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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十字會自救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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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十字會信息公開只是挽回信任的開始,其體制性功能錯位問題更是癥結所在
財新《新世紀》 記者 藍方

 

  深陷信任危機的中國紅十字會,遲遲難以從輿論漩渦中抽身。

在行政序列下,紅十字會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在運作過程中對政府的干預毫無免疫力。李富華/東方IC


  2011年7月31日,連續備戰多日之後,紅十字會總會信守承諾,如期推出捐贈信息發佈平台(下稱發佈平台)。緊接著,青海省紅十字會也對玉樹 地震接收款物的收支情況進行了發佈。發佈平台紅白色調,設計精美,重要信息還配有動畫演示。除了捐贈查詢,還同時發佈與賑災相關的紅頭文件、審計報告和財 務報表。

  不過網友對此仍不領情。紅十字會總會通過微博告知發佈平台信息上線的消息後,網友們輪番在線以「呸」「滾」等回覆來表達不信任。隨後,網友和媒 體對信息的準確度、披露的深度以及數據所反映出來的資金使用效率不斷質疑。紅十字會總會也以前所未有的頻率與媒體和公眾溝通,在網站上答疑,發佈更正公 告。

  而郭美美事件的負面效益已經顯現。在這起由微博炫富引發的輿論事件中,儘管並無明確證據證明紅十字會濫用善款,但其行事規則中的種種紕漏均遭到口誅筆伐。事後各地紅十字會收到的捐贈驟減,個人捐贈縮水最為明顯。

  紅十字會連續展開危機公關。7月6日,全國紅十字會系統廉政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提出要「從制度建設上保證紅十字會工作的公開透明」;7月中旬 紅十字會總會又下發《關於貫徹落實「兩公開兩透明」承諾的通知》,要求地方紅十字會和行業紅十字會兌現「捐贈款物公開,財務管理透明,招標採購公開,分配 使用透明」的承諾;隨後,紅十字會總會公佈了「三公」經費的預算和執行情況,並推出發佈平台,試圖以公開透明挽回信任,重塑形象。

  在不少學者看來,在社會信任普遍缺失的大環境下,郭美美事件事實上讓紅十字會成為了社會情緒宣洩的對象,而這也成為紅十字會革新的機遇和動力。除了推動紅十字會本身的信息公開,更應將其體制性的功能錯位問題推上前台。

信息公開蹣跚起步

  發佈平台的正式上線,吸引了眾多關注的目光。據紅十字會總會秘書長王汝鵬透露,7月31日當天發佈平台的訪問量將近300萬,8月1日的訪問量達到3700多萬。

  在此之前,紅十字會事實上也有捐款查詢系統,但只能查詢捐款到賬的情況。而紅十字總會網站上公佈的統計年報,只有2006年和2007年兩年的數據。

  此番紅十字會總會所發佈的信息內容,乃是2010年1月11日以來,公眾向紅十字會總會的捐贈信息。由於還未實現全國聯網,公眾通過中國紅十字 基金會或地方紅十字會進行的捐款還無法查詢;項目信息則以玉樹地震重建為主。甘肅舟曲泥石流、云南盈江地震以及日本地震的信息查詢平台仍在建設中,何時推 出尚無時間表。

  對於小額捐贈,公眾可以查詢到捐贈日期、捐贈人姓名和捐贈金額三項;捐款50萬元以上的單位和10萬元以上的個人,才能查到對應的援建項目情況。

  發佈平台運行後迎來的第一波質疑,便是數據出錯。如捐了錢查不到,李連杰、成龍等名人捐贈數額與實際不符等。

  此類差錯,在基金會中心網總裁程剛看來頗為「低級」。他介紹,在一個公益組織的信息披露體系中,捐款的查詢並不是最優先的;更優先考慮的,是項目信息。

  對發佈平台的第二大質疑,便是小額捐贈去向沒有交代。程剛表示,對於紅十字會,95%的捐贈,乃至99%的捐贈,都是10萬元以下的小額捐贈。「如果一個機構99%的捐贈者都查不到錢用到哪兒了,就有問題。」

  程剛說,紅十字會總會確實有自己的難處,例如數據量太大,僅一次玉樹賑災,就有300多萬條信息需要錄入、整理。但即使不能將所有信息清理完畢,也應向公眾提供工作進度表。

  程剛介紹,由於紅十字會系統的特點,總會收到的捐贈最終會撥付到基層紅十字會,由基層紅十字會來管理使用,總會可能確實沒辦法拿出十分具體的善款使用信息。

披露仍嫌不足

  對此,王汝鵬解釋,在玉樹地震捐款支出中,社會救助項目的援助資金基本上都是使用的小額捐款和非定向捐款,只是目前還沒有做到與每個捐款人逐一 對應具體項目。隨著信息管理系統功能的提升和發佈平台的進一步修改完善,「我們將逐步實現『讓每一筆捐款都能查詢並知道使用流向』,這將是我們今後努力的 方向和目標」。

  2011年8月10日,青海省紅十字會公佈五部門聯合下發《玉樹地震社會捐贈資金與恢復重建項目對接安排表(第二批)》,要求將社會捐贈資金和重建項目對接。

  青海省紅十字會財務部門有關負責人告訴財新《新世紀》,此舉將明晰其他地區紅十字會撥付的不定向小額捐贈的具體去向,給捐贈人一個交待。

  不過,僅僅披露「收到多少」「用在哪裡」這兩類信息還遠遠不夠。程剛介紹,一個科學的披露體系,還需對項目實施效果進行披露。這需要獨立第三方的評估以及相對獨立的披露平台。而當前無論是紅十字會還是其他公益組織,信息披露的程度遠遠不及於此。

  儘管紅十字會的發布平台尚有缺陷,但業內學者均將其看做紅十字會透明化的開端,肯定其積極意義。

  王汝鵬介紹,除了對重大自然災害的捐贈信息發佈,紅十字會以後還將按年度發佈捐贈信息及財務收支使用情況。根據紅十字會總會「兩公開兩透明」的 部署,地方紅十字會均需在兩年內建立起依託於互聯網的信息發佈平台。此外,紅十字會系統對政府撥款的財政資金要公佈「三公」支出,在物資採購、工程發包、 購買服務等工作中,均需公開過程和結果。

  但更大規模的信息公開,能否就此為紅十字會挽回信任,業內人士卻有著不同看法。

  「體制不改,積弊難除。」中央財經大學教授黃震認為,紅十字會的徹底革新,只能從機構體制入手。作為「中央編辦管理機構編制的群眾團體機關」, 比起其他的社會團體,紅十字會更像是一個政府機構。紅十字會總會乃是副部級單位,其工作人員的招聘均納入國家公務員序列,凡縣級及以上紅十字會,其行政運 行費用均列入本級政府財政預算。

  長期研究中國紅十字運動的蘇州大學教授池子華指出,在行政序列下,紅十字會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在運作過程中,對政府的干預毫無免疫力。最明顯的 例子便是在汶川地震中,作為獨立法人的紅十字會不能自主支配其籌集的資金,反而迫於行政壓力將善款上交給政府來統一管理,淪為政府的「錢袋子」。而在行政 化的治理結構下,紅十字會也有著其他官僚機構的通病,諸如腐敗、低效等。

根在公募機制錯位

  紅十字會「去官化」,也在郭美美事件後被屢屢提及,不少觀點認為紅十字會應回歸民間組織本意,保持自身獨立性,對公眾而非行政機關負責。

  但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NGO研究所王名教授直言,「去官化」僅是一種理想狀態,並不現實。王名介紹,紅十字會自誕生之日起,就與政府有著密切 聯繫。諸如其創始之初,需要在戰場上進行人道救助,便需要得到交戰雙方的認可,一個純民間組織不可能做到;又如在發生大地震時,各國紅十字會跨國運送物 資、進行救援,同樣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協調。事實上,有很多國家的紅十字會按官辦或政府主管模式管理,並非真正意義上的非營利或非政府組織,因此中國紅會的 管理體制並非獨例。

  王汝鵬介紹,紅十字會最主要的業務工作乃是「三救三獻」——即救災、救護、救助,和無償獻血、造血幹細胞捐獻、人體器官捐獻。「紅十字會是提供社會服務、開展社會救助和各種公益性救援的操作機構。」王名指出,當前圍繞紅十字會的爭議,均和捐款的募集和管理相關。

  王名介紹,在2007年,他和他的研究團隊曾對紅十字會的工作進行評估。當時紅十字會的主要業務和資源配置,只有很小一個比例放在接受社會捐贈 及善款管理上;主要是開展社會救助和各種公益項目運作,包括國際合作、政府購買服務、企業資助的各種公益項目。但2008年的汶川地震,徹底扭轉了紅十字 會的業務結構。接受社會捐贈一躍成為各級紅十字會的頭等大事,其受贈資金及物資的規模也從幾個億跨越到一百多個億。並非以善款募集和管理為主業的紅十字 會,無論從機構管理還是人事安排上均未做好準備。

  事實上,紅十字系統在機構設置上,並非沒有考慮募捐業務的專業性和複雜性。王名介紹,1994年紅十字會之所以要成立紅十字基金會,目的就在於要將「錢事分開」。

  然而,這一以「增量」帶活「存量」的設想並未實現。每逢大災大難,紅十字會和紅十字基金會同時出現在公眾面前進行募捐。紅十字基金會秘書長劉選國坦言,這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讓公眾混淆。黃震則介紹,紅十字會募款職能難分離,與部門間利益息息相關。

  作為基金會,紅十字基金會受《基金會管理條例》的約束,資金運作及信息披露均需符合法律法規要求,並接受民政部門及公眾監管。而在紅十字會,其募捐或接受的善款僅按紅十字會理事會制定的內部文件——《中國紅十字會募捐和接受捐贈工作條例》管理。

  「紅十字會對善款的管理並不是基金會的運作模式,而是在行政框架下層層下撥,中間環節多,且缺乏有效監管。」程剛表示,從發佈平台上公開的文件就可以看到,募捐資金如何使用、分配,紅十字會全是通過文件來實現,而不是通過市場化的購買、精細的合同來落實。

  「現在最主要的問題,是讓紅十字會回歸主業,發揮體制內資源優勢。而募款職能應盡快剝離。」王名建議。

  「只有把錢的統籌交給基金會,紅會才可能從危機中脫離。」王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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