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許多人一樣，在讀大學前，我的整個閱讀是非常枯燥的，以教科書為主。而我是1986年進的大學，那個時候正是中國出版很活躍的一段時期。詩歌是年輕人的最愛，我記得謝冕編過一套《朦朧詩選》，當時非常喜歡。那時候大學裡最流行讀的書就是存在主義，於是讀了最多存在主義的作品，如尼采、薩特，我們這一代人受他們的影響太大了。周國平寫的《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讓我印象深刻，他後來會「轉型」成一位心靈雞湯型的導師，讓我非常吃驚。
我在上海讀書，而女朋友在杭州，大學4年沒有條件見面談戀愛，所以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復旦大學的圖書館裡度過的。我是學新聞的，課程比其他系的同學都要輕鬆，所以就在圖書館讀書，一排一排地讀，從一樓一直讀到了閣樓。復旦圖書館的閣樓是向研究生和博士生開放的，本科三年級的時候我就到閣樓上去讀書了。那時候的閱讀是一種集體閱讀，集中在哲學、歷史和文學方面。
新聞專業的書我印象沒有多少，但我看張季鸞的所有作品，就是他當年辦《大公報》寫的評論，印象很深。因為從這些作品裡你看到的是一種這個職業的氣節，以及敏銳性。新聞是很容易做得平庸的一種職業，特別是你做的時間越長，抱怨和不平衡就會越大。但是我當了十多年記者，一直沒有這樣的感覺，就是因為在大學裡我讀過這樣的作品，我知道一個好記者應該怎樣讓自己留下來。
對我影響大的經濟學讀物有兩本，第一本經濟學著作就是薩繆爾森的《經濟學》，而我也是憑藉這本書進入新華社工作的。因為當時要考取新華分社，但新華社一般招人都會從實習生裡選拔，而我沒有在那裡實習過，所以他們考我就是用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從此，我開始了13年的商業記者生涯。另外一本是曼昆的《經濟學原理》，曼昆的思想和他的創作技巧讓我很著迷。我讀過很多財經類圖書，但是如果從30年的角度來講，這些書對我的影響還不如一本《三國演義》大。
我後來成了一個專業從事企業案例和經濟史寫作的財經作家，在這個領域中，有兩位頂級高手，美國的理查德·泰德羅和英國的尼爾·弗格森，他們都出生於1960年代，年強力壯。泰德羅的《影響歷史的商業七巨頭》，讓我見識到當世歐美學者的財經寫作高度。尼爾·弗格森的創作更勤勉，他在建構一個雄大題材時的自信、從容及充滿了偏見的武斷，在當代非虛構類作家中很是少見。
至於華人經濟學家，最喜歡的是張五常的作品。當初讀到他的《賣橘者言》時，感覺以這樣的手法來寫一本經濟學書實在很有趣。後來我寫《激盪三十年》，便懇請張五常為我題寫書名，他在西湖邊的一個茶樓裡，鋪紙研墨，一口氣連寫了十多遍，那個認真勁令人難以忘懷，我向他請教做學問的辦法，他說，「問題有重要與不重要之分，做學問要找重要的入手，選上不重要的問題下功夫，很容易轉眼間斷送學術生涯。」這段話，值得抄在這裡送給所有的年輕朋友們。
我現在每年買200本書，也就是每年在家裡添一個雙門書櫃，書籍讓我的居室和生活擁擠不堪。望著這些新舊不一的「朋友」，我終於發現，我們並沒有生活在單調的年代。也許沒有一個年代的人、也沒有一個國家的人，為了求得寸及的進步—我們願意接受所有的文明形態，這是一個轉型年代的特徵，我們在思想上左衝右突，其慌亂和驚心宛若物質生活中的所有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