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農民工收入，常常聽到這樣一種議論：近年農民工收入增速太快，既高於農民工勞動生產率，也高於同期人均GDP的增速。這種增速不可能長期持續，“收入增速與GDP增速要匹配”。
收入的增速長期來看確實必須與GDP增速相匹配。但這里所說的收入，是指包括勞動者工薪、資本利息、企業利潤、政府財政收入在內的全部生產要素報酬。總體上收入增速與GDP增速匹配，並不意味著其中單項要素(如農民工收入)的增速一定不能高於GDP。前些年，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速不是遠高於GDP嗎?
在證明近年來農民工收入增速太快時，議論者往往以民工潮年代為基準。而民工潮年代恰恰是農民工收入的增速遠低於農民工勞動生產率和同期人均GDP增速的年代。舉例來說，從1990年到2000年，按照不變價格計算，中國的人均GDP總計增長了143%，平均年遞增超過9.2%，而據北京大學盧鋒教授的研究，同期農民工實際工資“整體來講，似乎沒有增長”。
議論者可能會說，民工潮時農民工供過於求，收入上不去符合市場經濟規律。要講市場經濟規律和供求規律，就應該一視同仁，為何農民工供過於求時講市場經濟規律，而近年農民工供不應求、收入增速加快時，就不講市場經濟規律，改講用工方能否承受了呢?
在我看來，民工潮年代農民工收入增速遠低於農民工勞動生產率和同期人均GDP增速，很大程度上緣於以下兩個因素。
因素一，當年的農民工勞動力市場，處於經濟學意義上的非均衡狀態，各年齡段的農民工都供過於求。由於農民工所能勝任的勞動密集型工作崗位上，青年的勞動生產率往往比中老年高，且農民工進城工作沒有鐵飯碗，因而支付同樣的工資，城鎮用工方就可以只使用手腳快、動作準的青年農民工，從而降低用工成本。
因素二，中國城鄉生活水平與生活支出之間存在巨大差距。大體上，鄉村人口的人均生活支出僅相當於城鎮人口的1/3。因此，同樣是掙錢養家，與全家生活在城鎮的城鎮戶籍職工相比，家屬留在鄉村，家庭用房也建在鄉村的農民工，所要求的工資底限相應也低。何況城鎮工作崗位原本並不對農民工開放，只有比城鎮職工幹得更多更苦、掙得更少，農民工才能被城鎮用工方所認可，取代城鎮戶籍職工，成為城鎮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就業主體。
與民工潮時期農民工收入水平低、收入增速慢相匹配，當時中國經濟存在下列現象：
——鄉村勞動力就業不充分，大量閑置。
——農民工“青年在城鎮、中老年回鄉村”。
——為了讓城鎮不再需要的中老年農民工回鄉後能糊口，就得讓他們承包耕地。農民工外出打工時，耕地可以臨時流轉給其他農戶;一旦農民工回鄉，耕地就必須流轉回來。其結果，是農業經營只能以農戶為單位、生產規模偏小、土地流轉不穩定、農業規模經營發展受限。
——農民工成為城鎮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就業主體，同時大大壓低了這些行業的收入水平。從而使這些行業成為任何希望全家生活在城鎮的普通勞動者(包括城鎮戶籍職工和大學畢業生)都避之不及的“農民工”行業。
——對只能在上述行業就業的農民工來說，這些行業的收入水平支撐不起農民工全家的城鎮化。因而農民工只能長期維持“工作在城鎮、家屬留鄉村”的家庭格局，並因此引發了一系列與留守家屬有關的社會問題。
——鄉村生活支出低，一個重要的方面是宅基地不值錢，鄉村住房開支只包括建築成本，因而鄉村平均建房成本只相當於城鎮平均房價的1/6。農戶間自由買賣宅基地會大大增加鄉村的建房成本，為了維持鄉村低生活支出帶來的農民工低工資，農戶間自由買賣宅基地就只能禁止。
與民工潮時期相比，今天的中國經濟發生了一系列影響到農民工收入的變化。
就現狀而論，影響最大的是民工荒，即前面提到的因素一。農民工的收入=工資率(計件工資標準)×勞動生產率。民工潮時期，因為青年農民工的勞動生產率高，即使用工方提高定額或壓低工資率，農民工的收入仍能達到他們的底線。民工荒緣於高勞動生產率的青年農民工供不應求。用工方不得不招年齡更大、勞動生產率更低的中年農民工。如果工資率不上漲，中年農民工收不抵支，他們就不會願意進城工作。因此，隨著平均年齡的上升，農民工低收入的局面就無法持續。
就未來而論，影響最大的是農民工的城鎮化，即前面提到的因素二。中國城鄉生活支出之間差距巨大。用學者遲福林的話來說，農民工變成城鎮居民，其消費“至少增加一倍”。現有收入不增加，農民工進了城也很難生存。如果一大部分進城農民工都要靠城鎮低保生活，地方政府也負擔不起。雖然有關方面說“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是個預期性的目標，不是約束性的目標，所以不存在強力去推進、一定要達到”，但若實際城鎮化的農民工數量大大低於規劃，例如只有20%~30%，恐怕也很難交代。
現在問題的難點在於，從供給側的角度，農民工收入水平低、收入增速慢，有利於用工方(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降成本;從需求側的角度，如果收入不大幅提高，靠農民工城鎮化來穩增長的經濟目標就有落空的可能。如何破解這一難題，尚待各方討論和努力。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