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我對成功學的著作一直懷有戒心。通常，一本成功學著作會遵循這樣的寫作模式：先調研一批成功的人士或企業，再尋找這些成功人士或企業的共性，然後去表述這些共性，最後聲稱只要學習了這些共性，其他的人或企業就能複制這樣的成功。

成功學的邏輯謬誤在於，由於幸存者偏差，可能很多擁有同樣共性的人或企業卻失敗了。幸存者偏差又可稱為“生存者偏差”或“存活者偏差”，其含義是只能看到經過某種篩選而產生的結果，而沒有意識到篩選的過程，因此忽略了被篩選掉的關鍵信息。

研究成功看起來很容易，實際上很難，因為有太多的因素其實是隱蔽的。研究失敗看起來很難，實際上相對容易，因為有更多更公開的因素可用來研究。最為關鍵的是，研究失敗，比研究成功更有指導意義。

最近我又讀到一本類似於成功學的著作，那就是查爾斯·埃利斯的《最偉大公司的7個秘密》。查爾斯·埃利斯是大名鼎鼎的投資經典之作《贏得“輸家的遊戲”》的作者。在《最偉大公司的7個秘密》這本書中，埃利斯向我們展示了“最偉大”的五家公司：麥肯錫、克拉瓦斯、高盛銀行、美國資本集團以及梅奧診所。

正所謂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因此這些各自領域的偉大企業也有很多相似共性，埃利斯承認，“它們之間的差異少之又少，甚至可以說，它們基本上大同小異。”埃利斯將這些共性歸納為七個要素：企業使命、組織文化、招賢納士、人才培養、客戶關系、創新和領導力。

比如，在第一個要素企業使命中，埃利斯認為，企業使命是鼓舞人心的長期目標。埃利斯以麥肯錫為典型。麥肯錫有過歷任合夥人，但是第一任合夥人馬文·鮑爾對專業性的堅持始終能夠敲打此後的那些合夥人，“馬文是佛羅里達會議的中心人物，不管是誰，只要觀點與公司追求專業化的首要目標相沖突，就會遭到他毫不留情的鞭撻與打擊。”當然，美國資本集團、梅奧診所、高盛銀行、克拉瓦斯也都有各自的企業使命。美國資本集團是永遠服務於長期投資者的根本利益；梅奧診所是患者的需求高於一切；高盛銀行是賺錢；克拉瓦斯是始終致力於運用美國法律處理最為艱難的案子，成為最富成效的團隊。

由此可見“最偉大”的公司，它們的本質都是一樣的。歸納得再多，最終也只能越像《基業長青》或《追求卓越》之類的書。更何況，某些成功顯然與運氣有關。埃利斯也在書中的第九章“運氣：有時甚至會決定勝負”中坦誠：“每一個偉大的企業都會在它的歷史中經歷重要的時刻：回想起來的話，不管走向成功之巔是多麽自然的事，始終都有一個因素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那就是運氣。”

成功的人或企業你可以複制，但其結果卻不一定能夠成功。因為每個人或每個企業的價值觀、世界觀、人生觀、追求等觀念都有所偏差，最終造成衡量自我人生意義的尺度也有所不同。所以即使知道這是通往所謂成功的必經之路，卻無法實踐。就如同《後會無期》里有一句經典臺詞：“聽過很多道理，依然過不好這一生。”成功幾乎不具備複制的可能性。

可能是埃利斯為了避嫌，於是在這本書的最後一章，回顧了曾經是“最偉大”咨詢企業安達信的滅亡史。插入這個失敗的案例，使得這本書有可能脫離成功學的窠臼。埃利斯這樣寫道：“經過50年的歷程，安達信一步步地走向衰弱，直至滅亡。當一系列災難的演化和根源浮出水面後，我們深切體會到某些最基本的成功要素對創造一家真正卓越的企業有多麽重要，以及最重要的，要維系這種來之不易的卓越有多麽的艱難。”

但是，這個典型的失敗案例恰恰道出了問題的關鍵所在。那就是，再偉大的公司也不能擺脫失敗的陰影，失敗與“偉大”總是如影隨形。稍不註意，失敗的翅膀就會降臨。如果說這本書很有價值的話，那麽價值可能就在這里。失敗很正常，成功則是低概率的事件。在成功的“原因包”中，每一個單個的原因，都不構成結果的充分條件；但是在失敗的“原因包”中，任何一個單個的原因，都足以成為失敗的充分條件。

巴菲特研究最多的不是成功，而是失敗：“我總是覺得，研究經營失敗比研究經營成功更有益。可是大學的商學院習慣上只研究企業的成功案例。我的合作夥伴芒格說，他最想知道的是他將會死在哪里，一旦知道他就永遠不去那里。”要長壽，避免死亡；要成功，避免失敗。正如巴菲特說：“只要能夠盡量避免犯重大的錯誤，投資人只需要做很少幾件正確的事情就足可以保證盈利了。”

我們不能說做了哪些事情就能成功，但是我們可以從一個又一個的案例當中，發現某些致命的、一定會導致失敗的錯誤和缺陷。因此，成功學在本質上是沒有用的，失敗的經驗反而比成功更有價值。其價值就在於，在一個失敗的天羅地網之中，學會如何將自己救贖出來，成為一條“漏網之魚”。（歡迎關註一只花蛤的微信公眾號：pubanyao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