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中國的現代化轉型中，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是其中至關重要的一對關係。新一屆領導班子也在中共十八大報告和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多次表明，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所在。
這一對關係究竟是一種怎樣的關係？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與香港經綸國際經濟研究院合作的一項調研，歷時一年，試圖以一個中國先鋒城市的鮮活案例，來理解這對關係，並展現這對一個城市及國家的增長究竟有多麼重要。
佛山被選擇作為標本——這個普通卻又發展迅速的城市，無論是過去的發展歷程還是今天面臨的諸多挑戰，都是中國城市的典型代表。對其進行研究，也便因此對其他地方更具借鑑意義。
在這項一共包括十四篇中文報告、八篇英文報告的研究付梓之際，南方週末徵得課題組同意，刊發這一研究的概要版，以及部分內容的摘要，以饗讀者，並希望以此開啟更多討論。
2010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2012年中國的人均GDP僅為6156美元，處在世界銀行標準所規定的中上收入國家行列。中國未來可能面臨兩條截然不同的增長路徑：
中等收入陷阱路徑：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增長；
新增長秩序路徑：包容、創新和可持續的增長。
我們的研究表明，隨著中國增長模式的不斷演化，無論是佛山這樣的城市，還是整個中國，都有可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朝著以包容、創新和可持續為主要特點的新增長秩序邁進。
佛山位於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可連接全球重要港口和航線。幾個世紀以來，這一地區的華僑遍佈世界各地，並一直與國際貿易夥伴保持著密切聯繫。作為一個擁有七百多萬居民的經濟重地，佛山在市場發展中所取得的諸多成就，和在應對中國工業化及城市化過程中所面臨的結構失衡挑戰，都具有代表性。
佛山的發展模式對有關中國經濟增長的傳統觀點提出了挑戰，這種傳統觀點一般認為中國的增長特點是政府主導、出口為主、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供給，但缺乏創新。我們的研究則表明，這種傳統思想可能只有一半是正確的，而演化中的政府-市場互動對佛山的增長起著關鍵的作用。
由於國家的貸款利息低並且財政狀況不佳的城市不能破產，地方政府有動力進行大量具有潛在風險的借貸。2012年佛山的債務還本付息成本佔其預算財政收入的47%，並且還債資金目前主要靠不可持續的預算外土地銷售收入。
中國尚未制定出適當的工具來抑制不可持續的債務積累。國有企業和政府資助的項目往往能獲得優先貸款，從而擠佔有高生產率的民營項目的融資。影子銀行利率目前超過20%，而正規銀行部門僅為7%，無論是在佛山，還是在中國其他地方，中小企業都難以獲得足夠的信貸。
由於缺乏可執行的機制來保護環境資產，工業污染氾濫，居民的生活質量受到影響，最終有可能削弱城市留住人才的能力。
2012年，佛山的人均GDP達到14828美元，高於上海的13553美元，遠遠高於世界銀行設定的12616美元的高收入國家門檻。中國還有16個城市也超過了這個標準，再加上佛山，這些城市的人口占全國人口的約11%，它們的GDP佔全國GDP的約30%。
佛山的經濟增長導致了土地的穩步升值，相應增長的財富廣泛分配給集體土地所有者，催生了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推動了生產力、收入和購買力的提高。這個過程始於佛山工業發展的早期階段並持續至今。2010年，佛山人均房產價值幾乎達到了50000美元，是2005年的四倍並且超過了當年人均GDP的四倍。
地方政府建設了強大的實體基礎設施以支持佛山的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2012年佛山的城市化率已達到了94%，位列中國第三。這種成功離不開市、縣和鎮級地方政府與民營部門之間的密切協作，也離不開不斷進步的、有效的財產權制度框架。
雖然佛山的發展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國城市發展的故事，但佛山的改革和經濟增長比中國的其他城市先行一步。自1979年以來，佛山的人均GDP從300美元增長到14828美元，其動力主要來自以下六個方面，並可供中國其他地區參考學習甚至複製。
1978年至2012年間，佛山的名義GDP從大約7.74億美元增至1977億美元。特別是最近幾年，這種增長大部分是由該市的民營經濟所拉動。2012年，民營經濟貢獻了佛山62.5%的GDP增長。截至2011年底，佛山有34萬家民營企業，大約每20個居民就有一個民營企業。即便是僅考慮收入超過320萬美元的企業，民營經濟在2012年的增長也是最快的，高達13.1%。相比之下，國有企業和國有控股企業的增長率僅為5.7%。
2010年，佛山的工業產值超過了2410億美元，在中國所有地級城市中位列第五名。在中國30個重要製造產業中，佛山在其中22個產業的產值超過了全國總產值的1%，而佛山的人口僅佔全國總人口的0.5%。
截至2011年底，佛山僅有2%的外資企業。2012年，雖然佛山整體經濟持續增長，但淨出口值僅佔GDP的18%，與2006年的30%相比穩步下降。這使得佛山對出口的依賴程度大大低於溫州（25%）、東莞（32%）和深圳（37%），表明佛山正成功地轉向以國內消費為主的生產。
佛山各區鎮的經濟活動十分活躍，三十多個專業化的產業集群鎮，主要以本地供應鏈和中小型企業組成。市場制度的不斷改善既降低了交易成本也擴大了這些產業集群鎮的市場力量。例如，一個鎮專門經營家具和照明燈具的批發和零售市場，另一個鎮專門從事家具和照明燈具的製造，第三個鎮專門生產家具行業的機械產品，而第四個鎮則專門經營鋼材批發和零售市場。
佛山正在發展兩個重要的新商業區，來作為這些專業市場集群鎮的補充。一個是中德工業服務區，目標是提升佛山市政府在支持中小型企業方面的服務水平；另一個是廣東省金融高新技術服務區，大中華地區的許多高端金融機構正在此設立後台支持中心。佛山產業集群的做法正被許多有工業規模的中國城市所倣傚。
佛山的成功極大地得益於外來勞動力的貢獻，佛山能否持續增長取決於能否吸引和留住他們。外來人口占據了佛山幾乎一半的人口和幾乎三分之二的勞動力。儘管他們的平均收入和生活水平低於佛山市民，但這些外來務工人員來到佛山後生產能力和生活方式得到了明顯改善。由於當地的改革，他們也越來越能夠享有與當地人一樣的社會服務，特別是在職業培訓、醫療保健、住房和社會保障領域。佛山的這一做法對其他城市有借鑑的價值。
在過去三十年的改革期間，佛山市政府已把很大一部分的職責下放給了下一級的區縣、鄉鎮和村/街道。這是廣東省各城市的一個非常明顯的特色。
從1980年到2012年，市政府的財政收入佔佛山市地方政府總財政收入的比重從34%下降到14%。自1998年以來，佛山市南海和順德兩個區（均為中國的百強工業區）的財政收入已超過了佛山市政府。基於對當地企業的第一手瞭解，權力下沉有助於地方根據具體情況做出及時有效的決策。這種更加分散及下沉的權力結構也激勵各個地方政府在軟硬件基礎設施方面展開更為有效的競爭與合作，從而對公眾、企業和市場採取一種務實並且適合的工作方法。
佛山活躍著一千多個行業協會和非政府機構，位於中國的地級城市之首。社會組織的發展反映出地方政府向社會放權的成果。2011年，佛山市將其財政收入的33.6%用於教育、促進就業、健康保健和社會保障方面。佛山的社會服務水平相對全國較高，並且包含許多地方創新。
順德區是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先鋒，減少了腐敗和官僚主義，鼓勵了有利於公眾及企業的政府服務。順德區還在基層試點建立了長期性的黨務辦公室，利用在線平台收集、報告和跟進市民對腐敗和社會問題的意見。
我們的研究表明，隨著中國增長模式的不斷演進，像佛山這樣的城市乃至整個中國有望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朝著新增長秩序邁進。首先，積極的政府-市場發展互動的核心要素在中國大多數城市可保持和複製，正是這些核心要素把佛山帶入了高收入城市之列。其次，2013年11月，中國新一屆領導層宣佈進行重大改革來解決增長風險，強調將允許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對於前進中的中國，如果能借鑑以下十條從佛山發展歷程總結出來的經驗，其未來改革將會受益匪淺：
1.建設能夠推行有時會非常艱難的改革的領導班子和體制；
2.創建一個具有不斷學習和適應能力的政府，便於對最佳實踐、知識和業績進行有效融合和優化；
3.通過給予地方政府充分的自主權來試點體制改革和市場實踐，為地方政府培育一個健康、守紀的競爭環境；
4.建立通往全球和國內市場的可靠供應鏈和運輸鏈；
5.建立並執行土地、資本和其他生產要素的有效產權設施，包括有關排放和污染的清晰權利和責任；
6.建立類似於美國破產法第九章和第十一章的讓失敗企業和城市退出或重組的機制，對表現不好者予以懲罰，同時對為了社會效益而承擔風險者予以獎勵；
7.建立為有生產力的創新型中小企業融資的機制與平台，特別是服務行業的中小企業並且最好是通過股權投資的方式，因為它們是創造就業以及地方乃至全國經濟動態增長的關鍵；
8.確保勞動力流動並且推動持續的企業人力資源升級；
9.為民營企業家建立一個鼓勵創新的制度環境；
10.建立政府與社會團體之間的制度反饋機制，確保來自社會各界的市民能夠有效參與當地治理。
2013年11月舉行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所傳達的主要信息是允許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同時加強政府為包容性、創新性以及可持續增長提供物質和制度基礎的作用。
會議提出的各項改革與我們從佛山獲得的經驗一致，並且由於以下因素而非常有可能被付諸實施：
改革的壓力和意願：許多高級官員都有擔任市長或省長的重要實踐經驗，他們承認，中國的經濟如果由中央和地方的官僚機構替代市場，是難以發揮其全部潛力的，因為這會滋生腐敗和社會不穩定。
領導層：黨的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建立將有助於協調和推動改革日程，尤其是在克服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方面。
戰略：改革藍圖是綜合性的、系統性的和務實的，並以2020年為實施期限。這一階段改革藍圖的重點是建立基本的經濟制度，涵蓋產權、競爭政策、公共財政、城鄉一體化、通過國有企業的公司化來建立公私混合所有制並對國有資產進行管理、鼓勵創新以及國際貿易和金融自由化，同時也包括政治、社會、法律、文化、生態和國防領域內眾多相互聯繫的改革。
經驗和務實：會議提出的改革方案反映了從經營不良的企業、城市和部門中所學得的教訓。改革方案也借鑑了佛山等開拓性城市的經驗，這些城市正引領著全國的增長，許多三中全會提出的政策和制度改變已經在這些城市實施了。
動力和動態因素：城市間的競爭對中國的增長起著關鍵作用。運營良好的城市能夠吸引外來人員，通過制度和實踐創新增加收入和財富，而運營不好的城市則失去人員和資源。這種通過適應性實驗和通過學習當地及國際實踐而形成的競爭文化深深地植根於中國的官僚機構中，並且在他們計劃、試點、評價、調整和執行改革的方式中反映出來。
註：此研究項目由香港經綸國際經濟研究院傑出研究員劉明康和學術副總裁肖耿主持，並由該院與佛山市、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學術委員會辦公室分別組織的研究員團隊合作完成。來自內地的研究團隊由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組織領導。
相關的子報告分期完成後，南方週末網站將與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經綸國際經濟研究院同步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