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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接近重啟核電站 安倍民眾存分歧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99629

2011年,福島核電站核泄漏事件爆發。三年之後的今天,日本監管者再次向核電開啟了綠燈:日本允許南部部分核電站重新開始運營。 日本原子能管制委員會的決定意味著核電站的擁有者九州電力最快將在今年秋季重啟兩處閑置的核反應堆,並給更廣泛的核電重啟鋪平了道路。 目前,沒有核電站在日本發電。 這一決定重新燃起爭議。在核電問題上,公眾與安倍晉三政府意見相左。調查顯示,多數日本人希望日本永遠告別核電,而安倍則希望大幅重振該行業。 日本原子能管制委員會表示,位於九州的仙臺核電站的升級將足以保護其免受極端自然災害以及恐怖主義襲擊的影響。三年前,正是地震與海嘯造成了福島核電站的核泄漏事故。 日本原子能管制委員會對仙臺進行了一年的監控,並撰寫了一份400頁的報告。這或將成為日本其他核電站重啟的樣本。 在福島核電站事故前,日本的54座商用核電站供電占到日本用電量的30%。大多數的核電站要麽年代久遠,升級昂貴,要麽太靠近泄露中的福島第一核電站。這些原因大大減弱了這些核電站重回運營的可能。 仙臺核電站是否能重回運營將由安倍政府以及鹿兒島當地政府決定。鹿兒島是日本傳統保守地區,當地政府和市長都表達了對九州電力重啟核電站的支持。日本媒體稱,仙臺核電站很可能在今年重新開始投入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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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緊縮”承諾恐落空 希臘政府給民眾“打預防針”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4509

希臘,德國,歐洲債務危機

希臘新政府最遲本周一晚要提交承諾采取的經濟改革措施清單,希臘總理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可能難以既滿足歐元區債權國的要求,又維持其領導的政黨聯盟Syriza的反財政緊縮立場。Syriza此前已經在為希臘民眾“打預防針”,讓選民對Syriza今後可能無法兌現大選時所做的撤銷緊縮承諾有心理準備。

上周五的歐元集團會議上,希臘與其他歐元區國家財長達成一致,歐盟對希臘的援助將延長四個月,前提是希臘要在本周一結束以前提交上述改革的措施清單,國際援助方——歐盟、歐洲央行和IMF將對此審議。到今年4月為止,希臘政府將必須就改革措施的細節與援助方談判,然後才可能得到新的救助款。希臘政府可能為此被迫做出讓步,而讓步又可能招致國內民眾和Syriza內部的抵制。

《華爾街日報》報道指出,自上月大選獲勝以來,Syriza領導的希臘政府已經逐步調整向選民傳遞的信號,已明確體現出,準備放寬將外債重組的相關要求,將兌現其選舉期間承諾的期限由幾個月延長至幾年,將立即上調希臘國內最低工資的目標改為未來兩年內逐步上調,其重新聘用上屆政府解雇的約萬名公務員承諾也改為,在今年預算允許的情況下,讓不合憲法規定解雇的公務員重返工作崗位。

前日華爾街見聞文章提到,如果歐元區財長不接受最遲本周一晚希臘提交的計劃改革措施,上周五的協議結果理論上就會取消,本周又要開始新一輪緊急談判。彭博報道援引雅典經濟與商業大學教授Panos Tsakloglou的預測稱:

“對歐元區、主要是對希臘而言,風險太高。希臘的經濟、特別是銀行系統可能立即崩潰。無論采用何種方法,他們(希臘政府)都會在延長救助所需的措施清單方面做出讓步。”

到目前為止,希臘新政府還擁有很高的人氣。上述《華爾街日報》報道稱,上周日親政府希臘報紙Avgi公布的民調結果顯示,80%的希臘民眾支持本屆政府處理債務談判的表現,其他獨立的報紙調查結果也與此類似。報道援引希臘大學政治學教授Ilias Nikolakopoulos的評論稱:

“(希臘新政府)已經為政策回調做準備,已準備了(回調的)基礎。貸款協議出現轉變會讓一些人失望,但不足以威脅政府整體的人氣。” 

但上述報道也提到,Syriza內部已出現不“和諧”的聲音:92歲的歐洲議會成員、Syriza最資深、最活躍的政客Manolis Glezos上周日在個人博客上發布公開信稱:“一個月過去,承諾還未成現實。我個人要請求接受這一幻想的希臘民眾原諒。”

而上述彭博報道提到,希臘財長Yanis Varoufakis上周六還在內閣會議結束後表示,希臘政府與援助機構討論過改革措施,沒有任何不同意見,“我們幾乎可以肯定會得到機構同意。”

以下《華爾街日報》圖表展示了從今年開始希臘有多少債務到期,債主分別是誰。

希臘,德國,歐洲債務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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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調查 台灣民眾矛盾看缺水 逾六成認同水價太便宜 但五成六民眾反對調漲

2015-03-30  TWM
 
 

 

你知道台灣用水量最多的是農業、工業、還是民生用水嗎?到底有多少人真的了解台灣水資源狀況?究竟大家覺得我們的水價算不算低?《今周刊》獨家民調出爐,為讀者揭曉正確答案。

撰文‧楊卓翰

春雨下不夠,水荒越來越嚴重,台灣水資源議題,重要性直線躥升。不過在當前報紙、電視上的熱烈討論氣氛下,民眾到底對台灣的水資源有多了解?為了找出答案,《今周刊》特別委託台灣指標調查研究公司,針對全台一千名受訪者,獨家進行民眾用水調查,答案並不樂觀。

綜觀台灣水資源分配,每年用水量約一七○億噸。其中,用量最大的是農業,每年要用掉一二○億噸,占台灣用水量七成;用量第二多的是三十億噸的民生用水,占二成;最後才是工業,十六億噸的用量占台灣用水一成。

不過,根據《今周刊》的民調,卻有六五%的民眾,誤以為工業占台灣用水量最多,其次是民生,而回答正確答案農業的,竟只有七%。有超過九成的民眾,搞不清楚台灣水資源的分配狀況。

極端氣候下 台灣水資源問題只會更嚴重「這是一個很危險的訊號。」中興大學防災中心前主任、土木工程系副教授楊明德說。「這代表台灣在水資源的教育和宣導上,出了很大的問題。極端氣候下,台灣的水資源問題只會越來越大。不是只有用省水馬桶、少洗一點澡,就可以解決的。」也難怪台灣枯水期越來越長,幾乎每年都在缺水邊緣,但是一場颱風、一陣大雨後,一時之間激起的問題,也都被甘霖沖走,永遠找不到解方。「民眾對水資源議題了解不深,更複雜的議題,像是台灣區域規畫、農田釋出,或是工業和民生的水費,就更沒有討論的空間了。」內政部前部長、台大土木系教授李鴻源說。

台灣二十年未調整自來水水費,就是長久被遺忘的議題之一。在民調中,雖然有近七成民眾回答自己知道每月自來水水費,但是台灣指標公司總經理戴立安指出,隨著水費代繳越來越普及,多數民眾已經不再接觸到兩個月一次的水費帳單,而一個月平均一戶只有二三○元的水費,也讓很多民眾「忘了它的存在」。

這個現象,可以在民調中發現。有六七%的民眾認為,台灣的自來水水費便宜。而且,和鄰近國家一比,同樣一度自來水,日本的水費是我們的五倍,新加坡是四倍,而香港和韓國是我們二倍。在發現台灣水費原來在國際中偏低之後,有更多民眾覺得台灣水價便宜。

便宜,自然造成浪費。水利署統計,台灣的民生用水平均每人每天合理用量是二五○公升,但去年每人平均用水量卻不斷超標,五年來連續成長到二七四公升。李鴻源也認為,水價低,就不會有人想省水。「台灣天生缺水、科技基礎又好,發展節水產業剛好。但是水價低,別說節水產業,連開源節流都做不到!」他說。

開徵「耗水費」 落實管理水資源在意識到台灣水價便宜後,多數民眾仍認為,就算調升水價,還是沒辦法節流。有五六%的受訪者,不認為調漲水費可以減少浪費,達到節省用水的效果。「這是受訪者的防禦心態作祟!」戴立安分析:「另一個原因,就是因為不相信台水或北水的經營管理能力。」舉例來說,全台平均自來水漏水率仍然高達一八%,遠高於亞洲其他先進城市,加深了我們對自來水公司效率的質疑。

不過,台灣二十年來水費僵持不下的困境,或許能從這次民調中找出解套方式。行政院正在規畫的《水利法》修正草案,打算對每月用水千度以上的工業大戶,開徵一成至三成的「耗水費」,並對節水有成的企業減徵水費。此舉不但能懲罰民調中民眾主觀認定用水最多的「工業耗水大戶」,順應民意,又能鼓勵節流,棒子和胡蘿蔔齊下。

雖然這次修法,可能難解當前的水荒,但對台灣未來的水資源管理,可是罕見的希望。只是,這次修法,是否又會因為一場及時雨,半途而廢?民眾不能再當「飲水不知源」的公民,必須緊密監督。

9成民眾飲水「不知源」——《今周刊》民眾用水調查93%的人搞不清楚台灣用水狀況台灣缺水情形愈來愈嚴重,如果以一整年用水量來看,你知道哪方面用水量最多?

工業 65.8%

民生 17.1%

農業 7.1%

不知道╱未回答 10%

實際狀況

農業 70%

民生 20%

工業 10%

3成的人不知道每月自來水水費是多少你知道家中每次,也就是每兩個月繳的水費大概多少錢?

知道66.6%

不知道33.4%

和鄰國相比,近7成5的人覺得台灣水價便宜與周邊國家或地區的家庭水費相比,日本是我們的5倍,新加坡是我們的4倍,香港和韓國是我們的2倍,你覺得台灣家庭水費算貴還是便宜?

便宜 74.4%

普通╱中等╱差不多 9.8%

貴 6.7%

不知道╱未回答 9.1% 水費每月約230元,67%民眾認為便宜以目前各縣市民眾的家庭用水來說,平均每個月水費是230元上下,你覺得貴還是便宜?

便宜 66.6%

普通╱中等╱差不多 19.4%

貴 7.6%

不知道╱未回答 6.4% 但有5成6民眾不贊成調升水價台灣約有20年未調整水費,你認為調漲水費能否減少浪費,達到節約用水的效果?

不能56.3%

能32.9%

不知道╱未回答10.8% 資料來源:《今周刊》委託台灣指標公司台灣民眾用水調查1. 調查範圍及對象:台閩地區22個縣市,居住於調查範圍內,年齡滿20歲民眾,以電腦輔助電話訪問,有效樣本1002人,在信賴水準95%時的抽樣誤差最大值為±3.1%。

2. 調查時間:2015年3月9日至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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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專題】“不扛槍的隊伍”“百團大戰”百萬民眾總動員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9380

百團大戰中民兵破壞橋梁。在1940年歷時三個半月的破襲戰中,二十多萬民兵炸鐵路、毀橋梁、割電線、拔據點,用實際行動詮釋著“軍民合一”的威力。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編者按

1940年,國際反法西斯力量“進入低谷期”。

那一年,日軍恢複了對中國的大進攻,接著對重慶進行大轟炸;那一年,德國以閃電戰戰術,僅用6周就打敗了法國。

那一年,中國保持著頑強的抵抗,但誰也沒指望中國有驚人之舉。因為“三年多的抗戰軍事,‘應戰’二字,可以盡之——敵軍不攻,我們待戰,敵軍此處攻,我們他處不戰,形勢幾乎完全是被動的”。

而在沈寂了三年的中國華北戰場,卻突然出現了一種出人意料的戰局:1940年8月20日晚,在總計長達5600余里的華北主要交通線上,出現了數十萬大軍,其中主力兵團即達105個團。他們炸鐵路、毀橋梁、攻廠礦、拔據點,頃刻間,日本在華北的交通網、通訊網全面癱瘓。在接下來的三四個月里,共擊斃、打傷或俘虜4萬多名日偽軍,其中半數以上是日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百團大戰。

與此同時,各大抗日根據地在戰火中日益牢固,後方社會面貌一新,民眾的抗日熱情也日漸高漲,持續不斷地為前線輸送兵員和物資。

“百團大戰背後,是千萬民眾。僅吃一項,100多個團20多萬人,一天就需口糧30萬斤。再加上各種支前工作、破路工作及後方保障,在當時肩挑手提為主,輔以騾馬、手推車的條件下,不組織動員100萬以上的民眾,根本無法打一場百團大戰!”

1940年的一個夏夜,山西武鄉縣磚壁村,左權端著半截蠟燭,站在地圖前思考良久。由於一直沒有好好休息,左權不知不覺中合上了眼睛,手中的蠟燭頭燒著了地圖的一角,燒痛了他的手。左權猛地驚醒,急忙脫下上衣,把火焰撲滅。

那段時間,時任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與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常常挑燈夜戰,討論的焦點,是一條日軍自吹自擂的“鋼鐵封鎖線”。它東起河北正定,西至山西太原,橫貫太行山,是日軍在華北的重要戰略運輸線之一,敵人經常派裝甲車在鐵道上巡邏。在這條全長240余公里的鐵路線兩側10-15公里地區,還設有外圍據點。

“日軍企圖困死八路軍,必須打破這個‘囚籠’。”一場交通破襲戰在討論中蓄勢待發。

這就是八路軍主動發起的百團大戰。

八路軍在1937年8月接受改編時,全軍只有十幾個團,其中約一半又分散在陜西、山東等地。六七個團在敵後堅持3年,不但不減,反而激增。這場破襲戰背後有著怎樣的奧秘?

不一樣的軍隊

從山西省武鄉縣城東行47公里,有一個叫磚壁村的村莊,這里僅有108戶人家,村子像一個半島,西、南、北三面皆百尺懸崖,溝深坡陡。從軍事角度看,此地居高臨下,易守難攻。從1939年到1942年,八路軍總司令部曾先後三次進駐磚壁村。

1939年6月,獲悉八路軍要進駐磚壁村時,村民十分恐慌,“會不會和去年的三軍一樣?”

此前一年,國民黨第三軍軍長曾萬鐘率部來磚壁住了一夜。那一晚,國民黨士兵抓雞殺狗,毆打村民。多虧村中長者送錢送物,村子才免遭洗劫。從此,磚壁村民一見到兵,便如驚弓之鳥。

八路軍進駐農戶後,探訪家情,和顏悅色,還幫助村民推碾滾磨,親如一家。

當年的兒童團團長肖江河,如今已是87歲的老人。半個多世紀前的舊事,仿如昨日。“八路軍一來,就為村里辦了件大事。”

太行山脈小松山腳下的磚壁村,地屬黃土高原,有山無林,有河無水,十年九旱。“幹磚壁,磚壁幹,正月吃完土窖水,二月擔水三十里,要想找到活泉水,熬到日頭朝西起。”這首歌謠,道出了磚壁人吃水難。

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長期與土地打交道,對外界知之甚少,對軍隊的認識停留在“兵匪一家”的印象中。但是眼前這支灰衣軍隊非但“不拿群眾一針一線”,還晝夜苦戰,不到半月就挖了一眼43米深的活井水。不久又挖了兩水井、七旱井,並掘池築壩。

挖水池時,八路軍的朱德、彭德懷、左權3人一組——朱、左擔土,彭裝筐。軍民聯動,三五天便將兩個旱池挖得擴大一倍。一場大雨過後,溝滿池平,人畜皆歡。

八路軍的作風,顛覆了生活在黃土溝壑中的農民對軍隊的認知。

“我看了許多古書,古今中外,兵鋒指處,洗劫一空。唯有八路軍助民為樂,愛民如子。他們的‘三大紀律八項註意’,就是漢高祖的‘約法三章’也不能相比。”磚壁村村民李作模高興地給村民說。

“在八路軍總部進駐磚壁村前,村里就早有了共產黨員。”肖江河依然清楚地記得磚壁村最早的四位黨員——“馬象模、李來和、李佩璉、白祥榮”。他們開展的群眾工作,為磚壁村天翻地覆的變化“埋下了伏筆”。

“戴山西帽,說山西話”

在共產黨力量進入前,武鄉縣是晉東南土地最為集中的地區,貧富分化劇烈,高利貸盛行,農民破產情形嚴重,村政則全由富人一手把持。《武鄉縣誌》中有記載,“閻錫山政府對於村長、村副的任職資格規定了具體的財產標準,只有500元以上資產的居民才能擔任。”

但共產黨人卻借助犧盟會,發動群眾打開了局面。

李來和是山西犧盟會的一員,他在磚壁村最早一批共產黨員,同時也是村里的農會主任。至今,肖江河仍記得他帶領村民驅逐舊村長的一幕:磚壁村村長魏明鏡平日里貪贓枉法,欺壓百姓。村民有意驅逐,卻苦於勢單力薄。1938年適逢磚壁唱戲,魏明鏡坐在前排太師椅上,喝著茶水,頤指氣使,周圍村民敢怒不敢言。這時,李來和依計帶頭高喊“打倒壞村長”。村民一擁而上,痛揍魏明鏡,歷數其罪狀,告到縣抗日政府那里,魏明鏡最終被撤換。

這一幕,也在整個武鄉縣84個村莊同樣上演。1938年夏季,武鄉縣開展反貪汙、反攤派鬥爭,召開群眾大會,罷舊選新,改造舊有基層政權。同屬武鄉縣的東溝村村長變成了共產黨員魏文德,有村民感嘆,“現在的村長不是犧盟會力量可不行。”

李來和所在的犧盟會,全稱為“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是閻錫山政權1936年“聯共抗日”的產物。王生甫等所著的《犧盟會史》中記載,在犧盟會的共產黨人開始“戴山西的帽子,說山西的話”,即將一些共產黨的策略,換成閻錫山的話講出去。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後,山西地方政權紛紛解體,犧盟會填補空缺,逐漸掌權。梁誌祥、張國祥在《第二次國共合作在山西的成功實踐》中這樣描述,“(犧盟會)曾經一天派出40多個抗日縣長。到1939年,山西全省105個縣,其中62縣名義上是由犧盟會領導,實際上是由共產黨領導。通過犧盟會,共產黨在晉東南尤為強大。”

在犧盟會的引導下,抗日活動如火如荼。百姓紛紛走向街頭進行遊行,大街小巷的墻壁上隨處可見抗日標語。工人、青年、婦女、兒童、貧農等都成立了各自的抗日救亡團體。《武鄉縣誌》中記載,“無論在哪里都能聽到這樣的聲音:‘抗日救國’‘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糧出糧’。”

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曾在報道中寫道:“到1940年,華北鄉間的無數農民第一次被組織起來,受革命觀念的教導,達到某種程度的政治和經濟解放。他們現在為中國抗戰構成了一個比綿延的堡壘和塹壕還要機警和有伸縮性得多的活的屏障。……他們是中國動員起來抵抗法西斯惡性病侵略的健康的細胞。”

如今,陳賡大將之子、重慶警備區原副司令陳知建用“血肉關系”來評價軍民之情,這種關系在百團大戰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山西省武鄉縣磚璧村,百團大戰時八路軍司令部所在地。這個僅有百戶人家的村子,三面環崖,溝深坡陡,易守難攻。 (南方周末記者 王劍/圖)

只要是抗屬,生活便有保障

日寇依靠據點到處搶掠,實行“三光”政策,中國華北敵後人民受到了嚴重摧殘。

史料記載,“1938年4月,日軍對晉東南地區發動九路圍攻,武鄉縣1500多人被屠殺,縣城被日軍徹底燒毀,化為廢墟。石門村張受書一家11口人全被滅門;一位在當地很有勢力和影響的陳姓地主士紳,被日本士兵用刺刀逼迫,當眾強奸自己的女兒;一些缺乏民族觀念的地主,為了保護自己財產,歡迎日本人的到來,然而日軍給予他們的卻是刺刀……”

日軍的殘暴,教育著百姓起身反抗。

“當時武鄉縣僅有14萬人,其中9萬人參加了各種救亡組織,1.4萬余人參加了八路軍。”八路軍太行紀念館史料研究部主任郝雪廷說,抗戰八年,整個武鄉縣全民上陣。

但當地也流傳一句民謠——“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隨著抗日戰爭的爆發和共產黨力量的到來,這句民謠日漸失色。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政府為解決士兵的後顧之憂,作出了多重努力。

在磚壁村,為了讓抗戰家屬(簡稱“抗屬”)生活有保障,肖江河說,“村里有專門的代耕隊,他們長期給抗屬和烈屬代耕土地,挑水擔煤;有抗屬生了病,村里還要派人前去伺候。”

各地根據地註重營造出“參軍光榮”的氛圍。比如各區村在召開大會或看戲等重大活動時,首先向抗屬致敬,還專設抗屬席以示尊重。

經濟貧困的貧雇農長期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是村里最沒地位的人,而共產黨通過優抗措施,“使其身份得到極大的認同,心理得到極大的滿足,精神得到極大的撫慰”。有抗屬在給前線打仗的家人寫信時說:“我們在家里處處受人尊敬和優待,你們在前線應當放心地勇敢地作戰……”

正如美國記者韓丁調查的那樣:“招收新兵的最大問題,不是要克服對敵人的子彈或戰爭艱苦的恐懼心理,而是要使這些人相信,他們的家庭將會得到很好的照顧,他們的牲口和莊稼也會得到妥善照料。”

參軍時,抗日政府會對抗屬進行物質補償,逢節過節還會對抗屬分發禮品。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李軍全在研究中說,在這種氛圍下,出現過一個招兵站一天招募幾十個甚至上百個新兵的火熱場面,也出現了“母親送兒打東洋,妻子送夫上戰場”的感人場面。

1945年抗戰勝利後,武鄉縣縣長武光清為磚壁村韓好存等22名抗屬掛起了“抗戰功臣”的金字大匾。上書:“諸君遠見,為國為民。子弟殺敵……第一光榮”。

打破“囚籠”

1940年,日軍在華北推行“鐵路為柱,公路為鏈,碉堡為鎖”的“囚籠政策”,企圖把華北各抗日根據地分開來,使八路軍“遊”不了,“擊”不成。

彭德懷、左權等人決定,打一場大仗——直接參加正太路破襲戰的兵力不少於22個團。

1940年8月20日,八路軍總部

所在地磚壁村上空烏雲密布,天氣悶熱的午後,淅淅瀝瀝地下起了小雨。晚上8時整,八路軍各路突擊部隊撲向敵人控制的鐵路沿線的據點、車站、橋梁、碉堡。正太路、同蒲路、白晉路、平漢路、津浦路等華北各主要鐵路和公路幹線先後燃起了戰火。

在戰鬥部署前,彭德懷並沒有對出動兵力的數量作出具體要求。所以,在戰役打響後,聽到作戰科長王政柱匯報這次戰役共計105個團參戰,彭德懷一拍大腿,“幹脆就叫百團大戰好了”。

而那時,距3萬八路軍1937年初入山西,只有短短三年。1940年,共產黨部隊已經有了大發展,其中參戰兵力達20余萬,民兵27萬,另有民眾不計其數。

“八路軍抗戰意識十分旺盛。在中共地區內的居民,連婦女、小孩都用籮筐給八路軍搬運、傳送手榴彈等。民眾一致同八路軍合作,我方有的部隊,因無準備地冒進,而陷於被其急襲、包圍的困境。”戰敗而歸的日本華北方面軍第l軍參謀朝枝對如此廣泛的大眾戰、民兵戰驚悸不已。

“擔任戰爭的先鋒任務的,還是中國的老百姓。”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撰文寫道,“農民戰鬥隊由已獲得武器的男人組成,雖然有時候,幾個人才有一支步槍。他們割斷電話線,進攻火車站,並且襲擊小股日軍,從他們手中奪取武器。他們從當地人民極有限的物力中得到一些支援,並希望有朝一日能被補充到正規部隊中去。他們是八路軍一支巨大的後備力量。”

“百團大戰背後,是百萬民眾。僅吃一項,100多個團20多萬人,一天就需口糧30萬斤。再加上各種支前工作、破路工作及後方保障,在當時肩挑手提為主,輔以騾馬、手推車的條件下,不組織動員100萬以上的民眾,根本無法打一場百團大戰!”《1940:大破襲》的作者劉強倫談及此處不禁贊嘆。

“這種關系在軍事上意義很大,它意味著兵源補充、後勤補給、情報等資源。有了它,老百姓給你囤糧,老百姓給你做衣服,老百姓給你做鞋子。”陳知建說。

“為了給八路軍做最好的鞋,磚壁村的婦女們都拿出家里最好的布和麻繩,有的還托人從外邊捎點好洋布做鞋面。每次軍鞋做完後,許多婦女手上都勒出了深深的血印,有的還要脫幾層皮。”2015年初春,上午的陽光正照進屋子里。肖江河老人一邊在床頭拿彩紙糊燈籠,一邊向南方周末記者說起母親在燈下做軍鞋的場景。

磚壁村當年有120余戶居民,上交的軍鞋累計有360余雙。“方口、黑面,鞋口鞋幫鎖口包邊,底子厚實硬邦邦,給人的感覺很結實。”磚壁村民馬正英親眼見過抗日軍鞋。

八路軍打遊擊,作戰頻繁,四處轉移,又在山區,特別費鞋。陳知建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根據地婦女一有空就納鞋底,不知道納了多少雙鞋,所有戰士的鞋子都是她們做的。”

如今,在磚壁村八路軍指揮部舊址,當年彭德懷親手栽下的榆樹,依然茁壯。根部之粗,非兩人不能合抱,四散的枝幹,正如紅色根據地建設中成長起來的磚壁村民。

“磚壁村許多人後來都成了各個時期各個崗位的骨幹力量。”肖江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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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民:为了全体香港民众的根本利益——香港普选方案的法理和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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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民:为了全体香港民众的根本利益——香港普选方案的法理和情理




新 华网北京5月21日电(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 王振民)香港特区政府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提出的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方案,是综合各种因素,考虑到香港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考虑到国家 主权和安全,考虑到民主与法治、政治与经济等各种关系,为了香港全体民众的福祉和根本利益,所能寻找到的最大共识,合乎法理和情理。


   从法理上讲,该方案符合我国宪法有关规定和原则精神。宪法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根本大法。在任何国家,区域(地方)政权产生办法无论民主成 分有多少,都必须首先合宪,能够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合宪性是第一要求。任何违宪的选举制度都不可能存在,更不可能生效。任何国家也都不会允许地方政权 拟定的行政首长产生办法可能危及本国主权、安全和最高利益。


  根据宪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什么样的 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行政长官如何产生,决定权属于中央,中央对香港享有最高的宪制上的立法管治权。从宪法层面看,设立特别行政区的权力、决定特别行政 区实行的制度的权力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不是由香港特别行政区任何一个机构或者机制决定的。这本身就是国家主权的体现和保障,是对国家安全的捍卫。


   25年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依据宪法制定了香港基本法。通过这部法律,国家规定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各种制度,其中包括政治制度和体制。基本法第 45条和附件三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解释和决定,又对香港特区如何改革基本法规定的政治体制作出了具体明确的法律指引。无论是宪法、基本法,或者全国 人大常委会的“释法”和决定,都是中国作为主权国家行使对香港的主权的行为,是特区政府施政,特别是拟定政改方案必须遵守的最高法律指引,对特区具有最高 的法律约束力。特区政府就是根据宪法、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解释和决定,特别是去年8月31日所作出的决定,拟定了目前正在讨论的政改方案,是合 宪、合法的。


  这个方案也是合情合理的。有人怀疑中央实现香港普选的诚意和决心,认为这不是“真普 选”。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把实现人民民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如果香港2017年能顺利实现普选,香港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第一个实现普选的 地方,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特殊意义。香港普选不仅是香港地方的事情,更是国家的大事,符合国家发展的战略方向和根本利益,具有重要战略意 义。中央支持普选、推动普选,不是玩假的,而是玩真的,尽管很难,但是这一步必须迈出去,任何人不要怀疑国家的诚意和决心。


   与回归以前港督的产生办法相比,现行选举委员会选举行政长官的模式无疑是民主的巨大进步。过去的港督和港英政府如何产生,港人根本就无缘置喙,没有任何 参与的空间和机会。回归后,香港的民主进程从未停止,选举委员会规模从400人扩大到800人,再到现在的1200人,但这不是香港民主发展的终极目标, 只是“热身”起步。将来实行行政长官普选后,最大的政治效果就是选举行政长官的投票权从1200人向500万人转移,500万人将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利,香 港政治生态将发生重大根本变化。


  人们谈政治,很多时候实际上是在谈经济。美国开国先驱、“宪法之 父”、政治体制的重要设计师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毫不含糊地提出一个原则:一切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经济。美国总统由普选加上538人组 成的选举团最终选举产生的制度设计,就是基于维护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这一重要的经济考虑。尽管不是直接、完全的民主,经常被人批判,但大部分美国人不认为这 是“假普选”,200多年来也没有多少美国人为“真普选”而试图修改宪法规定的这一选举制度。包括英国在内的很多其他国家对选民和候选人资格加以各种限 制,也都是基于类似的经济考虑。因此,香港普选不仅是政治法律问题,本质上也是经济问题。目前行政长官由主要由工商界等组成的1200人选举委员会产生, 政府自然更多关照工商界,香港因此成为“工商友好”的资本主义大都会。普选将产生的直接经济效果是,促使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更有力地保护和照顾香港普罗大 众的利益,资源和财富的分配将逐渐向500万人倾斜,贫富悬殊将逐渐减少,广大市民的福利将不断提高。但任何理想的普选方案不仅要让全体选民能够行使神圣 的投票权,真正当家作主,也必须有利于维护香港资本主义的发展,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让投资者可以继续放心,普选方案必须兼顾工商利益和普罗大众的利益。


   经常有人问为什么一定要保留1200人的提名委员会?保留提名委员会不仅是宪制要求,是基本法制定时就规定了的,当时就经过很多讨论,最终达成了这么一 个共识。保留提名委员会,就是为了香港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取消提名委员会,势必极大影响香港经济发展,影响香港的国际和国内经济竞争力,影响香港的繁荣稳 定。试想,如果没有这个提名机制,目前掌握香港经济命脉、向政府交纳大量税收的1200人,与500万选民一起也是一人一票,完全无法对行政长官的产生发 挥任何实质影响,这势必极大改变香港长期坚持的“工商友好”的政权架构。未来的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将只对500万人负责,而不用怎么照顾工商界的利益。香 港的工商税收将会越来越多,长期的低税政策将会改变,“小政府,大社会”将逐渐演变为“大政府,小社会”。由于“劫富济贫”政策的推行,相应地社会福利将 会越来越多,福利主义色彩将会越来越浓。


  因此,要不要提名委员会,本质上是经济问题,是香港特别行 政区未来根本走向的大问题。其实,工商界的利益与普罗大众的利益最终是统一的,只要工商界能够继续在香港好好放心经营,不断扩大自己的企业,香港普罗大众 才能有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收入。如果没有有力的制度保障,香港营商环境变差,工商界无法在香港经营了,人人都只享受民主的过程和随之带来的更多的福利, 以为这些福利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都着眼于如何“分饼”,如何分享社会财富,不再努力打拼,艰苦创业,增加社会财富,最终香港一定会坐吃山空,工商凋零, 民生艰困,繁荣不再,所有人都蒙受其害,无人获益。


  政府是全体民众的政府,既要照顾好大众的利益 ——普选后这是必然的,也要照顾好关键“小众”的利益——如果没有这个提名机制,普选后这是不一定的。目前的方案就是这么一个“双赢”的方案,大众、“小 众”都是骨肉同胞,都应该得到照顾,一个都不能少,均衡参与,利益均享,所有人的利益和权利都必须得到保护。因此,这是一个科学的、合情合理的制度设计。 政治既要民主,又要科学。最终,一切都是为了全体香港民众的福祉和根本利益。(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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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沒章法、建商鑽漏洞、民眾貪便宜 工業住宅就地合法 有違公平正義

2015-07-27  TWM


工業住宅因地目為工業用地,取得成本較住宅用地便宜,房價較低,但作為住宅仍屬違法。新北市政府推動回饋方案,以回饋金或異地捐贈方式讓工業住宅就地合法,但被認為有違公平正義。解決工業住宅亂象,還有更好的方法嗎?

撰文•陳柏樺

過去高度爭議的工業住宅,似乎現出一線「生機」。非法工業住宅合法變更為一般住宅的第一樁案例,可能出現在新北市泰山區。

根據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第八二六次會議紀錄顯示,該案歷經四年討論達成初步共識,採「異地回饋」方式,由建商捐贈不低於建案面積三七%,同一都市計畫內當期等值的公設保留地。

內政部都委會已核准通過,但尚待「異地捐地」的機制達成共識,才能發布實施。若此案順利施行,一般預料既存的其他工業住宅也可能要求比照辦理,進行變更。

然而,建商廉價取得工業區土地當住宅賣,購屋民眾以低於周邊行情的價格購屋,雙雙獲利,卻只要繳付不成比例的罰鍰(捐地是罰鍰的一種形式),甚至現在地方政府還設法為違法情形解套,學者憂心此例一開,恐將造成後患。

個案恐變通案 政府自失立場工業住宅主要爭議是違法與價差,由於工業用地價格較住宅區、商業區便宜,在成本降低的情況下,房價自然壓得低。但依《都市計畫法》規定,工業 區土地及建築物以供工業使用為主,不得興建住宅,違者可處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因此,內政部與地方政府 才要求工業住宅變更成為一般住宅,必須回饋或捐地。

「個案的處理都應該要有通案的原則,每個縣市政府處理工業住宅,都要按中央指示依法辦理,因為這牽涉更廣大的都市計畫問題。」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張金鶚直言,工業區變更做住宅使用,不是不行,但必須透過都市計畫做通盤檢討,否則都市計畫就變成空談。

張金鶚認為,都市計畫分區自有其意義,建商不能本末倒置,自己違法在先,再回頭逼迫政府處理地目變更,「工業區若要轉作住宅區,周邊環境適不適合?不能說 既成住宅的部分劃一塊做住宅區,其他都還是工業區,那也很怪。」曾擔任台北市副市長的張金鶚認為,工業住宅的問題就與違建一樣,該處罰就處罰,罰完再來討 論是否要變更,「既成建築的部分,該按照《都市計畫法》開罰,不罰且就地合法,這就說不通。」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不動產投資與經營學位學程副教授花敬群也認 為,在中央未建立全面性原則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此時不宜用個案處理,「不應該依縣市政府說了算,否則未來訂定原則的時候,可能要花更多力氣去檢討或推 翻。」追究起來,這麼多既存的工業住宅,是誰的責任?一一年監察院就曾對工業住宅氾濫問題,對內政部提出糾正。

處罰效果不彰 建商觀望監委在報告中指出,內政部為解決都市計畫工業區土地閒置問題,大幅放寬工業區容許使用項目,反招致適法性及合理性的質疑,有違公平正義原則,讓工 業區的劃設有名無實,反而假借興建「一般商業設施」的名目申請建照,變相開發及違規使用工業住宅,當時統計銷售及使用中工業住宅案例至少有七三六件。

內政部在○二年通過《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十八條》,為工業住宅開了「小門」,放寬一般商業設施、零售業和事務所合法進駐工業區;財稅單位還跟進,認定工業區自用住宅地價稅、房屋稅、土增稅得比照一般住宅,加上過去十年房市飆漲,工業住宅遍地開花。

負責工業區住宅使用督導作業的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統計,工業住宅林立的情況以新北市、台北市與桃園市最嚴重。

依據新北市政府城鄉局統計,新北市在一一年列管工業區建築案共一○八件,後續法令越修越嚴,數量未再增加,台北市也從兩年前開始嚴格取締。營建署也研擬修法、關閉小門,然而既存的工業住宅該如何解決,才是最棘手的問題。

為解決違規工業住宅問題,台北市政府一三年四月、十月兩度查處違規個案,對建商開罰,包括內湖五期重劃區、南港工業區等十處工業住宅,每案罰三十萬元,並限期改善。

六個月後,台北市政府再次派員勘查,僅一處改善,其餘九件逾期未改善,遭市府「加重累計」處罰,每案每層按違規事實處罰三十萬元,但被罰得最重的「忠泰恆美」與「遠雄藝朗」,也不過被罰四百二十萬元,與建商的龐大利益相比,根本九牛一毛,也難怪建商抱持觀望態度。

更大的問題在於,北市府罰建商而未將矛頭指向住戶的原因,是考量建商誘導消費者購屋、充當住宅使用。但建商宣稱既已交屋,違規裝修的裁罰對象應是住戶,而被建商推出來當擋箭牌的住戶,卻不願跟北市府合作,舉證建商違法。這個三角習題,變成建商、住戶聯手二打一。

學者籲通盤檢討都市計畫

執法的地方政府要如何翻轉局面,重占上風,張金鶚認為,通盤檢討都市計畫加上嚴格執法,才能杜絕由來已久的亂象。第一步就是依照《都市計畫法》開罰和開 拆,「該罰就罰、該回歸原狀就回歸原狀,儘管代價會很高,但違法、違規的人若沒有被懲罰,沒被追究責任,反而獲得好處,這才是最諷刺的事。」花敬群建議, 可先將案例做初步分類,「區別為有明顯惡意,以及法令容留模糊空間的兩類,至少目前新建成的工業區豪宅,是挑戰制度、挑釁公權力,顯有惡意者,優先處 理。」其次,「通盤檢討都市計畫,是內政部職權所在,不宜由地方政府就建案所在地做個案變更。」張金鶚補充,若確定將工業區變更為住宅區,必須追討獲益, 若建商不從,政府可用建商後案申照作為交換。

另一方面,住戶不是完全無辜,「住戶不會完全沒有責任,這好比買到瑕疵品甚至違法商品,貪了便宜,當然應該要承擔。」張金鶚說,變更為住宅用地後,地價提升,住戶若轉手亦能平白得利,不符公平原則,必須理出建商與住戶的責任歸屬,讓實際獲益者吐回不當利益。

主管都市計畫的營建署城鄉計畫科科長李守仁表示,若經過都市計畫評估,工業住宅所在地仍維持工業區使用,可輔導住戶依法使用,或依法要求住戶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

李守仁解釋,過去的問題源自地方政府稽查人力不足,「既成的工業住宅,由地方政府輔導住戶依法使用。目前沒有新的工業住宅案件出現。」張金鶚與花敬群認 為,都市計畫的全面檢討,遠比討論個案處理來得急迫。「像目前除了工業住宅,還有商業區住宅、旅館用地住宅等存在,都是違法的,也一直被人詬病,這是整體 都市計畫錯亂,需要通盤檢討。」花敬群說。

政府至今仍未大動作取締、開罰工業住宅,難怪建商與消費者會抱持僥倖心理,期待有朝一日就地合法,房子價格翻漲。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應加快執法與處理速度,才能杜絕建商、住戶公然挑戰公權力、獲取暴利,違反公平正義的情況,才不會一再上演。

專家建議3步驟 處理既存工業住宅工業住宅按照都市計畫法79條裁罰檢討都市計畫是否須做分區變更

若確定變更:

.追建商價差獲益,若不從可扣後案建照.向住戶追回地目變更利益,若可證明建商曾說明建案為工業住宅,可另向建商求償

若維持工業區使用:

.輔導住戶依法使用

.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資料來源:張金鶚、花敬群 整理:陳柏樺

政府4手段杜絕工業住宅

手段1

廣告、銷售

.從今年10月1日起,內政部強制仲介業者應記載事項包括建物是否位處工業區,或不得作為住宅使用的商業區.建築物預(銷)售廣告階段,若違反《消保法》 及《公平交易法》規定者,依法查處.地方政府自訂預繳保證金制度,建商於取得使用執照後3年內未有違規事項,始得退回保證金;違規則沒收

手段2

施工

建築物施工階段,就管道間留設的合理性加強查核,如違反規定(如《建築法》等)者,依相關規定辦理

手段3

使用

於領得使用執照後,蓄意二次施工,違規裝修等行為,依法處罰鍰或以違章建築物拆除處分

手段4

修法

修改《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參考台北、桃園、台中、台南、高雄作法,刪除工業區容許設置一般商業設施規定(直轄市僅剩新北市保留此一規定)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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悶經濟時代 六成五民眾對快樂無感 尋找變快樂的祕方

2015-07-27  TWM


快樂是很主觀的感受,每個人都在找尋自己的偏方,尤其在台灣苦悶環境中,如何善用微小的正向刺激,點滴累積,訓練出支撐未來的快樂力。

撰文•陳玉華 研究員•陳前康 插畫•李俊建日前,主計總處公布二○一四年國民幸福指數,台灣國際指標綜合指數為六.九三分,在三十七國中,排名第十八,較去年前進一名,續居亞洲第一。

相較官方沾沾自喜,民眾卻無感幸福,生存的壓力,經濟的重擔,壓得快樂的長相,越來越模糊??。

場景一:爆滿的身心科門診拯救心靈的醫師,比你想像中的還要病身心科門診的燈號已經三十分鐘沒更換,數字停在二十五號,傍晚已到,掛號人數還有十幾人候診,門縫打開的剎那,病患顫抖抽搐的背影,對面坐著皺著眉,一臉倦容的醫師王浩威。

「抱歉,有點耽擱,我們現在可以開始關於台灣人無感快樂的原因……。」王浩威攤開iPad、畫著圖表,從榮格心理分析講到台灣人的中年危機,他試圖分析每 個數字背後代表的心理因素,只是在專業背後,他也承認:「被病人倒了一整天垃圾後,回家常臭著一張臉,窩在沙發區,一言不發」、「還好我的伴侶也是這領域 的從業人員,可以充分理解,我躲回洞穴,需要獨處的療癒。」「有時候看病的心理醫生,比你想像中的還要病……。」王浩威苦笑著。

幫人解開心結的心理醫師,其實也糾纏心結。王浩威的真實生活,在電影《尋找快樂的十五種方法》中心理醫師海克身上,也能看到。海克擁有令人稱羨的工作與貼 心的伴侶,但被病人追著問:「醫師,快樂是什麼?我為什麼都找不到?」一連串的問號,讓海克決定停掉心理諮商的工作,到非洲、中國、美國等地,透過旅程碰 觸的有趣人物與驚險事件,檢視自己內心的企盼與恐懼。

浪漫的心理醫師,透過旅程尋找內心的謎團,但身處在台灣小島的人們,心裡的快樂座標又漂流到哪裡?

根據《今周刊》與波仕特線上市調所做的「國人快樂大調查」,發現回答「非常快樂」與「有點快樂」的民眾僅有三四.三%;有六五.七%的民眾表示「普通」、「有點不快樂」與「非常不快樂」,其中又以「普通」占三五.九%的比率最高。

「談不上快樂與否,只好回答普通,這也符合台灣悶到底的現狀。」王浩威分析,台灣已經過了高度經濟成長的時代,再怎麼努力,也回不到那個榮景,但日子也不算過得太壞,所以出現了「快樂無感」的現象。

「台灣像是一片安靜無波的海,人心如帆船,沒有方向感、沒有驅動力,停滯海面。因為沒有驚濤駭浪,沉不下去,所以也沒有掙扎求生的危機力與戰鬥力。」「二 十五年前,我去上政大企業家班時,當時吳靜吉老師提到『中年危機』四字,我心想,那是虛弱的人才會應付不來的困境。」合隆毛廠董事長陳焜耀說:「沒想到過 了四十歲之後,危機像土石流般滾下來,先是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後來又是二○○八年金融海嘯,每一次都令人措手不及。」在這次調查中,快樂指數最低的 年齡層落在四十一歲到五十歲之間,將近七二.七%的受訪者「無感快樂」,這些四、五、六年級生,歷經台灣高度的經濟成長、政黨輪替等重大政經社會轉折,都 深信社會進步是不斷往前滾動、個人只要有努力就有回報的,「我是不錯的」、「我一定還可以更好」……。這些一輩子不變的信仰,卻來到了「停滯的海面」,台 灣中堅分子的無奈與挫敗,成了最無奈與無感的一群。

「年輕時,我們認為生命是無限的,往前,就有路走;但現在可能要思考你的日子是倒數的,甚至從終點回推。」「倒數的人生,我還有什麼路可走?練習從不同角 度看生命。」王浩威說:「要解除中年危機,必須卸下假裝自己還不錯的樣子,真正地告別自己,才能繼續往下一個旅程走去。」場景二:七美外海的七十歲導遊十 年纏訟換來不起訴,破產董事長轉念賺快樂澎湖七美外海,帽子大王戴勝通帶著一整船的遊客,導覽天然玄武石,他拿著相機在船頭攀爬,趴在船身拍照上傳粉絲 團。經營臉書「跟著董事長遊台灣」兩年,粉絲將近五十萬人,「三年前,我是一個連簡訊都不會發的歐吉桑。」年近七十的戴勝通滑著平板電腦說,「我不能被環 境困住,我要用自己的方式,證明我的價值與存在。」「去年,我收到法院的不起訴書,整整十年的官司纏身,跳票、破產,工廠收了……。我前半輩子努力的帽子 事業,在這一張薄薄的不起訴書中,化為烏有。」成立四十幾年的三勝製帽在○四年時發生財務危機,時任中小企業協會理事長的戴勝通,為配合扁政府的邦誼政策 在海地投資,後因政變而導致工廠被毀,資金受牽累,特偵組也因此多次調查戴勝通,直到一三年此案終結,無罪不起訴。

「我朋友說,這可以去跟政府打官司,申請國賠,至少可以拿回二十億元。」戴勝通回絕:「再耗十年,我都八十歲了,何不利用我七十歲時重新出發。我要有志 氣,在八十歲時,賺個二百億元,不要去肖想政府的國賠。」不計較, 告別過去的自己「跟過去的自己告別」、「不管是榮耀或是不堪」,戴勝通執行「人生七十才開始」的理念,他說:「轉念,是找回快樂最好方式。」在本刊調查 中,受訪者解決不快樂的心情,有三三.一%的人選擇轉念,放下執著。

當初戴勝通出門有賓士、司機,出席國宴前,得找上海師傅量身訂製西裝,現在他搭捷運轉公車,身上穿著三件一千元的POLO衫。以前一張訂單上千萬美元,現在辦旅遊團,一名旅客只賺五百元利潤。

「要論賺錢,絕對回不到以往的財富;但要論快樂,現在賺到的心情,卻是以往財富無法比擬的。」事業的起伏,讓戴勝通重審自己的人生清單,享樂與快樂,是兩回事。

他當中小企業協會理事長時,曾豪氣從上海空運大閘蟹來台,在喜來登飯店大宴賓客。後來跳票事件發生,有一回出現一百五十萬元的缺口,他心想:「依照我的人脈,找三個朋友,每人調五十萬元,應該不難。」沒想到他列了十人,打了上百通電話,唯一借他的,竟是自己的老父親。

「我不怨嘆這些人,至少他們讓我看清楚社會的殘酷,我不再回頭找那個三勝製帽的戴勝通。」官司告一段落後,戴勝通脫掉了上半輩子的「帽子大王」封號,重新學習社群經營,投入旅遊產業。

「傳統產業都是身經百戰的經營者,面對網路潮流,盲目暴露在外,會被潮水沖走,我們要如同寄居蟹一樣,先去找一個殼(網路)寄居,搭起天線,繼續發揮所長。」他六十八歲開始學臉書,搞社群接單,目前還發展出韓日臉書同步,承接國外背包客。

「若你發現自己處於一片死海,沒有動力,唯一的辦法,就是開闢另一片海。」王浩威認為,要突破沉悶的處境,就要轉念與轉戰,不要陷入大環境自怨自艾。離開現狀,到另一處開發,人生必有另一番景致。

場景三:藝人夫妻分據兩頭的書桌家中最遙遠的對角線,是相處最舒適的距離藝人劉若英與丈夫一進門,一個往左,一個往右,各自回到書房,家裡唯一共通的是中 間的客餐廳。當初裝潢時,先生說要共用大書桌,夫妻分據兩頭,劉若英覺得太像網咖了,她堅持保持婚前各自的閱讀與工作習慣,「書房安排在房子最遠的對角 線,這是我認為伴侶互不干擾最舒適的距離。」在《今周刊》民調中,「做哪些事,最容易使你感到快樂?」問題中,有三五%受訪者選擇「獨處,放空自己」。所 以獨處,就成為尋回快樂的必要能力。四年前結婚,今年產子,過去把獨處生活過到極致的單身教主劉若英,常常被問:「妳現在很圓滿,很幸福吧?」她的回答 是:「我現在很好,但是我的過去也非常圓滿啊!」劉若英認為,孤獨感是一種與生俱來的能力,每個人都要訓練自己獨處的能力,碰到對的人,才能進行品質好的 「相處模式」。

「當我們開口講出『讓我靜一靜』時,不管是伴侶或自己都會不自覺地受傷。」王浩威說:「這是台灣人不習慣獨處,或是把獨處視為忽略伴侶的愧疚,也因而忘了 孤獨力,其實也是一種修復能力。」他強調,獨處不是把自己關在一個空間,而是讓自己完全地放空。現在大家手機不離身,雖然是身處獨自空間,但還是充斥在資 訊爆滿的轟炸中,漏接了同事的LINE、沒有回覆朋友的臉書……,各種科技焦慮症,也讓「獨處能力」的培養顯得重要。

拆解壓力,別訂太高目標「薪水低」、「工作壓力大」、「對工作缺乏熱情」、「人生缺乏目標」、「一直達不到夢想」……,在民調中,受訪者細數自己不快樂的原因。

「快樂,是每個人努力的目標,但需要時間練習,不能操之過急。」董氏基金會心理衛生組主任葉雅馨說,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調查,全球的憂鬱症患 者,在二○二○年,會與心臟病並列為第一大疾病死因。因此包括企業與個人都把預防憂鬱症工程視為重點,展開各種壓力拆卸的快樂學習。

「釋放壓力尋找快樂的過程,是有技巧的。」葉雅馨說,釋放壓力初期的標準不要太高,而且要一項一項慢慢來,例如你在準備考試時,就不要同時減肥;或是在追 求業績時,又想同時戒菸,一下子太多標的,會讓自己無法專注。功虧一簣時,便會沮喪到全面棄守,進而懷疑自己的能力。「每次訂一小步目標,達成時給自己犒 賞,這樣緩步釋壓,才能趨近快樂。」「如果過度強調快樂,其實是讓自己陷入失敗與失望的狀況。」以講授快樂學著名的哈佛大學教授塔爾.班夏哈在《快樂練習 本》一書中提醒:「我們要執著保持開心,而不是執著追尋快樂。」快樂是你一輩子想接近,卻常常越推越遠的目標,如果多點練習、少點誤判,才能從無感的情緒 中甦醒過來,根植內心,化為生命中飽滿的生存潛能。

國人快樂大調查

你近一年來是否快樂?

65.7% 無感、不快樂

34.3% 快樂

若不快樂,在職場上,是哪些原因?(複選)

51.9% 薪水低

42% 工作壓力大

34.3% 對工作缺乏熱情若不快樂,在生活上,是哪些原因?(複選)

56.7% 經濟壓力大

34.6% 一直達不到夢想30.4% 人生缺乏目標41~50歲 72.7%對快樂無感感到不快樂時,會如何改變心情?(複選)39% 出遊,轉移注意力33.1% 轉念,放下執著25.7% 找人傾聽,抒發情緒不快樂時,做哪些事最容易使你感到快樂?(複選)

36.5% 旅行

35% 獨處,放空自己

31% 享受美食

註:本調查為《今周刊》與波仕特線上市調公司合作,調查期間為2015年6月12日至18日,回收樣本數為1068份,在95%的信心水準下,誤差為正負3%以內。

每天333 練習快樂

為什麼有人總是被幸運之神眷顧,有人卻與好運沾不上邊?其實,快樂與肌肉一樣,練久了,就會有。

如何訓練在大腦內建立快樂迴路,讓它可以重新啟動,過濾有害與垃圾的郵件,並按照我們設定的條件去搜尋快樂的事物,生活會聚焦於此,生命自然會打開正向思考的水龍頭。

記下片刻

每天睡前三分鐘,在床頭擺上一本簿子,不假思索地記下今天令你快樂的三件事情,例如公司附近新開的咖啡店便宜又好喝、小孩放學後的一個緊密擁抱、路旁玉蘭花阿嬤的微笑等細微事物。

持續留下

持續三周,持續訓練大腦去「搜尋潛在的正面事物」,便可累積生活中,值得高興與快樂的積點。當儀式化為習慣時,就可以扭轉負面心態,敞開心胸,幫助自己在工作與生活上有正向能量。

放大感恩

每周找一個固定時間,翻開床頭練習本,檢閱令你感動的三件事情或三個人,甚至可以寫短訊或發mail告訴他。讓正向思考進入循環,感染周遭的家人或同事。

別讓情緒拖垮財報

企業廣設心理諮詢駐診

「許多企業發現,員工的身心狀態往往影響工作表現。」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諮商心理師黃暐超指出,若員工受到個人、家庭或工作壓力等困擾,公司經營成本也會增加。

在職場上,很多心理或家庭狀況難以和主管或同事訴說,例如「覺得主管看自己不順眼」、「對工作沒有熱情」等,當抱怨的對象可能就坐在旁邊,尋求專業諮商往往才是員工紓解情緒的最佳管道。

目前美國的前500大企業,大約有85%提供「員工協助方案」(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簡稱EAP)給所屬的員工及員工眷屬使用。所謂「員工協助方案」,就是一種長期、有系統的服務計畫,提供心理諮詢服務。

黃暐超指出,EAP服務除了幫助個人,也改善家庭關係與工作表現,進而提升工作績效。在這項方案下,員工不僅可預約一年6至8次的心理諮商,還設有電話諮商,讓企業員工隨時能接觸到心理師。員工使用的年度預算,每人約3萬元新台幣。

人才是企業最重要的資產,黃暐超表示,對公司來說,耗損一個人力比提供員工協助方案的成本還要高。因此,國內許多企業也開始提供EAP,包括富邦金控、中信金控、南山人壽、趨勢科技等企業。

富邦金控人資長陳昭如表示,透過外部專業機構提供隱密性的心理健檢與心理諮詢服務,讓員工可以安心地尋求幫助;對企業而言,亦可透過整體心理健檢結果分 析,深入了解員工的身心狀態。此外,董氏基金會也在2012年發起「企業紓壓日」,訂定每年5月的第一個周一,提供上班族多元的紓壓體驗課程。董氏基金會 心理衛生組主任葉雅馨指出,企業主應重視員工的心理健康,讓員工揮別「Monday Blue」,才能提升工作效率。(鄧麗萍)圖說:破產後,戴勝通卸除大老闆的光環,十年內走訪2千多家民宿,結識不少朋友,變成民宿達人,開起旅行社。他 說賺錢不如從前,但賺快樂、賺人心,更勝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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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的民主殿堂 67.4%民眾不滿立委表現 國會不效率真相

2015-09-28  TWM


有群人,代替你我決定了很多事, 從搭車要不要繫安全帶,到數千億預算能不能花,都是他們開會討論的結果。 立法院的113名立委、台灣2300萬人的縮影, 大多數人,對他們並不滿意,卻忘了立委表現好壞,選民應該負最大責任。 四年一次的選舉季節即將到來,這座民主殿堂生態也將出現翻轉。 這是用選票做出改變的最好時機。 但在做出決定前,你至少該好好了解,我們的立法院,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創造人民最安定的生活環境,追求人民最大的幸福指數,是所有立法委員的本職及責任……。」搭配慷慨激昂的交響樂,襯著議場畫面,在立法院官網的自我介紹影片裡,院長王金平語氣堅定地說著。

二○一五年九月十五日,立法院新會期開議,這是本屆立委的最後一個會期,許多人期待各項攸關經濟安定與民生幸福的法案,能在這個會期順利完成。

諷刺的是,這些法案之所以成為「問題」,也和這群以「創造人民安定、追求人民幸福」為本職的立法委員們,脫不了干係。

事件:勞保年金替代率提高代價:三十年後,勞保基金虧損將增一兆元時間是二○○八年五月八日,立法院群賢樓八樓,社福及衛環委員會正在審查《勞工保險條例》修正草案;會中討論的內容,也就是如今正在加速勞保基金破產的濫觴:勞保年金的替代率該給多少?

起初,精算學者建議一.一%所得替代率(繳費三十年,替代率為三三%),勞委會的版本拉高到了一.三%(編按:所得替代率指退休後平均每月可支配金額與退 休當時的每月薪資的比率。替代率越高,退休後的生活水準也越高,但相對的,也會加重勞保基金的負擔),那麼,當時立委們怎麼說?

立委侯彩鳳:「如果現在提高所得替代率到二%,主計處可能就要抓狂了……,但讓勞工朋友的老年生活沒有後顧之憂,這是重點所在。」立委賴清德:「全力支持 侯委員等提案所得替代率二%……。」立委田秋堇:「勞委會同仁不斷表示,替代率若提高到二%,勞保基金馬上就會倒……,為什麼公教人員的退休撫卹基金就不 怕倒?」結果,立法院三讀通過所得替代率一.五五%。

根據當時的精算報告,學者從未考慮過一.五五%,因為他們計算,光是把替代率從一.一%加到一.五%,三十年後就會讓勞保基金累積虧損多出一兆元。

然而,立委們無視專業計算的結果,漫天喊價;七年後的今天,勞保年金破產危機已然成為社會動盪、年輕人對未來大感不安的重要因子。

事件:課徵證所稅

代價:三十個月後,股市交易量大減另一個場景,是在二○一二年六月四日,立法院群賢樓九樓,財政委員會正在審查《所得稅法》修正草案,總統府與行政院高舉 「租稅正義」大旗,要求立法院修法課徵證所稅;立法院外,各界則不斷示警,草案內容若實施,勢將造成嚴重衝擊。

立委賴士葆:「我提醒並拜託張(盛和)部長能做到現在大家都掛在嘴邊的、你的至理名言:『先求有,再求好』。」立委費鴻泰:「我們應該追求最大的社會正 義,但又不影響經濟發展,也不要讓資本市場造成混亂。」結果,立法院在當年七月三讀修法,隔年開始課徵證所稅;三十個月後的今天,因股市交易量大幅萎縮、 證交稅大幅減少、企業籌資意願驟降等因素,立法院又以「救市」為由,研議刪除證所稅。

兩場會議,一個是以「照顧勞工」為訴求,推翻行政部門專業評估;另一個,則是立委輕易屈從行政部門意志,通過爭議性極大的法案。兩個立場截然不同的立法討論,結果都是讓國家付出沉重代價。

立法院,我國最高民意機關;在亞洲第一個實施民主制度的中華民國,這裡就是最高民主象徵。但這座神聖殿堂的功能與地位,如今早已扭曲變形,甚至失去人民信 賴,根據《今周刊》今年八月委託台灣指標民調公司的調查顯示,僅不到一五%的民眾滿意立院表現,不滿意者高達六七.四%。

我們的立法院,怎麼了?

扭曲的工作內容

一個中午跑十一場喜酒 立委:幾乎喘不過氣「立法院有議決法律案、預算案,以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等職權。凡是法、律、條例、通則均須經立法院通過。」這是立法院的職權簡介,討論法案與國家大事,該是立法委員的工作重點。但,立委們真的專注於這些事情嗎?

「曾有立委把我找到他的辦公室,談的是某位選民想承租一塊港務局土地,卻嫌租金太貴,希望我能打些折扣。」交通部前部長葉匡時說。

一位卸任外交部長也透露,曾有立委突然提案刪除外交部一億元預算,他緊急了解情況,才知道有選民替外籍配偶辦理簽證不順利,找上立委陳情;該名立委則以提案刪預算替選民出頭。最後是部長協調專案處理,才救回險些被刪除的一億元。

部長只因這類選民陳情,就被立委叫到辦公室的情況,在立法院屢見不鮮,甚至有人私下抱怨這讓他感到「尊嚴掃地」。姑且不論這類行為究竟是「討論」或「關 說」,但當一位立委對政務官施壓的出發點是「選民個案」,也只因「個案問題解決」就停止施壓,就已凸顯一個事實:這些立委做的不是立法、修法、監督政府的 工作,而是單純的選民服務,一種類似於「里長」或「地方議員」的工作。

不僅行政官員不滿,立委對這些雞毛蒜皮的選民服務也滿腹苦水。「我不希望每天花很多時間在解決議員層級的小事,但選民總認為,『如果連你立委都沒辦法,找議員有用嗎?』所以我還是得繼續幫忙選民遷基地台、調解買賣房屋的糾紛。」立委李俊俋說。

○八年,立委人數減半,從二二五席減到目前的一一三席,選制改革後每區僅有一席立委。

改制的後遺症之一,就是他們要扛下的「里長工作」更多了。

「政治很現實,選民服務和紅白帖就是選票來源,尤其中南部人特別講究『見面三分情』。如果立委不跑,每天在地方的議員、鄉鎮長個個搶著取代你。」一位資深國會助理的觀察,道盡立委分身乏術的無奈。

「過去一個選區有十席立委,我只需要出席支持者的活動;現在北投只有我一個立委,所有婚喪喜慶都非去不可。我曾經一個中午跑十一場喜酒,最後一場是三點趕到,陪主人送客。」立委丁守中直言,國會減半後的跑攤行程,多得幾乎喘不過氣來。

一張一張的選票背後,代表的是選民的期待,而當選民對一位立法委員的期待是里長、議員的角色,立委表現出來的樣貌也就自然而然的跟著扭曲。

扭曲的,還有立委的時間配置。

為兼顧問政與服務,多數「區域立委」都是一早到立法院簽到開會,中午過後匆匆返回選區;只花十幾分鐘到委員會質詢官員就離開的情況也不時發生。因此立法院 各委員會,常出現上午簽到全員到齊,下午審查法案預算,在場立委竟未達法定開會人數的怪現象。這時若助理無法即時「邀請」立委到場,會議就得被迫結束。

如果你以為這是身負選票壓力的區域立委才有的怪象,那就錯了,「不分區立委也有類似情況,有時開會找不到委員,結果抬頭一看電視,發現他根本就在上節 目。」一位國會助理無奈分析,立委審查法案一下午,曝光率遠不及政論節目上的一小時,「區域立委跑選區、不分區立委上節目」的現象早已見怪不怪。

嚴格來說,民意代表的權力原本就來自選民的託付,將精力花在選民服務上,不能算不務正業;但當立委把大多數經營重點放在選區和曝光率,立法院的監督政府功能與立法品質自然遭到排擠。

扭曲的權力配置

國會席次減半,一人掌六一九億預算大刀在這裡,必須提到○八年立委減半之後的另一個後遺症:每位立委的權力變大。請看以下幾個數字:一三年,包含中央政府 總預算、國營事業預算與各種營利及非營利基金,廣義的「公部門」,共有超過七兆元支出必須通過國會審查,每位立委平均掌握國家六一九億元預算生殺大權。這 數字大概可以讓全台北市的國小學童免費吃三十四年的營養午餐。

預算審查,是立法院監督行政機關的重要手段,當立委「無暇細心研究預算,手裡卻能拿著一把六一九億元的大刀,腦子裡在意的是特定選民的個案」,對政府監督的品質與合理性,自然令人存疑。

再者,國會席次減半,行政機關卻沒有縮減。○八年之後,立法院將原有的十二個常設委員會合併為八個,意味每個委員會要負責的範圍更廣;此外,每個委員會的 成員數則由平均十九人降為十三到十五人。整體來說,這些變革代表每位立委必須搞懂的事情更多、每個決定的影響力也更大。

「這樣的分工,與先進民主國家鼓勵國會議員資深制、精進專業能力的潮流互相違背。」公督盟理事長、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黃秀端指出,美國國會議員講究專業分工,台灣國會則相對淺碟,甚至有新科立委連議事規則都還不清楚,就當選召委擔任委員會主席。

按照現狀,立委就算只選擇一個委員會,要具備的知識就已經夠多了,但偏偏還是有人喜歡每年蜻蜓點水式地四處遊走。本屆立委含補選與中途離職者一共有一二四 人次,其中六十八位立委四年來從未轉換委員會,比率僅略高於一半;有十名立委「跳槽」兩次以上,他們若非天縱英才,問政恐怕難有深度可言。

「每位立委都認為自己很認真,但努力方向完全錯了。」台北大學公行系助理教授陳耀祥直言,立法運作機制中的重要環節──委員會,如今已經近乎「失能」,許 多法案中,原本應該詳細解釋的立法理由,竟只有籠統的「黨團協商」四字,一九九九年上路的黨團協商機制,甚至能推翻委員會決議,本末倒置地成為立法活動核 心。

學者對委員會失能的憂慮其來有自。過去幾年,立法院經手的重大法案,無論是否三讀完成,多數條文的審查過程確實是在「黨團協商」,而非委員會,前面提到的 勞保年金與證所稅,都是朝野協商的結果。攸關年金改革的幾項法案,也都在兩年前就完成形式上的委員會審查,實際上卻離完成修法相當遙遠。

十二年國教的法源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則是另一個具體事例。

早在一一年元旦,馬英九總統就宣布十二年國教將於一四年實施,但攸關招生名額、學費入學方式的母法《高級中等教育法》必須提前一年上路;負責審查該案的立 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在一二年五月完成初審,一旦保留協商條文達成共識後,即可完成三讀,立法進度看似相當順利。

但實際上,初審通過且不須協商的條文,只有法案名稱、採「免試入學」、各校可辦理「特色招生」等大方向,具體內容則莫衷一是;最後,這項法案是由院長王金平邀集教育部官員與朝野各黨立委,連續三天進行馬拉松式的朝野協商,才趕在立法院臨時會結束前完成三讀。

不可思議!一項攸關百年大計的重要教育改革法案,在原本該是專業討論核心的委員會中毫無進展,反而要在夾雜政黨妥協與交換的「黨團協商」場域裡趕工完成。

不僅法案如此,每年度的中央政府總預算,在委員會初審時也常保留大量預算科目或刪減預算提案,接著轉進朝野協商階段「喊價」。

在這過程當中,另一個問題也隨之產生:失能的委員會,進一步拖累了行政部門的效率;長遠的影響,更牽制了優秀人才擔任政務官的意願。

每年五月底,總能看見次長級官員率領著大批公務員,站在立法院長會客室外排隊等候「搶救」預算,「若委員會審查能有效率一點,同仁們就不用花這麼多時間在立法院枯等。」葉匡時說。

一位國立大學前校長也私下埋怨,每當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國立大學預算時,總會把所有校長一古腦地叫到立法院群賢樓大禮堂開會,但多數與會校長從來不會被立委點上台解釋預算項目,只是在台下枯坐一天再離開,不知列席的意義何在。

回過頭來,再看委員會失能之下,台灣立法程序僅可仰賴的最後一關:黨團協商制度。

在許多人眼中,王金平與黨團協商,是阻礙立法效率的兩塊大石頭。外界研判,二○一三年的「馬王政爭」,起因正是馬英九總統不滿王金平主導黨團協商,使《兩岸服貿協議》、核四公投等重大議案毫無進展,才不顧一切試圖拔除王金平職務。

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在企業家批評立法院時回應,「立法院內規非改不可。協商制度下,只要有三人小黨團不簽字,法案就沒辦法過;硬要表決,就有人罷占主席台 或變更數百項議程拖延時間。」然而,無論是去年的太陽花學運,以及今年的反課綱微調示威行動,也都是在黨團協商的折衝下才暫時平息衝突。黨團協商究竟是凝 聚共識的必要手段,還是無謂瑣碎的拖延戰術?各方意見始終分歧。

扭曲的議事流程

委員會幾乎失能,法案多仰賴黨團協商根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任何議案或爭議事項,各黨團皆可提出協商要求;協商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為「委員會協 商」,由議案初審委員會成員及行政官員自行協商;若委員會協商無法突破,才送往第二階段、由立法院長主持的黨團協商,經一個月「冷靜期」後,若各方仍無共 識,即可送院會表決。

問題,就出在法定的「冷凍期條款」並沒有被尊重、落實。這項設計,原本是為了讓立委做重大決策前深思熟慮,但實務上「經常法案過了一個月的冷凍期,王院長 還是不願動用表決,讓執政黨許多重大法案寸步難行。」不願具名的國民黨立委批評王金平的「公道伯」性格,嚴重拖累立法效率。

該立委舉例,《長期照護服務法》在一二年就已送進立法院,多次協商後只剩下一項條文未獲共識,若交付表決早就能完成立法,王金平卻以個人影響力勸說各黨團 持續協商,讓這項重大法案遲至今年五月才三讀通過,「盡可能凝聚共識的好處是『朝野和諧』,但等於放棄多數優勢,讓選民認為國民黨執政無能。」國民黨立委 吳育昇就主張修法,規定法案超過一個月協商冷凍期後,即「應」交付院會表決處理。

但民進黨立委李應元批評,行政部門無法順利推動的,通常是《服貿協議》、年金改革這類,在社會上有重大爭議、國民黨內自己也沒有共識的法案,黨團協商此時 反而扮演反映民意的重要角色,「過去幾年,從美牛案、十二年國教、募兵暫行條例這些中性的法案,哪一個沒有完成三讀?」第八屆立法院截至今年九月十八日, 一共通過四百八十六項法案,因此王金平也公開表示,立法院效率很好。

然而,比起冰冷的議案數字,許多人更在意的是實質影響的重大法案及其審議過程。

「不公開透明」,是黨團協商另一項重大的爭議。《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規定,協商時議事人員應全程錄影、錄音、記錄,並將協商內容及結論刊登公報;但實務 上,協商就像是潘朵拉的盒子,除了當事者,幾乎沒人知道裡面談了什麼、怎麼談?這個諱莫如深的場域,決定了一條又一條影響國家發展的法案,像是默默地為全 台灣人,畫下一道道難以扭轉的生命線。

「朝野協商,場景很像電影談判情節」,一位資深助理形容,當協商陷入膠著,任何陣營都可隨時要求休息,各自商討戰略,幾番交頭接耳後,再返回原處,進行下一波攻防。

協商過程不透明 黃國昌痛批「密室」!

以《高級中等教育法》為例,談判主戰場是議場的立法院長休息室,國民黨團若遇上無法判斷的條件,就與教育部長及其他官員走到長廊另一端的行政院長休息室,闢室密談,並回報府院高層;民進黨團則在議場角落咬耳朵,同時與黨內同志保持聯繫。

這樣的立法過程,令不少知識精英難以接受。辭去中研院研究員職務、投入立委選舉的法律學者黃國昌,即一再強調法案公開辯論的重要性,並痛批「密室協商制 度」是腐敗政治的象徵。公督盟常務理事、政大退休教授顧忠華也強調,立法院應就法案與預算審議,建立公開辯論慣例,讓立法過程更透明。

長期研究立法制度的中研院政治所研究員邱訪義認為,黨團協商制提升了立法效率,因本身有益政黨內成員形成一致立場,也有助政黨規範其成員;少數黨有權在協商中阻擋法案,意見得以被納入考量,有助減少極化對立並促進共識。

但他也憂心,黨團協商犧牲立法過程中的透明性、公開審議與課責性(誰錯誰負責)。即使立院規定協商須有會議紀錄並公開,但修法許多關鍵性決定仍舊在幕後或枱面下進行,外界很難從紀錄中看出政黨間如何辯論與達成協議。

「黨團協商最大的問題是很可能推翻委員會決議,就算行政部門不能完全接受協商結論,但在一間房間裡,各黨鞭都簽了字,我們也不得不買單。」一位卸任政務官也說,沒有媒體在場的協商,讓行政官員在捍衛立場上處於絕對劣勢。

對此,被外界認定最善於運用協商的立委柯建銘反駁:「協商就是政治攻防,了解政治的人都清楚,不是所有事都能攤在陽光下解決。」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賴士葆 也肯定黨團協商有存在必要,他認為,合理的折衷方式是修改協商法條,明文規定「協商不得推翻委員會決議」,也就是,協商起點必須基於委員會共識。

話雖如此,讓委員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真能一舉導正立院此刻的扭曲模樣嗎?

「當然不夠!」前立委林濁水篤定地說。這位當年大力反對「立委減半」卻未被採納的理論大師,至今仍認為席次減半「扭曲民意且不符憲政學理」。檢視當今立法委員「里長化」所一路衍生的專業降低、權力變大等問題,源頭的確多少與立委席次驟減有關。

此外,「若憲政體制沒有明確走向總統制或內閣制,無論誰執政,都得面對在野黨強力杯葛。」林濁水把問題拉高到憲政層級,在目前體制下,當國會多數與總統不 同黨,立法院得以不必付任何代價阻擋行政院政策;就算執政黨擁有國會多數,但總統無法直通國會,必須藉由掌控提名權力的黨機器操控黨籍立委。

立法院只是政黨意見的角力場,卻少了在衝突中尋找共識的功能;也就是,政黨惡鬥仍無化解可能。

「上電視就是問政」 你也是這樣想的嗎?

然而,想扭轉立院亂象,絕不能只從制度下手,選民更該被檢討。因為選民「看到人就是認真」的直覺,使立委重地方、輕問政;「上電視就是問政」的觀念,使立 委找「梗」比審法案還認真,最終委員會嚴重失能,只能仰賴透明度存疑的黨團協商;協商通過的法案,到選民眼裡又被認為是利益分贓……。

「選民態度,決定了立委行為。我們都該捫心自問,國家需要什麼樣的立委?」黃秀端認為,民眾只看見立委無心問政、執著政黨鬥爭,卻忘了立委是接受選票託付進入國會,若表現不稱職,選民責無旁貸。

明年二月立委任期結束前,年金改革方案因朝野缺乏共識,幾可確定無解。九月十八日,外界原以為三年前鑄下大錯的證所稅,終於能透過修法獲得停損,結果卻是再拖兩個月……。

一再重演的拖棚歹戲,你厭倦了嗎?其實,你我都有責任。

一位立院駐衛警的側面觀察立法院超沒效率 8成公僕常被「罰站」我在立法院執勤的時間近15年,每天都在立法院各出入口、委員會門口執勤。從我的角度觀察,單就問政品質,立法院是很沒有效率的,無論國會有沒有減半,立委的素質,都不足以領導社會前進。

舉個例子,有一次教育委員會審查故宮預算,當年為了因應陸客人數大幅增加,故宮在廁所衛生紙的支出上多編了一筆預算,大概幾十萬元吧。立委們卻為了這筆錢爭執老半天,因為有人質疑「為什麼要替陸客多花錢」。

我在旁邊看了覺得非常驚訝,廁所放衛生紙不是基本需求嗎?如果立法院每天就在處理這些雞毛蒜皮的事情,效率能有多好?

委員會的會議通知經常很籠統,部長若怕被臨時抽考回答不及,就會把所有人和資料全帶來,但就我的經驗,8成公務員根本派不上用場,有時一個上午20位立委質詢,問的都是同個問題。立委如果在開會之前把議程更聚焦一點,就不用讓公務員這麼疲於奔命。

去年的餿水油風暴就是這樣,其實開會前所有人都知道修法結果一定是「提高刑度」、「增加賠償金額」,所有立委的提案也大同小異,但會議就硬是拖到晚上,很多沒有位子坐的公務員就在立法院罰站了一整天。

(鄭閔聲)

立院6大亂象,拖垮台灣競爭力

亂象1

重地方輕中央

跑紅白帖的時間比監督政府要多;叫部長到辦公室,常常只是為了選民服務案。

亂象2

政黨惡鬥

朝野相互杯葛;政黨以黨紀控制立委表決選擇。

亂象3

虛應故事

委員會審查沒人在意,大量法案與預算都倚賴黨團協商。

亂象4

無效率拖垮行政機關

無論委員會或法案、預算協商,動輒要行政部門大量動員,經常出現官員罰站一天卻毫無建樹的情況。

亂象5

綜藝化

立法院下午開會常湊不齊人數,立委卻在政論節目上搶曝光。

亂象6

不專業

許多立委每年在各委員會間沾醬油插花。

撰文 / 楊紹華、鄭閔聲、陳前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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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爆發大規模民眾示威要求市長辭職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12/4723764.html

芝加哥爆發大規模民眾示威要求市長辭職

一財網 孫卓 2015-12-10 13:42:00

自黑人青年麥克唐納被白人警察範戴克槍殺的視頻在11月24日公布後,芝加哥各地已經出現多次示威活動,參加示威的人要求伊曼紐爾和芝加哥警察局局長辭職,並要求聯邦政府調查在處理這一案件中是否存在伊曼紐爾為了贏得去年的市長選舉而曾經掩蓋警察暴力執法等行為。

芝加哥市市長伊曼紐爾(Rahm Emanuel)本以為周三在市議會就白人警察槍殺黑人青年一案的道歉會平息民眾的怒火,結果卻事與願違,就在他道歉後的幾個小時內,芝加哥市中心的幾個主要街區聚集了上百名民眾,要求伊曼紐爾立即辭職。

自黑人青年麥克唐納被白人警察範戴克槍殺的視頻在11月24日公布後,芝加哥各地已經出現多次示威活動,參加示威的人要求伊曼紐爾和芝加哥警察局局長辭職,並要求聯邦政府調查在處理這一案件中是否存在伊曼紐爾為了贏得去年的市長選舉而曾經掩蓋警察暴力執法等行為。

伊曼紐爾在當天的致歉中表示,在麥克唐納一案上他沒有任何借口,因此他感到抱歉。“我們的城市以前也發生過類似事件,發生過警察致命槍擊和其他形式的濫用權力以及腐敗行為等。我們采取過改正措施,但這些措施沒有奏效。” 伊曼紐爾說。

迫於輿論壓力,此前芝加哥警察局局長已經在伊曼紐爾的要求下辭職,但是伊曼紐爾一再表示他不會辭職。

17歲的黑人青年麥克唐納2014年10月被芝加哥白人警察16槍打死之後,芝加哥警察局以及市長都迎來了前所未有的重大信任危機。媒體和民眾都質疑為何芝加哥市政府在事件發生400天後才公布事件發生當天的錄像記錄。後來麥克唐納家庭和芝加哥市以500萬美元和解。

此前,美國司法部宣布介入調查,重點將要查明芝加哥警察是否使用致命武力以及是否存在違反憲法和權力的行為。

伊曼紐爾曾經反對司法部介入調查,但在上周轉變態度,表示“歡迎”司法部參與調查。

周三芝加哥市中心的各主要街道都可以看到對市長伊曼紐爾以及芝加哥警方的強烈不滿和憤怒。

“這就是民主的樣子。”福克斯芝加哥32臺的報道中一位示威者對著攝像機喊著,“要想重新獲得我們的信任需要很長很長的時間。”這位示威者說。

現場報道的畫面中還能看到一隊示威者在試圖進入密西根大街的時候同荷槍實彈的多名警察發生推搡和沖突的畫面,在警方不斷後退後示威者進入密西根大街。隨後,示威者前往密西根大街和附近的幾條主要街道,在大路中間阻攔交通和經過的摩托車。

一位示威者表示,包括他們的組織在內的四個地方組織今天都已經在市政府門前進行了抗議,他們要求市長和庫克郡的司法部長辭職。

“我們有一項程序叫做選舉。” 伊曼紐爾在回應有關讓他辭職的呼聲時說,“選民說了算,我會為我的決定和行為負責。”

可能會讓伊曼紐爾失望的是,根據《今日美國》周二最新公布的一項民意調查,超過一半的芝加哥選民認為伊曼紐爾應該辭職。

調查顯示,超過51%的選民認為伊曼紐爾應該辭職,只有29%的選民認為他不需要辭職,對伊曼紐爾工作表現滿意的有18%,不滿意的有67%,同時,有63%的人認為,他們根本不相信市長伊曼紐爾所說的,他此前沒有看過這個槍殺現場的視頻。

編輯:仇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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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調:民眾更愛使用新媒體 卻更信任傳統媒體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6/01/4736021.html

民調:民眾更愛使用新媒體 卻更信任傳統媒體

一財網 藍之馨 2016-01-07 19:12:00

廣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看報紙、看電視的受訪者仍占多數。其中,最多受訪者看電視,比例高達88%,看報紙的人也多達61%;對重大事件的新聞信息,年輕人、高學歷者信任傳統媒體的人仍居多。

我國民眾對媒體的使用情況如何?他們對媒體的看法是什麽樣的?廣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於近期進行了對此進行了專項訪問調查。調查顯示,民眾更愛使用新媒體,卻更信任傳統媒體。

本調查內容包括民眾對媒體使用的客觀情況及對媒體的主觀看法兩大方面。其中,對媒體使用情況方面,包括靜態和動態兩個維度,即當前使用情況,及與兩年前相比的動態變化;對媒體的看法方面,包括了民眾對媒體的信任度和偏好度。

在本調查中,媒體分為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兩大類,傳統媒體指報紙、電視和廣播,新媒體指各類門戶網站和社交媒體;門戶網站包括新華網、人民網等官方網站和新浪、騰訊等門戶網站,社交媒體主要以微博、微信為代表。

85%受訪者每天看微博微信

調查顯示,看報紙、看電視的受訪者仍占多數。其中,最多受訪者看電視,比例高達88%,看報紙的人也多達61%;而聽廣播的人則相對較少,為39%。

在使用人群中,社交新媒體的使用頻率更高,“每天”看微博、微信的人高達85%,比“每天”看電視的73%還要高;“每天”瀏覽新浪、騰訊等門戶網站的人亦多達63%,而“每天”瀏覽新華網、人民網等官方網站的人也有43%。

從動態來看,民眾減少使用傳統媒體成主流趨勢。其中,看報紙“少了”的受訪者最多,為35%,其次是看電視,“少了”的人為33%,即對傳統媒體中受眾面最廣的兩大媒體,三個人中就有一人減少了使用。

與傳統媒體相反,民眾使用新媒體增多的趨勢明顯。尤其是看微博、微信“多了”的受訪者達59%;其次是瀏覽新浪、騰訊等門戶網站,“多了”的人有37%,而瀏覽新華網、人民網等官方網站“多了”的人亦有24%。

調查顯示,對新聞信息的傳播渠道,民眾以信任傳統媒體為主。具體來看,信任電視的受訪者最多,比例達57%;其次是報紙,信任的人為29%。而信任各類新媒體的受訪者不超過兩成,均明顯低於電視、報紙。其中,受訪者對新浪、騰訊等門戶網站和新華網、人民網等官方網站的人均為18%,信任微博、微信等社交新媒體的人更少,為13%。

相比於一般新聞信息,民眾對重大事件、突發事故的新聞信息傳播渠道的信任度,更能彰顯媒體的影響力、公信力。

更喜歡從新媒體獲取新聞

對新聞信息,喜歡從傳統媒體中獲取的人合計比例達59%,而喜歡新媒體的人則更多,達64%。數據表明,民眾對新媒體的信任度雖不高,但其偏好度卻高,這一分化說明民眾的偏好不僅僅由媒體傳播的真實、可信所決定,還會受到更多因素影響。

具體來看,傳統媒體中,喜歡從電視中獲取新聞信息的受訪者最多,比例達49%;而選擇報紙、廣播的人較少,分別為19%和6%。新媒體中,喜歡從微博、微信獲取新聞信息的人較多,為36%,選擇新浪、騰訊等門戶網站的人亦有35%,而選擇新華網、人民網等官方網站的人只有12%。

從受訪者對媒體偏好的主要原因來看,“方便、快捷獲取信息”是最多受訪者選擇的,比例達59%;其次是“信息量大”,比例為31%;再次是“可信度高”,比例為25%。

交互分析可見,偏好新媒體,尤其是偏好新浪、騰訊等門戶網站和微博、微信的受訪者,對“方便、快捷獲取信息”和“信息量大”更為看重,選擇“方便、快捷獲取信息”作為偏好原因的人多達70%以上,選擇“信息量大”的亦在35%左右;而選擇“可信度高”的均不超20%,遠低於前兩項。

數據說明民眾對媒體的偏好更多受到“方便、快捷”、“信息量大”等因素的影響,這兩大因素比“可信度高”更能影響民眾的偏好選擇,這也是新媒體得以迅猛發展的重要原因。

偏好報紙的90後人群僅有8%

年齡越大的人群,對報紙、電視等傳統媒體使用的越多。61歲及以上的老年人群體中,看報紙的人多達75%,高居各年齡人群之首;然而,90後、80後和70後人群“基本沒有”看報紙的均超過四成。老年人看電視“多了”的人接近四成,截然不同的是90後、80後人群看電視“少了”的超過四成。

須指出的是,從使用傳統媒體的情況來看,高學歷者看報紙的仍有65%,比低學歷者的54%要高;在看電視上,不同學歷的受眾人數比例相近,高學歷者“每天”看電視的比例仍有55%。

不同年齡、學歷的人對媒體的信任度和偏好度也不一樣。

對重大事件的新聞信息,年輕人、高學歷者信任傳統媒體的人仍居多,但與老年人、低學歷者相比有較大差異。如90後人群和高學歷者信任電視的有43%和45%,而老年人和低學歷者則高達71%和60%。對新媒體,90後和高學歷者信任的人也不少,有40%和37%;相反老年人和低學歷者信任新媒體的不超過10%。

對獲取新聞信息的媒體偏好,不同年齡、學歷的人群分化明顯。年輕人、高學歷者以偏好新媒體為主,其中90後年輕人偏好於微博、微信等社交新媒體的最多,比例高達56%,高學歷者偏好於新浪、騰訊等門戶網站的最多,比例為48%,偏好於微博、微信的也有43%;而年輕人、高學歷者偏好於各類傳統媒體的人則均不超過35%。

相反,老年人、低學歷者對新媒體偏好度顯低,對傳統媒體偏好度則高,偏好於電視的人高達75%和72%。而且老年人偏好於報紙的亦多達42%,相反90後人群偏好於報紙的僅為8%,數據差異十分突出。

不同年齡、學歷人群對媒體偏好的分化,在於他們對新聞信息需求的巨大差異。年齡越小、學歷越高的人群就越看重“方便、快捷獲取信息”。在高學歷人群中,“信息量大”比“可信度高”更能影響他們的偏好選擇。80後、70後人群亦同樣如此,看重“信息量大”的明顯多於看重“可信度高”。與此不同的是,老年人和低學歷者看重“可信度高”的多於“信息量大”的。

本次調查覆蓋全國(港澳臺除外)23個省的省會城市和4個直轄市,轄下縣、縣級市不納入本項調查抽樣。因語言原因,調查未包含新疆、西藏、內蒙古、寧夏自治區。調查以分層抽樣方式,電話訪問了1000位不同性別、年齡、職業、受教育程度的城鎮居民,其中性別、年齡特征與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對比基本一致,符合全國城鎮人口基本特征。

編輯:李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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