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改革開放35年之後，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帶來一個全新的開局，未來十年的政經版圖由此開啟。
南方週末經濟板塊的年度特刊「經濟坐標」，聚焦這個或明或暗卻真實影響中國的新的「局」。
在政府財政收入和城鄉居民收入增速都「跑贏」了GDP的情況下，剩下的「輸家」只能是企業收入。在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中國的企業正面臨著一場深刻的轉型挑戰，而政府必須通過改變自己來為他們創造條件。
居民收入倍增計劃，是新一屆政府提出的最為引人注目的施政目標之一。
在2012年底發佈的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在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2013年初，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的一段話也曾引起媒體廣泛關注，「如果我們的GDP無法讓人民群眾的收入增長，那GDP增速再高，也是『自拉自唱』」。
有研究者總結了自1982年十二大以來，歷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或中央委員會全會上所提出的經濟發展量化指標，其中涉及的七次「翻番」目標，均為「工農業總產值」或「國民生產總值」這樣的國家經濟活動整體指標。
而十八大第一次明確提出「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倍增」的概念。這不僅在中國經濟政策史上非常罕見，在世界增長史上也非常罕見，僅日本在上世紀50年代末提出過「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為什麼中央政府在整體經濟發展目標之外，要如此明確地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的政策目標？實現這一目標背後的動力和保障機制又是什麼？
從收入分配的角度而言，國民生產總值（GDP）主要由三大收入購成：勞動所得（勞動者報酬）；資本所得（企業利潤）和政府所得（財政稅收），這叫初次分配。而政府所得部分，又通過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等形式構成二次分配。
也就是說，在國民經濟整體增長的過程中，居民、企業和政府各自通過不同的收入形式分享著GDP這個「大蛋糕」。
統計數據顯示，在2000－2008年之間，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從53.3%下降到47.6%，下降了5.7個百分點；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即居民可支配總收入在國民可支配總收入中的比重，由67.5%下降到58.3%，下降了9.2個百分點；而政府收入在國民可支配總收入中的比重則由14.5%上升到19%，上升了4.5個百分點；企業收入在國民可支配總收入中的比重由17.9%上升到22.7%，上升了4.8個百分點。
也就是說，在過去十年多時間裡，政府和企業收入佔GDP「蛋糕」中的比重不斷提高，而居民收入所佔比重則不斷下降。
這一「蛋糕分配」的比重變化，跟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有著密切關係。
清華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白重恩的研究顯示，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引擎」經歷了一次重要的轉換：自1979年到2007年，中國GDP增長率（以不變價格計算）平均每年是9.8%；而2008年到2011年則為9.7%——但兩個階段的經濟增長動力來源截然不同。
前28年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的是效率的改善和人力資本的增加；而在2008年以後，無論是效率提高還是人力資本投入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均大幅下降，資本投入成為了維繫GDP增速的最大動力。
而在依靠大規模資本投入（主要是固定資產投入）拉動GDP增長的同時，投資回報率卻出現了下滑。據白重恩測算，調整價格、稅收等因素後，中國實質的平均投資淨回報率在1993年是15.7%，而在2010年已降至5.1%。
這意味著要維繫GDP的穩定增長，所必須投入的資本規模越來越大，以至於嚴重侵蝕了居民收入增長，並進而造成消費萎縮。
當經濟增長引擎變成今天全靠資本投入維繫的「獨角戲」的時候，中國經濟的增長的結構和由此帶來的可持續性問題開始令人擔憂，這正是十八大首次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標背後的深層原因。
幾乎與十八大正式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標同時，居民收入在GDP中佔比下滑的趨勢似乎正在發生變化：在2013年GDP增長率可能約為7.2%的情況下，1－11月北京地區的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分別達到10.2%和11.2%，超過GDP增長；同期全國財政收入同比增長9.9%，同樣超過GDP增長。
在統計數據更加完整的2012年，全國財政收入比上年名義增長12.8%；城鄉居民收入扣除價格因素後分別增長9.6%和10.3%，同樣跑贏了GDP增速。
但是在政府財政收入和城鄉居民收入增速都「跑贏」了GDP的情況下，剩下唯一的「輸家」只能是企業收入：2012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增長僅為5.3%，大大「跑輸」了GDP增速。
這便令人不由得擔心，這種以企業利潤增長為代價的「居民收入增長」，究竟是否能夠持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顯示，在經歷了35年的高速增長之後，中國經濟將進入一個關鍵發展轉換階段，首先是經濟增速會從過去兩位數的高增長轉入「中速或次高速」增長階段。
在經濟增速放緩的同時，企業經營的「驅動模式」也將迎來深刻的轉變：從過去依賴低成本的要素投入（人力、資本和原材料等），轉向依靠企業經營效率和創新能力為利潤增長的「新引擎」。
而在市場需求上，也將從過去主要依靠外部市場拉動，轉入對國內市場需求的發掘。過去的出口加工模式，將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和國際市場在金融風暴後的「再平衡」而面臨巨大的產業轉型和升級挑戰。
在這一企業轉型的關鍵時期，政府一方面要通過財稅制度的改革和調整，適時降低企業稅負。另一方面，則要通過合理的政策引導，對企業提升市場經營效率和進行市場創新的舉措給予更大的空間和支持。
實際上，現階段的企業經營成本，除了人力成本之外，還包括許多方面。比如資金成本、土地成本、流通成本、知識產權保護成本和市場准入成本等等。
而在為了保障居民收入增長，企業勞動力成本投入勢必繼續增長的情況下，政府必須通過實實在在地改變自身的行為模式，來為企業降低成本，為企業的轉型升級創造更加有利的條件，比如改變自己過度依賴土地財政，造成企業用地成本劇增；大幅減少各類市場准入審批制度，降低企業的「市場准入成本」等。
本質而言，居民、企業和政府對「GDP」蛋糕的分享，可以不是「你多吃一口，我就少一口」的零和遊戲，而是共同努力將蛋糕做大，才能真正分享到經濟增長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