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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隔22年信托行業上市再起 山東信托赴港IPO獲批

時隔22年，信托公司IPO大幕有望重新啟動。6月30日，山東銀監局已經批準了山東省國際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山東信托”) 首次公開發行H股股票相關事項。

如果山東信托在港股IPO順利，將打破22年來信托公司再無上市公司的僵局，成為首家H股上市信托公司。不過，在業內人士看來，山東信托作為地方國企，其政府支持因素在上市過程中或將發揮重要因素，不是其他信托公司完全能複制的。

山東信托備戰赴港上市 

6月30日，中國銀監會網站披露， 原則上同意山東信托首次公開發行H股股票，發行規模不超過647,080,000股。若行使超額配售權，則發行規模不超過744,120,000股，所募集資金若扣除發行費用，將全部用於補充資本金。且山東信托本次發行募集資金扣除費用後，應全部用於補充資本金。

事實上，山東信托為上市準備已經早有端倪。2015 年 7 月,公司順利完成股份改制工作和工商登記變更相關手續,正式更名為“山東省國際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這意味著公司完成股份制改造，沖刺上市。

山東信托初創於 1987 年 3 月,2002 年 8 月,完成了增資改制和重新登記工作, 由國有獨資公司轉變為有限責任公司。2007 年 6 月,獲得中國銀監會批複同意換發新的金融許可證,名稱變更為“山東省國際信托有限公司”。截至 2015 年 12 月末,山東信托註冊資本為 20 億元。

2015年年報顯示，山東信托管理資產規模2463.59億元，營業收入16.16億元，同比增長18.3%，歸屬於股東凈利潤9.31億元，同比增長25.23％。

公司前三大股東為山東省魯信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山東魯信投資控股集團”）、中油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山東省高新技術創業投資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分別為63.02%、25%、6.25%。第三大股東山東省高新技術創業投資有限公司實際控制人為公司第一大股東山東魯信投資控股集團。

山東魯信投資控股集團的前身即為山東信托，目前已經通過控股、參股信托、證券、銀行、保險等不同金融機構，發展為省級金融控股平臺。

對此，華融信托研究員袁吉偉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山東信托赴港上市如果成功，那麽對於信托公司自身發展和品牌都有積極意義，也為信托公司境外上市提供了借鑒意義，然而山東信托作為地方國企，其政府支持因素在上市過程中或將發揮重要因素，不是其他信托公司完全能複制的。

信托公司上市路還有多長？

目前68家上市公司中，僅安信信托和陜國投信托兩家公司於1994年在A股上市，以後的22年間，信托公司再無上市的身影。

按照完成股份制改造、獲得銀監部門、證監會和香港聯交所審批的步驟，如果能夠順利在H股掛牌，山東信托將成為內地信托公司中首家H股上市公司。

對此，袁吉偉表示，山東信托赴港上市也是解決內地上市審批難以及等候時間長的一個曲線路徑，不過境外投資者對於內地信托公司投資價值認可度依然不確定。

近年來，信托公司面臨著嚴格的資本約束機制和監管考核標準。《進一步加強信托公司風險管理的指導意見》提出，2014年上半年完成信托公司凈資本計算標準修訂工作，調整信托業務分類標準，區分事務管理類業務和自主管理類業務，強化信貸類信托業務的資本約束，建立合理明晰的分類資本計量方法，完善凈資本監管制度。

面對凈資本管理約束和增強風險防控實力的雙重壓力，信托公司除了增資擴股以自有資金或股東增資方式增強資金實力外，如何形成長效的資本補充機制也是信托業亟需攻克的難題 。

信托公司借助資本補充工具、發債進行再融資，得到了監管部門的認可。2015年6月銀監會發布的《信托公司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首次提出允許信托公司申請發行金融債券、次級債券及依法須經銀監會許可的債務工具和資本補充工具，

但令人玩味的是，此前的征求意見稿中提出的信托公司IPO以及借殼上市、新三板掛牌等事項並未呈現在正式文件中。征求意見稿指出，信托公司申請IPO應具備的主要條件包括：最近1個會計期末凈資產不低於10億元;最近3個會計年度連續盈利，且3年累計凈利潤不低於10億元;公司具有良好的成長性，業務在行業內具有一定規模和競爭力，有明確的市場定位。

近年來，試圖闖關上市閘門的信托公司並不在少數，但多無疾而終。中海信托曾在2012年遞交招股書預披露稿，最後撤回招股書，上市計劃終止。

在袁吉偉看來，山東信托是繼中海信托之後又一家直接申請IPO的信托機構，近年來銀監會對於信托公司持積極態度，所以獲得銀監局批準也並不意外，其上市過程還需要經過證監會、香港聯交所審批，未來的審批流程要更為艱難而具有實質意義。

移動轉售連虧3年 國務院時隔六年終提開放基礎電信業

民間資本的移動轉售業務普遍虧損，但寬帶業務則普遍盈利。如果民營寬帶運營商帶來的競爭影響大於合作價值，也很可能遭遇與移動轉售企業相同的局面。

時隔六年之後，國務院再次發文強調在基礎電信行業引入民間資本。

這是應對民間投資增速回落的舉措。7月1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關於進一步做好民間投資有關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抓緊建立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進一步放開民用機場、基礎電信運營、油氣勘探開發等領域準入。

而在上個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也強調，要進一步放開民用機場、基礎電信運營、油氣勘探開發等領域。

針對在上述領域可能存在的對民間資本單獨設置的附加條件和歧視性條款，國務院辦公廳要求各省政府、有關部門全面“自查”，並於2016年8月15日之前將自查情況報送國務院辦公廳。

而在電信行業，民營資本普遍對政策變革寄予期待，現實中，民間資本進入基礎電信行業仍存在不同的困境。

電信業開放進程一波三折

基礎電信業民間資本的誕生事實上遠早於政策出臺。

2000年前後，基礎電信運營商剛剛開始從電話向寬帶轉型，一批國有、民營資本也開始湧入寬帶領域，其中包括各地廣電公司、長城集團創辦的長城寬帶，以及當時第一批的民營寬帶泰龍通信。

2001年6月，當時的信息產業部下發《關於開放用戶駐地網運營市場試點工作的通知》，並選取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13個城市作為首批試點城市，由各省通信管理局組織規範試點工作，當時，從用戶小區內到最近的電信機房在內的線路網絡被稱為駐地網。

從現在來看，這是國內首個開放基礎電信業務的政策文件。但在當時，該文件主要是用來管理規範迅速擴張的寬帶市場。該文件發布之後，13個試點城市之外，所有非基礎電信運營商的駐地網項目均被要求停止建設和運營。其後，該試點業務也並未擴大。

不過，即便如此，高速增長的電信市場給民營企業提供了足夠的發展空間，駐地網、數據中心、增值電信業務等領域不斷湧入民營資本。

2010年，國務院發布《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重點工作分工的通知》，鼓勵民間資本以參股方式進入基礎電信運營市場，支持民間資本開展增值電信業務。2012年，工信部出臺《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一步進入電信業的實施意見》，鼓勵民間資本開展移動通信轉售業務試點、開展接入網和駐地網業務等八大重點領域。其中，移動通信轉售系首次開放，每年收入上萬億的移動市場吸引了大量民間資本關註，其中包括蘇寧、聯想、阿里巴巴、小米等公司，引發的媒體熱議也超過了半年之久。

2014年，工信部又出臺了《關於開放寬帶接入市場的意見(征求意見稿)》，首批在16個城市試點寬帶業務開放，並許可自建自營、轉售、建設出租等三種業務模式。

截至2016年5月，共有42家民營企業獲得移動轉售試點批文，181家民營企業獲得寬帶接入網試點批文。移動轉售企業共發展約3000萬移動用戶，民營寬帶企業在2015年至今的總投資也已經超過100億元。

寬帶、移動兩極化

但是，移動轉售與寬帶業務卻呈現截然不同的兩種局面。

“2013年至今，沒有任何一家轉售企業是盈利的，我們全都虧損。”一位轉售企業高層告訴記者，“虧損最多的，一年虧損2億以上。”

造成轉售企業虧損的原因，主要是“批零倒掛”。轉售公司自建計費系統，但需要從三大運營商的號碼庫中申請號碼資源，並且從運營商批發流量，然後以零售的形式開展業務，承載業務的網絡、基站也均由三大運營商提供。但是，從試點開展以來，“流量批發的價格，要遠高於零售價”。業務開展之初，工信部要求基礎電信業務經營者給予轉售企業的批發價格水平應低於其當地公眾市場上同類業務的最優惠零售價格水平。“但實際上，扯皮的空間非常多，運營商給我們批發價是按照市場價8折，但實際上，運營商自己經常推出3折、5折的業務，比如校園市場，現在就有118元/年的業務，”上述轉售企業高層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從2014年開始，我們就找工信部呼籲改變批零倒掛，但工信部至今沒有表態，且告訴我們‘這是常態’。”

2016年1月，工信部發布《關於移動通信轉售業務批發價格調整的指導意見》，要求基礎電信運營商對批發價格進行聯動調整。但是，“從批發到現在，運營商一次都沒有調整過價格”，上述人士介紹，但運營商自己的售價卻一直在下降，不久前，工信部公布，三大運營商流量資費已經降低了30%，“現在我們已經被套住了”。

但民營寬帶企業卻普遍盈利。2015年，收購了長城寬帶成為最大民營寬帶運營商的鵬博士實現寬帶用戶超過1000萬，年收入79.62億元，同比增長14%，凈利潤7億，同比增長34%。

寬帶接入試點開放一年以來已經覆蓋61個城市，民間資本參與的建設項目超過2萬個，且規模日益擴大。網宿科技、亨通光電等上市公司均已申請牌照，且通過增發不斷投資寬帶市場。

開放的局限

“造成差距的原因有兩個，移動市場競爭太激烈，沒有太多民營的空間，但寬帶業務卻因為物業門檻等原因長期處於局部壟斷狀態。”內蒙古金田科技創始人杭勇如是分析，“另一個原因在於，民營寬帶可以建設基礎網絡資源，而轉售企業不能，跟運營商的代理渠道沒什麽區別，沒有議價能力。”杭勇2010年離開電信行業創辦金田科技，在小區、樓宇建設基礎網絡並租用給所有運營商，目前該公司業務從內蒙古擴展到多個省份，且已在新三板上市。

2014年，4G業務正式商用，中國電信(微博)將超過70%的寬帶投資轉投到4G建設，這導致中國電信重點發展的鄉鎮寬帶市場陷入了資金緊迫的困境，“後來，電信就開始找一些村支書、當地有實力的個人，希望由民資負責建設，通過運營分成形式合作。為了讓這種模式受認可，中國電信力推工信部啟動試點。”目前，在大部分鄉鎮市場，運營商與民營資本都采取此類合作形式。

但是，移動轉售企業卻因為被視為“跟基礎電信運營商搶錢”而不受重視。“已經兩年多了，到現在移動都沒有解決互聯互通的問題，在部分省份，跟移動合作的號碼就不能用。”上述轉售企業高層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移動，沒有專人負責轉售業務的對接，都是兼職的。電信、聯通都有專門的團隊，成果納入KPI考核。”目前為止，國內2800萬轉售用戶中，2400萬是與中國聯通(微博)合作。

不過，“除了批發價之外，每個聯通的號碼，我們要額外給聯通交3元/月，批100萬個號，一年就是3600萬。”該人士表示，“即使這個號消費者不用了，銷號了，這3塊錢也要一直交。”

如果民營寬帶運營商帶來的競爭影響大於合作價值，也很可能遭遇與移動轉售企業相同的局面。2015年，廣州市啟動“三線”改造，長城寬帶、艾普網絡、聚友e家等民營寬帶業務運營商在網絡改造後數萬寬帶用戶斷網，且民營寬帶網絡無法切入被改造區域，網絡無法恢複，而三大運營商並不受影響。大多數民營寬帶在北方選擇與弱勢的電信合作，而在南方則更多與電信競爭，與聯通合作。

從這種對比情況來看，民營企業在基礎電信業務開放的生存邏輯在於“是否能夠給三大運營商創造價值”，而非“能否促進電信市場競爭”。

【獨家】時隔十年 宮頸癌疫苗今日獲準中國內地上市

時隔十年，已在全球百余個國家實施廣泛接種的HPV(Human Papillomavirus, 人乳頭瘤病毒)疫苗終於進入了中國內地市場。

18日晨間，葛蘭素史克(GSK)向第一財經獨家確認，其“希瑞適®” (人乳頭狀瘤病毒疫苗[16型和18型])獲得國家食藥監總局(CFDA)的上市許可，成為內地首個獲批用於預防宮頸癌的HPV疫苗。

這就意味著，自2006年全球首支HPV疫苗後，中國內地女性終於可以通過註射疫苗的方式遠離宮頸癌，這一目前侵擾女性最致命和最兇險的癌癥。

宮頸癌是中國15歲至44歲女性中的第二大高發癌癥，每年約有13萬新發病例。每年中國的宮頸癌病例占全球的28%以上。在全球範圍內, 平均每分鐘即檢查出一例新發病例，每兩分鐘就有一名女性死於宮頸癌。

WHO公布的信息顯示，宮頸癌是發展中國家女性第二大常見癌癥，也是致死率最高的癌癥之一。2012年，全球新增宮頸癌病例44.5萬例;近27萬女性死於這一疾病，其中超過85%來自中低收入國家。

但與此同時，宮頸癌也是目前唯一病因明確，可早發現、早預防的癌癥——早在1999年《病理學雜誌》上就曾發表過一項研究表明，99.7%的宮頸癌患者都能發現高危型人乳頭瘤病毒(HPV)感染;世界衛生組織及國際癌癥研究中心也確認高危型HPV病毒持續感染是宮頸癌發生的主要病因。

全球多國的防治經驗顯示，宮頸癌篩查配合HPV疫苗接種將會顯著降低宮頸癌和癌前病變的發病率，從而降低疾病負擔;而在包括澳大利亞、德國等國家，不僅將這一疫苗最適宜人群的青春期女孩納入國家付費的免疫接種，同年齡段男孩也開始接種HPV疫苗，以保護更多的人遠離宮頸癌的侵擾。

而近年來，包括梅艷芳，李媛媛等多位女星因宮頸癌離世等消息，使公眾對這一疾病的關註度也明顯較高。

第一財經獲悉，此次GSK的希瑞適®在中國內地註冊用於9到25歲女性的接種，采用3劑免疫接種程序，並有望在明年年初正式上市，HPV疫苗接種和宮頸癌篩查一起，將為中國內地女性預防宮頸癌提供更好的手段。

此前，市場對於中國政府遲遲不放行HPV疫苗猜測頗多，其中一個就是其在亞洲人群身上的表現問題。

來自GSK方面的信息顯示，一項在中國開展的長達6年的希瑞適®臨床試驗入組了6000多名受試者分別接種疫苗和對照。結果顯示，該疫苗在預防某些致癌型HPV相關的宮頸疾病方面具有很高的保護效力且具有令人滿意的效益風險比。該結果與全球臨床研究的數據是一致的——希瑞適®的獲批意味著中國內地的女孩和年輕女性將有機會通過接種疫苗來預防這一致命性疾病。

而進一步的好消息是，將於明年初正式上市的GSK HPV疫苗將在價格上體現更多的“靈活性”。

GSK高級副總裁，中國/香港區處方藥及疫苗部總經理季海威先生表示：“提升我們創新藥品和疫苗的可及性是GSK中國的明確戰略。我們相信通過與政府相關部門的合作，我們將提升中國人民對於象希瑞適®這樣的創新疫苗的可及性。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將探索創新的定價方式，以支持希瑞適®納入國家計劃免疫項目。”

“HPV疫苗在全球已經上市十年了，我們也在考慮怎麽能讓中國更多的公眾享受到疫苗的保護。”GSK中國企業溝通及政府事務部負責人章英偉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透露，目前GSK正在與相關部門探討納入國家免疫等事宜。

有數據顯示，近年來赴港註射HPV疫苗的內地遊客每年達200萬人左右，按照香港HPV疫苗註射價格3000港幣測算，若該疫苗在內地上市，其潛在市場規模或可達數十億元。

公開資料顯示，國內包括養生堂旗下的萬泰生物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沃森生物旗下的上海澤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藥企的HPV疫苗也均已進入三期臨床。

時隔一周特斯拉自動駕駛再出事故 無法識別彎道撞向護欄

據外媒報道，特斯拉公司的Autopilot自動駕駛功能又導致了一起新的Model S電動車交通事故，所幸並未引起車主死亡。事故發生時 馬克·默爾森的特斯拉電動車正行駛在美國德克薩斯州的一段高速路面上，天氣狀況非常良好。但在一個彎道中，Model S的自動駕駛功能並未能識別彎道，撞向護欄。

車主回憶道，當時他正在雜物箱中夠一塊布，打算擦洗儀表盤。也就是說車主默爾森當時並未如特斯拉建議的，在開啟自動駕駛功能時將手隨時放在方向盤上。不過奇怪的是如果連普通的轉彎動作都無法完成，那是不是特斯拉的自動駕駛功能出現了錯誤。特斯拉是否是過於著急地推出一項並未完善的自動駕駛功能。

就在一周前，8月15日，一輛特斯拉Model S電動汽車在法國試駕期間突然著火。事後車輛完全被摧毀，事故原因目前不得而知。

此前， 一輛Model S型特斯拉自動駕駛汽車曾於5月7日在佛羅里達高速公路上與一部卡車相撞，當時坐在駕駛位置的40歲特斯拉車主Joshua Brown因此喪生。

7月初，一輛ModelX在開啟自動駕駛模式的情況下撞上高速路護欄並發生反彈側翻，所幸無人員傷亡。 而在 7月9日，另一輛特斯拉ModelX在美國蒙大拿的2號高速公路上行駛，這輛車突然向右側轉向，撞向隔離護欄。乘客和駕駛員均未受傷，但據CNN報道，ModelX右側嚴重受損，“一只輪子也不見了”。事後，該車的車主表示，事發時車輛正在使用自動駕駛功能。

8月2日， 北京地區發生特斯拉自動駕駛中國“首撞”事故。當時車主特斯拉Model S車主羅先生在北五環使用自動駕駛時發生撞車剮蹭，原因是系統未能準確識別前方停靠的黑色桑塔納。 隨後，在特斯拉中國官網上，被稱作“自動駕駛”的Autopilot被改成了“自動輔助駕駛”。

日本時隔7年將首次追發國債 “安倍經濟學”再受質疑

日本政府12月6日表示，2016財年日本稅收收入較最初預期縮水約1.9萬億日元(1美元約合114日元)，擬增發赤字國債填補當前財年稅收缺口，這是日本時隔7年首度中途追加發行國債。

日本2016財年最初預算預計稅收為57.6萬億日元，國債發行額預計為34.4億日元。日本財務省發表的數據顯示，2016財年4月至10月實際稅收約為19.5萬億日元，同比下降4.1%，其中法人稅收入銳減，同比下滑29%。日本財務大臣麻生太郎將稅收下降的原因歸咎於日元強勢擠壓日本企業出口盈利。

富士通總研首席研究員金堅敏認為，日本政府過於自信，認為大規模的量化寬松政策可以維持日元貶值的勢頭，並在此基礎上編制了國家預算。但今年年初開始，日元持續走強，造成近2萬億日元的稅收缺口。面對稅收縮水的現實，日本這種高負債國家本應嚴格控制財政赤字，壓縮開支以維持收支平衡，但面對既得利益的阻力，卻不得不靠增發赤字國債補救。

日本共同社認為，來自企業的稅收與日本央行赤字都受到了上半年強勢日元的影響。雖然目前日元趨於貶值，但考慮到接下來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上臺後的經濟政策、英國“脫歐”等風險，日本財務省計劃慎重估算2017年度稅收，日本政府相關人士預測2017財年稅收將維持在56萬億至57萬億日元的規模，同樣面臨稅收增長乏力的困境，難逃加大國債發行量的命運。

共同社表示，曾經依賴日元貶值及股市紅利的“安倍經濟學”面臨拐點，財政運營愈發艱難。安倍政府把近年來持續的稅收增長視為“安倍經濟學”的成果，但在稅收增長乏力的形勢下，如果日本政府不進行大刀闊斧的財政支出改革，赤字與國債規模將進一步擴大。

《朝日新聞》報道說，日本政府對日元貶值、股市紅利拯救日本經濟的做法仍抱有期待，但依靠出口企業盈利的戰略會輕易地被匯率左右，這是日本該記住的教訓。

上世紀90年代末經濟泡沫破裂之後，日本經濟陷入長期停滯狀態。日本的政府債務不斷膨脹，截至2015年國債已達1238萬億日元，國債負債率達到248%，成為全球第一負債國。金堅敏表示，在龐大的債務面前，日本政府應實施財政制度改革，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放松管制、增加市場活力，提高經濟潛在增長率，至少將其從目前的0.4%提高至1.5%;通過推進結構改革等綜合措施做到增收節支，逐步降低日本政府的負債率。

安倍政府兩度延遲消費稅從8%上調至10%的計劃，但在2020年實現財政健康的目標卻沒有改變。從現狀來看，日本財政入不敷出，開支約為收入的兩倍，已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如何找到有效解決財政難題的方法、實現財政健康的目標，令“安倍經濟學”再受拷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