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3月下旬的九天大罷工後，從4月20日開始，奧蘭若（深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奧蘭若）的生產設備逐漸被搬上貨船，一批批運向馬來西亞。
奧蘭若是全球第二大的光器件供應商Oclaro在深圳的生產基地，位於福田保稅區鳳凰大道，約有1800名在職員工，其產品的主要客戶是深圳的兩家通信龍頭企業——中興和華為。
2012年3月21日，奧蘭若發佈公告稱，在未來三年，公司將分階段逐步把奧蘭若深圳總裝和測試業務轉移到一家馬來西亞工廠。
奧蘭若的工人告訴財新記者，公司決定先轉移生產線，再對轉移業務後辭退的工人進行賠償。在這三年之內，工人若因個人原因離職，將不予賠償。工人 擔心三年後得不到保障，要求先賠償再轉移，由此引發罷工。類似於奧蘭若這樣因為企業外遷而引發的罷工和勞資糾紛，從2011年下半年以來，在深圳市輪番上 演。
深圳勞維律師事務所主任段毅在深圳執業20餘年，勞維律師事務所亦是全國首家專業從事勞動維權法律事務的律師事務所。段毅沒有忽略這一新的變化：「去年年底以來，深圳因為企業外遷而產生的勞資糾紛佔到了一半以上，大大高於往年。」
顯然，作為經濟特區的深圳已率先碰到了發展瓶頸，產業轉型升級的「陣痛」正在凸顯。
企業外遷陣痛
深圳的工人們對企業外遷顯得格外敏感。今年2月2日，深圳寶安區玉泉東路的勤興軟膠（深圳）有限公司的員工過完春節返廠，卻看到電車少了30多台，裁床搬走兩台。廠方解釋，這些機器已搬到位於廣東陽江的新廠房去了。
工人慌了，他們擔心這些設備遲早會全部轉移，深圳的廠房將不復存在。他們立即罷工，要求老闆「買斷工齡」，不然就不允許其他的生產機器運出廠 房，「怕老闆一夜之間消失了」。更早一些，深圳西鐵城代工廠的工人要求廠方補齊加班費。帶頭罷工的工人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亦表示，「公司已經有幾個部門 搬到澳門去了，我們擔心自己所在的部門也會搬遷，所以趁著現在找企業補齊加班費。」
企業外遷，工人僅兩種選擇：或離職，或跟隨企業外遷。這些不願外遷的工人，則要為自己爭取合同期內被解聘的補償金，他們亦希望將以前種種「不公正」待遇來一個「一次性了結」，各種勞資糾紛和罷工就此產生。
奧蘭若並不是第一家決定搬離深圳的通信元器件製造類企業。2009年，另一家外資公司JDSU出售了其深圳的製造工廠，但生產線還留在深圳，此 舉同樣引發罷工。後來又有新飛通、Finisar等深圳光器件供應商要在武漢、無錫等地設廠的消息傳出。在深圳設有基地的製造業代表企業富士康，近年來也 不斷到中西部省份設廠。尤其2010年連續出現「員工跳樓」事件後，富士康接連選址鄭州、成都等地，其在深圳的園區就再也沒有大規模招聘員工的消息。
深圳市政協委員金心異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表示，深圳市企業外遷分兩類，一類是大中型企業，他們只是將企業中的部分部門外遷，比如製造部門，但總部和研發部門仍保留在深圳，這些企業往往在外遷的過程中實現產能擴張；另一類則是整體搬遷的中小企業，他們將徹底離開深圳。
段毅則表示，「罷工的一般是大中型企業，小工廠搬遷，有時候一夜之間就無影無蹤，工人們連罷工的機會都沒有，但勞資糾紛和大廠是一樣的。」
段毅稱，自從2010年深圳富士康宣佈大幅提高員工薪水之後，工人們要求企業「漲工資」或提供某種福利的呼聲越來越高。若按罷工原因分析，2011年6月以前因要求「漲工資」導致的罷工最多；但現在，因為企業外遷引發的已經超過了一半。
不得不轉型
在金心異看來，這樣的情形似曾相識。這是深圳的第三次產業轉型。
第一次產業轉型發生於1985年前後，此後深圳進入快速工業化階段，大量「三來一補」企業湧入深圳。所謂「三來一補」，指的是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
這類企業主要的結構是：由外商提供設備（包括由外商投資建廠房）、原材料、來樣，並負責全部產品的外銷，由中國企業提供土地、廠房、勞力。但中外雙方不以「三來一補」企業名義核算，而是各自記賬，以工繳費結算。
第二次產業轉型發生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深圳市政府在產業層面提出要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同時不再接受「三來一補」企業的登記。金心異 稱，「『三來一補』企業利潤低，給地方政府交的稅非常少，所以逐漸不受政府歡迎。但這次轉型導致一批加工企業外遷，那些租地給他們的村民覺得自己的利益受 損，還聯名起訴市政府。」
「企業外遷，『陣痛』不可避免。」金心異說。
2000年以後，深圳的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飆升，快速蠶食企業的利潤，企業外遷也逐漸加劇。目前深圳的最低基本工資為1500元/月，已高於北 京、上海和廣州的1260元/月、1450元/月和1300元/月，居全國之首。龍崗區一家小企業負責人稱，2010年，廠房租金還是每平方米每月14 元；到2011年，就飆升至每平方米每月20元，「不得不遷走了」。
除去市場因素，深圳市政府亦強力主導產業轉型升級。「今天不積極調整產業結構，明天就會被產業結構所調整。」早在2008年3月，廣東省委書記 汪洋上任後首次到東莞調研，就拋下了這句意味深長的警示。此後，「騰籠換鳥」、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的「雙轉移」政策就陸續在廣東轟轟烈烈展開。
2011年11月，深圳市政府下發了一系列關於產業轉型升級的細化文件，明確提出「清理淘汰低端企業」工作目標：「未來五年，深圳將清理無證無 照、安全隱患嚴重、高污染、高能耗的低端企業，2013年底前，騰出500萬平方米產業發展空間，2015年前，騰出750萬平方米產業發展空間。」這意 味著，深圳未來可騰出現有面積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土地用於發展。
文件還對企業轉移的數量提出了要求：「到2015年實現有序轉移企業1萬家，其中向深汕特別合作區轉移4000家，向省內其他區域轉移5500 家，形成總部、研發在深圳，其他的製造、生產環節在外地的格局。」深圳市發改委、人居環境委也在2011年11月制定了淘汰低端企業的細化標準。據深圳線 路板行業協會會長辛國勝透露，深圳八成線路板行業準備外遷，「深圳環保標準提高成為企業外遷的主要原因」。各種因企業外遷的勞資糾紛，也從2011年11 月開始，越來越頻繁。
新工人新訴求
2011年11月5日，22歲的黃志軍跟著他所在的家具廠，從深圳龍崗遷到河北廊坊。此前，他在深圳生活了三年。和黃志軍一起前往廊坊的，還有家具廠的三四十名工人。
那是一個大廠房，面積大約有1000平方米，比深圳的廠房大了二三百平方米。但很快，黃志軍覺得不適應。「地方太偏僻了，連個吃飯的地方都沒有，更別提什麼娛樂了。」他說，偶爾和當地人發生小摩擦，廊坊人地方觀念還特別重，容易偏袒本地人。
半年後，黃志軍和幾個工友又回到深圳。他們不能忍受的，除了當地生活條件較深圳艱苦外，還有官商勾結的作風。「在那邊稍有點兒勞資糾紛，老闆就能把黑道白道的人都找來，我們徹底沒辦法。但在深圳不會這樣。」黃志軍說，他對深圳有感情了，「不想走。」
華南師範大學勞動經濟研究所撰寫的《廣東省勞動力轉移情況調查初評報告》披露，廣東省勞動力轉移滯後產業轉移，2008年開始實施產業轉移和勞 動力轉移「雙轉移」政策存在「一手硬一手軟」現象。該報告稱，「影響勞動力轉移的制約成本已經呈現出明顯的多元化特點，政府已經感受到了來自除單純的工資 成本外的、各種勞動力轉移的心理、社會成本方面的成本壓力，而其中最為突出的是住房等民生基本問題。」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發佈的一份報告總結了新生代農民工的一些特點：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佔28.9%，有更強的自我保護意識和維權意 識；在業餘時間經常上網的比例為46.9%，比上一輩更善於通過互聯網來溝通、傳遞信息；從事製造業的比例為44.4%，而這歷來是集體行動的聚集行業； 居住在單位宿舍的比例達43.9%，這使得他們除了工作時間外，有更多的聚集時間；表示不回農村的比例佔45.1%，外出就業前從事過農業生產的比例只有 10%，這意味著他們大部分人不具備返回農村生活的技能。
段毅表示，因珠三角比內地開放更早，部分工人已逐漸有團結起來爭取利益的願望，並在「同進退、共成敗」的理念上有一致的行動。他們逐漸脫離政府設定的訴求表達途徑，如信訪，而是將其訴求付諸於集體請願、罷工和怠工，並以此迫使僱主坐在談判桌前進行集體談判。
政府轉換角色
在2010年佛山本田罷工事件後，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當地視察時，對罷工表示理解，認為對勞資衝突，應該讓勞資雙方談判解決，不應該上升到「維穩」的政治層面。這為此後廣東各級政府應對罷工奠定了基調。
2011年11月，西鐵城代工廠罷工的當天下午，當地勞動部門即派人前往現場斡旋，然而並未起到任何作用。此後，罷工事件在勞資雙方談判下獲得圓滿解決，整個談判過程政府均未參與。
2012年2月，勤興軟膠的罷工，最終是媒體介入，勞資雙方在補償問題上達成了共識。而2012年4月的奧蘭若罷工，政府積極協調，最終廠方同意了工人提出的補償方案。
段毅表示，在這些案例中，政府在處置中並沒有和從前一樣偏袒資方，而是基本處於中立或者邊緣的角色。這一方面是因為政府對待罷工的態度有所轉變，另一方面則體現出政府對待產業轉型升級的態度。
「工人要求提高待遇，會加快企業成本上升，也就會把一些低利潤企業盡快擠出深圳。這與深圳市政府產業升級的想法不謀而合。」金心異說，深圳方面已不再青睞勞動密集型企業，會因「騰籠換鳥」的產業升級而毫不挽留。
深圳大學產業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魏達志也認為，深圳已經不再重複當年對招商引資激動萬分的初級模式，現在稅收主要依靠服務業、金融業和物流業。
深圳心儀的產業結構是福田區的模式。這裡有環球資源、瑞士ABB、COSCO、渣打銀行、匯豐銀行等金融巨頭，也有無數高端商務基地。全區 139棟20層以上高端商務樓宇成為「納稅高地」，僅招商銀行大廈去年納稅金額就高達56.58億元，「一棟寫字樓流出的稅收和財富就可以媲美一個小縣 城。」
從目前來看，深圳正處於「舊產業淘汰，新產業待舉」的階段。深圳市統計局網站公佈的1月-2月經濟統計數據顯示，今年前兩個月，深圳市出口總額 罕見地出現負增長，較去年同期下降6%，低於去年全年平均增速26.2個百分點；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樣出現3%的負增長，低於去年全年平均增速13.1 個百分點，出口和工業產值負增長拖累了整個一季度的GDP增速，僅同比增長5.8%，低於全國平均增速2.3個百分點。
這種急速放緩的經濟增長，與罷工和勞資糾紛新動向不謀而合。後者的根本解決，也有賴經濟正式步入官方期待的「穩中求進」的良性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