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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以寧：未來中國經濟更多還是L型 明年不會有大起色

11月4日，在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主辦的“第三屆大梅沙中國創新論壇”上，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做了題為“創新驅動和觀念轉變”的主題演講。

厲以寧認為，最近一些小煤窯又恢複生產，鋼鐵銷路變好，但經濟拐點並未到來。未來中國經濟更多還是L型。明年仍然是在一個“穩中求進”的階段，但是不會有大的起色。

此外，他建議對古典經濟學提出改進：熊彼得認為創新是生產要素重新組合，而現在僅靠合並不會有創新，信息量的組合才能創新，創意創新創業聯系在一起，未來不需要企業家，需要領頭羊就可；失敗不是成功之母成功才是成功之母；社會人與經濟人相結合。網絡時代創新對資本的要求降低了。

厲以寧

以下為厲以寧演講實錄：

不要輕易談拐點 L形更符合當前現實

第一個問題當前經濟形勢，根據統計局最近所公布的材料，我們已經看得很清楚，的確經濟是保持在6.7%的水平上，但是絕不能認為我們的經濟到了拐點，遠遠沒有到。什麽叫“拐點”?就是從現在的下行改為一個長期、平穩地發展，最近我們在外調查，煤的價錢上漲，很多小煤礦又恢複生產了。鋼鐵價格上升了，所以鋼鐵銷路也比較好。

這些情況怎麽來的應該分析，主要是：因為現在的企業的確是改革的地方需要去庫存，所以他為了保證自己的持續前進，必須要增加他的生產資料的儲備料。生產資料的儲備料本來是在減少之中，但是物價只要有一開始上漲就會跟上去。因為再過一段時間這些生產資料貴了，所以就造成了煤炭、鋼材價格的上漲。

這是當前出現的正常現象，但是並不以為著我們下行壓力已經減輕了。要知道經濟轉型絕不是短期內能夠完成的，往往需要較長的時間，因為有很多工作我們需要做。所以這樣一來我們說不要輕易談“拐點”。明年仍然是在一個“穩中求進”的階段，但是不會有大的起色。“U”形、“V”形的都不是今後出現的情況，更多的情況還是一個“L”形的情況，這是符合當前的現實的。

未來或不需要企業家

第二個問題是創新。

二十世紀過去了，二十世紀流行的經濟學術語中最流行而且一直在使用的就是“創新”兩個字，熊彼特提出了“創新”的概念到現在整整一百年了，熊彼特提出了“創新”的概念是一百年以前提出的，思路是對的，需要創新，但很多情況是變了。因為當時還是工業化剛開始不久的時間，那是一百年前，所以熊彼特那個時候提出的看法。

舉幾個例子，第一個，熊彼特說“創新就是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這在當時是對的，因為當時是工業化時期，制造業起著重要的作用。但他沒有料到以後就變成了信息化時代了，信息化時代後工業化所必然要經歷的時代，所以目前不是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就是創新，是信息量的組合、信息的組合才是創新。不掌握最新的信息，不分析最新的信息，光是生產要素的重組，那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這一點已經被信息化時代所看到了。兩廠一合並就能夠創新了?要看信息量掌握到什麽程度，有沒有真正新的因素在里面。

再舉一個例子，熊彼特認為“企業家是創新者，主要是因為因為他們能夠把發明家的成果用到經濟中去，這就成為了創新。”這個觀點在當時是對的，也沒有問題的。但是信息化時代來了這個觀念是落後的觀念，不是這種情況。現在主要是“創意、創新、創業”三個連在一起，要是經濟能夠創新的話必須先有創意，先有創意的人並不是企業家，先有創意的人是無數正在投入市場的年輕人。別小看那些咖啡館，別小看那些俱樂部，經常有人在那里討論他的創意何在，一旦有了創意了，這個時候能夠發現機會投資的這就是企業家。現在的情況是先有創意才有創新，有些企業是保守的維護既得利益的，每一個大企業都能夠創新?不一定。

第三個例子，熊彼特的觀點是“你要創新創業必須要有資本，先籌資、融資，然後組成一個計劃，然後把發明家的發明移到新的領域來。這個觀點不完全錯，但是不夠的，因為不了解網絡時代給人們帶來的影響。網絡時代使整個經濟運轉的速度加快了，網絡一旦你有新的創意出來，得到這個消息馬上有人自動向你投資，不是過去求別人投資，不是的。這個應該重視到信息化時代應該跟過去是不一樣的。

再舉一個例子，中國的古話講過“失敗是成功之母”，這個觀念對嗎?越來越不靈驗，假定思路不改你要失敗永遠失敗，你要成功必須轉變思路。成功是成功之母，不是失敗是成功之母，這是從一定意義上說，這是一個新的觀念。這個過程中會出現無數的新的一些投資人，會出現新的組織者。有了成功就會有下一個成功，一直到另外新的創意出來了，這也是一種新的看法。

要知道今天的情況跟一百年前熊彼特的情況是不一樣的，那時候大量的年輕的都是體力勞動者，他們的知識就少，今天不一樣，盡量大量湧入創新市場的、創意俱樂部咖啡館的是年輕人，可都是有知識的人，他們在這當中會發現許多新的問題，也有失敗者，但更多的是成功者。

今天可以這麽，整個經濟運轉的速度比過去不知道快了多少，我們正處在一個加速變革的時期，包括人的觀念要改變，我們曾經這樣想，你能夠知道五十年以後中國的經濟是什麽樣子嗎?總的方向可以講，看準了，對了。但具體的問題不能解決，因為變化太快了，五十年以後的消費是現在的消費模式嗎?五十年以後的投資是現在的投資模式嗎?五十年以後的就業是現在這種就業嗎?那個時候就業者可能完全就在家里面他跟企業是定合同的，他自己有計算機就夠了，能夠跟你聯網就夠了，你要軟件我就給你研發出來。到那個時候，人們還會像現在一樣身上都帶了現金嗎?那個時候人們出來還一定要自己購買汽車嗎?好多東西都在變。失敗者跟成功者同樣在湧現出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一定要有新的思維。

可以這麽說，未來的時代中，“企業家”這個名詞可能都不存在了，不需要企業家了，需要的是領頭者，領跑人，需要這樣的人。他一旦新的發現就會出現新的領跑者、新的帶頭人，這樣就行了。所以創新是中國的大勢、創業是中國的大勢，我們的觀念需要改變，要深入到下面去看看，下面是一個什麽情況，不是一百年前熊彼特所談的情況。

經濟學不止有理性人心理 更多社會人心理

第三個問題，講一下社會人和經濟人。

古典經濟學重視經濟人，經濟人又被稱為理性的人，都是從自己經濟的利益考慮的。成本要最低成本，收益要最大收益，如果消費者也是最低的價格能夠買到最大的滿足，這就是經濟人的觀念，所以經濟人又被稱為理性人，被奉為古典經濟學的一個慣例。

但是現在來看遠遠不夠了，而且這個觀點並不錯，但是範圍是窄了，不斷地有經濟學家對這個提出挑戰。凱恩斯他就是一個，他認為在投資方面人們往往有動物的本能，沖動性的投資。投資有沖動性這是凱恩斯認為經濟人的假設是不夠的。

凡勃倫的觀點是，人們的消費不完全是為了自己物質上的滿足，有很多原因，為了自己精神上的滿足，而精神上的滿足這種新的炫耀性的消費。炫耀性的消費他明明沒那麽多減產，他一定要坐最好的馬車，在街上走過使大家看到“這是一個有錢的人”，他就感到滿足。他的滿足是花錢能夠帶來一種愉快的感知。常言道“吃是百分之百為自己，穿是八十百分之為別人”，你是為了讓別人看到你感到快樂和羨慕你，是這種觀點。

西蒙認為最優的選擇是達不到的，因為變量太多了，目標又不單一，你怎麽能夠幾個目標同時做到最優呢?所以人們只能夠次優選擇。人們買東西特別是女同誌，比如她們買一件披肩或者是一件外移，別人問她怎麽樣?她說“湊合”，她不會特別滿意的，因為她沒有走到那麽多家企業，她不知道還有比她好的，真要走到那麽多家沒有時間。你買一個縫衣服的針，你要買最尖的針，你到百貨公司去看了有賣針的，我挑一個最尖的針，你自己挑吧，沒有哪個傻瓜自己帶放大鏡來比較在這麽多針當中挑一個最尖的，還要記筆記。沒有的。看到第一個針不行不太尖，換第二個針有點彎，第三個針“行了，不看了”，次優選擇。消費者走在走次優的選擇，還有什麽理性人呢?所以他提出了“優先理性”。這個觀點現在越來越廣了。

實際上在經濟學里面除了有經濟人以外還有社會人，社會人他考慮的是社會問題，比如說有兩個地方可以投資，A、B。A成本低效益高，B成本高效益低。一般按經濟人的假設全部在A投資，因為成本低。為什麽偏偏有些人願意到B投資?這就要分析了，他幹嘛要到B投資啊?一個原因是我之所以到B投資，因為那是我的故鄉，我對故鄉感情留戀，所以說在我有錢的時候回到故鄉去建一個醫院、建一個學校、辦一個工廠，增加當地的GDP。這是一種考慮。

還有第二種考慮，我之所以在B投資，因為我從小在那里學習過、生活過，當時人們瞧不起我，認為這家夥沒出息。今天我發達了，我就在那里投一個工廠，投一個圖書館給你們看看。這是一種心理，也是社會人。

還有第三種情況，就是我之所以要到那里去投資，因為我在那里曾經做過一些不光彩的事情，比如當初我離開的時候欠了很多人的債沒有還，我欺騙過一些人，找人家借錢就走了。有內疚，今天我回來了。我回想起過去內疚的話，於是我就一定在那里投資來彌補我過去的錯誤，這也是社會人。

現在我們經常講的一個企業之所以能夠發展，一定是企業文化搞得好，而企業文化中的最核心問題是培育職工的認同感，這是非常重要的。同甘共苦不是一個概念，“同甘”是“同甘”，“共苦”是“共苦”。“同甘”是企業走上坡路、形勢好、紅利多，怎麽樣分配這些紅利必須有制度，沒有制度就亂了，制度不合理仍然是這樣的，到修改以後。這是企業可以做到“同甘”可以靠制度。“共苦”靠精神，必須一種精神在支持他，這是“共苦”制度是不管用的，是不夠的。工廠老虧損，工資兩個月、三個月都沒發出來，這種情況下我走了，你怎麽樣跟他談制度不管用，但是如果企業文化做得好，整個企業有一種共苦的精神，攻讀難關，大家抱團取暖就行了。所以“同甘”是“同甘”，“共苦”是“共苦”，這就更證明了認同和社會責任感的發展。今後我們的發展不僅僅要在經濟上發展，經濟人假設仍然在某些上面是有用的但是不夠的。社會人的假設他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大家都有一種社會公益感、社會責任感，這樣的話我們的經濟必定能夠走向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