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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問我，記者這份工作能學到什麼？我可以列出一百個，這真是一份太棒的工作。但有一個致命的缺點：咄咄逼人。 記者總能夠在第一時間看到事情真相，能與總統平起平坐議論國事，能對國內外大企業執行長品頭論足儼然專家。手上有一枝如大刀之筆，所以，很容易合理化自己是正義的化身。然而，真要動手做事，未必知其難。出一張嘴，批評起來引經據典，頭頭是道、振振有詞，受訪者再怎麼不舒服，也會客氣三分，禮遇三分。久而久之，容易養成記者的自以為是。說難聽一點，這叫作大頭病。記者如此，立法委員的工作也容易如此。 這是最近從「教育部長被學生罵臭頭╱立委讓學生質詢部長」事件有感。原來有大頭病的人還不只記者，立委從來都是如此，現在部分學生也有樣學樣。「偽善」、「你沒有資格當教育部長」的話竟出自我們教育體系養成的孩子。一定要潑婦罵街式才能展現勇氣，才叫作民主嗎？一時不察者，還會以為紅衛兵復活了。究竟是學校教育，還是立法院式的教育，導致的果？ 台灣人不該是這樣的。台灣的第一項驕傲在於：這是能說理的社會。台灣的第二項驕傲是：有禮的人民。一個「有理有禮」的台灣，是我們共同的驕傲與素質。您可能不知道，已有具海外身分的大陸知識分子移居台北。我的大陸朋友兩年前移居台北，他在上海經商，但舉家搬到台北，妻子陪同孩子在台北讀書。因為台灣自由，台灣人有禮。多少人搶著移居上海，上海充滿機會，他為何逆勢而行？他想得更深層，他希望孩子能在一個有文化、有禮教的環境長大，這是他想給孩子的禮物。這表達一種想法：上海是做生意的地方，台北是居住的地方。不只他，很多大陸人都看到台灣民間社會的有理與有禮。 台灣人的「有理有禮」是積累多年的底蘊，而今，能從私領域擴大到公共議題的討論態度嗎？這次風波後，輿論有諸多討論與反省，學生也公開道歉。慶幸的是，多數人都支持該以尊重他人的方式進行溝通，因為這亦是做人處世的基本。借用清大校長陳力俊的話，希望未來我們都能「理直氣和」的與不同意見的人溝通。我很珍惜生活在一個能論理的國家，也盼望這是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本專欄每兩週刊登一次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