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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1974年鄧小平到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演講，是中國恢複在聯合國合法席位後，中國領導人在聯合國首次亮相。那次演講給你怎樣的印象？

陳健：鄧小平講話的時候，我在場。那次講話在聯合國引起了很大的轟動。演講結束後，人們起立並且長時間鼓掌。在鄧小平的那次演講中，毛澤東提出的劃分“三個世界”的理論第一次在聯合國大會上被闡述。在會上，鄧小平還強調，中國永遠不做超級大國。這兩點加在一起，是很令人震撼的。

南方周末：中國恢複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第二年，你就到紐約聯合國總部工作了。對你個人來講，當時撲面而來的是新信息和不同觀念吧？

陳健：我接收的是兩方面的信息。一個是聯合國的，一個是來自紐約的，因為我畢竟是在美國工作。當時，中美還沒有建交，我們甚至為了安全，規定外出必須兩人同行，夫人不算。

這樣規定一方面是怕美國策反，另一方面是提防敵對勢力。因為此前第一批去的代表團成員中，就有一個公務員在羅斯福飯店喝了投放過尼古丁的水，被毒死了。

南方周末：也就是說，中國代表團第一次去聯合國時還是一種去鬥爭的心態。

陳健：那時的感覺是到了一個敵情國家。我們剛去時，對聯合國的認識還有一個過程。不過，雖然我們不太了解聯合國，但聯合國也不了解我們。有很長一段時間是中國和聯合國相互了解、磨合的過程。

當然，這也是我們進去以後，磨合了一段時間才了解到的。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自信不斷增強。

南方周末：在你看來，當時中國和聯合國有哪些需要互相了解、磨合的地方？

陳健：當時中國嚴格遵循不幹涉別國內政的原則。我們對在聯合國名義下幹涉別國的事情，持保留或者反對態度。

另外，當時中國還比較封閉，和外部世界沒有太多經濟聯系，也沒接受外援，因此對聯合國大多數經濟方面的問題，我們的態度是比較超脫的。這個時候，中國就發明了一個投票方式，叫做“不參加投票”，用來表示我們超脫的態度。

南方周末：此前中國領導人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演講，你都現場參加了。在你看來，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在聯大上的講話，風格有怎樣的變化？

陳健：中國領導人講話，個人風格不是主要的，它反映的是一屆領導人的集體風格。鄧小平那個時候講的，實際上是毛澤東的思想。

江澤民和胡錦濤基本上延續了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外交思想。他們的講話是比較平和的。

南方周末：這種韜光養晦的風格，是不是和當時中國在世界上的位置（或在聯合國所起的作用）一致？

陳健：是的，我認為中國在聯合國的態度，簡言之就是：70年代超脫，80年代起逐步全面參與，90年代起同時作為發展中國家和大國全面發揮作用。

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外交政策經歷了一次重大的調整——為了服務於改革開放，我們奉行全面開放的政策。那時，中國對發展中國家已經開放了，全面開放的意思就是要“對西方開放”，從原來的反霸統一戰線轉變為全面開放。

而聯合國在八十年代的風格，也從對抗和鬥爭轉向了對話和談判。因此，我們在聯合國里的角色也發生轉變，從原來和77國集團一起與西方戰鬥的鬥士，變成找到雙方利益共同點，推動南北對話的橋梁。

南方周末：江澤民在1995年聯合國成立50周年特別紀念會議的講話中說，維和行動必須嚴格遵循聯合國憲章，不能變相幹預內政，更不能卷入沖突。這是不是對聯合國行動在態度上的一種改變？

陳健：這是一個改變。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到90年代初，中國開始不再把聯合國看成只是一個講堂，而是全面參加它的活動：一是接受聯合國援助，另一個就是參加維和。

其實，這就突破了剛進入聯合國時我們奉行的兩句話“自力更生”和“在海外沒有一兵一卒”。

到上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在聯合國又經歷了一次角色的轉換，開始扮演雙重角色，一方面繼續按照原來定位，在聯合國大會扮演發展中國家角色，另一方面我們也參加五常磋商（由中國倡導的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首腦會議），開始扮演大國角色。

南方周末：2005年胡錦濤在聯合國成立60周年首腦會議上講話時，你作為聯合國副秘書長，就坐在主席臺上。在此期間，你負責哪些工作？

陳健：我分管的是大會事務。我作為分管大會事務部的副秘書長負責排發言順序。

聯合國開會有一個問題，10點鐘開始開會，但一般11點人才能全到齊。中國代表團最好不要被排在第一個發言，當然也不能是最後一個，因為那個時候人就開始陸續離開了。中國當時拿到的就是最好的時間。

南方周末：9月26到28日，習近平作為中國國家元首第一次訪問聯合國。中國外長王毅在第十四屆“藍廳論壇”上發表主旨演講時說，習近平這次出訪的主要目的是“增信釋疑”。在你看來，聯合國對中國的“疑”主要在哪兒，習近平將如何“釋疑”？

陳健：聯合國對中國有兩方面的期待，一方面，雖然我們說自己是發展中國家，但聯合國大多數成員國認為，中國已經是第二大經濟體，希望我們能為聯合國做更多的貢獻。

我相信，習近平會講一講中國準備為世界做更多貢獻，但同時也會強調我們是發展中國家，這個貢獻的性質是作為發展中國家來做的，不是作為發達國家做。

另一方面，聯合國一些成員國對中國的迅速崛起有疑慮。那麽，在這方面習主席應該會強調，在世界秩序中，中國是參與者和改造者，而不是要打破秩序。二戰後確立的世界秩序是應該被維護，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應該改進它。

南方周末：你從上世紀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到21世紀都在聯合國工作。在你看來，在不同歷史時期，聯合國對中國的“疑”起了什麽樣的變化？

陳健：當然有變化，過去的“疑”主要在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方面，覺得中國的意識形態不一樣，社會制度不一樣，擔心我們會不會影響其他國家。現在的“疑”主要是實力方面。

聯合國逐漸明白，中國無意輸出意識形態，中國對國際環境的影響主要是實力的變化。

南方周末：中國外長王毅在媒體吹風會上還說，習近平這次去聯合國是要闡述一種新型的國際關系理念。你認為，現在習近平會怎麽闡述呢？

陳健：我認為，我們會說，中國不稱霸，在這個世界上我們不搞勢力範圍，不侵略其他國家，不把中國自己遭受的痛苦加給其他國家。以此消除一些國家對我們的疑慮。

南方周末：這種重新闡述在消除疑慮方面可能有何種效果？

陳健：最高領導人做出的承諾有相當分量，當然最後要看我們的行動。一方面，中國要能夠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積極參與公益活動；同時，也盡可能避免跟其他國家不必要的爭端。不過，必要的事情我們該做的，還得要做。

南方周末：作為資深外交官，對於習近平在聯大的講話，你最關註的是什麽？

陳健：如果從聯合國的角度看，我最關註的是中國會提出什麽新主張。

從總體上看，過去中國在聯合國的外交還是應對型的，就是別的國家提出議程、項目或者決議，我們權衡利弊之後，決定怎麽應對。不過，這兩年從亞信、APEC開始，中國外交的主動性、進取性、開拓性是前所未有的。盡管到目前為止，這種主動性、開拓性、進取性主要表現在中國影響的所及地方。

從我個人的觀點來看，習近平出席聯合國成立70周年峰會是一個重要的歷史節點，看中國有沒有可能在聯合國往前走一步。

南方周末：據你了解，對於中國在聯合國能夠起到的作用，聯合國內部有什麽期待？

陳健：主要是有兩個期待：第一個期待中國對聯合國發展遠東方面給予更多的支持。第二個期待中國更多地支持聯合國維和行動。

南方周末：綜觀中國和聯合國“相處”的44年，雙方有沒有對各自固有的東西產生影響？

陳健：中國和聯合國在理念上面是互相影響，或者說是互相采納的。例如，歷屆中國領導人講話中，都有觀念被聯合國采納，特別是上世紀70年代“三個世界”的觀點被廣泛運用。

而中國從聯合國吸收的新概念中，比較突出的是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我記得1972年我去參加聯合國世界環境大會，中國代表團的團長是燃化部部長。而燃化部主管石油、煤炭產業——這些都是汙染大戶。由這個部的部長當團長，說明當時國內沒有一個拿得出手的環保方面的人才，也沒有環境這個概念。

南方周末：對於現在中國和聯合國的關系，你最大的期許是什麽？

陳健：我認為，現階段中國對聯合國的參與還處在應對的階段，雖然是積極應對、靈活應對，但畢竟還是應對，還不能主動融入聯合國。

隨著融入國際社會，中國已經開始變成一個在海外有實際利益的國家，需要通過外交保護在海外的經濟利益和相關人員的人身安全。提供保護的手段是多樣的，但聯合國這個合法的平臺，不失為一項好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