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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我們在近年采訪報道中發現，您在7年前發表的論文中所預見的“無邊界產業”崛起和深圳創新經濟爆發式增長等現象，都已經成為現實。能否談談“深圳奇跡”的實質及其意義？

唐傑：從創新經濟的角度而言，深圳並不是唯一實現生產方式轉型的城市，北京、杭州乃至上海和香港都在不同程度上實現了產業結構向創新經濟模式的轉型。

深圳的不同之處，是通過40年間的多次轉型，從工業制造產業鏈的最低端，走到了數字革命革命時代的最前端，並依靠市場分工深化和降低社會交易成本這兩大市場機制優勢，繼續推動跨界與組合式創新的爆發式增長。

過去三十年中，深圳幾乎不到十年就完成一次重大產業升級：從早期的“三來一補”為主，到規模化、集群化的OEM代工模式；在實現了機械鐘表、服裝印刷等傳統產業從低端加工向高端設計轉型之後，又進一步實現了從傳統產業主導向高新技術產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轉變。

2016年深圳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占全市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達66.2%，比2010年又提高了10%以上。深圳這一超乎尋常的產業持續跨越升級能力，已經超出了傳統經濟增長理論的解釋範疇，有必要從新的現象和理論角度對其進行研究與分析。

南方周末：深圳這一“異乎尋常的產業持續升級能力”究竟是怎樣產生的？ 它跟深圳所集聚的華為、比亞迪等一大批創新企業群體之間有何關系？

唐傑：應該說深圳經濟增長的早期階段，是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產業分工的一個結果。從“三來一補”到OEM代工模式，是在承接由亞洲四小龍轉移過來的國際化企業制造外包環節而形成的產業結構形態。

在這一“歐美設計、亞洲生產”的全球垂直縱向分工體系中，被傳統觀念認為只是付出勞動力而缺乏創意創新的加工制造環節，也在大規模生產與分工深化的基礎上，出現了重要的創新升級。

以富士康為例，大家都覺得它只是在蘋果手機產業鏈下遊的“血汗工廠”，但實際情形遠非如此。富士康領導曾向我們介紹，一臺蘋果iPad比如說有六個功能模塊，我的每個模塊良品率都達到90%，那麽整個iPad規模化量產的良品率只能達到70%，余下30%的報廢產品就成為了高企的制造成本。

但富士康說我每個模塊良品率都做到99%，整機良品率就變成了90%，而在良品率70%到90%之間的這塊利潤，就成為了別人無法跟它競爭的“壟斷利潤”。富士康自身也變成在電子信息產品工業化制造過程中，工藝性管理流程上的“最優創新公司”。最後甚至變成全球誰說自己是IT業領袖，首先要看是不是由富士康給你代工制造。

深圳的持續產業升級就是一個“爬鍋底”的過程：在“三來一補”階段完成了基本產業要素（勞動力、土地、資金）配置的“創新組合”；在OEM代工制造階段，包括華為、比亞迪等一批優秀制造企業在模仿和學習基礎上，實現了電子信息制造領域“工藝性管理創新”的跨越；在此之後，它們並沒有停留在制造工藝創新環節，而繼續向產業體系上端攀登，進入產品創新、組織創新乃至產業創新的全新階段。

在不同的產業創新階段，對企業創新能力的要求是不一樣的。比富士康在大規模制造下的工藝創新和流程管理創新是重點；而到了華為今天對接基礎學科的研發創新階段，就體現在如何有效激勵與協調不同領域的研究人員和項目，並有效管理自身的專利標準體系與產業鏈。

在傳統的市場分工體系下，往往在不同的產業創新階段會湧現出不同的代表性企業，但是像深圳的華為和比亞迪這樣，短短數十年內從產業鏈最底端不斷實現創新式跨越，最終引領整個產業創新方向的企業，在世界企業史上也是罕見的。

南方周末：在這一過程中，企業本身如何不斷適應這種跨越式的產業升級與轉型？為什麽同樣的產業持續升級現象，沒有在其他地區發生？

唐傑： 研究深圳經濟不能只看金字塔頂端的那幾家企業，深圳市值千億級以上的企業也就十來家，北京、上海、天津、廣州也有不少。但是你看金字塔第二層，百億級以上的企業有上千家；再往下看十億級的企業有上萬家，億級企業根本數不過來，這是其他城市經濟體系中不多見的。

你再去研究這些百億、十億級的企業，就會發現它們中很多就是在為金字塔頂端的大企業提供專業服務的，有的是供應商，有的本身就是這些大企業拆分出來的業務部門。

這跟日本汽車產業的分工形態不同，在日本的汽車產業體系中，小企業基本是不創新的，只需按照集團指令生產標準化配件，本質上還是企業集團的“工廠車間”。但是在電子信息產業中，從電容、電池到集成電路，中間產品模塊之間不但高度兼容，同時還存在著從工藝性到功能性諸多層面的“微創新”空間。

從以日本汽車業為代表的工業制造企業內部分工，到以蘋果產業鏈為代表的現代電子信息產業的社會化分工，是現代產業組織結構從工業革命到數字革命所帶來的巨大變化。

在這一“標準制造+模塊組合”的產業形態下，電子信息產業組織形態發生了巨大變化：原來日本汽車產業中，由核心決策層直接指揮控制的“巨型企業集團”模式，被數十萬家獨立中小企業所構成的“產業生態圈”所取代。

在這樣的產業生態圈中，讓中小企業們“齊心協力”的不再是大型企業的股權或人事控制，而是由大量專利技術所構成的生產標準體系：哪怕是再小的企業，只要遵循華為開發的產品專利標準，其生產的產品就能夠跟華為專利體系下的諸多其他產品“功能對接”，形成新的產品功能組合。

與此同時，數以萬計中小企業從工藝到功能性的不斷拓展與創新，又為相關的專利產品體系帶來更加豐富的產品體驗乃至形成新的產業體系，令傳統工業制造體系下的“企業創新”變成了數字革命時代的“產業鏈創新”。

信息技術和數字革命為傳統產業組織形態帶來巨大變化，而深圳在國際化代工制造業基礎上所形成的電子信息產業制造分工體系，是全球最早實現這一新型產業組織形態轉型的地區之一，並因此而率先進入了數字革命時代的創新爆發階段。

南方周末：你能否用實際案例來說明一下？

唐傑：在早期從工藝性創新到產業鏈創新的階段，華為和比亞迪是典型的案例。華為通過對內部成熟業務的不斷拆分，始終保持著前端研發的強大動力，從3G時代跟隨到4G時代“並跑”，再到5G時代引領國際產業標準的領跑，是在數字革命前沿創新領域不斷超越的案例；而比亞迪通過模仿創新在工藝制造流程中形成了“人工+模具”的“比亞迪生產方式”，短短數年內打敗所有日系鋰電池生產企業，躍居世界第一，隨後將這一工藝創新模式引入汽車制造業，從低端汽車模仿到電動汽車的競爭性創新突破，成為世界上少數具有產業化生產電動汽車的創新型企業，是從工藝創新到產業鏈創新的代表。

在新一代企業中，大疆無人機是依托產業鏈創新的經典案例。梁振英特首曾經問大疆創始人汪滔能否回到香港創業，汪滔說我不能回香港，因為我只創造不生產，“連一個螺絲釘都不造”。大疆的核心專利就是無人機的點驅電控和攝像頭，它的無人機就是在這兩個核心技術基礎上，依靠深圳完善的產業鏈配套和各領域內的創意工程師群體共同“攢”出來的。

無人機產業實際上是由許多不同產業中的“產品模塊”所共同構成的：比如無人機制造需要高強度碳纖維，而深圳傳統產業中的漁具和高檔自行車已經帶動了這個新材料行業的興起；高精度鋁加工、高密度電池與多功能集成電路等“模塊”，則來自另一個特殊的“產能過剩”行業，那就是深圳手機制造的配套供應商，在退出早期山寨手機和低端品牌市場後，其“過剩”的電子電控技術與精密制造能力，恰好支撐了無人機產業化規模迅速擴大的需求。

在整個無人機產業的誕生過程中，深圳市政府只做了一點工作，就是引入某種磁性材料生產線，它只占無人機成本不到2%，但是沒有這種材料，整個無人機產業鏈就無法形成。

在生物科技方面也是如此。生命科學就是數字化，只要能夠數字化的領域在深圳一定擴張很快。比如華大基因在深圳能夠做成，就是因為深圳是數字化技術的中心。現在各地都把超算中心當成重點項目，其實深圳的企業早就實現了“超算”化，華大基因、光啟科技乃至深交所都是超算中心。

華大基因早期在基因測序中遇到的最大障礙就是人家不賣測序設備給你，基因測序速度就受制於測序設備的價格與供應。而數字化設備制造本身就是深圳的強項，結果華大基因提出自己的測序標準與要求後，很快就在深圳電子制造產業鏈里形成了完整的配套，現在它已經是中國最大的基因測序設備生產商了。

南方周末：數字革命帶來了新的產業發展模式和產業組織形態，這種新形態下的創新模式與工業化時代的企業創新有哪些不同？ 在這一轉型過程中，政府發揮了什麽樣的功能與作用？

唐傑：數字經濟和傳統工業化時代的最大差異在於制造環節的生產方式不同：

工業化時代是由企業自身完成廠房、設備等配套及企業內部分工，因此固定投資成本極高，只有大企業才能夠實現規模化收益；而在數字經濟時代，由於標準化與模塊化所構成的社會化分工不斷深化，由海量中小企業共同構成的“共享式”、“柔性制造”產業鏈，足以支撐不同領域創新成果的迅速產業化與規模化，也帶來了創新成果加速擴散的效應。

因此，在傳統工業產品中制造成本占比很高，以創新研發為代表的“沈沒成本”占比較低，創新產品的社會應用和擴散周期比較慢；而在數字經濟時代，數字化產品的制造成本占比極低，同時研發成本占比極高，創新技術和產品的擴散速度大大加快，這都形成了數字經濟時代與工業制造時代不同的市場規律與產業特征。

面對這一新經濟形態，應該說深圳政府跟企業一樣，也是在不斷的探索和試錯中總結經驗並尋找規律。

比如在上世紀末深圳也曾按工業化時代的思路，試圖扶持以國企為主的八大“超百億集團”，最後被證明是失敗的。在這種不斷的試錯過程中，政府方面逐漸意識到對企業創新最好的支持，不是給它“量身訂做”什麽優惠政策，而是要對整個產業鏈條加以分析，找到影響產業創新突破的關鍵“瓶頸”，並有針對性地加以引導或鼓勵。

比如1990年代中期深圳產業結構面臨從代工制造向自主創新的關鍵轉型，其中最大的瓶頸之一就是企業缺乏獨立研發創新能力，也沒有這方面的意願。深圳政府為此煞費苦心，出臺了一連串類似商鞅變法中“立木為信”式的引導政策：

1995年鼓勵企業申報自建研究機構，一家企業試著申報後，立刻獲得500萬補貼；到第二年更多企業前來申報時，政府又提出申報研究所不能只有辦公室，還要有符合資質的研究人員，於是一批企業馬上去找學校研究機構，請老師們來當科學家；第三年申報要求再提高到要有具體研究項目，於是企業家們又回學校去翻老師們的研究課題；第四年再提出要有項目前景預測和市場調研分析……這樣一步步引導了五年之後，深圳終於有一批企業開始嘗到自主研發創新的甜頭，進入產業創新的良性循環階段。

今天大家都知道深圳著名的“四個90%”：90%的研發機構、90%以上的研發人員在企業，90%以上的研發投入、90%的發明專利出自企業。但是如果沒有政府在20年前的政策鼓勵與引導，深圳產業結構中從跟隨模仿到自主創新的“關鍵一躍”是不那麽容易產生的。

今天深圳政府對創新經濟體系中的政府角色已經有了更加清晰的自覺，那就是“補足產業鏈缺環”和“降低社會交易成本”兩大功能，除此之外都交給市場和企業去解決。

南方周末：為什麽“補足產業鏈缺環”和“降低社會交易成本”對創新經濟體系如此重要？又必須由政府來發揮功能？

唐傑：這是因為在數字經濟帶來的產業分工由“企業內部分工”向“社會外部分工”轉型的過程中，原來在企業內部設立的許多為創新技術和產品服務的“成本中心”，在社會化的分工模式下，缺乏相應的企業形態。

比如基礎研發需要投入巨額設備投資，但本身並不產生利潤，在產業規模尚未形成時，中小企業很難承擔這一巨額的固定投資成本。深圳的音響行業在全國領先，但是音響產品設計所需要的靜音試驗室投資高達數百萬元，中小音響企業很難自己投資設立，深圳政府就投資設立了產業共享的靜音試驗室，由此引發了大批獨立中小音響企業創立，也帶來了整個音響產業鏈的持續創新。

另一些產業鏈缺環則是由於關系到公共產品標準或行業準入資質，更需要以政府以“公共服務”的方式為產業鏈提供。比如2003年前後深圳山寨手機市場爆發，我們在調查這一現象時，發現當時的手機入網檢測要通過層層送審，檢測通過後市場產品已經換代了。於是我們向工信部申請在深圳設立入網檢測中心，由政府出資建設和運營，短短數年內手機制造中心就從北京天津轉到深圳，並湧現出一大批優秀的自主品牌。

類似的案例還有很多，關鍵在於數字經濟時代的創新模式從企業內部分工轉向產業鏈外部分工的市場背景下，政府要為社會化分工模式下的技術創新提供更多公共服務，而這一“創新公共服務”的標準，就是為整個產業鏈而不是個別企業減少創新風險和降低創新成本，有了這個標準，政府在創新經濟體系中的功能邊界就清楚了。

至於降低社會交易成本的重要性，則涉及到經濟學理論中的“企業邊界”問題：社會組織交易成本越高，企業就越傾向於在內部實現分工，而不是外部的產業化合作。而以深圳電子信息產業為標誌的新經濟組織形態，恰恰是從企業內部分工向社會化外部分工深化轉型的數字經濟模式。

在在一“由內而外”的市場分工深化過程中，包括知識產權保護、專利標準體系的執行乃至數以萬計企業間研發合作與代工制造合約的履行，都是過去由企業內部實現，而現在需要由社會化的法治與公共服務體系加以保障的。

在這方面深圳政府早期就做了很多制度創新方面的嘗試，包括全國最早出臺知識產權保護條例，並最早實現跨地區知識產權審判執行；以及在全國最早引入風險投資（VC/PE）體系。

從創新經濟角度而言，風投並不僅僅是投資，更是對創新產業鏈中一系列“中間技術”和“中間產品”的定價機制，也正是由於風險投資及其相應的技術估值與知識產權保護等一系列高端市場服務體系的完善，才為深圳數十萬家中小企業創造了有利的創新生態環境。

在這方面還有太多話題可以討論，隨著數字經濟時代市場創新機制不斷深化和完善，政府、社會和市場企業都還有更多需要研究與探索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