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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讀】周其仁:在「冬天」謀劃、佈局、投資 trustno1

來源: http://xueqiu.com/7730004385/33013845

此文雖然很多都是周這幾年反複叨叨的大陸貨,沒啥新東西,但是看看這份國務院開會的名單,就知道,這文章其實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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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讀】周其仁:在“冬天”謀劃、布局、投資
2014-11-14 周其仁 21世紀經濟報道

導讀:越冷的時候,越是要調整預期。就是,要在所有人都說不好的時候,把未來謀劃清楚;就是,要在很多人說不行的時候,勇敢地決定投資;就是,要在很多人沒有醒過來的時候,在冬天投資。等人們都醒過來的時候,買啥啥貴,也就沒你什麽事了。


本文為,10月31日,經濟學家周其仁,在“2014華夏基石十月管理高峰論壇”上的演講:

據我所知,管理學家通常看不上經濟學家,但反過來也一樣。經濟學家看管理學的東西覺得簡單,管理學家卻說:“經濟學那麽複雜有什麽用?”對此,經濟學家的回答是:根據消費行為的研究,人們在收入低的時候消費有用的東西,但收入越高消費的東西越沒用。我開始以為經濟學就夠沒用的了,剛才聽黃衛偉教授講演,才發現還有更沒用的,那就是哲學、悖論。“理發師只給不給自己理發的人理發”,這些,你知道了又能怎麽樣?收入越高,對於沒用的東西可能關註就多一點。(笑聲)

今天彭劍鋒老師讓我講講宏觀經濟形勢,這個東西就沒什麽用。形勢再差,有很好的企業;形勢再好,也有很差的企業。企業搞得好不好,跟宏觀經濟形勢沒有那麽直接的關系,或者說,宏觀經濟形勢的分析,對於多數企業來說都沒有直接的關系。當然,金融的、全球的企業例外。但彭老師說講一講,我就講一講。

其實,這個形勢現在沒有什麽太多好講的,就是一個問題:下行。

今天我過來一看,這麽一大屋子人,說明現在這個形勢好像還不壞。經濟下行,當然是有很多數據的,現在有些地區、行業、企業,真的是相當的困難,那就是剛剛楊杜老師講到的死法的問題。但是,對於整個國家經濟來看,真正難受的,還不是經濟速度在往下走。最近的數據大家都看了,PPI、CPI還在往下走。真正令中國經濟難受的,是我們“從高位運行到下行”,而不是日本那種下行。日本是“增長2%變成增長1%”的下行,所以雖然難受,但沒有我們這麽難受。中國的GDP季度數折成年率,在2007年曾超過14%,而現在就只有7%,今年很大可能是7.5%以下。從14%到7%,下降了一半啊。這個還是個平均值,那麽分攤到有的行業、有的地區、有的企業,那真是嘩啦嘩啦的了。

那麽,怎麽理解這個“高位下行”呢?我一直認為,“高位下行”比“低位下行”難對付,因為有巨大的慣性。曾經有一些省份GDP增長14%、15%,甚至有些GDP增長20%多,持續了很多年卻一下變成7%,這是很難受的。經濟有很多慣性,我們也有很多的期望和預期,有不少人,不少公司、企業領導人、地方領導人,都希望這個經濟再回到14%去,這種失調速度是很難受的。

中國經濟“高位下行”的根本原因

所以,我想先跟各位分享一下,如何來理解這個“高位下行”。

如果你不理解“高位下行”,就不能很好地對付它,那樣就會更難受。“高位”是怎麽來的?這樣一個大國,經濟增長10%以上、11%以上、12%以上,反正戰後沒有看到這樣的數。這是不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努力呢?當然首先是這一點,包括在座的各位。然而,這也不僅僅是中國人自己的努力。中國人一直很努力,包括在改革開放前,有了勞動積極性,卻沒有充分發揮。但是,為什麽過去沒有這麽好的經濟成長的成績呢?這種“高位增長”有一個很大的坑,這是一個巨大的、全球化的勢能的釋放。所以,這不完全是由於中國人自己的努力,而是“中國人的努力”放在“全球舞臺”上的評價所帶來的。我們在過去很長時間內不做這種評價。關門、封閉、冷戰,關門、底子薄,就導致了長期貧困。我們現在才理解,開放對於中國多麽的重要。一個農民就是收入低,一個工人的收入也低,實際上就是成本低。關起門來卻成本低,白白低了一回,關門就只是中國公司自己之間的競爭。而開放後,就成了全球評價,中國人、中國產品、中國工人、中國的工程師、中國的管理者、中國的企業,都在全球舞臺上評價,這一評價釋放了一個巨大的勢能。

這是為什麽呢?冷戰以後,這個世界上有另外一個海平面。戰後以工業化最發達的7個國家為代表,他們都不關門,互相投資、互相貿易。所以,在中國加入全球化之前,國際貿易主要是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國際投資主要也是發達國家之間的投資,他們打成一片。緊接著,戰後的技術革命、和平環境,讓這些國家升到一個很高的水平。而我們關起門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這個都沒錯,錯的是搞階級鬥爭。人家沒有搞這一套的,就上去了,其參照系就變了。

什麽叫工人、藍領?他們一年收入應該是多少?我們不知道。我們只知道我們的工人,多少年來都一個月50塊人民幣。雖然全世界的工人、藍領在名義上都是相同的,但這個世界就是這樣,一開門我們才發現,同樣是藍領工人,同樣是幹活的,有人竟收入這麽高。我們看過很多發達國家的公司,人家就生在發達國家,就是念完書以後到公司上班、買房買車,他們生產一個產品就是這個價格,這個價格里就含著工人收入,含著資本的回報。這完全是兩個海平面,冷戰造成的這兩個海平面相差多少?拿中國的參數來看,他們人均收入是我們的100倍。1980年我們說要在2000年翻兩翻,達到人均800美元,沒翻之前是200美元,一翻400美元,兩翻就800美元。在我們人均200美元的時候,美國是多少呢?美國是人均13500美元,這樣算雖然不到一百倍,但是別忘了還有收入分配。我們是窮國,要搞知識積累,所以我們落到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口袋里的錢,要比美國收入分配落到個人口袋里的錢要少很多。我們要擠出錢來、勒緊褲腰帶搞國家積累、搞兩彈一星。所以,在個人收入方面,不要說農民對於農民,就是制造業工人對於工人,也跟人家都差80倍到100倍。

1979年修建廣州白天鵝賓館,是由於改革開放引外資進來,不能請對方住招待所,一定要有標準的hotel。賓館里所有的硬件,甚至連水龍頭都是進口的,廚師也是從香港請的。一個香港廚師來工作,工資相當於100多位中國員工薪水的總和。相差一百倍的工資也得付,人家不來,我們就只能繼續窮下去。世界就是這樣的一個秩序。

鄧小平的開放起了什麽作用?他把兩個海平面之間打了一個通道。當海平面不一樣中間不通,勢能就不能釋放出來,而一打通通道,實現對流,資本技術嘩嘩地就到中國來了。為什麽資本會進來呢?這是邊際生產率的變化。同樣的資本,跟美國年薪幾萬美元的工人結合,或是到中國來,回報哪一個高?這就是外資逐漸地進入中國的一個基本經濟道理。當然,在這個過程中,環境要改善,觀念要改變,法律要修正,“批資本主義”要去掉。當時,我們這個地方只想來一點外資,跟我們勞動力結合;來一點技術,改變我們的落後,讓中國發展快一點。誰也沒有想到,中國會有這麽大的產出可以出口。1980年,中國這麽一個出口額99億美元的出口大國,出口產品主要以資源性產品為主,包括大慶油田開發的石油,當時石油在國內沒有什麽需求,像是抓一個大龍蝦出口,中國人舍不得自己吃,而是用外匯來買設備。這個是當年中國跟國際的來往方式。

外資、技術、商業模式、想法等一進來,再跟中國的工人、知識分子,企業家一結合,是會有這麽多的東西的。上海洋山港現在是第一大港,我曾去訪問過,那個老總九十年代到鹿特丹學習的時候,簡直就是吳下阿蒙,什麽都看不懂。看到國外這麽發達的港機,他跟我講,他當時就在想什麽時候中國的上海港也能有一臺;現在你去洋山港看看,一兩百臺排成一條線,單位速度第一,總量世界第一,超過新加坡港。那用來運什麽東西呢?“Made in China”。為什麽中國會變成了世界的工廠?剛才報幕說我是人大教授,我不是人大教授,我是人大學生,北大教授。我在下鄉的時候考的大學,年齡大,我想北大不會要我,人大有要年齡大學生的傳統,所以我就報了人大。可能是心里有個結,所以,從海外學習回來的時候,北大招教授,我想,當年沒有當成學生,當老師也不錯。我在人大上學的時候,天天聽的就是十億人口八億農民,這就是中國國情。把農業變成制造業,變成多少億產業工人,這個是開放的結果。

一開放,有現成的市場;一開放,有大量的資本進來;一開放,我們可以學到過去難以學到的東西,這是“高位增長”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其標誌事件是:1999年,中國簽WTO,5年預備期,2002年中國正式成為世貿組織的成員。隨後,80年代以來改革開放的所有成果,就在這個檔口爆發。我們從多少年來的可憐流量的貿易國家,變成世界上最大的貿易生產國家。在危機沖擊之前,我們貿易順差相當於GDP11.7%,達到了最高。而創造外向主導模式的,當年是日本,日本最高的時候順差占其GDP5%。

所以,“高位增長”是有一個由來的,是有中國人努力的原因,但這個努力是放到了“全球評價、高海平面評價”上,才帶來了高位增長。同樣一個東西,美國工人做,是個什麽價?這個其實我們自己算過,20年、30年我們的增長速度很高,但沒有把父輩的積累算進去,其實我們前一輩窮了很多年。50塊、60塊拿了很多年,我們都沒有算過。把這些一起算上,其實沒有那個奇跡。

三種力量,促使中國經濟“高位下行”

冷戰、封閉讓改革開放發生的很晚,到1980年才開放,而一開放就把戰後形成的這個全球化的勢能釋放出來,這就是高位增長的主要原因。那為什麽又下行了呢?

首先:高度依賴全球市場。這能不受全球需求的影響嗎?我們好多的時候進出口相當於GDP66%、67%,而大國沒有這個數。這樣,美國經濟一旦出事,我們怎能不受影響?2006、2007年,出口影響20%、30%,到了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影響一來,下跌20%,里外里50個百分點,這個是當年為什麽4萬億放到經濟里面去,卻沒有見效。因為美國進口一萎縮,我們的出口就萎縮,沿海、農民工、GDP、財政、穩定,全部都會有問題。再拖一拖,4萬億加上9萬億的信貸,一下就爬上去了。但是,我們經濟畢竟主要是靠對外的,而國際經濟就根本沒有好轉。雖然,美國政府的救市讓美國沒有陷入1929年、1933年那種大危機,因此我們就以為還“有戲”,但其實是歐債出了問題。出什麽問題?政府出了問題。這個(歐債)對於全球信心打擊非常大。市場出問題政府救,那政府出問題了誰救呢?只能熬,但這一熬就沒有頭了。所以,歐債危機對於全球的投資經濟發展的信心沖擊,比美國金融危機還大。中國作為一個後起的國家,全球化能夠得到好處,但全球化受挫的時候,也會首當其沖。這是把經濟拉下來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大量行政手段進入經濟體。由於經濟連年的高速增長,我們就得調控。上一屆政府忙了10年,基本上都是忙調控:房價、地價等。為什麽呢?這有個宏觀環境。美元進來了、順差進來了、外國投資進來了。美元在中國不能花,花人民幣要跟誰兌換?當然是跟商業銀行換。商業銀行都是變成了美元在手,這怎麽在中國做生意?這就要在外匯市場,把美元投換成人民幣。這個過程中,我們這個“高度依賴出口”的國家,就產生了一個政策目標——要求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穩定。人民幣在中國都是成本:雇工人、交稅,買電,都是用人民幣,做出來的產品出口,要美元起價,人民幣對於美元升一分錢,出口企業成本壓力就是上來了。2010年,我跟任正非在達沃斯論壇聊過一次。他說對於他的企業已經有很大的收入來自於國際市場,人民幣兌美元是不得了的。由於華為的設備在全球的生產基地還是中國,成本是人民幣做的,產品是美元計價。人民幣對美元一升,那麽,中國政府、央行就要維持人民幣對於美元匯率的問題。維持這種穩定就有代價,什麽代價?進來1美元,你說我匯率穩定,7塊對不對?那7塊人民幣就出去,你要變成6塊出去就是升了。可是進來不是一塊美元,一天進來好幾十個億美元,每天這樣進。所以,我們大量的基礎貨幣,跟商業銀行去換匯,就變成了國家外匯儲備。國家外匯儲備一條線地往上升,看起來很好。朱镕基到北京的時候,中國外匯儲備只有180億美元,來了以後搞了匯率並軌一年增加320億美元,這就是500億,後來很快就是5000億、1萬億、2萬億、3萬億、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這個機制是什麽機制?主要都賣給央行。央行拿什麽買?拿基礎貨幣買。這樣,基礎貨幣就進入了市場,中國就進入不差錢的時代。貨幣太少了是不行的,太多了也是要出問題的。貨幣供應超過了商品、資本、服務的增長,物價就是漲。這個熱那個熱,這個漲那個漲,這樣就要調控。不調控。好多中國人就過不去,因為他們工資沒有漲,消費沒有增長怎麽受的了。而調控,在我們這個轉型的體制,說是以法律和經濟手段為主,實際上做不到,一定要用大量的行政手段。行政手段這個東西,中國是個政府非常強勢的經濟體。你說好就是好,你說問題它就是問題。一調控,行政部門一起上,一個部委發文件不管用,五個部委聯合發。增長太快出問題,就要勒制,要控制房價、控制地價等。我們這個行政控制就是要進入經濟體,但這個東西是有很強的滯後性的。為什麽呢?因為為了宏觀穩定要加強調控,到了下面的部門、處,這些都是有權力的,就需要各種審批,不要小看審批這個事情,這是會上癮的。

這是我們國家“高速增長”當中的一個代價:大量行政手段進入經濟體。高速增長沒關系,可一下行就發現:到處裝著剎車、吸鐵石,到處都在消磨企業家精神。由於過去窮,不辦企業不可以;而現在都生活過得去,辦企業太麻煩,企業家的鬥誌就下來了,企業家精神就被衰減了。這是把經濟拉下來的第二個原因。

第三個原因:中國是“債權經濟”,而非“股權經濟”。像中國這種經濟,如今改革改了30年,我們還是間接融資為主,銀行為主,而銀行就是一個債權。這個“債權為主”的經濟,就是上去、下來都會放大。這是為什麽呢?因為債務是一個杠桿。經濟熱的時候,大家都是對未來看好的,借貸需求非常的旺,因為物價都是在漲,物價減掉以後,真實利率是負的,誰借錢誰合算。借了錢買房,房價漲的都會超過利息,很多家庭都懂得這個道理。借錢買資產,資產漲得快,是很合算的。這個杠桿作用在好的時候會放大,而壞的時候,物價指數一下來,名義利率哪怕不變,真實利率就迅速轉正。這是現在很多企業和地方困難的根本原因。股權為主的經濟體,沒有這個問題。股權這個東西,放進去不能退,好就是分紅,不好就是一起賠,這是“股權為主”經濟的特征。但我們是債權為主,好的時候會比好還要好,而差的時候呢?最近很多的行業財務成本上升,所謂財務成本大部分就是還債。很多人為什麽跳樓了,就是想不通自己怎麽借了這麽多的錢。他們忘記了好的時候借錢是很劃算的,但市場一翻臉就發現借了很多的錢。因為曾經利率是負的,而現在利率轉正了,很多的行業、企業都被頂的很難受。

我所講的就是,以上這三個力量把中國經濟拉下來了。

阻礙中國經濟增長的“三塊石頭”

而中國經濟一被拉下來,三大塊石頭就浮出水面了。這就是我在2012年11月所講的判斷:水落石出。

第一塊是,成本。成本就是企業的開支,問題是什麽時候開支?鋼鐵企業庫存什麽時候買的?都是大家都是看好的時候買的。即使鋼價、礦石價還在漲,但漲也是有人買。等到鋼鐵價一下去,過去買的庫存就能頂死企業。如果是借錢買的,那就死的更快,因為要還息。企業雇的人是什麽時候雇的?大家搶人的時候雇的,價錢肯定好,價格不好,人就不會來。當你賣的產品下去了,你能馬上削減工資嗎?這是很難的。因此,成本是第一塊石頭。

債務,是第二塊石頭。由於債權合約都是在好的時候簽的,隨著真實利率的轉正,債務就成了第二塊石頭。

第三塊,過剩產能。好的時候,市場這麽好,就會出現搶貨,你也上,我也上,國家也上,國務院開會都講7大新興戰略行業。中國是一個大國,有個傳導機制,怎麽可以這樣來定事情?聰明的農民,現在縣長讓他種什麽他是不種的。可是,我們在大項目里面還是一說上一起上,好產業都會被做成了不好的。其實,是市場和政府兩個力量一起推動了過剩產能,等到市場“一拉臉”,外需沒有了定單,可錢已經變成社會的了,這時你是撤還是不撤?你是停還是不停?有的行業還有連續性,不能隨便說“沒訂單就關門”,所以還要接著做,這是很難受的。

以上這三塊石頭,就把國民經濟頂住了。

變被動為主動:消化資本、重組債務、消化過剩產能

那麽,這個時候,宏觀經濟要怎麽應對?

首先,就是要知道“高位下行”是由不得你的。雖然有一些因素是我們可以通過“審批制度改革”來控制,這種變量是在中國內部。然而,外需不在我們的手里,是由不得我們的。“歐債危機”這個沖擊力什麽時候好轉,現在還不知道,美國則是剛剛有一點起色,後來又不行了。還有一個消息就是,美國在困難的時期,其產業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制造業逐漸在發展起來。這是由於,中國的相對成本變化讓很多美國公司回到本土去了,這就是新的全球格局。

我們需要改革,但改革沒有那麽快。國務院已是很著急,開始放松審批。但到企業一問,這對他們有影響嗎?回答是沒有影響。國務院已經宣布去掉了幾千項,但這個不重要,重要的是還剩多少項。企業要跟“還剩的”去打交道,經常是把含金量小的放放。總的來說,改革不是那麽快的。

如今的這個既得利益,中央做了決定,國務院也推行,然而這樣的大國要實現“政策落地”,還要有個過程。至於“真實利率”,這一把刀是很厲害的,這個需要經濟學大量研究。

至於通縮,通常市場一翻臉就由“通脹”變成了“通縮”。90年代我們遇到過一次,通貨膨脹達到24%,朱镕基大刀闊斧殺通貨膨脹,在1997年突然開始出現通縮。這是什麽道理?就是我們這個基本的金融結構里有一個麻煩:過度的依賴銀行債務。我們說要發展股權、發展資本市場,目標提出來了卻沒有落下來。現在,直接融資占整個社會總融資的比例沒有比20年前增加多少。那這個經濟結構遇到波動,就會有派生的情況出現。所以,難受是肯定的。

有幾種措施,可以把我們國家從這種情況下拉出來:第一,消化資本;第二,重組債務;第三,消化我們的過剩產能。

現在,很多人的經濟預期都很有意思,一看情況不好,覺得什麽都不行了,這種預期就會互相傳染,悲觀情緒就占主導地位。所以,現在很多的企業很茫然,實際上是看錯了時機,在不好的時候,反而是投資的時候。對此,要冷靜地分析。

對外升級:新興市場大有可為

全球化地考慮,發達國家的市場一時半會兒不會回到2007年以前去了,這個判斷大概不會錯。

但是,在危機之後,全球的總需求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新興市場的份額大幅度地提高。最發達七個國家與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等7個最厲害的新興市場國家放一起,總量哪一個大?當然是後一個大。然而,我們的“外向經濟”到目前為止,很大程度還是習慣於最發達的那個市場,因為其購買力現成、出價高、基礎設施完備、金融服務良好、物流非常順暢。我們接單子生產,於是我們就成了世界的工廠。但很多新興市場特點不是這樣的,比如有購買力但市場不成熟,要買貨但基礎設施不夠、電量不夠、港口不夠、鐵道不夠等。所以,中國現在提海上、陸上兩個絲綢之路,APEC會議宣布組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個就是重大的戰略。

新興市場這個板塊還是中空的,我們實際上鋪了多少貨在新興市場?幾年前我去印度看,很熱但沒幾家用空調的,這兩年才好一點。面對印度這個空調的新興市場,中國這樣物美價廉的空調市場,卻沒有在印度打進去多少。而俄羅斯的市場都是歐洲貨,日本韓國貨都少,就更不要說中國了。資源廣大的新興市場,畢業生包括我們北大的畢業生都看不上,一講就是美國、巴黎之類的地方。剛剛有一張圖我看了很感動,華為打世界怎麽打?阿富汗怎麽去的?那是要死人的,炸彈是會掉下來的。我們在這些市場上去耕耘、開拓的真正的商人還是很少。大學生總說沒有就業,今年700萬畢業生的簽約率看了讓人焦慮。我們為什麽不走出去呢?我總說,下一個時代,是要小語種人才的時代。小語種的需求會極速升級,因為新興市場有很大的空間,比如,印度尼西亞有1億人,這是很大的市場,可我們現在的年輕人都看不上。

因此,外需不是沒有市場,國際上還是有很大的市場的。我們回想一下,1980年歐洲資本市場是怎麽進中國的?中國當時什麽也沒有,歐洲為什麽借錢給我們?要知道這並不是自由外匯,不是“中國借這個錢想買什麽就買什麽的”,而是全部用來買德國設備,這就是為什麽今天工業設備都是德國設備的原因。今天我們的4萬億外匯儲備,為什麽就不能倒過來做呢?為什麽不能做外方信貸?沒有電為什麽不能去建電站?沒有鐵路為什麽不能修鐵路?為什麽不借錢給別的國家,倒過來做BOT?當年我們的鐵路、高速公路,外資為什麽跑到大陸來修?就是為了20年的收費權,20年後再送給中國政府。我們現在要重新複習“80年代初外國資本進中國”那些經驗,並將它倒過來用,來開拓國際市場,等待歐美市場進一步複蘇。總之,我的看法就是外需還是大有可為的。

對內升級:改變觀念,在冬天投資

對內呢?我們說的過剩,是大路貨過剩,與進口貨同樣的東西,我們應該改進品質,這還有很大的市場。大家看看現在進口的情況:阿里巴巴網站上,很多東西都是進口的。為什麽進口的東西多了?因為收入提高了以後,人們對於產品品質要求也高了。國慶節期間,我有一個朋友到德國去,回來帶了一個雙立人牌的指甲刀,那個指甲刀讓我感嘆:剪完以後怎麽這麽舒服?仔細看一下,它有兩個弧度。這就是發達國家的產品品質。而我們的產業想要達到一個這樣的品質,還早著呢。中國的制造,尤其是精密制造,這個市場的發展空間非常大。我們為什麽要買進口貨?那些東西中國人都是可以造的,只是品質要差一點。就目前來看中國的好企業,比如華為,按它手機業務的發展趨勢,過幾年,發達國家就麻煩了。

當然,現在可以改善的東西:一個是對外升級,一個是對內升級。對於國內市場,我們的空間布局還早著呢。今天,還是65%的總人口是農村戶籍人口,其中17%已經到了城市常年居住。這樣的空間布局里面,就有大量的投資機會,發展城市建設、城市管理等。我們現在要學會的是“跑馬征地”,也就是政府主導的這個“跑馬征地”,真正地讓這些骨頭掛上肉,變成現在的城市生活,有無數的事情可以做。

所以,我的看法是:當前困難是困難、轉型是轉型,但根據過去的經驗,越冷的時候,越是要調整預期。就是,要在所有人都說不好的時候,把未來謀劃清楚;就是,要在很多人說不行的時候,勇敢地決定投資;就是,要在很多人沒有醒過來的時候,在冬天投資。等人們都醒過來的時候,買啥啥貴,也就沒你什麽事了。很多人上一個周期被咬了一口,被“三塊石頭”頂得難受,想要放棄。但若真的放棄,5年以後一定會後悔。因為這兩個海平面,從100倍縮減到現在,還是剩下10倍的。現在,很多人說“是人工把我們頂死了”,但發達國家怎麽生產?蘋果的工人什麽收入?雙立人是德國生產的產品,照樣活下來了。所以,這個時候是一個觀念的問題,要認清形勢。當然,這一點國家也在進行部署,深化改革。然而,更重要的是什麽呢?是產業界、企業界、第一線怎麽認清楚現在這個形勢,抓住這個戰機。

所有優秀公司,都是在冬天謀劃、布局、投資,然後準備下一步的。等到別人看見的時候,就是5年以後的成敗得失,5年以後的市場份額,5年以後的風光雲影。

(周其仁: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文章轉自“華夏基石·洞察”,略有調整,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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