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我們如濫用抗生素一樣濫用「改革」——無疑，改革對於一些體制痼疾的療效恰如抗生素一樣不容置疑。如果一點小毛病就用大劑量抗生素的後 果，歷史必將證明，過於強調金融的體制性，結果是諸多可以在技術層面解決的問題變成了體制改革。而讓人預料不到的後果將是體制性復歸。因為大的改革，最終 拍板權必然來自頂層。這無疑貶損了改革本身。但無論是利率市場化還是匯率形成機制，無論是人民幣國際化還是新股發行，均屬於由誰定價、如何定價的技術問 題。
如果把這些問題均稱之為改革，則一部華爾街市場演變史就可稱之為一部金融體制改革史了。我們需要釐清什麼是金融改革，其他事情應允許金融機構和市場自行解決。
現行金融制度並非不需要改革，所有制和市場壟斷正亟待改革。但現在有用技術改良取代制度變革的趨勢。比如，以近期的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十 二條」為例，如果溫州改革涉及所有制和反壟斷，則可稱之為改革；如果立足於解決金融資源進入實體經濟問題，則是技術攻關。前者涉及民營資本能否真正辦正規 金融機構並延伸出一個地方性金融市場；後者則僅需要在國有、壟斷的金融機構內研究並設計某些產品即可。
我們經歷過重大的金融改革：1992年小平南巡談話後正規資本市場的形成；1996年農業銀行與農村信用社脫鉤，出現了國有和合作制兩種所有制 形式；2005年後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另外一些內容則純屬技術安排，比如一行三會管理格局、資本充足率、匯率形成機制、利率市場化等。
當前金融體制改革的重大需求有二：一是所有制需要改革。若國有控股的大行格局很難改變，則必須在民營金融層面想辦法，以增量稀釋存量，否則我們 越來越像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的金融體系，而後者最終演變成悲劇：恐龍（超級體量大銀行）的形成以及滅絕。二是壟斷性問題的解決。但我們現在看到了一幅令 人啼笑皆非的金融改革路線圖：起點是為了引進市場機制以增強活力，終點是加劇壟斷經營。這可以解釋為何負利率下銀行仍可輕易吸收到存款，同時民間高利貸橫 行。
此外所有的內容均與改革無關，僅涉及技術問題。一如貨幣政策應是數量型還是價格型，中間目標是廣義貨幣還是利率，央行是否應調控資產價格等；二 如金融監管應該重風險還是重合規，監管安排涉及的技術、透明度、准入和退出等遊戲規則，很難跟體制改革沾邊。三如銀行應多向大客戶貸款還是側重小微企業？ 單個銀行的利潤多寡、客戶結構取決於各機構董事會決策和分支機構執行力。我們花了20年時間把銀行改造成為逐利的商業主體，現在覺得他們盈利太多、客戶結 構失衡，是用一紙行政命令還是通過股東會決策影響之，無非仍是個技術問題——結果上的差異不會很大。
如果把上述內容也當成了改革，會造成體制復歸。既然是頂層設計，則最終責任人更多地演變為改革設計者——往往是官方。進而，市場成分越來越低，行政色彩越來越濃，我們離責權對稱的制度安排越來越遠。
當我們把已經習慣了的金融改革表述回歸到技術層面，這毫無貶損改革者的意思，但將有利於真實推進中國金融技術體系的進步。因為，既然不是改革， 那就讓市場機構多想些辦法，決策者只需要正確激勵即可，其一切努力是遏制自己替代市場做微觀決策的衝動。而市場應該作出創新，正如一般企業那樣，人無我 有、人有我優才是生存之王道，否則必然是拼資金、拼客戶、拼投機的霸道。作為反饋，監管是讓機構在創新和投機間作正確選擇的必要技術安排。一部貌似複雜的 金融「改革」，如是而已。
作者為廣東金融學院代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