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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蔡繼明：請不要一再給專車扣上“非法營運”的帽子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5/0311/149318.html

\黑馬說：在牌照管制下，現有的出租車運營模式在損害著國家、司機和乘客的利益。移動互聯網叫車平臺把社會的力量動員起來，正在改變這種局面，它甚至是一種更有效率的生活方式的革命。人大代表蔡繼明要為新技術正名。

文 | 蔡繼明  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
編輯 | 鄒蔚 


長期以來，出租車行業有目共睹的現狀是：富了老板、肥了官員、虧了國家、苦了司機、坑了百姓。從2002年著名記者王克勤深度調查揭露北京出租車行業黑幕，到朱镕基、溫家寶兩任總理承諾進行出租車行業改革，至今十余年出租車問題不但沒有得到解決，反而愈演愈烈，同時全國各大城市出行難、打車難問題日益成為城市居民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常態，嚴重影響了居民幸福指數和社會生產效率。

自2013年起，一場由移動互聯網技術掀起的城市出行方式變革在全國悄然興起：2014年的打車軟件補貼大戰深度改變了上百萬出租車司機運營和上億城市居民的打車方式，也給一直以來鐵板一塊、始終未能邁出實質性改革步伐的出租車行業吹來了一陣清風。2014年下半年，繼快的打車、滴滴打車之後推出的互聯網專車業務，以遠高於傳統出租車的硬件設備和服務水平快速被廣大城市居民所接受，也給傳統出租車行業的改革打了一劑強心針。

建議政府借助當下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快速實現城市出行領域的互聯網化和市場化，徹底解決長期困擾城市發展的出租車行業壟斷問題和出行難問題，從而為未來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打下夯實的基礎，使城市交通和居民出行發生實質性改善。

一、  打破出租車行業壟斷性特許經營制度迫在眉睫

2015年新年伊始，遼寧省沈陽市發生嚴重的出租車停運事件。在剛剛過去的2014年，類似的停運事件先後在內蒙古包頭、廣東清遠、陜西寶雞、安徽黃山等地接連上演。在過去的數年、十幾年間，同樣的出租車罷運事件層出不窮，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與此同時，一方面，出租車司機收入微薄，不滿從業現狀，另一方面，老百姓“打車難”的抱怨與日俱增。這充分表明出租車行業存在著嚴重的問題，亟待政府著力解決。作為與老百姓的美好生活息息相關的出租車行業和城市出行領域，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號角聲中，沒有理由成為最後堅冰一塊的“特區”。


二、對專車等互聯網出行模式創新的鼓勵應當落實到具體政策上


隨著互聯網智能手機與各種應用的使用、普及，互聯網打車軟件的橫空出世、“專車服務”等全新的出行理念和技術手段的革新，新的技術手段在為廣大乘客帶來重大利好的同時，也刮起了顛覆傳統出行方式的旋風。作為新生事物，互聯網打車軟件契合了當前人們日漸更新的生活、出行、消費方式，類似快的一號專車、滴滴專車等新興互聯網專車服務在車輛硬件、司機服務水平、安全技術監控條件以及保險理賠制度上都遠遠高於傳統出租車。

然而，這樣受到廣大人民群眾歡迎的服務卻屢屢遭到各地方交通執法部門的“嚴打”，被扣上非法營運的帽子。一方面地方交通執法部門對出租車行業因壟斷造成的供給不足、服務低劣、黑車橫行（據統計全國黑車超過200萬輛，接近出租車的兩倍）等問題長期視而不見，卻對車輛、服務、技術和安全性更高的互聯網專車進行針對性執法，阻撓人民群眾選擇更加符合自身出行便利的服務，強迫大家去忍受出租車惡劣的服務或乘坐毫無組織和管理的黑車，這恰恰是李克強總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所批評的“為官不為、懶政怠政”行為。

因此，為互聯網專車等技術驅動下的新興出行方式正名，並創造有利的制度環境，使其在陽光下健康發展，不僅能為解決廣大人民群眾的出行難問題提供可能，同時也將為其他領域的改革提供新的樣版。

三、具體建議

針對當前我國城市出行現狀，為了廣大人民群眾能享受到更舒適、便捷、安全、實惠的出行體驗，特提出如下建議：

1. 將政府職能由出租車行業管制和審批者轉向服務和監督者，改變對出租車行業的行政計劃管理模式

當前，我國出租車行業的傳統管理方式是通過出租車公司對司機進行組織、調度和日常管理，政府相關部門並不直接面對車輛和司機。這種以審批為關鍵的管控方式，有著極為明顯的計劃經濟時代色彩。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不斷完善，計劃經濟色彩明顯的傳統出租車行業管理機制暴露出越來越多的體制弊端和危害，其造成的結果是老百姓抱怨打車難、出租車司機抱怨收入底，且所有怨氣最終都指向了政府，而出租車公司卻成為了暴利行業。

傳統的出租車運營管理機制有效簡化了交通行政管理部門的工作，僅是審批給出租車公司運營執照，而管理司機、車輛，以及為老百姓提供更優質、滿意的出行服務的責任也相應推給了出租車公司，有著明顯的“惰政”嫌疑。因此，改革出租車行業首先應從改革政府角色入手，徹底改變單純審批牌照的單一管理模式，而更多轉向監管出租車從業者和經營企業，並為之提供相應的政策環境。

2. 打破出租車特許經營的行業壟斷，實行真正的市場化運營機制

長期以來，我國出租車行業的政府管制行為主要包括出租車的質量管制、數量管制與價格管制。這導致的直接結果是某些出租車企業的行業壟斷，因為在總量控制和出租車特許經營制度下，出租車行業沒有實現充分的市場化。憑借總量控制和出租車特許經營制度，出租車特許經營權成了出租車公司手中的稀缺資源，出租車司機和消費者都處於弱勢。這其中，運營牌照的審批是現行出租車運營機制的核心，我國幾乎每個城市都由政府部門控制出租車運營牌照的總量控制。因此，這帶來的必然結果是，出租車運營牌照的價格高企。據媒體報道，上海出租車牌照轉讓價格一度被炒到50萬元以上，沈陽的出租車車標價格上漲到80萬元，仍供不應求。

此外，出租車價格也實行政府管制，政府定價，沒有遵循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推動出租車行業的市場化改革，就是根據車型、駕駛員素質與服務水平、上下班高峰期、油價浮動等多方面因素，由市場競爭形成出租車數量的有效供給和均衡價格。

3. 利用互聯網思維與技術的優勢，實現城市出行領域的互聯網化和市場化

僅僅在2012年才成立的快的打車、滴滴打車等互聯網打車軟件，憑借革命性的互聯網思維、借助移動互聯技術，以高效、快捷的特點精準對接老百姓的出行需求，為老百姓提供了快速、便捷、舒適、安全的出行體驗。據媒體報道，截至2014年12月，我國打車軟件累計賬戶數量達1.72億。

打車軟件的一個特色服務是“專車”。在2014年10月開始，互聯網“專車服務”快速發展，極大地沖擊了傳統的城市出行方式。在這背後，體現的正是城市公共出行的旺盛需求和差異化發展趨勢。根據媒體報道，互聯網專車具備以下功能：

 1）能夠根據市場需求變化提供動態的運能供給，解決人民群眾打車難、出行難問題；

 2）能夠為不同群體提供多元化、個性化、差異化的出行服務，例如為有孩子的乘客提供兒童安全座椅、為殘疾人提供專業設備、為商務人士提供高端商務車型等等；

 3）能夠將大量閑置的交通資源利用起來，包括租賃車輛和社會車輛，同時避免道路資源和停車資源的浪費，提高整個社會資源的使用效率；

 4）能夠促進就業和環保，據統計未來專車可以創造2000萬工作崗位，同時大大減少公車、私家車的購置和使用；

 5）能夠從根本上擠壓黑車的生存空間，同時促進出租車行業服務水平的提升。

 6）能夠通過技術手段為城市交通部門的決策和日常工作提供龐大精準的數據支持和分析依據。

“專車服務”的異軍突起生動地表明，現在公眾的出行需求遠未被滿足，尤其是差異化個性化的需求還存在巨大的缺口。當前，圍繞各類“專車服務”還存在不少爭議，但簡單的禁止、取締、打擊無助於我國出租車行業的改革。“專車服務”帶來的主要啟示是，如何把“出行的人”與“有車的人”通過合理方式連接起來。政府作為監管部門，應建立打車軟件、“專車服務”的市場規範，整合閑置運營資源，在合理的政策監管規範下，完全可以嘗試開放社會車輛資源（前期可以嘗試在部分城市進行試點），讓社會車輛通過交管備案、考核等審核機制，加入到城市出行體系中。

4. 大力支持專車等新生事物的發展，並為其創造健康的發展環境

盡管各地交通部門紛紛給互聯網專車扣上“非法營運”的帽子，但是廣大人民群眾並不買賬，輿論也堅決地站在了市場和創新企業的一邊，這說明地方交通部門的做法是不得人心的，在2015年1月由於全國多個城市粗暴地打擊專車，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不滿，引發了一場持續半個月之久的出租車改革和專車合法化的全民大討論。最終，國家交通運輸部公開表示，“專車”對滿足運輸市場高品質、多樣化、差異化需求有積極作用，並明確承認由租賃公司提供具備租賃資質的車輛、由勞務公司提供駕駛員代駕服務，由互聯網信息平臺進行信息撮合提供給消費者的專車服務是合法的。

然而，專車問題並未因此而得到根本解決，首先，由於交通運輸部只是做了一個聲明性的表態，並未下發具體文件和政策條令，各地方交通執法部門仍然可以以現有法律政策沒有更新為理由繼續打壓符合交通運輸部聲明中標準的“合法專車”；其次，由於租賃行業長期和出租車行業一樣存在嚴重的計劃經濟痕跡，同樣是一個牌照數量高度管制的行業，許多租賃公司因為拿不到牌照，為了生存和發展只能采取社會車輛掛靠的形式獲得車源，隨著專車的逐漸發展，合法的運能必然無法滿足市場的需求，如果不破除租賃行業的牌照數量管制，使其從審批制轉向備案制，讓符合安全標準的社會車輛可以合法租賃，其結果必然會重蹈出租車行業的覆轍，而專車也將一直被扣著“非法營運”的帽子，無法在陽光下健康發展。

政府的作用在於為廣大人民群眾創造一個可以提供質量最優、價格最合理的服務市場，而不是以自己便於管理為出發點，甚至人為地提高社會的交易成本、限制技術和市場的發展，為既得利益者提供保護傘，從而損害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出租車公司的整體性盈利、無淘汰機制的現狀和租賃行業的管理混亂的根本原因都是由於政府的角色發生了錯位，不合理的管理體制扭曲了出租車資源的合理有效的配置。真正放開城市出行的市場，在互聯網技術下實現“共享經濟”，讓社會車輛和更多的社會資源可以光明正大地參與到城市出行服務當中，這既是全球各個國家和地區城市交通的發展方向，也是切實解決目前國內各大中型城市交通資源匱乏、出行日益困難的根本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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