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在上海舉辦的浦江創新論壇上，政策制定者、中外專家圍繞政府如何推動創新這一話題展開討論。

以色列經濟部首席科學家艾維·哈桑(Avi Hasson)稱，政府應該積極地去分擔創新研發中的風險，雖然大多數研發結果最終是失敗的，但我們應該擁抱這樣的情景。

以色列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具有創新精神的國家，當地政府打造的創新環境被評為全球第二，僅次於美國矽谷。

哈桑認為，政府應該把資金放在創新研發中那些風險最大的階段，也就是最開始的階段。因為政府風險承受能力遠遠大於私營企業，而且政府能從失敗當中得到好處。

“我們發現，每當一個創新公司失敗了，就有兩三個甚至20個新的公司在它的失敗基礎上冒出來，新公司很好地利用了失敗公司的知識產權和人員。這對政府來說是很好的投資，因為那個失敗的公司或項目創造了很大的剩余價值。”哈桑稱。

哈桑講述的這一經驗，即政府資金應投入項目初始階段、分擔巨大風險、不怕失敗，正是中國目前所欠缺的。

上海市政府參事室主任王新奎就有類似的感受，他告訴臺下聽眾，創新政策就是一種激勵，政策應該激勵(創新)動機，而非(創新)結果。恰恰目前中國創新政策最大的問題，就在於是選擇項目、激勵(創新)結果，而非選擇人、激勵(創新)動機。

王新奎說：有的企業家跟我講，如果自己已經有了產品，就不是處於創新狀態，創新狀態恰恰是在沒有產品的時候，是產品還在研發的時候。恰恰在這個周期拿不到項目，要拿到項目就需要給政府成果，即政府以企業成果為支持企業前提，這就造成了一個創新不能失敗的問題。以結果為標準，怎麽可以失敗呢?

對於目前中國創新政策存在的問題，科技部政策法規與監督司司長賀德方也分享了自己的觀察。他表示，在科技政策制定過程中的政策定位方面，政府與市場存在錯位，創新的動力機制還不夠健全，這一點可能是目前存在的比較大的問題。

“政府在科研項目的支持方面也還存在著錯位和越位並存的狀態，應用研究和產業化項目較多，基礎研究和共性技術還存在著投入不足的問題。”賀德方稱。

他繼續分析說，在政策工具這方面，可能偏重在競爭性的資助，普惠性政策比較少。在政策導向方面，人才評價和激勵機制還不夠完善，比如論文導向的問題還沒有從根本上得以解決。在政策落實方面，大家反映出臺了很多政策，但實施層面落實還不夠，如政府采購方面的支持政策、融資的一些政策，以及技術引進消化吸收方面的政策等。

賀德方還介紹了未來創新支持政策的趨勢，這包括加大普惠性政策的實施力度，加強包括政府采購等需求方面的政策指引，加強科技政策與財稅政策、金融政策的協同，抓緊已經出臺優惠政策的落地等。

目前，中國支持創新創業的政策已經發揮明顯效應。根據賀德方公布的數據，2014年全國有2.9萬家企業享受高新技術企業所得稅的減免政策，全年減免金額994億元。3.5萬家企業享受到了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的優惠政策，減免企業所得稅約為530億元。兩項優惠政策為企業減稅超1500億元。

“我想科技政策的轉變由原來的集中於科技領域可能更多地轉向創新的領域，由小眾轉向大眾，由研發轉向研發和創新一體化，科技政策轉變為創新政策和科技政策並舉，市場需求的拉動和政府的政策同步發力，更多地強調創新生態和環境的轉變，也是由原來的管理向創新的管理的轉變。”賀德方稱。

王新奎認為，未來政府制定科技創新政策，首先應該透明，讓企業參與到政策制定的過程中，並保證政策的穩定，不能朝令夕改。其次，企業享受政策應該便利，成本低，效率高。再次，支持政策應該覆蓋創新活動全生命周期，而不是其中某一個階段。最後，政策應該覆蓋面寬，保證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