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政府把經濟增長目標正式調低到7.5%，引發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
一味片面地追求GDP成長高速度，不顧效率、質量與生態環境，不可取，也不可持續。但是，如果中國經濟從此真的進入慢速軌道，也決非一個令人安慰的前景。
中國人均GDP剛過5000 美元，與發達國家仍相差甚遠，經濟模仿與追趕的潛力仍巨大。低成長意味著中國沒有能夠發揮自身潛力，很難在一兩代人內縮小與發達國家的收入差距並實現超 越。中國每年新增就業的壓力，民眾對於收入水平與生活品質不斷上升的預期，也意味著低成長將帶來巨大的不可預知的風險，有可能動搖中國社會和諧與政治穩定 的基石。
擺在中國政府面前的難題，應是既要速度，又要質量，二者不可缺一。
那麼，中國如何才能維持既有高速度又有高質量的增長呢？
傳統增長模式主要依靠大規模的要素投入，即勞動力增加和固定資產投資。
由於人口結構變化與自然增長率的下降，勞動力隊伍在總量上將難以顯著擴大。但勞動參與率特別是婦女與老齡人的勞動參與率仍有上升空間。
據筆者估算，勞動力投入每年可為GDP增長貢獻最多 1個百分點。儘管中國較長時間維持了罕見的高投資率，但人均資本存量偏低，仍然有巨大的資本積累與深化的空間。
中國城市化人口剛達50%，城市化進程將繼續刺激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資需求。固定資產投資可為未來GDP增長每年貢獻3個百分點。
因此，即使實現7.5%這樣一個平庸的GDP增長率，中國也必須取得3%以上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如果中國未來經濟增長模式更有效率、更高質量也更可持續， 提高生產率將是關鍵。
經濟學內生增長理論與跨國實證研究發現，生產率增長因素包括技術進步與創新、勞動力隊伍的教育水平與技能和制度環境。後者主要是指法制的健全 性、司法的獨立公正性、對於私有財產包括知識產權的保障、政治架構的穩定、市場競爭的充分與公平、金融體系的效率、合理的稅賦、政府的廉潔與透明度等。
中國正面臨著制約生產率改善的一系列問題。中國政府與企業雖然重視科技研發投資，但總體而言創新能力不足。政府一些不明智的產業政策與規章，如 3G國標、對於Google與Facebook的限制，妨礙了創新，妨礙了中國對於國際最新技術與商業模式的模仿與採納。中國對教育體系的死板行政控制、 填鴨式教育模式，不利於激發年輕一代的創造力。尤其是國有經濟的壟斷地位和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干預，法治的不健全與政策的不透明，鼓勵了尋租與腐敗，嚴重壓 抑了市場競爭和創新。制度因素是中國未來生產率提高的主要障礙。
中國改革開放初期，農村從人民公社集體制改為家庭責任承包制，極大調動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解放了生產力，從而提高了農民的收入水平。過去三十 多年，中國積極引進外資、國際技術、管理經驗與營商模式，通過加入世貿組織而推行的貿易與國企改革，顯著促進了製造業與服務業的整體效率改善與競爭力的提 高。這些都是通過制度改革帶來生產率提高的成功案例。
但令人憂慮的是，近年來中國出現了改革疲勞症，經濟體制問題積重難返甚至變本加厲，制度瓶頸制約日顯。不改革，生產率難以提高，經濟潛力無法發揮，將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虞，中國未來的社會與政治穩定也必將面臨巨大挑戰。
只有加速與深化體制改革，堅定不移地推進市場化進程，打破國有壟斷，壯大私營企業，保障公平競爭， 鼓勵研發創新，中國才能充分釋放出固有的巨大發展潛力，保持有質量有效率可持續的高增長，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作者為資深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