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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價格倒逼小米 魅族勝算幾何？

四年前，雷軍用1999元的低價和搶購模式，成功在對手林立的智能手機行業殺出了一條血路。之後的幾年里，中華酷聯等一票國產手機品牌紛紛效仿小米，試圖用低價來狙擊小米。結果大家看到了，中華酷聯們並沒有拖住小米高速前進的腳步。相反，小米五年時間成為一家估值450億美元的“巨無霸”。
 

此前，有業內人士認為最有可能擊垮小米的是華為。事實上，華為的步步緊逼，更像是借小米輿論熱度壯大自己的一個陰謀。真正讓小米亂了陣腳的，是魅族。
 

失守1999後999也淪陷
 

在去年之前，小米手機的價格區間牢牢固守在1999元的區間，紅米系列也牢牢掌控了國內999元的價格區間。看似簡單的兩個數字，是小米的抵禦外敵的堅固城墻，是中華酷聯血戰三年一直未攻破的城墻。
 

當魅族MX4發布後，1799元的價格，高性價、工藝和魅族多年積累的品牌，這些營銷詞匯，瞬間將小米1999元的堅固城墻擊穿。需要說明的一點就是，魅族不過是擊穿了1999元的城墻，而不是徹底推倒了小米1999元的城墻。魅族的實力和體量，能夠擊穿一個洞已經不錯了。
 

在MX4發布後的短短幾個月里，魅族密集的發布了魅族MX4Pro，魅藍Note和魅藍青年良品。在2014年底，魅族的矛頭牢牢釘在2499元、1799元、999元和699元四個價格區間。
 

再來對比小米手機和紅米系列的定價機制就會發現，魅族的四個價格區間，就是為小米精心設計的陷阱。高端機魅族MX4Pro賣2499，壓制小米的高端機型小米Note;1799元的魅族MX4，壓制小米4;999元的價格尚未對小米形成包圍之勢。
 

前面有2499元的魅族MX4Pro，小米Note的定價也由3000以上，跌落至2999元。售價為1999元的小米4，也跌到與魅族MX4相同的價格區間1799元。在用價格成功倒逼小米後，魅藍Note2又用799的價格，攻陷了紅米系列999元的價格防線。
 

至此，小米1999元防線失守後，紅米999元的防線也全面淪陷。
 

昔日主動出擊當下處處挨打
 

在小米將估值拉高到450億美元後，小米的處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自2012年小米手機上市至今，四年的時間里，前三年小米都是主動出擊。眼下的小米，已經由昔日的主動出口，演變為四處挨打。
 

不得不承認，從2012年到2014年上半年，國內智能手機的定價權掌握在小米手中。中華酷聯圍剿小米，也是在基於小米手機價格上進行微調而已。魅族之所以能夠成功的擊穿小米1999和999的價格防線，多少有幾分“豪賭”的成分。
 

自魅族成功的擊穿了小米引以為傲的價格防線後，小米淪為了處處挨打的角色。在智能路由器領域，小米路由器mini賣129元，360智能路由器P1只賣89元;在智能手機領域，紅米Note賣999元，聯想樂檬K3賣599元;小米Note賣2999元，魅族MX4Pro只賣2499元……
 

在上市時間上，魅族和中華酷聯們，都開始搶在小米新品發布前出手。用最低的價格，搶先發布的時間，回擊小米。或許很多人覺得，魅族每次新品發布時間為何總能精確的卡在小米前面。原因很簡單，供應鏈並非秘密，小米的新品發布更不是秘密。小米Note匆忙上市，是小米在價格戰上由主動變為被動的一個標誌。
 

在多個對手的不斷圍剿之下，小米是神恐怕也難以應對。更何況，除了智能手機這一產品線被競爭對手圍剿外，在智能家居方面，小米的處境也很被動。在智能家居概念營銷方面，小米還是比較領先的。攪局者360進入智能家居領域後，與華遠房產合作;小米只能倉促搞了一場類似的發布會。
 

從智能手機，到智能硬件，再到其他的產品線，體態越來越臃腫的小米，已經不再是昔日小而美的主動出擊，而是疲勞的應戰和被動挨打。隨著360、樂視等同盟的出現，小米手機的競爭對手越來越多。如果說樂視僅僅是玩資本遊戲，那麽360可以說是一個比魅族還兇狠的角色。
 

在小米處處挨打的格局下，魅族用價格倒逼小米，這的確是反超小米的一個絕佳機會。當然了，魅族用價格倒逼小米的策略，仍有一定的風險。風險在於，如果有對手用價格倒逼魅族，魅族又該如何應對?
 

所以，魅族能否成功用價格倒逼小米，關鍵在於魅族能否在短時間內迅速壯大。有了阿里的投資，有了切實可行的營銷策略，魅族要做的就是與時間賽跑，趕在下一個攪局者出現前幹掉小米。否則魅族也會被對手幹掉。版權聲明：本文作者賈敬華，轉自百度百家，文章僅代表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i黑馬觀點與立場，i黑馬版權所有，如需轉載請聯系zzyyanan授權。未經授權，轉載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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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倒逼創新：如何挖潛“真成長”商業模式

在供給側改革和“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政策紅利背景下，中國經濟將逐步構建起消費拉動和創新驅動的可持續增長新模式。而面對這樣的經濟新常態，謀求轉型升級的傳統企業以及釋放創造潛能的新興領域將面臨這怎樣的機遇與挑戰，這背後存有哪些投資機會?

在6月 20日召開的“安永企業家獎 2016中國”項目啟動儀式上，多方業內人士認為，在需求倒逼創新的環境下，有規模、有收入模式的業務模型將被資本所青睞，未來新興行業在 A股市場的比重也將不斷增加;而面臨挑戰的傳統企業，可通過海外兼並重組，來尋求轉型的出路。

挖潛“真成長”創新模式

盡管整體的經濟增速放緩，但是“創新”的因子已經廣泛播撒。在新技術、新商業模式層出不窮之中，敏銳的資本市場已將觸角探入其中，並挖掘出投資機會。

瑞信董事總經理及大中華區投行部聯席主管瑞信董事總經理洪長福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表示，相較過去的人口紅利、土地紅利等，目前企業的發展環境隨著教育水平提高、人們在科技方面的認識度提高、以及收入的不斷提高而迎來消費升級的新機遇。“企業要能夠掌握這個機遇，就必須懂得利用科技，懂得現在消費者的需求。”洪長福認為，企業可以在創新層面進一步挖掘商機，而資本的介入有助於創新創業企業能有機會更快速接觸到市場。

“過去的 6個月我們投了40家企業，管理的基金規模達到 120億元，其中可以上市的、上新三板的有 6家企業。”面對如今的資本市場寒冬，德同資本創始合夥人田立新認為，這對於 VC、PE 等長線和價值投資者而言，反倒可能出手會更猛一點，投資的方向集中於創新型企業。

而當前各種創新概念、顛覆性的商業模式紛紛湧向資本市場，有魚龍混雜之勢，如何才能辨別出“真成長”的創新商業模式?洪長福結合投資實戰經驗表示，以資本角度來看，首先將會看企業的收入模型，市場戰略，市場占有率有多大;其次看企業所建立的客戶群體，客戶的粘度有多大;最後則是要看客戶在體驗之後是否願意買單，整體是否是一個有規模、有收入模式的業務模型。

“人才，也是其中很看重的一方面。”在創新創業企業發展以及投資機會考察中，洪長福多次強調人才和團隊優勢的重要性。“我們做評估的時候，其實有時候是憑經驗，有時候是看這些企業家，他們可能是第二次創業，積累有一定經驗，我們投資的是一些企業家管理的團隊，他們可以在面對不同的市場、不同的環境里面，懂利用市場，利用機遇。”洪長福同時笑言，判斷投資機會有時候是一種藝術行為，可能有時候是看企業家的誠信，有時候是看團隊的專業化，可不可以解決問題。

對於看好哪些創新領域的投資機會，洪長福表示，瑞信在科技、互聯網、媒體等領域的投資都已經做到了市場前列，以具體行業來看，旅遊、文化產業、醫療健康等均具有很多的投資空間。“回到根本，若行業懂得利用教育、收入、消費模式的變化，在結合相關子資源，基本上都是存有投資機會的。”洪長福稱。

“我覺得五年到十年以後，你會發現主要關於中國股市的指數，相當大部分跟現在的行業很不一樣的行業出現，比如說如果我們把消費、互聯網、科技這些產業加起來，你用中國指數五年以前的比重不到 10%，現在是35% 到40%左右，而五年以後，這些所謂消費、互聯網、高科技企業加起來的比重可能是 70%以上。”瑞信董事總經理兼中國證券研究部主管陳昌華認為，新常態下，股市最明顯表現是行業方面的轉變，新興行業將逐步增加。

傳統企業轉型良方

在新興模式層出不窮且受資本市場青睞之時，面臨挑戰的傳統企業也走上了尋求轉型升級的突破之路。在多方業內人士看來，傳統企業轉型需要具備“全球化思維”，通過海外兼並重組來引進技術、管理理念等。

“中國企業在 90年代也好，80 年代也好，過去幾年也好，很大程度都是靠規模擴充來帶動它的盈利增長，不可否認，中國企業在做大規模方面做得非常好。而在新常態之下，很多事情不是說做得越大越好，反過來是能不能把東西做得越精。對企業的要求更多是能不能做出更好的產品，能不能回應客戶的需求。”陳昌華就新常態下企業的生存環境發生改變做出分析。

安永華中區主管合夥人畢舜傑也深刻看到了科技創新背後給傳統企業帶來的挑戰與機遇。畢舜傑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表示，在移動互聯網帶來正面效應的同時，我們要反思其給中國的傳統企業尤其是傳統制造業帶來了哪些挑戰，“如果都是同質化的產品，很多山寨的產品最後是去競爭一個價格的話，對於整個制造業的打擊是很大的”。但其也表示，互聯網時代將為傳統企業帶來效率的提升。

大眾交通( 600611.SH)董事長楊國平則分享了出租車行業面臨的挑戰，“互聯網的時代，大家共享經濟，對我們的沖擊很大，因為有很多的平臺推出了一些服務，深受歡迎，因為上下車自由，用車也自由。”但在楊國平看來，傳統企業仍具有較多優勢，“我們正規企業要聯合起來建立正規車的聯盟，要讓正規的車和駕駛員提供更好的服務”。

對於傳統企業的轉型出路，安永審計服務合夥人黎誌光在專訪中表示，傳統企業轉型並不容易，因為存在一些技術方面的壁壘，以及團隊是否具備轉型能力，“譬如上市公司轉型，真的要在技術方面或者理念、商業模式方面進行加強，不然仍難言轉型成效”。

“現在很多企業都蠻喜歡海外收購，把技術引進來，裝在我們國內的產品上進行升級”。黎誌光認為，傳統企業轉型，與其埋頭苦幹、閉門造車，不如考慮跟全球的一些優秀企業、科技進行合作或者兼並收購。

“無論本身已經創新的企業，還是所謂的傳統企業，都是在不斷地通過全球化的資本、全球化的工業等來提升自己，這個是我們可以看到趨勢。”洪長福表示，今年以來，在大陸出去的量已經遠遠超過去年，全球收購的量也是比 2007年時的高峰期高12%。

安永報告指出，隨著“走出去”政策持續推進，配合“一帶一路”、“中國制造 2025”等國家戰略的逐步落實， 2016年中國海外投資有望持續 10%以上的高速增長，並在未來五年保持迅猛增長勢頭。

五項汙染物排放新標發布 “倒逼”產業轉型升級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30日從環境保護部獲悉，旨在“倒逼”產業轉型升級的五項國家汙染物排放標準由環保部會同國家質檢總局制定並頒布。

這五項新標準是《船舶發動機排氣汙染物排放限值及測量方法(中國第一、二階段)》(GB 15097—2016)、《摩托車汙染物排放限值及測量方法(中國第四階段)》(GB 14622—2016)、《輕便摩托車汙染物排放限值及測量方法(中國第四階段)》(GB 18176 —2016)、《輕型混合動力電動汽車汙染物排放控制要求及測量方法》(GB 19755—2016)和《燒堿、聚氯乙烯工業汙染物排放標準》(GB 15581—2016)。

環保部科技標準司司長鄒首民介紹，實施這五項標準可以大幅削減顆粒物(PM)、氮氧化物(NOx)、二氧化硫(SO2)汙染，有效促進行業技術進步和環境質量改善。

我國是一個內河航運資源比較豐富的國家，船舶運輸所帶來的環境汙染問題日益突出，特別是港口城市、江河沿岸城市。鑒於我國港口和船舶大氣汙染防治的緊迫形勢，環境保護部制定了船舶發動機排放標準，加強船舶汙染物排放控制，填補船舶大氣汙染物排放標準空白。

鄒首民說，新標準適用於具有中國船籍在我國水域航行或作業的船舶(如內河船、沿海船、江海直達船、海峽[渡]船和各類漁船)裝用的額定凈功率大於37千瓦、新生產船用發動機的環境管理，不適用於遠洋船舶，遠洋運輸船舶執行國際公約的相關規定。

另外，標準還規定了船舶使用燃料的要求以及船舶和船機實施大修後的排放要求。新標準實施後，船舶發動機的汙染物排放水平將明顯降低，按照每年新增船機1000萬千瓦，壽命期為25年計算，實施第一階段標準3年，所制造投入使用的船機在全壽命期內將減排NOX約140萬噸，PM約40萬噸;若實施第二階段標準3年，裝用這些船機的船舶在其壽命期內將進一步減排NOX約115萬噸，PM約6萬噸。若所有內河、沿海及漁業船舶都能符合該標準規定的燃料要求，汙染減排效果將更為顯著。

鄒首民說，我國摩托車行業產量增長迅速，截至2015年底，摩托車保有量達9514萬輛。據測算，2015年摩托車汙染物排放量占全國機動車排放量的比例為：一氧化碳(CO)占12.7%，碳氫化合物(HC)占13.5%，NOx占1.6%。我國雖然是摩托車生產和使用大國，但摩托車的整體技術水平與國際先進水平仍有明顯差距。為有效控制摩托車汙染，促進相關行業技術進步和結構優化，環境保護部制定了摩托車和輕便摩托車國四標準。

與現行的第三階段標準相比，主要修訂了五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擴大標準適用範圍，新增柴油三輪摩托車的排放控制要求;二是新增汙染物項目，對柴油三輪摩托車新增了顆粒物的控制要求;三是汙染物限值進一步加嚴;四是進一步提升了排放控制耐久性要求;五是提出更加完善的環保管理和技術要求。

鄒首民說，自2019年7月1日起，所有新銷售和註冊登記的摩托車和輕便摩托車應滿足新標準要求。以國四標準實施3年估算，這期間新生產的全部摩托車在其整個使用壽命內將比實施國三標準減少CO排放約650萬噸、HC排放約200萬噸、NOx排放約30萬噸。

鄒首民表示，近些年來國家積極鼓勵發展包括混合動力電動汽車在內的節能與新能源汽車，並且隨著技術不斷發展和成熟，從2014年開始，我國混合動力電動汽車的產銷量大幅上升，且隨著我國汽車油耗和排放標準的不斷升級，該類汽車的產銷量仍將保持增長。由於有電能的輔助，傳統汽車的測量方法無法準確評判混合動力電動汽車的汙染物排放狀況，因此需要制訂專門的汙染物排放測量方法。

鄒首民說，新標準是對《輕型混合動力電動汽車汙染物排放測量方法》(GB/T19755-2005)的修訂，規定了輕型混合動力電動汽車的汙染控制要求和測量方法，具體的汙染物控制項目、排放限值執行輕型汽車排放標準(GB 18352.3-2005和GB 18352.5-2013)相應階段的要求。GB/T 19755-2005僅適用於國二階段的輕型混合動力電動汽車，新標準適用於國四、國五階段的輕型混合動力汽車的環保管理。該測量方法標準的實施，不會帶來額外的車輛技術升級成本。

鄒首民表示，近年來我國燒堿和聚氯乙烯企業規模不斷壯大，已經成為燒堿和聚氯乙烯最大生產國。該行業不但排放常規環境汙染物，還排放重金屬等有毒有害汙染物，危害人體健康和環境安全。聚氯乙烯工業屬於《水俁公約》重點治理的涉汞行業，行業每年耗汞約850噸，約占國內消耗量的85%，占全球消耗量的51%。

鄒首民說，新標準的制定綜合考慮了國內行業生產和排放控制現狀、生產工藝和汙染物排放治理技術發展情況以及達標的經濟成本等因素，增加了大氣汙染物排放控制要求，調整了水汙染物排放控制項目，收緊了水汙染物排放控制要求，取消了按汙水去向分級管理的規定。實施新標準後，預計廢水化學需氧量(CODCr)、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總汞和氯乙烯排放量與執行現行標準相比，分別削減77%、67%、67%和87%。廢氣顆粒物、氯乙烯、非甲烷總烴排放量與執行現行標準相比，分別削減51%、72%、58%。

“如果賣一件衣服報一次關，那生意就別做了” 杭州“新經濟”倒逼政府改革

中國杭州跨境電子商務綜合體試驗區的示範區——跨貿小鎮。（視覺中國/圖）

無論是跨境電商試驗區，還是創新小鎮，杭州政府面對新經濟產業的快速發展，開始意識到必須改革陳舊的管理模式。企業的推動與信息分享，也加快了政府的改革進程。

“沒有改革就沒有這個行業。”丁偉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他是浙江執禦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執禦公司”）執行總裁，做的是服裝生意，曾經一度瀕臨絕境。跨境電商的模式出現，拯救了這家公司。

2015年3月份，中國（杭州）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成立（以下簡稱“杭州綜試區”），相繼推出統計監測體系、風險防控體系等政務改革，跨境電商這一新型經濟業態得以能夠大面積施行運作開來。

但這一系列改革，卻是在執禦這樣的公司推動下才完成的。

僅僅一年多時間，執禦公司的業績實現了3—5倍的飆升。杭州綜試區提供的數據顯示，2015年當年，杭州實現跨境電子商務出口22.73億美元，進口11.91億美元，拉動杭州外貿出口增長5.4個百分點。

新經濟遭遇制度瓶頸

“小語種也沒問題，我們可以在線實時客服。”穿梭於密密麻麻的展廳，丁偉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通過技術手段的不斷完善，他們基本克服了外語客服、退換貨的頑疾，“外國人在我們平臺買衣服，就像你在淘寶上買東西一樣方便。”

早在2006年，丁偉就與人合夥創建了一個時裝品牌。創業伊始，瞄準國際市場，始終堅持精益求精的高端路線，無論原材料篩選還是設計研發，都向國外一線奢侈品大牌看齊。但是苦於定位不到精準的目標消費群體，業績一直不溫不火。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外貿形勢一落千丈，公司一度淪落到虧損的邊緣。

杭州是著名的“電商之都”，彼時，電子商務這一消費習慣日漸普及。受此啟發，2010年之後，他開始嘗試利用網絡途徑，將衣服銷往海外。

最初，丁偉也想效仿在杭州大大小小遍地開花的電商企業，把產品直接展示、銷售給個體消費者，而不是國外大的零售巨頭。電子商務靈活、直接、個性化的特點，讓執禦公司在極短時間內打開了銷路。

不過，公司很快遭遇了制度瓶頸。按照一般貿易流程設計的監管模式，每一樁進出口交易，都要進行一次報關檢驗。為了杜絕偷稅漏稅、走私、騙稅等諸多問題，在通關、退稅、結匯等環節，都設置了嚴格的監管步驟。

監管的要求，決定了進出口貿易只能以批量的形式展開。而電子商務為了更好服務消費者，必須以種類多、小批次、交易頻繁的零售方式進行才有意義。執禦公司絞盡腦汁壓縮單筆交易的規模，努力在消費者習慣與監管需求間見尋求平衡。

但是政策的藩籬始終難以逾越。商務部電子商務和信息化司副司長聶林海在2015年的一次演講中透露，當時全國進出口報關單大約為三千多萬單，而零售業務則超過1億單，監管部門不可能覆蓋如此龐大的新業務。

“原來報一次關都是一兩個集裝箱，人員、時間都是夠的，現在不行了。”丁偉向南方周末記者闡釋曾經的行業性難題。他認為舊制度是為傳統貿易模式量身定做，越來越適應不了新型商業活動的運作模式。

當然，矛盾並非無解的死局。依托於電子信息技術的突飛猛進，一些出口企業開發了信息共享平臺，可以將出口企業的信息與政府部門實時共享，通過技術手段，對企業交易情況進行實時監控。但這一類技術的推廣應用，需要政府政策層面做出調整。

“不用擔心出問題，通過技術手段可以解決。”在電子商務領域深耕多年的巨頭阿里巴巴集團，也曾陷入與執禦公司相同的桎梏。阿里巴巴B2B市場部政府事務專家蔣曉官向南方周末記者分析，政府在進出口政策中之所以設置重重監管步驟，是出於規避風險的考慮，但是這些風險現在可以通過技術手段予以避免。

市場自發培育的新業務發展壯大後，倒逼政府職能做出調整。

杭州夢想小鎮創業公司內部到處張貼著勵誌標語。（南方周末記者 李在磊/圖）

“沒有改革就沒有這個行業”

“如果賣一件衣服報一次關，那生意就別做了。”丁偉解釋，越來越多的企業向政府提出訴求，希望能夠簡化通關流程。

行業訴求得到了回應。2015年3月7日，國務院批複同意設立中國（杭州）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先行先試，進行政策體系和管理制度方面的改革、探索。

實質性的改革，也先從技術層面找到突破口。通過與出口企業反複調研、磨合，杭州海關研發了跨境電子商務通關管理系統，將跨境電商數據接入海關監管系統，在國內率先打通了跨境網購下單、支付、物流等環節。

電商企業在進出口申報前，只需要通過跨境電子商務通關服務平臺向海關提交訂單、支付、物流等電子信息，同時根據進出口模式的不同，分別向海關提交《進出口貨物報關單》《進出境備案清單》或《商品申報清單》的電子數據，無需遞交任何紙質單證即可完成海關進出口申報。

這種“非侵入式檢查”，貨物甚至不需要拆封，海關、檢驗檢疫的工作人員實現在線同時辦公，各自盯著電子屏幕，通過X光機分辨物品是否超過郵包限值、是否已達征稅標準，以及是否有可疑違禁物品。

“現在基本上是數據化、透明化，這個生意就可以做了。”丁偉介紹，國外網友的消費習慣要求每單出口交易的量次越少越好，最好一件服裝也可以進行報關，但是傳統的通關監管辦法效率有上限，量次壓縮到一定程度後便無以為繼。改革之後，技術手段使得通關效率提升，完全能夠覆蓋小額度、個性化、多頻次的交易成本。

丁偉說，在改革之前，執禦一年的銷售額為1億元人民幣，現在已經突破1億元美金。

據《都市快報》報道，杭州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設立一周年時，杭州海關累計驗放價值29.3億元的零售出口商品、價值40.1億元的進口商品，其間，跨境備案試點企業增加至2381家。

完成這一改革並不輕松。跨境電商購物包括貨源、報關、通關、物流、支付等環節，涉及海關、檢驗檢疫、外匯管理、市場監管、郵政管理等諸多部門的監管。

參與改革的杭州綜試區綜合保障部部長馬力俊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圍繞“六體系一平臺”的頂層設計，國家有關部委及省級部門給予綜試區很多支持。

目前，杭州綜試區已經出臺第二批制度創新清單，內容涵蓋金融服務、智能物流、信用保障、統計監測等10個方面30項措施。

“政府要跟在企業後邊”

新經濟帶來的新思維正滲入政府職能的毛細血管。

2016年7月，國家三部委發文，到2020年要培育1000個左右特色小鎮。在杭州，新一輪創新創業浪潮中，各式創業小鎮、基金小鎮、夢想小鎮已經遍地開花。有別於傳統的產業園模式，特色小鎮更符合互聯網產業小而美、高成長性的聚集方式。杭州順勢而為，培育、扶植這一新型產業業態。

其中，杭州未來科技城管委會（以下簡稱“科技城管委會”）下屬的“夢想小鎮”，與主打高精尖的互聯網巨頭小鎮、風險投資為主的創業基金小鎮等錯位發展，定位於年輕人互聯網創業。引入的項目門檻低、成長性好，但是風險也相對較高。

為了降低創業成本，規避創業風險，小鎮提供租金補貼、創業導師、社會資本等方面支持。但是，與簡單的“二房東”模式不同，科技城管委會的管理方式也與創業公司一樣與時俱進。

小鎮的“服務超市”引進了專業的中介機構，並開發了自己的政務APP，只要拿著手機就可以預約、購買服務，比如租用會議室等。

科技城管委會對每一個入駐的創業公司給予2萬元的補貼。有別於大水漫灌式的現金直接補貼，為了敦促被補貼企業專款專用，這2萬元以一種名為“創新券”的虛擬貨幣形式發放，可以在政務APP上購買財務、法務、商標、著作、知識產權、人力資源等各類服務，中介則憑虛擬貨幣與政府結算。

科技城管委會辦公室主任助理施婷婷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2萬元的創新券年底清空，保障不會被不活躍的僵屍企業浪費。而對於活躍的企業，還會產生積分，讓優惠補貼和政策更精準投放。

“企業比政府懂創新，政府應該跟在企業後邊。”杭州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以下簡稱“杭州經信委”）信息經濟推進處處長王理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為了適應新經濟增長形勢，他們單位內部機構設置都進行了調整、重組，將分管傳統產業科室合並，成立專管信息產業的部門，並將資源優化集中。

同時，事權下放、資金下放，讓更了解企業情況的區縣市落實具體政策。

新經濟改變的不僅僅是政府職能。杭州市上城區玉皇山南基金小鎮管委會副主任張暉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專門服務於創業公司的科技支行、文創支行等金融創新模式在杭州業已成熟。

落戶於基金小鎮的凱泰資本董事總裁段鈞鍇，就從銀行的這一小小創新當中受益。一年前，他們以風險投資的形式投資2900萬元給了一家手遊公司，但是遊戲屬於資金密集型、技術密集型行業，這筆風險投資並不能完全紓解遊戲公司的現金流壓力。他們就又向文創支行申請了一筆1000萬元的貸款。

“公司沒有固定資產，換作別的銀行，很難貸到錢。”段鈞鍇解釋，遊戲公司具有“輕資產、弱擔保”的屬性，但是開發出來的遊戲是一筆無形資產。換作傳統業務型的銀行，如果沒有固定資產擔保，很難拿到授信。

但文創支行對遊戲公司進行抵押評估時，用在線時間、會員數、活躍率的參數層層考核，最後給出了科學估值，認為即便該家公司沒有實體資產抵押，但虛擬資產同樣價值不菲，可以放貸。

可以在全國複制

王理生介紹，受到大的市場環境影響，杭州傳統產業出現了較為明顯的下滑，但是新經濟業態增長的速度，遠遠超過了傳統產業萎縮的速度。

杭州經信委提供的數據顯示，2015年全市實現信息經濟增加值2313.85億元，增長25%，占全市GDP的比重由2014年的18%上升到23%，對全市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45%。

2016年1-6月份，杭州全市信息經濟實現增加值1193.76億元，同比增長26.2%。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杭州的半山電廠、蕭山電廠燃煤機組已關停。2015年實施合同能源管理項目135個，年節能13.85萬噸標準煤。

在這個過程當中，杭州實施高汙染煤小鍋爐淘汰改造，2015年累計完成10蒸噸/小時以下高汙染燃煤小鍋爐淘汰改造3180臺。

杭州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朱師鈞在總結杭州轉型升級經驗時認為，改革深入實施，激發了市場的活力。

杭州市場主體從2010年的49.15萬家，增長到2015年的75.46萬家，2016年6月底達到了81.02萬家。全國民營企業500強達55家，連續13年居全國城市第一。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杭州每千人企業擁有數達到43.95戶，高出全國平均數值一倍以上。這說明，繁星密布的中小微企業越來越成為新經濟的組織模式。

阿里巴巴B2B市場部政府事務專家蔣曉官說，跨境電商的一系列革新使沒可能成為有可能，但是監管制度尤其是出口退稅環節，仍有進一步革新的空間，而這些空間同樣可以用技術手段填補。

對杭州綜試區寄予厚望的同時，他們也把目光投向改革開放前沿陣地廣東省。“我們在廣東也有很多業務，而且廣東是改革開放橋頭堡，希望能在廣東先行先試。”蔣曉官說，如果能爭取到突破口，不光阿里巴巴一家企業受益，整個行業都可以享受到改革紅利。而且，改革舉措可以在全國各地複制。

電商爆發倒逼倉儲革新 資本覬覦智能倉庫

雙十一前後，上海松江區一塊占地2萬平方米的倉庫里依然燈火通明，在這里，一袋袋食品、一件件服裝等在自動傳輸帶上流轉，它們都是剁手黨們拍下的“雙11”促銷商品。

早在幾天前，上海威吾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下稱“sku360”)創始人宋聲達就在為雙11的到來做準備了，“預計一天要處理100萬到200萬件，是平時日均處理單量的數倍。”宋聲達告訴記者，不過也就是這時候，全自動化智能倉庫的優勢才更加突顯。

不一樣的倉庫

一間倉庫，幾條狗，十幾臺叉車加上數百位分揀、搬運、打包的工人，這是傳統倉庫的真實寫照，全自動化智能倉庫卻完全不一樣，在松江的倉庫里，貨架根據商品出貨的時效性進行了分區，其一是旋轉貨架，主要用於即時發貨，其二是存儲貨架，包括料箱和托盤，主要用於需要持續補貨商品的臨時存儲，其三則是平倉貨架，用於單品或爆款等促銷時的人工揀選。

不同的產品放在哪一個區域?這是由電腦軟件根據商品發貨的時效以各存儲貨架區的庫存狀況來判斷的。需要揀選配送時，軟件會觸發商品對應的存儲位自動傳送，且已按照訂單篩選的邏輯為不同訂單設計了固定的傳送路徑，最終這些商品會匯聚到負責揀選的人員面前。

“這就是所謂的‘貨到人’的分揀方式，2012年亞馬遜以7.75億美元收購了Kiva機器人公司，實際上就代表著由傳統的‘人找貨’向‘貨到人’揀選方式的轉變，可以大幅提升分揀效率，並且提高準確率，單人每小時可以達到1000次揀選操作，是傳統倉庫的10倍。”宋聲達告訴記者，這就特別適合重視電商銷售渠道的公司，這些企業前端不缺銷售，但後端的訂單配送執行卻跟不上，尤其是在商品大促的時候，以前租個倉庫或者自建倉庫，養幾條狗，雇三五十人的倉儲配送模式已開始變得捉襟見肘，這也是每到雙十一等大促銷的日子，就傳出各種倉庫爆倉，消費者收不到貨甚至收錯貨的原因。

聽起來似乎很容易，但要做出這樣一個具備海量訂單的彈性作業和日流轉20萬訂單處理能力的全新智能倉庫，需要的是一系列硬件設備和軟件系統的支撐。

“首先硬件設備需要很先進，只能從國外引進，由於設備複雜程度高，在國內根本沒有安裝先例，安裝設備的人員都是從國外引進的，相關水電接入標準在國內都沒有參考。”宋聲達說，更複雜的是軟件系統的設計，並不是交鑰匙工程，而是需要根據不同客戶的產品結構和訂單結構，不斷進行參數修改和策略修正，因涉及複雜篩選邏輯和計算，每次都是一次腦力的沖擊。

所以，單單建設這麽一個倉庫，宋聲達就花費了兩年的時間，幸運的是，倉庫建成後正趕上國內和跨境電商市場的爆發式增長，品類多、流轉快的小件商品訂單，對分揀配送的要求越來越高，相形之下，傳統倉庫的租金和人工成本卻在逐年上漲，如何在提高效率、減少差錯的同時還要降低成本，成了“sku360”吸引客戶入駐的殺手鐧，短短1年時間就在服裝、食品、化妝品和母嬰用品等領域積累了一大批高端客戶，為電子商務企業提供一站式的訂單處理和配送服務。

不僅僅是倉庫

“以前，中國企業大多采用粗放式發展模式，強調規模化生產的單位成本最優，強調多品類模式下的銷售規模，而最終卻因末端產品結構性供需失衡導致庫存大量積壓，庫存已成為制約企業發展的頑疾。”長期關註物流行業的國泰君安投資副總監楊海蓉告訴記者，中國企業與發達國家企業的更深層的差距，在於供應鏈整合與管控的能力，隨著順豐和三通一達的相繼發行上市，資本的力量將使配送環節如虎添翼，而作為物流系統中的關鍵節點——訂單處理中心，則需要趕上配送的節奏，最終實現倉、配的協同效應。

事實上，目前很多企業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從勞動密集型的傳統倉庫到自動化倉庫的布局也開始越來越多。

據記者了解，蘇寧、淘寶、京東等更貼近客戶的電商平臺，已經陸續意識到自動化倉庫的重要性和潛在需求，並願意投巨資在倉儲環節。蘇寧的自動化倉庫選擇的是與sku360同樣的德國設備，目前正在進行設備調試，京東的“亞洲一號”倉庫也已投運。

“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自動化倉儲是未來的趨勢，亞馬遜等使用的移動機器人，也是同樣的道理。”楊海蓉說，不過相比於傳統的倉庫，自動化倉儲的投資大，在租金和勞動力成本比較低的一些城市，需求還不是那麽的迫切，不過一旦客戶和訂單規模上去，後續就絕對不單純是一個貨品的存儲中心，而是訂單的處理中心，甚至是企業或行業未來銷售的晴雨表。

“比如，倉庫可以根據對客戶發貨數據的分析，得出滯銷和熱銷產品權重，給客戶安排生產和補貨提供及時的建議，再比如，通過數據整合與分析，可以清晰地了解客戶產品在不同區域消費者的需求和偏好，並以此預測未來一段時間內的商品銷售趨勢。”楊海蓉介紹，未來甚至可根據客戶處於供應鏈的不同層級，對鏈條中處於弱勢地位的生產商或代理商，提供相應的資金融通方案，在安全庫存範圍內安排對應融資。

勞動力5年減少2000萬，倒逼產業升級

人口結構變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正在逐步顯性化，近年來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和質量的“雙變”已經對產業結構的升級轉型形成倒逼之勢。

中國就業研究所所長曾湘泉在19日舉行的“2016年中國勞動經濟學會年會”上預計，2016年勞動年齡人口繼續下降，近5年累計減少的數量約為2000萬，勞動力供給的減少導致人工成本上升、產業轉移和技術替代勞動成為未來的趨勢。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張車偉表示，當前大學畢業生占到了我國新增勞動力的“半壁江山”，勞動力的素質和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勞動力市場也再難以大量提供傳統制造業所需的簡單勞動力，過去高投入的經濟發展模式無法持續。

勞動年齡人口加速減少

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在2011年的時候達到峰值9.25億人，2012年比2011年減少345萬，這是勞動年齡人口的首次下降。2012年開始逐年下降，2013年減少244萬，2014年減少371萬，2015年減少487萬。

曾湘泉預測2016年至少將保持2015年的降幅，或者下降幅度還會更大。“即使按照487萬來計算，這5年來勞動年齡人口總共下降了1934萬人，這不是一個小數目。”

勞動年齡人口的下降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得不面對的現實。人社部新聞發言人李忠曾表示，2015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下降至9.11億，還會持續下降，而且到2030年以後將會出現大幅下降的過程，平均以每年760萬人的速度減少。到2050年，人社部預測勞動年齡人口會由2030年的8.3億降到7億左右。

曾湘泉認為，勞動力供給持續下降帶來勞動成本的迅速上漲，近年來全行業薪酬增長率平均增速保持在10%左右，比如，2011年為11.3%，2012年10.5%，2013年9.7%。不少外資企業近年來撤離中國轉向東南亞，與國內勞動力成本的快速上升有直接的關系。

勞動力供給的減少還引發了人力資源流動頻率與規模的增大。數據顯示，勞動力密集型企業離職率2011年為35.5%，2012年37.2%，2013年36.2%。曾湘泉說，甚至有企業反映員工的離職率達到了50%，同時勞動爭議也頻發，這些都給企業人力資源的管理帶來嚴峻挑戰。

勞動力學歷和能力的“剪刀差”

我國產業結構必須進行轉型的另一個因素是勞動力年齡結構和知識結構都無法再支持過去傳統制造業所需的人力資源。

從改革開放到本世紀初的20多年間，制造業流水線對於工人的年齡限制非常嚴格，它們“掐尖”使用勞動生產率最高的年輕工人，直到“民工荒”大範圍出現之後，才不得不放開年齡的限制。

“民工荒”的背後是15~24歲青年勞動力的大幅下降。曾湘泉表示，15~24歲青年勞動力是勞動年齡人口下降最明顯的群體，2006年這個群體有1.2億人，預測到2020年將會下降到6000萬。與此相對應，55~65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將出現上升，勞動力結構趨於老化。

張車偉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隨著這些年來高等教育的普及，我國勞動力的知識結構也在發生變化，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每年新增就業人口中有一大半是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他們成為制造業中的低廉勞動力。

技能人才的缺口將是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一大隱憂

如今情況已經和過去不同，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達到44%，2015年大學畢業生約占到新增勞動力的50%，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約占20%。“勞動力的素質和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過去高投入的發展模式無法持續下去了。”張車偉說。

張車偉認為，中國經濟正在發生的變化是經濟增長與物質資本的增長聯系變弱，而與人力資本聯系變強，這也是GDP的增速放緩而就業卻好於預期的原因。

“現在遇到的問題是雖然勞動力教育水平提高了，但大學生自身素質與技能產業結構演化升級要求不盡匹配，帶來結構性失業風險，大學生實際技能與市場需求存在一定差距。”張車偉說。

技能人才的缺口將是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一大隱憂。數據顯示，目前中國勞動力市場高技能人才只占4%，普通技能人才占20%，沒有技能的占到76%。

2014年《kelly service全球雇員指數報告》顯示，目前92%的中國企業核心競爭力受到勞動力隊伍數量和能力（質量）短缺的影響，其中，勞動力質量問題尤為突出。

曾湘泉對第一財經記者稱，必須重視培訓和人力資本投資，緩解勞動力市場的結構矛盾。近年來財政在勞動力培訓上投入了大量的資金，但效果並不明顯。下一步應該加強對培訓項目的評估，提高培訓的效率，把錢花在刀刃上。

一碗米飯倒逼農業供給側改革 匠人精神還需消費者支持

一碗好吃的“銀飯”，折射出中國農業需要供給側改革。

日前，中央召開經濟工作會議，要求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把“增加綠色優質農產品供給放在突出位置，狠抓農產品標準化生產、品牌創建、質量安全監管。”

12月19日，在“煮飯仙人的中國夢暨銀飯的味道品牌發布會”上，全球商品采購中心主任許京稱，建立“銀飯”品牌，就是希望以品牌為導向引導消費，同時以“銀飯”的標準建立指標體系引導生產，倒逼大米行業從品種、栽培、加工到儲存、銷售全產業鏈的升級，推動大米行業的結構性改革，真正滿足國內中高端消費人群享受“銀飯”的迫切需求。

“銀飯”由日本“煮飯仙人”村嶋(dǎo)孟命名。對於日本人的主食——米飯，他認為，只有純正美味的米飯才堪稱“銀飯”。之所以被日本國民稱為“煮飯仙人”，在於其神采奕奕、仙風道骨，酷似日本動漫人物龜仙人的外形，更重要的是半個多世紀來，他精益求精，只專註於煮飯這一件事。

想要做一碗“銀飯”，米、水、鍋缺一不可。那在中國能否做出“銀飯”呢?

業內認為，多年來中國大米由於偏重產量而忽視品質，再加上品種退化嚴重，以及大米評級是以加工環節的精細程度來判定好壞，拋光加工越多的大米反而被認定為越好，與口感無關，這顯然並不合理。

此外，由於國產大米產業中缺乏“匠人精神”，才有近年來國人湧向日本高價購買大米、電飯煲的消費行為。其實，這已經折射出消費群體在覺醒。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明確提出，要引導企業形成自己獨有的比較優勢，發揚“工匠精神”，加強品牌建設，培育更多“百年老店”，增強產品競爭力。

對此，許京認為，建立“銀飯”品牌正是希望倒逼上遊種植者改變生產方式。下一階段，還要呼籲社會加強對大米品種的保護，改變種植者的價值導向，不盲目追求高產，要以追求最求高質為價值導向，此外還要避免過度加工。

大食品網創始人韋三水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表示，在中國，並不缺乏好的農產品。但是當市場上充斥低價產品、不促不銷的時候，誰還會踏實的去做優質產品呢?這也可以解釋優質農產品在市場上步履維艱的原因，做好產品是需要付出成本的。

他認為，行業的散亂差導致劣幣驅逐良幣。固然，農業需要進行供給側改革，需要“匠人精神”，但問題在於是否有能支撐“匠人精神”的健康的大米消費市場，即市場能給匠人做什麽，這是很關鍵的。其實，從表面來看，這是所謂品牌建設的問題，但根本還在於消費環境。只有消費者真正的理性成熟，願意為優質農產品埋單，優質賣到優價，存在“匠人精神”的土壤，才會有真正的匠人願意付出。

跟韋三水一樣，業內普遍認為，國內大米缺乏產業鏈上的有效整合，尤其是品牌，導致市場的價格發現機制較弱，“信任成本”較高，追求品質的國內消費者才不得不轉投國外。伴隨著成熟理性消費群體的日益壯大，正在逐步倒逼著供給側的改革，以適應國內已經產生分化的需求。

許京稱，要保障消費者能真正買到好大米，還要從生產、倉儲、物流、銷售等環節形成閉環供應鏈。在將來，“銀飯”大米將采取監管倉模式，全國統一倉儲，在入倉前對大米進行抽檢，防止上遊摻假，保證監管倉內大米品質。銷售環節，在全國各地建立多個體驗中心，但僅在“銀飯”的網上旗艦店進行銷售，防止下遊造假。

當然，找到好大米只是“銀飯”計劃的第一步。“煮飯仙人”村嶋孟還希望在中國找到同樣重要的好水和好鍋。除了還在繼續尋找優質水源外，他還提出，希望可以用自己的畢生技藝研發出一款適合中國人的“銀飯”電飯鍋，並面向全球招募這樣的制造廠家。

恐慌性拋盤終現 A股大跌倒逼政策利好

該來的終究還是會來的。1月16日，A股市場出現了近期難得的恐慌性下跌，盤中再度出現個股大面積跌停的景象，創業板指數盤中跌幅一度超過6%，投資者似乎又來到了2016年初的熔斷時刻。當然歷史沒有簡單重複，隨著藍籌股午後不斷護盤，滬深兩市股指隨後均出現了探底回升，上證指數更是僅微跌了0.30%，但盤中股指巨大的振幅還是使得投資者感覺到了一絲寒意，A股還會繼續下跌嗎?

其實對於有經驗的投資者而言，周一股指的大跌或許並不意外，早在上周股指持續縮量陰跌的過程中，股指走勢的羸弱早已顯露無疑，部分前期的強勢股或者妖股都已開始止升轉跌，一些連續上攻漲停的個股也往往在二板之後就無力上行，市場風險偏好開始明顯降低。與此同時，新股IPO上市的步伐在2017年反而有所加快，再加上2015年牛市時個股定增股份開始紛紛進入解禁高峰，而入市資金卻並未有明顯的增加，市場供需開始出現明顯的轉折，下跌也就成為了股指自然的選擇。

當然股指的下跌也有其自身的規律。一開始都是縮量陰跌，如果連續幾天下跌都沒有下檔支撐的話，那麽恐慌性拋盤的出現必然會帶來股指的加速下行，周一A股市場的下跌就是這樣規律的體現，此前創業板指數的7連陰走勢其實已經在提示投資者市場的弱市狀況了，必要的警覺其實是投資者必修的功課，更不用說上周五創業板的下跌其實已經開始有加速的趨勢了。

不過在經歷了周一的大跌之後，投資者或許不必過於驚慌了。之所以筆者有這樣的判斷，一方面監管層肯定也不希望股指出現暴跌，周一盤中藍籌股的護盤動作明顯是國家隊的作用，近來較快的新股IPO速度或許會就此有所改變;另一方面，股指周一的大跌也在一定程度上宣泄了空方的力量，很多個股周一的低點或許將成為股價近期的低點，而其反彈的高度則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個股的基本面。盡管有很多投資者或許會看好小盤股的反彈速度和空間，但在筆者看來，2017年上半年，藍籌股的投資機會將更為確定，而這也是由A股市場投資者機構的根本性變化所決定的!

周一，上證指數報收3103.43點，下跌9.33點，跌幅0.30%，成交2628億元;深成指報收9712.80點，下跌295.50點，跌幅2.95%，成交2592億元;創業板指數報收1830.85點，下跌69.09點，跌幅3.64%，成交727億元。兩市全天合計成交達到5220億元，較上一交易日大幅增加。

支樹平：汽車召回制度會倒逼企業提升汽車質量

在2017年博鰲亞洲論壇汽車召回分論壇上，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局長支樹平表示，汽車召回制度會倒逼企業提升汽車質量。到2016年，我國汽車召回數量已經突破一千萬輛大關。

2012年國務院正式頒布了汽車召回管理條例，從部門規章上升到了行政法規，使汽車缺陷產品召回制度進一步的健全。我國引進並且實施汽車缺陷產品召回制度是社會進步，它反映了我國保障質量安全，保障消費者合法權益精神，並且同國際慣例接軌的鮮明態度。

從2013年開始，我國缺陷汽車召回的數量大幅增加。2013到2015年，汽車召回突破五百萬輛的大關，2016年突破了一千萬輛的大關，達到了1133萬輛。據了解，在這些召回產品中，由國家質檢總局實施缺陷產品調查最終促使企業召回的比例在不斷的加大。前幾年被動召回達到了60%多，2016年企業被動召回達到了75%以上。

支樹平表示，通過汽車缺陷產品的召回，消除了一大批的安全隱患，而且也彌補了消費者一定的損失。缺陷產品的召回促進了企業質量持續的改進，它產生了一種倒逼機制，讓汽車企業能夠不斷的發現缺陷，然後提高產品安全的標準促進設計、制造、改進，提高質量管理的水平。

目前越來越多的企業都在關註召回，有許多企業成立了專門的召回管理機構，搜集社會上車輛故障的信息，發現缺陷，提出改進的意見。召回制度使得企業從設計、制造到售後服務，到整個供應鏈的管理，都在加以改進，從而不斷的提高質量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