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底的“破7烏龍”，到今年以來的穩中有進，人民幣走勢出現了“V”形反轉，市場的貶值預期也在逆轉。截至2月6日，在岸人民幣對美元收盤價報6.8637，較去年最低點升值近2%。
與此同時，美元指數也於近期開始下跌，目前在99.8左右徘徊，較去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來的最高點(103.8)下跌近4%。那麽，在國內金融和資產泡沫有可能發酵和美元變數激增的背景下，“雙錨”匯率形成機制的人民幣匯率，2017年將何去何從?
內“錨”有望趨穩
2015年的“8·11”匯改讓人民幣中間價定價機制采取了“雙錨制”，即中間價取決於市場供求變化以及境外市場的波動，前者通過每日下午4:30的收盤匯率體現，後者通過隔夜一籃子貨幣匯率的變化體現。自此，“雙錨”開始共同決定人民幣匯率。
春節後第一個交易日(2月3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報6.8556，下午4:30收盤價報6.8740，二者偏離幅度高達184個基點，頗為蹊蹺。對此，外匯專家韓會師認為，這種即期匯率全天在中間價上方大幅偏離的情況，一般意味著當天銀行結售匯市場存在較強的購匯壓力，全銀行體系的當日結售匯很可能是逆差。
韓會師分析稱，“參考收盤價”和“參考一籃子貨幣”相結合的定價規則下，收盤價對中間價的偏離幅度直接決定人民幣對美元雙邊匯率能否跟隨國際市場美元的波動而波動。收盤價對中間價的偏離幅度越小，人民幣對美元大幅雙向波動的難度越低。除非美元繼續大幅下跌，否則人民幣在短期內挑戰6.85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教授、天風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劉煜輝看來，去年形成的“雙錨”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是人民幣對外的“錨”，想要市場交易者相信和堅持這樣一個機制，更為重要的是找到人民幣對內的“錨”。
而所謂對內的錨就是“整個實體經濟和產業資本的ROE(凈資產收益率)，這才是人民幣貨幣定價的基石。”他稱，本國貨幣定價的基石受到長期的金融泡沫和資產泡沫的沖擊嚴重。
春節前後，央行全面上調貨幣政策利率，市場人士認為，此舉旨在“去杠桿”，防範金融風險和抑制資產泡沫成為2017年宏觀貨幣政策的導向。去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給2017年的貨幣政策明確定調：貨幣政策要保持穩健中性，適應貨幣供應方式新變化，調節好貨幣閘門，努力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和機制，維護流動性基本穩定。
劉煜輝對第一財經記者稱，約束金融泡沫和資產泡沫的過程就是一個找“錨”的過程，也就是重建人民幣貨幣定價基石的過程。如果中國能夠堅定不移地堅持去年7月以來形成的抑制資產泡沫、控制金融風險的政策導向，現行的“雙錨制”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才有望常態化，並且逐步穩定人民幣的匯率預期。反之，如果金融泡沫和資產泡沫不斷發酵升級，那麽這一匯率形成機制在市場上受到的質疑和沖擊就會越來越大，人民幣就不能擺脫貶值的壓力。
美元變數激增
所謂的“變數”則主要來自海外，包含了以美國為主的經濟和政治不確定性——美聯儲1月會議並未顯露鷹派信號，3月加息的概率幾乎被腰斬(9%)，市場對2017年首次加息時點存在明顯分歧;此外，“近期特朗普團隊對‘弱美元’的推崇部分導致美元指數跌破100，市場對其一系列刺激政策(財政和貿易)上的不確定性等因素都利空美元指數。”資深外匯交易員崔榮對第一財經記者稱。
盡管中國正極力弱化美元對人民幣的牽制，但美元仍是一個核心變量。當前，各界對強美元周期的可持續性出現了分歧。
在特朗普去年11月當選後，美元和美股便走出了波瀾壯闊的“特朗普牛市”行情。因為市場開始提前將新政府大力推行財政刺激、重振美國經濟的政策納入預期，美元指數也一路突破了100大關，並在12月一度逼近104，市場樂觀情緒在短期內到達頂峰。
當時，第一財經記者采訪多方機構、學者後發現，保守方認為，今年美元指數將到達105，而較為樂觀的人士則預計，此輪強美元周期可能會沖上110點，甚至更高。
眼下，當市場回歸理性，看得更多的則是特朗普究竟做了什麽而非說了什麽。未來，美元的強弱將取決於兩點——美國經濟基本面以及特朗普的財政刺激政策的具體落實。
就基本面而言，美國的複蘇正在引領全球經濟上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1月時大幅上調美國經濟增速預期，IMF上調美國2017年和2018年增速預期至2.3%(+0.1)和2.5%(+0.4)。
此外，美聯儲1月的政策聲明提及，“就業增長保持穩定，就業率在低位徘徊”。上周五公布的1月非農就業數據更是大超預期，新增就業人數高達22.7萬人，遠高於新增17萬人的預期值，失業率為4.7%。不過時薪增長0.1%，不及預期(0.3%)。
招商證券(香港)宏觀研究副總裁宋林對第一財經記者稱：“總體而言美聯儲態度更偏謹慎，FOMC(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部分投票委員也輪換更新，今年鴿派委員數量增多，預計5月或6月加息可能性更大。”眼下，美聯儲維持2017年2次加息判斷，若屆時預期落空，料將打擊美元上行動能。
對美元而言，最大的不確定性在於政策層面。特朗普財政刺激的核心在於減稅和擴大基建投資。減稅主要包括下調個人所得稅率和企業所得稅率、投資稅率以加速經濟增長。個人所得稅方面，其計劃將現行的8級稅率簡化為4級稅率;企業方面，大幅下調所得稅稅率至15%，下調投資邊際稅率。
中國社科院世經政研究所國際投資研究室主任張明則認為，已經較高的債務負擔將會制約美國政府財政政策的潛在擴大力度。相比里根時期，美國聯邦債務規模/GDP比值從1986年的不足50%飛升到了當前的 103%。然而，特朗普設想的減稅激進程度卻遠超里根，因此美國當前的財政狀況能否承受如此激進的減稅仍然存疑。
最後，市場仍在擔憂，此前多次劍指中國為“匯率操縱國”的特朗普會否再度正式提出此事?就在前不久，美國國家貿易委員會主席納瓦羅表示，歐元像“隱性德國馬克”，其偏低的幣值讓德國相對於其貿易夥伴更具優勢，歐元此後持續大漲。
“2017年，中美關系是中國面臨最大的外部不確定性因素。”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稱，包括中美雙邊在貿易方面的可能沖突(貨幣操縱國的標簽和對中國進口商品征收45%的關稅)以及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對全球的影響。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則認為，中國有手段應對特朗普可能的貨幣操縱指控，一旦特朗普宣布指控，中國可以放手讓人民幣匯率進行市場化調整，但中美間更應通過貨幣政策、資本流動管理等方面協作，達成縮小美國貿易逆差，改善中國經濟及國際收支結構的共贏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