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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領導力專欄】共享辦公：工作遊民告別孤獨

“雙創”氛圍下，從2013開始，全國新註冊市場主體連續三年超過500萬，新註冊的中小企業也將共享辦公推向新高潮。“點點租”、“SOHO3Q”、 “優客工場”、“We+聯合辦公”、“聯合創業辦公社”、科技寺、米域等國內企業設計的共享辦公場所在各大城市登臺。

上述國內企業往往以成立於2010年的“WeWork”為行業標桿。究其原理，它能夠迅速被市場認同，甚至躍升160億美元的估值，是因為WeWork致力於營造共享辦公的社區活件。表面看，WeWork在軟硬件兩方面解決了辦公室經濟問題；往深處瞧，它則為現代工作遊民創造了一個值得歸屬的社區。

共享辦公符合時代趨勢和中國的制度特征，但怎樣擺脫“二房東”的思維?許多企業還在掙紮中。

只有把它當作一個社區新生事物，找到對應的社區價值觀、行為方式、活動設計和治理結構，共享辦公才能成為持久的社會事物。而關於建設個性社區，美國的移民歷史提供了好的借鑒。

美國賓州有兩個獨特的移民社區，“羅塞塔”(Roseto)和“阿米什”(Amish)。一百多年來，他們仍舊保留著在意大利和瑞士老家的傳統。即便遠隔重洋，他們也能夠複制家鄉生活，那是得益於向心力極強的社區生活習性。共同的文化價值認同、對社區的心理歸屬感、有個性的語言和行為方式，這些都成為複制和維系“羅塞塔”和“阿米什”小社會的活件。

活件，一套有自我組織、修複和再生效果的社會關系活動，它也是現代新型辦公社會的靈魂所在。

工業革命正邁向“工業4.0”，圍繞社會和技術變化的組織思想也需要更新到“辦公4.0”。人們已經看到辦公環境和家具需要革命性轉型，但在社會關系的轉型上，組織思想明顯落後於社會現象，辦公社區活件遠遠落後於辦公場所的軟硬件。

工業革命走過四個不同階段：機器、流水線、自動化、自組織。針對前三個階段，辦公也有相應的變化：1)為機器服務的行政辦公，包括秘書打字記錄和文件管理;2)成為流水線系統的一個延伸環節，包括采購和銷售等;3)執行專業職能活動，包括控制、溝通、協調(Control,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上述“3C”仍然是目前辦公活動的核心。

在新生產技術沖擊下，舊的辦公秩序正處於瓦解中。最近20年，組織技術(信息、電腦、數據化)帶動了組織方式變化(移動、橫向、自組織、多時態)。在二者合力作用下，新秩序強調創新、移動、智能、持續增值。任何可預測的、周而複始的、物理的、標準信息化的任務要麽由智能機器去完成，要麽可以在不同時空下分別執行。牛津大學兩位教授(Carl B. Frey， Michael A. Osborne)的研究顯示，發達國家47%的工作能被智能機器替代。麥肯錫的報告則進一步指出，工作中78%的重複性身體活動可以被自動化，而非重複性的工作則比較難替代。

辦公場所是工業秩序的有形體現。例如，美國的“約翰遜·瓦格斯大樓”(Johnson Wax Building)是以控制為中心的工業秩序的生動代表。這座1939年完成的建築內部排列著縱橫交錯有序的辦公座椅。員工如組織機器的齒輪，精密地咬合在一起。早前的椅子只有三只腳。一不留神會摔倒。這樣，人們只能“正襟危坐”。

新技術打破了“瓦格斯大樓”代表的舊辦公秩序。但是，模擬複制高科技企業的辦公軟硬件並不能自動提高辦公生產力。共享辦公企業首先需要深入理解人的工作活動特征、心理和社會關系的需求，其次設計配套的社區關系活件，再次是誘導社員參與共享。三者缺一不可。

建設共享辦公的社區活件，我們可以從3C向3E價值轉變開始。進入工作4.0，辦公場所的意義來自下面三種新價值需求:

1)為求共識的親面溝通(Elaborative Communication)。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同意見都有道理”的多元社會，但交易和創新都需要共識。辦公場所親面溝通幫人們求同存異，實現商業目標。例如，共享辦公Bespoke設立在大商場中，它成為關鍵客戶做焦點溝通的現場舞臺。

2)為歸屬感而求辦公氛圍(Empathic Organizing)。常去健身房的人知道自己有一圈“熟悉的陌生人”，大家同屬一個熱愛的時空，這就足夠形成親切友好的社會關系。共享辦公環境更加如此。“感受共同在現場”這種隱約曖昧的歸屬感得益於辦公的場效應。例如，奧斯陸的“創業實驗室”(Startup Lab)和斯德哥爾摩的“超46區”(Sup46)嚴格選擇入駐的企業，希望能創造一種“兄弟會”和“姐妹會”那樣的組織歸屬感。

3)為超越體驗(Emancipative Moments)而求一個集體環境。工作成功卻無人知曉，如錦衣夜行。在共享工作場所，人們能慶祝每一個人成功的瞬間，集體吟唱的慶祝之歌是勾魂的海妖塞壬(Sirens)。例如，多倫多市的聯合辦公區DMZ定期安排企業分享成功、慶祝進步，慶典儀式成為一大吸引力。

知易行難。讓新思想轉化為新習性，很難。這方面，我們可以向維斯女士(Brownie Wise)取經。1951年，維斯女士為塑料盒“特百惠”(Tupperware)設計了“特百惠聚餐”的社交模式，成功地讓一套塑料盒系列成為家庭主婦餐聚社交方式的載體。通過一套家庭聚會的儀式活動，她讓“特百惠”變成家庭社交的媒介和代名詞。共享辦公也必須建立一套類似的社會關系互動模式，這就是社區活件的必要性。

圍繞著社區建設，“WeWork”正在推廣共享居住“WeLive”服務。從辦公到居住，他們把共享當作一種社會心理現象來理解。怎樣讓現代工作遊民能夠在孤獨的人群中相互吸引，這才是共享辦公模式的核心問題。

(作者為加拿大萊橋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複旦大學管理學院EMBA特聘教授，他最近致力於研究創新領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