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社報道，日本厚生勞動省6月1日公布的統計結果顯示，2017年死亡人數減去出生人數所得的人口減少數為39萬多人，為歷史最高水平，這顯示日本人口呈加速減少趨勢。另據日本總務省發布的人口普查數據，截至2017年10月1日，日本人口總數為1.267億人，與前年相比減少了22.7萬人，連續7年減少。並且，65歲以上人口占據總人口的比例達到歷史最高，而15歲以下人口比例達到歷史最低，少子老齡化態勢愈發嚴重。
日本人口少子化和老齡化早就不是什麽新現象了。日本的總和生育率自1975年跌破2.0以來，近40年來持續下降，雖然在個別年份小有反彈，但總體的下降趨勢沒有改變。2016年，日本的總和生育率為1.44，世界排名181。一般認為，如果一個國家的總和生育率長時間內低於維持人口長期穩定發展的更替水平（2.1），就被稱為少子化（或低生育水平）；而長時間內低於1.3，則被稱為超少子化（或極低生育水平）。
顯然，日本已經處於少子化階段，甚至很有可能進入超少子化階段。而日本少子化的原因，需要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分別去說明。
在宏觀上，日本作為一個島國，其經濟發展面臨著嚴重的資源約束，於是日本社會廣泛存在一種以危機意識為基本底色的島國心態。上世紀，日本通過激進的戰爭手段來占有更多資源和向外擴張市場的嘗試，最後以慘敗告終；於是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選擇了對內實行帶有自律性質的控制人口規模的政策，以抑制對國內資源的消耗從而保證不因人口規模擴大而突破日本自身脆弱的資源承載極限。
日本以“家族計劃”政策為代表的人口控制政策，在客觀上起到了控制人口基數增長，進而減少資源消耗或者說消費的效果。但是，消費和生產的主體都是人，抑制人口增長的同時，實際上也導致了勞動力的減少，從而使經濟增長陷入停滯甚至衰退。經濟增長的停滯使得居民收入降低，育兒相關的撫養、教育等成本相對而言大大增加，於是普通家庭不得不選擇少生甚至不生。可以說，抑制人口增長造成的惡性循環是日本少子化、老齡化與經濟發展停滯的深層原因。
宏觀上的惡性循環在短期內很難被打破，那麽就要考慮從微觀層面鼓勵生育。日本政府確實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1994年出臺的“天使計劃”以及1999年出臺的“新天使計劃”，強調支持就業女性撫養孩子。隨後又陸續頒布了一些法案，旨在為結婚生育提供支持，以及消除就業領域中的性別歧視。效果不能說沒有，但並不足以扭轉少子化的大趨勢。
可見，政府出臺的政策並不能立竿見影地打消人們生育決策時的各種顧慮。在現代社會，以育兒為中心的文化氛圍逐漸消解，“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家庭觀念開始改變，女性也越來越願意步入社會參加工作來實現其人生價值，這都使得人們尤其是女性在生育問題上掙脫了文化因素的束縛，而更多地從經濟因素進行理性分析。
首先，對於職場女性而言，生育會帶來極大的機會成本。在日本的大部分企業中，男性職工的終身雇傭制與年功序列制度根深蒂固。在這樣的環境里，女性本來就很難獲得晉升，所以M型就業模式（指女性畢業參加工作，結婚生子期間辭職回家，孩子上學後重返勞動力市場，呈現出M曲線。）成為了女性的主要就業方式。一旦選擇生育，女性就會重新遭遇就業困境。即便有些公司保證員工在享受1年期產假後還能回來工作，但也必須從頭開始。這就意味著，選擇生育，就等於是選擇放棄自己的職業生涯。對職場女性而言，生育的代價太過高昂。
其次，倘若孩子有人照看，女性在休完產假後便能重返職場，那麽很多女性也許還是願意生孩子的。可是日本托兒所又極度匱乏，這就使得女性很難兼顧工作。據日本內閣府兒童育成會資料，近6年來，每年都有超過2萬名的待機兒童。所謂“待機兒童”，專指那些因為托兒所人手不足或滿員導致無法入讀的兒童。如此，女性在是否生孩子的問題上，顧慮便又多加了一分。
最後，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新生兒不再被當作未來勞動力來看待，人們更容易接受優生的觀念。於是，只要有孩子，人們便傾向於在孩子的撫養和教育上投入大量資源。相關數據顯示，孩子的教育支出占到了日本家庭支出的40%，並且這一比例顯示出繼續上升的勢頭。對普通家庭而言，這無疑是非常沈重的負擔。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們的生育意願。
由以上分析可見，日本人口持續減少，甚至出現加速下降的趨勢，既是宏觀上政府主動采取人口控制手段的遺留後果，同時也是微觀上人們生育意願不斷下降的必然結果。日本政府若想扭轉這個勢頭，僅僅糾正以前的政策還遠遠不夠，應該繼續加大力度著力於解決人們做生育決策時所面臨的實際問題，以打消人們生育的顧慮。
反觀我國，人口增長即將到達頂點已成社會共識。雖然少子老齡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尚沒有日本那樣嚴峻，但是未雨綢繆、以日本為鑒是非常有必要的。因此，我國政府最近幾年在生育政策上不斷放松，到如今已經全面放開二孩。但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政府還應在保障女性就業機會、發展民辦托兒所等方面做出更大努力。
（作者系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應用經濟學博士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