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即日軍襲擊珍珠港的前一年，美國海軍便開始考慮對德作戰計劃。美國海軍上將們的心腹大患是納粹德國海軍的潛艇，德軍潛艇神出鬼沒，到處攻擊盟軍航線，要找到它們的蛛絲馬跡就是不可能的任務，更別提要擊沉了。束手無策的美國海軍部長弗蘭克·諾克斯(Frank Knox)只好轉向Booz，Fry，Allen & Hamilton尋求對策，這是一家位於芝加哥的諮詢公司，他們的知名客戶包括固特異輪胎橡膠公司(Goodyear Tire&Rubber)和蒙哥馬利·沃德公司(Montgomery Ward)。Booz有效地開創了管理諮詢業務，從知名學府物色尖子生擔任分析人員以及企業客戶的待聘人員。Booz的顧問們與美國海軍人員一道合作，開發出一套特殊的傳感系統，可以捕捉到德軍潛艇短暫發出的無線電通信信號，這有助於設計一種攻擊戰略。在其幫助之下，盟軍到戰爭結束時已擊沉或擊毀德軍大多數潛艇。
那次項目是Booz與美國政府長期合作的開始。隨著冷戰開始、加劇繼而緩和，再到後來全球恐怖主義取而代之成為美國國家安全人員的主要顧慮。在此期間，目前更名為博思艾倫(Booz Allen Hamilton)的這家諮詢公司越來越多地專注於來自政府的工作。2008年，該公司剝離了利薄的商業諮詢業務——名為博斯公司(Booz&Co.)——並成為一家純粹的政府業務承包商，博思艾倫公開上市，大股東是私募股權公司凱雷集團(Carlyle Group)。在截至2013年3月份的財年，博思艾倫公佈營收為57.6億美元，其中99%源自政府合同，淨利潤為2.19億美元。其營收的近四分之一——13億美元——來自美國幾大情報機構。隨著美國政府過去十年間在情報承包商身上的投入呈爆炸性增長，與科學應用國際公司(Science Ap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Corp.)、CACI和BAE系統公司(BAE Systems)等對手相比，總部位於弗吉尼亞州麥克萊恩的博思艾倫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據彭博行業資訊的數據顯示，美國2013年大約70%的情報預算都被外包出去;美國國家情報主任辦公室(O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表示，近五分之一的情報人員在民間領域工作。
可以肯定的是，即便大多數美國人對博思艾倫有所聞，他們對於該公司在美國情報界扮演著何種舉足輕重的角色依然毫無概念。不過，現在世人對此皆知。6月9日，博思艾倫一名29歲的電腦技工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公開宣佈，他就是洩露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監控人們打電話與上網活動的新聞線人，在為博思艾倫工作期間，斯諾登在一個位於夏威夷的國家安全局監聽站中將一些機密文件複製到一個U盤，並在近期將此事透露給了媒體，他承諾還要披露更多機密。日前他已從香港抵達俄羅斯。
博思艾倫引起世人關注衝擊到其股價表現，該股在斯諾登公開機密後的上午下挫超過4%，迄今還未收復失地。參議院情報特別委員會主席黛安娜·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已呼籲再次檢討民間承包商在情報工作方面的作用，並宣佈她將尋求限制承包商們獲取機密信息的權限。博思艾倫長久以來一直非常低調，在美國聯邦政府幾乎是其唯一客戶的情況下，大張旗鼓地宣揚沒有必要，而且該公司很少進行遊說。由於情報界的重量級人物紛紛在博思艾倫工作，該公司從來不用擔心接不到生意。美國國家情報主任、奧巴馬總統的高級情報顧問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是博思艾倫的一名前高管。該公司的副董事長邁克·麥康奈爾(Mike McConnell)在小布什總統任內擔任國家情報主任，在此之前擔任國家安全局局長。在博思艾倫的2.5萬名員工當中，76%的人有查看機密信息的授權，近一半人擁有查看最高機密信息的權限。據2008年的一本書《等待僱用的間諜：情報外包的秘密世界》顯示，CIA原副局長瓊·登普西(Joan Dempsey)在2003年的一次演講中將博思艾倫稱作「影子情報機構」。登普西如今在博思艾倫任職。
斯諾登洩密事件可能會導致情報外包方面出現重大調整。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多年來一直向多家情報機構施壓，要求減少對承包商的依賴。而在如今自動削減開支的年代，曾經一度碰不得的防務與情報等方面開支也很可能會被縮減。
然而，與博思艾倫以及美國情報機構官員的談話顯示，這些承包商不會很快失寵。即使斯諾登最終會讓他的前東家失去生意，但這些生意可能只不過是流向其競爭對手。雖然博思艾倫與其他影子情報機構是作為權宜之計而出現——本來是冷戰後瘦了身的情報機構在9·11恐怖襲擊後試圖重振旗鼓而借用它們來爭取時間——但是如今它們已變得必不可少。隨著博思艾倫等承包商逐漸依賴於聯邦政府，政府對它們依賴則更甚。
斯諾登當初並不是被招作間諜。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自學成才的電腦技工，高中沒有畢業，他的第一份與情報相關的工作就是在國家安全局的一處設施當保安。他在接受英國《衛報》的一次採訪中表示，因為他的電腦技術，他曾被中情局招進去處理網絡安全相關工作。他在2009年離職並轉向民間領域，最終加盟博思艾倫。他作為國家安全局承包商職員的工作看來一直是基本的技術支持與故障排除。他是個技術人員。
情報界人員傾向於把外包工作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機密性最低而且最卑微的工作：在情報機構割草、清理垃圾和分揀郵件。在機密部門內，即使清潔工也需要安全方面的權限——他們清理的垃圾桶裡可能有國家機密信息。這使得這些工作崗位招人尤為困難，因為讓獲得安全授權的多數人做清潔工無異於殺雞用牛刀。
懂得電腦技術的斯諾登隸屬有專門技能的中間級別。當美國軍方在越戰期間首次開始大力求助於承包商時，這些工作佔了招聘崗位的多數——國防部當時急於招到維修人員，來負責越來越複雜的武器與運輸系統。翻譯、審訊及處理政府安全授權相關背景調查的人員也處於中間層。CSC和L-3 Communications等公司專注於中間級別的業務。雖然博思艾倫也招攬一些這類工作，但重心卻是最高級別的工作：從開發打敗伊斯蘭馬格里布基地組織(al-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的戰略到軟件設計到為高級官員撰寫講稿的各類工作。從任何意圖和目的來看，第三類的承包商都是間諜，而且有些人是間諜首腦。
威廉·戈爾登是一家招聘公司負責人，專門為情報專業人員務。6月中旬，他一直在為填補國防情報局承包商的三個空缺而忙碌。戈爾登說，雖然碰巧這次博思艾倫沒有參與其中，但該公司曾填補過類似的數千個空缺。這次的三個空缺中，有兩個空缺是馬薩諸塞州德文斯堡的高級反情報分析師，其中一個專注馬薩諸塞州聯邦設施面臨的威脅，另外一個專注西南亞問題。這些承包商將會拉網式地篩查情報，從數字竊聽內容到線人消息，要像坐在他們旁邊的國防情報局分析師一樣撰寫報告和簡報。這兩個職位都需要最高機密授權，其中一個職位需要經常出差。第三個空缺需要一位精通馬拉雅拉姆語(Malayalam)的高級翻譯，在毛派叛亂分子活動日益猖獗的印度喀拉拉邦，許多人說這一語言。美國國防部在招一名會說這種語言的人，表明美國在那裡有情報活動。這一崗位標明「條件艱苦」。
戈爾登說，他經常看到博思艾倫與其他承包商在全球各地發佈的「情報蒐集經理」的空缺。「情報蒐集經理處於最高級別，決定採用哪些情報，如何採用並決定各類情報的去向，」他說，「他們提供思路、方向與管理。他們基本上擁有全部身份，他們就像是政府僱員。他們唯一無法辦到的事情就是批准預算資金或招聘並裁減政府僱員。」
收入待遇的巨大差別取決於應聘者的技能與經驗。「這些錢源於情報預算，因此沒有太多監督。」戈爾登說。他估計那位馬拉雅拉姆語翻譯崗位的年收入將達到18萬美元到22.5萬美元之間。這在部分程度上是為了彌補艱苦的條件以及叛亂分子的慣常做法所帶來的潛在危險，招工廣告當中沒有提叛亂分子通常會先把翻譯當作攻擊目標。
大規模招聘情報承包商的做法可以追溯到2001年的9·11恐怖襲擊。基地組織的襲擊導致美國兩黨在國會一致支持獲得更多與更好的情報——相關聯邦預算也相應猛增。有大量證據顯示這方面的努力挫敗了一些恐怖襲擊陰謀。情報界在上世紀90年代一直在瘦身，在蘇聯解體後，情報對政界人士而言似乎沒有那麼重要了，相關預算遭到削減，中情局、國安局以及國防情報局大批人員退休。在2001年晚些時候，找到足夠多有經驗的人的唯一辦法就是通過承包商，而其中許多人都是政府在數十年前培訓過卻在後來裁掉的。「通過承包商人員，我們得以非常非常迅速地擴張，」時任美國國家情報主任辦公室人力資本副主任的羅納德·桑德斯(Ronald Sanders)在2008年與記者的一次電話會議中表示，「在我們忙著恢復情報界的軍方和民間人員時，他們可以迅速進來執行任務。」
博思艾倫等承包商被看作是權宜之計，以便讓政府有時間招聘並培訓僱員。退休的海軍少將邁克爾·布朗(Michael Brown)講述了2001年試圖發展海軍網絡戰項目的情況。他手下的人員沒有一個是網絡戰專家，因此他培訓海軍的語言學家們——通常是一些頭腦更聰明的水手——來接手這類工作。「海軍當時得以利用承包商來強化那些培訓人員，同時開發永久性項目。」布朗說。他目前在RSA安全公司(RSA Security)工作，這是一家位於馬薩諸塞州貝德福德的網絡安全公司，與政府有很多業務。
不過隨著政府情報人員數量增長，承包商的人員數量並未返回到9·11之前的水平。桑德斯在2008年的採訪中表示，在為各類不同的情報機構工作的承包商當中，僅有5%是為「過載」預備的。在今年3月份發佈的一份報告中，參議院情報委員會抱怨說，「情報界的一些機構在轉換或者清退一些承包商之後，一直在招聘其他的承包商，從而導致整體人員數量持續增加。」國家情報主任辦公室的公共事務辦公室對此並不認同，稱「核心承包商人員」自2007年以來已減少36%。
支持情報外包的人士表示，民間公司成為情報界永恆的一部分有很好的理由。並非每一項任務都需要一名全職的聯邦僱員來做。建設一個機密設施或新的數據庫是一個短期項目，沒有理由只為這個來招聘並培訓新的員工。從理論上來說，承包商的勞動力成本更低，因為政府無需在工作任務結束後繼續負擔人員工資，更不用操心他們的醫療保健或養老基金。對軍方而言，這通常是完成額外工作且不會違反人力上限規定的唯一辦法。而華盛頓功能紊亂的撥款機制使得這一情況雪上加霜，長期項目所需資金日益通過緊急補充性開支法案來撥款，由此引起的不確定性導致更難招到長久性的員工。
高級情報官員也透露，民間領域的承包商是技術革新方面的後備力量。當代的「Q博士實驗室」——詹姆斯·邦德故事中間諜產品的孵化器——就是硅谷，這裡的初創公司在開發可以識別海量原始數據形態與關聯的技術，還包括其他電腦科學方面的成就。在接受採訪時，博思艾倫副董事長麥康奈爾指出，該公司因招聘他這樣的前間諜而聞名，公司也從科技界大量招人。國家情報主任辦公室2008年的一份研究顯示，56%的情報承包商提供了政府情報人員並不具備的獨特技能。
「在擔任國家情報主任時，我絕對希望獲得民間領域的優勢、創意與行動力，」麥康奈爾說，「這是因為，如果跟不上技術發展的潮流，我就會落伍。全球最具革新能力、最有創意以及最佔優勢的國家是美國，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自由市場的效率。」總部位於加利福尼亞州帕羅奧圖的帕蘭提爾技術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等情報承包商甚至置身於商業科技樞紐，而不是設在從弗吉尼亞州雷斯頓延伸至馬里蘭州米德堡國安局總部的這80公里傳統情報機構區內。
即便如此，開支還是會失控制。據國家情報主任辦公室數據顯示，每年在一名承包商員工身上的投入通常為20.7萬美元，而同類政府僱員的開銷只有12.5萬美元，這裡面還包括了福利和養老基金。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國安局的開拓者(Trailblazer)項目。這原本是一項篩選並分析國安局每小時蒐集的海量電話和網絡信息的先進項目，開拓者項目最初預算為2.8億美元，需要26個月來開發完成。博思艾倫等五家公司參與了這一項目。「在開拓者項目中，國安局在利用業內最佳技術與經驗來推進他們的任務。」博思艾倫副總裁馬蒂·希爾(Marty Hill)在2002年的一份新聞稿中表示。當該項目在2006年被關停時，沒有達到任何目標，而且相關費用達到數十億美元。國安局檢察長的一份報告發現「承包商人員勞動力費用過高」，不過沒有點相關承包商的名。國安局多名聲討項目浪費的員工被開除，其中一位高管在與一名記者通氣後被依據《間諜法案》(Espionage Act)而起訴。(相關訴訟最終被撤銷。)
美國國土安全部大約在同一時期授予博思艾倫的一份電腦系統合同出現類似問題。三年當中，相關費用從最初的200萬美元暴增至1.24億美元，美國政府問責辦公室在後來的報告中表示，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咎於糟糕的規劃與監督。但是，即使在問題暴露之後，如《華盛頓郵報》所報，國土安全部依舊重續了合同，甚至還給了博思艾倫一些新合同，因為該部門斷定自己無法建設、甚至無法獨立運行這套系統。
批評人士表示，博思艾倫及其競爭對手能夠繼續獲得合同並持續增長，不是因為它們的技能不可替換，而是因為其中的人脈因素。隨便說出國安局或中情局或其他軍方情報機構的一名退休高官的名字，很可能他現在正在為承包商工作，而且在博思艾倫的可能性最大。隨便說出目前在政府部門任職的一名高級情報官員的名字，很可能他曾在博思艾倫工作過。麥康奈爾和博思艾倫的其他人忙不迭地指出，承包程序中有防護和監督機制，而且在9·11瘋狂的幾年之後已成熟。與此同時，該公司傾向於接納並慷慨支付高薪給那些退休的高級情報官員，意味著它看重他們人脈的價值，而且也讓他們在政府內部的繼任者把博思艾倫當作他們退休計劃的一部分。
承包商支付的豐厚薪水導致公共部門人員向民間領域流動。它們挖走了政府情報人員，導致政府各級人員短缺，並讓更多有經驗有知識的人進入民間領域，這使得承包商對政府而言更加重要。「現在你會選擇進入政府部門兩三年，獲得授權，然後轉入其中一家支付高薪的承包商。」美國科學家聯盟政府機密項目負責人史蒂文·阿芙特古德(Steven Aftergood)表示。斯諾登就是這麼做的。「你必須要有很強烈的愛國心才能抵禦金錢方面的誘惑。」阿芙特古德說。
獵頭戈爾登表示，結果就是，政府間諜機構的人員普遍發牢騷說「那些可惡的承包商們知道的比我們還多」。這可能是斯諾登洩密的一個因素——他的電腦技術可能使得他接觸到了他不該有權限看到的信息。不過斯諾登是個異數。他處理這些信息的方法——複製信息、發給媒體並公開承認自己是洩密者——既丟了飯碗，而且也可能會因此失去自由，迄今看來都是因為他的理想主義動機。更普遍的誘惑是利用相關知識，合法地或者在不知不覺間招攬更多生意。
在斯諾登洩密事件之後，國會在加大對博思艾倫等承包商以及它們在蒐集情報過程中所扮演角色的關注力度。兩黨議員表示，斯諾登輕而易舉就能獲得並洩露機密信息，說明需要加大對承包商活動的監督。「我感到震驚的是，一個沒有拿到高中畢業證書、在軍中沒有圓滿服役而且只有29歲的人居然有權查看我們政府的一些高度機密的信息，」緬因州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蘇姍·柯林斯(Susan Collins)於6月11日在國會山向記者們表示，「這讓我感到吃驚，這說明監督程序確實有問題。相關規定沒有得到良好執行，或者需要制定更加嚴格的規定。」
不過，要調整規定說來容易做起來難。「從最高層而言，不管是白宮還是國防部，承包商總是無處不在，」戈爾登說，「實權人物會轉身過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計劃，我們怎麼實現它呢?』這時承包商會跳出來說，『我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