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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詩人之死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8457

(新華社/圖)

面對許立誌的離去,詩評家認為他個體精神世界的沖突和危機,體現了社會世界的深層矛盾,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疾苦”。但或許時代早已變了,許立誌的死亡,僅僅只是一個人死去了。

“知道”(微信號:nz_zhidao)跟你談談打工詩人之死背後的深層涵義。

2014年9月30日,年僅24歲的詩人許立誌從富士康墜落自殺,引來一片喟嘆唏噓。在一批詩友的努力下,通過眾籌的方式,歷經數月,他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詩集終於於日前出版,名為《新的一天》。

新的一天:流水線上的雕塑

“新的一天”,一個飽含希望與憧憬的詞匯。

然而,在許立誌的詩里,新的一天卻是重複單調、令人疲乏的一天,是日複一日的厭倦。2011年,許立誌來到深圳,成為富士康公司的一名流水線工人,這個時候開始他大量寫詩。他在富士康寫的第一首詩,就叫《流水線上的雕塑》:“雙手如同機器/不知疲倦地,搶,搶,搶/直到手上盛開著繁華的/繭,滲血的傷/我都不曾發現/自己早站成了/一座古老的雕塑”。

兩年半後,依舊在流水線上的許立誌又寫下了《流水線上的兵馬俑》:“沿線站著/夏丘張子鳳肖朋李孝定唐秀猛雷蘭嬌許立誌朱正武潘霞苒雪梅/這些不分晝夜的打工者/穿戴好/靜電衣靜電帽靜電鞋靜電手套靜電環/整裝待發/靜候軍令/只一響鈴功夫/悉數回到秦朝”。

從“雕塑”到“兵馬俑”,意象的轉變、情緒的克制,凸顯機械勞作中人的異化,以及新的一天“意義”的喪失。

許立誌的詩,很大部分都是如此,以真摯質樸的語言、形象貼切的意象、經驗主義和場景化的書寫方式,直抒胸臆他所置身的打工世界。

這里有疲憊與勞累:“流水線旁我站立如鐵,雙手如飛/多少白天,多少黑夜/我就那樣,站著入睡”;這里需要忍受物質與精神的雙重貧窮:“我在擔憂什麽,一張暫住證還是一個/明天早晨的饅頭/在十平米的出租屋里/我被昏暗的燈光嗆到咳嗽不止”,“物質要省下來,金錢要省下/絕望要省下來,悲傷要省下來/孤獨要省下來,寂寞要省下來……”

“青春”是許立誌詩中的高頻詞匯。青春,本該“意氣風發,信心十足”,但許立誌的詩里我們讀不到青春的朝氣、熱情和蓬勃,他一遍一遍書寫的是青春的耗竭與衰老:“將自己最好的青春/在流水線上/親手埋葬”,“上下如走鋼絲,左右如履薄冰/轟鳴聲縈繞在車間的上空/偶爾擡頭,可以看到青春飛過”,“出賣青春,出賣勞動力/賣來賣去,最後發現身上僅剩的一聲咳嗽/一根沒人要的骨頭”。

眼睜睜看著美好的東西被毀滅與埋葬,勞而無獲、一無所有,卻無能為力。如果說打工生活的艱辛更多是身體上的負累,那麽青春逝去卻無處尋覓未來,則是許立誌內心煎熬的根源:“我還不到三十歲/還沒交過女朋友/還沒成家立業/這輩子,就算完了。”

兩種沖突形象的農民工

不少讀者對於許立誌詩中的打工者形象並不陌生,新世紀以來,中國當代文壇的“底層文學”敘事潮流方興未艾,農民工一度成為小說中最重要的主人公之一。苦難敘事是“底層文學”普遍采取的敘事策略:集中描寫農民工在城市務工過程中身心所遭受的苦難,農民工邊緣生存的艱辛與無奈、擺脫的努力和失敗。用陳應松小說《太平狗》中的一句話形容就是:“不讀書就像你們一樣,男的出來當苦力,女的當雞,不是死在城里就是傷殘在城里。”

顯然,小說家和詩人筆下的農民工,與主流話語中的農民工形象截然不同。主流話語中農民工是這樣一群人:他們用自己的勤勞和雙手,擦亮“中國制造”的品牌,在全球金融危機中,“這數以億計的個體的自救,完成了對這個危難時刻的力挽狂瀾”,為中國邁向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們創造著中國的光榮和夢想。

主流話語從政治與歷史的角度出發,凸顯農民工這一群體的使命和意義,強調他們的“政治正確”和“道德正確”;對於他們遭遇的種種不平與不公,並不過多說明。換言之,主流話語中,只見農民工這一群體,不見某一個具體的農民工。

不難發現,關於農民工的兩種形象塑造是沖突的,可悖論的是,在中國的語境里,他們卻代表著同一群人。這意味著,作家必須在主流話語的框架下寫作,主流話語決定了“底層文學”的尺度和所能達到的邊界。在主流話語里,“階級”已被“階層”取代,也不存在剝削一說;農民工的不幸,只能歸因於某些無良的企業和老板,歸因於偶然的天災人禍,與整體的制度性不正義和發展模式無關。

“底層文學”的意識形態被抽離,只能在樸素的人道主義立場書寫苦難、同情苦難,背後沒有一套批判現實的價值系統,無法論證其抗爭的合法性。這個致命的缺陷,導致“底層文學”蛻變為苦難與不公的平面展覽、憤怒與淒苦的廉價呼號,其思想性和藝術性不足屢遭詬病。

1月10日,部分在河南省許昌市鄢陵縣東方威尼斯二期工程打工未拿到工程款的農民工。 (新華社記者 李博/圖)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許立誌的寫作值得重視。不同於一般的“底層文學”由作家代言,許立誌經驗主義、場景化的寫作更真切地反映了個體的生存狀態。更難能可貴的是,在個別詩作中,許立誌的寫作跳脫出主流話語的框架,體現了洞悉現實的敏銳觀察力和強勁的批判性。

比如,《發展與死亡》:“工業區呼吸粗糲疆域擴張,無視工人集體爆發/集體失眠集體死亡一樣活著/保質期內的棺材,在GDP懷里腐爛/像二奶在官員床上側躺/他們尋找退役的蛆蟲,發展的軌跡用血書寫/愛的墓碑刻滿兒孫的詛咒,媽媽末日的叫喊”;《尋覓》:“當廉價勞動力還在像瘟疫一樣繁衍/我必將那未知的未來/苦苦尋覓”……

這時的許立誌讓人想起了本雅明筆下的詩意的主體:“每個屬於浪蕩遊民的人,從文學家到職業密謀家,都可以在拾垃圾者身上看到一些自己的影子:他們或多或少地處在一種反抗社會的躁動中,並或多或少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那麽,他的寫作是否能夠喚起他的工友們?

事實是,“在拾垃圾者身上看到一些自己的影子”,並在“反抗社會的躁動中”集結起來的,只有許立誌自己。

許立誌少有知音。根本在於,無論是主流話語還是“底層文學”中的農民工形象,與現實中龐大的農民工群體是“脫節”的:絕大多數在富士康流水線的打工者,不會想到自己“在創造中國的光榮和夢想”;他們也壓根不看那些發表在傳統文學期刊上的“底層文學”,不讀許立誌的詩。這並不是說,兩種形象的農民工是虛構的,只是他們更像是站在不同立場的人的話語建構,不接地氣,很難被農民工理解和接受,也不太可能轉化為某種具體的實踐行為。

何況,現實中的農民工,身上烙印的是千百年來中國人/農民的“務實”品質:老實本分、畏權畏勢,並具有強大的忍耐力。他們確實不滿於現狀,不滿於城鄉二元對立,不滿於不公平的用工制度,但只要“老婆孩子熱炕頭”還在,只要有過得去的薪水保證安安穩穩的生活,他們仍舊會忍氣吞聲、規規矩矩。

打工詩人之死

因此,僅僅因為許立誌是富士康的員工,就認為他的寫作代表了農民工的生存狀態,只能是詩評家的一廂情願。許立誌的孤獨與痛苦,只屬於他的,只屬於極少數的先知先覺者。

或許是他已強烈感受到這種無力感,2012年,許立誌的詩歌寫作一下子停滯了,只有寥寥幾首。2013年再次提筆時,許立誌的詩歌面貌發生了很大變化,有不少帶有調侃和自嘲的短詩,難得一見的輕松和趣味。然而,這並不是許立誌看開或豁達了,倒更像是放棄反抗、放棄一切之後的空虛和無所謂。也是在這個時候,許立誌的詩中頻繁且大量出現各種有關死亡的意象,送葬、墳墓、墓碑、棺材,以及關於自己死後的各種想象。這樣的寫作一直延續到2014年,尤其是他停筆前的最後幾首詩,棄世的傾向更為明顯,《我彌留之際》《我一生中的路還遠遠沒有走完》《我知道會有那麽一天》《故事三則》近乎遺言……

於是,在2014年9月30日這天:“一顆螺絲掉在地上/在這個加班的夜晚/垂直降落,輕輕一響/不會引起任何人的註意/就像在此之前/某個相同的夜晚/有個人掉在地上。”(《一顆螺絲掉在地上》)

人們常賦予詩人之死不一樣的時代意義,詩人敏銳單純,曾被人們視為某種近乎真善美的象征,他們的隕落和破碎,也被看做這個時代的某一部分的死亡,如同海子之死被人們看做一個時代的終結。面對許立誌的離去,詩評家認為他個體精神世界的沖突和危機,“體現了社會世界的深層矛盾,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疾苦’”。我沒有信心做如此解讀,時代早已變了,許立誌的死亡,僅僅只是一個人死去了。如果說1990年代,人們還在糾結於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沖突,那麽時至今日,舊有的對立面已是龐然大物,人們早就喪失了反抗的意圖和本能,他們或熟視無睹,或心不在焉,或因無能為力而成為它的一部分,或壓根就意識不到有對立面這東西。“社會疾苦”依舊存在,可一旦人們已經習慣,它就成了生活理所當然的一部分。

許立誌離世前定時發送的最後一條微博“新的一天”,準時發布於他已辭別的這個世界的新的一天。這是他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後一個絕妙反諷。新的一天,富士康機器轟鳴,流水線上工人依舊忙碌,好像什麽也沒發生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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