自由發揮的平臺,去年用戶數達到6000萬。Muser們線上從音樂中獲取靈感,線下自發組織聚會,還跑到亞馬遜買來印有公司LOGO的T恤,穿著招搖過市。
Musical.ly投資人、紀源資本(GGV)合夥人童士豪說:“Musical.ly能將一款工具變成社交網絡,這種能力令我印象深刻。”但陽陸育向第一財經記者坦言,公司雖然是中國企業,但最初主打的是歐美市場,在出海東南亞方面還有很多需要學習的。
中國一些軟件收到印度年輕人追捧
幫助中國App做全球移動效果營銷的Appcoach公司CEO王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東南亞市場看中國公司就像中國看美國公司,中國企業相對東南亞企業要發達很多。中國企業近年來越來越多地去東南亞投資,因為這個市場具有成本低、投入少、人口多、數據規模大等諸多優勢,同時也能幫中國企業講好海外故事。”
直播平臺BIGO LIVE是網絡直播公司歡聚時代(YY)為出海專門設計的產品。目前BIGO LIVE在東南亞主要五個國家社交類App榜單均排名前五,主要面向18~25歲年輕群體,其采用的實時美顏等技術受到印尼青年用戶的追捧。用戶可在BIGO LIVE上觀看全球熱門視頻直播,打賞主播並保持實時互動。
歡聚時代CEO陳洲在今年3月博鰲亞洲論壇上曾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其今年的重心主要在內容升級和加速全球化兩個方面,將加快對全球品牌和市場的戰略投入。
全球化戰略背後邏輯很清楚,中國的互聯網人口只占全球互聯網人口的五分之一,如果不在全球配置資源,追求規模化效應的產品,五分之一無法跟五分之四競爭,所以出海加速全球化是必然的。
移動支付新戰場
“東南亞是富人生活最便宜的地方、窮人生活最貴的地方。”這句話在當地廣為流傳,意指傳統金融服務的成本和費用太高,在勞工匯款數量巨大的東南亞國家,跨境支付成本對中低收入群體的負擔更加凸顯。在這樣的背景下,當地對於移動支付的呼聲高漲。移動支付能極大幫助東南亞的小微企業和中低收入群體。據PayPal東南亞總經理拉胡爾·辛格爾(Rahul Singhal)介紹,東南亞有350萬自由職業者,移動支付使其能為全球客戶提供服務。
支付寶母公司螞蟻金服從2015年對印度Paytm進行投資和技術支持,目前Paytm已經成為印度版的 “支付寶”,成為印度最大的移動支付平臺,擁有2.2億移動電子錢包用戶。
上周末一場“現金不再為王”的論壇在柬埔寨首都金邊舉行,移動支付成為討論的熱點議題。人口眾多、智能手機普及率高、年輕化、傳統金融機構覆蓋不足——這些特點使東南亞地區成為移動支付的天然市場,但該地區移動支付發展速度卻遠遠不足,為傳統銀行和互聯網公司提供了巨大的市場潛力。
以柬埔寨為例,盡管該國人均GDP不足1200美元,信用卡普及率只有不到0.3%,但手機擁有量為人口總數的125%,尤其是三分之二的人口擁有智能手機,為移動支付和電商提供跨越發展的機會和想象空間。
萬事達總法律顧問兼首席特許經營官蒂姆·墨菲(Tim Murphy)在會上稱,東南亞區域內95%的交易仍使用現金,要脫離對現金的依賴,首先需要消費者有“唯一的身份識別系統”。還要保證渠道的安全性,做好投資者教育,並保證其網絡使用的便捷。
移動支付可以極大減少跨境支付的成本,其核心是“去監管”,即監管機構盡力避免保護主義,保持開放的態度,不排斥外來企業提高本地的技術能力和服務便利性。咨詢機構羅蘭貝格的研究報告顯示,在非洲和東南亞,移動支付解決方案有利於助推那些技術和基礎設施建設欠發達地區的發展。
戴璞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互通互聯和技術創新是關鍵,不僅能讓欠發達地區發展起來,而且能夠讓中國成功企業通過‘一帶一路’創造新的財富。無論是通信設備制造商華為,還是移動支付解決方案的提供商螞蟻金服或者社交網絡騰訊,都已經在東南亞等市場迅速擴張。”
在“一帶一路”相關國家以技術出海方式,和當地公司互聯互通,促進當地經濟發展也成為像阿里巴巴這樣的中國互聯網巨頭的海外發展重點。螞蟻金服在為印度、印尼、泰國等多國打造本地版支付寶的過程中,幫助其建立起面向本地的普惠金融基礎設施,也促進了跨境貿易。
上個月,螞蟻金服和印尼Emtek集團宣布成立一家合資公司,開發移動支付產品。螞蟻金服還與東南亞電商網站Lazada旗下在線支付平臺helloPay合並,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和菲律賓等國家開始推廣支付寶應用。今年2月,螞蟻金服註資菲律賓最大數字金融公司Mynt。Mynt旗下擁有菲律賓最大電子錢包GCash,目前用戶超過300萬。去年11月,螞蟻金服與泰國支付企業Ascend Money合作,將螞蟻金服的普惠金融模式複制到泰國。
據螞蟻金服方面向第一財經記者介紹,未來還有數個針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技術出海計劃有待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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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數年前《來自星星的你》開始,到《歡樂頌》《微微一笑很傾城》……幾乎每部熱門時裝劇過後,都是“爆款”唇膏的大規模生長期。
一旦上癮,唇膏一支怎麽夠?國際大牌彩妝順勢追捧這一消費風潮。
5月16日,上海的來福士廣場中庭人群聚集,保安嚴陣以待。下午兩點鐘剛過,人頭攢動,維多利亞·貝克漢姆穿過出現在中庭搭建的展臺上。這一次,是為她的合作彩妝系列站臺。
王一惠(化名)當天正巧路過來福士。人潮喧嘩過後,她到雅詩蘭黛的精品店里逛了一圈。貝嫂合作系列的產品品類不多,無外乎是唇膏、高光粉、眼影之類;色調也不多,基本是屬於歐美人愛用的冷色調,單品價格在人民幣400~800元之間,高於品牌的日常款。
在這個亞洲國度,過去一兩年里,各大品牌的彩妝銷售開始大幅增加。隨著消費升級,消費者已不滿足於基礎護膚,對於彩妝的需求日益旺盛,彩妝消費人群也在逐年增多。
就全球市場而言,唇妝產品亦是彩妝品類中最受歡迎的——全球唇妝產品年銷量為15億支。在中國市場,“80、90後”們對彩妝的使用較上一代人更為普遍。當嬌艷欲滴的唇膏遇到情感訴求、個性化訴求強烈的“90後”,擦出的火花足以引爆巨大的消費力。
人人都愛化妝
王一惠在精品店沒有找到適合自己的,於是和朋友上了二樓的MAC。店家將唇膏櫃臺放置到了最顯眼的地方,一群年輕女孩圍著樣品在手上試色。王一惠在去年看過《微微一笑很傾城》後就種了草(意即“喜歡上某一事物”,多指消費品),終於她買下了那款西柚色的唇膏。
對於如今年銷售額超過100億美元的雅詩蘭黛集團來說,彩妝依舊是其最大的業務板塊。在全美排名第一的MAC亦是雅詩蘭黛旗下的品牌,占到集團銷售額的兩成以上。不過近年來這個品牌遇到了“老化”的危機,銷售一度下滑。好在,這家擁有超過30個品牌的大公司,依舊可以利用其多品牌組合銷售來解決問題。
根據雅詩蘭黛本月公布的季報,在截至3月31日的2017財年三季度,這家公司的銷售額和凈利雙雙取得增長。公司方面表示,這得益於其去年收購的兩個彩妝品牌Too Faced和BECCA,占銷售增長將近一半。
該公司首席執行官弗雷達(Fabrizio Freda) 在財報中稱,期內集團三大部門所有市場表現均有所提速,其中中國和旅遊零售渠道尤其強勁。
而該集團旗下另一個品牌TOM FORD2015年全年銷售5億美元,增長速度為29%。這一增長勢頭維持到了2017年,銷量依舊保持雙位數增長,直接帶動了雅詩蘭黛集團化妝品部門的銷售額增長。
新興市場的興起也會為其帶來業績,比如中國。中國消費者對於TOM FORD的熱賣顯然具有一定的貢獻。雅詩蘭黛中國公司的一位相關負責人透露,這一品牌在中國內地不過五家店,但這五家店的銷售卻全部擠進了其在全亞洲銷售網點的前十名,由此可見中國內地消費者的購買力有多強勁。
這個“5·20”你表白了嗎?數據顯示,年輕男性越來越喜歡將高端品牌唇膏作為禮物。
第一財經商業數據中心的《2017中國美妝個護消費趨勢報告》(下稱《美妝趨勢報告》)顯示,唇妝的口紅在國人美妝消費滲透率不斷上升,且保持高速增長,2016年銷量增速已達到美妝整體增速的5倍。作為彩妝基本品,口紅具有價格不高、使用方便、普及度高、易打造爆款等特性,其未來發展空間依然很大。
對於MAC來說,2017年的中國很有可能成為其福地。
另一家表現較為明顯的則是法國美妝集團歐萊雅旗下的YSL。2016年10月,YSL為新款口紅上市前做了一輪推廣。一個《叫男朋友送YSL星辰,他是什麽反應?》的帖子一時間刷爆了朋友圈。彼時的火爆程度,讓歐萊雅集團的首席執行官讓-保羅·安鞏(Jean-Paul Agon)也忍不住在2016年三季度業績會上強調:YSL特別受中國消費者的追捧,該品牌在該季度內獲得了40%的業績增長。
到了今年2月10日公布的2016年財報里,YSL成績亮眼,全年銷售額首次突破10億歐元(約合77億元人民幣)。
歐萊雅的年度研究報告認為,目前中國新生代消費者每年在美妝上的消費預算在全球都處於領先位置:人均預算為77美元(約530元人民幣),其中19~24歲消費者人均預算為85美元(約585元人民幣),是同年齡段的美國和法國用戶的兩倍多。
消費偏好向高端品牌遷移
毫無疑問,中國市場潛力巨大對於國際美妝巨頭來說有著極大的吸引力。
2015年與2016年連續兩年,由於中國政府對該大類產品進口關稅稅率與消費稅率的調整,護膚品和彩妝類產品國內外價差縮小幅度明顯,分別由2011年的84%下降到2017年的19%和21%。
熱門時裝劇一般會帶動美妝產品熱銷。在《歡樂頌》第一季里,蔣欣飾演的樊勝美使用昂貴的蕾絲面膜。(截屏圖)
大牌變得更為親民,同時中國消費者的品牌偏好也在升級。《美妝趨勢報告》在鎖定四年連續購買的成熟消費者的消費數據後得出結論:隨著消費者美妝消費的日趨成熟,品牌偏好會不斷向高端品牌遷移。
具體而言,主要體現在消費的高端化和品牌的多樣化。
數據顯示,2013至2016年這三年間,天貓美妝個護前100銷量品牌中,高端線數量占比越來越高,表現十分搶眼。在2016年的雙十一期間,國際高端品牌折扣力度低,但依然增長格外迅猛,高端線增速遠超國貨線、大眾線。
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麽貝嫂這次會為一個合作系列來到中國。其實貝嫂與雅詩蘭黛的合作並非首次。早在去年9月雙方就推出過一個系列,但彼時,合作系列的產品並沒有拿到中國內地市場來進行銷售。如今第二次合作登陸內地,貝嫂就親自飛來中國做宣傳推廣,對中國市場的重視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在歐萊雅集團2017年第一季度財報中,高端化妝品增長顯著,同比增長17%。該財報顯示,高端化妝品線的增長主要來自亞洲地區,貢獻了24%的銷售額,同比增長8%。財報中提到,中國成為高端化妝品消費的主力軍,“今年的前幾周,化妝品市場有點出乎意料地非典型。(對於歐萊雅來說)對高檔化妝品部的產品需求旺盛,特別是在亞洲。相反,對大眾化妝品和專業化妝品的需求很少。”
安鞏稱蘭蔻(Lancome)、阿瑪尼(Armani) 和 YSL這樣的彩妝品牌在中國很火,吸引了很多年輕人,“對於歐萊雅的高檔化妝品部來說,這個市場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消費者品牌偏好已在向高端遷移。
日本的資生堂集團也同樣嘗到中國消費升級的甜頭。根據這家公司最近新出爐的一季度財報,其中國市場繼去年恢複增長後,今年一季度取得了14.9%的增幅,由309億日元增至355億日元;營業利潤則同比大增88.6%,達到66億日元(約合4億元人民幣)。
資生堂集團指出,中國市場的雙位數增幅主要由旗下資生堂(SHISEIDO)、肌膚之鑰(CPB)和茵芙莎(IPSA)等高端品牌驅動。
高端品牌在中國電商的收入亦水漲船高,該業務在線渠道收入占比一季度接近10%,而上年同期只有低個位數的份額。由於護膚和彩妝品牌電商的推動,一季度,資生堂中國電商收入增速近30%。
資生堂方面向第一財經透露,公司整體的高端品牌產品在過去一年里保持了高達兩位數的增長。以公司去年在中國大熱的“CPB”為例,雖然品牌的櫃臺數量僅增加了6家,但零售業績卻增加了86%;而另一個“IPSA”在過去一年中的櫃臺數量增加了10家,銷售額則大增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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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局,就是一場互聯網江湖。
來源 | Alter聊IT
作者 | Alter
2014年的時候,烏鎮主辦了首屆互聯網大會。作為浙江人的丁磊盡了份“地主之誼”,喊來張朝陽、田溯寧等好友攢了一個飯局,一條長桌坐滿了8個人。
隨著烏鎮成為互聯網大會的永久會址,丁磊的飯局也就成了每年的固定節目。
2015年的飯局上,陣容擴大到11人,李彥宏、馬化騰、張朝陽、曹國偉、梁建章等互聯網大佬都在桌上。
2016年的餐桌增加到了三張,丁磊請來的朋友達到17人,被媒體形容為“中國互聯網的半壁江山”。
今年的飯局似乎要更有看頭,上座的嘉賓有新有舊,張朝陽、雷軍、王興、余承東、張亞勤、沈向洋、楊元慶等人還在,去年脫場的李彥宏和馬化騰重新回到了飯局,還新加入了劉強東、程維等新面孔。
好事的媒體顯然不願意放過互聯網大佬的聚會的機會,早早的守在津驛客棧,探聽飯局的話題和八卦,也為我等吃瓜群眾貢獻了不少的談資。
不過在丁磊的飯局4.0中,同樣是浙江人的馬雲再次缺席,有關二人交情的揣測和八卦在問答社區中好一番沸騰。
一
魯迅在給許廣平的《兩地書》中講了這樣一件事:大意是浙江的學子們歡迎馬寅初,非要拉著魯迅一同去照相,魯迅竭力拒絕,說服自己的理由便是“道不同不相為謀”。當然,這句話在現在幾乎被用壞了。
魯迅和馬寅初都是浙江紹興人,一個是作家,一個是經濟學家,年齡僅相差一歲,又同在北京大學任教。但魯迅這個耿直Boy並不喜歡馬寅初的行事風格,北大的其他教師大多坐人力車去授課,唯有馬寅初財大氣粗,坐的是中國銀行的大馬車…..可見大人物和我們凡夫俗子一樣,也有自己的小九九。
回到馬雲和丁磊身上,行事風格上的明顯差異,或許才是二人極少同臺,並引發外界猜測其交情好壞的誘因。
馬雲在2017年的大手筆莫過於雙11前夕的《功守道》,人民藝術家馬老師終於實現了自己的功夫夢,接連將吳京、甄子丹、李連傑等功夫巨星打趴下,即便是不媚俗的王菲,也被馬雲拉來合唱了一首《風清揚》。馬雲是一個擁有強大氣場的人,這種特質決定了與生俱來的主角光環,而馬雲似乎也很享受這種感覺。
相比之下,丁磊要低調的多,烏鎮上擺的飯局差不多是丁磊在一年中最高調的時刻。只不過,丁磊是飯桌上的主人,卻不是整場飯局唯一的焦點,所談論的可能是風月,可能是豬肉,怎麽看都像是朋友之間的小聚,吃飯、喝酒、遊戲。因為身份和地點的特殊性,吸引了大波科技媒體的興趣,畢竟還有什麽比大佬間的八卦更能吸引眼球呢?
丁磊和馬雲並非沒有交集,畢竟“老鄉”在漢語中一直是一個感情豐富的詞匯,丁磊和馬雲之間並不缺少“老鄉情誼”。在21世紀初的“西湖論劍”中,彼時的阿里巴巴遠未取得今天的成就,丁磊卻早早登上了財富金字塔的頂端。丁磊特地來到西子湖畔捧場,馬雲也給足了丁磊面子,甚至於2006年的時候,網易和阿里巴巴在同時在濱江拿了兩塊地,成了物理空間上的鄰居。
網易杭州研究院在2011年才正式啟用,丁磊早在2009年就宣布“養豬”,淡出了主流媒體的視線之外。阿里巴巴還是一家電商平臺,但C2C的淘寶早已掩蓋了B2B的輝煌,阿里在杭州的總部從濱江遷到了淘寶城。
中間發生了什麽,只有猜測,沒有實錘。
二
杭州真是一個神奇的地方,幾乎盤踞了中國過半的電商企業,也因此被冠之為“電商之都”的名號。
而網易杭州研究院啟用之後的幾年里,丁磊就把家搬到了杭州,或許是有染於杭州的電商基因,在郵箱、傳媒、遊戲等領域占有一席之地的網易,開始積極開拓電商這個大市場,網易考拉海購、網易嚴選、網易味央等先後誕生。以至於在今年的烏鎮飯局上,丁磊也扮演起了網易電商產品的超級推銷員,網易考拉全球工廠店的圍巾、甘栗仁和豬肉脯、網易味央的豬肉、網易嚴選的黃酒……
阿里和網易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是創始人文化占主導的公司,馬雲和丁磊的個人習性,也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商業思路。這一點在電商領域表現的尤為明顯,馬雲在去年的雲棲大會上提出了“新零售”,丁磊在今年的兩岸企業家峰會上給出了“新消費”的概念,兩個“新”字使得外界再一次將馬雲和丁磊放在一起比較。
不得不說,馬雲和丁磊在對電商的理解上還真有一些共鳴。在十九大的報告中,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電商勢必要承擔解決這種不平衡的商業推手,新零售也好,新消費也罷,看到的都是這個大背景下的契機。
似乎不難厘清新零售和新消費的差異。電影中打敗天下高手的馬雲,講求的是“道”,新零售從貨和渠道的角度出發,進行供給側改革,也是阿里所擅長的商家路線;飯局上的丁磊放下商業大佬的光環,帶來了一場現實版的“丁磊私物推薦”,折射的是新消費的群眾路線。
當然,丁磊也有著自己的小九九,在網易考拉上線之前,整個公司並沒有太多的電商基礎,好在杭州“天時地利人和”,丁磊有著大把的機會去挖掘人才,補齊羽翼。但阿里註定是電商行業里躲不過去的巨鱷,照搬阿里的商業模式無異於以卵擊石。
網易擅長的是經營“人性”,有態度的新聞造就了跟帖文化;占據網易大半營收的遊戲,說白了就是一場迎合用戶心理需求的生意,在現實中得不到的成就和滿足,那就讓它在遊戲中出現。於是,基於用戶行為的研究成了網易電商的出發點。
其中似乎有幾分魯迅和馬寅初的影子。馬寅初對經濟的研究貴在高屋建瓴,魯迅的新文化運動本質上是在洞察人性。這樣的比喻可能並不準確,魯迅和馬寅初活的“河水不犯井水”,但丁磊和馬雲會相安無事嗎?
三
阿里的市值是網易的10倍有余,倘若丁磊是一個睚眥必報的人,這幾年他活的肯定不開心,曾經的“小弟”成了今天的“成功學教父”,難免會有幾分不平衡。但吳曉波偏偏說:“大富豪中,幾乎沒有真正快樂的, 除了網易丁磊。”
張朝陽道出了其中的原因,當媒體問及在飯局上聊了什麽,張朝陽的回答是:“不會聊很商務的話題,不會比說誰更牛逼,反而是大家有一種惺惺相惜的感覺。”丁磊喜歡的可能就是這種惺惺相惜的感覺,無論是去年還是在今年,當媒體在烏鎮問及較為敏感的問題時,丁磊總是選擇借故離開。
丁磊和馬化騰的關系最能反映這種“惺惺相惜”。1995年的時候,丁磊專門坐火車從廣州趕到深圳看望網友馬化騰,但在隨後很長一段時間內,騰訊都是網易最大的競爭對手,郵箱、新聞、遊戲,幾乎所有網易涉足的領域,都有騰訊的身影。在今年的飯局4.0中,馬化騰再次亮相,還有傳聞稱二人在飯後比賽“吃雞”。
所以在電商這個屬於阿里的主戰場上,網易選擇的是“劍走偏鋒”,先後誕生了嚴選模式和考拉模式,均不同於國內現有的電商案例。
值得一提的就是網易的考拉模式,立誌成為線上的Costco,推行精選、品質和用戶關系的商業模式。可以猜測一二的是,Costco是世界上僅次於沃爾瑪的零售巨頭,卻只專註於服務美國5000萬的中產階級,有效規避了和沃爾瑪、家樂福等大眾型零售巨頭的正面對抗,這似乎是現階段最適合網易的電商姿勢。
或許網易離電商第三極的目標已經不遠了。在艾瑞、艾媒等咨詢機構的數據中,網易考拉已經是國內最大的跨境電商平臺,在綜合類電商中排名第七,加之網易嚴選的的市場份額,網易味央在農業電商上的攻勢,網易似乎有機會在已經板結的電商格局中異軍突起,找到一條不同於阿里和京東的差異化路線。
遊戲和電商是互聯網世界里最賺錢的兩個領域,丁磊抓住了第一個,按照江浙商人的性格註定不願意錯過第二個。只是當網易電商如願成為行業第三極的時候,電影里的馬雲和飯局上的丁磊,又會發生怎樣的故事呢,繼續惺惺相惜,各自安好,還是如同阿里和京東間的劍拔弩張?
“集五福是從2016年春節誕生的一個互動小遊戲,經過三年時間,這個小遊戲卻成了許多用戶惦記的一份年味,一種新年俗。”支付寶集五福活動負責人冠華在接受科技日報記者采訪時說。
支付寶正式公布,今年將繼續舉辦集五福活動。冠華已經連續第三年操持該活動,他說:“過年回家好久不見的親友,交換福卡成了一個拉近距離的話題,至於最後的分獎,只是圖個樂呵,大家已不太在意。這才是支撐我們一年一年做下去的理由,我們希望集五福成一個互聯網時代過年的年俗。”
冠華表示,臨近春節,支付寶每天都接到大量用戶的問詢,“今年集福活動什麽時候開始?”“沒有集福都感受不到過年的氛圍”。許多網友表示,經過之前兩年春節的熱鬧,用支付寶集五福已成為過年的小念想。
據分析,五福的“金錢”屬性已逐漸被淡化。去年五福活動有1.68億人集齊,相比於人均1.2元的獎勵,用戶更在意的是集福卡過程中的那份熱鬧和集齊福氣後對下一年美好兆頭的象征。
今日頭條今年第一次推出了春節紅包活動。從2月8號開始,用戶可通過集生肖卡、紅包雨、拍小視頻拜年等多種方式,獲得新春紅包。
今日頭條“發財中國年”紅包推廣項目負責人李禹潼表達了與冠華相似的觀點。她說:“推出春節紅包一方面是為了感謝用戶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希望通過多種多樣的紅包活動,將傳統民俗文化和互聯網紅包結合起來,讓用戶在移動時代也能感受到中國傳統春節中的那種‘年味’。”
“通過集五福等,福文化在更多人中傳遞開來。”冠華說,今年在泰國、日本、新西蘭、芬蘭等熱門境外遊國家中,不少外國商家也早早在自己的店里貼出福字,籌備起了中國年。有海外商家稱,“雖然不知道福的意思,但覺得和聖誕樹一樣,是節日必備。”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根據新春集福秘籍,支付寶用戶有三種獲得福卡的方式。“AR掃福字”,除了掃福字外,還可“掃手勢”。即打開“AR掃一掃”,讓自己的親朋好友在手機鏡頭前比出“五福到”手勢,就有機會獲得一張福卡;還有是通過“螞蟻森林澆水”“螞蟻莊園捐金蛋”小遊戲獲得福卡。此外,支付寶今年還新增“一字千金”紅包功能,用戶可從祝福字庫中任選一字,並根據系統隨機生成的金額紅包一起送給好友。
QQ也加大紅包力度,在春節期間派發“走運紅包”等。即初一到初三可根據當天走路步數換取抽紅包機會;除夕到初八,推出“聯名限量款紅包”,用戶在給好友發QQ紅包時,可選擇品牌商品的專屬個人紅包等。
淘寶宣布,春節期間,用戶打開手機淘寶,即可獲得3個待開紅包,分享給其他用戶打開後,分享者和被邀請者都有機會獲得現金紅包。綁定淘寶親情賬號,一人中獎,所綁定親情賬號的家人會一起中獎,獎品成倍增加。
從上述春節紅包規定可看出,不管是哪一種紅包,商家都非常註重用戶與親朋好友的關聯和推廣。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主任曹磊說,紅包大戰的本質是對移動支付市場用戶的爭奪。春節紅包作為移動支付的一個重要場景,各方都想盡可能地獲取更多用戶。
據統計,目前互聯網行業獲得一個優質客戶的成本約為100—300元,獲客成本高。
不管是支付寶、QQ還是淘寶等,各家的春節紅包也是緊扣自身戰略來做策劃。艾媒咨詢CEO張毅表示,騰訊天然有社交媒體的流量,阿里要通過其他渠道去引流。淘寶目前以青年的女性用戶為主,本輪春節營銷活動,可能是寄望於此舉帶動家庭其他成員,特別是老年或中老年人群參與到淘寶消費中來。
QQ重磅進入春節紅包市場也與其自身用戶下滑情況有關。騰訊2017年第二季度財報顯示,QQ和QQ空間的月活用戶比去年同期分別下降5.4%和7%。其實下滑的拐點在2017年初就已出現。對此,有業內人士表示,從目前情況和未來發展趨勢看,QQ希望借助春節紅包來挽回頹勢,可能是杯水車薪。
隨著目前線上流量紅利不斷弱化,純電商時代的結束,線上與線下流量的融合已是大勢所趨。阿里系提出“新零售”等比較早,線下布局比較紮實,交易場景也比較多。因此,在今年的集五福活動中,新增加了通過“螞蟻森林澆水”和“螞蟻莊園捐金蛋”方式來獲取福卡。“螞蟻森林”和“螞蟻莊園”是支付寶內置的兩款環保遊戲,其目的是通過遊戲這種喜聞樂見的方式,引導用戶參與公益項目,同時增加用戶對支付寶的認同和依賴程度,增加產品黏性。
微信事業群總裁張小龍曾表示:“探索線下精彩生活,是微信下一步的重要計劃。”
因此,微信今年雖然沒有推出線上紅包,卻開始強調線下支付。比如通過“搖搖樂”,用戶在指定商家消費後即可通過小程序參與搖獎,最高可免單200元,還有機會獲得隨機金額的無門檻到店紅包。而用戶通過掃描商店內的“附近優惠”小程序碼,就能快速查看和領取商家及品牌的春節優惠券,大牌更低至1折起。
張毅認為,今年紅包大戰強調的已不是移動支付本身,商家關心的是綁定支付以後做什麽。比如微信過去一年主要推廣的產品是小程序,春節優惠策略也與小程序進行了結合。
微信支付今年除了在一二線城市深耕以外,還計劃拓展到三四五線城市。“現在能看到,線下的移動支付市場比線上要大很多。”騰訊市場部有關負責人表示,“這其實是一個長期的活動。針對到春節活動,我們會有一些新穎的形式,但整體上都是基於微信支付的一些線下的場景拓展。不管是去賦能商戶,還是給到終端用戶一些更好玩的體驗。”
來源:科技日報 記者:李禾
主業發展停滯甚至連年萎縮,卻將大量資金用於炒股。2018年上半年,跌宕起伏的A股,讓一些熱衷於炒股的上市公司,嘗到了苦果。
公開信息顯示,截至8月1日,在已經披露2018年半年報的上市公司中,至少已有10家企業炒股出現了浮虧。除了少數盈利外,絕大多數炒股的上市公司,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虧損,虧損金額少則十余萬元,多則過億元。
進行了股票投資的上市公司,既有新加入的新手,也有沈浮股海近十年的“老手”。一些上市公司炒股浮虧,已經嚴重拖累業績,導致凈利潤虧損。一些上市公司多年來大手筆投資炒股,經營已經每況愈下,營業收入、利潤連年下滑。
不僅如此,一些上市公司有資金投資股票,卻吝於發展主業。而頗為諷刺的是,部分上市公司主營業務所需資金要向銀行貸款,卻連續數年動用數億元乃至數十億元資金炒股。半年報數據顯示,蘭州黃河、順灝股份等公司,股票投資金額均在數億元以上。
多家公司上半年炒股虧損
根據公開披露信息,群興玩具、建新礦業、弘業股份等虧損額在300萬元~620萬元之間,蘭州黃河、中鋼國際浮虧則達數千萬元至億元以上,只有盛和資源虧損額在10萬元級別。
公開數據顯示, 持有上市公司股票家數最多的,是順灝股份、蘭州黃河、盛和資源3家。截至6月底,這3家公司分別投資了7家、8家、12家上市公司的股票,但基本上都是虧損多、盈利少。
根據半年報披露,順灝股份投資的7家上市公司股票中,只有創新股份、潮宏基實現盈利。東風股份、中化國際、航空動力、中富資源、KTLINTL等5只境內外股票,上半年均出現了浮虧,其中東風股份、中化國際浮虧金額約為186萬元、125萬元,另外三只合計浮虧約20萬元。
不過,順灝股份炒股總體仍然實現盈利,當期盈利金額合計2890萬元,而這主要得益於在創新股份上的浮盈,填補了在其他股票上的虧損。數據顯示,順灝股份持有創新股份的成本為1906萬元,上半年賣出3616萬元後,期末賬面值仍有2.59億元。
而蘭州黃河、盛和資源就沒有這麽幸運了,由於所持股票全部浮虧,或虧損額大於盈利,這兩家公司上半年炒股全線虧損。
半年報數據顯示, 2018年上半年,蘭州黃河買、賣股票金額總計約為1.31億元、1.26億元,報告期損益為—5699萬元;期末證券投資賬面收益為-4634.57萬元,其中,投資收益虧損247萬元,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虧損約4365萬元。
截至6月底,蘭州黃河共持有8家上市公司股票,浮虧最多的是建發股份,金額達3682萬元,在國民技術、伊之密的浮虧,也達到807萬元、510萬元,而在巴安水務、眾興菌業、廣匯能源則分別浮虧267萬元、197萬元、125萬元。此外,在浙能電力、靖遠煤電也浮虧了80.4萬元、30萬元。
同上述兩家公司相比,盛和資源買入的股票更多。截至2018年6月底,該公司共計持有通威股份、步長制藥、華發股份、中信證券、日機密封等12家上市公司股票,但總體持股股數量較少,最多的只有5.04萬股,最少的只有5000股 ,初始投資額共計529萬元。
盡管如此,盛和資源持有的股票中,絕大多數仍然處於虧損狀態,虧損總額約為13.3萬元。其中,持有華發股份2萬股,截至6月底共計虧損4200元,持有的通威股份、廈門鎢業則分別虧損12.17萬元、10.25萬元,只有日機密封盈利43.5萬元。
相較於蘭州黃河、盛和資源等公司,中鋼國際炒股雖然“專一”,但浮虧卻最多。數據顯示,中鋼國際在重慶鋼鐵、CuD ECO兩家公司共投資10.94億元。截至6月底,浮虧共計達到1.49億元,僅在重慶鋼鐵就虧損約1.41億元。
半年報顯示,中鋼國際在重慶鋼鐵初始投資額6.53億元。今年年初,重慶鋼鐵連續4個“一字漲停”之後,股價大幅下跌,隨後陷入持續回調之中。截至6月底,中鋼國際所持股份的賬面價值,僅剩5.12億元。
炒股虧損拖累業績
不少上市公司由於炒股虧損,個別上市公司證券投資還出現“踩雷”,嚴重拖累業績,導致利潤大幅虧損。
2017年11月,深圳國泰旗興產業投資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夥)(以下簡稱“深圳國泰”)執行事務合夥人北京旗隆失聯,而國民技術全資子公司累計出資5億元,時至今日該案仍未了結。案件發生後到2017年底,國民技術股價從15.6元左右,跌至10元左右。
蘭州黃河恰恰持有國民技術股票,初始投資額為1084萬元,截至2017年底已虧損272萬元。2018年,蘭州黃河並未就此收手,而是繼續買入國民技術。今年上半年,該公司共買入國民技術3820萬元,賣出3641萬元,虧損也擴大到807萬元。
在此情況下,蘭州黃河業績也大幅虧損。半年報數據顯示,2018年上半年,蘭州黃河凈利潤卻虧損3158萬元,同比大幅下降-546.34% 。但在同期,該公司實現營業收入2.81億元,同比下降14.9%,降幅並不是很大,而且啤酒及飲料還實現凈利潤1373萬元,同比大幅增長增長689.27%。
凈利潤之所以大幅下降,主要是炒股虧損所累。蘭州黃河也在半年報中承認,業績大幅下降,主要是資本市場波動所致,特別是今年二季度以來,受到A股市場整體大幅震蕩下行的影響,該公司證券投資賬面收益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
若非其他投資收益,炒股也可能導致群興玩具利潤虧損。2018年上半年,群興玩具股票投資出現了297.9萬元的虧損,持有*ST宏盛、博通股份兩家上市公司股票,初始投資成本分別為531萬元、279萬元。截至6月底,賬面價值為237.9萬元、131.6萬元,較期初減少213.7萬元、84.2萬元。
而在同期,群興玩具營業收入911萬元,同比下降83.11%,營業成本795萬元,營業利潤不足120萬元,卻實現實現凈利潤368.29 萬元,同比上漲129%。原因就在於,該公司投資共計實現了1378萬元的收益。
中鋼國際的情況也與之類似。根據半年報數據,2018年上半年,中鋼國際營業收入約為28.1億元,同比下降21.8%,凈利潤則為2.36億元,同比下降6.15%。1.49億元的炒股浮虧,已經超過其上半年凈利潤的60%。
此外,弘業股份也因證券投資虧損,導致其上半年凈利潤受到影響。7月5日公告顯示,截至 6 月 30 日,受二級市場影響,弘業股份已處置的證券投資收益約-620 萬元,同期利潤總額業減少約 620 萬元。而二級市場股價波動頻繁,對 2018 年全年的影響尚存在不確定性。盡管如此,該公司仍然決定,以不超過 7500 萬元自有資金進行證券投資。
資金用於炒股,主業卻要借款
熱衷於炒股的上市公司中,不少已經是A股市場的“老股民”,個別公司炒股時間已接近10年之久,並從中獲得一定收益,但業績卻越炒越差。
以蘭州黃河為例。年報數據顯示,2010年至2018年上年,蘭州黃河證券投資收益分別為1.08億元、2305萬元、1678萬元、1855萬元、7063萬元、—2146萬元、-3788萬元、1604萬元、-4634萬元。
與此相對應,蘭州黃河的主業連年萎縮。從2014年以來,該公司的營業收入、主營業務持續下滑,從2013年的8.87億元,萎縮至2017年的5.96億元,4年間營業收入下降了2.9億元,累計降幅達到35%左右。
如此一來,蘭州黃河的盈利,已經越來越倚重炒股。2010年至2017年間,扣除2011年、2016年約4660萬元的虧損後,蘭州黃河共計實現凈利潤3.41億元。據此計算,上述證券投資收益,在其凈利潤中的占比,高達70%以上。
然而,越是依賴炒股,蘭州黃河的業績便越差,投資收益開始成為利潤的主要來源。2015年,該公司凈利潤為6882萬元,股票投資收益則為7063萬元,幾乎是利潤的唯一來源。2016年,其股票浮虧2146萬元,當年凈利潤也隨之虧損2509萬元。
群興玩具也是如此。年報數據顯示,2017年,該公司營業收入5393萬元,同比大幅下降78.49%,而2018年上半年更是只有911萬元,降幅達到83.11%。但就在2017年,該公司卻凈投入801萬元炒股。到2018年6月底,這些投資賬面價值僅剩369萬元,累計虧損約430萬元。
一些上市公司一手將大筆資金用於炒股,卻吝於主業投資,又一手向銀行融資。7月30日,蘭州黃河公告稱,為滿足大額資金需求以及控股子公司大麥原料收購需求,該公司需繼續向銀行申請每年不超過 2.5 億元貸款及擔保授信額度。
雖然主業連年下滑,但在股票投資上,蘭州黃河卻手筆不小。數據顯示, 2016年,其買入股票金額更是多達26.2億元,賣出24.8億元,凈買入金額1.4億元。2017年,該公司買入股票金額為1.98億元,賣出金額為5980萬元,凈投資金額約為1.38億元。今年上半年,該公司買入股票1.31億元,賣出1.26億元。
此外,盛和資源7月13日也公告稱,擬向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申請融資不超過8億元。該該公司還在6月7日披露,擬使用不超過 3 億元閑置募集資金,暫時補充流動資金。而更早些時候該公司還申請發行8 億元公司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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