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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全球十四億臉書用戶，佐伯格或許想從此書找出權力運用方式，而身為一般小民的我們，也能從中，了解自己為什麼能更有權力。

整理 編輯部

我們知道權力正由勞動力轉移王腦力；由北轉向南，由西轉向東；從舊型企業巨獸轉向靈活變通的新創公司; 從穩固的獨裁者轉向廣場上的人民、網路世界。單單只道出權力正由一個大陸或國家流向另一個，或者正傾瀉到新的參與者身上，都不足夠。權力正在經歷更為根本 性的突變。對立的國家、企業、政黨、社會運動、機構或獨立領袖縱然仍跟過去一樣，你搶我鬥的爭奪和維持權力，但權力本身正在消散。

權力正在衰退。

簡單來說，權力可以換得的成果已日漸式微。在二十一世紀，權力更容易獲得，卻更難行使，並且更容易失去。無論在會議室、戰地抑或是網路空間，權力鬥爭一如往常激烈，可獲得的回報卻在遞減。

國際棋壇，權力遞嬗縮影

權力衰退的驅動力來自四方八面，要探究箇中緣由，我們不是要去想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Clausewitz)、《財富》環球五百強企業，我們要參考的是 小詹姆士·布萊克的經歷：一位來自鄰近紐約布魯克林的貝德福德——斯泰弗林特(Bedford-Stuyvesant)，一個工人階層家庭的國際象棋棋 手。

布萊克以十二歲之齡躋身大師級別，在美國國際象棋聯合會的七萬七千名會員中，只有不足百分之二的菁英擁有這稱號，且當中年齡低於十四歲的僅有十三人。二0一一年，布萊克更有機會挑戰成為「國際特級大師」，「國際特級大師」是國際象棋棋手的最高殊榮。

布萊克的年少得志在國際象棋界已不再罕見，他代表著全球新趨勢。棋手開始學習棋藝、獲得大師級成就的年齡越來越低；擁有「國際特級大師」頭銜的棋手已由一九七二年的八十八人，增加至現時的歷史新高；逾一千二百人。

好景不再。現時來自不同國家的挑戰者都有能力問鼎世界冠軍寶座，當他們攀上最高位後，卻要面對艱鉅的衛冕之路。國際象棋部落客米格。格林加德(Mig Greengard)觀察到：「全球現時有多達兩百名棋手，在有利形勢下發揮良好，就足以擊敗世界冠軍。」換言之，現今國際特級大師擁有的權力已不如往 昔。何以解釋國際象棋界的等級制度變化？其中一個原因是數位革命。

現在國際象棋棋手可透過電腦程式模擬世界頂級棋手數以百萬計的棋局;甚至可利用軟體推敲出每一步棋會引發的棋局變化，並熟習個別棋手的套路及癖好。網際網 路因而拓展了全球國際象棋棋手的視野，任何人只須上網，便能從數不清的國際象棋網站獲取數據以及和其他棋手切磋的機會。

權力世界正在經歷的變化大體上和國際象棋界一樣。壁壘倒塌令地方及地緣政治改觀，影響企業爭取消費者、主要宗教爭取信徒，或是非政府組織、學術機構以至各學派的意識形態、哲學及科學的紛爭。在所有和權力有關的領域中，權力正在衰退。

強權沒落，微權力新崛起西班牙前外交部長索拉納(Javier Solana)曾告訴我：「在過去四分一世紀，從巴爾幹半島與伊拉克局勢、與伊朗進行談判、以巴衝突，到多宗其他危機，我看到各種新勢力及因素出現，就連 最富裕以王科技最先進的強權都受到掣肘。他們(其實就是我們)，已很難像以往般遂其所願。」

索拉納所言甚是。叛亂分子、邊緣政黨、新創公司、駭客團體、組織鬆散的社會運動者、正在冒起的公民媒體、城市廣場上沒有首領的年輕群眾、過去寂寂無名突然冒起的克里斯瑪型領袖，在在攪動既有秩序。這些人未必討喜，但都削弱了軍警、傳統電視台、傳統政黨及大型銀行的權力。

這些就是微權力：規模不大、沒有名氣、遭到忽視；但是，現在它們已找到方法擊敗過去指點江山的巨頭與大型科層組織。按過去的規則，這些微權力應該一無是 處，但現在事態逆轉了。確實，微權力力有未逮，許多建制裡的成員認為實屬理所當然的諸多選項，都是它們無法應用的；然而，在某些情況下，微權力卻甚至已經 勝過了傳統巨頭。

這些新出現的微權力是怎 辦到這一點的？是在競爭中使盡全力，將傳統巨頭趕出場外嗎？通常不是。它們並不善於大型接管。它們的優勢反而正在於沒有規模、資產、資源、中央集權、階層 制度的負累，但傳統巨頭卻得投放大量時間精力苦心栽培及經營。一旦微權力開始模仿傳統巨頭，就會變成其他新的微權力可以同樣有效攻擊的組織類型。所以，成 功的微權力會把資源投放在另一套優勢及技術。它們拖垮、阻礙、破壞、包抄傳統巨頭，儘管後者擁有各式各樣的龐大資源，但面對微權力時卻只感到技窮、毫無反 擊之力。

政黨衰微，公民領袖正夯

一般而言，儘管執政黨及執政聯盟擁有諸多優勢，但他們仍會失去選票，只要認同他們的選民失去熱情，同時他們的對手又掌握了可大肆抨擊的執政疏失。

這種現象在近年逐漸增加:分析歐洲十七個民主國家，自一九四0年代開始，每隔十年，執政者競選連任時平均流失的選票不斷增加。一九五0年代時，執政者平均 失去百分之一.0八選票；到了一九八0年代，平均損失率為百分之三.四四；王於一九九0年代，數字已倍增王百分之六.二八。一九五0年代這些國家共有三十 五個內閣成功連任，三十七個失敗;到了一九九0年代，成功連任的只有十一個，失敗的達四十六個。

負責進行分析的政治學者納魯德(Hanne Marthe Narud)及瓦倫(Henry Valen)指出，不論在成熟民主國家如英國、荷蘭，或年輕民主國家如希臘或葡萄牙，這股趨勢同樣銳不可當；換言之，這股趨勢並不受民主經驗長短和傳統的 影響。數百年來，政治運作前提都是將大眾利益彙整成完整的政策。政黨或政黨內部的派系，連同工會和公民團體，承諾會代表人民，傳達他們意見。

現在政黨已不再扮演這舉足輕重的角色。為什麼？因為較諸過往，今天的溝通管道已大為縮短且更為直接。

瑞典前副首相和外交部部長耶爾姆·瓦倫曾帶著憤怒和無奈語氣跟我說：「比較可能動員人們的是會影響他們的單一議題，而不是政黨所主張的抽象而面面俱到的意識形態。」

新的論壇和平台，使公眾可直接支持政治領袖，而政治領袖則可直接回饋公眾並對之負責，無須透過政黨為媒介。在票源分散和議會多黨盤據的形勢下，主流政黨已 大幅失去原有的號召力。與以往相比，加入、投票支持或甚至成立一個新的小黨的成本已大為降低。至關重要的是，支持某個新興黨派的機會成本也降低了。

換言之，支持一個小黨而不是大黨，或透過其他途徑參與政治，我們得放棄的東西會比過去少。在民主社會中，政黨仍是控制政府的主要方式，但新型的政治組織及參與方式正在削弱其重要性並繞過它們。

高高在上的政府職位所擁有的權力確實正在衰退，但權力並不是落入他們可以還擊、收買或擊垮的某個特定政治對手、組織。原因並不在於他們的個性、政綱。事實 是，權力正從他們的職位流失，而這職位的權力與威望向來是職業政客的最終回報。再次強調的是，權力不只正在轉移，它還正在衰退，並且在某些情況下，它正在 消失。 (本文摘自第一章、第五章)

複雜昂貴的情報機關，為少數國家帶來資訊優勢；今時今日，小國只須憑現成數據及網上資料，便能與大國一爭長短。小國越來越有能力招架大國的算計，這是權力轉移的其中一面。

權力的衰退，在以下角度看是個令人鼓舞的趨勢，因為它為全球的新投機事業、新企業及新聲音，創造更多空間與機會，但會為穩定性帶來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