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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離開投行這麼難? 張化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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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投行界,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很多人長年累月地說,真想早點退休,或者換個輕鬆點的工作。雖然另外的人不在嘴上念叨這件事,不過,他們也經常幻想退休。但是,要做到這一點,要真正退休,可不容易。而且很多人退休了,或者轉行了,又再回頭。

1994年,我從澳大利亞來香港投行工作時,有兩個來往較多的香港同事。一個是中國研究部主管,一個是股票銷售部主管。前者跟我同齡,當時31歲。後者32歲。雖然我很「高齡」才進入投行,但是他們倆從大學本科畢業(22∼23歲)就一直在投行干。這10年下來,他們已經是老油條了,也有了不少的積蓄。當我對投行還一無所知,浮想聯翩的時候,經常聽到他們的嘮叨,要退休,要轉行。可是,前者在10年後才終於去了一家汽車公司當董事,後者則在10多年後才創辦了一家對沖基金。要是講壓力,對沖基金的壓力比投行更大了。

為什麼投行的人們想離開投行這麼難呢?

巨大的報酬差距是主要原因。比如,一個在香港投行工作了10年的人,可能年薪已經達到300萬∼800萬港元,而他的大學同學如果進了一家商業銀行,年薪可能只有50萬∼70萬港元。如果進了其他工商企業,年薪可能更低。這還不算醫療保險、會所、出差時的飛機艙位和酒店等待遇、頭銜、社會上的虛名、在豪華的中環辦公室辦公,等等。不要說這都是虛的,人是社會動物,實在的東西和虛的東西都要。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投行員工雖然抱怨壓力大,但是如果突然讓他們放慢節奏,做政府的工作或者普通工商企業的工作,他們多少有些不習慣,也許沒有足夠的刺激,沒有「翻云覆雨」的滿足感,沒有做成事的成就感。

我的薪酬太高

我在香港住了18年,其中15年在投資銀行工作,這其中11年在瑞士銀行。2006年,我離開瑞士銀行分析師的職位,到深圳市政府下屬的上市公司深圳控股(0604.HK)當首席運營官。2008年,我應召回到瑞士銀行做投行業務。可是3年不到,我又離開了。這次是到廣州做小額貸款。如果說,去深圳控股時,我受到了股票期權(stockoptions) 和企業管理的誘惑,那麼,到廣州做小額貸款可完全把賺錢的念頭暫時放到了一邊。

1.02  投資的信仰危機

吉姆·沃克(Jim Walker),人稱 Dr. Jim是我在里昂證券的頂頭上司。他是亞洲首席經濟學家,我負責大中華的宏觀經濟學研究。他多年被基金經理們評選為最佳經濟師。我也很欣賞他的勤勉和水平。10多年來,跟競爭者一樣,他堅持每個季度寫一本亞洲地區的宏觀經濟報告。其中對每個國家每個月的匯率和消費者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以下簡稱CPI)也要做出預測。我對這種預測毫無興趣,也確實不知道怎麼做預測。不過,所有投行都做這樣一件自欺欺人的事,並且堂而皇之地出版和推介。我真的不明白買方的投資者們為什麼願意花時間聽這種預測。

今天回頭看,我當時的那種看法也許對,也許錯。誰知道呢?不過,我鐵了心要轉行做股票研究。

捅馬蜂窩被辭職

1998年底,我在匯豐銀行做中國研究部主管才半年,突然被開除了(其實,準確地說是被辭職)。在那前面的幾年,我一直有一個理論,並且寫過很多報告。我認為,中國當時的外匯儲備已經太多(不是太少),人民幣被低估,而不是高估。我認為當時的亞洲金融危機對人民幣沒有什麼影響。1998年,中國財政部宣佈發行20億美元的揚基債券(Yankee Bonds)。我認為當時的官方藉口完全沒有道理。他們說,中國需要一個利率曲線,以便日後中國政府和企業到國外市場發行債券時作為基礎利率的參照系。其實,當時的真實原因是,外國投行不斷遊說中國財政部發債(畢竟外國投行需要佣金收入)。有人說,我們的財政部官員也想乘機出國旅行(美其名曰「路演」)。是否就這麼簡單?我不得而知。

預測股價如擲硬幣

這次回到瑞士銀行,我老老實實工作了7年。從完全不懂股票,到稍微有點明白。雖然我5次被《機構投資者》雜誌評為中國分析師第一名,但是,我知道我實際上知之甚少。我獲獎靠的是嗓門大,而不是專業知識。很快,更大的問題又來了。我開始發現,我根本不能為客戶增值。雖然我對個股、行業和股市的評論(報告)很多,但是,我明顯感到,基金客戶對分析師應接不暇。投行界有個說法,基金客戶至多只看了他們收到的分析師的研究報告的10%。在很多情況下,他們接待來訪的分析師只是出於應付,或者禮貌,或者維護良好關係。我假想,如果我兩個月或者三個月不寫研究報告,不拜訪基金,不打電話,會不會有客戶覺得缺少了什麼?當然不會。我覺得,這份工作不能做了。

摘自《避開股市的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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