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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圖片，這些美麗的地方怎麽還和貧困掛鉤？

山高、路遠、坑深，這幾乎是貧困地區的“標配”。

當年，“不怕遠征難”的紅軍戰略轉移，為避敵軍鋒芒，擺脫追蹤，行軍路線往往都是在敵人統治力量最薄弱的地方，一般都是數省交界。比如，過境11天召開過“紮西會議”的雲南省威信縣，就位於雲、貴、川三省結合部，素有“雞鳴三省”之稱。還有過境7天的重慶綦江區石壕鎮，也有“一腳踏三縣”的別稱。

長征勝利80周年，回顧長征路上經過的地方，有些仍然處於集中連片特困區，還是國家級貧困縣。

因地制宜用特色產業扶貧

對於大部分貧困地區來說，由於地處山區，可耕地面積少、交通不便等都不是發展經濟的有利條件。要解決貧困，就要打破當地自然經濟狀態，不能僅滿足於自給自足。

“靠山吃山”，立足當地實際情況，自力更生脫貧，歷來被稱道。在記者走訪過的滇、渝兩地，雲南威信縣就有致富能人，他因地制宜帶動村民發展苗木產業，最為關鍵的銷售，由於他本人就從事園林綠化行業，也有著順暢的渠道，至於投資、土地、技能等諸多中間環節出現的難題，對他來說，都容易解決。

雲南威信縣雙河鄉苗木示範園

這個地方的脫貧可歸納為，當地農民可以采用土地入股或租賃的方式，參與苗木合作社的分紅。再加上或外出務工，或就近到苗圃基地務工，均可獲得勞務收入。再勤勞一些，發展林下產業也有一部分收入。有意思的是，撬動的土地關系也為農民增加了一份產權收入。

立足實際、因地制宜，事實上是資源與市場的有效結合。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樊明近來一直在研究扶貧開發及政策評估，在他看來，貧困的產生在於貧困人口難以與資本等有效率的生產要素結合。他認為，對政府來說，扶貧首要的是完善市場機制，建立統一的高流動性的要素市場，尤其是城鄉統一高流動性的勞動市場。

樊明說，建立統一的要素市場機制，讓要素充分流動起來，就是充分讓市場發揮起作用。貧困區如能夠吸引到足夠有效率的生產要素，則可實現就地脫貧，或者貧困人口轉移到貧困區外與有效率的生產要素相結合，也可脫貧。不過，在需要兜底的人群及地方，政府應該毫不猶豫的承擔起責任。這應該就是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否則政府大包大攬，效果也未必理想。

旅遊脫貧要跟市場結合

除了特色產業外，脫貧也寄希望於旅遊。這幾乎是不約而同的想法。

以石壕鎮萬隆村為例，原本又窮又遠，同樣的山水被開發後，卻成為了“金山銀山”。一方面境內有陸續開發的萬畝高山生態草甸等景點，本就具備高山休閑旅遊的特質。很重要的一方面是，交通等基礎設施的完善，打開了市場，吸引了大量願意來此避暑消夏的市民。蜂擁而至的遊客，更是為村民脫貧開辟了新路。

萬隆村李公壩景區

樊明對本報記者表示，貧困區不少在山區，如恰好風景優美，就具備了旅遊開發扶貧的條件，如果還有紅色旅遊資源，旅遊資源就更豐富了。有一些貧困區就是通過開發當地的旅遊資源，然後配套農家樂、民宿，以及銷售農產品，到景區務工等實現了脫貧甚至致富。

不過，這並非所有貧困地區都具備這樣的條件。他說，風景優美的地方畢竟是少數，雖然旅遊消費在不斷增長，但並不會外溢到所有貧困地區。因此，旅遊開發扶貧並不能作為普遍有效的扶貧措施。

桂林航天工業學院王鈺鑫博士也認為，通過旅遊開發來帶動扶貧，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般來說，並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發展旅遊業的。雖然全域旅遊在理論上成立的，但旅遊市場的培育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現階段，雖然旅遊是扶貧的重要手段，但不能純粹依靠旅遊來扶貧。

不過，跟市場結合，開發出適合旅遊消費需求的產品，這才是發展旅遊產業的關鍵。以重慶市黔江區馮家街道中壩易地扶貧搬遷集中安置點為例，這里的居民本來居住分散、生產生活條件差，為了解決貧困問題將他們從高山上搬遷至此。為斬斷窮根，地方政府將發展特色效益農業作為新村建設發展規劃的重要內容，與農民新村建設同步推進，大力發展鄉村旅遊和生態休閑農業。

鳥瞰阿蓬江

據了解，馮家街道抓住機遇，打造鄉村旅遊特色品牌，發展休閑旅遊經濟。阿蓬江休閑農業與鄉村旅遊示範帶(馮家段)全長8.5公里，是規劃承接濯水、城市峽谷兩個5A景區的重要連接帶。阿蓬江穿越示範帶全境，兩岸風景秀麗，旅遊資源豐富。

阿蓬江花卉園

示範帶(馮家段)著力打造的六大主題園，既解決了相當部分阿蓬江“一江兩岸”在家農民就近務工，又為發展鄉村旅遊搭建了平臺。今年以來，中壩社區組建了鄉村旅遊專業合作社，開發了旅遊路線，並依托安置點打造鄉村旅遊民宿接待中心。

馮家街道中壩家園鄉村旅遊民宿接待中心

值得關註的是，這里規劃的六大主題園，比如垂釣公園、婚慶植物園、阿蓬江花卉園、生態農業觀光園，以及引進的食用菌工廠化示範栽培園等，由此帶動的產業都是從無到有。馮家街道負責人稱，由於臨近阿蓬江畔，風景優美，景色宜人，5月以來，已接待遊客達數千人次，也有不少對新人自發到此拍結婚照，今後隨著開發力度的加大，一定會吸引越來越多的客流。

表外理財納入廣義信貸 央行先摸底暫不和銀行考核掛鉤

近日，市場傳聞“根據央行關於MPA的調控要求，為進一步規範表外理財業務，從今年三季度起將表外理財業務納入“廣義信貸”測算。對此，第一財經記者通過多方人士確認此消息。

一位接近央行某支行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該通知以內部郵件的形式發出。今年MPA（宏觀審慎評估體系）只是在做監測和評估，跟相關金融機構的考核並沒有掛鉤，“各地看著辦”，“這次把表外理財納入廣義信貸是想試試看，如果納入進去是什麽樣的情況，不納進去是什麽情況，兩種情況都測試，給相關金融機構一個評級，但是後面是不是采取措施，納入監管，要看形勢發展。”上述人士表示。

央行在2015年12月為了進一步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使之更有彈性、更加全面、更有效地發揮逆周期調節和防範系統性風險的作用，將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機制升級為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PA)。MPA關註廣義信貸，將債券投資、股權及其他投資、買入返售等納入其中，以引導金融機構減少各類騰挪資產、規避信貸調控的做法。

上述接近央行支行人士對本報記者表示，廣義信貸代表著金融機構投放到經濟當中的真實的信貸，如果原來理財規模小，對整個貨幣信貸的投放影響不大，而目前表外理財規模已經很大，廣義信貸不夠“廣義”了。宏觀審慎監管的基礎是建立在資本充足率上，如果金融機構信貸投放過多，超出自身的資本承受能力，必然要收縮一下信貸擴張，而此前表外理財並不在廣義信貸里面，就不受資本充足率的約束。表外理財有點像影子銀行業務，像這麽大頭的影子銀行業務是要納入到宏觀審慎調控的框架里面去的。

根據市場傳出的央行《關於將表外理財業務納入“廣義信貸”測算的通知》，要求“從三季度起將表外理財業務納入測算”，具體來說，“季末含表外理財廣義信貸余額=季末廣義信貸余額+表外理財總資產-表外理財現金余額-表外理財存款余額”。

央行行長助理張曉慧在今年7月的一篇署名文章中指出，廣義信貸是MPA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它是與貸款相對而言的，意指更大範圍的信貸，但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統計指標。目前，存款類金融機構廣義信貸的界定範圍包括貸款、債券投資、股權及其他投資、買入返售資產以及存放非存款類金融機構款項等資金運用類別，基本上比較全面地囊括了銀行體系的信用投放渠道。

銀行理財規模在過去兩年里快速擴張，今年的規模相對保持穩定，數據顯示，2015年銀行理財規模迅猛發展，增速達50%以上，遠超M2增速。

去年年底，央行宣布自2016年開始正式實施MPA，今年年初提出將除貸款以外的其他各種表內的貸款以及類似於貸款的資產業務也要納入廣義信貸里去，再把表外理財納入廣義信貸測算，“這是MPA在實際操作過程當中不斷完善和健全的過程，目前表外理財的數據，人民銀行的金融統計系統內部已經能夠直接取到，技術上也能夠實現。不過，2016年主要是做監測和評估，沒有配合相應的管理手段。”上述接近央行支行人士稱。

一位城商行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資本充足率對於銀行來說是非常核心的指標，不管是以前的老的監管模式，還是采取《巴塞爾協議Ⅲ》引入我國監管體系以後，都是非常重要非常核心的指標。資本充足率是銀行的核心資本和廣義上信貸規模的比率，如果將原來表外的理財還原到廣義信貸中，相當於分母做大，在核心資本靜態不變的情況下，資本充足率就會下降。在他看來，政策的意圖是央行或其他監管機構想要了解真實的金融機構資金投放的規模，如果這里面有一部分信用風險並不是由投資者來承擔而是銀行來承擔的，則要視同是廣義的信貸規模，以此進一步準確掌握信貸規模到底有多少。

中信證券固收研究團隊表示，這項政策可以看作是去杠桿背景下監管的持續發力。今年以來，市場對於監管層將要加大影子銀行業務的監管和表外業務約束的傳聞不絕於耳，然而總體上如銀監會等監管機構並沒有明確的相關表態，但此次央行MPA考核方法的修訂則是非常清晰和明確表明對表外風險的關註和監控，由於銀行表外業務主要為規避資本金和杠桿約束，因此央行此次動作也與此前去杠桿的意圖相一致。

中金固收認為，這是一次“測算”，尚未正式施行，且2016年MPA的施行對全體商業銀行業務發展的約束有限。總體來看，如果把銀行理財資金余額扣除掉現金與存款部分，納入MPA廣義信貸的考核，事件本身的實質影響相對有限，短期只是市場在前期漲太多且背離基本面、資金面的背景下“借機”調整。中期看市場還是會回到市場的主線調與主邏輯，高頻數據平穩、貨幣政策難松，但配置壓力仍非常大，且居民加杠桿放緩倒逼表內變成新邊際變量。不過，事件也體現監管部門防範風險、壓制金融過快加杠桿的意圖，往後銀行理財監管也將趨嚴，且理財的增速會放緩。之後仍需關註理財監管方案的落地以及銀監會的態度（特別需要關註房地產融資渠道收緊可能），這或是絕對理財發展最關鍵的部分，也將進一步影響到資金在銀行表內與表外的分布，從而對資金分配、債券需求有所影響。

與擁堵指數掛鉤 上海車牌拍賣“十三五”將動態調整額度規模

“十三五”期間，上海將繼續對小客車采取總量調控的措施，同時建立車牌發放的聯動機制。

11月24日，上海市政府官網發布《上海市綜合交通“十三五”規劃》(下稱《規劃》)，提出要堅持並完善車輛擁有控制政策。

所謂的車牌發放聯動機制，是指建立上海市區號牌小客車新增額度發放規模與交通擁堵指數(道路交通運行情況)、交通環境的聯動機制，動態調整額度發放規模。同時，適時調整取得額度所需的條件，從源頭上實現小客車的總量調控。

《規劃》稱，要堅持交通需求管理，繼續調控小客車保有量，引導個體機動交通合理使用。

《規劃》稱，上海目前交通需求管理政策突破力度不足，道路擁堵形勢依然嚴峻，但是，上海城市機動化和交通需求增長的趨勢仍會延續。

考慮到上海已明確提出規劃建設用地“負增長”的要求，可供大量交通設施建設的土地十分有限。因此，“十三五”期間，上海綜合交通體系將逐步進入“完善功能、註重管理、提升服務”的交通設施建設和品質提升並重發展階段。

隨著居民的生活水平將持續提高，小汽車進入家庭的趨勢沒有改變。

上海市交警總隊的統計顯示，截至2015年底，上海機動車保有量達334.04萬輛，其中汽車291.08萬輛。隨著上海經濟社會持續快速發展，市民購車剛性需求旺盛，汽車保有量繼續呈快速增長趨勢，與2014年相比，汽車保有量凈增29.53萬輛。

這其中，小型載客汽車達247.42萬輛，其中，以個人名義登記的小型載客汽車(私家車)就達到207.4萬輛，占小型載客汽車的83.82%。與2014年相比，私家車增加26.21萬輛，增長14.47%，每百戶家庭約擁有52輛私家車。

為調控私家車的保有量，上海自1994年起實施私車牌照額度拍賣，是中國內地最早進行牌照拍賣的城市。據統計，2002年到2013年，已有超過90萬人通過拍賣獲得牌照。

2014年底的新聞發布會上，時任上海市交通委主任孫建平表示，若不在滬牌總量上有所控制，上海私車的數量可能要比目前多出1~1.3倍。

不過，要拍到上海牌照並非易事。

在本月19日剛剛結束的11月滬牌拍賣中，參拍人數達215424人，投放滬牌額度為11549張，中標率僅為5.4%。與此同時，滬牌的最低成交價為88600元，平均成交價為88665元，創今年以來的價格新高。

今年6月10日，上海市交通委主任謝峰在參與《2016民生訪談》時表示，車牌拍賣“粥少僧多”，他自己身邊也有一年沒拍到的、一年半沒拍到的。

謝峰說，拍牌制度也是為了遏制小客車的快速增長，有限供給。如果拍牌很容易，道路資源不夠，城市擁堵更難。

他也表示，到2015年為止上海的247.42萬輛小型載客汽車中，滬牌167萬輛。而北京同期已經達到447萬輛。

今年6月18日，上海市交通委公布修訂完善了《上海市非營業性客車額度拍賣管理規定》，進一步提高了拍牌的門檻。

具體來說，只有擁有上海戶籍(或連續繳滿3年社保)、沒有上海牌照、名下沒有上海牌照的私車、有駕照、1年內沒有相關交通安全違法記錄，才能去拍牌。

除了車牌拍賣政策的調整，《規劃》還提出，要加大小客車使用管理的政策管控力度。在現有高架高峰限行政策基礎上，視道路交通運行狀況，進一步深化研究調整限行時段和範圍;通過停車資源供應、停車價格政策等措施，調控小客車使用。

今年4月，上海市已經進一步加強了限行，晚高峰限行時間延長了2小時，而且限行範圍有所擴大。

創新政策與政府采購優惠掛鉤的文件，國辦要求再次清理

據國務院客戶端28日消息，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於進一步開展創新政策與提供政府采購優惠掛鉤相關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

通知要求，將對涉及自主創新政策與提供政府采購優惠掛鉤的規範性文件，再開展一次清理工作。對於不符合要求的地方性法規，地方人民政府應及時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報告，啟動修訂程序。

通知全文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進一步開展創新政策與提供政府采購優惠掛鉤相關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

國辦函〔2016〕92號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國務院各部委、各直屬機構：

為履行“中國的創新政策與提供政府采購優惠不掛鉤”的對外承諾，2011年11月17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深入開展創新政策與提供政府采購優惠掛鉤相關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國辦發明電〔2011〕41號)，要求各地方、各有關部門自2011年12月1日起停止執行規範性文件中關於創新政策與提供政府采購優惠掛鉤的措施。為深入貫徹落實國辦發明電〔2011〕41號文件有關要求，切實履行我國對外承諾，經國務院同意，現就進一步開展清理工作有關要求通知如下：

一、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和有關部門要按照世貿組織規則和我國對外承諾，對涉及自主創新政策與提供政府采購優惠掛鉤的規範性文件，再開展一次清理工作。清理後，要向社會公布繼續有效、廢止和失效的文件目錄;未列入繼續有效文件目錄的規範性文件，不得作為行政管理的依據。今後不得制定違反我國對外承諾的新文件。

二、對於不符合國辦發明電〔2011〕41號文件規定的地方性法規，地方人民政府應及時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報告，啟動修訂程序。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要與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加強溝通，建議出臺地方性法規時，註意與中央政府對外承諾保持一致。

三、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負責對本行政區域內清理工作進行督促檢查，有關工作進展情況請於2016年12月底前上報國務院，抄送國家發展改革委、科技部、財政部、商務部。

國務院辦公廳

2016年11月16日

破解財政支出結構固化 教育等重點支出與GDP將不再掛鉤

為改變財政支出結構固化的格局，教育、農業等重點支出與財政收支增幅或同國內生產總值將完成脫鉤。

財政部政策研究室主任王衛星19日在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的一場報告會上透露，十八屆三中全會和新修訂的預算法都明確取消重點支出“掛鉤”機制，經過財政部的努力，目前“掛鉤”機制已經逐步解決，中央改革辦已經開完會，法律修改還需要一個過程。

“到去年年底全部掛鉤的問題都解決了，脫鉤了。中央的決策程序已經走完了，剩下的需要一個法律修改過程。法都還沒有改，期待以後走程序。”王衛星說。

重點支出掛鉤機制是指教育、農業等重點支出同財政收支增幅掛鉤或同國內生產總值掛鉤。支出掛鉤機制在特定發展階段為促進有關領域事業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導致財政支出結構固化僵化,肢解了各級政府預算安排,加大了政府統籌安排財力的難度。

“財政支出不再與GDP增速掛鉤”出現在去年的預算報告中，時任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表示，這項改革雖然只是我國當前正在推進的財稅體制改革一攬子計劃中的一小步，但意味著財政部門在管理國家的錢袋子時要更加高效。

以2012年數據為例，全國各地僅財政安排的教育、科技、農業、文化、醫療衛生、社保、計生七項帶有支出紅線的重點支出，就占到了全國財政支出的48％。

支出固化加大財政風險

當前我國財政收支矛盾凸顯,財政增量空間縮小,如何突破財政支出項目只增不減、存量固化格局,是當前擴大財政空間的路徑之一。

19日，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簡稱“財科院”)發布的一份報告稱，當前財政支出固化問題凸顯，是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改革不到位的反映。財政支出固化更反映出政府自身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不是財政部門或某幾個部門能推動解決的，需要從優化頂層設計、深化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等方面統籌考慮。

財科院院長劉尚希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解決財政支出結構固化問題,需要打破支出背後的利益藩籬,探索科學的資金分配機制和預算編制方法,實現高效分配和績效提高,有效化解不斷加劇的財政風險。

財政支出結構固化是指所有的財政支出項目只增不減,或者存量不動只能動增量,實際上就是指財政資金分配結構固化、僵化,缺少統籌、協調、優化空間和彈性的一種狀態或格局。

報告顯示，在目前財政支出中，總體、部門及項目支出多層次固化問題嚴重。總體上基本支出和項目支出被“人”和“事”綁架，只減不增;功能分類的重點支出因“法定掛鉤”等因素而固化嚴重;從部門層面看，基本支出總體增長;從項目看，支出只增不減結構固化明顯。

財政資金分配渠道固化問題也十分突出，部門“二次分配權”肢解預算統一分配權，固化了分配渠道;轉移支付項目資金的條條分配，財政支出方式固化不能適應形勢變化或需要。

此外，央地支出結構差異也反映出支出固化的財政體制問題。比如，層級越低的政府財政支出調節空間和彈性越小，地方財政基本支出被“人”綁架，快速增長，擠占項目支出空間;轉移支出“小馬拉大車”，規模不斷增長，結構固化嚴重。

報告認為，財政支出結構的固化只是一種表象,說明財政資金分配嚴重依賴原有的路徑,財政支出缺乏科學的決策程序和依據,技術上預算編制基本依賴基數法,或者基數法色彩濃厚,零基預算的理念和思維不足,基數法必然導致路徑依賴和結構固化、僵化,缺乏科學的調整機制。

當前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 經濟增長降檔,財政收入降幅超過經濟降幅。數據顯示，2010 年到 2016 年,GDP 增速從 10.6%下降到 6.7%,而財政收入增速卻從 21.3%下降到 4.5% 。

劉尚希表示，目前增量調節可以說是捉襟見肘,支出結構固化導致支出剛性擴大,該減的減不下 來,而需要增支的又不得不增,收支矛盾加大;同時,支出固化導致資金績效下降,漏損增多,正反兩方面加劇了財政收支矛盾。重點任務保障和政策落實,依靠增支眼前看並不現實,日趨依賴財政赤字債務,進而導致財政風險不斷積聚。

破除“掛鉤”機制 優化支出結構

報告認為，打破固化調整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是一個系統性問題。有效解決財政支出固化問題，需要從決策、制度、技術三個層面分別施策。

具體而言，決策要解決政府治理的問題，敢於打破利益藩籬和社會過度福利化的傾向，提升預算決策層次, 統一預算權。制度層面要創新預算制度安排和政策體系,破除“掛鉤”機制、專款專用等維持支出結構固化的制度或政策禁錮或束縛;技術層面則要采用零基預算編制方法和強化績效管理,以科學的技術和機制防止固化問題的延續或再生。

劉尚希表示，調整和優化支出結構，首先要提升預算決策層次,打破部門利益的“藩籬” 。完善政府內部治理機制,建設具有決策職能的核心預算機構 。合理配置部門的部門預算編制和管理權，強化跨期預算約束 。

財科院財政與國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趙福昌表示，預算權力結構理順之後,接下來的任務就是要完善預算管理制度和相關政策,將所有的政府性資金納入預算管理體系之內,取消影響財政資金分配統一性的掛鉤事項，弱化專款專用，並通過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強化部門間的協同配合,從根本上逐步化解財政支出固化問題。

財政部預算司副司長吳海軍表示，財政部門在調節支出結構方面已經下了很大的功夫，牢固樹立了過緊日子的思想意識，在財政支出中保障重點支出、壓縮一般支出。但是財政支出十分複雜，調整支出結構非常艱難，涉及到各方利益。他同時表示，越是財政困難的時候，改革越會加快前進。

新三板2月券商成績單出爐：負面行為掛鉤券商評級

周五，全國股轉公司發布了2月的主辦券商執業質量評價結果，共有一百家家主辦券商參評，滿分券商家數較前月增加一倍，但負面行為記錄有所回升，做市交易仍然是傳統違規高發項目。

主辦券商執業質量評價是自律監管以外針對新三板主辦券商覆蓋更廣的監管措施，自去年4月以來每月評分。

2月評價結果顯示，興業證券、國金證券、天風證券等13家主辦券商獲得滿分100分，申萬宏源和招商證券獲得最高7分的加分。從2016年4月至今累積評分看，網信證券、萬和證券、申萬宏源排名居前。

上月，主辦券商負面行為記錄共221條。從統計結果看，推薦掛牌業務負面行為最突出的是華融證券，掛牌後督導類中金公司、九州證券負面行為比較顯著，交易管理類負面行為記錄數與其業務量比值最高的為平安證券，綜合管理類業務紅塔證券表現不佳。

記者發現，2月近五分之一的負面行為都發生在平安證券，且主要集中在交易管理類，交易管理類依舊是主辦券商負面行為的傳統高發地。

評價結果顯示，2月的交易管理負面行為主要包括做市商在轉讓日的9:30未對做市股票發布買賣雙向報價，以及前次做市申報撤銷或其申報數量經成交後不足1000股的，未在5分鐘內重新報價的行為達10次。交易負面行為較前月大幅反彈。

一家券商做市業務負責人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開盤不報價現象可能是疏忽造成的。由於初期報價的策略往往需要人工去設定，做市企業數量多的做市商操作員出現失誤，因此應鼓勵做市商人工和交易系統相結合。

除了做市交易，掛牌後督導業務依然券商出錯的高頻區，2月發行備案申請收到股轉公司反饋的負面行為高達39條。

股轉公司指出，問題主要集中在認購對象身份信息前後不一致或不完整，備案材料中部分表述前後不一致，中介機構未就是否存在募集資金專戶存放與管理情況、現有股東優先認購安排、本次募集資金用途等發表意見，未提交自願限售認購對象的限售申請，對賭、回購等特殊條款合法合規性存疑，未提交可編輯word版備案材料等。

根據主辦券商執業質量評價規則，每年主辦券商將按照評分被分為四檔，在制度上受到差異化對待。排名靠前的券商將在新業務或新產品的試點中享有優先權，倒數十名的主辦券商並將需要提交書面說明，並被通報到證監會。

華北一家券商投行業務負責人告訴第一財經，券商在新三板的負面行為評價如果扣分過多會影響券商評級，而大券商降一個評級就要多交很多投資者保護基金費，由於經營新三板業務的收益也不高，因此新三板業務對券商而言性價比偏低。

(第一財經實習生王天然對本文亦有貢獻)

劉士余怒批“鐵公雞” 現金分紅或掛鉤定增

證監會主席劉士余近期對上市公司“鐵公雞”的表態引發市場熱議。支持的觀點認為，上市公司分紅是回報投資者的基本方式，是股民分享企業成長的途徑，監管層應該督促上市公司落實分紅承諾;但也有質疑者提出，分不分紅是企業的自主選擇，企業可以選擇將盈利分掉，也可以選擇用於再投資或再經營。

事實上，梳理近十年的監管規則可以發現，歷屆證監會主席對分紅的態度都非常一致，即鼓勵上市公司通過分紅回報投資者，促進市場長期投資氛圍的形成。

“‘鐵公雞’是什麽?是明明有利潤，可以進行分配，符合分紅條件，也符合公司章程中有關分紅的承諾，但是依然不執行章程條款，堅決不分紅的公司。”君合律師事務所資本市場組合夥人馮誠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按照要求上市公司必須在章程中寫明現金分紅的條件，並在定期報告中詳細披露分紅承諾，如果公司不按承諾分紅，既違反承諾，也違反信息披露要求。在他看來，監管層批評的，正是這類符合分紅條件但依然“違約”不分紅的公司。

根據劉士余8日曾表示，對於有能力分紅卻長年一毛不拔的“鐵公雞”，證監會已經在高度關註，而且不會放任不管，會有相應的硬措施。據業內人士預計，新的“硬措施”可能來自將現金分紅與定增掛鉤。

分不分紅，誰說了算？

在8日舉行的中國上市公司協會第二屆會員大會上，劉士余對上市公司不按規定分紅的現象專門提出批評。他甚至提出，“從整體看，如果上市公司不給股東現金分紅，對這家公司的股票買賣基本上就會變成一個擊鼓傳花的投機遊戲”。

上市公司要不要分紅，是靠公司的自主決策，還是要監管層的行政命令?還有觀點提出，發達市場上市的許多科技公司，上市多年也依然不分紅，為何A股的上市公司就一定要分紅?

這並非今天才有的新爭議。2012年5月，證監會發布《關於進一步落實上市公司現金分紅有關事項的通知》(下稱“《通知》”)，明確提出為投資者提供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機會，是上市公司應盡的責任和義務。

《通知》對上市公司制定分紅政策的程序、IPO首發招股書中的披露要求作出詳細規定，並將現金分紅與再融資政策掛鉤。

根據要求，上市公司董事會制定方案、在章程中寫明現金分紅安排，具體到利潤分配的形式、現金分紅的條件、發放股票股利的條件，以及各期現金分紅的最低金額或比例等，都要一一列明。最後方案經由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上市公司按照公司章程及股東大會批準的方案具體執行。

同時監管層還將分紅承諾提高的信息披露的要求。《通知》規定，在IPO招股說明書中，詳細披露現金分紅的安排，公司是否有未來3年具體利潤分配計劃，以及長期回報的規劃，並以“重大事項提示”的方式，提醒投資者關註公司發行上市後的利潤分配政策、現金分紅的最低比例等內容。

“公司章程就相當於上市公司的‘憲法’，分紅安排一旦寫入公司章程，具體怎麽分紅、何時分、分多少，都由公司根據章程規定自行決定。只要股東大會通過，最後就是有效的。所以，上市公司分紅本身是公司自己議定的內容，但是需要符合行政監管機關的原則規定。”馮誠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監管層並不限制公司分紅的方式，但是相比現金分紅，“高送轉”往往直接聯系到股價，被利用進行個股的炒作，所以監管層對現金分紅有較為嚴格的規定。

馮誠認為，監管層要求上市公司按照規定和章程履行分紅承諾，並非要求公司將全部利潤無條件分掉。“中國的分紅制度也不是制約上市公司將經營累計取得的收益，用於再投資或者再經營，而是希望上市公司在追求自身發展的同時拿出一部分與股民分享。”他告訴記者，監管層在制度設計時也企業所處的階段等因素考慮在內。

《通知》在要求公司披露長期回報規劃時也提出，分紅回報規劃應當著眼於公司的長遠和可持續發展，在綜合分析企業經營發展實際、股東要求和意願、社會資金成本、外部融資環境等因素的基礎上，充分考慮公司目前及未來盈利規模、現金流量狀況、發展所處階段、項目投資資金需求、本次發行融資、銀行信貸及債權融資環境等情況，建立對投資者持續、穩定、科學的回報機制，保持利潤分配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2013年11月，證監會又發布了《上市公司監管指引第3號——上市公司現金分紅》(下稱《指引》)，對現金分紅的安排作出細化，同時明確了處罰條件。對於未制定回報計劃、未履行必要程序、未詳細信息披露、未按規定分紅等情形，證監會將采取監管措施並作出相應處罰。

“硬措施”或為掛鉤定增

既然已有規則約束，為何監管層還要持續苦口婆心的“勸告”甚至是“警告”?在馮誠看來，目前上市公司不按規定進行現金分紅，已有兩條約束。

一是信息披露限制。按照要求，上市公司必須在每年的定期報告當中，公布現金分紅安排、作出承諾，並公布履行情況。如果出現作出承諾但沒有履行的行為，相當於就違反信息披露要求，接下來面臨的監管或者處罰就可能接踵而至。

二是將現金分紅與再融資掛鉤，進行資本市場運作的限制。“2008年以後，證監會對不按承諾分紅的公司，最大的限制就是限制再融資。”馮誠告訴記者，要進行再融資必須滿足的條件之一就是最近三年以現金或股票方式累計分配的利潤不少於最近三年實現的年均可分配利潤的百分之二十，這是一項硬性指標的。

根據劉士余8日曾表示，對於有能力分紅卻長年一毛不拔的“鐵公雞”，證監會已經在高度關註，而且不會放任不管，會有相應的硬措施。據業內人士預計，新的“硬措施”可能來自將現金分紅與定增掛鉤。

3月31日，證監會新聞發言人在回應“鐵公雞”問題時曾表示，證監會將通過約談、專項檢查等方式督促上市公司落實現金分紅承諾，同時，“在對公開發行證券設置現金分紅條件的基礎上，研究對非公開發行股票設置現金分紅條件，強化監管約束”。

“3月31日證監會發行部領導與多家保薦機構就2月17日證監會發布的再融資新規政策舉行通報會，進一步明確再融資新規的相關事宜。”申萬宏源分析師林瑾4月4日發布研報稱，政策導向上，未來還將考慮定向增發與現金分紅條件掛鉤。

據申萬宏源統計，3月底4月初證監會發行部發出的再融資反饋意見中，針對5家上市公司的反饋意見中提到了現金分紅的情況——“請保薦機構對申請人《公司章程》與現金分紅相關的條款、最近三年現金分紅政策實際執行情況是否符合證監會《關於進一步落實上市公司現金分紅有關事項的通知》、《上市公司監管指引第3號-上市公司現金分紅》的規定發表核查意見;說明申請人最近三年的現金分紅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規定”。

可轉債、配股、公開發行關於現金分紅的要求是，最近三年以現金方式累計分配的利潤不少於最近三年實現的年均可分配利潤的20%。“我們認為如果定增門檻或與現金分紅條件掛鉤，不排除向現行的其他再融資的現金分紅要求看齊的可能性，”林瑾在研報中表示，截止3月中旬，全部A股中滿足這一條件的占比僅約30%。

考核銀行負責人將與普惠金融掛鉤，降小微貸款利率是今年“小目標”

“下一步銀行董事會和銀行分支機構負責人考核要與發展普惠、推進小微企業貸款緊密結合，進一步調動他們從事小微企業和三農貸款積極性。”5月3日，銀保監會副主席王兆星在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指出。

王兆星指出，下一步將對商業銀行將實行“兩增兩控”考核，一是要求商業銀行對小微企業貸款增速不低於各項貸款增速，對於小微企業貸款客戶數不低於去年同期。同時對小微企業三農貸款利率要進行專門考核，有利於降低小微企業、三農融資成本，銀保監會正在推動建立完善“兩增、兩控”評價體系。

相關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一季度末，全國小微企業貸款余額31.76萬億（其中單戶授信1000萬元以下貸款8.04萬億），去年新增4.04萬億。小微企業貸款戶數1544.92萬戶。涉農貸款余額31.55萬億元，比年初增長1.1萬億元，同比增長7.9%。

去年5月，銀監會等十一部委聯合下發《關於印發大中型商業銀行設立普惠金融事業部實施方案的通知》。數據顯示，目前五大行普惠金融事業部完成設立，總行層面普惠金融事業部全部掛牌，一級分行層面已完成185家分部設立。6萬余家支行及以下網點從事城鄉社區金融服務。民生銀行、興業銀行等6家股份制商業銀行設立了普惠金融事業部，1601家村鎮銀行和17家民營銀行獲準設立。

王兆星指出，普惠金融事業部要求商業銀行建立五項專門專業機制，一是綜合服務、統計核算、風險管理、資源配置、考核評價五方面建立相應專門機制，此外要求各家銀行下沈服務，下放審批權力，更多給基層機構開展普惠金融自主權。他指出，在普惠金融和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過程中，最突出的問題是信息不充分不對稱和激勵不足兩大難題。銀保監會圍繞兩大難點開展相關政策配套工作。

數據顯示，當前金融服務覆蓋面不斷擴大。截至2017年末，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共有營業性網點22.86萬個，網點的鄉鎮覆蓋率和基礎金融服務行政村覆蓋率都超過了96%，農業保險鄉村服務網點36.4萬個，協保員45萬人，網點鄉鎮覆蓋率達到95%，村級覆蓋率超過50%。

王兆星說，在信息方面，要發揮傳統金融機構服務人員面對面服務，搜集信息作出判斷，提出有針對性金融服務，同時利用更多技術手段，包括互聯網、雲計算、大數據進行綜合判斷。

例如，5月2日，建行在總行召開了中國建設銀行普惠金融戰略啟動大會。提出“雙小”戰略。建行董事長田國立指出，“雙小”戰略面對成千上萬的客戶，沒有大數據技術及新一代系統應用就是一句空話。大數據和互聯網、智能技術提供了零售業務新的風控技術的條件。事實上我們的平臺建設才是解決風險管控全過程的有效途徑。

王兆星表示，面對金融機構激勵不足問題，銀行內部激勵需要進一步增強，對於專門信貸資金配置，內部資金成本考核、業績利潤考核、從事該工作人員機構負責人考核獎勵需要建立專門的體系。

在銀行監管方面，銀保監會采取了一系列專門小微企業普惠金融統計、評價體系，對普惠小微企業風險權重，計算資本充足率時，低於大中型企業風險權重，此外對於從事基層信貸人員履職評價方面，如果履職，貸款發生違約、不良，免於追究問責。

銀保監會普惠金融部主任李均鋒說，從社會抽樣調查的情況看，小微企業貸款利率，大型銀行貸款利率比較合理，年化利率在5.1%-5.5%左右。地方銀行貸款利率在6.5%-7%左右。第三類非銀行機構如小貸公司等，貸款利率還是比較高，在24%以內。最後第四類純民間貸款利率在36%以內。下一步，監管部門將推動銀行業降低小微企業貸款綜合成本。

李均鋒強調，下一步銀監會將降低商業銀行貸款資金來源成本，拓寬資金來源渠道，通過新技術、手段，降低商業銀行在小微企業管理成本。一般的客戶貸前、貸後管理成本。主要推動小微企業貸款，續貸政策落地。加大貸款創新力度，降低再貸款利率。推動小微企業貸款利率之外的附加成本。經過方方面面努力，爭取小微企業貸款利率在年內將有明顯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