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那些流亡中的前領導人

目前，托萊多滯留美國不歸，秘魯政府開出了10萬索爾（約合人民幣20萬元）的懸賞，搜集有關托萊多藏身之地的信息，並上報國際刑警組織，將托萊多列在了紅色通緝令名單之上。（東方IC/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3月9日《南方周末》）

無論是哪一種形式的流亡，都不僅僅是有家不能回那麽簡單，在它的背後，國內政治的纏鬥和國際政治的角力，影影綽綽，忽隱忽現。

自2014年開始的巴西反腐敗風暴，近期已經延燒到周邊國家，釀成席卷南美大陸的政治危機，各國政要無不人心惶惶。繼2016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哥倫比亞總統桑托斯、阿根廷前情報局長古斯塔沃·阿里瓦斯、巴拿馬前總統馬丁內利之後，秘魯前總統托萊多是最新涉案的一位。

目前，托萊多滯留美國不歸，秘魯政府開出了10萬索爾（約合人民幣20萬元）的懸賞，搜集有關托萊多藏身之地的信息，並上報國際刑警組織，將托萊多列在了通緝令名單之上。無疑，現年70歲的托萊多已經走上了流亡之路。

而對很多政治人物來說，流亡的經歷其實並不罕見。二戰時，戴高樂就曾經流亡倫敦，領導法國抵抗運動。伊朗巴列維國王在1979年被霍梅尼領導的伊斯蘭革命推翻後，曾經流亡埃及。泰國前總理他信在2006年被政變推翻後流亡阿聯酋的迪拜。突尼斯前總統本·阿里被“阿拉伯之春”推翻後流亡沙特。如果說這些流亡有相當的悲壯或不得已的成分的話，那麽因為涉嫌貪腐畏懼制裁而滯留他國不歸，則是流亡之中最為不堪的一種情形。而托萊多甚至不是秘魯唯一有過流亡經歷的總統，該國的政治生態由此可見一斑。

顯然，無論是哪一種形式的流亡，都不僅僅是有家不能回那麽簡單，在它的背後，國內政治的纏鬥和國際政治的角力，影影綽綽，忽隱忽現。

托萊多

卷入巴西史上最大腐敗案

他被認為是一個有國際人脈，與多國政客、投資者關系密切的政治家，誰也沒想到，他利用這種關系首先充實了自己的腰包。

不知道托萊多2014年3月在幹什麽，不過3年後的今天，他一定對這個時間刻骨銘心，因為他今天的命運，在那個時間段就註定了。

2014年3月，巴西媒體曝光了巴西石油公司的系列醜聞：高層集體腐敗，在工程外包中虛擡報價，收受賄賂；政界人士向該公司推薦承包商從中收取好處費；有執政聯盟內的大黨參與其中，以收受賄賂的方式為本黨秘密籌措政治資金。此案涉案金額高達數十億美元，被稱作“巴西史上最大腐敗案”。巴西司法機關因此展開了名為“洗車行動”的調查，陸續有上百名企業家、政治家被羈押，總統羅塞夫因為曾經擔任巴西石油公司董事會主席，被認為應該承擔失察的責任，以此為導火索，羅塞夫最終被彈劾下臺。

也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巴西奧德布雷希特建築公司的賄賂醜聞被揭發出來。奧德布雷希特建築公司是拉美最大的建築企業，該集團在全球超過20個國家擁有項目，公司44%的收入和70%的建築合同來自海外，年平均收入超過1000億雷亞爾（約合2000億元人民幣）。

2016年12月，奧德布雷希特公司及其下屬石化企業巴西化學公司在美國一家聯邦法院認罪，承認在12個國家以行賄手段獲得工程合同，賄金總額將近8億美元，其中包括向秘魯官員行賄的2900萬美元，牽涉其中的官員橫跨托萊多政府（2001年至2006年）、加西亞政府（2006年至2011年）和烏馬拉政府（2011年至2016年），而秘魯現任總統庫琴斯基曾在這幾屆政府里出任總理或財政部長，同樣脫不了嫌疑。

2017年2月9日，秘魯檢察院以“洗錢和販賣影響力”的罪名對托萊多正式提起訴訟。兩天後，秘魯最高法院宣布對托萊多實施為期18個月的“預防性羈押”。而托萊多此時正遠在法國巴黎，自稱是去參加經合組織（OECD）的活動。一天後，秘魯政府稱有可靠信息顯示托萊多已從巴黎飛抵美國舊金山，並可能前往以色列避難，因為托萊多的妻子有著秘魯-以色列雙重國籍。

秘魯政府為此采取預防措施，先與以色列取得聯系，對方保證不會讓托萊多入境。再打電話給美國總統特朗普，請求對方考慮驅逐涉嫌貪腐的托萊多。不過美方表示，在沒有見到更充分證據前，不會逮捕托萊多。目前，秘魯官員正在將針對托萊多調查的文件送給美方，提供美方所要求的“充分證據”。由於秘魯和以色列都不能去，托萊多只有滯留在美國，走上了一段或長或短的流亡之路。

而在事情敗露之前，托萊多在秘魯是一個勵誌傳奇。托萊多是白人與印第安人的混血兒，出身貧苦，有15個兄弟姐妹，為貼補家用，他從5歲開始就到街頭替人刷鞋。他從小愛踢足球，但是由於家里貧窮，只能用稻草塞滿的球當足球踢。但靠著勤奮努力，托萊多獲得美國舊金山大學獎學金，前往美國研讀經濟。畢業後又進入斯坦福大學學習，獲人力資源經濟學博士學位。隨後在聯合國、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工作多年。1994年9月，他創建政黨“可行的國家”，幾次參加總統大選，挑戰如日中天的藤森。在2000年的大選中，托萊多對藤森選舉舞弊的質疑，成了壓垮這位政治強人的關鍵因素。藤森下臺後，秘魯於2001年舉行了大選，托萊多終於如願以償。一個印第安的後裔能當選總統，這是秘魯歷史上破天荒的大事，舉國歡慶。當時，他被認為是一個有國際人脈，與多國政客、投資者關系密切的政治家，誰也沒想到，他利用這種關系首先充實了自己的腰包。

藤森

成也秘魯敗也秘魯

兩任總統流亡，多位總統和政要深陷貪腐醜聞，這就是秘魯政壇觸目驚心的現實。

托萊多的前任藤森，同樣有一段不堪回首的流亡經歷，而他的奮鬥經歷，甚至比托萊多還要勵誌。藤森是日本移民的後裔，出身學者，毫無政治經驗，卻能在1990年和1995年兩次擊敗強勁對手（享譽全球的文學家略薩和聯合國前秘書長德奎利亞爾）當選總統。就任之初，秘魯的通貨膨脹率高達7000%，全國有近60%領土由反政府遊擊隊占據，住在這些地方的居民要向遊擊隊繳稅。藤森上任僅僅5年之後，秘魯的通貨膨脹率奇跡般地降到10%以下，經濟增長率高達13%。通過鐵腕手段，秘魯軍方逮捕了“光輝道路”的頭目古斯曼，逐步肅清了反政府遊擊隊。

在取得耀眼政績的同時，藤森的施政手段和獨裁做派也備受爭議：1992年4月，他發動“自我政變”，解散議會，改組司法機構，宣布由總統接管全部權力；為展示打擊遊擊隊的成果，他踩著戰死遊擊隊員的遺體讓媒體拍照；在經濟成長的背後，是跨國企業大量開采秘魯的不可再生資源，開采所得幾乎全流向國外；為了第三次連任，藤森修改憲法，並在對手托萊多的舞弊質疑聲中再次當選。最終，一卷藤森親信行賄反對黨議員換取選票的錄像帶，成了壓垮藤森的最後一根稻草。2000年11月19日，在參加完在文萊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後，藤森飛抵日本，宣布辭去總統職位，開始流亡之路。秘魯國會隨後將其罷免。2007年9月，藤森被引渡回秘魯，並被判刑25年，目前在秘魯警察總部監獄服刑。

兩任總統流亡，多位總統和政要深陷貪腐醜聞，這就是秘魯政壇觸目驚心的現實。而鄰國巴西也上演著類似的劇情。羅塞夫被彈劾下臺，她的前任盧拉同樣受到腐敗和洗錢的指控，接替她的現任總統特梅爾則被指接受了奧德布雷希特建築公司的賄賂，再往前追溯，巴西政壇的顏值擔當、前總統科洛爾則因為貪腐成為另一位被彈劾的總統。

奧德布雷希特建築公司引發的跨國受賄醜聞，讓世人窺看到巴西、秘魯乃至整個拉美政治的重重弊端，貪腐事件如此密集發生，顯然肯定不是個人操守不嚴的問題。值得註意的是，長長的受賄名單里，並沒有智利領導人的身影。事實上，智利是南美難得一見的清廉國度，其在官員財產申報等制度層面的努力，值得其他國家學習借鑒。

他信

流亡10年影響猶在

他信這些舉措，將占全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變成了自己的鐵票，從而在選舉中戰無不勝。

在目前全世界被迫流亡的領導人中，泰國前總理他信大概是最受同情、讓人最有好感的一位。生於1949年的他信，早年是一名警察，後來棄警從商，2001年2月9日當選為泰國第23任總理，成為泰國史上第一位任期滿四年的總理，並在2005年獲得連任。

他信任內政績彪炳，在促進經濟增長、禁毒和打擊南部穆斯林武裝分離運動方面的進展尤其有口皆碑，被國際社會公認是泰國難得一見的領袖人物。他信任內推行的影響最深遠的政策，是對農村地區和窮人的扶持：向農村發展項目提供了數十億美元資金，包括設立總額達到23億美元的農村基金，向泰國每個村莊（共80000個）提供25000美元的小額貸款和政府撥款，用於發展小型經濟和幫助農戶擴大農業生產；推行全民醫保計劃，窮人只需要75美分就可以看病。

他信這些舉措，將占全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變成了自己的鐵票，從而在選舉中戰無不勝，這使得代表上層和城市中產階級的黨派再無勝選的希望。於是，這些勢力聯合起來，於2006年9月他信在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時發動政變將其推翻，他信有家不能回，流亡阿聯酋的迪拜。表面上他到處在遊山玩水，實質上他的影響力並未消退。自他下臺後的10年間，支持他的組織“反獨裁民主聯盟”（紅衫軍）和反對他信的組織“人民民主聯盟”（黃衫軍）便一直進行角力，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泰國的政局，並多次發生流血沖突。

在他信被推翻後，他的親信沙馬、妹夫頌猜先後擔任總理，但都不長久。2011年7月的大選中，由他信所創立的“泰愛泰”黨改頭換面後成立的“為泰黨”大獲全勝，他信最小的妹妹英拉擔任了總理。英拉個性成熟，既不太強勢也不太軟弱，再加上容貌秀麗、打扮應對得體，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大大提升了泰國的形象；在執政路線上，她繼承了他信時期向鄉村農民傾斜的路線，推出了一系列惠民措施；在政治上，她吸取了他信時代太過強勢導致被軍事政變的教訓，註意和王室與軍方搞好關系；在處理與反對派的關系上，英拉致力於政治和解，不斷向反對派喊話。泰國政壇因此出現了短暫的太平局面。

然而，好景不長。首先是英拉推出的帶有惠農性質的高價稻米收購計劃被查出涉及腐敗，同時因為財政的關系難以為繼；其次，英拉意在推動政治和解的《赦免法案》，被認為是為他信回國量身定做的，遭到反對派的激烈反彈，最終胎死腹中。這幾項舉措的失利嚴重打擊了英拉政府的信譽，也給反對派留下了口實。2014年5月，泰國軍方發動政變，英拉被推翻，隨後遭到玩忽職守的指控。2015年初，泰國國家立法議會通過對前總理英拉的彈劾案。這意味著英拉將被禁止在5年之內參政，更別提參加下屆大選。

此後幾年，泰國軍方一再推遲還政於民的計劃，大選日期一拖再拖。其中的重要原因，是軍方拿不準自己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定位。此前幾年，它一直站在他信反對派一邊拉偏架，苦心孤詣要把他信勢力清除出去，然而在現實層面又很難做到。一旦進行大選，改頭換面的他信勢力又會卷土重來，因此猶豫不決。而如今，伴隨著2016年10月普密蓬國王的去世，他留下的權力真空需要填補，如果軍方能在日後扮演類似國家調停者的角色，“一碗水”端平進行居中調停，促使各派坐下來達成妥協，泰國政治或許能得到真正的長治久安，而到那時，也許就是他信的回國之日。

本·阿里

被懷念的獨裁者

突尼斯出現了懷念本·阿里時代的社會情緒，人們懷念起本·阿里時期低廉的物價、安全幹凈的街道和相對自由的生活。

2010年12月17日，26歲的突尼斯小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因遭到警察的粗暴對待而自焚，最終不治身亡。布瓦吉吉是一個大學畢業生，因為找不到工作不得不做小販，沒想到最終走上了絕路。隨後，這一地區發生了震驚世界的“阿拉伯之春”，也把本地區一眾統治者逼上了絕路。自焚事件發生地的突尼斯總統本·阿里首當其沖，成了第一個下臺的領導人。2011年1月14日，他在騷亂中去國，流亡到沙特，一個月後因為中風陷入昏迷。

而在此之前，本·阿里已經擔任突尼斯總統超過23年。他1987年靠政變上位，在他任內，突尼斯經濟突飛猛進，國民基本擺脫了貧困和文盲，中產階級已占全國人口的85%，全國推行免費醫療，6至16歲少年兒童享受免費義務教育。在社會和文化方面，突尼斯也是北非最開放最世俗化的。2007年，世界銀行和世界經濟論壇將突尼斯評為非洲最有發展前景的國家，2009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又把該國評為“非洲最安全和穩定的國家”。然而，長期的統治也導致了獨裁和濫權，本·阿里家族的胡作非為更是引發了民眾的巨大反感。

本·阿里流亡之後，人們將他和家人的別墅洗劫一空，以此表達不滿。本·阿里和他的妻子被缺席判處35年徒刑，人們長期被壓抑的情緒得到充分釋放，各種政黨雨後春筍般地冒出來。但權威被打破的同時，秩序也蕩然無存，“突尼斯全國對話機構”雖然在2015年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但難掩該國政局動蕩、政府更叠頻繁的現實。而民眾對革命改善生活抱有非理性的高期待，希望一切在一夜之間改變，抗議、罷工成為表達訴求的主渠道，當年困擾布瓦吉吉的高失業率，則絲毫沒有改善的跡象。更嚴重的是，原本偏歐化的世俗伊斯蘭國家一去不返，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擡頭。近年來，突尼斯至少有3000人前往敘利亞加入IS，是IS外籍兵團中數量最多的。

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突尼斯出現了懷念本·阿里時代的社會情緒，人們懷念起本·阿里時期低廉的物價、安全幹凈的街道和相對自由的生活。於是，2015年6月，突尼斯行政法院決定，撤銷2011年做出的沒收前總統本·阿里及其家族財產的決定，本·阿里時代的前任官員被禁止參加制憲議會選舉的命令也被取消了，多位高官卷土重來，重居高位。而這一切，對病榻上的本·阿里已沒有多少意義。而盡管懷舊，突尼斯卻再也回不到過去，在混亂中重建新秩序，這個過程會很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