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來有這個討論中國資本的江浙財團的想法，是出於當時討論香港資本的前世今生，其實就是江浙財團的轉型。
然後有一天，一個資本頗為雄厚的朋友，和我聊天，詢問中國歷史上資本的命運，並問我，如何看待目前中國資本的政治待遇。
我的回答，現在中國的資本所享受的待遇，應該是歷史上最好的時候，對這個結論，也許很多人不信。
而這一陣子，看到《環球時報》的胡同學，和人家打嘴仗，關於國粉們眼中的「黃金十年」（就是1927年－1937年）的故事，覺得也許可以和大家討論一下這個時候的江浙財團的命運，從而對今天的江浙財團的情景，可以有一個比較清晰的瞭解。
首先說一下，偽命題「黃金十年」，其實出於現在的人們對那個時候的歷史缺乏基本的瞭解，而被所謂「有良心的」歷史小說學家，搞出來的騙局而已。
黃金十年，更準確地說，應該叫做黃金榮十年，才比較確切，呵呵。
言歸正傳，我就開始先討論一下中國近代資本的起源。
在清朝的時候，其實中國是有傳統的資本。如果叫他們民間資本，也不是完全正確，如果叫官府資本，也不完全妥當。
在明朝的時候，為了邊疆的安穩，朝廷曾經以私鹽的專賣權為條件，引導民間資本向邊疆提供糧食等各種補給。
在這之後，慢慢興起的山西的票號和江南的錢莊，不光參與遠途海外貿易，也參與朝廷的各種融資活動，其實某種程度上，是紅頂資本，在某種程度上，有官府的部分參與和認可。
這種半官方半民間資本，其實也包括在廣州官批的外貿十三行。
在清康熙二十三年，就是1684年，出於外國要求經商的呼聲，康熙皇帝批准了在粵、閩、浙和江四個口岸城市，就是廣州、廈門、寧波和松江（上海前身）經商。
當時各種貨物，從海外和國內到這裡比較多，但是商貿企業比較少，到了1686年，廣州才開始有了外商經營。
其實廣州的外商，嚴格來講，在唐朝的時候，就有來自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的商人，慢慢在番禺（就是老外的居住地的意思）定居。
這個基本上和陸地來的外商，定居長安是同樣的道理。
當然這些定居的老外們，最後就同化成漢族的一分子，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後來在唐代的黃巢之亂，以及從遼、金到蒙古的南下，引發了不少南方的長於海上貿易的漢族和其他各族，遠避於東南亞，慢慢就形成東南亞有權勢的政治和經濟領袖人物。
那麼在明朝建立之後，出於漢族復國的喜悅，這些在東南亞的權勢人物，就派人回來和明朝朝廷聯繫，希望以海外華裔的身份，來向皇帝進貢各種海外奇珍異寶。
其實就是如果你發了一個10只大船的船隊，一艘船是用來進貢皇帝、打點皇帝他媽、他老婆們和他妹的，其他就是用來在其他地方做貿易的。
當然做貿易的利潤，各地有力官員都可以均霑一些，然後把東南亞的好東西進口之後，再把中華的好東西買走。
這些中華的東西，然後就在東南亞轉手給來自西方的葡萄牙、荷蘭、西班牙等等商業船隊。
那時候的商業船隊，是亦商亦盜，就是自己有武裝，可以貿易就貿易，不可以貿易就海盜你。
這些人，包括來自西班牙、葡萄牙、荷蘭和英國這些後來被稱為皇家啥啥海軍的海盜貿易船隊，當然也包括來自日本的大名們的海盜貿易船隊，和來自中國的浙江、福建和廣東的海盜貿易船隊。
中國的海盜貿易船隊，就包括著名的顏思齊和鄭芝龍。
有種說法，講顏思齊等人，企圖在日本推翻德川幕府，並且打翻日本天皇自己做皇帝，不知是真是假。
不過鄭芝龍，這個會說多種內語（閩南語、粵語、官話）和外語（日語、葡萄牙語、西班牙語、荷蘭語）的牛人，娶了日本田川氏，生了一個比他還牛的兒子，叫做鄭成功，倒是真事。
不過中國的貿易海盜船隊，和日本和西歐的貿易海盜船隊相比，人家日本的是藩鎮的人馬，歐洲的是皇帝和國王的人馬，而中國的就是民間被朝廷圍剿的人馬。
到了清朝的時候，中國的海外貿易，基本上就是有商無盜。
然後在嘉慶年間，最後一個大海盜張保仔在清廷的恩威並施之下，最後被招安。結果就是海上版本的宋江招安打方臘，去掃平其他海盜。
張保仔在1822年去世，結果18年後，當英國皇家海盜殺過來的時候，清廷居然沒有海軍可以對抗了。
雖然說張保仔最強盛的時候，有1千多條船，各種大砲和小炮都俱備，也許沒有英國皇家海盜的那麼先進，但是因為成天打劫西方海盜的船隊，自然在炮火中成長，知道人家的傢伙有多厲害，自己的東東也越搞越先進。
這樣的實戰經驗，那是李中堂的北洋海軍可以對比。
中國的海盜們沒有成功化身為皇家海軍，也許是中國近代毫無能力保衛自己的海防線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不過考慮到從康熙、雍正到乾隆，北部的俄羅斯侵襲和西北的準噶爾都是主要的威脅，所以在收復台灣之後，沒有好好思考過東南沿海的經營。
而整個朝廷缺乏見識，是主要的原因。不過朝廷後來在海防和陸防上起了爭執，主張海防的，居然要求的是放棄收復阿古柏佔領的南疆，簡直是不知所以。
不過海軍建設沒有觀念，並不妨礙外貿上資本的大力發展。
在乾隆二十二年，就是1757年的時候，朝廷下令鎖國，僅留了廣州一地允許對外通商。於是紅毛國英吉利、雙鷹國奧地利、單鷹國普魯士、黃旗國丹麥等等，都搬到這裡混飯吃。
有一天，來了一艘運送人參的新船到港口，最熟悉洋務的十三行都看不出道道，於是按照該國的旗幟，稱其為花旗國，其人參稱為花旗參。
廣州的十三行，和當時的山西票號行、兩淮鹽商行，都是中國當時財富最集中的傳統資本。
那時候的十三行財大氣粗，也是清廷的主要財政收入之一。當時最大的怡和行的伍家，絕對是可以和天主教教廷相比的世界首富之一。
因此在1840年鴉片戰爭戰敗，清廷必須在《南京條約》裡面賠償3百萬兩白銀之中，伍同學自己就出了100萬兩。
這個就是中國近代的故事，有錢不做軍備，用來戰敗賠款倒是比較爽。
這一段故事，估計在1978年中國再次開放的時候，好多的領導人還是沒有搞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