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凌塵發現了突破口，即歐盟對中國鞋企發起的反傾銷調查中存在程序錯誤。耗時六年多，奧康作為這樁訴歐盟委員會官司唯一的堅持者，最後勝訴。
「有點意外的是，我們以為這案子會顧及歐盟形象不了了之，沒想到還是給了個說法。」王振滔說。
2012年11月18日，星期天下午，王振滔正在省裡開會學習十八大精神，接到電話說官司打贏了。
王是溫州市政協副主席、浙江奧康鞋業集團董事長。奧康與歐盟委員會（以下簡稱歐委會）之間的反傾銷官司至今整整打了六年半，現在二審判決下來，奧康勝訴——這是中國企業在此類案件中罕見的勝訴。
「聽了之後心裡沒什麼大波動，很平靜。」11月21日，王振滔在奧康總部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伴隨著這場官司，47歲的王振滔笑言自己從青年人變成了中年人，而幫助他打贏這場官司的中倫律師事務所合夥人蒲凌塵律師，則嚇了王一跳——「你的頭髮白成這樣了。」11月22日，兩人在央視一檔節目錄製現場相見時，王對蒲說。蒲只拍了拍王的肩膀。
得知判決結果後，王曾發短信向蒲致謝，蒲回了七個字，「振滔兄，為你高興！」
6年前，歐盟宣佈針對中國鞋企徵收高額反傾銷稅，中國鞋企高調聯合起訴歐盟，是當時的一大新聞。但屢屢失敗之後，同行者逐漸偃旗息鼓，只剩下奧康一家上訴至歐盟高級法院。如今這場馬拉松訴訟的勝利給奧康帶來的直接經濟收益，僅是約500萬元的訴訟費，以及還需爭取的部分退稅。對於市值逾70億元、年盈利超過4億元的奧康來說，經濟價值很有限。
「今天打贏官司，象徵意義更大，」王振滔說，「它讓中國企業以後碰到類似情況時知道，雞蛋是可以和石頭碰碰的。」
「寧願被打死，不要被嚇死」
「怎麼賣賣鞋子也不讓？」2006年，當奧康進出口部員工李海軍把徵收反傾銷稅的消息告知王振滔時，王愣了。他還以為，「反傾銷稅」這麼「高端」的名詞離鞋子這麼普通的商品很遙遠。
2005年5月，應歐洲鞋業聯合會（CEC）的投訴，歐委會啟動了對原產中國和越南的進口皮鞋的反傾銷調查。調查結果出來後，2006年，歐委會通過法規對原產中國和越南的進口皮鞋徵收為期2年的16.5%反傾銷稅。
歐洲製鞋業有貿易保護主義的傳統，被稱為「敏感性的工業產業」。中國入世談判中，歐盟將鞋列入中國入世後繼續實行3年配額制的四種產品之一。2005年1月1日起，3年期滿，歐盟取消配額，成本高昂的歐洲皮鞋市場由此城門洞開——王振滔回憶，當時奧康為多家歐洲著名鞋企代工，歐洲市場出口量一度佔其出口總量的70%、總銷售額的20%以上。
但大量小規模的歐洲製鞋企業力主將中國鞋子擋在門外，他們對手工製鞋的眷戀令人印象深刻。蒲凌塵回憶，他去意大利的鞋廠車間參觀時，曾碰到一個滿手滿身是膠水、油漆的老頭走過來握手，那就是這家鞋廠的老闆。
而歐洲人對中國和中國製鞋企業的認識，也還停留在多年之前。
就在反傾銷稅出台三個月後，王振滔應CEC主席卡爾沃的邀請，出席在西班牙舉行的當地鞋業論壇。就在這次論壇上，王振滔理解了歐洲對華貿易保護主義的一個重要背景：他看到CEC一位人士展示滿是毛澤東畫像的「文革」紀錄片鏡頭，以證明中國是落後的非市場經濟國家。
「他們對中國認識很淺，不知道中國已經發生了巨變。製鞋業是中國市場化程度最高的行業之一。」王振滔說。
很快，中國鞋企的老闆們便明白了這種認識的後果，以及歐盟這一紙判決的份量。
顯然，幾乎沒有哪家中國鞋企的出口利潤率會高達16.5%，王振滔估計當時的行業平均利潤率在7%左右。這之後，奧康北歐的兩家合作夥伴終止了合作，其他合作夥伴也縮減進口量。
當時歐盟的反傾銷稅涉及中國鞋企1200多家，200多萬就業人口，直接導致了東南沿海一批出口導向鞋企的關門。歐委會的數據顯示，反傾銷之後，歐盟當年從中國進口的鞋子下降了15%，從20.8億雙降到17.8億雙。
在中國皮革協會的協調下，154家中國鞋企積極抗辯和應訴，但隨後被歐委會駁回。2006年10月，奧康、溫州泰馬、廣東南海金履和廣東萬邦等5家企業決定聘請蒲凌塵作為中方代理律師，攜其歐洲律師團隊向歐盟普通法院提起訴訟，狀告歐委會徵收反傾銷稅的規定違法。
據奧康內部人士介紹，蒲凌塵由商務部向奧康等企業推薦，當時因為打贏溫州打火機等反傾銷官司而聲名鵲起。
王振滔回憶與蒲凌塵見面後感覺此人「很實誠，不誇誇其談」——蒲凌塵當時向王坦言，此官司打起來耗時會很長，沒有把握一定能贏，而且代價不菲。但作為皮革協會理事長的王振滔決定，「打不贏也要打，寧願被打死不要被嚇死，全當交學費學習國際遊戲規則」，於是「拉攏」其他幾家企業一起，開始了漫長的訴訟。
尋找突破口
蒲凌塵是早年畢業於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的法學碩士，自1989年起先後在歐洲幾大律所任合夥人，曾代理中國企業應訴歐盟反傾銷調查案件六十多起，知名的案件有溫州打火機案、黃磷案等。
熟知歐盟《反傾銷法》的蒲凌塵，精於尋找反傾銷案件突破口。在溫州打火機一案中，他抓住「一次性打火機」與出口地打火機產品是差異性產品，不會產生行業損害為由，推翻了對方的傾銷指控。而在皮鞋傾銷案中，蒲凌塵也發現了類似的突破口，即歐盟對中國鞋企發起的反傾銷調查中存在程序錯誤。
由於歐盟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中國企業在反傾銷調查中不享受市場經濟待遇（MET），這使得中國企業的產品成本和內銷價格不能用來比較計算「傾銷幅度」（是否構成傾銷的標準）。因此，歐盟會取第三方參照國價格作為被調查商品的「正常價值」來計算傾銷幅度。這在技術上對中國企業極為不利。
此類反傾銷調查中，中國企業會應要求向歐盟提出單獨審核其MET，即單獨市場經濟待遇（IT）的申請，而歐盟也有義務對申請做出回應。
但在此案中，儘管奧康等企業於2005年7月25日向歐盟提交了MET核准申請，歐委會卻未予回應。2006年1月13日，他們的代理律師進一步敦促歐委會對申請做出回應，四天後歐委會聲明說，由於調查正在進行中，無法發表評論。
「立案時，歐委會要求企業提供MET的證明，但又對遞交了資料的140多家非抽樣企業沒有任何說法，打個比方，這就好比上訪者遞交了材料，卻被置之不理一樣。」蒲凌塵說。
因此，奧康等企業認為上述反傾銷調查程序存在瑕疵並起訴至歐盟普通法院。不過，歐委會認為，這並不違背《反傾銷法》，根據該法第17條，抽樣方法也適用於申請MET的企業。在此案中，它無法一一回應大量企業的MET申請，「那將給調查增加不必要的負擔且導致無法按時完成調查，也會導致反傾銷調查的數據不具備代表性從而無效」。
2010年3月，普通法院支持了歐委會的主張，駁回奧康等5家鞋企的訴訟請求。
「最有意思的案子」
一審敗訴後，其他企業紛紛「撤」了，而奧康高管層也對要不要繼續上訴分歧嚴重，反對者認為要繼續打這個沒希望贏的官司是「白白燒錢」。
關鍵時刻蒲凌塵給了王振滔堅持的勇氣。王振滔回憶，當時蒲律師和其歐洲團隊中的英國律師飛到溫州，與他深談一夜。蒲告訴他，自己仔細研究了一審判決書，認定普通法院「沒有真正理解我們的意思」，上訴有機會贏。同時表示，若敗訴，不收代理費，奧康只需支付訴訟費和團隊中外國律師的代理費。
「這個案子是我個人從業多年碰到的最有意思、運用法律條款和技巧最多的一個案例。」蒲凌塵事後說。
蒲的誠意，使17歲就創業，當過木匠、推銷員，節儉到每天的生活成本不到20元的王振滔當即講了三個字：接著打！
2010年5月，奧康繼續「單槍匹馬」上訴至歐盟高等法院。
二審中，奧康的辯護律師繼續闡述此案最關鍵的突破點——歐盟在此前對中國企業的抽樣缺乏代表性，且在未對中方企業認真審核的情況下，用統一反傾銷稅率來取代分別稅率。
2005年5月歐委會發起反傾銷調查後，共有154家中國鞋企應訴，由於被調查企業眾多，歐委會依法採用抽樣調查的方法來確定傾銷幅度。根據事後法院的判決書，歐委會最後選擇了其中的13家企業作抽樣調查（奧康未在其中）。
抽樣調查的涵義是，歐委會對這13家企業的調查結果適用於其他被調查企業，反傾銷稅的計算依據為抽樣企業的傾銷幅度的加權平均值。後來，這13家抽樣企業未被給予MET，歐委會選擇了第三方參照國巴西的三家企業的數據作為「正常價值」。
奧康在上訴書中稱，普通法院錯誤地混淆了歐盟《反傾銷法》中的「單獨傾銷幅度」，與未被抽樣的市場經濟待遇（MET/IT）企業的傾銷幅度這兩個概念，並以抽樣組企業的數據作為該傾銷幅度的計算依據。而「單獨傾銷幅度」的計算過程與評估MET是完全不同的，採樣技術清楚地顯示了這些差異。
這一次，高等法院支持了奧康的主張。其主要依據有兩點，一是根據歐盟《反傾銷法》第2條（7）（b）條規定，在反傾銷調查中，如果商品是從中國進口，「正常價值」的確定要根據被調查企業的實質性主張，按照市場經濟條件下同類產品的生產和銷售來設置調查的標準和程序。在這方面，歐委會有義務評估出口商提交的證據是否足以使其享有MET，並且有義務去複查上述評估。
高等法院認為，反傾銷法第2（7）條只是一條關於「正常價值」如何確定的法律，而反傾銷法第17條是一條關於使用抽樣方法確定傾銷幅度的法律，兩條法律在內容和目的上均不同。此案中，顯然歐委會沒有回覆來自個別企業的單獨MET申請，而是直接根據相關法條採用了抽樣方法。
另一根據，來自歐盟普通法院對一個同類案件作出的不同判決。2012年2月2日，在香港Brosmann鞋業等與歐盟的一樁訴訟案中，普通法院在其判決書中寫道：根據相關法條，歐委會有義務對一位貿易商的MET申請進行審核。「該義務與傾銷幅度以何種方法進行計算無關」，且必須在調查啟動的3個月內執行。
基於上述理由，2012年11月15日，高等法院判決普通法院2010年3月的一審判決是錯誤的，須駁回；取消相關反傾銷法規；令歐委會承擔雙方的訴訟費用。
「有點意外的是，我們以為這案子會顧及歐盟形象不了了之，沒想到還是給了個說法。」王振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