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得主埃德蒙·菲爾普斯： 中外企業合作創新能創造更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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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網 寧佳彥 2015-10-27 22: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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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招商局與中外運長航醞釀重組 航運物流或是整合重點

（獨家）招商局與中外運長航醞釀重組 航運物流或是整合重點

一財網 蘇米 2015-11-13 14:44:00

兩家集團公司的重組事宜主要由招商局集團方面提出，並獲得了外運高層基本認可和國資委方面的認可，要求兩家盡快啟動重組方案的籌劃，然後報國資委和國務院進一步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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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藥企乙肝專利爭奪：最後十年數十億美元市場紅利

對於全球的制藥企業來說，中國的乙肝藥物市場是最具吸引力的“肥肉”之一：我國慢性乙肝病毒攜帶者人數占全世界的34%左右。根據研究與咨詢公司GlobalData的數據，未來十年，中國仍將是最大的主要乙肝市場，市場規模預計將從2014年的近9.23億美元增長到2024年的逾14億美元。

但這十年，也極有可能成為目前已有的乙肝藥物在中國盈利的最後黃金十年。根據此前國家衛計委統計的數據，中國實施的以預防接種為主的綜合防控病毒性肝炎策略取得了顯著的效果，乙肝報告發病率呈下降趨勢，並有望此後逐年進入乙肝低流行國家。

種種環境交錯下，跨國藥企、國內仿制藥企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看重這十年的市場爭奪，也正因此，一場有關乙肝藥物專利保護的爭奪戰拉開了序幕。

2016年4月26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做出1448號判決，駁回吉利德科學股份有限公司（Gilead Sciences）的上訴，認定其專利（中國專利號：200710196265.3）保護的含具體比例的替諾福韋二吡呋酯的富馬酸鹽專利無效。而這只是近幾年乙肝藥物專利爭奪的一個縮影。

國產仿制藥的步步緊逼

自上世紀90年代末期以來，包括葛蘭素史克、百時美施貴寶、諾華等跨國公司就紛紛將目光鎖定中國市場，進口肝病藥物隨即進入，並迅速占據了市場主導地位。

但近年來，隨著國產仿制藥的陸續審批、上市，跨國藥企被步步緊逼，盡管包括葛蘭素史克在內的進口乙肝藥物供應商屢屢降價，但國產仿制藥由於不再需要大量的研發投入，低廉的價格依舊分走了曾完全屬於進口乙肝藥物的一杯羹。

在國內的乙肝市場，江蘇企業正大天晴就是仿制藥中的佼佼者。在2014年，正大天晴靠著恩替卡韋等仿制藥品，實現了年銷售額100億元人民幣，其中恩替卡韋的銷售就占20%。正是正大天晴，讓銷售進口恩替卡韋的百時美施貴寶在近兩年的部分省市招標中應接不暇，節節敗退。

對於國內的仿制藥企業來說，這麽多年苦等的就是進口藥物專利到期的時間節點。“很多國外的藥物，只要他們在國外申請臨床了，我們就開始在國內同步研發、報審，然後專利到期了就在第一時間推向市場。如果等專利到期了再開始做就完全來不及。”正大天晴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田舟山此前對第一財經記者透露。

專利的陸續到期，讓國產仿制藥在近兩年的乙肝市場上風生水起，也正因此，中外藥企再次打起了“專利保護爭奪”的主意。

專利之戰未完

2016年4月26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做出1448號判決，駁回吉利德科學股份有限公司（Gilead Sciences）的上訴，認定其專利(中國專利號：200710196265.3）保護的含具體比例的替諾福韋二吡呋酯的富馬酸鹽專利無效。

抗病毒藥物替諾福韋的化學名全名為富馬酸替諾福韋二吡呋酯片，在中國，其適應癥之一為慢性乙型肝炎。

據了解，來自美國加州的吉利德科學，其產品替諾福韋在中國手握三項專利。分別是化合物專利（專利號：97197460.8）、化合物鹽專利（專利號: 98807435.4）和化合物鹽具體比例專利（專利號：200710196265.3）。而此次審判，僅針對最後一項專利做出無效判決，前兩項專利保護的糾葛仍有待解決。這也意味著，替諾福韋專利的官司在中國還沒打完。

而這也並不是近幾年唯一的一場有關乙肝藥物專利保護期的訴訟。

2010年，正大天晴首仿恩替卡韋，其後，百時美施貴寶對其仿制品發起侵權訴訟。但2015年，百時美施貴寶狀告正大天晴仿制其恩替卡韋被北京高院駁回，終審判決判百時美施貴寶的恩替卡韋專利在中國無效，正大天晴名正言順地繼續銷售。

另一家上海的仿制藥公司奧銳特，則瞄準了仿制替諾福韋。在2011年接受采訪時，奧銳特公司董事長彭誌恩稱此專利有重大缺陷，不屬於重大創新。彭誌恩希望，該專利在中國也能被取消。當年5月13日，奧銳特公司向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複審委員會提交了“替諾福韋專利無效申請”的相關證據，國家知識產權局受理。而當年4月，吉列德公司則以侵犯專利為由，已經將奧銳特公司告上法庭。雙方各不相讓。

緣何爭奪

根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統計數字，目前中國有約9000萬乙肝病毒攜帶者，其中有2800萬是慢性乙肝患者，760萬丙肝感染者。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對乙型肝炎感染率的定義：超過8%的國家或地區被定義為高流行地區；乙型肝炎感染率小於2%的國家或地區被定義為低流行地區；而乙型肝炎感染率在2%~8%的國家或地區被定義為中流行地區。

1992年以前，我國屬於乙型肝炎高流行區，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陽性率高達9.75%，每年因乙肝病毒感染相關疾病而死亡的人約有27萬人。

1992年我國衛生部將乙肝疫苗納入計劃免疫管理，對所有新生兒接種乙肝疫苗，但疫苗及其接種費用需由家長支付；2002年乙肝疫苗正式納入計劃免疫，對所有新生兒免費接種乙肝疫苗，但需支付接種費；2005年6月1日起全部免費。

疫苗接種對乙肝感染的抑制在數年後取得了顯著的效果。

2006年全國乙型肝炎血清學調查顯示，我國的乙肝病毒感染率下降至7.18%，15歲以下的兒童乙型肝炎的感染率明顯下降。2014年，我國再次對1~29歲人群進行了乙型肝炎血清流行病學調查。全國1~4歲兒童的乙肝表面抗原的流行率降到了0.32%，與2006年0.96%相比下降了66%，5~14歲的青少年乙肝表面抗原流行率降到了0.94%，與2006年相比下降了61%。

這就意味著，十年後這些兒童到了生育年齡，乙型肝炎的母嬰阻斷將不再成為乙型肝炎預防的主要問題。而且，只要堅持推廣乙型肝炎疫苗的接種，再過幾十年，我國就能夠成為乙型肝炎的低流行國家。

在這樣的乙肝市場判斷下，專利之爭就顯得尤為重要了：跨國藥企希望可以在專利保護期內實現更多的藥品價值，而國內的仿制藥企則希望可以更快地進入市場，在紅利消失前分得一杯羹。

讓藥企人士緊張的原因不僅僅來自於基於中國的乙肝患者未來會大幅縮減的判斷。複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肝腫瘤內科主任張博恒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市場上已有的治療乙肝的藥物並不能徹底治愈乙肝，需要“持續用藥”，但是一種可以徹底治愈乙肝的新藥已在臨床階段，“預計2~3年內就會走進市場。”而屆時，新老藥物的交替將進一步壓縮現有藥物的市場占有份額。

多位中外學者稱：中國經濟轉型升級面臨“四大風險”

多位學者6月23日在京表示，中國經濟正經歷著自改革開放以來最持久深入的增長轉型期，這種“創造性毀滅”的經濟升級面臨著“四大風險”。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當日共同在京發布新書《全球背景下的中國經濟轉型》。參與新書寫作的專家學者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國經濟項目主任宋立剛、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經濟學教授郜若素(Ross Garnaut)、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應用經濟與社會研究所研究員江詩倫(Lauren Johnston)等。

發布會上，新書主編宋立剛表示，在“新常態”的增長速度下，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否能夠如預期為中國走上世界生產力前沿奠定基礎?在結構調整和低速增長並存的情況下，未來經濟發展面臨什麽新的問題?等等，都是各界十分關註的問題。

宋立剛說，中國走向高收入狀態需要多方面改革的互相促進來驅動。生產力應全面提高，鼓勵資源流向生產效率更高的領域。

他說，資源從低效利用向高效利用的結構轉變有很多方面：從低利潤公司流向高利潤公司;從低價值產品和服務流向高價值產品和服務;從農村流向城市;從低生產力地區流向高生產力地區。

“中國現在要繼續把資源從相對低生產率領域轉移到高生產率的經濟活動中，這面臨四個風險。”宋立剛分析說。

第一，從農村到城市的新農民工在數量上可能不足以彌補現在開始返鄉的農民工造成的缺口。這個風險源自人口變化以及阻止農民工永久居留城市的制度壁壘。流入城市的移民數量年均增長率已經從2005~2010年的4%下跌到了2014年的1.3%。這一趨勢如果保持下去將成為威脅生產率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據估計，農村到城市的新移民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很長時間內，已為超過一半的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做出了貢獻。

第二，城市經濟增長率必然下降。除非城市基礎設施投資能及時下調，否則資本將會被浪費在產能過剩上面。

第三，新增長模式所涉及的工業結構升級需要受過教育且有經驗的勞動力。當前的農村教育標準和刺激新移民在城市工作中累積並應用技能的動力，也許不足以讓日益擴張的城市工業獲得更高級的勞動力。這種情況下，農民工如果沒有城市失業保險或其他社保，就會面臨經濟結構調整中的失業風險。與此同時，他們很難在農業板塊中獲得再就業的機會，不但因為他們自身的就業偏好已經改變，也因為農業生產技術的不斷更新。經濟結構轉型帶來的結構性失業是造成社會不安的潛在因素。

第四，在中國試圖在第二和第三產業中找到新的平衡、增加第三產業相對於第二產業比例的過程中，總體的生產力可能有所下降。第二產業總的來說比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更高。例如，2013年中國的平均勞動生產率(定義為工業附加值與全體就業人數之比)在第二產業是1.45，而在第三產業是1.22。但是，這對生產力的影響取決於第二產業是否轉向更高附加值產品生產及其相關服務行業(包括為其提供支持的研發、設計、市場和售後服務)。那樣的話，總體生產力可以因服務業板塊的支持而鞏固提高。然而，僅僅涉及將勞動力從低端產品制造轉向低端服務的工業結構調整，恐怕對生產力增長有負面影響。

宋立剛說，這些風險凸顯了通過改革持續引導資源流向更高生產力領域的重要性。實現持續的結構性經濟升級的一個重要條件是“創造性毀滅”。它能讓低效率或無效的經濟活動從市場剝離，為高效創新和更有生產力的經濟活動保留更多資源。若要“創造性毀滅”得以成功，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應停止挽救虧損和失去競爭優勢的企業。相反，應該培育市場競爭並將結構轉型的社會成本降到最低。

6月23日，《全球背景下的中國經濟轉型》新書發布會。攝影/章軻

多位中外學者稱：中國經濟轉型升級面臨“四大風險”

多位學者6月23日在京表示，中國經濟正經歷著自改革開放以來最持久深入的增長轉型期，這種“創造性毀滅”的經濟升級面臨著“四大風險”。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當日共同在京發布新書《全球背景下的中國經濟轉型》。參與新書寫作的專家學者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國經濟項目主任宋立剛、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經濟學教授郜若素(Ross Garnaut)、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應用經濟與社會研究所研究員江詩倫(Lauren Johnston)等。

發布會上，新書主編宋立剛表示，在“新常態”的增長速度下，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否能夠如預期為中國走上世界生產力前沿奠定基礎?在結構調整和低速增長並存的情況下，未來經濟發展面臨什麽新的問題?等等，都是各界十分關註的問題。

宋立剛說，中國走向高收入狀態需要多方面改革的互相促進來驅動。生產力應全面提高，鼓勵資源流向生產效率更高的領域。

他說，資源從低效利用向高效利用的結構轉變有很多方面：從低利潤公司流向高利潤公司;從低價值產品和服務流向高價值產品和服務;從農村流向城市;從低生產力地區流向高生產力地區。

“中國現在要繼續把資源從相對低生產率領域轉移到高生產率的經濟活動中，這面臨四個風險。”宋立剛分析說。

第一，從農村到城市的新農民工在數量上可能不足以彌補現在開始返鄉的農民工造成的缺口。這個風險源自人口變化以及阻止農民工永久居留城市的制度壁壘。流入城市的移民數量年均增長率已經從2005~2010年的4%下跌到了2014年的1.3%。這一趨勢如果保持下去將成為威脅生產率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據估計，農村到城市的新移民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很長時間內，已為超過一半的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做出了貢獻。

第二，城市經濟增長率必然下降。除非城市基礎設施投資能及時下調，否則資本將會被浪費在產能過剩上面。

第三，新增長模式所涉及的工業結構升級需要受過教育且有經驗的勞動力。當前的農村教育標準和刺激新移民在城市工作中累積並應用技能的動力，也許不足以讓日益擴張的城市工業獲得更高級的勞動力。這種情況下，農民工如果沒有城市失業保險或其他社保，就會面臨經濟結構調整中的失業風險。與此同時，他們很難在農業板塊中獲得再就業的機會，不但因為他們自身的就業偏好已經改變，也因為農業生產技術的不斷更新。經濟結構轉型帶來的結構性失業是造成社會不安的潛在因素。

第四，在中國試圖在第二和第三產業中找到新的平衡、增加第三產業相對於第二產業比例的過程中，總體的生產力可能有所下降。第二產業總的來說比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更高。例如，2013年中國的平均勞動生產率(定義為工業附加值與全體就業人數之比)在第二產業是1.45，而在第三產業是1.22。但是，這對生產力的影響取決於第二產業是否轉向更高附加值產品生產及其相關服務行業(包括為其提供支持的研發、設計、市場和售後服務)。那樣的話，總體生產力可以因服務業板塊的支持而鞏固提高。然而，僅僅涉及將勞動力從低端產品制造轉向低端服務的工業結構調整，恐怕對生產力增長有負面影響。

宋立剛說，這些風險凸顯了通過改革持續引導資源流向更高生產力領域的重要性。實現持續的結構性經濟升級的一個重要條件是“創造性毀滅”。它能讓低效率或無效的經濟活動從市場剝離，為高效創新和更有生產力的經濟活動保留更多資源。若要“創造性毀滅”得以成功，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應停止挽救虧損和失去競爭優勢的企業。相反，應該培育市場競爭並將結構轉型的社會成本降到最低。

6月23日，《全球背景下的中國經濟轉型》新書發布會。攝影/章軻

中外食品企業如何借里約奧運“各顯神通”？

奧運作為最受全球消費者矚目的盛事，各大商家自然不會輕易錯過這一絕佳的營銷機會，由於奧運傳遞的健康、親情、突破自我等理念，以及其內容可以觸達多個傳播渠道，因此備受食品企業親睞。第一財經記者采訪了麥當勞、可口可樂、蒙牛乳業、光明乳業、澳優乳業等多家食品企業發現，親情牌、年輕化、多渠道傳播是食品企業最看重的。

大打親情牌

提起奧運營銷好手，當然得說一說借奧運連續營銷了88年的可口可樂：自1928年阿姆斯特丹奧運會合作以來，可口可樂就借勢奧林匹克運動展開營銷，至今已和國際奧委會一起走過88年。雙方的合作，已成為營銷界的經典案例。

可口可樂在此次奧運營銷中大打親情牌。據悉，2016年，可口可樂全球的奧運主題是“此刻是金”（That’s Gold），並以此為主題在全球展開各具特色的市場營銷活動。可口可樂“此刻是金”奧運主題營銷活動，時間跨域5~8月，是除2008年外歷屆奧運會期間，可口可樂在中國最早啟動的奧運主題營銷活動。

可口可樂大中華區及韓國區副總裁張建弢告訴記者，之所以叫“此刻是金”，背後代表了奧運健兒和普通消費者的成功一刻的喜悅和歡慶，更融入了“成功剎那，和幕後支持者分享快樂，表達感激”的人文情懷，是親情、愛情、友情的傳遞和延伸。

張建弢表示，為了將親情牌發揮到極致，可口可樂還結合“父親節”、“畢業季”等熱門話題，不斷通過地面和社會化媒體的分享。在臨近奧運開幕式，可口可樂推出運動員的情感大片廣告，均濃縮自運動員們的真實故事，從而更容易打動人心。運動員的“金牌時刻”帶出了消費者點贊幕後支持者的共同心聲。

無獨有偶，除了可口可樂，本土品牌澳優也大打親情牌。澳優以“你生來就是能力者”為主題，以漫畫、熱點海報等形式，將運動員從小到大的成長片段呈現出，傳達“對運動員努力的贊許、不以金牌論英雄、你生來就是能力者”等理念。

營銷年輕化

除了親情牌，結合奧運精神，推動年輕化也是食品企業所看重的。光明乳業、伊利乳業等均有舉措。

今年以來，光明乳業一直在嘗試推動品牌年輕化。代表年輕、活力的奧運成為企業傳遞年輕化的好機會，光明乳業自然不想錯過。可惜，光明乳業並非奧運官方贊助商，其另辟蹊徑，與阿里體育在網絡直播節目上合作，由於阿里體育獲得了奧運賽事內容版權，通過年輕人喜聞樂見的“網絡直播”的形式，傳遞光明營銷理念。此外，光明乳業還通過贊助國家女排，希望把女排年輕活力融入到品牌形象中。

乳業老大哥伊利也不甘落後，通過簽約贊助奧運運動員、“小鮮肉”寧澤濤，傳遞出年輕陽光的品牌形象。並舉辦“小壯舉”活動，把奧運的運動理念融入到品牌中，倡導全民運動的健康生活方式，目的指向鼓勵並帶動消費者積極地動起來，親身實踐健康，把運動健身融入到生活中去，讓活力無處不在，讓健康成為常態。

此外，快餐業大佬麥當勞在年輕化方面也是不遺余力。

已和奧運會合作了超過30年的麥當勞。作為這屆奧運會贊助商，麥當勞也要借助奧運贏得更多年輕消費群體。麥當勞中國的這次奧運營銷團隊有十余人，多是85後。從奧運會開始前一個月，他們就開始準備了。麥當勞中國公關部副總裁許穎婷向記者表示：“麥當勞是一個大眾品牌，所以在整體的調性上要輕松、簡單、有趣，不會太嚴肅，這樣才能贏得年輕人——我們主要消費群體的喜愛。”

麥當勞的營銷案例也值得借鑒。首日比賽的孫楊無疑是熱點人物之一。早在比賽前，團隊就預設了多個產品與孫楊結合，最終選中的是和水有關的炸蝦棒——半身浸在水中的炸蝦棒被P上了孫楊同款的黑色泳鏡，右下角印有新品的產品圖。最終，孫楊在男子400米自由泳決賽中未能拿到金牌，麥當勞團隊配上了“無論金銀，大蝦棒棒噠”的文案。許穎婷對這次營銷表示滿意：“現在的年輕觀眾已不太在意運動員贏了輸了，而是關註背後的故事和有趣的點。營銷也要及時根據環境改變。”

這兩天刷屏的擁有“洪荒之力”的傅園慧，當然也進入了麥當勞團隊的視線。在8月8日傅園慧因在預賽後的采訪爆紅後，麥當勞的團隊就開了一兩個小時的會專門討論如何跟這個熱點，因為傅園慧的調性完全符合麥當勞營銷的基調。除了“遊泳和表情包一樣精彩”的文案，因為微博的一則留言，麥當勞在中國線下門店還推出了“洪荒之力美少女套餐”。

渠道多元化

隨著移動互聯網發展進一步深入，多渠道多平臺傳播成為企業營銷的必備法寶。紙媒、電視、微薄、微信、網絡直播……均成為食品企業奧運營銷的主戰場。

張建弢介紹，可口可樂今年的最大特色是將已有三年成功運作經驗的個性化包裝和奧運主題營銷結合起來，以“可口可樂金牌點贊雙瓶”的個性化包裝為起點，此次營銷活動還覆蓋了廣告、戶外畫面、電視及數字化媒體合作、社會化媒體傳播、地面活動、店內陳列等等，構建了360度全方位消費者溝通。

本土企業也不甘示弱，蒙牛公關總監紀小東告訴記者，蒙牛在營銷渠道上，首先把握奧運期間的第一賽事直播平臺央視。雖然現在大眾生活時間的碎片化，媒介接觸度的多元化日趨嚴重，但是在奧運賽事期間，傳統電視依舊是搶奪消費者眼球的主力平臺。蒙牛與央視簽署奧運資源包，在奧運期間央視平臺高頻次廣告露出。網絡平臺與樂視、網易合作，在樂視節目《牛到里約之冠軍面對面》進行全面植入，從節目內產品植入、節目內容話題植入到節目的整體包裝，配合PC端及移動端相關硬廣位置。同時，網頁平臺也配合了其他推廣資源，集中在奧運期間上線。在戶外媒體渠道，選擇了北京永安里、國貿、西單、上海靜安寺及成都2號線等幾個核心站點，投放了墻貼、燈箱及電子屏資源，在人流量集中的區域增強“牛到里約”奧運主題及蒙牛品牌的曝光，增強關聯度。同時投放分眾樓宇電視、巴士在線公交媒體及高鐵媒體擴大“牛到里約”的傳播範圍。社交平臺選擇了微信，首次開放的微信運動接口，讓與受眾的互動可以變得更具運動感與趣味性。

伊利的奧運營銷也是線上線下齊開動，渠道整合了包括新聞媒體、社交平臺、自媒體、中國之家、伊利官方旗艦店及騰訊“跑向里約”在內的一系列平臺，把活力的觸角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真正實現了線上和線下的聯動。

突破中國、走向世界，“讓更多人感受美味和健康的快樂”是眾多食品企業的願景。在這樣的背景下，眾多食品企業加碼里約奧運會期間的投入也就不難理解。在業界看來，奧運營銷的價值在於塑造有影響力的品牌，企業需要註重營銷體驗和營銷註意力，這能為品牌帶來長期效應，消費者最終將會更加支持你的產品。

另有不少人士指出，里約奧運實則是一場徹底的“社交奧運”。企業營銷渠道也在重構格局，特別是為了獲得更多年輕消費群體的關註，不少企業均在嘗試將目光鎖定在“社交互動營銷”上。在食品企業看來，年輕人才是奧運的核心消費群，而現在年輕人的註意力已經轉移到手機端，且更註重互動。

象征大於實質? 中外機構稱“深港通”意義更超“滬港通”

市場期待已久的“深港通”終於提上了議程。李克強總理在8月16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明確表示，“深港通相關準備工作已基本就緒，國務院已批準《深港通實施方案》。”

早在2014年滬港通推出之前，市場預期強烈，但正式推出後的反響不溫不火，A/H股之間的溢價並未如期收窄。正因早前的經驗，部分人士認為深港通的象征意義大於實質。不過，第一財經采訪眾多中外機構策略師後發現，各界仍認為風物長宜放眼量，“深港通”的現時意義實則更超當年的“滬港通”。

招商證券(香港)首席策略師趙文利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相比滬港通，深港通是開放式、內容會不斷豐富和完善。比如ETF在2017年會納入開放範圍，A股還增加了中小板、創業板的部分標的(市值不少於60億人民幣的中小創新指數成分股)。按港交所的戰略，未來FICC(固定收益、外匯及貨幣、大宗商品)也會逐步納入，這標誌著深港通是兩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和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里程碑，而不是終點。”

野村董事總經理、中國股票研究主管劉鳴鏑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深港通的意義可能更大。“盡管深港通正式開通還需近4個月，但是滬港通總額度取消於公告之日起即時生效，且深港通也不再設總額度限制。”她認為，可持續的資金流有助於進一步收窄A/H股間的價差。

（A/H股溢價指數變化。資料源自野村證券）

總額度限制取消是亮點

今年4月以來，港股通交易持續火熱，而北向交易略顯冷清。截至8月16日，原先滬港通安排下總額度僅剩18%，或452億元。

根據現行規定，深港通北向每日額度130億元人民幣，每日南向額度105億元人民幣，總額度限制取消;深港通的股票範圍是市值60億元人民幣及以上的深證成份指數和深證中小創新指數的成份股，以及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A+H股公司股票;深港通正式實施需要4個月左右準備時間，正式實施時間將另行公告;滬港通總額度取消於此公告之日起即時生效。

“取消總額度限制令滬港通和深港通框架更具透明度和靈活性，有利於滬港通、深港通平穩運行，避免市場受總額度耗盡預期影響，出現集中買入、爭搶額度的現象,也避免對未來政策不確定性的無謂猜測。”招商證券(香港)首席策略師趙文利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值得註意的是，總額度限制取消後，更為充足的南向資金將有助填補A/H股溢價。“盡管每日額度仍存，我們預計南向資金將更穩定、可持續。當前，約84只H股對其A股存在較大溢價，其之後有望收窄，這也是潛在的投資機遇。”法國外貿銀行（Natixis）分析師Trinh Nguyen對記者表示。

趙文利認為，深港通下的港股通南向單日額度105 億人民幣，並與滬港通下的港股通額度並行，令實際單日總額度增加至210億人民幣，兩個港股通重疊的恒生大中型成分股繼續成為市場交易的重點。

他表示，深港通下的港股通新增開放範圍比預期的收窄至市值50億元港幣及以上的恒生綜合小型股指數的成份股，體現審慎原則，令小盤股標的更加集中。恒生綜合小型股指數共有205只成分股，剔除14只滬港AH股，再除去82只過去12個月平均市值低於50億港元的個股，共有109只新增標的。再加上13只非小型股指數中的深港AH股(共17只深港AH股，其中4只已包含在恒生小型股指數中)，本次深港通南下新增標的預計共122只。

中信證券則認為，受益板塊為：直接受益於深港通開通的券商和香港交易所；恒生小盤股指數成分中可能會被A股投資者喜歡、估值更有優勢、流動性不太差的部分個股，主要集中在消費、醫藥、TMT、環保等領域的個股；H股相比A股折價較多的兩地上市且基本面尚可的股票；深成指成分股中可能符合海外投資者選股標準的基本面穩健、估值不算高、有一定增長的個股。

監管層擺脫“開放恐懼”

盡管短期而言，深港通對於市場的作用可能有限，但各界仍然肯定其長期的開放價值。

九州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鄧海清評論稱，深港通在現在的時點推出，展現了監管層對於股市的信心以及開放的願望。“如果政策層認為股市還可能有新一輪暴跌，那麽對於股市改革會非常謹慎，特別是經歷熔斷機制的教訓之後。”

他表示，深港通的最大意義是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賬戶開放。“資本賬戶開放在股市層面的體現是，未來國內投資者可以通過合法渠道投資香港乃至美國市場，同時國際資本可以通過合法渠道投資中國股市。” 他表示，國內投資者投資海外市場的需求目前遠未得到滿足，前期證監會點名三家“互聯網券商”非法，投資海外的合法渠道亟待建立。

深港通與滬港通相比，最大的區別在於深市有由科技股主導的中小板和創業板，深市的成長股是滬港通和港股市場的補充。然而，是否能夠吸引更多外資流入內地市場仍取決兩點——“海外投資者希望擁有內地科技股敞口的急迫性，以及中國監管層如何通過其市場管理為投資者註入信心。” Trinh Nguyen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左圖為深市板塊構成，右圖為上證綜指板塊構成。資料源自Natixis）

就市盈率(P/E)而言，深市在亞太市場中遙遙領先。Trinh Nguyen 稱：“標普500信息科技指數的P/E為21倍，只有深市的一半。換句話說，高企的估值水平意味著北向資金流需要更具有動力的買家。”

（深市（SZ）P/E位居亞太地區之首。資料源自Natixis）

盡管如此，中航信托首席宏觀策略師吳照銀對記者表示，目前新興市場股市處於增配期，海外投資者對深市的興趣仍在加大，看好消費、金融板塊。

就港股而言，趙文利稱，雖然證監會僅設定了 50 億港元的總市值門檻，但他們仍然認為小盤股流動性、基本面及公司治理風險相對較大。一定的流通市值，交易量及研究覆蓋是投資者降低風險的重要保證之一。基於以上考慮，其設定了更加嚴格的深港通標的選股規則：1）流通市值在50億港元以上；2）日均成交金融大於300萬港元；3）覆蓋研究員不少於5個；4）過去3個月有研究報告更新。

中外制藥設備價格差10倍 國內企業學日企破局

50年技術差距，制藥企業“生死戰”背後經歷了一場怎樣的設備革命？

記者王悅 發自上海

於中國大多數的民營企業家而言，華為總裁任正非是“大眾偶像”，鄭效東也不例外。

“在管理和創新方式上，我很欣賞當年華為學習IBM的那條路，不是僅僅去學習國外的服務器有多好、怎麽造，還應該去學習他的研發方法。對於民營企業而言，我們最需要學習的其實是發達國家先進技術的研發體系，超越技術本身。”鄭效東說。

身為國內最大的凍幹機設備制造企業創始人，這是東富龍(300171.SZ)董事長鄭效東近年來接受的不多的媒體采訪之一，他謹守民營企業的本分“低調做事”，同時又不忘生存下去的叢林法則“保持創新”。

凍幹產品聽上去小眾，卻有著廣泛的應用領域：血制品、疫苗、生物制藥…也正因此，制藥行業凍幹機設備是一種不可或缺的重要制藥設備。仔細盤點發現，這家民營制藥設備供應商創新的二十年，也是一度落後的中國制藥行業與世界制藥“第一梯隊”追趕、合作、競爭的二十年。

用“合資”打開創新大門

盡管包括輝瑞、諾華、賽諾菲、拜耳在內的國際一線制藥“大牌”企業，都已經在若幹年前相繼作出“本土化”戰略來耕耘中國這塊全球最重要、也是增長最快的市場，但不能否認的是，二十年前，中國的制藥水平僅處於全球的“第三梯隊”。

鄭效東告訴記者，在那時，美國、西歐、日本身處第一梯隊，藥物研發實力強勁;處於第二梯隊的代表是印度，身兼幫助全球制藥企業“加工”的重任，而中國的制藥企業僅僅出於“滿足國內需求”的第三梯隊，尚未走出國門。

據他回憶，在那時，國產制藥企業想要在制藥設備上“改朝換代”大多離不開兩條路：一條，是從進口設備廠家引進更先進的設備，比如我們熟知的GE、賽多利斯;另一條是是從本土的制藥設備廠商中挖掘其中的佼佼者。

二十年前，這兩條路的差距有多大?鄭效東說了一組數字：價格上，十倍差距;技術水平上，30-50年距離，縮短價格和質量上的差距是擺在本土制藥設備供應商門前一道最重要的關。

“在那個時候，要求高一點的制藥廠商只能選擇買進口的凍幹機設備來制造，國產的技術還完全跟不上，但是進口設備非常昂貴，更重要的是涉及到申請外匯審批購買等流程，當時一些小的制藥企業也根本沒辦法購買。”中國凍幹設備專家張倫照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1982年，張倫照剛剛進入凍幹機設備行業，在那時國產的凍幹機設備才剛剛起步。

不過他說，現在國內的制藥企業已經很少直接買進口設備了，合資、國產的凍幹機設備已經占據了國產制藥企業購買的主要市場。這些的真正開始是伴隨著中國的“合資”大潮而來的：對外資企業而言，這是用技術換取一個高速成長的市場;於本土企業，這是“偷師學藝”的最好時機。

2000年，東富龍與日本共和真空簽訂了技術合作協議，並於其後共同出資成立“上海共和真空技術有限公司”：日本共和向東富龍分享制藥設備技術和市場盈利，但並不共享技術專利，於此同時雙方對產品進行市場劃分：上海共和的產品只允許在中國、臺灣、韓國三地銷售，不得侵占日本共和產品原有的銷售領域。

“在那個時候還是仿制為主，我們早期的技術還停留在人工階段，通過他們接觸了自動化，再慢慢把這些技術移植到我們自己的產品身上，最重要的是通過他們我們打開了技術快跟的思維，管理的體制也更健全。”鄭效東說。

將“偷師學藝”的成果轉化為經濟效益也是需要動腦筋的，鄭效東坦言，和日本合資的“上海共和”於東富龍而言幾乎不賺錢，就是技術積累，在日本嚴密的知識產權和合資規定的背景下，將這些學習到的技術如何轉化為可以帶動經濟效益的生產力又成了一門學問。

光是仿造技術，不但不可能超越，而且在專利申請上也會很吃虧，在技術積累尚欠缺的時候“仿創結合”就成為了創新的必走之路。

“專利我們沒爭，但是我們采取雙品牌的形式，把學到的日本技術移植到了東富龍的產品上，4年以後，我們這些仿創結合的產品不僅在國內開始賣，還打開了印度、俄羅斯市場，其實在那時候日本人是‘吃醋’的。”鄭效東回憶說，在技術學習最渴求的時候，他們連別人招標的標書也不放過，因為在他們眼中，標書就是需求，里面的“文章”也很多。

創新的“突變”時點

1993年，鄭效東從藥廠創立東富龍，2000年東富龍與日本共和真空開始初步的技術交流並於2004年合資成立上海共和真空，同年，他們第一次將制藥設備銷售到海外。十年時間，他們完成了設備的首次重要突破，那一年，他們的海外銷售額突破了100萬美金。

不得不提及的大背景是，在國際上對於醫藥認證有著嚴格要求的環境下，1998年，中國出臺了更加符合國際慣例的GMP(生產質量管理規範)標準。作為制藥企業的強制性標準，它第一次對於醫藥企業的質量管理體系提出了極其詳細和嚴格的規定。全民關註醫藥產業產品質量的意識空前高漲。醫藥企業本身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

“對於制藥工廠而言，操作上一定要少人化，比如對於註射劑而言，國際規定是制藥一定要隔離化，人不能進入核心區域。如果還停留在以往的單機階段，這個環節就沒有辦法實現無人，中國的藥品不但國人使用不安全，也永遠不可能達到國際標準，走進國際市場。”鄭效東說。

操作無人化、流水線化對制藥設備運轉體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過去的單機運轉離不開工人作為“中介”，信息化程度高的系統化制藥設備成為了制藥工廠的改良必須。

在這樣的市場需求下，結合之前在“上海共和”學習到的自動化技術，2008年東富龍賣出了第一套自主研發的系統設備，在這套設備的輔助下，制藥企業可以完成流水線作業，這是國產制藥設備對安全、潔凈技術升級的里程碑。他們曾經做過一次統計，系統化的出現，幫助工廠將成品率提高了2%-3%，人工上可以減少20%-30%。也正是這次技術升級，讓東富龍成為了佼佼者，在那時，可以滿足提供系統化GMP標準制藥設備的國產制藥設備供應商可以說寥寥無幾。

對於東富龍而言，另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是2011年2月1日，這一天東富龍在深圳創業板上市，正式登陸資本市場。

“上市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轉變，我們的融資功能、人才招聘能力都得到了提升，現在，我們最重要考慮的事情就是如何整合這些資源來做創新。”鄭效東坦言。

梳理東富龍在上市後的投資並購資本動作，“外延式”並購是其中一條重要路徑。在2015年，公司在康複領域、制藥工業軟件領域、精準醫療領域連續投資布局。在采訪當天，鄭效東甚至特意邀請記者去體驗了一把他們自主研發的3D藥廠建模體驗，這是他們去年新成立的一個新的數字媒體部門。

這些動作看上去與制藥設備制造的主營業務相距太遠，但鄭效東告訴記者，其實這些都是在為一個長遠願景而布局。

“在未來，我們希望為客戶搭建一個自動化、信息化的智慧藥廠。類似GE的Kubio(一種模塊化工廠)，我們的智慧化工廠取名叫KuFill，他們主打大分子原液的一體化工廠建造服務，我們主打灌裝。”鄭效東說。這個從2008年開始起步設計研發的一體化智慧工廠，經過5年的打磨終於在在2013年得以揭開面紗。

2015年，東富龍將這種總包模式應用在了國藥集團旗下國瑞醫藥的凍幹三車間，這期工程主要設備工程供應商由原來的10家變成現在的東富龍一家，項目金額近1.5億元。東富龍為國瑞藥業提供了除土建外的所有設備和工程設施。

“我們不能只看重藥品質量而忽略制藥設備質量，設備好壞直接決定了藥品的安全性和效果。過去，中國的制藥設備在價格上落後進口設備十倍，技術上落後30-50年，這其中，最關鍵的是細節理解出了問題。”鄭效東說，根據統計，在過去的20年內，這家民營上市公司幫助了中國近三分之一的制藥企業完成了制造升級。

過去的2015年，醫藥行業在政策壓力下拉開了洗牌大幕，2016年，一大批醫藥新政繼續出臺並執行。“淘汰賽”背後，是中國政府對於制藥行業的規整決心。在這其中，於制藥企業而言能否通過新版GMP認證、並且經受高頻率“飛檢”考驗，成為了能否打贏這場戰役的首要核心。而鄭效東坦言，他們要做的，就是幫助這5000多家註冊在案的中國制藥企業來一場基於生產設備之上的工藝革命，這個願景，會實現嗎?

第一財經“全球聚焦中國引擎”報道鼓舞中外信心

全球經濟在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交匯的嚴峻挑戰下已出現複蘇跡象。在此關鍵時刻，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經濟發展情況如何？對於全球經濟增長作出了什麽貢獻？未來在全球所處的角色又是怎麽樣的？

《第一財經日報》2017年3月7日頭版頭條刊發了《中國貢獻全球經濟1/3新增量 外媒聚焦“中國引擎”》一文，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6年統計公報》和李克強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中國經濟2016年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33.2%”這一數據被外媒捕捉並高度評價出發，闡釋了外媒關註到這一數據的具體情況——包括美國、俄羅斯、德國、印度等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媒體均有報道，並就“中國未來仍是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具有共識。

比如，德國之聲就援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評論稱，中國的貢獻率遠超所有發達國家之和；美國新聞網站ValueWalk年初就發文分析了主要經濟體的經濟情況，並稱“中國很可能繼續保持全球經濟最大引擎的地位”。德國之聲的報道更是進一步反問，若無中國，德國汽車就失去了其最大的銷售市場。中國經濟若有閃失，會對德國大眾公司流水線職工的錢包產生什麽影響？或者，又會對一個40%的產品都對華銷售的德國中小企業有何影響？

接著，文章述及這一數據如何算出、中國經濟在貢獻率上近年來的表現，以及全國兩會上代表委員對這一貢獻率的深入分析，並從數據分析擴展到中國對全球化的引領作用。此外，還就中國未來將為世界提供更廣闊市場作了進一步分析和論證。全國政協委員、工業和信息化部原部長李毅中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就表示，雖然中國去年經濟總量約占全球的15%，但中國增量占了全球增量的三分之一，給世界經濟的複蘇做出了貢獻。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章俊也對第一財經分析，中國經濟不僅總量大、在全球經濟中權重較高，而且更為難得的是在如此龐大的經濟總量下，依然維持中高速增長。因此中國成為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的火車頭。

全國政協委員、工業和信息化部原部長李毅中

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章俊

事實上，外界對於中國經濟的發展情況及其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一直存在誤區——往往片面關註中國的經濟增速，忽視了中國經濟轉入中速增長後對全球經濟的作用。此次釋放的《第一財經日報》頭版頭條從一個數據入手，見微知著，點出了“中國是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的火車頭”這一地位，用數據佐證了當前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作用早已超過美國和歐元區等全球主要經濟體，並明確中國未來仍將為世界帶來前所未的商機，對鼓舞各界信心起到了正面作用。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長王軍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治理體系的參與者和改革者，我們不僅滿足於自己受益，也願意貢獻出自己的道路、經驗和模式，體現了大國擔當和中國力量。

稿件一經刊發引發多方關註，全網主要門戶網站均進行了轉載。除日報外，第一財經還在網站、APP客戶端重要位置進行了同步更新。第一財經電視也就此報道繼續跟進、解讀，豐富報道層次。第一財經旗下英文媒體Yicai Global 還將該報道編譯成英文進行全球傳播。此外，第一財經新媒體部門還將此篇稿件的結論及數據轉化成更易於傳播的形式進行二次傳播。

全球經濟當前充滿不確定性，世界各國民眾對未來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關於世界經濟應該如何發展、未來世界呈現怎樣圖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年初在冬季達沃斯上發表了題為《共擔時代責任 共促全球發展》的主旨演講，分享了中國經驗，提出了中國方案。國際主流媒體對習近平的演講給予積極評價，並為中國“勇於擔當”點贊。

第一財經此次的專題報道不僅更具體地體現了中國的“大國擔當”，更是消除世界對未來全球經濟擔憂的良藥。目前正值全國兩會召開之際，全球媒體矚目，此時有層次的釋放這一主題報道，正當其時。接受第一財經采訪的專家學者也認為，改革中的中國加大對外開放和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會對全球經濟未來發展的軌跡起到至關重要的影響。

廣汽三菱中外股東闖入“平權”時代

盡管合資車企基本上是按中外雙方各占50%股份成立，但外方一直以來牢牢掌握“話語權”，無論是品牌、技術還是產品導入皆是由外方來掌控。

不過，中方在近年隨著技術等方面成長迅速，開始謀求與外方平等的地位。

在本屆上海車展上，廣汽集團帶來多款新品參展，其中插電式混合動力SUV祺智的身份較為“特殊”，該款新車不僅是廣汽三菱的首款新能源汽車，還是從廣汽集團導入到廣汽三菱進行生產制造的首款車型，廣汽三菱因此成為首個由中方股東方導入品牌和技術的合資企業，這意味著中國汽車合資企業進入新的階段。

廣汽三菱是由廣汽集團、三菱自動車工業株式會社、三菱商事株式會社三方合資經營的中外合資企業，合作年限30年，註冊資本19.47億元人民幣，其中廣汽集團持有50%股權、三菱自動車工業株式會社持有30%股權、三菱商事株式會社持有20%股權。去年，三菱汽車因排放造假門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陷入經濟困境，日產汽車以2370億日元收購三菱汽車34%股權，從而成為後者單一最大股東。而作為三菱汽車在華的合資企業，廣汽三菱的發展備受關註。

因新品導入較慢，廣汽三菱去年上半年在華銷量暴跌，之後隨著歐藍德於去年8月國產上市，帶動銷量逐步回升，去年銷量為5.59萬輛，微跌0.76%。不過，廣汽三菱這位曾在去年拖了廣汽集團整體增長後腿的“差等生”，今年第一季卻迎來報複性增長，累計銷量達2.6萬輛，同比增長429%， 成為廣汽集團旗下銷量增長最快的車企。中外股東方為提升廣汽三菱銷量，做出許多努力，並不斷深化合作。就在今年2月，廣汽集團董事長曾慶洪造訪三菱汽車，與三菱汽車董事長卡洛斯·戈恩進行了交流會晤。這是暨三菱汽車首席運營官特雷弗?曼恩於1月份來訪廣汽三菱與廣汽集團之後，廣汽集團與三菱汽車高層的第二次會晤，加快推動平等互利的深入合作。而祺智的導入意味著廣汽三菱的股東方合作已經超越了資本或技術等的層面，進入了技術+品牌層面的合作階段。

廣汽集團總經理馮興亞在上海車展媒體溝通會上接受第一財經等媒體采訪時表示，祺智用的是GS4PHEV的平臺，廣汽集團這兩年在PHEV（插電式混合動力）以及電動車對外講的少，做了很多工作。三菱汽車方面覺得這個車型在這個平臺上開發是比較合適的，於是他們選擇導入到廣汽三菱生產。至於其他合資公司未來是否導入廣汽集團的產品，則由對方自願選擇。目前，合資公司已經進入到比較理性導入和選擇產品的階段了，另外，隨著廣汽品牌這幾年的發展，消費者對廣汽品牌的認可度和價值感和合資的品牌相比，越來越接近了。

繼去年廣州車展對廣汽豐田、廣汽三菱換標、加入廣汽集團“G字 ”標識之後，廣汽集團在本屆車展上進一步在品牌方面有大動作，發布品牌的全新戰略規劃，正式啟動全方位品牌升級行動，將通過技術升級、產品升級、產業升級，不斷提升廣汽的品牌力。掛著“G字 ” 標識的祺智闖入廣汽三菱產品陣營，意味著廣汽三菱的股東各方步入平等、合作、共贏的發展新階段。

與此同時，三菱汽車在核心技術方面也更加開放。一直以來，發動機技術都是三菱的核心技術優勢。就在上月底，廣汽三菱發動機工廠已開工，預計2018年下半年正式投產。發動機的國產化，顯現三菱汽車加碼中國市場的決心。廣汽三菱副總經理杜誌堅談到，一個整車廠如果沒有發動機，那意味著核心成本不可控，新開工的發動機廠到明年下半年能達到15萬臺的規模，將大大降低廣汽三菱的采購成本，為未來進一步提高企業效益以及提升品牌打下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