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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生育政策終於調整一步，放開“單獨”二胎；全面放開二胎，取消生育限制，這兩步還要等多久？ ◎ 本刊記者 藍方 李妍 文全面放開“單獨”生二孩，成為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出台的最受普通百姓歡迎的新政。 所謂“單獨”，是指夫妻雙方有一方是獨生子女。能否讓“單獨”父母生育兩個孩子——這個本應是一個家庭內部的決策，卻成為中國最高政治會議中最為糾結的議題之一。 從2012年十八大開始， 嚴格執行30年的計生國策，便屢屢傳出變革風聲，三中全會最終成為衆望所歸的政策節點。不過，最終的決策過程多少有些雲山霧罩。2013年11月12日，三中全會結束後發佈的官方公報未提計生政策調整，第二天，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下稱衛計委）相關人士仍對財新記者表示未收到任何文件或消息。 11月15日，《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全文正式公佈，有關計生改革的最終表述方才清晰：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啓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逐步調整完善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至此，以“獨生子女”為核心的計劃生育政策正式迎來變革。11月17日，衛計委表示，接下來各地將通過省級人民代表大會或其常委會修訂地方條例或作出規定，根據本省情況各自落地實施。 “令人欣喜。”美國前總統比爾· 克林頓11月17日評價三中全會時說。他認為，若獨生子女政策不調整，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會日益嚴重，以致數年後缺乏足量勞動力，拖累中國躋身發達國家。 放開“單獨”，被官方視做“保持合理的勞動力規模”“延緩人口老齡化速度”最穩妥的路徑——不會造成短期內的人口波動或出生堆積。但在諸多學者看來，在中國的生育率已低至1.04的情況下，僅僅放開單獨還是“太遲了”。 時至今日，人口老齡化、勞動力短缺等問題已困擾中國經濟，年輕一代生育意願跌至穀底。在不少學者看來，中國不僅要放開“單獨”、放開“二胎”，更要全面放開計劃生育甚至轉向鼓勵生育。 官方此次步伐雖小，風向標意義卻巨大。“可以把現在的政策理解為先邁小步，再邁大步。” 國務院醫改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劉國恩說。 一小步 學者測算，放開“單獨”後至2030 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將從8.75億增至8.77億，即僅增加200萬決策的回應終於在民間放開生育控制多年的呼聲後到來。雖然只是小步放開，但仍然讓不少家庭欣喜若狂。 對家庭主婦劉莉而言，單獨二孩放開為他們省了很多麻煩。“我本來打算去國外生，算了一下，至少需要30萬元。”在劉莉居住的小區，很多明星、商人家庭都生了二胎，但落戶是大問題。 “基本都在國外生，否則就是特別有關係，能在北京落戶，實在不行，只能在周邊地區，比如河北落戶，非常麻煩。”劉莉說。 近年來，到國外生二胎成為潮流，但不少孩子仍然在中國成長。“只有極少數是為了移民拿綠卡出去生的，絕大多數都是為了身份合法。”劉莉分析說，持國外國籍後患無窮。“孩子畢竟要在中國上學，教育成了大問題，要不就上私立，再花一大筆錢，上公辦學校要各種手續，很難辦下來，而且參加高考也是問題。”“‘單獨’放開，主要影響城市家庭。”上海社科院常務副院長左學金對財新記者說，“農村獨生子女少，政策影響的人群很有限，主要還是影響城市多，因為獨生子女集中在城市。”“計劃生育政策卡的主要是公務員、事業單位人員。”原衛生部北京醫院黨委副書記劉秀琴分析說，“單獨”政策放開，經濟較為寬裕，時間、精力充足的中產城市公務員、事業單位等群體將成為主要受益者。 三中全會定調後，各地的回應都非常積極。浙江省人口計生委表示，浙江正“抓緊”研究啓動單獨兩孩政策，預計走完法規修改的流程，在明年年初出爐。北京方面表態將“積極”落實相關政策，且已經做好了包括調研論證在內的一切準備工作，一旦地方法規納入修法框架，新法很快就能實施。廣東也在第一時間回應，要“堅決貫徹落實”，“儘快”依照法定程序出台相關措施，“儘快”讓符合條件的居民享受到這一新政策。 盡管目前輿論普遍都表示歡迎，但生育意願實際上並不一定都能轉化為生育行為。 劉秀琴的女兒就是獨生子女，政策一旦落地就可以要二胎。“但他們不會要的，因為工作太忙了，沒有足夠的時間、精力來管兩個孩子，現在城市裡的年輕夫妻都是這樣，工作壓力大，包括經濟上的壓力，要一個孩子已經很累了，會要二胎的人應該還是少數。”財新記者隨機詢問了近十對符合“單獨”政策的夫妻，只有兩對表示會要二胎，更多人認為，政策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他們是很高興的，但從現實角度理性考慮，他們不會要二胎。 “主要是沒有必要，一個孩子還顧 得過來，兩個孩子負擔就太重了。”北京某小學教師小姚的女兒已經上小學二年級，但她發現投入的時間、精力越來越多。“她長大點兒，生活上的投入少了，可教育上的投入越來越多，每天下班要送她去學芭蕾和油畫，回家還要看她寫作業，包括周末都沒有停過。”小姚認為，現在的家庭對孩子的教育越來越重視，這與以前“散養式”的家庭是不同的。“如果再要一個，我哪有時間、精力照顧培養他，即使有爸媽、保姆幫忙，也是受不了的，而且我和老公都還年輕，希望在事業上有所發展，是不可能再要孩子了。”根據衛計委前期開展的生育意願調研，符合“單獨”二胎政策的人數在1500萬至2000萬間， 其中50%-60% 的夫婦願意生育第二個孩子。 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在11月17日的“人口學界學習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座談會”上介紹其測算結果，放開“單獨”後，至2030年，中國15歲-59歲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將從8.75 億增加到8.77億，即僅增加200萬；到2050年也不過才從7億增加到7.26億。 衛計委方面分析，符合單獨兩孩再生育條件的夫婦總量不是太大，再加上各地啓動實施政策會有時間差，短期內不會出現出生人口大幅增長的問題。 左學金亦強調，單獨二胎放開只是完善計劃生育政策的一小步，“影響是很小的”。 刻不容緩 中國因為計劃生育累計“少生”了4億人，總和生育率（即平均每個婦女生育數）遠低於更替水平盡管只是一小步，但也是必須而重要的一步。 “人口衆多仍然是中國的基本國情，但人口結構性問題日益成為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原國家計生委副主任、現任國家衛計委副主任王培安公開表示，中國的低生育率水平穩中趨降，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總和生育率就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目前也已達到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如果維持現行生育政策不變，總人口在達到峰值後將快速減少，影響人口長期均衡發展以及中華民族的長遠發展。 同時，人口結構性問題日益突出。 衛計委的測算顯示，勞動年齡人口在2012年比上年減少345萬人，2023年以後，年均將減少約800萬人。相應的是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2013年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將達到2億，到30年代中期將達到4億，占總人口的比例將從目前的七分之一提高到四分之一。此外，出生人口性別比長期偏高，到2012年時仍高達117.7。 還有家庭規模持續縮減的問題。“六普”（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國戶均3.1人，較“五普”減少0.34人，與上世紀80年代初戶均4.43人比較，下降1.33人。獨生子女家庭1.5億多戶，獨居老人的比例提高，家庭的傳統功能有所弱化。 與此同時，城鄉居民的生育意願早已改變。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群衆生活水平的提高，少生優生、優育優教的生育觀念正在形成。 王培安認為，在這樣的背景下，啓動實施單獨兩孩政策“條件成熟、時機有利”——有利於保持合理的勞動力規模，延緩人口老齡化速度，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有利於逐步實現國家政策與群衆意願的統一，提升家庭抵禦風險的能力，增強家庭養老照料功能，促進家庭幸福與社會和諧；有利於穩定適度低生育水平，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協調和可持續發展。 作為基本國策推行已逾30年的計劃生育政策有必要作調整，早在政策制定之初就有共識。1980年9月，中共中央發佈《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信中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但信中也同時稱：“30年以後，目前特別緊張的人口增長問題就可以緩和，也就可以採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30年間，除了在農村和少數民族地區可有一定變通，中國60% 的地區實際上都在執行“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政策。“中國人均資源少”“人口底子薄”這樣的論斷，多少年來深入人心。 尤其面對中國公共服務供給的短缺與不均，“人太多”的解釋幾乎順理成章。 但為了讓中央的“倡導”落地，代價卻高昂。中國為了生育控制，建立了規模龐大的計劃生育管理及服務機構。 計生系統要調控人口，無非兩個手段：其一是技術手段，即提供臨床醫療服務以節育節孕；其二是經濟手段，即向超生家庭徵收社會撫養費。 “一胎上環二胎扎，計外懷孕堅決刮”——這樣的口號，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農村地區屢見不鮮，至今仍未完全棄用。2006年計生委的調查數據顯示，已婚育齡婦女綜合避孕率為84.6%，採取宮內節育器、女性絕育以及男性絕育的比例達87.2%。其中，將近五分之一的人是“由計劃生育管理人員”決定其避孕方式。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教授易富賢根據中國衛生統計年鑒計算，1980年至2009 年，中國共進行了2.75億例人流手術。 根據歷次人口普查數據推算，在這30年間，中國共出生了5.44億孩子。也就是說，“中國每懷孕三個孩子，其中一個孩子以人流告終”。 長期以來，計生工作在官員的考核體系中都占“一票否決”之地位。強制性地以“技術”手段控制生育，成為中國農村最主要的矛盾衝突之一。面對國內外的輿論壓力，中國政府的做法，是一面強調“依法行政”，一面將“經濟手段”放到優先位置。對於“超生”出來的孩子，父母繳納可高達人均收入10 倍的社會撫養費後，孩子即可平安出生並落戶。 按照規定，當事人未按期繳納社會撫養費，對加收滯納金後仍未繳納者，計生部門可以申請法院“強制執行”。 即便當事人不服而提起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也不停止徵收。在地方實踐中，這一“強制執行”再次與暴力糾結在了一起。拘留孕婦或家屬，打砸家庭財物，乃至強制引產的案例屢見報端。 在如此嚴格的執行下，中國順利達成了“控制人口數量”的政策意旨。按照衛計委的官方測算結果，中國因為計 劃生育政策， 累計“ 少生” 了4億人，“大大減輕了人口過快增長對資源環境帶來的壓力”。 然而，這一“成績”的另一面，是中國異常嚴峻的人口形勢。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1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即平均每個婦女生育數）再創新低，僅為1.04，遠遠低於維持一個國家和地區人口規模長期穩定所需要的“更替水平”，即平均每個婦女生育2.1個孩子。 到2012年，中國勞動力人口總量首次出現下降，在此之前，普遍的用工荒已困擾中國勞動力市場多年。 陸續披露的宏觀數據，已經昭示改革的迫切性。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也屢屢警示，隨著老齡化局面的快速形成，未來中國可能喪失“人口紅利”。生育政策的改革意義，也並不僅僅停留在經濟學層面。尊重並捍衛人的生命，尊重與保護作為基本人權的生育權，也越來越被社會廣泛呼籲。 十年曲折 2010年，計生委內部擬定了一個分批放開“單獨”生二胎的意見，卻 又延宕了三年 常年“一胎化”的生育政策，給中國社會、經濟帶來的問題已不容迴避，學界、民間呼聲此起彼伏。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顧寶昌，是最早呼籲徹底放開二胎生育的學者之一。他向財新記者介紹，學界自2000年開始發出調整生育政策的聲音，並一度樂觀地預計在兩三年內就能“解決這個事情”。 早在上世紀90年代，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李建新就在從事人口問題的研究，當時學界預期，2000年中國政府將全面放開計劃生育政策，允許生二胎，並為此做了研究準備。但多輪改革上書均以政府方強硬的回應告終。官方始終堅持的口徑，便是中國人口過剩與資源短缺、經濟社會不發達的根本矛盾還未解決——“計劃生育政策不能鬆懈”。 “政府層面還是用人均分母的思維，這套說法已經說了很久了，人口數量問題成為堅持計劃生育政策，不做重大改革的擋箭牌。”李建新說。 “環境的破壞是因為生活方式和經濟發展方式造成的，環境治理汙染是靠技術和制度，沒有一個國家是靠少生孩子來治理汙染，同樣，資源的開發利用也是經濟發展的問題，與人口數量多少沒有直接關係。”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左學金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表示，希望通過減少人口總量來稀釋人口與資源的關係、人口與環境的關係、人口與經濟的關係，這是一個長久存在的認識誤區。 無論官方口徑為何，低生育率已是不爭的事實。如果低生育率持續下去，從2030年到2070年，中國人口的下降幅度將達40%。大規模的人口衰減，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將是沉重打擊。 改革的壓力不斷累積。2012年，包括陝西鎮坪強制引產事件在內的多起暴力計生事件曝光，再次掀起輿論風波。 學者們在公共事件中積極發聲，連續向中央、全國人大建言，希望儘快調整現行計生政策。 另一方面，一向被視為計生政策支持者的原計生委，也在2008年啓動了調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準備工作，包括開展生育率調查、獨生子女婚育狀況調查、低齡人口基礎信息核查等，並組織了一系列的課題研究和測算。 2010年，原計生委在內部已經擬定出了一個分批放開“單獨”生二胎的意見，準備從2011年開始，以黑龍江、吉林、遼寧、江蘇、浙江五省首批先行，總計分為三批，逐步在全國開放。隨後，在原計生委自己起草的部門“十二五”規劃中，也提到了放開“單獨”的設計。 但這個醞釀了兩三年的方案，“報到中央，沒有批下來”，一位接近決策層的學者說。 盡管這一方案並未最終實施，但在官方表述的微調中，改革的跡象逐漸顯 現。中共十八大報告里，計劃生育雖是仍需堅持的國策，但對比十七大報告，“穩定低生育水平”的說法不再，已轉向“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2013年全國“兩會”上，國務院的政府工作報告更進一步，提出“逐步完善人口政策”，這比十八大報告“逐步完善政策”更為清晰，且作為獨立的目標以一個完整句子的形式置於“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要求之前，對計生工作“基本國策”的後綴說明，也擴充為“適應我國人口總量和結構變動趨勢，統籌解決好人口數量、素質、結構和分佈問題，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這就是要調整計劃生育政策的積極信號。”人口學家、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郭志剛對財新記者表示。 今年全國“兩會”後，計生改革的第一個實質性的步伐，終於邁開——與計生政策相伴相生30年的原計生委被正式撤銷，併入衛生部，成立新的衛計委。 “撤並計生委，從組織結構上為停止計劃生育取下了緊箍咒，也消除了利益部門的阻力。”易富賢說。 王培安介紹，今年的全國“兩會”之後，高層要求新成立的衛計委繼續 “深化相關研究論證”，並進一步徵求各相關部門和各地意見。不少分析人士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是政策變革的重要時點。 11月12日，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第四天，一大早，財新記者從權威人士處獲得獨家消息，三中全會已敲定放開“單獨”，並將在會後公佈相關政策。但前一天的11月11日，衛計委的新聞發佈會上，發言人在回應放開單獨的提問時仍態度強硬：“必須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不動搖”。 直到11月15日，《決定》全文正式發佈，執行30年的計劃生育基本國策才正式宣告調整，期間的糾結反複由此可見一斑。 生育堆積可控 “放開二胎（導致）的生育堆積，並不嚴重，而且可控”對於“遲早要放”的計生政策，學界和業界其實有著多套方案。三中全會最後敲定的先放“單獨”，無疑是其中最為穩健的。 在11月17日國家衛計委組織召開的“人口學界學習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座談會”上，王培安介紹，有關部委面前擺著的是四種思路：全面放開“單獨”，全面放開二胎，維持現行政策直到年出生人口數下降到1200萬左右，以及進一步收緊生育政策。 後兩種曾頗受歡迎的“穩定論”，現在明顯不合時宜，最早被淘汰。而對在沒有太多經濟負擔的條件下養育兩個孩子對孩子的成長更有益處，這是一些夫妻堅定選擇生二胎的初衷。于全面放開二胎的方案，王培安稱衛計委組織了大量研究論證，認為“現階段就實施普遍兩孩政策，短期內將引起出生人口大幅波動，出現較嚴重的出生堆積，給各項基本公共服務帶來很大的壓力”；且從長期來看，將形成周期性出生人口波動，總人口持續增長，人口峰值推遲到來，影響人口發展遠景規劃目標的實現。 所謂生育堆積，指的是全面放開計 劃生育管制後，出生率在短時間內將出現大幅反彈。“如果說在同一年裡，大家都爭先恐後的生孩子，驟然推高出生率，那麼孩子成長的每個階段，無論就醫就學，公共設施的提供等方面，都會面臨問題。”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秘書長盧邁說。 對生育堆積的測算，是決定政策走向的關鍵。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在2012 年10月發佈名為《人口形勢的變化和人口政策的調整》的報告，其中測算如果全國所有地區同時放開二胎，那麼會出現生育率的大幅升高，在放開後的頭幾年，總和生育率可能會超過4.4。這也就意味著，當年的出生人數將達到4600 萬-4800萬。因此，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提出的方案，是從現在到2015年，實現全國全面放開二胎的目標。與此同時，嚴格控制二胎以上的生育。到2020年前後，實現完全的生育自主。到2026年，則需要採取措施鼓勵生育了。 這一研究結果，也被衛計委看做民間獨立研究對官方測算的印證。但事實上，學界對此有不少不同意見。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王廣州的研究即顯示，若2013年全面放開二胎，2014年中國將形成生育小高峰，中國的總和生育率為1.93左右，當年新生嬰兒數量應在2000萬左右，最高值不會超過2700萬，最低值不低於1500萬。王廣州解釋，他的判斷之所以不同于4.4的總和生育率，是因為生育堆積勢能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全部釋放；第二，新增一孩育齡婦女不可能馬上生育二孩。“因此，放開二胎的生育堆積，並不嚴重，而且可控。”李建新也認為放開二胎後，不可能出現人口爆炸和出生堆積。“中國生育率已經很低了， 現在‘80後’‘90後’是生育主體，他們在改革開放後成長起來，思想觀念和老一輩已經出現極大差距。”李建新分析說，與國家政策相比，社會環境才是影響生育率的關鍵因素，比如經濟成本、時間成本、精力成本等。 “說人口數量會激增是擴大化的說法，為了維護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其實已經有實例可以作證，這些擔憂是完全不必要的。”左學金表示。 根據上海市政府公佈的信息，2012 年6月抽樣調查顯示，上海市戶籍“80 後”家庭的平均生育意願為1.2個孩子，這些家庭中約有80% 的夫妻雙方都是獨生子女。“也就是說這裡面80% 的夫妻是可以要二胎的，但結果是，受到家庭經濟條件、環境、工作壓力、生育狀況等影響，有生育願望並不代表實際的生育行為。”左學金表示。 上海市政府信息顯示，2011年有1.2 萬對夫婦申請辦理生育第二胎的手續，但實際只有不到一半的人真正懷孕，而在懷孕過程中，家庭可能還會做出選擇。 2012年1月至9月，上海的戶籍人口二孩率在8% 左右。因此， 從2004年開始，上海已經取消了四年的生育間隔，鼓勵符合生育二胎政策的夫婦生育二胎。 更典型的案例是，1985年，山西冀城作為中國首個“人口特區”，以“不能宣傳”為前提成為“二胎政策試點”。 政府建議，農民生育要有計劃，婦女第一胎在24歲生育，第二個孩子則在30歲 左右生育，杜絕三胎和三胎以上的生育。 結果是，1982年至2000年全國兩次人口普查期間，山西翼城各項人口指標數據均優于全國水平，全國人口增長了25.5％，翼城放開二胎卻僅增長了20.7％。而另一個重要的人口統計指標出生性別比全國為117.8，翼城則為 106.1。 “山西冀城作為試點並不是取了特殊樣本，而是取了普遍性樣本，它的經濟發展水平、人口結構、文化教育水平等各方面都是不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放開二胎的結果是，自然增長還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劉國恩表示，“這說明一胎化不僅沒有有效控制人口數量，反而造成了性別失調。” 期待更大改革 改革最佳時機的窗口期轉瞬即逝，“窗口期錯過了，以後的改革就更 難” 在不少學者看來，放開“單獨”是遠遠 不夠的。 “越來越多的國家都將提高生育率提到人口發展戰略的高度上來，所以我們更應該擔心的是生育率走低，人口會出現過少的問題。”左學金說。 左學金曾于2010年撰文稱，“ 政府方面一直在高估人口增長和生育率。”“十五”期間，計生委規劃的人口淨增量為6257萬人，但實際增長4013萬人；“十一五”期間，計生委規劃的人口增量為244萬人，但實際增長3418萬人。兩個“五年規劃”誤差都超50％。“按照計生委的預測，到了本世紀中葉，中國人口數量達到16億才會出現下降。”左學金表示，根據他在2010年就曾公佈的測算，中國人口還要增長20 年，在2030年達到峰值，大約為14.08 億。“然後就會出現下降。”當時，他預測2010年末中國人口約為13.4億，極接近六普數據。 “現在人口紅利沒有了，鄉村的在生，城市的不讓生。”劉國恩認為，中國人應更多地把眼光放在人力資本投資上，而不是控制人口數量上。“關鍵在於創收，而不是約束人口，這是簡單的開源和節流的關係，家庭都知道，節流不如開源，作為一個國家也是同樣，世界上沒有任何發達國家通過約束人口增長來提高人均生活水平。”李建新同樣認為，目前的改革太保守，步子應該邁得更大一些。“貫徹多年的一胎政策帶來了諸多負面影響。最主要的問題是人口結構老齡化和性別結 構失衡，人口結構自身發展不均衡，經濟怎麼可能可持續發展？”李建新認為，應該用動態的人口結構觀看待問題，而不是用靜態的人口數量觀看待問題。 “這只是開小口子，力度太小，與原本期待的計劃生育政策的改革有很大差距，看似是前進了一小步，但實際上體現了決策部門對中國人口問題的本質性認識並沒有發生改變，仍停留在30年以前的思路。”李建新認為，單獨二胎政策的放開，體現了決策部門仍將人口數量問題放在第一位，沒有認識到人口結構問題的重要性。 清華- 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豐認為，僅放“單獨”問題多多。 首先，獨生子女政策對不少家庭造成傷害，讓個人和家庭做出了沉重犧牲，僅僅放開“單獨”，意味著原來的獨生子女政策還在繼續，仍未得到糾正。其次，在實際操作層面，面對龐大的流動人口，如何鑑別一對生育夫婦是否為“單獨”？ 會否給生育夫婦造成另一種負擔？這都有待具體政策明確。 “歸根結底，放開‘單獨’應該是一個過渡性政策，中國應儘快放開‘二胎’。”王豐說。 全面放開“二胎”，中國當前的人口形勢就能得到有效的扭轉了嗎？ 學界給出的答案仍然是否定的。 “越晚代際的女性，生育的數量越少。”約翰· 霍普金斯大學生物統計學博士黃文政認為，中國的女性生育行為已經發生改變，今後的女性生育意願將進 一步降低，“80後”女性未來終生生育孩子數很難超過1.6，將長期低於2.1的世代更替水平。 易富賢介紹，中國大多數地方，由於實行了30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已經形成了生育的“爬蚤心態”——用玻璃罩限制跳蚤跳的高度，跳蚤碰壁後自動適應不斷降低的罩子高度；待取下罩子，跳蚤已經不跳了，變成了爬蚤。 “社會經濟發展是推動生育率下降的‘勢能’，計劃生育政策是踹一腳的‘動能’。踹得越狠，生育率下降得越快。”易富賢認為，今後即便鼓勵生育，“生育率也爬不上來了。”王豐介紹，在中國還在為是否放開生育管制而爭論時，新加坡、日本、韓國、中國台灣等東亞國家和地區，都已出台鼓勵生育的政策。然而，“沒有一個地方在出台了鼓勵生育政策以後，生育下降的趨勢得到了扭轉。”這些國家和地區，在生育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之後，從鼓勵節育到鼓勵生育，都存有一定的滯後期。王豐解釋，這有對人口形勢認識的不一，也有官僚系統本身的惰性。新加坡的政策調整滯後了12年，韓國10年，日本17年，中國台灣是15年。到2013年，中國的政策已經滯後了22年。王豐認為，即便三年內取消限制生育的政策，甚至出台鼓勵生育的政策，已經比東亞其他地區的政策又滯後了10年以上。 多位學者對財新記者指出，2005年到2010年是人口生育政策正常調整的最佳時期，而現在仍是改革的窗口期。長期研究人口政策的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說，改革最佳時機的窗口期轉瞬即逝，“窗口期錯過了，以後的改革就更難”。 當前，中國的計生政策趕在“窗口期”邁出了第一小步，何時能夠儘快邁出第二步——徹底取消生育限制，乃至鼓勵生育——這成為學界和全社會的下一個期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