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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士怎麼才能斷腕? 把刀交給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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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十八大到2013年兩會,改革重新回到熱議的話題中心,整個社會現在都在期待政府的行動。

2013年3月31日,由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與財新傳媒主辦的第二屆嶺南論壇在廣州召開。為期一天的論壇上,改革、中國夢、增長質量成為最熱門的關鍵詞。

GDP與中國夢

「GDP是重要的,沒有GDP就沒有財富。但是我們獲得GDP的代價有多大,GDP分配得公平不公平,這是一個問題。如果說GDP不重要就是歷史虛無主義;如果不考慮獲得GDP的代價,那麼實際上是不為子孫考慮。」

「我主要講三個觀點:一是實現『中國夢』,不發展經濟不行;二是發展經濟,不可持續不行;三是環境保護是推動綠色發展的強大動力。」說話的是環境保護部總工程師萬本太,聲音洪亮,鏗鏘有力。

他的演講基本上由一串串觸目驚心的數字組成,但現場觀眾似乎並不滿意,會場兩邊的「微博牆」上,有人抱怨道:「萬總,能不能說點實在的,到底怎麼保護環境啊?」

環保,美麗中國,中國夢,這幾個詞被嘉賓們一再提起,組合使用。輪到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發言時,他將槍口指向了「萬惡的GDP」:「我們的『中國夢』是什麼?大家都比較看重GDP,我覺得中國夢不是GDP的夢。」

與他同在台上的,共有7位嘉賓,其中一位是官員——深圳市副市長唐傑。提問環節,觀眾給他出了個難題:「你是體制中人,能不能點評下鄭教授的發言?」

問題還沒說完,現場便掌聲雷動。

「不要說唐傑副市長,要說唐傑教授,我就回答。」唐傑笑道。頓了幾秒,他舉起話筒,「GDP是重要的,沒有GDP就沒有財富。但是我們獲得GDP的代價有多大,GDP分配得公平不公平,這是一個問題。如果說GDP不重要就是歷史虛無主義;如果不考慮GDP獲得的代價,那麼實際上是不為子孫考慮」。

「我是廣東省算GDP的,」在另一場對話中,廣東省統計局局長幸曉維滿臉堆笑,第一句話便開門見山:「我知道大家對GDP有一些看法,但是借國家統計局馬局長的話,有GDP不一定幸福,但是沒有GDP一定不幸福。」

有趣的是,他的發言主要談及江蘇的GDP為何超過廣東。江蘇的平均稅率比較低,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我們跟地稅局搞過調查,他們不承認收稅比較多,但是跟江蘇的平均稅率相比,我們是高的。」

他分析的另外兩個原因則是:第一產業佈局得早,石化工業結構不一樣;固定資產投資廣東滯後,2005年低了2%,近幾年低了4.7%,「現在的投資跟江蘇的差距是多少?他們是3.2萬億元,我們是1.9萬億元」。

關於GDP的對話實際上延續了整整一天,一些人在爭論GDP與幸福感,另一些對話則圍繞著如何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

唐傑講述了深圳的挑戰。

30年前,深圳的經濟總量是香港的1/30,2012年結束後,深圳的經濟總量按美元結算是香港的97.6%。這30年裡,深圳的平均增長速度是28%。

到現在,深圳的經濟總量超過了2000億美元,人均GDP接近2萬美元,已經進入了標準的高收入。

「我們要把高速增長逐漸下降,下降到一個什麼地方合適?深圳未來的模式應該是怎麼走?」唐傑說這是進入高收入時代後,深圳面臨的重要問題。2013年深圳的政府工作報告是他進政府以來起草的第10個政府工作報告,但耗時最久,改動最多次,「大概改了45次」。這個報告最終的主題是「有質量的增長和可持續的全面發展」。

不僅是深圳,整個中國都面臨著質量與增長之間的挑戰。

「質量、增長,這兩個詞,可以有四種組合方式,有質量的增長是大家最希望看到的;還有一種是有質量沒有增長;還有就是有增長沒有質量;」這場對話的主持人,財新傳媒主編王爍說,「最差的就是既沒有增長,也沒有質量。」

政府與市場的關係

「政府要發揮重要的作用,就是法律法規。」

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是貫穿這一天的另一個話題。

「市場上很多的埋怨是『前世造孽,所以今天干企業』。政府天天講改革兩難,進難退難,改革深水區。」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前主席劉明康如此描述了現在的情狀。

他講了一個船的故事。

在過去十年中,日本的造船業從打得一塌糊塗,到重塑了自己的現代造船業,而且影響著全球造船標準。

日本原來有六十多家工廠,現在只有幾家。歷經幾次削減產能,產能只剩下原來的30%,但是賣出去的船反而價格更高。在此期間,日本國內的產業體系進行重組,主要做了兩件事情:一是做環保型的船舶;二是從造船到鑽井和海洋石油開發向附加值更高的地方延伸。

「日本巧妙地運用了政府有限的支持,和行業協會的重大力量的影響,居然今天可以操控全球各類船的標準。」劉明康感慨說。而在中國,造船在十年裡增長了2000%。全世界現在過剩的產能達到七八千萬噸,都在這裡。

「政府要發揮重要的作用,就是法律法規。」劉明康特別強調,這些標準與規定等都要與時俱進,「不能生活在昨天,要適應今天發展的情況」。

在他看來,政府必須在變化的世界中,建立和培育有力的夥伴關係。而如何才能培育起強大的產業與企業?他舉了稅收的例子:韓國名義稅收是27.5%,但因為投資可以抵扣,LG每年只交19.2%,三星是15.7%。台灣跟我們一樣的稅率是25%,但是華碩只交了12%,台積電只交了13%,奇美也沒有超過10%的稅。新加坡名義上只有18%,但是新加坡通訊公司只交11.5%。「我們交稅十幾種,交費五十多種。」

如何處理眼下產能過剩的問題,則成為討論的焦點所在。因為無論是造船,還是鋼鐵、玻璃、電力……在許多產業中,這都是個嚴峻的問題,並且造成了價格戰、環境污染等沒有底線的競爭。

環境保護部總工程師萬本太的「藥方」是環境評價政策:「通過環境評價的政策進行限制,必要的話還要採取區域限制的手段。」

「化解矛盾的當務之急是嚴格市場的准入。」工信部部長苗圩說。但他強調,從長遠來看,要盡快改變依靠行政審批的管理方式,轉向更多的依靠落實和強化規範政策標準等措施,從源頭上遏制企業進入產能過剩的階段。「我們應該增強用市場機制來調節,減少政府干預。」

不過,中歐商學院許小年教授卻開炮說,「當時我要是在的話,就會說,苗部長,先用行政干預手段製造過剩的產能,製造一個亂攤子,然後就用市場機制解決過剩的產能?」

「政府干預必須非常謹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則說。

在他看來,許多長時間支持高增長的領域和產業,如住房、基礎設施、鋼鐵、建材等產品,已經或在近幾年都會達到歷史需求峰值,產業調整將是必須面對的問題。但他的建議是要有進有退——「進」應主要靠企業和市場的選擇,政府應當把注意力放在「退」上,創建和完善企業退出機制。

頂層設計VS摸石頭

「現在的問題是頂層通過怎樣的設計,減少對頂層改革的阻礙。」

關於中國改革的「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則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財新傳媒總編輯胡舒立提及,吳敬璉等中國經濟界著名人士曾經透露,全套改革方案將在2013年秋天召開的三中全會上成型。不過,她目前還沒聽到有關頂層設計的進展。

她注意到的一個積極動向是,國辦最近發的22號文,亦即《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任務分工的通知,裡面有不少改革的具體佈置,有步驟,有分工,也有時間表,稱得上是「相當積極的舉措」。但是,這個舉措激起的反響卻並不大,她認為那說明大家都在等待一場重大的真正的改革。

在她看來,改革的策略安排,需要摸石頭過河與頂層設計的結合,而且在中央政府層面,需要長短打的配合。也就是說,對重大改革需要總體設計規劃,形成「最小一攬子方案」;一些已經確定方向、建立共識的基本改革,需要鼓勵基層創新;而對那些明顯不符合市場經濟取向的政策措施,可從現在著手「清零」。

不過,現場的經濟學家們卻並不是全都贊同。

「頂層設計,我本人就從來不相信。」許小年就在隨後的互動環節中直言不諱地說,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從來就沒有頂層設計。「農業改革是頂層設計嗎?不是的,是小崗村幹出來的;城鎮改革開放是頂層設計嗎?不是的,是想賺錢和想發財的民營企業家啟動的。」

許回憶說,他也曾做所謂的頂層設計工作。1981年,研究生剛畢業的他來到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工作,這個機構專門負責對國家重大的項目進行論證。在這裡,許參與了三峽工程、山西煤炭能源基地建設的論證等。那時候,這個中心還有一個項目組,任務是預測「2000年的中國」,為中央決策做參考。

這群青年意氣風發,對未來做了很多設想。然而,2001年,當他們再聚首,回頭看當年的預測時,發現基本上是「十萬八千里的離譜」。「唯一一個做得比較準的,就是中國的人口」,許小年調侃道。

會場上笑聲一片。

「預測是無法測準的,人類的歷史發展有很大的偶然性,加上人的認知能力有很大的侷限性,任何聰明的大腦或者是聰明的人,都不可能對未來進行準確的預測,在此基礎上進行頂層設計。」許正色道。在他看來,鄧小平沒有做頂層設計,而是將民間智慧集中起來,正是其偉大之處。他說,「小平同志講的都允許試,不要設置障礙,這就是頂層可以做的最好的事情。」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也持類似觀點。他說,這麼多年,自己一直在呼籲頂層設計,但現在感覺越來越渺茫。誰是頂層?頂層是否有權力?

在他看來,中國進行的改革就是體制改革,而每一個體制背後都是龐大的利益集團。很多改革一到上層,就遭遇官僚利益集團抵制。

鄭永年說,「沒有頂層設計,改革就無法進行。現在的問題是頂層通過怎樣的設計,減少對頂層改革的阻礙。」

「將刀交給別人」

「這個刀就是13億中國人。把關權力的籠子交給13億人,不僅僅使得改革有公信力,而且是改革成功的唯一希望。」

有觀眾提問,政府說要有壯士斷腕的勇氣,動力何在,路徑何在?許小年很乾脆地回答:壯士斷腕是不可能的,「不信,自己做一個試驗,右手拿刀砍自己」,他在台上比劃著,「不要說斷腕,砍一個指頭都不行」。

「王安石失敗了,張居正失敗了,光緒皇帝失敗了,他們斷腕的決心大不大?」會場突然一片安靜。「鄧小平的成功在於什麼地方?在於他突破了現有的格局,依靠民眾來推進改革,依靠小崗村的農民,依靠年廣久這樣的民營企業家推動中國的改革。」

「怎麼才可以斷腕,必須將刀交給別人!」許小年在空中畫了一個圈,「這個刀就是13億中國人。把關權力的籠子交給13億人,不僅僅使得改革有公信力,而且是改革成功的唯一希望。」

在許小年看來,這個「刀」是泛指社會公民對政府的監督和制衡,比如說要讓大家知道政府在做什麼,也要讓市場經濟得到司法體系的有力支撐。

而在鄭永年看來,在中國當前的體制下,創新比改革來得更加重要。

他舉例說,在國有銀行體制改革中,如果讓大型的銀行貸款給中小企業,失敗的機會多於成功的機會,因為沒有動機。但如果允許民間的金融機構產生,它們自然會給中小企業貸款。

「改革是很難的,」他認為創新才是最大的紅利,「在既得利益之外培養新的利益,這樣做是很容易的。這將對既得利益構成巨大的壓力。」

壯士 怎麼 才能 斷腕 把刀 交給 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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